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誰知道甲骨文
中國甲骨文
中國商代和西周早期(約公元前16~前10世紀)以龜甲、獸骨為載體的文獻。是已知漢語文獻的最早形態。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稱為契文、 甲骨刻辭、卜辭、龜版文、殷墟文字等,現通稱甲骨文。商周帝王由於迷信,凡事都要用龜甲(以龜腹甲為常見)或獸骨 (以牛肩胛骨為常見)進行占卜,然後把占卜的有關事情(如占卜時間、占卜者、占問內容、視兆結果、驗證情況等) 刻在甲骨上,並作為檔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見甲骨檔案)。除占卜刻辭外,甲骨文獻中還有少數記事刻辭。甲骨文獻的內容涉及當時天文、歷法、氣象、地理、方國、世系、家族、人物、職官、征伐、刑獄、 農業、 畜牧、田獵、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災禍等,是研究中國古代特別是商代社會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的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甲骨文獻被發現以後,人們先後對其進行復制 (墨拓、拍攝、描摹)和整理 (拼接、綴合、辨偽、鑒定),並匯集和編纂成冊,即將其內容轉移存儲到其他載體上而加以利用。殷商甲骨卜辭(牛骨)已發掘的甲骨文獻,主要是殷墟甲骨,此外還有周原甲骨等。
殷墟甲骨是商代自盤庚遷殷至帝辛(紂)270餘年間的遺物,大多數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或其附近。(見彩圖商代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 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被發現後,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濫掘,並為古董家、學者和一些駐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當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人員進行科學發掘。至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總共在殷墟發掘了15次,頗有收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又先後進行了十幾次發掘。其中收獲最多的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發掘,共得有字甲骨(主要是骨)5000餘片。90多年來,累計出土有字甲骨總數為154604片。其中中國大陸38個城市的98 個單位收藏有95880片, 47位收藏家藏有1731片,台灣省藏有30204片,香港藏有89 片。另有 2萬多片流散於日本、 加拿大、英國、美國、 德國、蘇聯、瑞典、瑞士、法國、新加坡、比利時、南朝鮮等12個國家,它們基本上都是1928年以前私人發掘及抗日戰爭期間由日本人盜掘的甲骨。
最早編纂甲骨文獻的是江蘇丹徒人劉鶚。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羅振玉的幫助下,劉鶚編纂出版了歷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鐵雲藏龜》。此後,在許多學者的努力下,著錄甲骨的書陸續出版。早期貢獻最大的是金石學家羅振玉。羅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羅致,共獲甲骨3萬片以上,先後出版了 《殷墟書契》(1913)、《殷墟書契菁華》(1914)、《殷墟書契後編》(1916)、《殷墟書契續編》 (1933)等6部甲骨文集。在其他國內外學者編纂的甲骨文集中,收錄千片以上的如加拿大明義士的《殷墟卜辭》(1917)、日本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1921)、王襄的《□室殷契徵文 》 (1925)、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美國方法斂、白瑞華的《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郭沫若的《殷契粹編》(1937)、金祖同的《殷契遺珠》(1939)等。1928年以後考古隊15次發掘的有字甲骨,則由董作賓主編,輯為《殷墟文字甲編》(1948,收3942 片)和《殷墟文字乙編》(上輯1948,中輯1949,下輯1953,共收9105片)。抗日戰爭結束後收集編纂甲骨文獻貢獻最大的當推甲骨學家胡厚宣。胡氏先後編纂了《甲骨六錄》(1945)、《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錄》(1954)、《甲骨續存》(1955)等10餘種甲骨文集。自50年代末以來,海內外學者又陸續編輯出版了一些散佚在國外的甲骨文文集。其中較重要的如日本貝□茂樹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959),加拿大明義士著、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許進雄編的《殷墟卜辭後編》(1972),許進雄的《明義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 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1979),美籍華裔學者周鴻翔的《 美國所藏甲骨錄 》(1976)等,又有李學等整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共同編輯的《 英國所藏甲骨集 》(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掘的甲骨,主要著錄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小屯南地甲骨》 (上冊1980,下冊1985),共收 4589片。到1990年,國內外所有甲骨文獻著錄書刊,計有專書 80餘種,共著錄甲骨近 10萬片。1979~1982年,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冊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甲骨文合集》是從諸家著錄及國內外藏品中匯集的十幾萬片甲骨拓片、照片或摹本中 (不包括《小屯南地甲骨》及此後出版的《英國所藏甲骨集》,這部分計劃編入《甲骨文合集》的續集中),經過對重、辨偽、綴合、重拓、補全等整理過程,精選出較有研究價值的殷墟甲骨41956片,並以五期斷代為綱、22類內容為目編次而成的。《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來集大成的甲骨文獻巨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周原甲骨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時期)的遺 物,主要出土於陝西岐山鳳雛村一帶(舊稱為「周原」)。1977年夏由陝西周原考古隊發掘建築遺址時發現。鳳雛遺址兩個窖穴共出土甲骨1.7萬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陝西扶風縣齊家村、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北京昌平縣白浮村等地也曾發現過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總計302片,總字數1041個。與殷墟甲骨相比較,西周甲骨的文字顯得細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鑽鑿形態、灼兆等方面也顯示出獨特的風格。但從總體上看,西周甲骨與殷墟甲骨一脈相承,文字也屬於同一系統。周原甲骨正式著錄的專書尚未問世,摹本及照片已 零星發表。較全的摹本附見於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論》等書中。
西漢骨簽除了殷墟和周原兩處出土有甲骨文獻外,1986~1989年還在西安發現了西漢時期用動物骨頭 (主要是牛骨)製成的骨簽3萬多片,總字數達數十萬字。這說明西漢時期也曾使用過甲骨文獻。
參考書目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 1978~1982。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王宇信:《甲骨學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摘自《大網路全書》
還有就是甲骨文公司
甲骨文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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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8日 18:45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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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甲骨文資料
甲骨文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稱契文、龜甲文或龜甲獸骨文。商朝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後把占卜時間、占卜者的名字、所佔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不過具體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詳略的差異,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辭最為完整,同時也是現存數量最多的時期。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這種文字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辭的甲骨,這些字都具備了漢字的基本結構。大量的甲骨文及銘文既記載了當時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象、占卜方面的情況,又標志著文字接近成熟。圖為刻在龜甲上的甲骨文。
介紹
甲骨文主要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迄今為止發掘出存世的大約有15.4萬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陸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灣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戰爭和商業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前蘇聯、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12個國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國時曾有組織地在殷墟盜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學者專門研究甲骨文,發表專著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並將占卜的事情、時日和結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稱卜辭。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氣候、習尚等許多方面,是研究當時歷史的重要資料。
