英國如何看待中國歷史

❶ 英國和中國歷史

英國的歷史大概就是從羅馬帝國時期盎格魯撒克遜人遷移到不列顛球群島建立了一些小王國開始的，一般來說是2000年左右中國嘛，有明確編年的歷史是從商朝的共和十四年開始的，至今3000多年了，但是有歷史記載的時間大概可推至5000年左右，即從三黃五帝時期算起。當然廣義的人口歷史可推到170萬年前的元謀人啦

❷ 西方如何看待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

騰訊文化原文
2015年9月11日，「中國的記憶、性別與變化」國際研討會在英國愛丁堡召開，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白馥蘭（Francesca Bray）教授做了有關「女性技術」的講座。她目前的研究領域，與三十多年前她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冊淵源頗深。
「我是女性主義者。」白馥蘭告訴騰訊文化作者。從這句話你就可以理解，她在1984年寫完《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冊後，為何堅持冊子只署自己的名字，而非與主編李約瑟聯合署名。
由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耗時近50年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次向全世界系統介紹了中國古代光輝的科技成就，成為全世界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里程碑。這套巨著的中心論題，即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當時參與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年輕學者很多，如唐立、孟澤思、卜正民、柯玫瑰，不少人後來走上了漢學研究道路。白馥蘭則選擇了社會人類學，開始研究科技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系。不過，幾乎在每本專著中，她都會提到李約瑟的名字。
但盡管視李約瑟如師如父，在學術問題上，白馥蘭毫不妥協。在充分認可《中國科學技術史》對中國和世界的貢獻後，白馥蘭指出，書中一些內容已過時，「李約瑟難題」是個偽問題。
白馥蘭 拍攝：崔瑩
圍繞此一話題，騰訊文化作者對白馥蘭進行了專訪。以下為訪談內容：
受李約瑟邀請參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
晚年的李約瑟
部分已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
騰訊文化：你是怎麼認識李約瑟的？
白馥蘭：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倫敦英中了解協會（SACU）組織的活動中。那是1965年的一天，我去聽他的講座。去聽的都是對中國感興趣的人。李約瑟對年輕人特別友善，不僅喜歡和他們講話，還會記住他們。後來我到劍橋讀書，仍不斷收到李約瑟組織的聚會的邀請函，這大概也和我學習中文有關。（註：白馥蘭在劍橋學了一年理科，後轉學中文。）
騰訊文化：李約瑟是怎樣一個人？
白馥蘭：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他一出現，就連樹上的鳥兒也會被他吸引下來，圍著他唱歌。他喜歡記筆記，會把筆記記在晚宴菜單、火車票或隨便一張紙片上。在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有一個個裝滿了他筆記的盒子。
他是很好的交談對象，會認真聽對方講述他們感興趣的話題。他是很棒的導師和顧問，能給你啟發。
騰訊文化：據你所知，李約瑟為什麼想寫《中國科學技術史》？
白馥蘭：李約瑟是一位優秀的生物化學家。上世紀30年代，3名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和李約瑟一起工作，李約瑟問：「中國有這么輝煌的歷史，是否在科技上有很多成就？」中國學生回答：「當然。」李約瑟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而且上了癮。
李約瑟本人信仰馬克思主義，是一群馬克思主義史學者中的一員。除了他，生物學家荷爾登（J.B.S. Haldane）和貝爾納（J.D.Bernal）也深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認為科學是社會的產物，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科學；科學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並非僅僅誕生於有優越感的西方學者頭腦。
李約瑟決定為中國科技史「正名」。抗日戰爭期間，他來到中國的甘肅和重慶等地，支持戰時中國的科學研究。在這一時期，李約瑟幾乎向遇到的所有人談論自己寫書的想法，對方會推薦一些報刊和書籍，或告訴他哪裡可以收集資料。他回英國後，就全身心地投入這個項目。他是憑著一腔熱情開始的。
1943年5月，李約瑟在四川樂山。當時他是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和英國文化協會駐華代表
1943年，李約瑟（二排左二）訪問遷到重慶北碚的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
騰訊文化：你是怎麼參與到這個項目中來的？
白馥蘭：本科畢業，媽媽說：「你學了理科，也學了中文，該去問問李約瑟未來你該做什麼，他一定會給一些好建議。」我就去了。
他說：「正好，我們剛要組織人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還沒有人寫農業冊，你願意寫嗎？」我說我對農業一點不懂。他說：「你可以學啊！」一周後，我就坐在他的辦公室，和他一起工作了。
力爭單獨署名權並首獲成功
白馥蘭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冊
騰訊文化：寫農業冊時，你是否按李約瑟要求的思路來？
白馥蘭：寫這本書時，我注意到一些由不同因素導致的變化，比如文化導致的景觀變化。我通常會漸進式地思考。但李約瑟不這樣——他把學識分門別類，歸納成不同的主題和次主題，然後據此寫作。
寫農業冊之前，李約瑟給我一個清單，上面列著需要寫的名目（當時他對農業不怎麼感興趣，對醫葯和煉丹術特別感興趣）。當意識到我想寫的和他的要求不一致時，我告訴他，我把單子上的名目改了，他說好。
我看過一些中國的農書，發現它們的結構很值得借鑒，就問李約瑟能否採用農書的結構。他回答：「可以啊，多麼好的主意啊。」他根本不幹預我的寫作，會看我寫的東西然後說：「寫得很好！」
騰訊文化：當時參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的還有很多年輕人。
白馥蘭：李約瑟將一群充滿熱情和才華的年輕學者聚集到了一起，他們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撰寫貢獻了各自的力量，也受到這個項目的啟發和鼓舞。這些人中，後來最出色的是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他是研究明朝和耶穌會的專家。其餘的漢學家包括唐立（Christian Daniels）、孟澤思（Nicholas K. Menzies）和柯玫瑰（Rose Kerr）等。
騰訊文化：《中國科學技術史》由很多人協助撰寫，但有些人並沒有署名。聽說你也是通過力爭才獲得署名。
白馥蘭：當時我的先生開玩笑說：「你可不能讓李約瑟得逞！」可能李約瑟沒怎麼想過這個問題。他可能認為大家是一個團隊，而他是一名科學家——在科研工作中，通常都由首席研究員署名，無論他是否參與具體工作。
但對人文學科而言，情況就不同了。事實是，這冊書完全是我一個人寫的，李約瑟沒有寫，不該是李約瑟單獨署名，或李約瑟和我聯合署名。應該只署我一個人的名字。我不得不去爭取這個權利，而且我成功了——我是第一個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分冊中只署我一個人名字的作者。在我「破例」後，後來的作者也這樣署名。
騰訊文化：聽起來是很棘手的一件事。
白馥蘭：當然。當時有一種說法：「你們這些年輕人，就想利用李約瑟的項目讓自己出名！」
騰訊文化：之後你是否和李約瑟有更多的交流？
白馥蘭：在完成那冊農業書之後，我們反倒成為更好的朋友了，彼此再也沒有什麼不愉快。
我很愛李約瑟，他就像是我的父親。每次去劍橋，我一定會去看他。1997年，我的書《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出版，在書的首頁，我寫了「將這本書獻給李約瑟」。不幸的是，當時李約瑟已經去世。
