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當代文學是什麼

⑴ 英國文學各個階段及其代表人物和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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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英國文學的現代主義

英國現代主義文學時期（1918-1945）

20世紀初，本涅特、威爾斯、高爾斯華綏堅持維多利亞時代的現實主義傳統進行創作，用寫實的方法記載社會轉型時期資產階級社會和家庭發生的變化。但他們很快就受到來自現代主義文學的挑戰。
按照弗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說法，1910年是英國小說從傳統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變化的重要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戰無疑加速了這一變化。戰爭中，大批無辜青年充當炮灰，白白喪生。一戰之後，不少英國人對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有關人性、人類前途的基本觀念乃至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信念發生了動搖。社會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促使現代主義文學蓬勃發展，英國小說也面目一新。

D.H.勞倫斯（D. H. Lawrence）是煤礦工人的兒子，他將視線投向兩性關系，對西方文明的缺陷進行反思。《查特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曾因為大膽的性愛描寫而在英美兩國被查禁。他的《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虹》（The Rainbow）、《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小說將社會批評與性心理探索巧妙結合起來，猛烈抨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作為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反撥，現代主義文學追求心理真實，注重直接觀察人物的心理活動，直接體驗人物的內心感受，在內心世界這面鏡子上折射出豐富多彩的外部現實。出生於書香世家的伍爾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識流小說。她的《達羅衛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傳統的時空觀，將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還體現出女作家對於女性存在的歷史及現狀的獨特反思。來自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被認為是繼莎士比亞後英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他的曠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給英國傳統小說帶來一場革命。《尤利西斯》情節簡單，主要記載迪達勒斯、布盧姆和布盧姆的妻子莫莉三個人物的日常瑣事。小說實際上只寫了愛爾蘭首府都柏林一天里的事情。這一天是1904年6月16日，喬伊斯與他未來的妻子娜拉曾在這一天首次幽會，除此以外，它是都柏林歷史上最普通不過的一個日子。喬伊斯在小說中力圖展現的是生活的本質和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尤利西斯》因此被有的評論家譽為表現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全部生活和全部歷史」。《尤利西斯》的成功在於意識流描寫表面上紛紛揚揚，漫無邊際，實際上結構齊整，周密嚴謹。

20世紀20年代是英國文學史上又一個輝煌的黃金時代，文壇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在詩歌領域，T. S.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1922年發表《荒原》（The Waste Land），運用大量的神話描繪戰後西方世界精神失落的景象，表達人的再生的希望。他的詩作代表了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突出成就。愛爾蘭詩人威廉•勃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努力建立自己的神秘主義象徵體系，深入探討人生哲學問題。葉芝的創作道路由傳統走向現代，折射出英語詩壇的過渡與變遷，代表了現代詩人擺脫舊時代的影響，創立現代詩風的歷程。

英國現代主義文學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力圖擺脫傳統的束縛，具有前衛色彩。從本質上講，現代主義文學是精英文學，《尤利西斯》出版後，一般市井百姓很少有人問津。在以危機和戰爭為時代特徵的三四十年代，嚴峻的社會現實，尖銳的社會矛盾，緊迫的社會問題，為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回歸創造了條件，採用寫實手法的小說再度受到人們的歡迎。30年代的英國小說在主題上從內傾變為外向，表現社會對個人命運的主導影響，在形式上則從前衛轉向保守，採用傳統敘述手法。這一時期英國文壇出現了幾種走向：一是關注當代政治和社會問題，創作具有左翼傾向的文學。二是抨擊資產階級中上層社會的腐敗墮落，創作社會諷刺小說。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在《罪惡的軀體》（Vile Bodies）、《一捧塵土》（A Handful of Dust）等作品中描繪英國社會婚姻、家庭、學校、宗教、政治生活中的荒唐、邪惡與墮落。三是消遣性文學的流行。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 1894-1984）以具有喜劇意味的形式講述社會各階層的人生故事，展現英國廣大地區的生活百態。「