甲骨文大約有4500個單字,已解讀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據研究,甲骨文中已經使用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漢字造字法。在字義的使用上可以明顯看出假借方法。形聲字佔25%左右。今天,形聲字佔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漢字成熟的標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樣屬於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種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書寫材料一般為龜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牆壁,木器,石器等處,有刀刻的,也有朱書、墨書的。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春秋後期漢字脫離甲骨形態,逐漸不被認知,但是一般會被當做「龍骨」賣給葯材商做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緒25年),在一個偶然機會里由金石學家王懿榮發現被考證為商周遺物。
民國初年經董作賓先生的研究整理,將收集到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盤庚武丁時代、祖庚祖甲時代、稟辛康丁時代、武乙文丁時代、帝乙帝辛時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後,認為甲骨文從初創到成熟,起碼要經歷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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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國商代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學家王懿榮認識並高價購藏。此後十年間先後搜購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劉鶚、羅振玉及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金璋,日本人林泰輔,加拿大人明義士等,共得甲骨數萬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有計劃地迸行殷墟發掘,先後發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約二萬五千片。以後殷墟仍不斷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甲骨四千餘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鄭州商代中期遺址中還檢到有字甲骨兩片;自1954年始,又先後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陝西豐鎬、周原遺址、岐山鳳雛出土西周時期有字甲骨約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發現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萬片以上,分別藏於中國大陸、台灣省和港澳地區,以及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蘇聯、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家,南朝鮮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錄出版,早期的有劉鶚的《鐵雲藏龜》、羅振玉的《殷虛書契》和《殷虛書契後編》、明義士的《殷虛卜辭》、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後又有董作賓的《殷虛文字甲編》、《殷虛文字乙編》,胡厚宣的《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等。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對甲骨文發現八十多年來已著錄和未著錄的十幾萬片甲骨材料進行系統的科學整理,廣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資料,分期分類,共收甲骨約四萬片,編為十三冊,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統的資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書。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德國等國所藏的甲骨,也已著錄成書,分別發表。
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聲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漢字,仍是以象形字為基礎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備後代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從語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其句子形式、結構序位也與後代語法基本一致。
由於商王幾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從甲骨文中有關商代階級和國家的資料可知,商代的奴隸和平民由眾、芻、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組成,奴隸主和貴族有先公先王和他們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級官吏則有臣、尹、史、犬、亞、馬、射和侯、伯等;軍隊有師、旅等;刑罰有刖、劓、伐等,並設置了監獄。甲骨文中也記載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狀況,對於解決商代社會性質有直接關系。商王朝經常對外發動戰爭,被征服的方國對商王朝稱臣納貢,甲骨文中常見氏(致)來、入馬牛羊象龜等記載。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社會生產的內容很豐富。在農業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記載,還有各種農作物如黍、稷、麥、耒、稻等的名稱。商王關心農業收成的豐歉及風雨、降低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常見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業方面,馬、牛、羊、雞、犬、豕等都有記載,且畜養量較大並有專門牢廄。祭祀時常用掉大批牛羊。漁獵在商代社會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記載的獵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魚類和各種鳥類,狩獵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還有關於貝、朋、珏和舟、車以至傳遞制度等商業、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內容亦很豐富。在天文歷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鳥星、新星、大星等記載,也有「十三月」等閏月材料和干支記日及每日不同時間階段的「時稱」等。在氣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風以及易日、雲、雷、雹、雪、虹等記載。在醫學方面,有頭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記載,也有關於生育的記載,表明當時能准確推知預產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內容多以王為中心,就其關心的問題,如對祖先與自然神的祭祀與求告,對風、雨、水及天象、農事、年成的關注,通過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問卜,以便預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為龜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經整治,並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鑽、鑿。占卜時,先於甲骨背面鑽鑿處用火燒炙,正面即現「卜」字形裂紋,以此定吉凶。占卜後,將所卜事項記刻於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豎畫,後刻橫畫,先刻兆序、兆辭、吉辭、用辭,後刻卜問之事,故又稱為卜辭。一條完整的甲骨卜辭應包括敘辭、命辭、占辭、驗辭,而多數卜辭常省略占辭或驗辭。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畫上塗砂或墨,有的用毛筆寫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寫後刻的。
卜辭的分布有一定規律。一般來說,刻辭迎兆並與一定的卜兆有關。龜腹甲、背甲右側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側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橋邊部的卜辭則由外向內行。商代占卜常從正反兩方面問疑,反映在龜甲上則有位置相應的左右「對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辭左行;左胛骨則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處的兩條卜辭由中間讀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條卜辭,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寫,其間常有界劃相隔,每事亦反復對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錯排列,為「相間刻辭」;有卜辭於甲骨正面無處容納,而轉刻其背面,為「正反相接」;有反復卜問同一件事,而將內容基本相同之卜辭分刻於數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稱為「卜辭同文」。
商代晚期自盤庚遷殷至紂王共約二百七十三年,經歷八世十二王,這一時期的甲骨文亦應有早晚先後之分。對商代甲骨的分期斷代研究,有多種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賓依據世系、稱謂、貞人等十項標准劃分的五期說,即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問題的討論目前仍在進行中。
1904年孫詒讓作《契文舉例》,為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著作。之後,學者們運用「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比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點畫,並通過音韻學、訓詁學的手段來考釋文字。其中作出貢獻的學者及主要著作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唐蘭《殷虛文字記》、《古文字學導論》,楊樹達《耐林甲文說》、《積微居甲文說》,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殷契粹編考釋》及《甲骨文字研究》,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等。自1917年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利用甲骨文進行商史研究後,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分別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殷歷譜》和《甲骨學商史論叢》等。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也有很多關於商史研究的內容。近年來,很多較年輕的學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但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釋、分期與斷代,商代的社會、奴隸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許多問題。此外,對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屬開始階段,仍有許多爭議。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課題。