「李約瑟難題」是個偽問題
騰訊文化：《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是1954年出版的，當時中國在國際社會被孤立。那時的東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李約瑟和他的書？
白馥蘭：李約瑟為中國的科技文明史「平反」，中國人都很高興。他的研究也有了特殊的政治意義：他對中國科技史的認可，和中國希望本國的科技發展史被世界認知的願望完美結合在一起。但嚴謹的中國學者對這套書抱著「一分為二」的態度，既有認可，也有質疑。
1964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了李約瑟夫婦。資料顯示，1976年，毛澤東還要了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到三卷閱讀
而在之後的很多年，美國都拒絕李約瑟踏上美國國土——他被視為「危險的共產主義煽動者」。
在歐洲呢？學者們常常帶有批判精神，但普通大眾都感到很開心，甚至驚喜。李約瑟是非常棒的作者，知道如何吸引讀者對科技史產生興趣。當時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書的書評里，這本書被認為是繼弗蘭西斯·培根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之後最傑出的讀物。這讓一些平時對科技史或中國不感興趣的讀者也開始讀這書。
騰訊文化：在讓西方大眾理解中國方面，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
白馥蘭：是的。北京2008奧運會開幕式上展現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尤其是「四大發明」。弗蘭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過這些發明，但他不知道它們從哪裡來。
這樣看來，李約瑟採用了一個「討巧」的概念——他首次提出「四大發明」的說法，稱這些改變世界的巨大發明都來自中國。他幫著推廣了這「四大發明」。
《中國科學技術史》讓李約瑟一舉成名，他對自己的研究出發點和研究框架從未更改過。假如有人批評他的觀點，他會毫不猶豫地和對方辯駁。
騰訊文化：在1950年代之後的大多數西方學者看來，《中國科學技術史》對中國古代文明的介紹是客觀的，還是過分拔高的？
白馥蘭：這取決於哪個時期。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整整一代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對李約瑟的項目充滿懷疑。他們認為，「科學技術」主要是西方人對科學、知識和價值等的觀點，中國沒有對應的詞彙。很多人攻擊「李約瑟難題」，也攻擊李約瑟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框架。
在今天，大多數嚴謹的學者會認為，書中的細節很重要，很令人興奮，很有揭示力，但是有些內容已經過時，尤其是關於早期現代中國植物學和物理學的內容。
他們還認為，李約瑟所提出的「漸進式地邁向現代化」的觀點是錯誤的。「漸進式地邁向現代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是不斷進步的，文明的演進最終將百川歸海，所有社會都會逐漸達到「現代化」的目標。
騰訊文化：也就是說，「李約瑟難題」是個偽問題？
白馥蘭：是的。「李約瑟難題」問的是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言外之意是，歐洲人認為自己是文明和先進的；非歐洲人是落後的，不具備足夠的智慧和社會常識。這種觀點將西方近代科學的成就作為潛在的參照標准。
這樣思考會導致：一、將中國科技文化的發展情況和西方近代科學的各學科做比較，卻令雙方都脫離了各自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二、把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作為人類進步的一種自然結果，以歐洲經驗作為判斷中國發展的依據，武斷地認為任何偏離都是失敗。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李約瑟的第一卷《中國科學技術史》出版後沒多久，歐洲歷史學家自己都開始質疑歐洲的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算不算革命。也就是說，「李約瑟難題」的參照物本身都可能有問題。
當然，通過設問「為何資本主義沒有在早期現代中國發生」「為何中國沒有發展西方模式的工業」，我們也能了解很多關於中國社會的情況。但就中國而言，這並非是有效的研究歷史的方法。我們現在要關注的是在中國不同的歷史階段，什麼知識被來自不同群體的中國人所需要。研究這個問題，不需要把中國的科技史和西方的現代化做比較。
從性別視角研究古代中國
騰訊文化：李約瑟去世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情況如何？
白馥蘭：目前《中國科學技術史》共出版了7卷，每卷包括數個分冊（3冊或6冊），有些卷冊至今仍在編撰出版中。李約瑟去世後，這個項目由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負責。
騰訊文化：目前西方世界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狀況如何？
白馥蘭：學者們不再對探尋人類進步的某些事實感興趣，而是對「某種事實為何發生、如何發生在這樣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下」感興趣。越來越多的哲學史、文化史和宗教史學者採用這樣的視角。
我注意到，有些學者開始採用新方法研究中國科技史，並獲得認可。比如德國漢學家薛鳳（Dagmar Schafer）教授的著作《萬物工藝》，研究的是宋應星和他的《天工開物》。這本書獲得了美國科學史學會的輝瑞獎和美國歷史學會的費正清獎。
在過去，如果你寫關於中國科技的書，關注的人非常有限——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和研究科學的學者都不會讀。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越來越有成就感。
白馥蘭的《技術與性別》中文版
騰訊文化：你的《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一書曾在中國出版，它關注的是從宋代到清代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技術。這一研究方向是從《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冊延伸的嗎？
白馥蘭：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業冊中，我並沒有採用性別的視角。寫完那冊書後，我在馬來西亞做了1年田野調查，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看他們如何種地，如何做決定，觀察國家政策對他們意味著什麼。我對科學技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越來越感興趣。我對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科學技術」也很感興趣，比如女性如何操持家務。
後來一位同事（她是女權主義者）對我說：「你也可以研究中國女性。」受其影響，我開始以性別為研究視角，完成了《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我選取家庭生活空間、女性的紡織生產、生育三方面研究。這是女性主義史學研究的一部分，美國學者蘇珊·曼（Susan Mann）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白馥蘭新書《大米：全球網路和新歷史》
我還對大米研究感興趣。今年3月，我主編的《大米：全球網路和新歷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它是我1986年著作《大米經濟：亞洲社會的技術和發展》的「續篇」，其中有兩個章節從社會人類學角度，分析大米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❸ 為何一些英國人輕視中國歷史上的「乾隆盛世」

