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如何與中國發展

㈠ 中國成為英國最大進口貿易市場，中英兩國關系未來走向如何

中英兩國的關系走向是互利互惠。英國在發達國家中一直排在前列，歷史文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都在世界前列。那麼，當中國成為英國最大的進口來源時，其他發達國家也會受到壓力和影響。

當中國成為英國最大的進口來源時，這意味著中國佔領了英國進口的大部分市場。然後，與其他進口國相比，他們國家與英國之間的貿易和市場交易將會減少。當貿易減少時，將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是必然的因素。

競爭沒有錯，還有利於促進兩國社會發展。問題是英國會不會把中國當成朋友和夥伴來競爭。這樣的競爭關系，如果只是一種愚蠢的犯錯方式，做一些詆毀中國的事情，肯定對兩國人民都沒有好處。雖然中國作為一個謙謙君子，懶得用同樣的方式反擊英國，但我們一定會成為一個合格的競爭對手，讓你嘗嘗其中的滋味的。

㈡ 19世紀中期英國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相同表現，並指出其發展方式的異

工業革命的完成，以及工業革命所造成的一系列巨大的經濟變化，特別是機器的普遍使用和國內外鐵路建設事業的大發展，直接推動了十九世紀50--60年代英國工業的迅猛發展。1850——1870年的二十年間，英國的棉紡織工廠由1932家增加到2483家，毛紡織工廠從1998家，增為2579家；毛紡織品出口額也增加了一點五倍。煤產量從4980萬噸增加到11200萬噸，生鐵產量從230萬噸增加到600萬噸，棉花消費量從5.9億磅拉至10.8億磅。1870年鋼產量達到22萬噸。此外，這一時期的工業技術也有很大的發展。如出現了不少高達80英尺，日產450——550噸生鐵的高爐；還先後出現了貝塞麥煉鋼法（1856年）和西門子——馬丁煉鋼（1867年）。在造船業方面，英國也最早用鋼鐵代替木材用於船隻製造，這就使機制鐵船逐漸取代木製帆船。 1850——1870年英國工業高漲時期，也正是美國、德國的工業迅猛發展急起直追的時期。但是一直到70年代，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和世界貿易中仍占首位，在工業方面，它生產著世界各國所需工業品的大部分，在對外貿易方面，英國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上升以近四分之一，幾乎相當於法、德、美三國的總和。它擁有的商船噸位也佔世界第一，約為法、德、美、荷、俄各國的總和，這就使得英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除了英國最早完成工業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由於英國在世界范圍內占據了極其廣闊的殖民地。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英國大規模地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到七十年代，英國就已經占據了世界上面積最大的殖民地，計達二千二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人口兩億五千多萬，幾近本土（24萬km2）的100倍。這就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原料來源和廣闊的產品銷售市場，加速了英國工業水平和工業質量的發展。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英國的工業人口已經佔到總人口的62.8%，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 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英國工業資產階級逐漸加強了自身實力，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其主要標志就是自由貿易政策的推行。早在職1846年英國就廢除了《穀物法》，1849年又廢除了《航海條例》。隨著工業的迅猛發展，五十年代以後，資產階級更進一步要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要求降低糧食和原料入口稅，要求歐洲其它國家也放棄限制入口和保護關稅制度。於是，1860——1865年，英國又先後同法國、比利時、義大利、奧地利等簽定了條約。1846——1848年，英國國會取消了二百多種商品的入口稅等等。國家簽訂了通商條約，促使這些國家降低了英國商品的入口稅。因此，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經濟侵略政策。它標志著自由貿易的實現。 十九世紀50——60年代，資產階級自由黨長期在英國執政，在經濟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這是這一時期英國政治生活的主要特點，反映了當時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政治經濟實力的增強。這種情況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自由主義」統治的實現。當時，強大的工業資產階級掌握了英國國會的絕大多數議席，控制了國家的真正實權，在他們的主持之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英國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此時同時，政府也在政治生活中允許有較多的民主自由，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允許外國流亡者在英國政治避難。因此，1849年起，馬、恩都住在英國，並把倫敦作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所在地（1864——1872年）。另外，1858年還取消了對猶太人政治權利的限制等。「自由主義」統治是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和國內階級矛盾緩和的表現。 二、1867年國會改革和文官制度改革： 在1832年的國會改革運動中，工商業資產階級獲得了勝利，得以躋身國家政權之中，廣大工人、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仍然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以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力圖爭得普選權力，但終未成功。50年代以後，廣大工人中小資產階級等階層，都更加積極地參加了資產階級激進派領導的爭取國會選舉改革的斗爭。1865年，資產階級激進派領袖科布登和布萊特領導建立了「全國改革同盟」，此後，爭取國會選舉改革的斗爭就在全英國蓬勃展開。1866年8月，自由黨約翰?羅素內閣向國會提出了一項改革法案，雖僅增加了40萬選民，但仍遭下院多數議員反對並破否決。這就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強烈抗議。倫敦、曼徹斯特、格拉斯格、伯明翰等許多城市都發生了十萬人以上的抗議活動。最後迫使自由黨內閣倒台。1866年7月保守黨德爾比內閣上台。次年，該內閣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改革法案。經國會通過後，1867年8月15日由維多利亞女王鑒署批准正式生效。這就是英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議會改革。1867年的改革法案重新調整了選區，取消了四十六個衰敗市鎮在下院的席位，將其轉讓給新興的工業城市。

