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日本對中國變法持什麼態度

㈠ 當年戊戌變法時，列強對變法是什麼態度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既有傳教士拯救中國子民的高尚理想，又有資本家掠奪世界的本質訴求。
列強大多支持變法，支持光緒皇帝，光緒的策略便於列強的商業策略實施。
反對慈禧太後，因為在他們印象里 慈禧不具有合法性 和慈禧本人比較 不夠開放，代表著 閉關鎖國。
特別是日本，民間更是有很多人 希望中國富強文明起來，以便和他一起對抗西方世界。後來，變法失敗，日本幫助好多維新派 人士出逃日本。

㈡ 甲午中日戰爭西方列強所持的態度

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中日戰爭（西方列強在觀望）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
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助手；
英國企圖利用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
德國和法國為了趁日本侵華之機奪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國。
俄國雖然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備就緒，因此對日本採取不幹涉政策。
列強默許或縱容的態度，成為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有利條件。

㈢ 英國為什麼支持日本明治維新為何當初有列強表示可以中國維新變法

英國和日本
第一次同盟條約於1902年1月30日在倫敦簽訂。條約共計6條，其主要內容為：針對俄國的擴張，雙方承認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倘使雙方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受到別國侵略或因內部騷亂造成損失時，任何一方均可採取必要的措施；締結國的一方如與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時，另一方應嚴守中立；如同盟國一方與兩個或兩個以上其他國家作戰時，另一方應給與軍事援助，媾和時也須與同盟國協商；雙方還保障英國在中國、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非法利益；
第二次同盟條約於1905年簽訂，承認日本對朝鮮的「保護權」，並規定在遭到任何第三國進攻時，即應提供軍事援助；
第三次同盟條約於1911年7月13日簽訂。完全是針對俄國的軍事攻守同盟。
1921年華盛頓會議期間，在美國施加壓力下，《英日同盟》於1921年12月13日宣告終止。為英、法、美、日《四國公約》所取代。

㈣ 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後，為何英美國家一度對其採取綏靖政策

英法兩國採取綏靖政策，原因各不相同，但出發點卻很一致，都寄希望於出賣小國利益，以實現禍水東引，挑起德國和蘇聯的戰爭。英國自身的原因，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其世界霸權呈現頹勢。在1931年，英國議會通過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認了自治領的主權，正式建立「英聯邦」。這也預示著，英國的殖民體系走向了瓦解，其國家實力已經大大削弱。除此之外，英國上層的保守主義思想十分濃厚，這些人也被稱為保守主義者，主要以保守黨為大本營。

久而久之，法國人的戰斗意志越發消沉，他們自認為依靠一堵牆，就能擋住德國人。在此時，英國人的態度，也對法國產生了影響。英國畢竟還是名義上的世界老大，老大不願意打，而且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尚處於危機之中自顧不暇，始終不表明態度。因此，法國人決定跟隨英國的步伐，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

㈤ 甲午中日戰爭,法國、德國、美國、英國面對日本准備侵略中國分別持什麼態度 越詳細越好

他們多大都是隔岸觀火，但是，他們絕不會讓日本影響到自己的利益。法國自己國內好像是國內剛結束戰爭，力不從心只要日本不影響自己的利益就行了。德國其實他對日本很反感，他們兩個同為軍國主義國家，德國還是日本的老師，學生既然還要跟老師爭奪利益，德國認為日本海軍不是中國的對手於是變不以為然。美國跟法國有一點類似，因為美國還是一個債務國，經濟不怎麼樣他也無力與日本爭霸，只要求不影響他再華的利益就行。英國和德國一樣認為日本是一個小角色不足為患，有一點看不起日本。這四國其實都看不起日本因為日本曾經也是他們的殖民地，更是認為日本是打不贏中國的，因為當時中北洋水師排名世界第六，認為日本不是中國的對手。同時又排擠日本。好多啊，手都打的酸死了，希望我的觀點對你有用