英國人看不起「康乾盛世」是源自他們對康乾盛世的實際觀察。

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使歐洲人著從蒙昧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歐洲人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歐洲人熱衷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甚至還有聖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然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徹底打破了之前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崇拜。

從此，18世紀盛行於歐洲的關於中國強盛富庶的看法開始改變 ，英國人開始認識到清朝的虛弱，斯當東的兒子小斯當東當時也一道訪華，幾十年之後就是他強烈主張對中國動武，發動了鴉片戰爭。

❹ 英國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什麼影響

1.經濟上，對中國進行原料掠奪和商品輸出，使中國捲入資本主義市場，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地社會。
2.政治上，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侵犯中國主權，使中國主權遭到破壞，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
3.隨著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的主要任務，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4.同時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思想，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

❺ 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 pdf

自海通以還，新學漸興，域外學術書籍譯介遂成近代中國「輸入學理，再造文明」（胡適語）之重要途徑；而對外國學者中國史研究著述的譯介，不僅有益於學術的繁榮發展，更有助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國外中國史研究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幾十年來（特別是近20年）對其譯介雖多，終也只能是「取一瓢飲」，因此這種譯介的態度和選擇標准本身小而言之實際又是學術變遷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說是時代、社會變化的一種折射，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本文不擬對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的豐碩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論，更非具體的書評書介，僅想對這種譯介在不同時期的主要特點、對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響和意義等試作初步研究概述，難免掛一漏萬，誠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權的更迭，而是從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到上層建築深刻而全面的巨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反過來又會影響經濟基礎，因此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動要求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學術」屬上層建築．所以對舊有的學術進行「改造」就「勢所必至」了。由於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認識與中國革命關系重大，所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革命戰爭年代就已相對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識分子中，這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學派。這樣，以前者改造後者，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自然成為這一領域的中心任務，對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自然也不可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對此意圖，當時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幾乎都有明確的說明。《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此書一是因為該書的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資產階級學者奉為圭臬之作」，現在「不要忘記這些謬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曾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思想界。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①丹涅特著《美國人在東亞》、萊特著《中國關稅沿革史》、約瑟夫著《列強對華外交》、威羅貝著《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伯爾考維茨著《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譯者「前言」或「後記」，都毫無例外地鄭重聲明了這一點。