㈢ 英美經濟發展對中國有什麼借鑒作用！！！急急急

看哥強力無比的答案
英美經濟發展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借鑒作用

（一） 由英國的發展盛衰解答影響國家經濟的發展作用

在近代歷史上（主要是在十八九世紀），英國的經濟發展曾經長期居於歐洲和世界的領先地位，它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尤其是在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工業在世界上幾乎居於壟斷地位，主要工業品的產量遙遙領先於其它國家，號稱「世界工場」。在1840年，英國的工業生產佔全世界的45%。到1870年，盡管歐洲其它國家和美國的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仍佔有1/3的份額。近代英國的經濟發展為什麼能夠長期居於領先地位，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之一。另一方面，在19世紀70年代以後，英國開始進入了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時期，其增長速度明顯低於其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被美國和德國趕上。進入20世紀以後，英國的經濟也一直是發展滯緩、步履維艱，即使是在二戰之後整個西方世界普遍的繁榮時期，英國的經濟仍無多大起色，到60年代又先後被法國、日本趕上。到80年代，甚至連原先很不起眼的義大利也幾乎趕上了英國。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英國的經濟長期疲軟、增長乏力呢？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
決定一國經濟發展成敗與否的深層因素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系統理論，我們可以推導出，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上能否成功和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功，主要取決於下列五大深層因素：

1.政治和經濟制度；
2.文化傳統；
3.種族遺傳；
4.教育事業；
5.自然資源的人均擁有量。

（二）而美國方面
美國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級大國。建國二百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很快，生產力的水平很高。它不僅具有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一般特點，而且也有區別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自身的歷史條件，其中有的貫穿於現代化過程的始終，有的則影響著十九世紀的工業化過程或二十世紀以來現代化的發展。本文僅就美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歷史條件作一初步探討，祈蒙讀者指教。
美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經歷了從開始工業革命到目前高度現代化的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外來移民為美國現代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和技術力量
美國人民善於引進和發展先進科學技術成就，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科技水平一直居於世界各國的前列
美國是一個長期和平統一的國家，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發展了自己的經濟實力
美國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影響和阻力較小的國家
在領土不斷擴張中發展起來的美國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
美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內容是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掠奪。二十世紀以來，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剝削者

以上美國的成功原因和馬克思理論的五大因素相一致。因此如果中國要發展好經濟，這些方面是得重視的。

㈣ 英國政府預計今年英國經濟萎縮11.3%，對於中國有影響嗎

對於中國來說肯定是有影響的，因為英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是非常頻繁的，如果經濟出現下滑的時候，那麼對於中國產品的購買將會逐漸的減少，很多企業在和英國進行貿易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害怕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他們已經會賺到的錢會更少了。

我認為兩國在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最好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而且必須要在商量的過程當中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夠單方面的履行自己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雙方來說都不是一個好消息。其實我們國家在對付疫情的過程當中總結了很多的經驗，這個經驗值得英國進行學習，而且我們願意記更多的支持和鼓勵，一起度過這個艱難的時間段。我相信英國人沒在將來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一個更好的發展，前提是必須要一起應對危機。