㈥ 戊戌政變前後，英國人為什麼要保護康有為而日本人為什麼要保護梁啟超他們之間有什麼利害關系嗎

英國和日本同是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國家，而且戊戌變法主張向英、日學習君主立憲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相同。 英、日的「幫助」實際上是為了使中國更快地淪為他們的海外市場。 戊戌變法所依靠的是沒有實權的皇帝——光緒，所以註定不會成功。他們的幫助也許是為了拉攏人心，更好的干涉中國國內政。這同時也說明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薄弱，對西方國家保佑幻想和妥協性。。。 洋人不是真的好心，而是另有圖謀！所以戊戌變法失敗了。

㈦ 為什麼在戊戍變法中,列強持歡迎支持清政府改革的態度

列強是支持戊戌變法的，不過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
在變法期間，西方列強在中國發行的報紙通常都是對變法正面的宣傳報道和評價，並且列強國家許多傳教士都是維新派人士的老師。很多人會覺得這兒存在很大的矛盾，為什麼列強一邊侵佔中國領土，一邊又支持中國變法革命呢？按照正常思維如果我們變法成功，國力增強豈不是難以瓜分了？
其實西方國家甚至日本對當時的中國都是抱有多重心態，他們國內態度也有不一致的，例如日本國內就有一批人希望中國可以強大起來，並且跟他們聯手對抗西方，他們認為西方人對他們是具備很大的威脅的。而西方國內也有一批人認為中國如果按照西方模式進行現代化改革對他們有利，為什麼呢？
第一、西方國家為什麼侵略中國？還不是因為商業利益，而如果中國改革能夠促進市場規則的確立，西方人和中國人進行貿易交流就更方便，這樣他們獲得的利益將會更多。而如果滅亡反而對他們沒太多好處。
第二、直接控製成本太高，況且你能確定可以一直控制住嗎？這樣無時不刻的可能會遭到反抗反而費時費力。

㈧ 帝國主義列強對戊戌變法的態度是怎樣的

甲午之後，我國呈現邊遠地方危機，首先是德國人非常霸道地佔據了膠州灣。在我國近代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從前這么霸道，以傳教士被殺這么的託言，派來艦隊占據了我國的一個港口，然後修了膠濟鐵路。

德國人的粗野行徑引發了列強強租我國港口的狂潮，比方俄國人租大連、法國人租廣州、英國人租威海。列強對甲午今後我國的生計境況存在誤判，他們普遍以為，我國就像近東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相同快不行了。

十六世紀奧斯曼帝國空前強壯，如今的北非和中東都曾是它的疆域，但在十八世紀今後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進犯，疆域大多被肢解，國家主權也被損壞殆盡。列強以為我國像它相同，所以各國都想來佔一塊。並且假如我國被日本一口吞下，一個強壯的日本將在東方興起，所以列強期望搶先分割，然後阻遏日本的野心。

比方日本國內有一批人一向期望我國強壯起來，這么日本可以和我國一同聯手對立西方。西方國家也樂見我國依照西方的形式進行現代化變革。我前面講了，本來西方人最垂青的仍然是商業利益，這就需求開拓市場、加快流轉。

假如我國的變革可以推進市場化規矩的建立，那麼西方人和我國人進行交易溝通就更便利，他們所能獲取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國家不期望我國亡國，這個對它沒什麼現成的優點。直接操控也是一種方法，可是這么本錢很高。

所以，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情緒本來是存在內涵不合的，但咱們卻常常非常抽象，或許說過於心情化地將它們的心態強調成簡略的一種。

