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不平等是什麼

㈠ 社會不平等的名詞解釋

社會不平等，指的是一個社會當中涉及如下情況時關系性的過程：某些群體的社會地位、社會階級、和社交圈子遭到限制或者傷害。社會不平等涉及的范疇包括擁有私有產權的程度多寡、投票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獲取教育、醫療、優質住宅、交通、旅遊、移動、假期、其他社會商品和服務的機會。除此以外，從家庭與鄰里生活、職業、工作滿足感，以及獲取信貸的情況和品質，亦可以觀察到社會不平等的情況。假若經濟分化加劇，有機會導致社會不平等[1]

㈡ 英國王室所代表的這種君主立憲制度，算是生來就不平等嗎

英國王室確實應該算作人生來不平等的一個例證.但是這種不平等,其實並不是一概而論的不平等

比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大大削弱了國王的權力，議會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國家的權力，結束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使得英國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不僅對鞏
固資產階級在英國的統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制度，也有著巨大影響。

進入21世紀的中國，對傳統的君主制有了一個新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應該從人文的角度重新定位君主制中君主在國民中的精神領袖作用，擯棄封建殘余的不當說法。

㈢ 英國性別歧視的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更准確的來說是20世紀以前），英國社會普遍流行著一種女性想像：女人都是較弱無力、需要男性保護之人，她們不但無助於人，而且也不能自助。這種錯誤的看法導致了兩個相互區別又彼此聯系的問題：（1）由於女人如此之軟弱無力，不適合做支付工資的工作，給她們低薪實屬正常；（2）可是，倘若以低薪招聘女性，又會對男性的薪酬造成威脅。當時的英國男性認為，女人實在不適合在工廠里工作，她們應該待在家中；女人只能是為了家庭生計需要才能走進工廠。偏見與薪資上的沖突使男女工人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因此，女工人的低薪得不到男工人的同情，反而還會受到抗議與反對。很多工會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竟然選擇將女工人拒之門外，而一些工會雖然接受女工人，但也表現得十分謹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戰爭使女性勞動者的待遇和社會地位發生了轉機。由於戰事吃緊，英國政府將男性勞動力大批調往前線。1915年，英國各工廠出現勞動力緊缺，軍需品部門尤為嚴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各行各業都開始招募女性。1915年春，財政大臣喬治·勞合（David Lloyd George）發起女性戰時服務運動（War Service For Women），政府雖然給了更多的女性工作的權利，但卻沒有給她們改善生活的權利。在這場運動中，登記處並沒有許諾這些女性某個固定數額的工資，而是將工資問題交由僱主自行決定。男 女工人們十分擔心，因為僱主有可能給他們低薪，更有可能在士兵復員時將他們趕出工廠。他們要求的「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成為了一個長期的話題。事實上，在許多的工廠中，大部分的工作都由女工人來完成，然而僱主卻只肯付給她們相當於男工人一半的工資。「勞動力削減」雖然讓英國增加了近70萬份戰時新工作，但它也造成了諸多問題。一方面，它嚴重損害了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使男工人感到：這些技術不熟練的女工人讓很多屬於他們的工作以後不再需要專業技能，因此而加深了他們對女工人的鄙夷，也讓更多人認為「女工人只能做些微不足道沒有技術含量工作」。
戰爭期間，全職工作的女性人數上升到130萬，同比增長了22%。許多行業都體現出這一人數上漲的趨勢。在運輸業，女性的人數由1.8萬上升至11.7萬；銀行業則由1500上升至3.7萬；在文職、公署以及郵局工作的女性更是增長了兩倍（139.4萬），甚至連面製品業也實現了人數四倍的增長。隨著工作女性的大量出現，新興女性工作者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除了和平年代裡的一些行業，女性也進入軍事生產部門。她們響應國家的號召，以空前的愛國熱忱投入到軍需品的生產中，被人們稱之為「軍需母親」。然而，這種形象背後的真實情況卻是，女性待遇的惡化——戰時經濟的不景氣，使得女性不得不進入當時待遇較好的軍工廠工作，然而軍工廠的「優渥待遇」卻是暫時的。由於戰時各行各業的工資標准不斷變化，另外通貨膨脹也屢屢發生，軍需廠女工人的「好待遇」也因之被抵消。許多工廠實行戰時津貼政策，通過加班來授予工人津貼。要獲得津貼的代價很高，軍工廠的工人們為此不得不每天工作12小時，周末也不能休息。在TNT附近工作則更加危險，工人們時常會中毒。戰爭期間，大約有300名女工人死於TNT中毒或爆炸。
女工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和她們的所享受到的福利幾乎不成比例。為了解決自身待遇問題，戰爭時期的女工人也像男工人一樣，她們利用戰時的勞動力緊張來跟政府議價，1917年《女工人》雜志發表了一個「戰後目標願望單」，其中包括了相應的醫療、津貼以及失業補助、稅法改革等諸多議題。除此之外，女工人們不僅要求工作的權利，而且還要求休息的權利，後一項權利表明了女性對工作和家庭之外空間的訴求，這一訴求更直接的推動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1918年，隨著休戰協議的簽訂，戰爭終於結束。許多士兵從殘酷的戰場重返他們原先的工作崗位，這時才發現許多女人已經占據了他們原來的工作。「女人必須走」，他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在隨後的一年之內，英國有75萬女性因此丟掉了工作。曾經呼籲她們為國家而工作的政府此時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在1919年召開的失業捐助大會上，沒有一個女性成員，盡管在接受失業補助的人中女性佔到75%。為了安撫失業女性，政府又將這批人從工業領域轉移到傳統手工業領域。然而無論在哪個行業，女性工會組織（如女性工業理事會，Women』s Instrial Council）的訴求一如既往：縮短工時、提高工資以及待遇。女性工人的抗議浪潮一波蓋過一波，英國當局無法繼續忽視其存在，他們選擇授予女性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權利，以彌補她們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1918年，國會被迫通過了三項法案，允許女性參選國會、進入牛津或劍橋讀書、授予30歲以上的女性投票權。這三項法案看起來意義重大（至少在教科書上，它們幾乎是女權運動勝利的象徵之一）。然而實際上，當時女性工人的年齡普遍低於30歲；在一些領域，對女性的職業開放程度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還降低，例如20世紀20年代初期，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一度缺少醫生，但即便如此，他們仍拒絕招收醫學院的女學生。以上種種跡象表明：一戰絕非女性工人生活的轉折點，在此後的20年中， 女性勞動者的生活依然十分辛苦，英國女權運動任重而道遠。
在一戰期間，英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誠然都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不過在這段時間里，女性在家中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和19世紀無太大差別。在英國人的眼中，「女性」和「勞動者」這兩個概念從未被真正聯繫到一起——他們讓女人乾和男人一樣的活，卻付給她們相當於男人一半的工資；她們可以在工作中顯示出天賦和機智，然而卻仍置於男性工人的監管之下；她們雖然能夠完成一些艱難的工作，然而卻不能自由地選擇職業。
英國女性工人從來沒有隻接受「女性」或者「工人」的身份，正如她們所做的、已經做過的那樣，她們不斷地努力工作，直至大戰結束。或許她們曾在戰時的緊張工作中獲得過社會的認同，然而，隨著戰爭的結束，她們又被丟進「工業的垃圾堆」中。
進步與倒退：一戰中的英國女性勞動者
整理自：British Working Wome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The Historian, Vol. 56, No. 4 (SUMMER 1994), pp. 699-710
作者：Susan Pyecroft

