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商人為什麼救難民

1. 移民解惑：這些人為什麼冒著生命危險都要移民英國

主要原因就是：
1. 英國是英語系國家。大部分難民的第二外語都是英語，所以相比其他歐洲國 家來說，英國是一個語言無障礙的居住地。
2. 英國是經濟大國，就業機會多，薪資高。英國雖然國土面積不大，但是因為有倫敦這個全球的金融中心在，所以也無形中拉動了整個英國的經濟。很多公司都喜歡在英國設立分公司，或直接將總公司設立在英國。而且英國的本土企業也是日益增多，這也意味著英國的就業機會也很多，難民即使偷渡來到英國，也可以在各種渠道找到工作。
3. 英國是福利大國，英國除了全面免費醫療外，還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補助。這也是很多人想要去到英國的原因。
4. 英國的頂尖教育。英國一共有100多所大學，還有很多知名的中小學，為全球的各個行業輸送了很多人才。
5. 英國的多元化。外國出生的居民人數已達到英國常住人口的13%,其中出生在波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最多。其中倫敦的民族組成則更加多元化，常住人口中出生在外國的佔37%。

2. 鴉片戰爭後，英國人要求「五口通商」，為何只有上海快速崛起

所謂「五口通商」，是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通常口岸。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欽差大臣耆英和英國侵略者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關英侵略者軍艦上，簽訂了《南京條約》，自此，中國成為了半殖民半封建國家。

五個通商口岸里，其他四個都是省會或大城市，唯有上海是一個縣城。而之後的幾十年裡，上海以驚人的速度崛起，成為東亞第一大城市，國際大都市。而其他四大城市，或者因為自身發展，或者因為國內環境，在內憂外患下紛紛衰落。

自從上海成為通商口岸裡面，這里最先接觸到外來文化。文化的碰撞，產生了思想和社會的繁榮。

國際企業、先進技術、現代生產、現代管理、跨國交易、海外留學。種種新奇且有效的東西，使得上海先於全國，而迅猛發展。

以上三個因素影響下，上海成為了國家大都市、東亞第一大城市。

但其中最終於重要的要素，還是第一個原因，中國本身的地緣改變。

過去的幾個世紀是海洋的世紀，19世紀中國落後於世界，於是中國內陸成為了沒有希望的地方。上海得以躍升。

而今天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計劃，洲際高速鐵路實施。過去的海洋時代又逐漸轉向大陸時代，歷史的天平再次傾斜。

根據歷史的經驗可以預見，未來的上海，在中國的地位會相對地降低。內地會有一大批城市崛起，如南京、杭州、武漢、鄭州、成渝等。

3. 為什麼說英國的窮人過著大爺的生活

英國窮人的生活似乎並不十分悲慘，而且很有營養。這家廢品店能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如果你很窮，你一輩子都買不到新衣服，但你仍然可以穿70%的新衣服和皮靴。便宜的商店比比皆是，具體來說：一盒10個雞蛋，0.59磅；一罐桃子，0.09磅，摺合人民幣1元；一袋800克麵包，0.15磅；一桶牛奶，0.84磅一個人一個月能吃80磅很好，但對於一個月領50英鎊生活費的人來說，這80頓飯並不貴。一些中國人來到這里只吃麵包、面條、雞蛋和胡蘿卜，這可以創造一個每月10多銹的生活費吉尼斯紀錄。他們仍然很強壯。你吃不起半公斤面條，但一磅半面條就能買一公斤。30公斤面條每月的價格不超過6英鎊。這在外國人眼裡是不可想像的，我們的教授也能做到，聲稱這樣的生活比老農民好。

而且，我們的環境正在惡化。不管你多麼富有，你的空氣不好，水質很差，食物也不是綠色食品。這些潛在的柔軟度差異本質上是皮革和夾克之間的差異所不能掩蓋的差異。我穿皮衣一年感冒很多次，但一年沒感冒。我想洗個熱水澡，偶爾喝點果汁。這樣的生活質量是皮衣與車、環境、知識、地位、無憂無慮的心態的結合，是財富的標志。我們對富裕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這一點需要進一步加深。

4. 歐洲難民危機的原因是什麼

歐洲難民危機的原因：

1、歷史方面

ISIS脫離國際社會的控制，向全世界宣戰，緊接著美國直接介入當地政局，直接支持敘利亞反動派武裝，俄羅斯則大力支持敘利亞政府，事態才變得越發嚴重。阿拉伯地區的難民開始大批出逃，並且遷離戰火波及的地方。