假如咱們先入為主地承受這么一種抽象的觀點，咱們就會發現前史的許多工作是無法解釋的。比方為何西方國家支撐戊戌維新呢？日本乃至還從前方案把伊藤博文派來幫我國人變法。

㈨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列強各自對瓜分中國持何態度

八國聯軍侵華讓中國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八國聯軍是由日本，俄國，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義大利以及奧匈帝國組成的。列強之間本身就不團結，在瓜分中國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沖突，每一個國家都不願意別國通過佔領中國的土地來獲得強大，這也讓中國的土地大幅度保存的下來。中國與印度，美洲以及非洲都有很大的不同，雖然西方列強讓這些國家處於一個原始部落的狀態，但中國一直都是一個中央集權帝國。

日本和沙俄離中國國土的距離是比較近的，因此這兩個國家就想要瓜分中國的土地，但卻受到了美國的阻攔。日本和俄國想要擴張本國的領土，就迫切的想要中國各地賠款，想要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英國此時正處於走下坡路的階段，為了保護本國的安全，其實英國並不怎麼想要擴張殖民地，只想要在中國獲得足夠的利益，法國的情況與英國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㈩ 為什麼伊藤博文會支持中國的戊戌變法

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的態度主要是由當時日本推行的「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和「暫時保全中國」的對華政策所決定的；當時日本政府的外交基點是，無論中國採取改良主義還是堅持保守，日本政府只能以日本帝國的利害為唯一標准來利用這些機會。

日本的「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和「暫時保全中國」的對華政策，是在1895年「三國干涉還遼」以後開始實行的。明治初年到1918年，日本的外交總方針是，「脫亞入歐」，爭當「世界大國」，基本策略是，倚強凌弱，遠交近攻，侵略亞洲鄰國，擠進歐美列強的行列。與此同時，在不同階段又有適應形勢需要的短期外交方針和策略。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日本打敗了中國，並在1895年4月17日迫使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於是，日本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成為遠東一霸國，「脫亞入歐」的大國目標初步實現。但是，《馬關條約》簽訂不久便發生了「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給日本以很大刺激，並影響了日本的內政外交。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走訪日本外務省，正式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俄國還用武力支持干涉，幾艘俄國軍艦開進神戶和被指定為和約批准點的芝罘（煙台），擺出了如果拒絕干涉就立即訴諸武力的姿態（註：（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3頁。）。雖然日本軍部強烈反對歸還遼東半島，但鑒於陸海軍已經沒有抗擊強敵的能力，所以，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95年5月4日表示完全接受三國干涉，放棄遼東半島（註：（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5頁。）。「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使當時富有謀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伊藤博文等強烈感受到日本與西方列強相比軍事力量的孱弱，故認為當務之急是擴軍備戰、充實國力；同時清醒地意識到日本還只是個「次等強國」，在國際社會仍處於比較低下的地位，所以在外交方針和策略上必須作適度的調整。於是，日本政府形成了短期的外交方針和對華政策，這就是1895年「三國干涉還遼」以後至1900年日本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前夕實行的「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目的是「退養國力，坐待事局之變化」。這時日本的具體外交策略是，對歐美列強實行協調或追隨外交，並努力尋找同盟者；對中國，則盡量不製造引起西方列強干涉的事端，以推遲瓜分中國的時間，暫時保全中國。因為只有列強的「均勢」才能保持中國的存在，而當時日本的實力還不夠強大，馬上瓜分中國對日本不利。（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