㈣ 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社會不平等主要表現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
一定的經濟決定一定的政治和文化。
主要原因是經濟上的不平等。
經濟上的不平等，主要是個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㈤ 「社會不平等」的名詞解釋是什麼

社會不平等是指社會中的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不平等，所享受的社會所給的一切待遇不平等，簡稱社會不平等。

㈥ 什麼是社會分化為什麼說英國社會分化是騷亂的體制因素謝謝啦！

社會分化 特指社會系統的結構中原來承擔多種功能的某一社會地位發展為承擔單一功能的多種不同社會地位的過程。

社會分化還分為水平和垂直兩種類型
1、水平分化
是指依據某種社會屬性或特徵，將社會成員分為不同類型的地位群體，這些群體從公認的社會價值序列看不存在高低差別，即他們的生活環境、互動影響力大體相等。
2、垂直分化
是指依據某種社會屬性或特徵，將社會成員分為不同層次的地位群體，這些地位群體從公認的社會價值序列看存在著高低差別，即他們的生活環境、互動影響力各不相同。由垂直分化所造成的差別即是社會不平等

導致英國此次騷亂的社會分化特指垂直分化，「英國社會分化是騷亂的體制因素」這種說法的提出者認為： 英國現行的國家的管理形式、結構形式、選舉制度、政黨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官吏制度等國家制度，從上層建築上為英國民眾在社會地位（包括生活環境、政治權利、受教育程度等）上的不平等（這又分別表現為地域、人種、出身等等不平等）提供了可能。