在當時百廢俱興的歷史條件下，就數量而言，翻譯出版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並不算多。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組織選譯的絕大多數著作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度的嚴肅認真。例如，直到現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仍是被國內中外關系研究者引征最頻的著作之一；《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一書在整體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義的是，當時代環境發生變化後，這些譯著的學術性便立即顯示出來，為一些相關學科在新時期的迅速發展打下一定基礎。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對蘇「一邊倒」，各學科都在自身建設方面競相翻譯出版「蘇聯老大哥」的有關著作作為「教科書」，並奉為「典範」時，有關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卻翻譯出版極少，更無被視為「典範」之作。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中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派當時即已相對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方法，無需像其他不少學科那樣匆忙照搬蘇聯的「教科書」。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對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分析、批判言辭也日趨激烈，這種「譯介」更明確被提到「了解敵情」、「興無滅資」、「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2卷）和《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近120萬字，選譯了從19世紀末葉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仍有影響的英、美、法、德、日等國數十位資產階級學者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近代經濟及文化問題、中外關系、農民戰爭、邊疆危機、中國革命、國共斗爭……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在長達萬言的「序言」中，選編者對近百年來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中國研究狀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對各種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政治批判，並進一步申明了編譯的目的：「我們選譯這些資料，即是為了了解敵情和提供反面教材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我們從這些資料里可以進一步認清學術思想領域內，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真面目，認識帝國主義通過文化侵略毒化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藉以激發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上主義的斗爭，並且從斗爭中清除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史學界的流毒和影響，壯大歷史科學隊伍，團結一切愛國的歷史科學工作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別是它的中後期，有關俄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蕪的學術園地中突然「一花獨放」，翻譯出版了一大批。這種「一花獨放」，完全是由於「反修」斗爭和中蘇邊境沖突的需要。齊赫文斯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的中譯本「出版說明」寫道：「本書炮製者以極其卑劣無恥的手法，全面、系統地偽造近代中國歷史」，「惡毒誹謗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斗爭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這篇個到5000字的「說明」充滿了「恬不知恥」、「瘋狂攻擊」、「秉承其主子出意旨」……這樣一些幾近謾罵的文字，並認定這部書的目的是「妄圖否定毛主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學論斷，否定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③當時的「時代精神」可說盡在其中。而有關中俄邊境著述的譯介更多，由於這些譯著以資料、回憶錄為主且限於本文篇幅，恕不細述。但是這些翻譯為後來的中俄關系史研究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基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中美關系在1971年開始解凍，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也在「供有關部門研究中美關系時批判和參考之用」的名義下，由商務印書館組織翻譯出版。

（二）
「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開始，沉寂已久的學術開始復甦，由於較長時期的自我封閉，學界對國外學術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這種形勢，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譯介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而開風氣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則為中的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國門初啟的1980年創辦的不定期刊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刊編者在創刊號中明確表示其「目的在於及時介紹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情況，了解外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動態，溝通中外學術交流」。承認「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於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④從「了解敵情」、「反面教材」……到「溝通中外學術交流」、彼此平等地「進行商榷或爭論」，承認自己多有不足、曾經「閉目塞聽」……這種轉變是巨大的、根本性的。這篇「編者的話」雖只短短400多字，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代的新精神，亦說明所謂新時期確非虛言泛論，而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變化。後人或許很難想像，這種平實如常的語言所說的本是最「平常下過」的道理、然而實際卻是那樣地「不平常」，因為它是那樣地來之不易。這種態度，可說是新時期譯介的代表。從1980年創刊到1995年終刊，《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5年來共出版27輯，發表了40O余篇近80O萬字的譯作。其中有國外學術期刊的論文翻譯，也有著作摘譯，文種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諸多語種，以較快的速度、較為全面地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外部世界的有關信息，對學術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對學術發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卻因種種原因不得個於幾年前停刊，學界至今仍咸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從1990年創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國外有關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關譯介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其中影響較大的譯叢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陸續出版的有美國學者魏斐德著《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孔飛力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從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費維愷著《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錦江著《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系》、施堅雅著《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英國學者楊國倫著《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與近代中國有關的譯著有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著《中國：傳統與變革》、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格里德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郭穎頤著《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史華茲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柯文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杜贊專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O―1942年的華北農村》、艾愷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張灝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一1907）》、任達著《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周策縱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蕭公權著《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收有譯著《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美國學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代中國的思想遺產——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日本學者近藤邦康著《救亡與傳統》。

其他譯著更是難以勝數，對不同專業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另外費氏的《美國與中國》不斷重印，《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都翻譯出版。還有美國學者石約翰著《中國革命的歷史透視》、史景遷著《天安門》、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以及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著《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等。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美國學者郝延平著《中國近代商業革命》、《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劉廣京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1862―1874）》、日本學者中村哲著《近代東亞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美國學者珀金斯著《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黃宗智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楊格著《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法國學者白吉爾著《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周錫瑞著《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著《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著《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著《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著《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英國學者貝思飛著《民國時期的土匪》、加拿大學者陳志讓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蘇聯學者卡爾圖諾娃著《加倫在中國，1924―1927》、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賈比才等著《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論文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等。