偵探小說女皇」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1-1976）在《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尼羅河上的慘案》（Death on the Nile）等偵探小說里精心編織跌宕起伏、撲朔迷離的故事情節，為讀者逃避嚴峻的社會現實提供一個想像世界。

30年代還涌現出兩位風格獨特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和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1895-1985）。格林作為一名信仰天主教的作家，致力於探究現代社會中人類的精神危機，記錄個人靈魂在善惡之間的煎熬，並將探索人的內心世界與反映當代政治和社會問題結合起來。30年代末問世的《布賴頓硬糖》（Brighton Rock）與《權力與光榮》（The Power and the Glory）奠定了他作為20世紀英國重要小說家的地位。格雷夫斯是詩人兼小說家，他的古羅馬帝國三部曲《我，克勞迪斯》（I, Claudius）、《克勞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薩利納》（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貝利薩里烏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現代歷史小說經典之作，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使生活在古代的人物具有親近感，同時又保持了歷史性。

⑶ 近代英國文學是什麼

18世紀前期，文學崇尚古典主義，代表人物是詩人蒲柏。笛福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斯威夫特的故事《格列佛游記》、理查遜的書信體小說《克拉麗莎》、菲爾丁的小說《棄嬰托姆·瓊斯的故事》都是這時的傑作。

18世紀後期，感傷主義文學產生，楊格、格雷是感傷主義代表詩人。農民詩人彭斯則吟唱著愛情，吟唱著自由、平等、博愛。18世紀末，還出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說」。

19世紀首先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繁榮。在19世紀頭30年裡，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是歐洲成就最高的文學，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最早的浪漫主義文學家是「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騷塞（1774~1843）。他們的詩歌厭惡資本主義文明，否定技術進步，主張倒退，妄圖用中世紀宗法制生活方式抵制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但是他們不像感傷主義者那樣用空洞的情感去替代現實，他們的全部詩作的基本主題是在個人的感受中，厭惡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種種社會丑惡，嚮往大自然的山川秀色，試圖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和人生的最後歸宿。

華茲華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斷然主張，文學家的使命是要在對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實反映中尋覓人類的天性，因為只有在「微賤的田園生活里」，「我們的各種基本情感才共同處於一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人們的熱情是與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為一的」。他的小詩《詠水仙》展現了一幅與資本主義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靜快樂的畫面，表現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尋找理想，尋找人性最後歸宿的情懷。他的《丁登寺》、《致布穀鳥》、《致蝴蝶》、《麻雀窩》等名篇歌頌了兒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沒有受過工業文明污染的完美人性，顯現了他創作主題的一個重要特徵：在對大自然的肯定中來探討人的本質復歸問題。盡管華茲華斯及柯勒律治、騷塞等作家消極避世，逃避現實，但他們畢竟給處在初期物化現象中的人的自由的復歸開出了一劑葯方。這也是19世紀初期英國許多作家的創作主題和藝術表達的基本傾向。

第二代詩人拜倫和雪萊則把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推向了高峰。雪萊（1792~1822）與湖畔派詩人的風格截然不同，他的創作朝氣蓬勃，就連馬克思、恩格斯都對他作過極高的評價，一直是文學史家們公認的「積極的」浪漫主義詩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處及作品的主題中，依然有很多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相似的東西。如對丑惡現實的不滿與反叛，就始終是激勵他創作的主要動力。不過他不像華茲華斯那樣，一味歌頌大自然，認為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質得以回歸或實現的凈土。作為一個戰斗的詩人，他認為理想的實現更依賴於這個社會本身的解放。

在《麥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萊描寫了在暴君統治下，人成為「非人」的悲慘情景後，熱情洋溢地展示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美好圖畫。雪萊與華茲華斯等人的創作，表現出了工業革命以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徵：作家們用美化了的大自然或幻想出來的理想世界同現實的丑惡相對比，在對現存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中體現著人類復歸自由本質的努力。但是，因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相對較低，人被物化的程度還遠未達到像19世紀末那樣嚴重的程度，所以，華茲華斯、雪萊等人只是感到了社會的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自由的喪失，並不知道人究竟被異化成了什麼，現實還沒有給他們提供具體的答案。他們的對策也只能是用一個理想社會的幻影來為人的自由的復歸提供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方案。