㈦ 社會學概論簡答題什麼是社會不平等

社會不平等，是指各階級階層對相對稀缺的社會價值物在佔有量、獲取機會和滿足需求的程度上存在差異性，以及社會中的人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不平等，所享受的社會所給的一切待遇不平等，所有統稱為社會不平等。

㈧ 介紹 本報告的主要目的是解釋為什麼英國的收入分配如此不平等

一、收入分配公平的概念考察

公平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范疇，有人將其界定在經濟領域，有人將其界定在法律領域，有人將其界定在道德領域，而有人又將其界定在政治領域等等。不管將公平界定在何種領域，公平的含義無外乎兩個方面，其一是作為手段的公平，其二是作為目標的公平。作為手段意義上的公平是從具體的操作層面出發解決如何公平的問題；作為目標意義上的公平是從人的理性出發解決如何確立一個理想的公平的社會秩序的問題。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屬於經濟領域的公平，其本身也具有手段和目標的二重性。一方面公平分配是促進生產發展，達到理想社會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平又是各個社會要追求的社會目標。由於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屬於生產關系的范疇，而在生產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生產資料佔有的公平與否，最終決定收入分配的公平與否。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隨生產關系的發展而發展。原始共有社會中的收入分配公平是與其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人們在生產中共同勞作，沒有差別地分配生存必需品，大多情況下是按人頭進行平均分配。但這種分配是建立在其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當發生自然災害，生活必需品供給不足之時，原始人類往往就會以殺害或拋棄老幼及長期患病的親人來滿足其最起碼的生存條件，其本身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在奴隸社會，馬克思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觀認為奴隸制度是合理的」。顯然，這種公平是建立在奴隸主與奴隸不平等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存在著嚴重的等級觀念，與之相應的公平觀念則本質上體現了地主與農民的不公平、不平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是一種私有財產的公平，它用法律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暗含了勞資雙方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當然，階級社會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用統治階級的意志和權力設定的「正義」、「公平」。由於它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所以不可能真正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實現了人們在生產資料佔有上的公平，這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經濟基礎：由於人們共同佔有生產資料，做到了勞動的平等，其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公平。但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受社會主義質的規定性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受著初級階段國情的制約，因此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來理解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二、收入分配公平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

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是維護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平等，維護公平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天性，公平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一方面，市場經濟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在市場經濟中，價值實體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市場內在要求商品實行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反映了生產者之間的平等交換勞動的生產關系。生產者之間交換勞動既然是平等的，必然要求等量勞動獲取等量收入，即生產者的收入平等。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又抑制收入分配公平。市場經濟通過市場來調節資源配置，主要運用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始終把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這種生產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節約了社會資源，另一方面又通過市場競爭推動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從而最終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它有利的一面。然而，市場經濟主要是根據效率來進行市場主體的收益分配。由於市場主體在競爭中存在著效率的差異，決定了市場主體收益分配的差異，效率高的市場主體收入則高，效率低的市場主體收入則低。即使同樣行業的勞動者在勞動中付出等量的勞動，但由於行業部門的效率差異存在，必然決定了分配的差異。

誠然，市場經濟以效率來進行分配這也不失為一種公平的收入分法，但其本身不能克服和消除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我國的市場經濟必須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發揮宏觀調控作用，構建一種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關系。

收入分配公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其一，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人們實現了生產資料佔有上的平等。這種生產資料佔有上的平等，決定了收入分配必須公平。其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倡導人們之間形成一種「團結友愛，平等互助」的新型社會關系，只有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根除人們在利益分配中形成的矛盾，才能確立一種和諧的生產關系，從而最終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友愛，平等互助」。其三，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不公，顯然不能達到共同富裕。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同時也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經濟制度的保障。

收入分配公平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取代資本主義，關鍵在於其本身要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而收入分配公平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並制約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進步。市場經濟本身要求用市場來配置資源，資源主要包括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而物質資源主要通過人力資源來發揮作用，人力資源的關鍵又在於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收入分配公平又是促進勞動者積極性發揮的重要因素。勞動者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他不僅關心其收入的絕對值，而且還關心其收入的相對值，會對自己的收入作一番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社會比較，一旦發現不合理、不公平就會產生消極情緒。1976年亞當斯提出公平理論，他在研究工資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對職工積極性的影響時發現，內部分配公平與否對職工的影響較大。有些職工收入高，但存在分配不公，職工的積極性仍然不高。相反，有些職工收入不高，但分配比較合理、公平，職工感到滿意，能保持較高的工作熱情。行為科學研究者得出一個結論「工作業績＝能力X積極性」。在能力一定的前提下，積極性的發揮與否，直接影響到工作業績。所以一種合理的公平收入分配能更大地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最終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又會提升收入分配公平的檔次。經濟發展的水平直接決定著可供分配的物質產品的數量，物質產品的數量又決定收入分配的水平。勞動者積極性的發揮，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提高了經濟的效率，為社會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物質產品，這便為進行更高收入水平的分配提供了保障；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又規定著收入分配必須公平，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推動著收入分配公平的水平向更高層次邁進。