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譯著主要有英國學者季南著《英國對華外交（1880―1885）》、美國學者李約翰著《清帝遜位與列強（1908―1912）》、威維爾著《美國與中國：財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羅·威爾遜與遠東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菲斯著《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華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科爾著《炮艦與海軍陸戰隊——美國海軍在中國（1925―1928）》、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柯偉林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包瑞德著《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布賴克福特著《卡爾遜與中國》、凱恩著《美國政治中的「院外援華集團」》、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謝偉思著《美國對華政策（1944―1945）》、日本學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蘇聯學者鮑里索夫等著《蘇中關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伯納爾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盧茨著《中國教會大學史》、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法國學者衛青心著《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兩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譯著主要有美國學者德雷克著《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黃興與中國革命》、麥柯馬克著《張作霖在東北》、日本學者松本一男著《張學良》、蘇聯學者普里馬科夫著《馮玉祥與國民軍》、英國學者施拉姆著《毛澤東》、美國學者特里爾著《毛澤東傳》、邁斯納著《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弗思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等。
以上僅是一個極為粗略的鳥瞰，但從中卻足可看出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在這20年中的繁榮盛況，確實起到了「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的作用，對這期間中國近代史學界學術的活躍和發展起了不能忽視的推動作用。

（三）
這期間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的影響、促進是多方面的。當然，學術的變化、各種新觀點的產生總體而言自有更為深刻的社會與學術自身的背景和原因，這種「譯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於本文的任務只是分析這種「譯介」的作用，不必對其他背景與原因作深入探討與詳細論述，故祈讀者勿因此而以為筆者認為新時期的種種新觀點完全是這種「譯介」外在作用的結果；同樣，對各種新觀點本身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評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故本文亦僅限於客觀論述「譯介」對各種新觀點的影響和作用。大體而言，這種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新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爭論的觀點是從現代化（本文中「現代化」與「近代化」二詞意義相同，根據行文需要選擇使用）的角度，而不僅僅或主要不是從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史。「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總序」明確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過強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華文明將難以找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收入本叢書的譯著，大多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接觸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反應」模式是西方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學派。這一模式認為「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中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化史的動力完全來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戰，因此「19世紀之前使得中國如此偉大的東西，恰恰被證明也就是後來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實現現代化轉換的東西」。「中國作為『中央之國』，其自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運轉體系，以長期未受到外來挑戰而聞名於世」。但也因此「直到現代挑戰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門口之時，都未能領悟到這種挑戰的性質」，因而錯過了現代化的時機。⑤新觀點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從中國近代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探討現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的侵略帶來的不同（廣義的）文化的「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引起的中國社會的變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結論。在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洋務運動自然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興辦洋務的最初動機則無足輕重，也因此才會在80年代形成洋務運動研究熱。同樣，一些研究者對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前的經濟狀況也作了更為客觀的研究。

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共領域等是近些年美國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並有激烈的爭論，而近年中國的有關研究，如對晚清商會、自治社團或組織、地方精英、公共機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明顯受此影響與啟發。甚至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種觀念提出質疑、反對意見的，其基本「理論資源」也還是來自美國學界的不同觀點，亦見其影響之深。

由於主要地不是從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而是從中西文化沖突、互補（在近代中國實際幾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國文化的單向流動）的角度出發，不少研究者更側重於「買辦」、「租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意義。同樣，傳教士、教會學校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傳播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強調與重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或曰文化背後的社會意義，是近些年來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學術觀點、方法和思潮，《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和《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便是這種新範式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代表作。前者對19世紀山東省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區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對魯西北地區的民間文化，如社戲、話本、宗教、廟會、集市、尚武傳統、中西文化沖突的歷史等都作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魯西北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傳統之間由多種原因「互動」的結果。後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以華北農村為例，詳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諸如商業團體、廟會組織、宗教、神話等深入社會底層的，如「龍王廟」的實際意義是掌管水資源的分配，鄉紳關注「關帝廟」是將其。既作為國家的守護神又作為地方的保護者。這兩本書對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如傳統文化與義和團的關系，廟會的社會文化意義、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在中外關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被納入近代國際體系的過程當然是國家主權受侵犯的過程，是被殖民的過程，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破除「華夏中心」的過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觀念、制度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幾十年前的「侵華史」已漸為現在更加中性的「中外關系史」所取代，雖只一名之興替，卻也可略窺學術之變化，表明研究的「理論預設」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獲研究的「唯科學本義」開始被研究者注意，對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觀，已從「政治批判」轉入「學術研究」，這反映出「譯介」的影響。《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了與五四遺產》一書中對「啟蒙」與「救亡」關系的探討，使中國思想、學術界深受啟發。從70年代後期起，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傳統」與「現代」互相對立的模式漸為新的現代化理論所取代，即「現代」從「傳統」中發展而來，應更加註重承繼、利用種種傳統資源。《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更側重對近代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激烈」「全面」反傳統思想的負面作用進行分析，在80年代中後期「文化熱」、「激烈反傳統」思潮再度產生的背景下，該書的翻譯出版確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該書實際為90年代因種種原因而異軍突起的「文化保守主義」作了重要的理論鋪墊。
在人物研究方面，《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將孫中山個人與社會環境緊密結合起來考察，突破了以往人們譏稱的「孫中心」框框。《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對以往注意不夠的黃興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細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討，促進了有關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兩書均在國門初啟時翻譯出版，當時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對李大釗思想與民粹主義的關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啟發了關於民粹主義對中共其他領導人思想影響的研究，這種研究直到現在仍引起熱烈的爭論。相對於國內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於政治人物，國外對「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較重視，如對梁漱溟、丁文江、錢穆、洪業等都有研究專著，這些專著的譯介對國內有關研究有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簡言之，50年來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譯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一樣走過了曲折發展的過程，現在確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在這種繁榮之下卻仍有不能忽視的隱憂，即譯作的質量有每況愈下之勢，一些錯譯、誤譯反而起了學術的「誤導」作用，倘長此以往，會使人對所有「譯介」的准確性都產生懷疑，終將使這種學術發展必不可少的「譯介」本身受到嚴重損害。提高譯作質量，是譯介者的當務之急。當然，每個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是，在如此多樣化的譯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擷其精華而不是食洋不化，機械照搬。而這，卻是更加艱難，也更加重要的。

