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昌濟在英國留學時學什麼

⑴ 楊昌濟的簡介

生平事跡

1、考取功名：

光緒十五年（1889年），應長沙縣學試，補邑庠生，為學政張亨嘉賞識。張亨嘉取士不重八股，重通經史，留心經世之學，很欣賞楊昌濟的才識。

2、私塾教學

應試舉人不中，為生活計，在家設館授n徒，常與密友楊守仁討論國事，認為「非改革不足以圖存」。

在家鄉教私塾，同時繼續准備舉業，潛心研究宋明理學。《達化齋日記》從這年記起，其內容大多記述其排除各種雜念專心讀書的心得及個人思想修養、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經驗體會。

楊昌濟進入嶽麓書院讀書，積極參加譚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組織的維新改良活動，加入了他們組織的「南學會」，成為通訊會友，藉此機會向譚嗣同等求教學問，交流思想。同年，兒子楊開智出生。

3、赴日留學：

繼續隱居鄉間授徒、自學，參加赴日留學考試 ，獲官費留日資格，回鄉作出國前的准備。

東渡日本留學，主攻教育學。啟程前，改名「懷中」，表示身在異邦，心懷中土。

楊昌濟從弘文學院順利畢業，升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專修教育學。

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肄業。是年，在楊毓麟、章士釗等好友的極力推薦下，清政府派往歐洲的留學生總督蒯光典，調楊昌濟去英國繼續深造。

4、留學英倫：

清宣統元年（1909年）春，楊昌濟留學英國，進入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哲學系，學習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

5、歸湘任教：

1912年夏，楊昌濟結束了在阿伯丁大學3年的學習生活，獲得文學士學位。隨後，他前往德國進行了為期九個月的考察，還去瑞士游覽了一番。

在德國，楊昌濟重點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項制度。考察完畢，隨即啟程返回闊別十年的祖國，回到了故鄉長沙。

十月，袁世凱派湯薌銘為湖南查辦使，湯一到任，即將楊德麟等逮捕槍決。楊昌濟曾為營救楊德麟四處奔走，對袁、湯屠殺革命黨人無比憤慨。

1914年在湖南高師講學，上半年兼任第一師范修身、教育學兩科教員，下半年只教修身課。夏天，所著《論語類鈔》由宏文圖書社出版。

6、任教北大：

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籌措經費，推薦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促成了愛女楊開慧與毛澤東的婚戀關系。

五四運動時，發表《告學生》一文，表達對青年的熱切期望，並參與發起北大哲學研究會，著文號召青年敢說敢做。

楊昌濟關心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昌等一批進步青年，鼓勵他們並告誡他們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長天」的志願。支持成立新民學會，籌備創立湖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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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影響

在楊昌濟的教育、培養下，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湖南早期黨史人物群體在成長道路上深受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關繫上，楊昌濟強調「博學、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廢，毛澤東等則認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

在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毛澤東等人接受了楊昌濟的思想觀點，認為: 「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半壁的地位。

在經世方法與手段上，早期湖南黨史人物群體也曾一度致力於教育經世。蔡和森認為：「胡林冀之所以不及曾滌生者，只緣胡夙不講學，士不歸心，影響只能及於一時。」

因此，他不僅自己想當一名教師，而且提議新民學會會員中 「多出幾個小學教師」，「造幼齡之小學生」，他認為這是「遠大之舉」，不可等閑視之。

總之，在湖南早期黨史人物群體成長的道路上，楊昌濟無疑是起了一個啟蒙先師的作用。毛澤東等湖南早期黨史人物群體的早期言行，無一不受深楊昌濟的影響。

如果說，毛澤東等人在早期實踐活動中，致力於教育經世的探求是失敗了，但是，楊昌濟以「欲栽大樹柱長天」為核心的教育經世的目的和宏願卻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養了一批「柱長天」的「大樹」。

⑵ 楊昌濟有沒有參與辛亥革命

沒有參加。

楊昌濟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東渡日本留學，主攻教育學。宣統元年(1909)留學英國，專攻哲學、倫理學。1912年夏，楊昌濟結束了在勒伯丁大學3年的學習生活，獲得文學士學位。隨後，他前往德國進行了為期九個月的考察，還去瑞士游覽了一番。考察完畢，隨即啟程返回闊別十年的祖國，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鄉長沙。 1913年後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師范學校、第四師范、第一師范、商專、一中等校。支持新文化運動，宣傳《新青年》的主張。1918年6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

從這段楊昌濟的簡歷中發現，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時，他正在英國留學。所以，他沒有參加辛亥革命。