三、理清收入分配的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之間的關系，培育收入分配機會公平的環境

與前述作為手段和目標意義的收入分配公平不同，如果把收入分配放在特定社會經濟運行的總體框架中來考察，則其又可分為收入機會公平和收入結果公平。所謂結果公平是指特定社會中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獲得均等的地位、權力和財富。所謂機會公平是指特定社會中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都有獲得一定地位、權力、財富的均等機會。顯然，在剝削階級社會，勞動者既不可能獲得機會公平，又不可能獲得結果公平。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對人的依附關系決定了人作為勞動者喪失了自由勞動的機會，自然也就不可能獲得勞動產品分配結果的公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勞動者成為自由的僱傭勞動者，表面上看實現了就業機會公平，但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本質上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可能有任何意義的機會公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最終目標是追求共同富裕，實現結果公平，但在趨向這一目標的每一。歷史階段同樣也不可能實現完全意義的結果公平。我們應該看到，完全意義的結果公平只體現於現實生活中有限程度和有限意義的結果公平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機會公平既體現丁這種有限程度和有限意義的結果公平，又是它的根本要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重機會公平。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其本質要求公平競爭。因此，必須在市場經濟中創建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讓所有的市場主體都有可能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創建公平競爭機會的環境，從制度上分析，必然要求改革戶籍制度，恢復公民遷徙自由權，消除不利於人口自由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從行業上分析，必然要求國家開放所有的行業部門，讓經濟主體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從勞動者競爭機會上的公平來分析，必然要求所有的工作崗位向勞動者平等地開放，建立擇優錄用的競爭機制，從而實現就業機會的公平。但由於社會條件的差異，勞動者稟賦的差異造成了獲取公平機會的差異，因此國家有必要彌補勞動者在獲取機會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勞動者獲取同等的就業機會的能力。

四、分清收入分配公平的標准，構建收入分配公平的範式

國民收入的分配要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過程。由於二次分配過程所起的作用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因此必須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標准。

初次分配以效率作為收入分配的准則。人們通常認為公平的分配標准大概有四種，即道德價值、需要、努力程度和貢獻。當然，道德層面上的公平分配，那是基於人的理性而作出的界定，僅是一種價值目標的取向而已，目前尚不可能在我國實現。而按需要進行分配即按需分配，那是共產主義的分式，在我國目前社會生產力欠發達的情況下，也不能實現。至於努力程度，那更缺乏可操作性，因為努力意味著主體盡量把力量使出來，至於是否盡量，則沒有一個可衡量的標准。按貢獻分配，也就是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數量進行分配，從勞動者角度上來講，即根據他在勞動中的貢獻大小來進行分配，從生產部門來講，則根據它對社會生產所作出貢獻的大小來進行分配。按貢獻分配本身就意味著按效率分配，因為效率本身就是指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的比例關系，而按此分配就是根據生產要素的質和量來進行分配，因此二者具有一致性。目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為可行的公平分配標准應為按貢獻分配即按效率分配。首先，實行按效率分配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只有以效率作為分配的標准，才能提高生產率，降低勞動消耗，才能節約物質消耗，降低單位產品成本中的生產資料的支出，才能促進加強管理，推動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其次，按效率分配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物質產品，可以緩解我國目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再次，實行按效率分配，可以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可以調動勞動者和行業部門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們在生產中的作用。

既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這就必然要求在初次分配中，根據效率拉開合理的收入差距，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通過有先有後的發展，「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行業、一部分工人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我國目前實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結合按要素分配的方式就是注重效率的體現。市場經濟本身要求各種要素進入市場，通過市場實現要素的配置，各種要素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都起著不同程度的作用，當商品價值實現以後，這些要素的所有者，必然要根據其所擁有的要素參與收入分配。