2、政治方面

歐洲緊靠中東北非，相互之間政治互信強烈，歐洲各國之間簽訂了《申根協定》國與國之間的來往並不需要手續與審查，各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環境穩定，所以導致了大量的難民前往歐洲避難。

3、社會方面

由於戰爭導致的動盪的社會環境，難民所在國家大都出現了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社會秩序更是被破壞的一干二凈。無論是暴亂還是極端組織都在各國肆意蔓延，待在本國隨時有可能出現生命危險，更不用說對於養老保障和後代教育等社會問題。

4、軍事方面

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遭受伊朗示威者沖擊，沙特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系，伊朗宣布對沙特進行神聖報復行動。至此伊斯蘭世界內部動盪達到前所未有的頂峰。2016年1月份歐洲接受難民達到2015年1月的三倍。

5、經濟方面

歐洲屬於長時間的經濟發達體，前往歐洲找一份工作對於大部分目前食不果腹的難民來說是一件得以讓自己和自己的整個家庭生存下去的最佳選擇。所以一些並沒有發生戰亂的地區和國家也同樣出現了偷渡前往歐洲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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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難民危機產生的影響：

一、在難民危機中，歐盟各成員國對待難民的不同態度和行為凸顯了歐盟內部的分裂。

二、歐洲難民危機凸顯了理智與情感、法律與現實的較量，沖垮了歐洲難民法律的束縛，對歐洲國家的共同邊界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

三、歐洲地區的難民危機必將拖累歐盟經濟的恢復，延緩歐盟國家在移民與難民政策上的一體化步伐。

四、難民危機以及可能隨後而來的洶涌澎湃的西亞北非難民潮，有可能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構成嚴峻挑戰。

五、難民危機以及可能隨後而來的洶涌澎湃的西亞北非難民潮，有可能讓反移民的民粹主義、新納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的社會思潮沉渣泛起，讓高舉反移民旗幟的歐洲極右翼政黨東山再起，從而推動歐洲國家的政治右轉。

5. 南京大屠殺時，建立庇護所拯救20萬中國人的德國商人，他後來怎麼樣了

南京大屠殺作為中國人遭受過最為慘痛的一次災難，日軍當年的殘暴行徑可以說禽獸不如，他們把殺人當成一個游戲，殘忍的殺害中國百姓，哪怕是還未出生的嬰兒，他們都能夠笑著從母親的肚子中挑出來，十分殘忍，南京大屠殺受害人數達到了30萬人，不過大家記得當年建立庇護所的那個德國商人嘛？如果沒有他，當年的受害人數恐怕要增加20萬了。

在他的幫助下，南京加起來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收納了25萬的中國人，讓他們免於死在日本人的槍下，中國此後還授予了他三色彩玉勛章，編號為98，後來拉貝就回到了國內，不過他因為曾是納粹黨員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出獄之後生活非常拮據，最終在1950年去世，墓碑後搬到南京，晚年生活非常凄涼，對此大家怎麼看呢？

6. 為什麼說英國的脫歐事件，已經成為無解的死局了呢

當時西歐大陸還有很多國家，為了抵抗來自美俄兩國的壓力,想出了抱團取暖的方式，成立了歐共體,這個團體從最初的經濟合作擴展到了最後的很多方面的合作,並且每個國家的關系是越來越好了,整體的發展也是很好的,其他國家看到了這種方式的利益,也都紛紛的加入了起來,到最後就有了歐盟。

但是歐盟是肯定不會同意的，然後他們就想出了脫歐的方法，他們想要軟脫歐的方法，跟協議跟簽協議之前沒有很大的區別，要是硬脫歐的話，又怕雙方撕破臉皮，所以這樣是不敢的。現在英國脫歐的主動權實際是在歐盟手上，歐盟的意思是我不想你脫離，但是你非要脫離，我們也攔不住，但是你絕對別想著脫離了以後還占我們便宜。