注釋：
本文寫作中承蒙曾學白女士幫助搜集部分資料，謹表謝忱。
① 邵循山：「中譯本序言」，〔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頁。該書第2卷、第3卷均為張匯文等譯，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編譯組編譯：《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論著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4頁。
③ 「出版說明」，〔蘇〕齊赫文斯基上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俄語系翻譯小組譯：《中南近代史》上、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6頁。
④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主會科學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羅茲曼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頁。

❻ 丘吉爾是如何看待中國的

丘吉爾對中國的態度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改變的。因此他的看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二戰階段

當日軍進攻緬甸，欲切斷盟軍國際交通運輸線時，英國急需中國出兵緬甸。因此，丘吉爾對中國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認為，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英國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緬甸如喪失，那就慘了。這樣會使我們同中國人隔絕，在同日本人交戰的軍隊中，中國軍隊算是最成功的。

第二階段：二戰結束階段

二戰即將結束時，丘吉爾擔心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會分割美、英的利益，於是便改變態度，竭力壓低中國的國際地位。

他認為不應把中國看作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也不應把中國軍隊同美軍、蘇軍相提並論。他甚至刻薄地說：「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

第三階段：新中國成立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英國以丘吉爾為首相的內閣首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他在任首相期間，用盡一切手段阻止香港回歸中國。

對於中英合作的緬甸戰役，丘吉爾評價說：「在同日本人交戰的軍隊中，中國軍隊算是最成功的。」可即便如此，內心充滿著帝國驕傲的丘吉爾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的看法，他認為中國人是落後的。

(6)英國如何看待中國歷史擴展閱讀

對丘吉爾的評價：

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帶領英國人民取得偉大勝利的民族英雄，是與斯大林、羅斯福並立的「三巨頭」之一，是矗立於世界史冊上的一代偉人。

《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說：「今天，溫斯頓·丘吉爾不僅是英國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們的堅強領袖。不僅英國人，整個自由世界都對他無比信任。」還值得注意的是，丘吉爾是有名的頑固反共人物。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在處理對蘇關系問題上，他以一個傑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氣和高度靈活性，從英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完成了英國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歷史性轉折，毫不猶豫地與蘇聯結為盟國，使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了統一戰線，從而保證了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斯大林稱贊丘吉爾是「百年才出現一個的人物」。

丘吉爾還可以稱之為預言家、發明家、戰略家、外交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對未來戰爭中的一些重大技術發展所作的預見後來都變成了現實；他以超乎尋常的驚人敏感和極大的勇氣，冒著和平主義浪潮的巨大壓力和「在政治上幾乎有被消滅的危險」，一天也不放棄向國人發出預言式的戰爭警告，使英國人做好了戰爭來臨的精神准備。

他在用雷達偵察來襲敵機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對此問題的研究。他因動用海軍經費改進和大量建造「陸地行舟」，使輪式裝甲汽車演變成為威力巨大的現代坦克而被尊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定了「二戰」中的許多戰略計劃。他親自有意培育了在當時乃至後來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關系。總之，丘吉爾是一位人生內涵極為豐富的傳奇人物。

連他政治上的對手也說：「丘吉爾是大家一致認為永遠不能成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樣也是在這危急關頭獲得大家一致歡迎，認為是唯一可能出任領袖的人。」「人們不能不喜歡他，他的才能與朝氣是無與倫比的。」

丘吉爾的聲望沒有因為他的去世而絲毫的暗淡。時至今日，丘吉爾依然被大多數英國人看作是最偉大的首相。在2002年由BBC主辦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票選活動中，丘吉爾高居榜首。