⑶ 楊昌濟的資料

楊昌濟
楊昌濟
（1871-1920）
倫理學家,教育家。
湖南省長沙縣人,名懷中,字華生,1871年出生。兩次鄉試不中,後在家設館授徒,常與密友楊守仁討論國事,認為「非改革不足以圖存」。1898年就讀於嶽麓書院,不顧山長阻撓,毅然加入進步團體南學會,努力宣傳新學、新政,贊同譚嗣同的「以民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變失敗後,避居家鄉,研究經世之學。無論是研究學問還是做人,都具有堅忍精神,他說：「吾無過人者,惟於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他的這種精神,學子們稱為「達化齋法門」而競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費留日學生,在弘文學院、東京高等師范攻讀教育學6年。身處扶桑,不忘祖國,改號懷中,以求心懷中土。對日本老師誣蔑中國人的言論予以指斥,說日本「不懷好意」、「有入主中國之思想」。還參加了拒俄運動。1909年,由日本赴英國,入蘇格蘭愛伯汀大學,攻讀哲學、倫理學,獲學士學位。後又到德國考察教育,立志獻身教育,報效祖國和人民。1913年回到長沙,被湖南省政府聘為教育司司長,他斷然謝絕,表示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他先後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第一師范任教。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學生,領受教誨頗多。他對國事頗為關注,曾設法營救被袁世凱迫害的楊德麟,規勸楊度不要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參加新文化運動,為創建湖南大學奔走呼號,等等。還為《新青年》撰寫論文,推薦文章。與徐特立、黎錦熙等組織編譯所,編輯出版中小學各科教科書,翻譯了《西洋倫理學史》,編輯了《論語類抄》、《教育學講義》等書。《達化齋日記》、《楊昌濟文集》為其傳世之作。
他對教育提出過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主張知行統一,注重實踐,反對空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中心,德、智、體全面發展,提出「立志、理想、愛國、殉國、勤勉、存誠、立功、勇敢、堅忍、貴我通今」等10個方面內容,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張教育普及應與提高相結合；主張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反對趕時髦的留學之風；注重發現、愛護和培養人才,此乃「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主張洋為中用,反對全盤西化。他認為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學海外,欲歸國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瞭然於心,確有把握而後可以適合本國之國惰,而善應宇宙之大勢」。
1918年6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籌措經費,推薦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促成了愛女楊開慧與毛澤東的婚戀關系。五四運動時,發表《告學生》一文,表達對青年的熱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於北京,終年49歲。歸葬長沙縣板倉。

毛澤東對他評價極高,稱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發展教育為己任,「強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他最鍾愛的兩個學生：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名聞天下,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們實現了導師的「欲栽大木拄長天」的宏願。

⑷ 楊昌濟故居的歷史

楊昌濟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居住在此，街門上掛有「板倉楊寓」銅牌。楊先生及夫人住外院，其子楊開智住里院。外院北房為居室，一明兩暗，中間明間為堂屋，楊昌濟夫婦住東里間，其女兒楊開慧住西里間；南房隔成兩明一暗，西邊的兩間為明間，作為客廳；東邊的一間為暗間，供客人臨時居住。毛澤東第一次來京時，與蔡和森曾在南房的暗間住了約一個多月的時間。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先生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49歲。楊昌濟先生在臨終之時，給自己的好朋友、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寫信，力薦毛澤東與蔡和森。信中寫道：「毛蔡二君，當代英才，望善視之！」「吾鄭重語君，毛蔡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先生為國舉賢，不遺餘力，不愧為毛澤東的恩師。
楊昌濟先生病逝之時，毛澤東因「驅張運動」正在北京，自然盡力幫助料理恩師的後事。1月25日上午8時，楊昌濟先生追悼會在宣武門外法源寺舉行。2月中旬，楊昌濟先生的靈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兒子楊開智、女兒楊開慧等人的護送下，離開了北京，返回湖南長沙板倉。先生魂歸故里，其家人也從此離開了豆腐池9號的「板倉楊寓」。
1984年，豆腐池胡同15號作為「楊昌濟故居」被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楊昌濟（1871-1920），哲學家，教育家，字懷忠，號華生，晚年又號板倉老人，湖南長沙人。
楊昌濟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跟隨父親讀書，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中邑庠生，即：秀才。後曾多次赴鄉試，皆未中舉人，功名止於秀才。光緒二十四年，楊昌濟在嶽麓書院讀書之時，積極投身於湖南維新運動，參加南學會和不纏足會等；戊戌變法失敗後，隱居在鄉村，以教書為業。光緒二十九年，楊昌濟入弘文學校速成師范科，後轉入普通科，結業後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宣統元年（1909年），楊昌濟又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文科，專修哲學；1912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後赴法國考察教育。
1912年春，楊昌濟回國，先後在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第一師范學校、湖南商業學校、第一中等學校任教。
1917年，章士釗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向校長蔡元培舉薦楊昌濟，楊昌濟應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哲學教授，講授論理學。1919年，楊昌濟與同人發起組織北大哲學研究會，著有《治生篇》、《勸學篇》、《倫理學之根本問題》、《各種倫理主義之略述及概評等》。
楊昌濟與毛澤東的師生之誼始於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毛澤東回憶：「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倫理學，是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
毛澤東稱贊他的這位老師「弘通廣大，最所佩服」；楊昌濟評價他的這位學生「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
後來，他們都離開了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師生之誼不但繼續保留，而且得到升華。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最初的落腳點便是豆腐池的「板倉楊寓」；楊昌濟又把毛澤東介紹給李大釗，使毛澤東成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員，進入一個新的學習領地。毛澤東回憶：「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
劉昂先生在《浩氣貫天地 風雨送征船——緬懷蔡和森同志》一文中寫道：「毛澤東、蔡和森同志一方面積極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奔走，一面如飢似渴地探索當時世界的新思潮、新學說，努力追求改造中國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雖然只有近八個月的時間，但古都北京給他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也是在這里，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
1920年冬，毛澤東、楊開慧喜結連理。
楊昌濟先生作為教育家，應該為培養出「千古驕楊」的女兒和「世紀偉人」的學生而含笑九泉，彪炳史冊！