在「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和「暫時保全中國」的對華政策指導下，對於1897年底至1898年春俄、德、法、英在中國強占港灣、掠奪鐵路修築權和劃分勢力范圍等活動，日本政府採取沉默克制的態度。1897年11月，德國以傳教士被殺為借口，強租膠州灣，後獲得膠濟鐵路鋪設權。1898年3月，俄國又租借旅順、大連灣，獲得中東鐵路鋪設權。1898年3月底，英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衛，同年7月1日正式訂約。1898年4月，法國要求廣州灣租借權和雲南鐵路鋪設權，清政府馬上表示同意（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稿》（三）第255、256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99頁。）。這一系列事件大大刺痛了曾把遼東半島這塊肥肉吃到嘴裡又被迫吐出來的日本。但是，日本政府既沒有對俄、德、法提出抗議，也沒有向中國提出租借的要求，而是抱沉默關注的態度。當時，日本的許多報紙紛紛非難日本政府的這種態度。「國家主義」情緒最嚴重的《日本》雜志指出：「因為有害東洋和平而還遼的我國，本來絕無容忍俄、德、法如此暴舉的理由，而新內閣（第三次伊藤內閣）卻競然保持沉默……我國首先要將占理之處公諸天下，從而盡到對東洋和平的責任。」（《日本》1898年1月25日社論：《責任的繼續》）（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公開批評日本政府對俄、德、法三國不發一言抗議的態度。一貫傾向中立的《萬朝報》也主張日本有對三國抗議的權利，並強調日本絕對不能從威海衛撤兵。1898年3月4日的《萬朝報》在《外交的無策》一文中指出：「正是由於日軍駐屯威海衛，才在某種程度上制止了俄、德、法的暴舉。如果日軍撤退，就會引起比目前更為嚴重的後果。」（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1898年4月9日，《國民新聞》載文說，為了恢復均勢，應該把威海衛改為長期租借，若英國反對，也應在舟山群島或台灣的對岸割地（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伊藤博文政府對這些社會輿論不予理睬，仍然堅持政府的方策，該打時必打，民間不必說三道四。按照早就制定的方策，日本政府在1898年4月22日要求北京政府發表不割讓福建的宣言。雖然清政府接受了這個要求，於4月26日發表了宣言，但日本不少報紙卻認為這個宣言毫無價值，並繼續非難政府的無能。（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

1898年6月11日中國戊戌維新運動正式開始以後，日本政府仍然推行「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和「暫時保全中國」的對華政策。為什麼採取如此對華政策，原因也是很清楚：首先，由於日本「國力尚未充實」，故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仍需謹慎，對中國仍然不能單獨採取行動，只能和列強協調，以「均勢」來保全中國。其次，戊戌維新運動的發生並沒有引起東亞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即既沒有出現列強干涉中國戊戌維新運動的情況，也沒有出現維新運動引發中國內亂的局面。在「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和「暫時保全中國」的對華政策指導下，對於剛剛開始的戊戌維新運動，日本政府則採取「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史實表明，日本決策階層一開始就對戊戌維新運動表示懷疑和冷淡，不相信中國改革能取得成功，還擔心支持中國改革派會得罪清政府和西方列強，影響日本在華利益。大隈重信系的《報知新聞》認為，中國維新運動只是「康有為一派志士奔走各地鼓吹改革的空喊」（《中國談》，《報知新聞》1898年7月15日）（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親官方的《時事新報》也對中國維新派的力量和維新方法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例如：「在皇帝的庇護下，依靠這些地位低下的人的力量能實現改革嗎？」「採用這樣激進的方法會不會反倒引起混亂？」（《設置制度局議》，《時事新報》1898年8月8日）反映伊藤博文、井上馨一派觀點的《東方日日新聞》在1898年6月23日載文指出：雖然中國改革派在成立「保國會」等組織時曾提出聯合日本以阻止西方列強擴張的主張，但作為日本來說，不能無視清廷與列強而支持改革派（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中國戊戌變法後期明顯表現出來的改革前景的暗淡，更堅定了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的「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這方面的有力佐證是，伊藤博文游歷中國時對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的不同態度。

二

日本外交的決策人物伊藤博文的中國之行，不僅具體體現了日本政府在戊戌維新時期的對華政策，而且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的態度。伊藤博文是日本倒幕功臣、維新元老，歷任首相，他來華時正值中國「戊戌政變」前夕，維新勢力與守舊勢力的斗爭處於白熱化的關鍵時刻，故研究他的中國之行，是探討「戊戌維新與日本」關系問題時必須十分重視的事。