甲骨文字風格演變:甲骨文字有契刻體與筆寫體兩種書體互用發展所造成,大體上說,是由契刻體向筆寫體方面發展的。董作賓氏據殷代卜辭,把貞卜人群,分為五個時。以甲骨文字變化,書體變遷,追錝時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為例,闡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變化過程中,發現了各期甲骨文書寫風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一期(武丁時)的書法風格,至為宏放雄偉,以甲骨大版大字為代艱作。此類大字常是強力的,雕的筆劃很粗壯,並填有朱墨(硃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麗的小字,都極為精彩。這些都是承受中興英主武丁風格,其氣魄之宏放,技術的熟練,頗為驚人。其書家有韋、永、賓。 第二期(祖甲、祖庚時代)書風較為謹飭。祖甲、祖庚是繼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賢君,所以當時的卜師,嚴守規則而少變化。其書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廩辛、庚丁時)書風轉變,陷於頹靡,前期老書家已經作古,豪放書風掃地,當期的書家,筆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筆誤頗多。此期書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時)的貞人,卜辭上不署書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時代新興書家,盡去前期筆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動、勁峭、時逞放逸不羈之趣。此期署名之書家,僅狄一人,其餘尚未發現。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代)的書風、除少數獸頭大字刻辭外,其餘的都異常嚴肅工整。理由是: 貞卜事項,王必躬親,卜辭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蠅頭小楷,文風丕變,製作一新。其書家有泳、黃。
題名: 刻有文字的甲骨
主題關鍵詞: 金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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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原文
龜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殷王祖庚、祖甲時祭祀祖先之卜辭。共四片。
獸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殷王武丁時旬卜王事之卜辭。共二片。
甲骨文是寫或刻在龜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時間大約在盤庚至帝辛之間(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內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獵、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記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們採用龜甲獸骨寫刻卜辭,占卜有關的事件,再契刻記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點在河南省安陽小屯村之殷墟,初為當地農民翻耕土地時發現的。由於不知是何物,因此被當作龍骨賣給葯鋪,用以治療虛弱和破傷。清光諸二十五年(1899),當時在北京做官的王懿榮生病後,在抓來的中葯中認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劉鶚著《鐵雲藏龜》,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孫詒 讓著的《契文舉例》對甲骨文始加考釋。其後開始了連續不斷的發掘。
文字學家認為,一種文字從發現到成熟至少要經過2000年的發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經出現一批形聲字,表明它是較成熟的文字。按此類推,最早的漢字應出現在夏或更早的時代。甲骨文的發現及研究,為中國文明史已逾5000年這一事實,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文字是一個民族文明的載體。中國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紙草文字、巴比倫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瑪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號稱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種文字的發展都中斷了。惟有甲骨文發展下來。在已發現的的近5000個甲骨文單字中,能夠釋讀的約1500字;餘下的3000多字多屬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讀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後世不再沿用,給正確考釋、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有專家認為,由於甲骨文屬卜人應用文字范圍,並不等於社會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實際存在的字可能還要更多。
殷墟甲骨文發現百年以來,出土數量已達15萬片。它雖然是殷王室進行占卜的記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簡單,識讀困難等局限,但對「文獻不足征」的商代歷史研究仍是極為珍貴的資料,而且與考古學、語言文字學和古代科學技術研究等有著密切的關系。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單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贈和從私人、市肆收購而來。其中以劉體智先生的庋藏數量最多,裝在150個盒內,共28000餘片。國家圖書館所藏甲骨還曾著錄於羅振玉《殷墟書契》、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編》、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甲骨拓片也很豐富,除正在傳拓中的《館藏甲骨集拓》外,還有《善齋書契叢編甲骨拓本》十八冊四函,共28000餘張。在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中還收錄有該館所藏甲骨拓本十餘種之多。
❸ 甲骨文出現於什麼朝代,主要出土於哪裡
主要是中國商朝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吉凶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甲骨文。但以現有考古資料發現,並非商代特有,早在商朝之前就有經存在。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決定發掘殷墟,第一次由董作賓領導,至1937年,前後共進行十五次;發掘地點,除了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以外,更擴大到後岡、和洹水北岸的侯家莊西北岡、高井檯子、大司空村等地。一共出土龜甲、獸骨有二萬四千九百多片。抗戰期間,工作被迫停止,有大量的甲骨隨同眾多文物等被運往日本,達一萬二千多片。
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4805片甲骨文。
1991年殷墟花園庄東地H3坑中出土甲骨文689片。
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北京發現中葯店中所售龍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識到這是很珍貴的文物,於是開始重金收購。1900年,王懿榮的甲骨轉歸了劉鶚所有,他的親家羅振玉得知這些甲骨來自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於是多次派人去那裡收購甲骨,並對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釋,認為小屯就是文獻上所說的殷墟。其後,王國維對這些甲骨文上的資料進行了考據,進一步證實這里就是盤庚遷都的都城。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學家王懿榮認識並高價購藏。此後十年間先後搜購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劉鶚、羅振玉及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金璋,日本人林泰輔,加拿大人明義士等,共得甲骨數萬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有計劃地進行殷墟發掘,先後發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約二萬五千片。以後殷墟仍不斷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甲骨四千餘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鄭州商代中期遺址中還檢到有字甲骨兩片;自1954年始,又先後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陝西豐鎬、周原遺址、岐山鳳雛出土西周時期有字甲骨約三百片。
❹ 甲骨文的發展歷史
十九世紀末,學者們發現並認識了甲骨文。甲骨文的發現,象璀璨的群星,把學者們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來。這種古老而系統的文字,與埃及的紙草文字、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並稱為世界四大文字體系。
甲骨文經過搜集、整理之後,在羅振玉、王國維的大力宣傳與精心研究下,一時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高度重視的學問。
在羅、王的極力倡導下,逐漸成長起來以甲骨文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甲骨學派。甲骨學的發展與深入,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關於甲骨文的發現最為流行的說法
清末任國子監祭酒(國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的王懿榮於1899年發現的。據說,在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榮派人到北京菜市口達仁堂購買一種叫「龍骨」的中葯。當時王懿榮正患瘧疾,據說這種「龍骨」可以醫治瘧疾。「龍骨」買回來之後,王懿榮打開葯包一看,發現這些「龍骨」上隱隱約約地刻著密密麻麻的符號,他覺得很奇怪,於是就細心的觀察和揣摸起來。王懿榮學識淵博,對古文字學有很深的造詣。他的這些淵博的知識使他能夠對這些奇怪的符號產生不同凡常的聯想——「龍骨」上的契刻符號很可能是一種已經失傳了的古文字。經過他潛心的鑽研,他認定這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與此傳說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緒24年)發現的,因為王襄在1955年所寫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訟紛紜,似乎沒有多大必要。但作為一項重大的發現,確定一個准確的年代,則是科學態度問題了。經過一個時期的爭論和研究,大多數人都認為王懿榮在1899年首先發現了甲骨文。我們這里提到的發現,是學術意義上的發現,也就是不僅見到了甲骨文,而且認識了甲骨文。而一般意義的發現,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從一般意義上講,在1899年之前,人們就已經開始在殷墟這個地方挖掘甲骨了。他們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當作一種文字材料,更不是當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葯用價值,出售給中葯鋪,醫治人們的疾病。有一個時期,人們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稱為「龍骨」的甲骨文,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愚昧無知不僅不能醫治中國人的病,反而給中國文化帶來殘重的損失。在這些人當中,王懿榮首先認出了甲骨文,