⑸ 名人立志故事

改西鄉隆盛詩贈父親
毛澤東

孩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此詩作於1910年，時年作者17歲。

2 周恩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3 朱熹是先秦以來儒家系統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國後期封建社會在文
化思想領域中影響較大的一位思想家。從學術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
也是宋明理學最突出的代表。從他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上看，朱熹在中國古代學
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數.自幼勤奮好學 立志要做聖人

4 沈鈞儒有一聯：「立志俯存千載想；閑淡無過五分鍾」。他立戒清淡，惜時如金。

5 發奮識遍天下字，立志讀盡人間書——蘇軾

6 英國傑出的物理學家法拉第就是一例。他確定了電磁感應的基本定律，從而奠定了現代電工學的基礎。此外，還有磁致光效應等多項重大發現。但這位被恩格斯譽為「到現在為止的最大電學家」，連小學都沒有上過。他小時候一邊賣報，一邊識字。後來又自學了電學、力學和化學知識。他立志要投身於科學事業，給赫赫有名的戴維教授寫信表示：「極願逃出商界入於科學界，因為據我想像，科學能使人高尚而可親。」這時，法拉第是一個裝訂圖書的學徒工。試問，沒有這樣崇高而遠大的理想，法拉第能跨入世界第一流科學家的行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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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經受深重災難，遭受帝國主義多次的侵略，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社會動盪不寧，人民群眾遭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向何處去，走什麼道路?如何救國救民，改造國家和社會?成為擺在求進步的中國人面前的大問題和艱巨的歷史任務。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偉大人格和偉大業績，是偉大的時代熔爐鍛造出來的。毛澤 東童年的反抗雖是自發的，卻也是時代要求突破農村宗法倫理網羅和封建家長制的一種反映。毛澤東早年投身革命，長期處於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建黨建軍的前列，長期肩負領導核心的重任，他是一位創建黨、國家和軍隊的最偉大的創業者，這和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是分不開的。自然，也同他自身的素質、天賦、刻苦鍛煉，勇於實踐，深諳國情，精通馬列，博古通今，文武兼備，既有無畏的革命膽略，又有卓越的創新精神分不開的。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即清朝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沖南上屋場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毛順生(1870—1920年)精力充沛、性子暴烈。16歲時外出當兵，退伍後回到韶山在家務農兼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攢積下一點錢，贖回典出去的土地，後來又積累錢買了7畝水田，雇了一個長工，他自己做販穀子的生意，本錢逐漸滾到兩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個財東。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隻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積攢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毛順生勤勞倔強，精明干煉，脾氣粗暴，對毛澤東管的很嚴厲，時而打罵訓斥，並訓練兒子雙手打算盤，熟悉田間勞動，期望兒子能繼承家業，學會經商。毛澤東的個性受他父親性格的影響，也很倔強。他從小反抗父親的打罵、體罰和專橫。比如，他父親罵他「不孝」，他就引用經書上「父慈子孝」，也就是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的話來回敬；他父親指責他「懶惰」，他就說大人應該比小孩多幹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紀，定會比你乾的活更多。

有一次，毛順生設宴款待生意場中的客人，叫兒子出來殷勤待客。毛澤東非常厭惡這一套繁文縟節，不願奉迎。他父親當著客人罵他「懶而無用」。於是，兩人當眾爭吵起來，他父親更加惱怒，要動手打人，他憤而出走。毛順生也氣勢洶洶地追趕，一邊罵，一邊令他回頭。他便跑到池塘邊，恫嚇他父親說：「如果你再追近一些，我就投水。」由於以強抗頑，他父親只好「妥協」了。從此，毛澤東萌發敢於反叛的意識。他後來自己回憶說：「我從這件事認識到，當我用公開反抗的辦法來保衛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保持溫順的態度，他只會更多地打罵我。」[1]

毛澤東特別反對他父親的刻薄和自私行為。毛順生有個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窮困，不得不將賴以活命的7畝田出賣。毛順生要買進這7畝田，遭到兒子毛澤東和妻子文氏的反對。毛澤東認為這種只顧自己發財，不管他人死活和不盡兄弟情義的自私行為是極不道德的。雖然他們的反對沒有效果，卻增加了毛澤東的不滿情緒，由家庭延伸到舊社會的制度。這件事在毛澤東的腦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中國成立後，他還多次與堂弟談及。他說：「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買二叔那7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全無兄弟之情，什麼勸說都聽不進去。我後來思考這些事，認清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於是下決心要尋找一條解放貧苦農民的道路。」[2]

毛澤東的母親叫文其美(1867—1919年)是湘鄉縣唐家坨人。她的性情完全不一樣，善良敦厚，心地善良，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在村子裡很受尊敬。文其美長著一幅中國婦女所羨慕的梨子型臉盤。毛澤東長得更像他母親而不像他父親，並在小時深受他母親言行的影響。因而，毛澤東在小時候就像他母親一樣，樂於助人，關心鄉鄰的疾苦。在韶山一帶，至今還傳頌著許多他們母子周濟貧苦的動人故事。毛澤東對他母親這種同情貧弱，兼愛眾生的風范，十分敬佩。1919年10月5日，毛澤東母親病故，他晝夜兼程，從長沙趕回韶山。他守在母親靈前，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寫出了一篇哀慟的《祭母文》。文中寫道：「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劈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潔凈之風，傳遍戚里。不染一塵，身心表裡。……病時攬手，酸心結腸。但呼兒輩，各務為良。」[3]高度贊揚了母親敦厚誠實，勤勞儉朴的美德。當時，毛澤東還含淚給他的同學、好友鄒蘊真寫信，說世界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損人的；可以損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親便屬於第三種人。