伊藤博文究竟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游歷中國呢？以前有的學者認為，伊藤博文的中國之行完全是日本政府針對中國戊戌維新的一項特別行動，主要目的是「以『贊助』光緒皇帝變法為手段，把已經建立起來的親日勢力移植和滲透到中央的核心組織里，以便通過這次變法真正成立一個日本所能完全控制的新政權。」（註：沈鏡如：《戊戌變法與日本》。）我認為，伊藤博文中國之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國的情況，其中包括了解維新運動的態勢，並且保持和發展與清政府的關系，擴大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影響。伊藤博文在1890年就任日本貴族院議長時給黑田清隆的一封信上曾這樣表示：「東洋大局之問題，將來不能等閑視之，一會期（日本第一屆議會）完峻後，余願奉派赴中國而為駐扎中國的公使，萬一不能委派為公使時，漫遊中國亦可，此事如蒙允許，余當為一會期議長。」（註：《伊藤博文傳》，參見李文海、孔祥吉：《戊戌變法》第196頁。）1898年第三屆伊藤內閣辭職後，伊藤博文馬上以下野政治家的身份來華游歷。1898年7月21日日本的《鎮西日報》聲稱：「伊藤侯爵乃東亞第一流人物，瞻前顧後，維持亞洲大局，深惜中國執政大臣俱在夢中，毫不警覺，茲特航華，與中國政府共籌東亞安全之策，伊藤此行所關甚大，故特志之。」（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397頁。）天津《國聞報》也報道：「伊侯此來具有深意，甚望與中國協力同心相助為理，固不僅為尋常游歷之計。」（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393頁。）這些資料可以說明伊藤博文早就特別重視中國對東亞國際形勢的巨大影響，故想親自到中國作一番考察；他不是真正來「與中國政府共籌東亞安全之策」，而是為日本帝國的最大利益而奔忙。

下面考察伊藤博文中國之行的主要活動。

1.主動拜訪榮祿、李鴻章 伊藤博文1898年9月11日抵天津，第二天上午9時就去拜訪直隸總督榮祿，「談歷一點鍾之久」。同天下午6時，榮祿在天津北洋醫學堂舉行宴會，為伊藤博文接風，在座作陪的有袁世凱、聶士成等人（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402頁。）。9月14日，伊藤博文到達北京，第二天就去賢良寺拜會已被免職的李鴻章，談了一小時。9月16日，李鴻章又回拜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對李鴻章說過這樣一句話：「閣下在北方建造了一個有偉大勢力的藩屏啊！」（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570頁。）這是伊藤諷刺李鴻章親俄。伊藤博文本來還想覲見慈禧太後，只因「戊戌政變」未實現。伊藤博文一到中國，首先主動拜訪和接觸掌握清政府實權的「後黨」——中國保守派的重要人物榮祿和李鴻章，並打算覲見慈禧太後，這說明他想拉攏守舊派，交好清政府。

2.會見總理衙門大臣 9月15日，伊藤博文與總理衙門大臣奕kuāng＠①、崇禮、廖壽桓、張蔭桓等會談了一個半小時。伊藤博文首先表示：「我到貴國正是貴國朝廷改法之時，甚為欣幸。」某大臣問：「改法盡用年少之人到底有無流弊？」伊藤博文答道：「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須才識膽三者兼備之年少人方可用，否則未有不敗，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且改法須有輕重有次序，若雜亂無章，則必不可。」又有某大臣向伊藤博文建議：「閣下如見皇上，凡中國應改之處，與現在改不得法之處，務必直言無隱。」伊藤博文則說：「我是外臣，未便先言。如貴國皇上有事下問，則我知無不言，但我言之無人助，皇上行之也是枉然。我看總署諸公，未必以改法為然，且近來用新進而退老成，亦不免太驟。」（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410頁。）伊藤博文到中國後已經了解到，除了張蔭桓等少數人支持變法外，當時總理衙門的大臣大多傾向保守，故伊藤博文的話很圓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他們的心理，從而不得罪這些守舊的大官。