這決不是什麼天賜的機遇,而是知識與智慧的結晶。
1900年秋天,義和團運動興起,王懿榮以國子監祭酒任團練大臣,在八國聯軍人犯北京的時候,慈禧太後帶著皇宮倉惶西竄,王懿榮痛心疾首,投池自盡,以身殉職,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收購。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與傳播
甲骨文發現後,立刻轟動了整個學壇。有承認的,也有否認的。當時學術界有兩派,即「復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說,「復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經失傳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則予以否認。所以對甲骨文的搜集、整理與傳播就成為「復古派」同「疑古派」斗爭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榮為國殉職之後,劉鶚(字鐵雲)就購買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購甲骨方面用功頗勤。1903年,他將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選出1000多片,墨拓後編成《鐵雲藏龜》發行。這是自甲骨文發現之後第一部甲骨書籍,對於甲骨文的傳播有篳路藍縷之功。吳昌綬在這部書中的序言中是這么評價的:「乃茲龜甲古文,又別辟一蹊徑,埋蘊既久,地不愛寶,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榮字)導其前馬,先生(指劉鶚——編者注)備其大觀。」劉鶚不僅僅是一位熱心古代文化的學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於世務,殫心於實業,匡世濟貧的有志之士。在八國聯軍虎視北京,清政府又無能為力的緊急關頭,劉鶚開倉賑濟北京的飢民。這一舉動卻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後於1910年流放新疆,最後客死異鄉。但劉鶚對於甲骨學的貢獻將永垂史冊。
甲骨文的發現與傳播,也引起了外國人的關注。這些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有些人對中國文化還頗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這一時期外國人的一項特殊愛好。1903年一1906年,美國駐山東的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教士庫壽齡就從古董商人手中收購了大批甲骨文,他們將這些甲骨轉賣給英國人在上海開辦的博物館。隨後,英國人金璋、法國人威爾茨、衛禮賢又將收到的甲骨賣給法國和瑞士的博物館。明義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師,長駐彰德府(安陽),他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經常騎一匹老白馬,在洹河兩岸游盪,目的就是尋找甲骨文,他收購的甲骨數量較多,現藏於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博物館中的甲骨就是經過明義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歐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較早就留心安陽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學者叫林泰輔,還親自到安陽調查和收集甲骨文,現在還可以在日本的大學、博物館和圖書館內看到這一時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學研究生涯的。
甲骨學的形成
就在《鐵雲藏龜》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學者孫詒讓就根據這部書中的甲骨文拓片,對甲骨文字進行了考釋,著《契文舉例》一書。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雖然書中有許多誤釋的文字,但他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學史上有著特殊的貢獻。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是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位大師的卓越貢獻。
羅振玉,號雪堂,清末做過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辛亥革命以後,羅振玉以清室遺志自居,為復辟帝制出謀劃策,1943年出任偽滿州國監察院院長。他感情基礎上的復古決定了他學術研究上的復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復古是倒轉歷史車輪,而學術上復古則開創了一門學問,開創了一代學風。在他發跡和揚名之前,他曾是劉鶚的家庭教師,就因為這個機緣,他與劉鶚結為兒女親家(他的長女嫁給劉鶚的的兒子為妻),他有機會見到劉鶚收藏的甲骨文,並動員劉鶚將其甲骨文墨拓編印成書,也為這本書寫了序言。甲骨文這門深奧的學問把他給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學部參事官時,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廣泛搜集甲骨文,並委派其弟羅振常到安陽採掘,1910年,羅振玉出版了《殷商貞卜文字考》,書中按貞卜的事類分為幾個項目,由孫詒讓的釋字發展到羅振玉因事分類,卜辭算是可以閱讀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嗣後到1915年,羅振玉躲到了日本,專心致志研究甲骨文,這一時期他出版了《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考釋》,將《殷商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擴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八章,這就把雜亂零散的卜辭,歸納整理成有條理有價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開始成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學問。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是這樣評價羅振玉的:「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我們提供了無數的真實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羅氏在中國要算是近世考古學的一位先驅者,他的搜集與從來骨董家的習尚稍有區別,他不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並還注意到去搜集與骨片同時出土的各種器物;在1916年他還親到安陽小屯去探訪過一次。這種熱心,這種說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家所未有。」
羅振玉不僅自己傳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還特別注重培養甲骨學研究人才,王國維就是他的得意門生。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青年時代在羅振玉辦的文學社學習日文,深得羅振玉的賞識。辛亥革命暴發後,他隨從羅振玉一起東渡日本,終止了哲學、宋元戲曲的研究,協助羅振玉整理、編輯、考證甲骨文。1917年,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利用先秦文獻與卜辭互相印證的方法,考證出卜辭中所見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號,使甲骨的史料價值進一步得到發揮。1924年,清華大學籌設研究院,由胡適推薦,擬清王國維當院長。他考慮時局對自己不利,不願就職,後來經溥儀勸勉,才接受該院教授的聘請。在「疑古」之風風靡史壇的時候,王國維能夠比較好地運用地下發現的新材料與文獻典籍相結合,著《古史新證》宣揚中國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實在難能可貴。在這本書中,王氏舉出殷墟卜辭中有關武丁所卜的卜辭和祭祀文丁的卜辭,肯定了盤庚以後,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這與《古本竹書紀年》正相吻合,從而證明了《古本竹書紀年》的不偽。從方法上來說,他採用考古與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法」研究歷史,獨具慧眼,見解頗新。由於他的高水平的發揮,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發展到專門的學問——甲骨學。從思想上來說,他頑固地追隨已經沒落的清王朝,仇視革命,妄圖復辟,於是在1927年6月2日,當北伐戰爭捷報頻傳的時刻,他寫下了遺書,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舊,並沒有影響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說:「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在這一時期,在羅振玉和王國維的影響和引導下,成長起來一批以甲骨文研究為己任的甲骨學派,他們在文字、文法、卜法、歷法、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些外國的漢學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來了。一時間,甲骨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重要學科。
甲骨文的科學發掘與研究
(一)甲骨出土與著錄
甲骨學一旦成為學術界倍受關注的學科,人們對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見了,尤其是對新獲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愛了。在1928年科學發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學者誘使當地村民在殷墟亂挖了幾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來賣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來越少了,甚致很難發現有學術價值的新甲骨。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們灰心喪氣,他們猜想殷墟不會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圖的古董商並不相信學者們的眼光,他們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價唆使當地無知的村民亂挖亂盜,使殷墟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近代興起於歐美的考古學傳到了中國,中國學者認識到了考古學是保護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先進的科學手段,用這種手段來搶救殷墟文化就成了當務之急,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開始籌劃發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委派,董作賓來到安陽,先訪問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學校長張天驥,繼而游覽了安陽的古董商店,之後,親赴小屯進行采訪。訪問結果證明,此地並非象羅振玉所猜測的那樣,洹水故物已搜羅殆盡,而是埋藏還相當豐富。中央研究院認真研究了董作賓的調查報告。一致認為,如果政府不採取緊急措施加強管理和進行考古發掘,亂挖亂盜的現象會愈演愈烈,殷墟破壞會更為殘重,於是決定由董作賓草擬了發掘計劃和方法:
1、發掘程序;
2、發掘方法;
3、籌備:
①購買設備器具。
②請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政府,派人參加,由安陽縣協助並予以保護。
③請蔡元培院長致函馮玉祥總司令,派安陽駐軍加以保護。
④請古物保管委員會贊助。 ,
⑤聘請測繪人員。
由這個發掘計劃,可以看出當時對殷墟發掘是何等重視!
一切准備就序後,1928年10月13日,殷墟發掘就正式開始了。殷墟考古揭開了中國考古學的序幕,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到1937年6月,因蘆溝橋事變,日本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殷墟考古被迫停止。從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殷墟發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圖書館在此發掘了二次。
(二)甲骨學研究的進展
考古發掘的資料,要比那些亂挖亂盜,甚致連出處都說不清收購來的資料更真實可信。就甲骨文來說,發掘過程本身也包含著學者們的細致人微的科學觀察與分析,再通過整理與研究,能夠發現前人沒有注意到也不會注意到的新問題,董作賓先生對甲骨文斷代和殷代歷法的研究,就超過了前人,把甲骨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與《殷歷譜》都是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與科學的考古方法是分不開的。
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依據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項標准,將殷墟出土的甲骨分為五期。一期是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廩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這就把十幾萬片看似零散紛亂的甲骨文有條不紊地劃歸五個不同的時期,分屬於從盤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歸屬,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亂狀態。在上述的十項標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稱謂、貞人、字形、書體。掌握了這幾項標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斷定這片甲骨屬於那個時期的遺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後位次;稱謂是占卜的商王對自己親屬的稱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類;貞人是占卜並記事的史官。對於初學者來說,比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書體,不同的時期,字形和書體的風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與古代社會的研究結合起來,從甲骨文中尋找古代社會制度、社會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領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參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畢生致力甲骨學,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學商史論叢》,對商代的方國、農業、氣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進行了專題研究,拓寬了甲骨學研究的領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學的質的飛躍,這是郭沫若對甲骨學的重大貢獻。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迫於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這時期,他從血與火的斗爭中,轉向中國古代社會的探索與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國史研究是與中國革命的需要密切相關的。郭老緊緊把握住了甲骨文這個「原始細胞」,以甲骨文的構形為基礎進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結構變化的規律,從而釋讀了別人不認識或解釋錯誤的字,根據文字的發展規律,把文字的形、音、義辨證地加以應用,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釋讀的准確性,然後以字立說,以馬史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取得了舉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老把這部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書中利用卜辭來闡述古代社會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在當時的中外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學研究的輝煌時期,《卜辭通纂》、《殷契粹編》、《青銅時代》等重要著作就產生於這一時期。
甲骨文研究的縱深階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為科學事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廣闊的前景,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來指導甲骨文研究,是新時期學術研究的突出特點,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項研究課題更加深化,整理與綜合研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以後,考古的范圍比前擴大了,視野也開闊了,研究的領域更寬更廣了,甲骨文的發現仍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收獲。學者們利用這些新出土的甲骨,從甲骨上的鑽鑿形態方面對甲骨分期提出了新穎的看法。從1899年甲骨發現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分門別類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給綜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56年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1958年日本學者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相繼出版,就屬於綜合研究的著作。這些著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點與歷史、甲骨的流傳與研究狀況,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斷代、歷法天象、方國地理、政治區域、先公先王、稱謂與廟號、親屬與百官、政治與經濟等等,闡述了卜辭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內容,總結了甲骨文發現與研究的成就,為人們認識和研究甲骨學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統計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發現的總結》一書中對已知的甲骨收藏情況作了較為詳細的記錄,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編《甲骨文合集》時,責任心和事業心驅使他多方奔告,索隱勾沉,在原有的基礎上對甲骨收藏及流傳情況進行了更為詳盡的統計,據他統計的結果是:
國內收藏:25個省(市、自治區),40個城市,98個機關單位和47位收藏家,計127904片。
國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國3355片,美國1882片,西德715片,蘇聯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國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時7片,韓國6片。12個國家合計26700片。
國內外合計154604片,這還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後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
這15萬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錄,還有一小部分未見著錄,流散在國外。已經出版的70多種甲骨著錄書,有的因出版時間早,而且印數很少,不易見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閱;有的良莠不分,真偽難辨,不好利用等等。這就給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帶來了困難。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其它學科如醫學、農業、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鑒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鑒於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編輯一部《甲骨文合集》來解決學術研究的需要,後來,郭老把這個想法正式向國務院提出來,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遠景規劃
中的大型項目之一,1959年交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辦,並成立了以郭沫若為主任委員,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編輯委員會。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這項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結束後,在郭老的親切關懷下,編輯工作馬上得到恢復。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開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冊,這13冊中共收錄甲骨4萬余片。與以往的著錄書比較,這部書有以下優點:
第一是先材廣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嚴而精;
第三是取材經過辨偽與綴合;
第四是對能夠分期的甲骨文盡可能進行分期編排,有疑問的集合在一起,以待進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時期的甲骨,又按階級和國家、社會生產、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項二十一個小類進行編排。