一個人的性格是在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毛澤東從慈母那裡繼承了善良、敦厚的天性，從嚴父那裡接受了倔強的個性，不同的氣質，在毛澤東的身上重疊組合，成了他性格的最初雛形。

毛澤東6歲開始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放牛、割草、鋤草，很勤快、扎實，特別是在13歲至15歲停學的日子裡，他整天在地里和長工一起勞動。這樣，自幼養成吃苦耐勞，勤快朴實，不畏艱難的習慣。也因為他是農家子弟，從小受勞動鍛煉，與農民群眾有著天然的密切的關系，愛農民，了解農民，尊重農民，同情勞苦大眾，為窮苦人抱不平；支持窮苦人民起來造反，不失農民的本色。至今韶山一帶還流傳著他這方面許多真實動人的故事。一年秋收季節，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大家都忙著搶收曬在坪里的穀子，他卻跑到一家佃戶大娘那裡幫著搶收，然後才去幫父親搶收，致使自己家快要曬乾的稻穀又被淋濕，並被雨水沖走一些。對此他父親十分生氣。冬日的一天，他去上學，路遇一個窮苦青年，穿著一件單衣，凍得打顫。他和這個青年談了幾句話後，就脫下自己一件夾衣送給了他。1910年，本地的哥老會同地主發生沖突，他對造反的農民寄予深切同情，將被斬首的鐵匠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辛亥革命前夕，因旱災引起的長沙飢民暴動遭到殘酷鎮壓。毛澤東得知這一事件，與同學們討論了許多天，為他們遭到鎮壓而憤憤不平。這件事震撼著少年毛澤東的心，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並覺得非把他們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不可。幾十年後，他還深有感慨地說：「這件事，在我們學校里討論了許多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響了我的一生」[4]。這種為窮苦農民抱不平的樸素反抗精神，後來逐步升華為立志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思想，成為推動毛澤東投身革命的重要動力。毛澤東後來回憶說：「從韶山沖的情形來看，那裡的人大多過著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餓，就是挨凍。有無錢治病看著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和糧被關進監獄後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沖里，我就沒有看見幾個生活過得快活的人。……我真懷疑，人生在世間，難道都註定要過痛苦的生活嗎?決不!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淵。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總有一天，世界會起變化，一切痛苦的人，都會變成快活的、幸福的人。」[5]這表明，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下決心要尋找一條解放窮苦農民的道路。

毛澤東8歲開始讀私塾，在韶山6年私塾，讀了「孔夫子的書」。他從小好學，勤思，特別聰穎，除了讀《論語》、《孟子》、《春秋》、《左傳》和《史記》、《漢書》等經史書籍外，還閱讀一些被視為「雜書」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精忠傳》、《隋唐演義》等民間流傳的小說，熟記其中的人物故事，傾心於造反的下層「賤民」那些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漢。這些書對他後來革命活動尤其是軍事生涯，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後來回憶說：「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岳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那是在很年輕的時候瞞著老師讀的，老師憎恨這些禁書，並把它們說成邪書。我經常在學校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我認為這些書對我影響大概很大。」[6]6年私塾舊學，是中國古代文化在毛澤東身上最初積淀時期。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他還回憶這段私塾生活時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四書、五經，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孔孟儒學對毛澤東的思想發育有一定的影響，他後來還經常借鑒孔孟言論來闡述他的觀點。1917年8月，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7]，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8]這也表明，他那時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聖人出來救世。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澤東停學在家。除白天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幫助父親記賬外，還堅持自學，經常在小油燈下讀書至深夜。一次，從他表兄文運昌處，借了11本書，內有《盛世危言》等新書，大大地開拓了他的視野。《盛世危言》的作者是清末改良主義者鄭觀應。作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方的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並批評當時中國頑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於人，指責洋務派學習西方的技術，不從事本國政治改革，是「遺其體而求其用」，「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主張變革以御外侮，要求設立議院，廣辦學校，發展工商業，與外國資本主義實行「商戰」以抵制侵略，挽回權利。這本書使毛澤東第一次接觸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以及「中體西用」的改良主張，開始憂慮國家的現狀和前途。與此同時，他還讀了顧炎武的《日知錄》等等，特別是讀了民主革命派陳天華的文集，使毛澤東深為嘆服。1936年，他回憶說：「現在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它敘述了日本佔領台灣的經過，朝鮮、越南、緬甸等國被外國侵佔的情況。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我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9]

毛澤東16歲的時候，父親打算送他去湘潭縣城一家米店當學徒，以便繼承家業，發家致富。但是，毛澤東並沒有走上父親所安排的生活道路，而是走上了一條尋找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道路。

少年毛澤東通過勞動和讀書的實踐，使他的思想開始由同情勞苦群眾受壓迫受剝削的樸素感情向立志救國救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升華。他後來回憶說，《盛世危言》這本書，進一步激起他恢復學業的願望，有感於「國家的安危，不安心種田」，於是，立志走出鄉關。他不顧父親的反對，與母親商定，邀請老師毛麗鍾、李漱清，表兄王季范、文運昌等到家勸說，幫助說服父親准許他繼續讀書。1910年秋，毛澤東第一次離開家鄉，去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讀書。臨行前，他改寫一首詩贈給他父親。詩雲：