3.與康有為的交談 9月18日下午，康有為專門到日本使館拜訪伊藤博文。康有為首先表達了中國維新派對伊藤博文的熱切期望，並請其指教：「我皇上銳意變法，固因貴國與敝邦同洲、同種、同文、同俗，特見親睦，欲據以為師法。草澤士民，亦同此志，願侯爵幸進而教之。」但伊藤博文竟然說道：「貴國欲變法，當先除自大自尊之陋習，蓋世界中不論何種，皆享生天地之間，豈可賤彼尊我，自稱中華，而斥彼為夷狄之理哉！」康有為連忙解釋道：「敝國四五年前，多持此種議論，自甲午以後，數千年大夢為貴國所警醒，已無復有此矣。」但伊藤博文繼續教訓說：「上而學士，不可妄發議論，排斥外國，當知外國亦有好處，至於小民，尤不可輕易鬧教，暴殺外人，是貴國緊要之務也。」伊藤博文的態度不禁使康有為感到失望，便反駁道：「侯爵輕蔑敝國矣！此種議論，在三年以前發之可也，向老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齒在三十以下，無不深知斯義，各省學堂學會、新聞雜志，紛紛並起，民間智識大開，明斯義者，十得之六七。」伊藤博文問：「然則貴國數月以來，著意變法，而未見推行之效，何哉？」康有為告以主要是由於慈禧太後的制肘、光緒無權和頑固守舊大臣之阻撓，故請伊藤博文在覲見慈禧太後時「剴切陳說」，以使其「回心轉意」，支持光緒變法。伊藤博文隨聲附和道：「既如此，仆謁見皇太後，謹當竭盡忠言。」（註：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641、642頁。）由上述可見，以康有為為首的中國維新派對伊藤博文訪華抱有很大期望，但伊藤博文對康有為的態度卻相當冷淡，沒有給予任何切實的指導和幫助。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說：「故見伊藤博文而不請救援，但請其說太後而已。」（註：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叢刊（四）162頁。）

4.覲見光緒皇帝 9月20日，即「戊戌政變」前一天，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親見光緒皇帝，光緒皇帝待之以親王禮儀，賜座御座之側。伊藤博文首先贊揚了中國的新政：「陛下近日變法自強，力圖振作，將來中國富強之日可立而待，外臣不勝欽佩，此實東方盛業，長享景福。」光緒皇帝說：「貴國與敝國同洲，相距較近，我中國正當維新之時，貴侯曾手創大業，必知其中利弊，請為朕明晰言之，並祈與總署王大臣會晤時，將何者當興，何者當革，筆之於書，以備觀覽。」伊藤博文回答：「敬遵寵命，他日猥承總署王大臣下問，外臣當竭其所知以告。」光緒表示：「但願嗣後兩國友誼從此益敦。」（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446頁。）覲見光緒後，伊藤博文確實又曾與總理衙門大臣們會面，但大臣們不向伊藤博文請教有關變法的事項，「詎後總署王大臣會晤伊藤，並不問及政務，殊為可惜」（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447頁。），而伊藤博文也不主動向他們提出有關變法的切實可行的建議。對此，我認為，伊藤博文在覲見光緒皇帝時表示贊賞中國新政，只是表面上應付光緒皇帝而已，無意真正援助中國的維新運動。這一點從覲見光緒皇帝後伊藤博文與某大臣的非正式會談中可以得到證實。某大臣問伊藤博文：「我國現擬變法，請問應以何者為先？」伊藤博文說：「皇上面諭將變法次序詳告總署大臣，然此事實難言也。我系外臣，非詳知貴國情形，則不能代籌此事，非洞悉各國政治及己國利弊不可。」（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425頁。）