抒情詩人濟慈和歷史小說家司各特也是英國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約翰·濟慈（1795~1821）在長詩《伊莎貝拉》里，藉助於中世紀的題材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在《夜鶯頌》、《秋頌》等著名詩篇中描寫大自然美景，抒發著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對大自然的感受極為敏銳細致，加之信念真誠，所以他的詩歌感染力極大。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爾思》、《昆丁·達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歷史事件，揭露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並使農民和其他被壓迫者成為小說的中心人物。他開創了歐洲歷史小說創作的先河。

19世紀30~70年代，英國工業資本主義通過一系列社會改革法案，取代了商業金融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的地位，在經濟上、政治上取得絕對優勢。30年代初，資本主義剝削更為殘酷，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勞資矛盾已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矛盾。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工人運動發展為全國性的憲章運動。50、6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外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的血腥掠奪，國內經濟呈現表面繁榮，統治階級實施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英國工人運動受到工聯主義的嚴重影響，處於低潮。

這一時期，各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的反動思潮十分猖獗。馬爾薩斯（1766~1834）的《人口論》形成於工業革命初期，它把社會貧困的原因歸於人口的增長，以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

19世紀中葉代表工業資本家利益的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就曾利用過它。他們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學說，旨在追求無限制的利潤。在哲學領域中盛行的是以邊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他們雖然宣稱社會道德的依據應該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他們所謂的大多數人是指剝削階級而言，他們斷定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力是利己主義，並且認為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道德是合理的。

卡萊爾（1795~1881）批評了馬爾薩斯和曼徹斯特政治經濟學派，揭發了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崇拜」和偽善，但他要求像中古那樣建立宗教信仰，由工業資產階級那類「卓越的人物」來組織勞動，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混亂。改良主義從19世紀30、40年代以來一直在英國流行，嚴重地影響了英國工人運動的開展。

在憲章運動中產生了憲章運動文學，這是無產階級文學在英國文學史以至世界文學史上第1次出現。

這一時期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狄更斯、薩克雷、夏洛蒂·勃朗台和蓋斯凱爾夫人等作家，馬克思稱他們為「出色的一派小說家」，並說他們揭示了許多「政治的和社會的真理」。

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後的英國社會生活。他們大都經歷過憲章運動或受到這一運動的影響。個別作家觸及當時社會中的勞資矛盾，以同情的態度描寫了勞動群眾的貧困生活，但他們的作品帶有濃厚的感傷色彩，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提出改良的措施，來緩和階級矛盾。他們對社會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要求，主要題材是小資產階級個人奮斗的歷史，正面人物幾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業者、小商人、破落貴族的子弟、貧苦的家庭教師等。

在藝術手法上，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繼承了18世紀現實主義和感傷主義小說的傳統，特別表現在情節結構和人物描寫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50、60年代，英國多數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後期作品表現了和資產階級統治妥協的傾向，改良主義和悲觀絕望的情緒都有所增強。

憲章運動文學是在30、40年代工人運動高漲的條件下產生的。英國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政治權利，於1838年以「人民憲章」的形式向議會提出有關普選的要求，遭到議會拒絕，於是在全國各地發起廣泛的群眾運動。憲章運動經歷了兩個階段。

40年代以前，工人運動和資產階級激進派聯合行動，憲章是他們的共同要求。從40年代起，工人階級除了堅持憲章的內容外，並獨立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要求，和資產階級激進派分手。1847和1848年，憲章運動達到新的高潮。但由於運動內部分裂、資產階級的收買和鎮壓、改良主義思想的滋長，憲章運動走向衰落。列寧認為憲章運動是「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憲章運動文學的形成也有著它的文化基礎。40年代中葉，英國工人階級開始舉辦自己的文化教育事業。