孩兒立志出鄉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頭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這首詩是根據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西鄉隆盛青年時的詩略加修改而成。毛澤東把改寫好的詩，夾在他父親的賬簿里，此詩後來一直由文運昌珍藏著。

走出鄉關求學，從此離開了束縛身心的家庭和閉塞的韶山沖，來到當年的一所新學堂，這可說是毛澤東人生歷程的第一個轉折。

毛澤東在東山學校雖然只讀了半年書，但初次打開了眼界，接觸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當時，他尤其喜讀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有的文章差不多能背誦出來，深受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

在東山小學，他還在同學蕭三手中借到《世界英雄家述傳》，讀的很用心，用墨筆畫了許多圈點，其中圈得最密的是華盛頓、林肯、拿破崙、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傳記。毛澤東對這些人物的歷史功績，深表欽佩，希望中國也有類似的人物出現，以挽救民族危亡。他在當年還書時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鮮、印度的覆轍。你知道，中國有句古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而且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說的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還說：「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它富強，獨立起來，要有很長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你看華盛頓，經過8年戰爭之後，才得勝利，建立了美國嘛!我們也要准備長期奮斗。」[10]毛澤東懷有救亡革新，改造社會的志向，在離開東山小學前給自己取名「己任」，把救國救民視為自己的責任。

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深受他的啟蒙老師楊昌濟的立志修身和愛國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楊昌濟，世居長沙東鄉板倉，曾留學日本和英國共10年，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當時改名懷中。1913年他學成歸國，任教於湖南高師和第一師范，1918年應聘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是一位具有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教育家，他在《論語類鈔》第一編「立志」中的「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一條，就講道：「有不可奪之志，則無不奪矣。」「人屬於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沖突之時，則當以其身之利益為社會之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志之說也。」[11]楊昌濟諄諄教導他的學生，要立大志，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造社會、國家的偉大抱負，做一個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特別喜歡毛澤東。1915年4月5日，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毛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朴，煙賭甚稀。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務農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即曾國藩)、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時，又曾當過兵半年，亦有趣之履歷也。」[12]他還稱毛澤東和蔡和森為「當代英才」。毛澤東是楊昌濟最得意的門生，自然會受到楊的熏陶。他十分敬仰楊昌濟的學問和品德，在第一師范讀書時與蔡和森、陳昌林等志同道合的同學，常在星期天到楊昌濟老師家去聆教，或討論立志做人的道理，或縱談天下大事。他經常對同學們說，有志青年，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強調「要立一理想，以後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13]。毛澤東後來回憶說：「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14]還說，他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師范這個時期「開始形成」。這里說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國救民，改造舊世界，亦即他當時講的宏偉理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要為勞苦大眾主中國大地之「沉浮」。

毛澤東在求學時期，就有了為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宏偉志向，並努力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尋求真理。

⑹ 師德感人小故事

孔子：善待盲人和狗

孔子去世以後，學生們不但經常談起他的思想、道德、遭遇，還常常清晰地回憶起他的日常為人。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儀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處處做到有禮有節，言行適度，舉動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養成了一些好習慣。例如，和鄉下人一塊飲酒時，喝完酒以後總是讓年長的先走，然後自己才退出來。吃著飯的時候，不和別人交談；臨睡之前，不高談闊論。

孔子既注重禮貌，又很強調要有真情實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來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辦喪事的時候，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親屬的人旁邊吃飯，他不曾吃飽過。他看見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對方年輕，也一定站起來；路上碰到的也趕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樂師來見孔子，孔子趕緊迎上去。樂師走到台階邊的時候，孔子就告訴他：「這是台階」。當走到席子邊的時候，孔子就告訴他：「這是席子」。等樂師坐下以後，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紹屋子裡的人，說：「某某坐在這里，某某坐在那裡」。送走樂師以後，學生子張便問道：「這樣不是太麻煩嗎？」孔子回答說：「接待盲人就應該這樣」。有一次馬棚失火，孔子趕緊問：「傷著人了嗎？」並不問傷沒傷馬。孔子的一個學生因事被捕，進了監獄。孔子並沒有嫌棄他，認為「他雖然進了監獄，但並不是他的罪過」，還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

孔子也很愛惜動物。據說孔子養的一條狗死了，便叫子貢給埋起來。他對子貢說：「我聽說，破帳子別扔，好埋馬；破車蓋兒別扔，好埋狗。我連車蓋兒也沒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蓋上吧，別叫他腦袋露著啊！」

孔子很喜歡結交朋友。對於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風不同的人也不肯輕易絕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魯國人，孔子早年的朋友，為人狂放，不拘禮節，思想作風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處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著密切交往。孔子給人的印象是謙和的，可是他對於認為應該做的事，便堅決地去做，百折不撓。他說：「看見道義上該做的事而不去做，這就是沒有勇氣」。他還提出「當仁不讓於師」。

蔡元培：稱新生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那時的交通工具很簡單，走馬上任還需要坐馬車，當蔡先生從馬車上下來以後，看見學校門口，有許多人在夾道迎接。原來，這是學校的規矩，工友們必須遵循禮儀表示歡迎，隨行人員對蔡先生說了聲：「您請。」蔡元培先生一邊往前走，一邊脫帽向兩邊歡迎他的工友們致意，並和顏悅色地對工友們點頭致謝，不住地說道：「謝謝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們見此情景，非常感動，紛紛贊嘆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這件事情要是發生在今天，當然沒有什麼可以大肆宣揚的。但在剛剛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國初期，蔡元培先生拋棄了舊官場上的那一套官禮陋習，對普通老百姓謙恭禮讓，這種禮待庶人的行為，不能不令人佩服。