7. 拉貝日記的作者介紹

約翰·拉貝，英文名John·Rabe，二戰時他有個中文名字叫「艾拉培」，南京人民寫給他的感謝信中，對其使用的是後一種稱呼（原文：「艾拉培先生：濟難扶危，佛心俠骨，共祝天庥，俾爾戩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難民共獻。」）。
約翰·拉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 ，西門子洋行代理人 、納粹黨南京小組代理人 、南京安全區主席。在二十年代就已經加入了納粹黨的前身德國社會工人黨，在納粹分子中屬於元老級的人物 。他追隨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國人的愛戴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一手組建起 「國際安全區」，挽救了25萬中國百姓的生命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曾經多次寫信給希特勒 。南京大屠殺過後，拉貝在戰時的德國發表了多次演說，講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並向希特勒遞交了記錄暴行的膠片 。他被人們稱呼為「洋菩薩」 。約翰·拉貝被稱作「中國的辛德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 。鑒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因而得到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 。國民黨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 。1950年拉貝逝世。《拉貝日記》於1997年出版，並被譯為中、英、日、德四種語言 。它被公認為是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數量最多、保存得最為完整的史料 。拉貝先生故居位於南京市鼓樓區小粉橋1號南京大學內，同時建有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和南京大學拉貝國際和平與沖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為了紀念拉貝，其在德國柏林的墓碑也於1997年運抵南京，現保存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 。
拉貝並不仇視猶太人，他有猶太朋友，甚至還協助過一家猶太人逃往英國。
納粹
1882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約翰·拉貝，在納粹中屬於元老，很受尊敬。他1908年就來到了中國， 1919年甚至還數次遭到了中國政府的驅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也對德宣戰，而他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商務代表的身份則異常尷尬，才被迫回國休整。被遣返回國的第二年，拉貝回到中國，打著某中國外資公司高級顧問的名義做著掩護，直至西門子洋行中國總部在上海獲准正式開張。這段時間他受到重點監視，懷疑他多次來訪中國有著其他的隱藏目的，到國民政府在南京紮根並認可了西門子公司在華的權益之後，他才告別了「黑名單」，不再是「行跡特殊的人」。
拉貝與大多從事情報工作的機構以及要員們都有著極為特別的關系，除了軍界人員之外，還經常接洽德國駐南京的軍事顧問團要員，以及以納粹黨徒身份鑲入日本軍界的遠東第一間諜佐爾格。日本人在歷史書上給他扣了個納粹間諜的帽子。
也正是這些復雜的身份與經歷，才使得拉貝的日記以及保護下來的大量南京大屠殺的資料被莫名質疑，很多文字資料都沒有得到更高的重視。原因在於，日本人在國際法庭辯稱」一個納粹黨徒的話，毫無說服力，不該被公信……。「
活菩薩
1937年的冬天，日軍侵佔中國首都南京，國民政府敗退並撤離，南京宣告淪陷。一時間，大量的日本軍隊蜂擁至南京城內，開始了瘋狂的燒殺搶掠，頃刻間，南京城屍橫遍野。
拉貝是在南京淪陷前匆匆從秦皇島結束休假趕回南京，很多人認為跑都來不及呢，回去趟這個渾水干什麼，但拉貝認為，自己在中國生存了幾十年，這個國家的命運與自己已經無法再分割，沒理由在這種時候充當一個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堅持留下。在日本飛機整天瘋狂轟炸南京城內每一處目標時，大量平民喪失了庇護，拉貝偶然間發現，西門子公司一直所懸掛著的納粹黨旗能夠起到保護作用，他當即打開公司大門讓街上的上千百姓湧入，在納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貝以德國納粹黨員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懾下，他逼原本對安全區實行運輸封鎖的日軍開閘放行，讓糧食與葯品能成功運抵，拯救數十萬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帶頭捐出存款，與眾人一起湊錢去向軍隊套購高價軍糧，以保證更多的人不被餓死、凍死。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拉貝每天睡眠不足4小時，糖尿病每天都發作，幾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島素。他說，如果上帝非要結束他的生命的話，那務必先拯救下這難民營中仍在苦苦掙扎的二十多萬無辜百姓。