由此可以看出,這部書是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除了綜合性和總結性的著作之外,工具書和通俗性的讀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寬了甲骨文的應用范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1965年),正編收錄1723個甲骨文字(見於許慎《說文》的941個字),附錄共收單字2949,附尋的單字都還沒有考釋。全書共收甲骨文單字4672個,屬於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編《甲骨文字集釋》(1975年),將每一個甲骨文字的有關各家解釋詳列於該文字之後,並加有編者按語,便於查索。日本學者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1976年),將見於著錄的卜辭逐條按內容分類編排,便於查閱卜辭內容及著錄情況。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學通論》(1989年),還有其它一些通俗性著作都客觀地、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甲骨文的發現、發掘與研究的情況,系統的科學的闡述了甲骨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課題。《甲骨學通論》還專章討論了西周甲骨的一些問題。於省吾《甲骨文字詁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釋的巨大成果,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楊升南、宋鎮豪編著的《甲骨學一百年》全面系統地闡述了100年來甲骨學的產生、發展狀況。這些都是我們學習和了解甲骨學的主要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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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大英帝國博物館藏有中國多少文物
外國的博物館到底有多少中國文物誰也說不清楚,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數量十分龐大,而且有眾多精品,大英博物館管據保守估計大約有2萬3千件中國的稀世珍寶比如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就在大英博物館,還有眾多圓明園文物流散在英國法國等國,法國的楓丹白露宮專門有一個中國展室,集中展示了1860年法國從中國的圓明園掠奪來的稀世珍寶。中國文物流落國外大多是1860年-1949年這期間,尤以1860年英法聯軍入京和1900庚子國變兩次浩劫最甚。
台灣故宮全名為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藏品包括清代 北京故宮、沈陽故宮和原熱河行宮等處舊藏之精華,以及海內外各界人士捐贈的文物精品,共約60萬件。
1948年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即,國民政府令故宮博物院挑選貴重文物以軍艦轉運台灣。國民政府將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圖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檔案開始運往台灣,成立「中央文物聯合保管處」。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320箱由中鼎艦運抵基隆港。原故宮博物院文物分3批運走2972箱。一起運台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852箱及其他單位文物。文物運台後,先存台中市,租借台中市糖廠倉庫存放。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滬輪於1月6日運出,1月9日到達基隆,共計1,680箱。第三批文物由昆侖號軍艦於1月29日運出,2月22日運抵基隆港,共972箱;第三次原本計劃搬運1,700箱,但軍艦一到海軍部眷屬就搶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軍司令桂永清解決,最後下令拆除辦公桌,但由於運輸艦艙位有限,最後只能運出972箱,另728箱被迫留在南京。 為阻止文物遷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產黨員陶孟和曾發動群眾阻止,但未成功。
1949年8月23日,文物遷入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並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隸屬於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長兼任主任委員,並於台中縣霧峰鄉北溝覓地建築庫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隨即遷入)。11月,戰時河南省存放在重慶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搶運到台灣並存放在台中市糖廠倉庫。
台北故宮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來宋至清歷朝皇帝推祟藝術、廣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萬件,這是一般博物館(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價值連城的極品更是數以千計,如銅器中的西周毛公鼎、散氏盤;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書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顏真卿、宋微宗(趙佶)書法手跡;畫卷中唐至清歷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窯名家親製品,官窯制御用藝瓷等,還有大量為目前有關當局秘而不宣的國寶級文物。 答案補充 近代以來,中國文物流入日本有幾個主要渠道:一、清朝未代皇帝溥儀遜位時,帶出一大批國寶,有1200餘件歷代書畫珍品,經轉手後,不少流失到日本;二、中國近代官員名人來日訪問交流時,帶來名貴書畫,或親留墨跡。比如,旅日華人晉鷗曾經購得一幅康有為寫給神田料理店「天野屋」主人的字,上面題跋為「清國大人康有為先生書,犬養毅先生代求」。近代名人康有為、梁啟超、楊守敬、孫中山、章士釗、羅振玉、郭沫若等來往中日之間,都是如此;三、日本的大財閥、大博物館實力雄厚,收藏中國頂級國寶價值連城。比如,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佛像佛頭,三井文庫收藏的青銅器、瓷器,東京永青文庫收藏的書法作品,京都藤井有鄰館收藏的中國文物和書畫,書道博物館收藏的歷代書法等,不乏絕世佳品;四、日本前往中國的官員、商人、文化人、從軍記者等,喜歡中國歷史文化者往往作為有心人,從民間收得大量珍貴的文物和藝術品,尤以書畫作品為多,現在多藏珍於日本民間;五、清代末年,有一批中國商人仿冒古代字畫,專門賣給日本人,特別是仿明代董其昌的字、清代四王山水、鄭板橋的字等特別暢銷,不少流入日本
❻ 艾蘭的學術研究
艾蘭博士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貢獻,便是參預整理和編撰《英國所藏甲骨集》。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發現未久,便引起一些外籍人士的興趣,部分甲骨在日本、加拿大、英國、美國、德國、前蘇聯、瑞典、瑞士、法國、新加坡、比利時和朝鮮等12國共藏約26700片,約占甲骨收藏總數15萬多片的18%。其中,收藏數量較多的是日、加、美、英四國,而前三國的甲骨已有拓本發表,唯英國付諸闕如。學者們研究英國所藏甲骨,依據的是《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5,上海,)》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辭》(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1939,紐約)兩部摹本及以照片形式發表的亞士摩蘭博物館所藏三十四片中的八片。這兩部摹本摹寫失真,《金璋》中的甲骨文摹片又比原來稍有縮小,使學者難以將其與別的甲骨拼合。此外,二書尚有漏字、甲骨倒置、缺反面文字和骨臼文字等問題,而且有相當數量的英國所藏甲骨未囊括其中。多年來,海外的甲骨研究一直以此為憾。
1982年始,艾蘭博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專家李學勤、齊文心合作,對英國所藏甲骨進行調察和施拓,拓集英國十一個公私單位所藏約3000片甲骨,經過辨偽,略去全偽和字跡不清的殘片,選用甲骨凡2674片收入《英國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為圖版,下編為釋文和附錄,於1985年和1991年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其中,除了摹本中已發表過的1649片外,增加了1025片前此未曾發表過的新材料。據該書所附分期分類表看,這些甲骨有66%屬於董作賓劃分的第一期,這期甲骨是商朝占卜內容最為廣泛的時期,價值也最大。《英國所藏甲骨集》的問世,為研究和澄清甲骨學和商史中的一些疑難問題,提供了信而可征的新材料,其學術價值是顯見的。
除了參加整理和編撰《英國所藏甲骨集》外,艾蘭博士在甲骨研究上的另一貢獻,便是採用新的技術和手段來鑒定甲骨。艾蘭博士以攝影機加於顯微鏡上拍攝甲骨單字或局部,通過顯微放大顯示出了刻道的形態,弄清了用刀刻劃的次數及筆劃的先後,從而為真字和偽刻字的比較提供了更科學的手段,某些疑難問題由是得到重新檢驗和解決。
關於契刻的刻刀,關於卜辭與兆的時間先後,關於筆劃的方向和順序,關於刻手與貞人等,都可以通過顯微照片得到解決。此外,通過顯微照片還能就甲骨分期和書體的演變及偽刻等問題提供確鑿的根據。當然,艾蘭博士經由甲骨顯微照片所得出的上述結論尚不全是定論,還有進一步研討的餘地。然而,她這種顯微放大的方法無疑是甲骨研究中方法論意義上的重要突破。 除了在甲骨學方面的貢獻外,艾蘭對中國青銅器也頗有研究,她曾同李學勤合著《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一書。在該書「附論」中,艾蘭就西方漢學界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進行了詳盡的回述,且論列得失,多所獲得。
艾蘭教授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是以對西方漢學及藝術史的通盤了解和獨特審視作為其理論的鋪墊,提出的一些結論往往使人感到新穎且厚實。
1992年,當時就職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 SOAS) 的艾蘭( Sarah Allan) 博士主編了一本反映中西方研究中國商周青銅器最新成果的論文集《中國早期青銅禮器的釋義問題》, 其中艾蘭本人撰寫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青銅器》一文, 對20世紀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歷程作了系統回顧與展望,揭示了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青銅器和中國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藝術傳統的基本歷史和趨勢。
竹簡
《太一·水·郭店<老子>》論文中,艾蘭認為,在《太一生水》的宇宙論中,道作為以水為原型的抽象概念,被名作太一。太一是北極星與北極星之神,是一個作為水之來源的宇宙現象,而水則是此後萬物的本源。《太一生水》篇之「太一」乃是「道」的別名,是作為宇宙中心的北極,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道的哲學概念即植根於從自然之源中源源不斷流出的水的隱喻。艾蘭的論文正是利用西方學術界關於「喻象學(metaphorology)」的最新理論,進一步對中國早期思想中的喻象思維和隱喻應用作出分析。陰陽五行說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間建立一種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亦體現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中國古代哲學術語中存在大量以自然物為比喻和形象化的描述,許多抽象的概念往往是跟特定的具體形象和文化背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艾蘭對水、植物這類自然現象與哲學里的道、無為、天命、本性等概念的關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一組與陰陽五行相關的自然「喻象(metaphor)」在陰陽五行說之外的哲學含義。她還觀察到中英文在對譯某些哲學名詞時的困難反映了中西思維的一些本質區別。 《世襲與禪讓》原是艾蘭教授的博士論文。1970年開始寫作該文,1974年交付加州伯克利大學。1981年,該文稍做修改後出版。寫作本書的想法最初源於她的分析有關周初太公望的傳說的碩士論文。在那項研究中她發現中國古代文獻,尤其是哲學著作中,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常常作為同一主題的例證被加以討論,例如:開國君王的相,周代的太公望和商代的伊尹常被組合在一起;又如:夏末代王桀和商末代王紂。這些人物又有可能同與其相對的人物進行比較,例如:太公望與周滅商後拒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相比照,或者桀和紂同湯和文王相比照。因此,她決定對有關從堯到舜直到周初的統治權轉換的傳說人物進行綜合性研究,依據早期文獻來確定不同人物之間的概念性關系。她出色地借鑒了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理論與方法,把中國古典文獻中有關堯、舜、禹、啟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歷史傳說當作一種觀念運動所產生出來的歷史來作全新的考察,從而揭示出隱藏在傳說背後的深層結構,顯示出歷史的本來面目。