當時，有一位叫馬兆北的學生，考取了嚮往已久的北京大學。報到那天，天空晴朗，氣候宜人，馬兆北踏著輕快的腳步，邁入了北京大學的校門。誰知一進大門，就看見一張公告：凡新生來校報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現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簽名蓋章的保證書，才能予以注冊。

馬兆北看完公告以後，歡欣的心情一下子煙消雲散，一種被愚弄的感覺霎時湧上了心頭。他懷著忿忿不平的心情，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不遠千里而來，原是為了呼吸民主空氣，養成獨立自尊的精神。不料還未入學，就強迫我到臭不可聞的官僚面前去磕頭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堅決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證書，我就堅決退學。」言語中不免流露出對蔡元培先生為首的校方的不滿。信發出去以後，馬兆北並沒有抱著多大的希望，本來嘛，人家是舉國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長，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入學的學生，能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呢？不過是藉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憤恨情緒而已。於是，馬兆北開始收拾行裝，准備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誰曾想，過了幾天，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來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誰寫給自己的信，打開一看，見開頭寫著「元材先生」(即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邊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長的親筆：「弟元材謹啟」，馬兆北激動得差點沒喘過氣來，穩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急忙觀看全文，只見信中寫道：「查德國各大學，本無保證書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變制度，必須由教授會議討論通過。在未決定前，如先生認為我個人可以作保的話，就請到校長辦公室找徐寶璜秘書長代為簽字蓋章。」

信中表現出蔡元培先生雖然身為一校之長，但他辦事絕不擅做主張，獨斷專行，而是認真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會議所做出的決定，盡管他本人也對交保證書的做法並不贊同。字里行間還表達了蔡元培先生對自己學生發自內心的誠懇之情。馬兆北看完信以後，心情很不平靜：蔡元培校長在百忙之中，竟然對我這樣一個不知深淺的無名小卒以禮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銘心，難以忘懷。後來，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件事使我一輩子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陶行知：甘為駱駝

一個孩子的母親，因孩子把她剛買回家的一塊金錶當成新鮮玩具給擺弄壞了，就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頓，並把這件事告訴了孩子的老師。不料，這位老師卻幽默地說：「恐怕一個中國的『愛迪生』被你槍斃了。」這個母親不解其意，老師給她分析說：「孩子的這種行為是創造力的一種表現，你不該打孩子，要解放孩子的雙手，讓他從小就有動手的機會。」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這位母親聽了老師的話，對自己的行為後悔不迭。

「補救的方法是有的。」老師接著說：「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把金錶送到鍾表鋪，讓孩子站在一旁看修表匠如何修理。這樣，鍾表鋪就成了課堂，修表匠就成了先生，你的孩子就成了學生，修表費就成了學費，你孩子的好奇心可以得到滿足。說不定，他還可以學會修理呢！」

這個故事中的那位老師就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自己進入反省室

陶行知先生，在創辦南京曉庄學校的初期，曾作過一條規定，即全校師生員工一律不準喝酒，違者要進自省室里反省。

一次，曉庄的農友請陶校長吃飯，農友們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釋說不能喝，農友們卻堅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們農民，瞧不起我們就不算我們的朋友。」

陶行知沒辦法，只好把酒喝掉了。農民們非常高興，把陶校長引為自己的朋友。他們哪裡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學校，便立即進自省室里了。

為了苦孩子，甘為駱駝

1941年，在極端困難和不斷遇到迫害的嚴重情況下，陶行知更表現出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在反共的陰霾籠罩下，物價暴漲不停，育才學校開支發生了極大困難，常有斷炊之憂。他以至於發出了現在「我不得不和米價賽跑」的感慨。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乘機向他提出，如同意他們派訓育主任，即可撥給全部經費，但遭到陶行知斷然拒絕。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節衣縮食，每天改吃兩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訓那樣用「行乞興學」的精神來度過難關。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為畫家沈淑羊畫的《武訓畫像》題詞時，深情地寫道：「為了苦孩，甘為駱駝；於人有益，牛馬也做。」

陶行知自己節衣縮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養兒童。常穿著敝衣奔走於富貴大人和太太之門，他從英國回來之時曾買了一件晴雨夾大衣，穿久了，又臟又破，他便把它翻過來穿。一次去找一位闊大人，通報的人說：「先生，對不起，我們老爺向來不接待這樣裝束的人，請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他，那人只好恭順地送進去了。

在曉庄師范學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糞、種田、種菜、養魚，他請唐家窪一位出色的莊稼人唐老頭教大家耕種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頭的學生。他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行都有我們的老師。那時候，大家都是自己掃地、抹桌、燒飯……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聽差、伙夫，陶行知也親自參與其事。