再分配注重以結果公平作為分配的准則。盡管按效率分配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緩和社會主要矛盾，但其不能解決收入的兩極分化問題。兩極分化同社會主義的本質相違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戶。如果社會產生兩極分化就將從根本上阻礙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從而最終又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以注重結果公平作為收入分配的補償，彌補初次分配過程中的缺陷，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五、正確對待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任何收入分配公平都是一種相對的公平，不可能是一種絕對的公平。要實行一種絕對的公平，那就必然要抹殺勞動者之間、行業部門之間的事實差異，不問效率高低，不分貢獻大小一律實行無差別的平均分配，即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最大的弊端在於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終導致共同貧窮。正如鄧小平所說「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當然，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是一種低層次水平上的平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共同富裕，顯然不能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平均水平上。因此，以效率促發展，提高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是必然之舉。

「相對公平」就是收入分配的水平保持著一個合理的差距，並非一味地追求平均。這樣既可以兼顧效率，又可以照顧公平。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一方面可以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真正做到「鞭打慢牛，鼓勵和保護先進」，從而提高社會生產率，推動生產力水平的進步；另一方面又可以照顧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給予其基本的生活保障，消除人們在利益上的心理對抗。

當然，收入存在著合理差距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其必然性在於：其一，勞動者每個人擁有的生產要素的質量與數量是不同的，且其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發揮的效能也不相同，這就決定了勞動者個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二，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國各區域的資源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不一致，經濟差異較大，根據事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必定要有先有後地發展，必然會出現先富和後富的問題，這就導致了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三從行業發展上看，由於國家的支柱產業、基礎設施必然要優先發展，否則會造成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現象，這就產生了行業的優先發展問題，造成了行業收入差距的存在。其四從社會主義的本質來看，社會主義的目的和歸宿是實現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於平均富裕、同等富裕，富裕的水平必然不一樣，所以收入差距必然存在。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但收入差距必須保持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這個限度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此限度能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貧富差距不能超過國民的物質承受力；另一方面，社會財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數人的價值觀相背，即貧富差距不能超過國民的心理承受力。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佔少數、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就是合理限度的體現。一句話，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既要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否則將會破壞社會穩定，又要有利於效率的提高，否則將妨礙社會發展。

盡管拉開收入合理差距是一種相對公平的分式，但如果收入差距過大，突破合理的度，就必然走向兩極分化。這同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規定是相違背的。

據基尼系數的計算，我國城鎮居民貧富差距「1978年為0.16」，「1995年為0.31，即使考慮集體福利差距在內也僅為0.36左右」。由此可見我國現在的情況僅是貧富差別而非兩極分化，其本質是在居民總體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先富和後富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貧富差別的基尼系數上升很快，即將達到0.4的最高值，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差距問題，而不應當採取迴避的態度。對收入差距問題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害論」，也不能一味地持「差距有益論」，這是兩種走向不同極端的論調。「差距有害論」要求盡快地消滅差距，其實質就是倡導平均主義。「差距有益論」強調差距越大越好，差距越大動力越大，其必然走向兩極分化，最終背離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因此我們必須樹立一種「合理差距論」的公平觀，承認差距存在的客觀事實，保持一定的合理差距是有利的。

誠然，「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的原則，但目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注重公平、講究公平，在收入分配中尋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畢竟效率是市場的事，只要有了市場機制，有了競爭，效率自能解決（配置的資源例外）。而公平則是的事，它是對貧富利益矛盾的協調，也是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需要，故必須講究公平。對貧與富應站在道義立場上，正如奧肯所說：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㈨ 十六世紀英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16世紀英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舊的封建勢力和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㈩ 英國是怎麼從以前「教育最不公平的國家」變成如今的教育強國的

工人階級爭取教育權的斗爭，是19世紀英國初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19世紀早期，英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主要是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斗爭，每一方都想爭得工人階級作為他們的同盟軍。工人階級利用這種斗爭的形勢發展自身的政治活動。他們和資產階級激進派一起爭取社會改革，和保守黨一起，為縮短工時和工廠立法而斗爭。1802年英國議會通過了第一個工廠法，規定限制童工勞動時間並提出應對童工進行讀、寫、算教育。但該法未能得到切實執行。1833年通過的工廠法規定除絲織廠外不得僱用 9歲以下兒童；14歲以下童工每天受 2小時的義務教育(見英國的工廠法與童工教育)。1832年，工人階級開始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全國憲章協會就是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他們為爭取教育權進行了斗爭。資產階級激進派如哲學家J.邊沁和J.S.米爾（舊譯穆勒）等人，為了權力斗爭的需要，在19世紀早期積極鼓吹改革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他們把工人階級的教育看作解放資本的必要手段，提出普及教育的思想，提倡初等義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