拉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國難民，而他則自己掏錢奉養起了他們。他的行為是無私的，也是偉大的，他被人們親切地稱呼為「活菩薩」。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裡，拉貝為了救護中國難民而日夜奔忙，竭盡心力，二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跡並沒有在日記中記載，如他帶著助手冒著生命的危險跑遍南京街頭，用照相機拍攝下大量日軍屠殺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證，並在1937年12月26日時，將這些重要的資料交到了德國駐日大使館情報分析員佐爾格的手上，希望能夠通過他的關系將這些文件交到德國政府高層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視，對這種殘酷的暴行予以制止。雖然，他的目的並沒有達成，無論是德國政府還是日本政府都對此不屑一顧，但是身為前蘇聯秘密特工的佐爾格還是將這些資料復制了幾份，交給了德國戰時最高統帥機構，以及蘇聯社會主義政府那裡才得以保存。
凄慘晚年
1938年二月份，拉貝的糖尿病已經開始惡化，而且，由於拉貝對日軍的不斷施壓，以及他對日本暴行的不斷指責與控訴，激怒了日本軍界的要員們，強行要把他驅逐出南京，德國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報後，決定對拉貝召回，接受質訊。拉貝最終在將難民營託付給馬洛、魏特琳等十幾位外國人士，安排妥當後便回了國。
在回國之後的不久，拉貝被黨部的人調查，並封鎖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系。而拉貝沒有接受警告，陸續在德國漢堡、墓尼黑、漢諾威等市多次發表演講作了數場關於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在遭到軍警驅逐後仍舊堅持抗爭，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確認無太多罪名可立之後，他又在家中被軟禁，被特工監視。後來，在拉貝被捕的事件影響逐漸擴大化之後，納粹分子將他列到了黑名單之上，隨時可能被秘密處決，拉貝沒有屈服，反而是一再執拗地抗爭著，不斷地喊著要回中國，回南京。
在納粹政府被推翻之後，拉貝也沒有因此而重獲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納粹黨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監獄。藉助來自中國方面的擔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證據後，拉貝被暫時性釋放，但仍被列為重點觀察對象，但卻沒有想到，在英國方面拘禁並審查他了之後，前蘇聯方面又再度把他丟進監獄，在最後一次離開監獄之前，拉貝的糖尿病已經嚴重到了極為危機的地步，隨時會終結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會被釋放。但他入獄的消息傳到南京後，南京還是掀起了一個不小的捐款熱潮，人們傾囊相助湊齊了幾千美元，才將他贖出監獄，恢復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貝的晚年十分之凄涼，在1950年，也就是抗戰勝利的第五個年頭他就逝世了，當時無人知曉，沒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他的墓碑上也僅只書寫下「一個好人，一個不屈的人，約翰·拉貝」。他所做的，所寫的，所成就的，幾乎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部分，但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個英雄。
拉貝的中國秘書
拉貝先生有個中國秘書，叫韓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韓湘琳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跡都有諸多相似之處。
但是，要特別澄清的是：
1：歷史上韓湘琳不僅沒有為了保護家人做漢奸，相反還協助拉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貝任命為糧食委員，是安全區內最重要的中國工作人員之一。1937年末日軍策劃了南京慘案，韓湘琳當時負責跟日方交涉糧食問題等，他對整個安全區的正常運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韓湘琳的確弄到了一張通行證，但不是給自己用，而是給一個國民黨的飛行員汪漢萬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賣了中國軍人得到了一張通行證，但在最後時刻選擇留了下來，讓一個國民黨軍官（即歷史上的汪漢萬）跟著拉貝離開，歷史上韓湘琳並沒有這么做，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離開南京。
3：韓湘琳並沒有被日本人殺害，在拉貝先生離開南京後，繼續解救南京難民，並且一直活到了抗戰勝利，直到20世紀80年代逝世。
韓湘琳是拉貝先生最要好的中國朋友之一，他在二戰結束後還出庭作證指控日軍的暴行，生平著有《韓湘琳口述：日軍仇恨國際救援組織》。