梅貽琦：不苟取分文

1931年冬，梅貽琦42歲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自此連任清華大學校長達17年之久，其中包括在西南聯合大學的8年。他上任後住在當時的法定校長住宅，按舊例，連衛生紙都是公家供給，由公務人員按時送到。他卻主動放棄可以享受的一些「特權」，自己付家裡工人工資；自己付電話費；不要學校每月免費供應的兩噸煤；從不讓他的家裡人乘坐小轎車來辦私事，他的夫人也只是在和他一起進城時才可以順便搭他的小轎車。他在生活上的要求很簡單，從不講究吃飯，處處精打細算。梅貽琦用一些廢紙頭起草的一些報告提綱、公函等，現在仍保存在清華大學的檔案館里，見證著他廉潔、持身以儉的工作作風。

在那個災難深重的年代，國統區的經濟日益凋敝，民眾生活極其貧困。作為教師階層的教授的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們中的許多人放棄了出國生活的舒適而甘於清貧，從教不輟，這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崇高精神氣節的體現。梅貽琦和西南聯合大學的許多教師一樣，抱定了「科教救國」的信念。他的弟弟梅貽寶後來回憶說：「抗日戰爭期間，身為大學校長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梅貽琦，經常吃白飯拌辣椒，有時吃上一頓菠菜豆腐湯，全家人就很滿意了。」在西南聯合大學還流傳著一段梅夫人自製米糕的佳話。西南聯大教授們的月薪在1938-1939年間還能維持一家人三個星期的生活，後來物價飆升就不能撐到下半個月了。於是，教授夫人們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綉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食品。梅夫人視力不好，就與人合作，以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做成米糕，取名為「定勝糕」，隱含「一定勝利」之意。梅夫人每天挎著籃子步行45分鍾到「冠生園」寄賣，礙於梅貽琦校長的面子，賣糕時梅夫人遮遮掩掩，但還是被人知道了。於是，梅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流傳得很遠。

梅貽琦一生兩袖清風沒有積蓄，病後住院費和死後的殯葬費都是校友們捐助的。據韓詠華回憶：在病床旁邊有一隻他從不離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後打開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帳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人無不為之動容。他雖幾次出任當時教育部高層領導職務，又長期獨司數十萬美元的清華基金，卻能一生緊守原則，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後沒有留下任何遺產。正像林公俠所說：「他在母校十幾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的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是可以為萬世師表。」

陳鶴琴：來世還想做教師

我國著名的幼兒教育家陳鶴琴，早年畢業於清華學堂，1914年，陳鶴琴考取了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學醫，是當時許多留學生的志願。因為一則利國利民，二則學成後就業容易。陳鶴琴最初也是這個志願。但是在橫渡太平洋的郵輪上，陳鶴琴的思想上卻展開了斗爭：「究竟我的志向是什麼？是為個人的生活嗎？決不！是為一家人生活嗎？也決不！我的志向是『為人類服務，為國家盡瘁』……醫生是醫病的，我是醫人的。我喜歡兒童，兒童也喜歡我。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的好。」滿懷救國熱望的陳鶴琴，經過反復思考，終於打定主意，放棄學醫，獻身於苦難祖國的教育事業。

陳鶴琴對學生關懷備至，勝過自己的兒女。有一個同學父親去世，家庭經濟困難，眼看就要失學。陳鶴琴設法把她母親接來，安排在圖書館工作，使這個學生能夠讀下去。還有一個學生的祖父強迫她嫁給姐夫當填房，並以斷絕經濟支持相要挾。陳鶴琴給那個學生的家鄉的地方長官寫了封信，請他秉公處理，保護學生的正當權益。那位地方長官很敬佩陳鶴琴，責令那個學生的祖父按時供應她必需的錢糧，並尊重她婚姻自主。後來，那位地方長官放棄官職俸祿，慕名而來，到陳鶴琴的幼師任教。

1951年8月，中央教育部召開全國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師范教育會議，陳鶴琴作為特邀代表參加會議。在會議閉幕宴會上，他被代表們推舉出來講幾句話。他說：「我今年60歲。假如有人問我：『你來生願意干什麼？』我說：『我還願意做教師』。要問：『為什麼？』我說：『因為我太喜歡孩子』。」

李敷仁：最後一個過河

我國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學校長李敷仁，很強調「為人師表」、「以身作則」。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帶領延安大學師生住在黃河岸邊的木頭峪。這時，蔣胡(指胡宗南)的軍隊從三面開來，上級命令沿大河向東轉移。但當時木頭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員、物資和牲口聚集很多，敵軍迫近，師生情緒緊張，爭著搶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張，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後又組織其他師生住宿等待。有人關切地讓他先上船，他說：「我要最後過河，我要看著把每個學生送過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帶領其餘師生，沿河北上，到譚家坪才乘船過了黃河。

楊昌濟：倫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楊昌濟字華生，後改名懷中。湖南長沙板倉人，是近代知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變法的積極參與者，湖南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晚年任北京大學「倫理學」和「倫理學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養，刻苦學習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培養和影響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群有為的青年。

1909年，楊昌濟在英國學習。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國人民的生活風貌，並從中肯定那些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大至言論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說謊、不隨地吐痰、不隨便借錢和用別人的錢，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觀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贊賞「西洋人於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習慣，如寄信時，向別人借了郵票一定要給錢；幾個人同坐公共汽車，進餐館，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錢湊足交他。楊昌濟說，中國人就是不一樣，認為這么一點錢不值得還，如果還了，就是輕視出錢者；有時候即使真還錢，受錢者也往往佯推故遜，或偽為發怒，實際上心裡並不是真不要。他認為這樣做很不好，容易導致偽善。後來楊昌濟回國後曾認真實行這種「銀錢上許可權分明主義」。他在長沙經常要過江授課，有時同舟學生代他交了船錢，他事後一定把船錢還給學生。