早在1837年，憲章派就創辦了通俗報刊《極星》，經常刊載工人詩歌。詩人大都是來自各工業區的工人和活動家，出現了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瓊斯、林頓（1812~1897）、惠勒（1811~1867）和麥西（1828~1907）等。憲章運動詩歌一般都寫得短小精悍，有鼓動力，適合於集體歌唱。從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歌手很熟悉拜倫和雪萊的政治詩，但它們和積極浪漫主義詩歌不同，是從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出發，號召工人兄弟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起來斗爭，具有明確具體的政治目標。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曾引用憲章運動詩人愛德華·米德寫的《蒸汽工》（1843年）一詩，並說「它正確地表達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緒」，揭露了「比舊的農奴制更壞的」、「偽善的、隱蔽的奴隸制」，批判這種奴隸制口頭上承認自由權，而實際上把工人當作「白奴」。恩格斯親自把這首詩譯成了德文。又如在《繪歇勞浦郡的憲章派》（1843年）一詩中，憲章運動詩人明確指出了斗爭的目標，是推翻掠奪工人的專制暴君和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政黨。這首詩氣勢雄壯，一開始這樣寫道：

舉起憲章的旗幟登上高崗，

把它插上星金山的峰頂，

讓它的口號驕傲地飄盪，

和專制暴君說一個分明。

也有一些詩歌是歡呼人民憲章、歡呼人民政治運動的光明前途的，如《向人民憲章九呼萬歲》（1842年）、《一首頌歌》（1843年）、《自由的呼聲》（1842年）等。

憲章運動詩歌是為教育和組織群眾而寫的，往往表現熾熱的群眾場面，如描寫去倫敦請願的歌曲。有的詩歌向群眾揭露階級敵人，如指責輝格黨虛偽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憲章派之歌》（1841年）；有的揭發「反穀物法聯盟」妄圖用自己的口號來偷換「人民憲章」的陰謀，如《聯盟》（1841年）、《即興》（1843年）；有的則是揭發異己分子，警告同志們謹防資產階級奸細的破壞活動，如《百萬人之歌》（1842年）。有些詩歌還表現了群眾對領袖和同志的愛戴和關懷，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紀念被害者，激勵士氣，號召再接再厲的斗爭，如《福洛斯特》（1840年）、《獻給憲章主義的十四行詩》（1840年）、《獻給死難的謝爾》（1840年）等。

憲章運動詩歌對統治階級剝削的揭發比之資產階級民主派詩歌更接近於本質，更深刻有力，表現了對剝削者的輕蔑和仇恨，如《怎樣作一個大老爺》（1840年）、《貴族是什麼東西》（1842年）、《托利老爺》（1842年）等。

《貴族是什麼東西》一詩用一連串生動、樸素的比喻，揭露了剝削者不勞而獲的寄生性和他們對人民的禍害。詩中把貴族稱為「一件在寶座旁陳列的古董，一塊有生命的污泥」，「一隻雄蜂」，「民族的災害，靠公款吃飯的乞丐」，表面上像「一隻華麗的蝴蝶」，其實是「國家的毛蟲」。

憲章運動詩歌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如歌頌愛爾蘭革命英雄的《愛國者之墓》（1843年）、鼓勵美國民主派反奴隸制斗爭的《給美國詩人》（1844年）、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斗爭的《給各國工人階級》（1840年）等。

憲章運動作家也寫文學評論。40年代初，蘇格蘭憲章派主辦的《憲章通報》和其他刊物已經評論過彌爾頓、彭斯、拜倫、雪萊、狄更斯等人作品的進步思想和社會意義。這些論文首先鑒別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視藝術性。英國消極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逝世時，憲章派評論家寫了短文稱他為「貴族統治下領薪俸的奴隸，君主政體供養下的寄生物，」並說絕大多數同胞不曾為他的死灑下眼淚。在題名《詩人的政治觀點》（1840年）的一系列文章中，評論者認為「最真誠的詩人都是最熱烈的政治家」，駁斥了政治對藝術有害的論點。