丘吉爾在世人心目中已成為英國人民英勇不屈的斗爭精神的集中象徵。

❼ 英國學者：如何理解當代的中國

在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圈裡，馬丁·雅克是個不大不小的另類分子。他擔任過英國共產黨雜志的編輯，在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的多所大學任過教，讓兒子從5歲開始學習中文。最主要的是，他堅信，中國總有一天會統治世界，而那時世界會變得不一樣。 他甚至寫了本名叫《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書。 雅克為英國廣播公司（BBC）錄制了4期專題節目，探討中國的獨特之處、解讀關於中國的迷思、設想中國的發展和未來。他將「觀察心得」通過電波傳播出去，命名為《理解當代的中國》。 要看中國，首先摘掉「西方眼鏡」 由於馬丁·雅克對中國興趣濃厚，他兒子拉威從5歲開始學習漢語，持續至今已經10年。雅克說，這個過程並不輕松，「需要豐滿的錢袋和奧林匹克運動員的毅力」。拉威就讀的學校開設了法語、西班牙語、德語、拉丁語甚至古希臘語課程，但沒有中文。即使現在，中文課仍然像課外活動一樣，被安排在午休時間。 雅克覺得這反映了英國人對中國的忽視，以及對中國巨大影響力的後知後覺；至於錯判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堅持戴著西方的眼鏡看待中國。「兩百年來，西方社會將自己看作世界其他地區的榜樣。但中國一直與我們不同，未來也不會成為西方的翻版。」 西方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理解中國。「不是以我們的方式，而是以他們的方式。」馬丁提出，必須以中國現在和曾經的方式理解她，而不是以西方固有的歷史、文化、制度和價值觀。「如果按照這種方式，中國永遠不會『通過考驗』。這種方式其實是我們的孤芳自賞，而對真正的中國缺少好奇。」 拉威學習中文的過程雖然艱難，卻小有成果。雅克說，花在學中文上的時間幾乎是學習一門歐洲語言的兩倍；學習中文的過程就是在理解中國的思維方式，進而擺脫西方固有的優越感、傲慢和預設。固守西方價值觀和評判標准，會越來越不理解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並且越來越覺得無法與中國對話。 雅克說，對待中國，需要的是尊重和謙虛。 文明國家VS民族國家 這個光頭、戴眼鏡，總是笑眯眯的男人，曾經多次對媒體表示「我實在對英國和整個西方文明厭倦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厭倦西方文明在歐洲國家很流行。 1993年，他首次接觸中國，「只是出來度假兩周半，完全沒有大計劃」。但在廣州、香港等地的游覽使他震驚地發現，「這些地區要麼已經現代化了，要麼正積極向現代社會轉變」。 但是，「中國式現代社會」骨子裡又與西方千差萬別。「西方多數是在同一民族基礎上形成的憲法制國家，而中國是通過使異族歸化而形成的文明國家。」他說。 將「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作為中西方差異的出發點，正是雅克理論的核心。 貫穿西方歷史並且影響歐洲進化的民族國家概念，或多或少成了普世概念。中國自稱民族國家也有近百年歷史了。 雅克卻認為，100年不算短，與2000多年的文明相比卻不算什麼，在歷史中，中國並非民族國家，而是文明國家。從本質上來說，今天的中國仍然是文明國家。 在BBC的節目里，雅克用香港回歸作為論據。「1997年前後，很多英國人不明白『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多數人認為回歸後的香港很快會與大陸毫無二致，但16年過去了，這樣推測的人都錯了。」香港的法律和政治都與大陸不同，中國的確是在踐行一國兩制。 「為什麼我們當初不相信中國人？因為我們是民族國家，按照民族國家的方式思考。」 1990年德國統一，東德消失不見，統一的德國成為西德的延伸，這就是民族國家的本質：同一個國家，同一種制度。雅克指出，用這一原則來治理中國這樣規模的文明國家是不可能的。在20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按照一個國家多種制度運行，對中國來說，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統一的主權。 他認為，如果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取代民族國家成為世界的潮流，那麼世界將會更加多元。 而文明國家也是理解中國其他方面的關鍵詞。「我們很難想像，超過90%的中國人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民族。」雅克解釋道，中國的民族認同來自民族融合的過程和文化的自覺。定義中國人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於文化成就的驕傲。因此，漢文化是將多數人凝聚起來的核心。而這種現象的不足之處，就是對於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忽視與不尊重。 為中國的未來論戰 中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變動得都快，但與此同時，卻享有與歷史獨特的親密延續。雅克說，他在中國時總為這樣的矛盾感到有趣。 「如果北京的計程車司機引用3000年前的名言警句，千萬不要驚訝，悠久的歷史就反射在現實的鏡子中。2500年前的儒家理論仍然在塑造今天的社會態度，比如和諧、穩定、秩序，以及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的理念。」 雅克認為，中國人將姓寫在名的前面並不是巧合，這反映了家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在國內享受如此高的權威，因為它是中華文化的代表和衛士。「中國人與西方人不同，他們不是因為支持左派或者右派政黨而支持政府，他們把政府看作家庭之長，因此對中國人來說，政府不是外部力量，而是家庭文化的延伸。」這種習慣在外國人看來非常有趣而神奇。 雅克認為中國比西方更加民主，這讓他在學術界備受攻擊。僅2013年，就有十幾篇論文和媒體評論批評他「痴人說夢」。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中國觀察家威爾·霍頓與雅克私交甚篤，卻跟他打了10年筆仗。雅克自稱，在關於中國的問題上，「我們基本上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達成共識」。 如果中國成為超級大國？ 2012年，雅克在北京參加外交部活動，結識了一群年輕的中國外交官，他們熱衷於討論中國應在全球政治中採取怎樣的外交政策。這個問題也引起了雅克的好奇。「如果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會是怎樣的？」 有人將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稱為新殖民主義。然而，歷史上中國從未拓展過海外殖民地，海外領地是歐洲的「愛好」，亞洲惟一對此感興趣的是日本。15世紀的中國具有殖民東亞的能力，但那不是中國的選擇。 這並不說明中國忽略她的鄰居，相反，在幾個世紀里中國都掌控著那些鄰國。歷史證明，中國與東亞之間的朝貢體系非常穩定，至少持續了2000年，到1900年前後才宣告解體。 朝貢體系曾是中國歷史上處理國際關系的主要方式。作為上邦大國，中國君主習慣將自己作為世界中心，而東亞國家接受中國的優勢地位，定期朝賀上貢，作為回報可以進入龐大的中原市場。這種方式與西方慣用的殖民主義截然不同。 雅克的疑問是，這個模式會回來嗎？ 雅克說，西方與中國的一個共同點，是都認為自己的方式具有普世價值，本國是其他國家的榜樣。「對於歐洲和後來的美國來說，我們遠渡殖民地，輸出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我們的語言、教育和宗教強加於人。但中國人選擇呆在家裡，他們相信中國是世界中心，有最先進的文明，因此為何要到遠方去，進入蠻夷的陰影中呢？鄭和7次下西洋是為了彰顯中國的國力，而不是為了征服。」 他認為，中國不肯外擴的另一個原因是領土面積太大，人口、文化構造太復雜，治理好國內已經很困難了。因此中國最大的優先順序是保持國內穩定，此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歷史告訴我們，一旦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會有所不同。」在雅克看來，西方歷史上就有擴張性和侵略性。歐洲史是一部沒完沒了的戰爭史，到了殖民年代，戰爭又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將自己的方式強加於人是歐洲的精髓，而美國原封不動地繼承了這一精髓。」 在這個英國人眼中，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後不會這樣做，中國領導人對於統治世界的興趣小得多，更關心維護國內政權。而在中國的新領導人執政綱領中，重點也是國內問題而非國際問題。 因為「厚愛」中國，雅克被稱為「挺中派」代表。」