楊昌濟是一個治學嚴謹，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堅信他的倫理學，努力向學生灌輸一種公正、道德、正義、有益於社會和人類的准則。1912年他從倫敦留學回國，正巧，當時湖南都督譚延闓正在羅致人才。聽說楊昌濟素有聲望，就想請他擔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長，他婉言謝絕了。他不願意去逢迎官場的卑鄙骯臟，卻選擇了被人冷落的師范學校教員的職務，而且自題了這樣一副對聯以明志：「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

張伯苓：與學生一起戒煙

我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1919年之後相繼創辦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他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文明禮貌教育，並且身體力行，為人師表。一次，他發現有個學生手指被煙熏黃了，便嚴肅地勸告那個學生：「煙對身體有害，要戒掉它。」沒想到那個學生有點不服氣，俏皮地說：「那您吸煙就對身體沒有害處嗎？」張伯苓對於學生的責難，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喚工友將自己所有的呂宋煙全部取來，當眾銷毀，還折斷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愛的煙袋桿，誠懇地說：「從此以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煙。」果然，打那以後，他再也不吸煙了。

南開雖為私立學校，但並不是生財賺錢的工具。南開的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賬目都放在圖書館里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是查當月賬目，他可以五分鍾之內告訴你，這確實不是大話。他以身作則節約學校的每一個銅板。他每月取於學習的報酬，只是中心校長的一份薪水。大學成立後，他也只在此之上加三、四十元，相當於當時大學畢業生工資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辦事，為替學校省錢，總是住在前門外施家胡同一個普通客店，每天房費一元。張伯苓常常在外為學校募款，幾千、幾萬、幾十萬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學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詩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當校長時，他在學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飯廳的走廊上，懸掛兩塊很大的黑板。這兩塊黑板不貼布告，不寫格言，也不報告學校裡面的消息，它是專供徐老寫詩的。徐老發現學生有優點時，必定寫詩加以表揚；發現學生有缺點時，必定寫詩加以批評。所以寫詩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個叫單秀霞的學生，因寢室熄了燈，便約了同學偷偷地跑到廁所為她愛人打毛線衣。廁所里的電燈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門外細聲叫喊：「睡呀，睡呀！」單等即時就寢，並以為明天徐老一定會罵他們，但次日她們並沒有挨罵，只看見黑板上寫了一首詩：「昨天已經三更天，廁所偷光把衣編。愛人要緊我同意，不愛自己我著急。東邊奔跑到西邊，不僅打衣還聊天。莫說交談聲細細，夜深亦復擾人眠。」

斯霞：學生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斯霞，出生於諸暨一個貧寒家庭的孩子，先後在浙江紹興、蕭山、杭州等地的小學任教，1932年進入南師大附小工作後，她就再也沒離開過小學教育這塊土地。在70年的執教歲月里，斯霞老師不僅桃李滿天下，而且為教育思想寶庫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童心母愛」論。用她的解釋就是：作為一名教師，不僅要掌握知識，更要有童心，有母愛。要與孩子打成一片，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來看待。這一理論在她退休後的很多年裡仍一直堅持不懈地實踐著。學生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03年6月底，斯霞老師因為腎衰竭住進了醫院，從那時起一直到她去世這段日子裡，斯霞老師是在病床上與病魔作最後的斗爭。期間，大部分時間里斯霞老師一直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中，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每當有學生來探望時，斯霞總能睜開雙眼，准確地叫上學生的姓名，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十分感動。斯霞老師為什麼能記起每個學生呢？據知情人介紹，斯霞老師在任教期間對她的每一個學生都十分了解，都要逐一進行家訪，這些細致入微的工作給老人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記憶。

在教一年級時，孩子們還沒來報到之前，斯老師會拿著學生的名單，一家一家去家訪，了解孩子的個性特點，有什麼喜好，所以當斯老師在開學時見到孩子們時，她對他們已經非常熟悉了。

斯霞老師的孫女今年30歲，小時候只上過一個月的南師附小，問及原因，她有點羞澀：「奶奶在南師附小工作，媽媽怕我在那兒上學影響不好，就讓我轉學了……」

斯霞老師70多歲時和孩子們玩老鷹捉小雞、幫孩子們甩長繩。

退休後的很多年，90高齡的斯霞都堅持每天到學校看看，每年的「六一」兒童節，她要走遍學校的30間教室，看看每個孩子；後來，隨著年齡的增大，斯老師的行動越來越不方便，她還是堅持每天「踱」到學校，再後來，斯老師由女兒扶著來學校看看。

蘇步青：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斗

1931年，蘇步青獲理學博士，在研究院里有點「名氣」，日本不少名牌大學以高職、高薪聘請他，愛人和孩子也都在日本，何去何從？他想到，自己出國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現在祖國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要以自己的學識和才智拯救苦難深重的祖國。他毅然回國。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了，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拍來特急電報，再次聘請他就任該校數學教授，各種待遇從優；不久又接到一份特急電報，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蘇步青夫婦火速去日本仙台見最後一面。蘇步青體諒夫人的心情，對她說，你回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國。祖國再窮，我也要為她奮斗，為她服務。松本來子想到丈夫的生活和事業，她擔心萬一戰局惡化，可能再也無法回到蘇步青的身邊，也打消了日本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