㈤ 英國脫歐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哪些挑戰和機遇

一、在經濟上，無論英國還是歐盟，在經濟貿易、金融、就業等方面都會受到很大的損傷。二、英國和歐盟互相失去了依託，在政治力量上都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三、破壞了歐洲一體化進程，英國的退出會讓歐盟內部的分類力量增強，可能有進一步崩盤的危險。四、對中國的影響有限。英國僅佔到中國出口的3%，英國也不是中國打開歐盟大門的唯一一把鑰匙。

㈥ 工業革命對英國的經濟有什麼影響英國工業革命是如何引起中國歷史發生轉折的

英國工業革命或稱作英國產業革命一般認為是18世紀發源於英格蘭中部地區的工業革命。英國的工業革命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並帶動了當時許多國家相繼發生工業革命。
[編輯本段]背景
隨著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確立，加速了圈地運動，產生了大批無產者。同時海外貿易和殖民地的開發，使大量財富集中到英國資產階級手中。另外經典力學、熱力學等學科的理論創新也為工業革命帶來了契機。 工業革命從英國開始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會經濟前提和科學技術前提的。17 世紀中期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聯盟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度，從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國家。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加速推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措施，促進了工業革命各種前提條件的迅速形成。
[編輯本段]歷程
紡織工業
1733年機械師凱伊發明飛梭，大大提高了織布效率。
1764年-1767年紡織工哈格里夫斯發明珍妮紡紗機，提高了紡紗效率。
1769年鍾表匠阿克萊特又發明了水力紡紗機，過了2年，他就在曼徹斯特建立了第一家棉紡廠。
1779年克工人隆普敦又結合兩種紡紗機的優點發明了騾機（mule），後背改良成自動棉紡紗機。
1785年，牧師艾德蒙特?卡特萊特又發明了動力織布機，並且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動力織布機工廠。隨後其他紡織機器相繼發明，實現了紡織行業的機械化生產。當時紡織的動力依靠水力，這限制了工業的發展，於是蒸汽機被發明出來。
1769年詹姆斯?瓦特根據前人的成果，成功發明了單向蒸汽機
1782年又製造出雙向蒸汽機。蒸汽機的出現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
1800年，英國擁有蒸汽機321台、5210匹馬力
1825年猛增到15000台，375000馬力。
運輸革新
1759年 - 1830年英格蘭2200英里的運河。
1807年，美國人富爾敦發明了汽船
1811年英國也開始仿製。在陸路交通方面
1765年英國開始使用鐵軌
1788年開始架設鐵橋。
1814年史蒂芬遜發明蒸汽機車
1825年於英國的第一條鐵路上試車成功。
1844年，英國鐵路已經長達2235英里。
[編輯本段]影響
從生產技術方面來說，工業革命使工廠制代替了手工工場，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創造巨大生產力，人類進入蒸汽時代，英國成為「世界工廠」。
勞動：從社會關系來說，⒈工業革命使依附於落後生產方式的自耕農階級消失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形成和壯大起來。
⒉工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戰勝封建生產方式
⒊轉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大量農村人口湧向城市，推動城市化進程。
⒋人類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
世界格局：造成先進的西方和落後的東方，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加快亞、非、拉落後地區的半殖民地化的進程。
對中國的影響：⒈英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
⒉中國成為列強的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掠奪地，被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⒊出現了先進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的萌發。
[編輯本段]意義
發源於英國而後波及歐美主要國家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對人類社會的演進產生了空前深刻、巨大的影響。它為新生的資本主頁制度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促使歐美諸國先後實現工業化，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它為英國提供了歷史機遇，利用工業化先發優勢，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進步和幸福，同時也使人類面臨新的矛盾和挑戰。
資本主義在它不到100年的時間里創造的生產力遠遠超過了以前幾個世紀的總和。

㈦ 19世紀中期英國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相同表現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傑里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1836～1882年)、霍布豪斯(1864～1929年)和霍布森(1858～1940年)。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養老金法,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可見,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㈧ 乾隆時期中國與英國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差距

當時中國還處於小農經濟模式，自給自足。兒英國已經逐漸步入資本主義社會了，開始在外殖民積累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