❽ 英國網友熱議：為什麼古代的中國沒征服世界

英國網友熱議這話題，表明他們了解一點中國古代史，但顯然不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性格。他們在哪個網站熱議？讓我們去加入討論告訴他們：古代中國雖然是世界最強，卻沒有徵服世界，首先是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愛好和平。所以中國有個流行語叫」和為貴「。所以中國周邊有那麼多小國存在，其中有的還屢屢對中國發動過侵略，但中國仍然與它們和平共處。對了，和平共處這詞也是中國人發明的。世上其他列強都奉行弱肉強食法則，只有中國例外。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比如對世界的認識。中國古人認為中國就是天下，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的對方都是蠻荒之地。西方人喜歡離開故土，去遠征蠻荒之地。中國從來不願意離開故土，更不原意去與別人打仗。中國從不主動對別的國家或民族發動戰爭，只有受到侵犯時才會反擊。還有一個認識上的原因：中國古代帝王都把萬國來朝視為最高境界，如果征服了別的小國弱國，哪來的萬國來朝呢？

❾ 英國與近代中國的史實

高中歷史老師回答您
英國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最早開展和完成工業革命，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也是英國最早發起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鴉片戰爭，使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英國的工業革命迅速蔓延到法國、美國、日本等等國家。英國後又隨同或縱容其他後起工業國家發起一系列侵華戰爭，比如英法發起，美俄趁火打劫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步步將中國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另外，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還一起與中國國內反動勢力一起干涉中國革命。比如，聯合絞殺了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干涉辛亥革命，推出代理人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果實；干涉國民革命，推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宣告失敗……這些種種，英國都難逃干係。

❿ 英國李約瑟博士是如何認為中國古代的整體有機觀的

對於中國古代的由陰、陽結合而構成天、地、生、人系統的整體有機觀，英國李約瑟博士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總結說：「中國人的科學或原始科學的思想包含著宇宙間兩種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陰和陽……大多數歐洲觀察家都指責它是純粹的迷信，阻礙了中國人真正科學思維的興起。不少中國人，特別是現代自然科學家，也傾向於同樣的意見。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實上古代和傳統的中國思想體系，是否僅只是迷信或者簡單地只是一種『原始思想』，還是其中也許包含有產生了那種文明的某些特徵性的東西，並對其他文明起過促進作用。」

李約瑟博士所提出的疑問與思考，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事實上，李約瑟博士對中國古代的這一天、地、生、人系統的整體有機觀曾予高度評價，他說：「在希臘和印度發展機械和原子論的時候，中國則發展了有機的宇宙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