5.參與救護維新派人士 1898年9月21日，中國發生「戊戌政變」，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馬上授意日本駐華使館採取措施，保護梁啟超出逃，並通過外交途徑營救被光緒皇帝任命為駐日公使的黃遵憲和親日英的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註：（日）林權助：「戊戌政變的當時」，《戊戌變法》叢刊（三）第569-578頁。）。其主要目的是保存親日的維新派勢力和維護日本政府的面子。

6.南下游歷長江，訪問張之洞和劉坤一 伊藤博文於9月29日離開北京南下，游歷長江，10月5日抵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訪問了湖廣總督張之洞，10月19日又東下南京，拜訪了兩江總督劉坤一（註：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第106頁。）。他們會談的內容史料記載很少，不過，伊藤博文此次拜訪的目的顯而易見，即看重和拉攏作為南方實力派和洋務派大官僚的張之洞和劉坤一。

通過考察伊藤博文中國之行的主要活動，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1.作為日本外交戰略的一著棋，伊藤博文訪華的具體策略和根本目的是設法籠絡清政府，遏制俄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從而加強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並繼續保持列強的「均勢」來維持中國存在的狀態；對於中國的維新派和地方實力派的態度也是以這一基點為轉移的；2.伊藤博文雖然在光緒皇帝面前贊賞中國的變法，但由於伊藤博文通過與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的接觸和日本駐華使館提供的情報，他已經基本認定中國戊戌維新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還擔心維新派無謀會引起中國內亂，從而招致列強介入，加速瓜分中國的行動（註：（日）志村壽子：《戊戌變與日本——甲午戰爭後的報刊輿論》，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七輯。）。所以，伊藤博文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對中國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十分冷淡的態度，這顯然意味著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繼續持「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

三

日本政府及日本民間輿論對「戊戌政變」的反應，也說明日本政府對中國戊戌維新運動基本上持「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

「戊戌政變」發生以後，日本政府追隨英國，沒有採取措施反對政變，只是設法救護親日英的維新派人士。大隈重信首相曾表示：「如有與日本帝國在對華政策上有共同利害關系的國家，而且該國能始終遵守人道主義、文明之通義、公正之真理的話，日本將與之攜手合作，共同處理目下的清國事變。」（註：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第114頁。）1898年9月27日，大隈首相指示駐華公使林權助：「汝可向總理衙門作友善的勸告，鑒於目前緊張的局勢，中國不但不可對維新分子有過激的處置，同時在各方面都要採取溫和的手段。汝可單獨前往，或與其他願去的公使一道前往。」（註：《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冊663頁。）弄清沙皇俄國並沒有在幕後操縱「戊戌政變」、重新訓政的慈禧太後仍是殖民主義者可利用的工具以後，從1898年10月中旬起，日英政府都轉而肯定「戊戌政變」，支持慈禧政權。1898年10月19日，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在同日本駐英公使加藤高明談話時認為：「俄國並沒有參與這次事件（『戊戌政變』），而且這類事件對俄國也和對其他國家一樣，並不涉及其利益，因此當前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的理由。」「不必擔心外國利益會因反改革命運動（『戊戌政變』）而受到特別的損害，中國的政治將如以往那樣發展下去。」（註：《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冊685頁。）1898年11月11日，《字林西報》轉達駐北京的英國公使館對「戊戌政變」的看法：「維新黨的計劃是不合實際的，光緒皇帝可能把中國弄得不成樣子，太後是宮廷中唯一頭腦清晰的人，而且她之及時干涉是有裨於時局的。」（註：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叢刊（三）第520頁。）伊藤博文系的《東京日日新聞》載文指出這次政變最令人擔憂的是國際背景，也就是西太後一派是否企圖以俄國為靠山的問題，不過現在看來「兩者之間似乎還沒有達到那種關系。」（《北京的形勢》，《東京日日新聞》1898年10月19日。）（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第297-300頁。）無論是改革派執政還是守舊派執政，都是中國的內政，「外交的核心在於保持我國的權力和利益不要受其內部事務的牽連而陷入危險的政策。」所以，該報發表文章要「避免列強之間的互相沖突，通過列強的協調，支持北京政府在中國的統治，以必要的資金和兵力援助北京政府進行兵制改革、財政整理和機構改革等等，這是今日之要務。」（《現內閣和中國問題》，《東京日日新聞》1898年11月26日。）（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第297-300頁。）《東京日日新聞》的見解代表了當時日本政府對「戊戌政變」和整個戊戌維新運動的態度。1898年末，日本政府提出驅逐康有為和梁啟超，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討好清政府與拉攏袁世凱和張之洞等實力派。