當代西方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是一種涉諸語言學、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結構主義認為,結構由許多成分組成,這些成分之間的關系就是結構。結構主義又把結構區分為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前者指現象內部的聯系,只有通過模式才可認識,後者指現象的外部聯系,通過人的感覺便可知道。結構主義者強調事物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深層結構。簡言之,「我們可以把結構主義的影響看作象X射線,透過表面上獨立存在的具體客體,透過以要素為中心的世界去探究關系的世界。」
在《世襲與禪讓》中,艾蘭指出,中國古史的記錄方法隨著哲學觀點的改變而規律性地改變著,上古帝王「堯」跟「舜」之間的關系有禪讓、篡位或簡單地只是眾望所歸,這全因作者不同而有異。而且,歷史傳說的功能跟神話的功能一樣,都是為了調解一種固有的社會沖突。在圍繞著權力交替的那些傳說來看,裡面總是貫穿以世襲還是以德性來治理天下,為一人之家還是為更大的社會集團這種典型的沖突。這里所謂「德性」,基本上反映了較大的共同體或國家的要求,其有時與一己之家或血緣組織的利益相沖突。而「世襲」則是為了維護家庭或血緣組織彼此區別的社會所固有,但對於復雜的政治和社會組織而言則尤為重要。在中國傳統上定居的農業社會,由於復雜的血緣組織系統與君主世襲而官吏不世襲的政治組織共存,這種對立就異常重要了。世襲與德性是中國古代王朝傳說的主題。這里,艾蘭博士揭示了古代作者是如何把一個傳說跟一個時代掛鉤,及又是怎樣去復述另一個時代的傳說。《世襲與禪讓》是借用結構主義方法來研究中國遠古傳說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該書中,作者所關注的並非神話傳說的歷史發展或歷史真實性,即古代文獻中的歷史是真抑或是偽,而是早期作者如何運用「歷史」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此外,她的主要依據不是大篇幅的、具體的神話描寫,而是那些哲學家總結其要義的簡短句子。這樣,她得以在古代作者自己所描述的關系的基礎之上建構傳說人物之間的關系體系。
本書共七章,作者在第一章里,提出問題,展開理論探討。第二章至第五章,對圍繞權力轉換關鍵時期的五套傳說系列分別進行討論,並且用圖表說明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①從堯到舜的權力轉換;②從舜到禹的權力轉換;③啟的繼位和第一個世襲王朝——夏的建立;④商王朝的建立;⑤周朝的建立。第六章討論的是哲學文獻——《墨子》、《論語》、《孟子》、《荀子》、《韓非子》和《莊子》,通過對它們的分析研究來判斷是否在這些歷史記述中暗含著與某種特定的哲學觀點相一致的轉換模式。第七章僅對中國後期神話傳說的重要性進行簡要探討。所討論的主題和要點,雖然在漢代和漢代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仍然顯現出與以前大體相似的情況,繼續對中國歷史、歷史編纂工作和歷史題材的小說產生著影響。
《龜之謎: 中國早期的神話、藝術與宇宙》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❼ 甲骨\青銅\竹簡\絲綢\紙張這些檔案載體分別產生於哪些朝代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大約出現在,距今5000~6000年前;中國最早的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3000年
楔形文字 參考資料:
http://www.nan1.com.cn/xxjs/dnzp/2003/2003xly/yxl/XXWZ-2.htm
也叫「釘頭文字」或「箭頭字」。古代西亞所用文字。多刻寫在石頭和泥版(泥磚)上。筆畫成楔狀,頗像釘頭或箭頭。約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兩河流域蘇美爾人所創造。阿卡得人、巴比倫人、亞述人、赫梯人、波斯人等,都曾使用這種文字書寫自己的語言。也是各古國間交換外交文書的通用文字。考古學家發現大批各種楔形文字泥版或銘刻,19世紀以來被陸續譯解,從而形成一門研究古史的新學科——亞述學。
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發源於亞洲西部的亞美尼亞高原。公元前4000年左右,這里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蘇美爾人。他們創造了燦爛的蘇美爾文明,最能反映這種文明特徵的是他們的文字——楔形文字。
最初,這種文字是圖畫文字,漸漸地,這種圖畫文字逐漸發展成蘇美爾語的表意文字,把一個或幾個符號組合起來,表示一個新的含義。如用「口」表示動作「說」;用代表「眼」和「水」的符號來表示「哭」等等。隨著文字的推廣和普及,蘇美爾人乾脆用一個符號表示一個聲音,如「箭」和「生命」在蘇美爾語中是同一個間,因此就用同一個符號「箭」來表示。後來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號,如人名前加一個「倒三角形」,表示是男人的名字。這樣,這種文字體系就基本完備了。
蘇美爾人用削成三角形尖頭的蘆葦稈或骨棒、木棒當筆,在潮濕的黏土製作的泥版上寫字,字形自然形成楔形,所以這種文字被稱為楔形文字。
為了長久地保存泥版,需要把它晾乾後再進行燒制。這種燒制的泥版文書不怕被蟲蛀,也不會腐爛,經得起火燒。但美中不足的是,泥版很笨重,每塊重約一千克,每看一塊都要費力地搬來搬去。到現在,發掘出來的泥版,共有近一百萬塊,最大的有2.7米長,1.95米寬,可謂是巨書!
楔形文字是蘇美爾文明的獨創,最能反映出蘇美爾文明的特徵。楔形文字對西亞許多民族語言文字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西亞的巴比倫、亞述、赫梯、敘利亞等國都曾對楔形文字略加改造,來作為自己的書寫工具。甚至腓尼基人創制出的字母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楔形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是,由於它極為復雜,到公元1世紀,就完全消亡了。
在古代的蘇美爾,經常可以看到有人拿著蘆桿或木棒做成的尖頭呈三角形的筆,在泥板上寫字。這種字從左到右橫著寫,每一個筆劃總是由粗到細,象木楔一樣。這就是蘇美爾人留給後世西方文明的三大珍貴禮品之一的「楔形文字」。
蘇美爾文字是逐步產生的,正如我們現在所知,其間由藉助圖形表達某種觀念到文字的出現經過了1000年的演化過程。公元前3500年左右,蘇美爾人開始刻圖像於石或鐫印於粘土,以此作為擁有某物的標志:或者用一塊岩石表示「鐵石心腸」,或者用一顆樹表示一幢房屋。
大約500年以後,由圖形向文字的演化速度大大加快。到了那時,蘇美爾神廟的管理人員使用許多規范化的簡圖,把它們結合起來保存神廟的財產檔案和商業交易檔案。
盡管這一時期的書寫文字仍具有象形文字特徵,但已超越了以圖畫表示人及具體事物的階段,發展到了用圖畫表示抽象事物,例如:一隻碗表示食物,一個人頭加一隻碗則表示吃的意思。
又過了500年,成熟的文字全面取代了舊有文字,因為到那時最初的圖畫已變得非常系統化,以致人們不再把它們視為圖畫,而須視之為純粹的符號;這些符號有許多已不再表示特定的詞,而成為與其他同類符號結合在一起就可形成字詞的音節符號。
公元前2500年左右,蘇美爾地區的這種文字體系達到了充分發展的階段。楔形符號共有500種左右,其中有許多具有多重含義,這就使得楔形文字體系比後來的字母文字體系要難以掌握得多。盡管如此,在兩千年間楔形文字一直是美索不達米亞唯一的文字體系;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這種文字甚至成了西亞大部分地區通用的商業交往媒介。
從蘇美爾時代殘存下來、在近代被發掘出來的楔形文字文獻都是抄寫在泥版上的。這些泥版中,大約90%是商業和行政記錄,其餘的10%則是對話、諺語、贊美詩和神話傳說的殘篇。
蘇美爾人的對話採用這樣的形式:兩個角色在辯論中站在對立的一方互相駁辯——夏天對冬天,斧頭對犁子,或者農夫對牧人。由於雙方均有許多可以立足的根據,因而辯論通常沒有輸贏。另一方面,殘存至今的蘇美爾諺語則提供了明確的觀點。
一則令人著迷的蘇美爾處世格言這樣講:「僕人呆的地方,必有爭吵相伴;理發師呆的地方,必有毀謗傳出」。
楔形文字流傳到亞洲西部的許多地方,它為人類帶來了文明的「火種」。公元前2007年,蘇美爾人的最後一個王朝衰亡之後,巴比倫王國把這份遺產繼承了下來,並有新的發展。
甲骨文 參考資料:
http://ke..com/view/8170.htm
甲骨文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稱契文、龜甲文或龜甲獸骨文。商朝人用龜甲、獸骨占卜後把占卜時間、占卜者的名字、所佔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後的吉凶應驗也刻上去。不過具體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詳略的差異,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辭最為完整,同時也是現存數量最多的時期。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這種文字為甲骨文。殷墟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辭的甲骨,這些字都具備了漢字的基本結構。大量的甲骨文及銘文既記載了當時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氣象、占卜方面的情況,又標志著文字接近成熟。圖為刻在龜甲上的甲骨文。
介紹
甲骨文主要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迄今為止發掘出存世的大約有15.4萬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大陸收藏的有97600多片,台灣收藏的有30200多片,香港有89片,因戰爭和商業因素流散到海外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前蘇聯、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12個國家有26700多片。其中日本在侵略中國時曾有組織地在殷墟盜掘,因此收藏最多,有12000多片。目前世界上有500多位學者專門研究甲骨文,發表專著有2000多篇。
商周非常迷信,商周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並將占卜的事情、時日和結果等刻在上面,故甲骨文字也稱卜辭。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氣候、習尚等許多方面,是研究當時歷史的重要資料。
甲骨文大約有4500個單字,已解讀的有三分之一左右。根據研究,甲骨文中已經使用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漢字造字法。在字義的使用上可以明顯看出假借方法。形聲字佔25%左右。今天,形聲字佔90%左右。
甲骨文和是漢字成熟的標志,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一樣屬於表意文字,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使用的一種表意文字的前身。它的書寫材料一般為龜骨、牛肩胛骨,也可以刻在牆壁,木器,石器等處,有刀刻的,也有朱書、墨書的。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春秋後期漢字脫離甲骨形態,逐漸不被認知,但是一般會被當做「龍骨」賣給葯材商做葯材之用。直到1899年(清光緒25年),在一個偶然機會里由金石學家王懿榮發現被考證為商周遺物。