⑷ 英國當代文學的特點是什麼

眾所周知，在人類文學的發展史上，文學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一個從最原始的狀態到逐漸成熟的蛻變過程。英國文學也是一樣，它的形成並不是一種獨立或者自發的文學現象，而是每一個發展階段都代表著本國當時的社會背景、歷史情況和文化經濟，與政治、生活、軍事等息息相關。英國當代文學的崛起完全符合其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既是社會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徵，也是文學現代化產生的必然結果。在當代，英國文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工具，把歷史變遷同社會生活結合為一體的藝術表現方式，在當代英國社會的土壤上滋生進化著，與歐洲各國文化的繁榮相互交融。對此，在深入探討和研究其發展及特點上，有必要對其的歷史概況和演化過程做出分析和思考，以更好地認識當代英國文學的近況和趨勢。
一 淺析當代英國文學的發展
英國文學源遠流長，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進程中，其本身之外的各種文化力量也發生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歷史的、現實的、政治的特徵層出不窮。英國最初的文學與其他國家起始的文學一樣，不是書面話的，而是口頭上的。故事和曲目的傳播在講述中得到完成和擴展，最後才開始寫作創作。英國文學遵循自身的發展規律，自其形成的那一刻起，便逐步建立了符合自身國情的體系構造，並以堅定的步伐邁進新的時期。追溯其每個階段的發展，當代的英國文學更能詮釋出歷史感和時代感，這要從當代的英國戲劇、小說和詩歌出發分析和解釋。
首先，20世紀的英國文學首要的重大突破來自於戲劇創作。以愛爾蘭人為主的歐洲現實主義新戲劇為始，隨著愛爾蘭民族的解放運動，打開了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大門，也打破了英國文學的新局面，使長期英國戲劇不振的面貌徹底打破。同時又巧妙地集合歐洲古典喜劇的傳統模式，兩者結合而成的戲劇劇本或是對社會問題的辯駁，或是對新思想的倡導都帶給英國群眾較高的藝術審美和享受，如蕭伯納的《華倫夫人的職業》、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這些劇作不僅成功地塑造了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情結、鼓舞了人民的熱情，而且在英國早期的戲劇文學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英國戲劇的高潮是在50年代後期，以新鮮活力的劇本在舞台上展現精神升華，其代表作品有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他們用有限的對話和場景表現當時社會的生活和情緒，同時英國演員的搭配出演更創造性地描繪出英國戲劇的潛在內涵。
其次，在小說方面，戰爭文學在世界大戰中被衍生出來，兩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創傷文學層出不窮。雖然在戰亂前已經出現一批以細微動機著稱的現代派作家，但是戰後出現的新現實主義的一派，如喬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一書，以真實深入的角度描寫了現代都市群眾的生活面貌，大膽創新的語言揭露真相，把都市居民的庸俗和猥褻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這些戰後興起的新創新小說模式，不但真摯深刻，而且語言強烈有力，成為英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和進步。而老一輩作家威爾斯、福斯特、高爾斯華綏等人的作品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揭露人們的感情生活，在20年代表達了極具現實主義的色彩。
戰後的英國文壇的青年作家比比皆是，他們的重點不在於表現人們心理的陰暗無畏，而是暴露人性的丑惡、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甚至是英國各階層人士間的明爭暗鬥，如威廉·戈爾丁所著的《蠅王》一書很好地把這些意義詮釋出來。同時，在這個階段所出現的還有一批「憤怒的青年」，他們大多是成長在工黨當政以後的福利社會，接受過大學教育。然而，這個時期的英國依然階級分明，由此產生的作家有了新的含義，如西利托的《長跑運動員的孤獨》，以詼諧隱喻的方式道出窮苦人家的青年對統治階層的反抗和不滿。此外，這一時期的英國涌現出許多有才華的女作家，她們以青年婦女為題，對關於婚姻、戀愛、職業等問題進行描述，內容細膩豐富、情節動人，這也很大程度上表現了英國當代小說的創作已不同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