8. 二戰時，中國收留猶太人是怎麼一回事

人道主義援助而已，最主要的，是中國當時風雨飄搖，入境簡單，幾乎沒有主權束縛！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曾在華盛頓舉辦「猶太難民與上海」圖片展，二戰期間「拯救猶太人」的舊事再度出現在輿論視野中，國內相關報道多以「大屠殺親歷者淚謝中國」作為標題，在強調中國人善良、樂於助人的同時，有的還捎帶了日本人的兇殘、蠻橫。

1933年—1941年，有3萬猶太人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國只接收了20萬猶太人。猶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國殖民當局宣布未來5年內只接受7.5萬猶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國爆發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後，上海幾乎是全世界唯一對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城市。

上海猶太難民留下的大量回憶文獻中，不少人表現出對上海的眷戀，但很少看到他們對上海或上海人表達感恩之情的文字。這與中國的相關報道差異很大。

【為什麼是上海】

上海無意中成為了猶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納粹上台後，對前途悲觀的猶太人紛紛逃離德國，嚴格來說他們是僑民而非難民。「水晶之夜」後，納粹德國突然加速清除猶太人，那些在「事情不會那麼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來觀望的猶太人，突然發現自己已變成難民，並且全世界幾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羅斯福牽頭在法國埃維昂萊班組織討論接收猶太難民的國際會議，但32個與會國中，除多米尼加外，其餘國家皆不願接收猶太人，牽頭者美國也不例外。當時西方盛行反猶主義，即使是對猶太人最友好的美國，也有上百個反猶太團體。

反猶壓力使得猶太人即使逃到美國也無法入境，最典型的是「聖路易斯」號郵輪悲劇。1939年5月，九百名猶太難民被納粹德國用「聖路易斯」號郵輪送至古巴，結果被古巴拒絕，停靠邁阿密登陸又被美國拒絕，只好返回歐洲。他們當中有六百人後來死於集中營。1980年代中國曾引進的美國電影《苦海餘生》即以該事件為原型。

雖然多米尼加表態接納10萬猶太人，但它無力籌措巨額安置費，而猶太人也不願去生活環境貧窮且與歐洲相去甚遠的國家。此時，萬里之外的中國上海因為多重因素疊加，成為唯一選擇。

首先是上海租界「國中之國」的獨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後，逐漸形成英美等國租界合並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獨立於中國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國領事管轄的公共租界，屬於由外國僑民自治的獨特地方實體。

由於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國初，外國人旅居上海無需任何手續，1932年，民國政府開始對吳淞口和上海登陸的外國人增設查驗護照簽證程序，由於傳統習慣，上海實際上對任何人都實行落地簽，是世界最著名的開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國民政府無法行使行政管轄，而日本還未組建傀儡政權管理上海，進入上海的簽證管轄權被虛置，租界無意中扮演了難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滬會戰時，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被日軍控制，這部分後被稱為「日租界」）。

所以，從1937年八一三抗戰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為猶太人敞開了大門：無需簽證、無需有人宣誓擔保，無需警方證明，無需保證經濟獨立。

上海不僅有猶太人入境的便利，還有先期定居猶太人的財力。當時上海有兩個猶太人集團，一個是英國的巴格達商人，他們中有沙遜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個是俄國猶太人，他們雖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頗有財力。

在外灘16鋪碼頭登陸的猶太人並不很像難民，至少從歐洲到上海的逃難並不狼狽，甚至算得上奢侈。他們購買頭等艙的船票，在船上開Party，吃高檔西餐。在許多猶太人的回憶中，綵帶、日本樂隊、專用乘務員、蛋糕是他們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戰爭期間的背井離鄉畢竟不同於旅行，上岸後，他們很快就典當完了傢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濟。巴格達猶太富商第一個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們組建了第一個援助猶太人的COMA委員會，不但提供公寓，還向每位難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證難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進入上海的猶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這時美國猶太人社團組織JDC聯合慈善力量，成為救助難民的主要機構。

JDC頒布的援助上海猶太難民文件

無論如何，猶太難民過得遠比上海當地人要好，亞洲式的貧困令他們印象深刻：「那些拉著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閑逛的中國車夫簡直不是人，冬天他們沒有暖氣，很多中國人在街頭被凍死，第二天垃圾車來的時候，屍體直接被拋到了車上。」

日本佔領下中國人的不幸同樣讓他們印象深刻：「日本人對待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差別很大，每當中國人過橋時，總會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們，或用煙頭燒，但是中國人更厲害，他們回頭對傷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來，這是中國人打敗日本人的標志。」

猶太人當然是知恩圖報的民族。

二戰期間，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和日本駐立陶宛代理領事杉原千畝向猶太人大量發放簽證，拯救了許多人性命——當時的奧地利和蘇聯，猶太人若無簽證將無法離境。何鳳山和杉原千畝由此獲得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國際義人」稱號。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的市中心有一個紀念碑，上書「中國人，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恩！」似乎沒有人見到這塊碑，猶太人並沒有國內宣傳的那麼善良，當然，更不可能有「日本人，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恩！」
作為商人，猶太人始終是精通擅於八面玲瓏左右逢源的，對他們的排擠，也可以說是即可憐又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