日本民間輿論對日本政府關於戊戌維新和「戊戌政變」的態度進行了激烈的評說。《日本》雜志在1898年10月13日發表的《中國皇帝的危難》一文中指出：「雖然不應干涉內政，但在主權者將被他們廢絕的今日，不想講什麼救濟的辦法，難道不違背友好國的情誼嗎？」「為了解救鄰邦中國皇帝的危難，有什麼可考慮的呢？如果一味投機取巧，怕喪失當今北京政府的歡心，或以張之洞、李鴻章之流的向背行事，那麼作為東亞先進國的名聲將會喪失殆盡。」（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第297-300頁。）1898年10月27日，《日本》雜志又刊登《政變前後的措施》一文，責問日本政府：「對於這次政變，我國政府採取了什麼措施？是否竭力勸告北京政府減少波動，還是對皇帝的安全做了什麼防範措施？有沒有盡力救護改革派？這次政變本來可以反過來利用，以促進中國的自新，但由於我國政府放過了這個機會，以致讓訓政政府鞏固基礎，而使多年積累起來的革新勢力受到重大打擊。」文章還建議，為了促進中國自新，日本政府應該採取如下對策：1.否認訓政政府，2.勸告讓皇帝復權，3.要求採用文明制度（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第297-300頁。）。《萬朝報》在1898年10月27、29、30日連載長篇社論《中國改革說的兩個時期》，就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所持的態度進行了批評。《萬朝報》認為，中國改革派志士的言論行動與日本明治維新時的志士非常相似，「其議論之峻峭」、「其動作之激切」、「其規畫之躁急」等等，常常使守舊派有機可乘。《萬朝報》指出，日本外務當局的方針是並不指望康梁一派的改革取得什麼實效，而是寄希望於具有偉大頭腦、有地位、有名望的強有力者，如李鴻章、張之洞之輩，以有秩序有規律的漸進方針，來進行對種種舊習的刷新，但事實說明，依靠他們這樣有地位有名望的強有力者實行改革是不會有效的。「如果說只從現在維新黨的輕舉妄動而料其最終成功是所謂愚者的，那末，不希望其成功的外務當局那種幼稚的說法，豈不比愚者更愚？」（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第297-300頁。）

在「一切謹慎」的外交方針和「暫時保全中國」的對華政策指導下，日本政府對剛剛正式開始的中國戊戌維新運動採取「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戊戌變法後期明顯表現出來的維新的暗淡前景，更堅定了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的「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伊藤博文中國之行對中國守舊派和地方實力派的著力拉攏和對改革派領袖康有為的出奇冷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戊戌政變」發生後，日本政府基本上追隨英國，沒有採取反對政變的措施，不久便轉向肯定政變、支持慈禧政權，而日本民間輿論則激烈評說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和「戊戌政變」的旁觀態度，這些進一步說明日本政府對戊戌維新運動基本上持「冷靜關注」和「不幹涉」態度。所以，我認為，對於中國戊戌維新運動，日本政府既沒有熱情切實地支持，也沒有積極地從事破壞活動，而是基本上持「冷靜關注」和「不幹涉」的態度，這是出於當時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基點是，不管守舊派在中國掌權還是改革派在中國當政，最重要的是維護日本在華的侵略特權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