民國初年經董作賓先生的研究整理,將收集到的甲骨文分為五期:盤庚武丁時代、祖庚祖甲時代、稟辛康丁時代、武乙文丁時代、帝乙帝辛時代。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後,認為甲骨文從初創到成熟,起碼要經歷15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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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國商代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學家王懿榮認識並高價購藏。此後十年間先後搜購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劉鶚、羅振玉及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金璋,日本人林泰輔,加拿大人明義士等,共得甲骨數萬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有計劃地迸行殷墟發掘,先後發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約二萬五千片。以後殷墟仍不斷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甲骨四千餘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鄭州商代中期遺址中還檢到有字甲骨兩片;自1954年始,又先後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陝西豐鎬、周原遺址、岐山鳳雛出土西周時期有字甲骨約三百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發現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十五萬片以上,分別藏於中國大陸、台灣省和港澳地區,以及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蘇聯、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家,南朝鮮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錄出版,早期的有劉鶚的《鐵雲藏龜》、羅振玉的《殷虛書契》和《殷虛書契後編》、明義士的《殷虛卜辭》、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後又有董作賓的《殷虛文字甲編》、《殷虛文字乙編》,胡厚宣的《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等。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對甲骨文發現八十多年來已著錄和未著錄的十幾萬片甲骨材料進行系統的科學整理,廣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資料,分期分類,共收甲骨約四萬片,編為十三冊,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統的資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書。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德國等國所藏的甲骨,也已著錄成書,分別發表。
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聲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漢字,仍是以象形字為基礎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備後代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從語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其句子形式、結構序位也與後代語法基本一致。
由於商王幾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從甲骨文中有關商代階級和國家的資料可知,商代的奴隸和平民由眾、芻、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組成,奴隸主和貴族有先公先王和他們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級官吏則有臣、尹、史、犬、亞、馬、射和侯、伯等;軍隊有師、旅等;刑罰有刖、劓、伐等,並設置了監獄。甲骨文中也記載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狀況,對於解決商代社會性質有直接關系。商王朝經常對外發動戰爭,被征服的方國對商王朝稱臣納貢,甲骨文中常見氏(致)來、入馬牛羊象龜等記載。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社會生產的內容很豐富。在農業方面,有裒田、作大田的記載,還有各種農作物如黍、稷、麥、耒、稻等的名稱。商王關心農業收成的豐歉及風雨、降低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常見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業方面,馬、牛、羊、雞、犬、豕等都有記載,且畜養量較大並有專門牢廄。祭祀時常用掉大批牛羊。漁獵在商代社會生活中仍起一定作用,甲骨文記載的獵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魚類和各種鳥類,狩獵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甲骨文里還有關於貝、朋、珏和舟、車以至傳遞制度等商業、交通方面的材料。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內容亦很豐富。在天文歷法方面,有日食、月食和鳥星、新星、大星等記載,也有「十三月」等閏月材料和干支記日及每日不同時間階段的「時稱」等。在氣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風以及易日、雲、雷、雹、雪、虹等記載。在醫學方面,有頭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踵疾等疾病的記載,也有關於生育的記載,表明當時能准確推知預產期。
商王尚鬼,凡事占卜。占卜內容多以王為中心,就其關心的問題,如對祖先與自然神的祭祀與求告,對風、雨、水及天象、農事、年成的關注,通過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問卜,以便預示吉凶,祈望得到保障。占卜材料多為龜腹甲(及少量背甲)和牛胛骨,用前經整治,並在背面(少量牛胛骨亦有在正面)施以鑽、鑿。占卜時,先於甲骨背面鑽鑿處用火燒炙,正面即現「卜」字形裂紋,以此定吉凶。占卜後,將所卜事項記刻於甲骨之上。
甲骨文一般先刻豎畫,後刻橫畫,先刻兆序、兆辭、吉辭、用辭,後刻卜問之事,故又稱為卜辭。一條完整的甲骨卜辭應包括敘辭、命辭、占辭、驗辭,而多數卜辭常省略占辭或驗辭。甲骨文中,有的在刻畫上塗砂或墨,有的用毛筆寫在甲骨上,也有些是先寫後刻的。
卜辭的分布有一定規律。一般來說,刻辭迎兆並與一定的卜兆有關。龜腹甲、背甲右側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側卜兆向右,文字左行;在甲首、甲尾及甲橋邊部的卜辭則由外向內行。商代占卜常從正反兩方面問疑,反映在龜甲上則有位置相應的左右「對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辭左行;左胛骨則相反。只有上端近骨臼處的兩條卜辭由中間讀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骨上的各條卜辭,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刻寫,其間常有界劃相隔,每事亦反復對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錯排列,為「相間刻辭」;有卜辭於甲骨正面無處容納,而轉刻其背面,為「正反相接」;有反復卜問同一件事,而將內容基本相同之卜辭分刻於數版甲骨之上,只各版卜序不同,稱為「卜辭同文」。
商代晚期自盤庚遷殷至紂王共約二百七十三年,經歷八世十二王,這一時期的甲骨文亦應有早晚先後之分。對商代甲骨的分期斷代研究,有多種分法,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賓依據世系、稱謂、貞人等十項標准劃分的五期說,即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其中有些問題的討論目前仍在進行中。
1904年孫詒讓作《契文舉例》,為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著作。之後,學者們運用「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比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點畫,並通過音韻學、訓詁學的手段來考釋文字。其中作出貢獻的學者及主要著作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唐蘭《殷虛文字記》、《古文字學導論》,楊樹達《耐林甲文說》、《積微居甲文說》,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殷契粹編考釋》及《甲骨文字研究》,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等。自1917年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利用甲骨文進行商史研究後,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分別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殷歷譜》和《甲骨學商史論叢》等。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也有很多關於商史研究的內容。近年來,很多較年輕的學者也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但仍有不少問題有待深入探求,如文字的考釋、分期與斷代,商代的社會、奴隸的身分以及商史上的許多問題。此外,對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屬開始階段,仍有許多爭議。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的課題。
甲骨文字風格演變:甲骨文字有契刻體與筆寫體兩種書體互用發展所造成,大體上說,是由契刻體向筆寫體方面發展的。董作賓氏據殷代卜辭,把貞卜人群,分為五個時。以甲骨文字變化,書體變遷,追錝時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為例,闡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變化過程中,發現了各期甲骨文書寫風格不同,各有其特徵。 第一期(武丁時)的書法風格,至為宏放雄偉,以甲骨大版大字為代艱作。此類大字常是強力的,雕的筆劃很粗壯,並填有朱墨(硃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麗的小字,都極為精彩。這些都是承受中興英主武丁風格,其氣魄之宏放,技術的熟練,頗為驚人。其書家有韋、永、賓。 第二期(祖甲、祖庚時代)書風較為謹飭。祖甲、祖庚是繼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賢君,所以當時的卜師,嚴守規則而少變化。其書家有旅、大、行、即。 第三期(廩辛、庚丁時)書風轉變,陷於頹靡,前期老書家已經作古,豪放書風掃地,當期的書家,筆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筆誤頗多。此期書者,皆未署。 第四期(武乙、文丁時)的貞人,卜辭上不署書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時代新興書家,盡去前期筆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動、勁峭、時逞放逸不羈之趣。此期署名之書家,僅狄一人,其餘尚未發現。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代)的書風、除少數獸頭大字刻辭外,其餘的都異常嚴肅工整。理由是: 貞卜事項,王必躬親,卜辭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蠅頭小楷,文風丕變,製作一新。其書家有泳、黃。
青銅\竹簡產生於西周,流行於春秋戰國。
絲綢產生並流行於西漢;紙張產生於東漢,一直流行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