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革命時期多以什麼學派為主

㈠ 歷史學派的各國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為李斯特。此後羅雪爾將以薩維尼（1779～1861）為代表的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應用到經濟學方面，奠定了這一學派的基礎。繼之有希爾德布蘭德（1812～1878）和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舊歷史學派。1870年後，由於工人運動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在舊歷史學派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為首的新歷史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倫塔諾（1844～1931）和A.瓦格納（1835～1917）。20世紀初期從內部批判歷史學派，並促進歷史學派的解體的主要人物有韋貝爾（1864～1920）和桑巴特。
19世紀前半葉，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代表了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而德國還處在封建割據的農業國階段，為了發展德國本國的工業，對來自英國的工業品，必須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並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英國的斯密理論。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一書中指責英國古典經濟學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是「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國民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生活中的國民性和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徵。他反對古典學派的抽象、演繹的自然主義的方法，而主張運用從歷史實際情況出發的具體的實證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在經濟理論方面，李斯特提出發展國民生產力的理論，批判斯密的單純「交換價值」的理論。在經濟政策上則主張採取國民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李斯特的這種歷史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和基本特徵。 美國歷史學派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創始人為人類學家F.博厄斯，這一學派主要盛行於1890年至1930年，但其觀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當代美國民族學界。該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他們宣稱人類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1）重建人類發展的歷史；（2）決定歷史現象的類型和它們的歷程；（3）探討文化變遷的動力。19世紀末，正值進化學派和傳播學派針鋒相對之際。博厄斯對兩派學說均持批評態度，但其批評的重點是摩爾根和進化學派。
這一學派以實證論和經驗論為基礎、強調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記錄，認為這是「歷史的方法」，而堅決反對摩爾根所作的理論概括，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思辨的方法」，完全不可取。
R.H.羅維所著《初民社會》 （1920）是批評摩爾根的代表作。歷史學派也批評傳播學派、尤其反對「埃及中心說』。然而，他們同樣把文比看作是超社會的，否認文化發展的普遍規津、所提出的概念「文化區」、「文化叢」與傳播學派的「文化圈」、「文化層」雖形式不同，實質卻相去不遠。他們認為可將文比分解到最小單位、即「文化持質」，若干文化特質結合構成一個文化叢、與之相適應的地域即「文化區」。
他認為民族學家研究文化應該從文化特質人手。標准文化特質多的地方為文化區中心，屬於獨創；文化特質少的地方為外圍，屬於傳播。博厄斯及其許多追隨者具有鮮明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並從科學上論證了種族平等和民族平等思想，曾為反對歐美中心主義和種族壓迫進行了堅決斗爭。

㈡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 簡述

1640－1642年

議會斗爭：下議會要求限制王權，英國革命開始

查理一世為了籌劃軍費，鎮壓蘇格蘭人民起義，被迫於1640年恢復長期關閉的議會。議會同國王進行抗爭，起草了《大抗議書》，抨擊查理一世暴政，他們要求限制王權，取消國王的專賣權，監督國王和大臣的活動。查理一世拒絕接受《大抗議書》，最終和議會決裂。

1642－1649年

內戰：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了內戰，組織王軍，向議會軍發起進攻。1643年，克倫威爾前往英格蘭東部，募集了一支主要由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組成的騎兵，在馬斯頓荒原戰役（1644.7），納西比戰役（1645）等戰役中屢次擊潰王黨軍。內戰結束後，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處死。英吉利共和國時代開始。

1649-年

英吉利共和國成立。

-1659年

克倫威爾獨裁時期

年4月30日，克倫威爾發動政變，解散議會。12月16日，他正式宣布自己就任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1649年占）的「護國主」，英吉利共和國時代結束，以克倫威爾的個人軍事獨裁為特色的護國政體時期開始。1658年，克倫威爾病逝。英國重新進入混亂時期。

1660-1689年

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查理二世）復辟，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他死後，弟弟詹姆士二世繼位，他推行反動政策，實行血腥報復。

1688年，支持議會的輝格黨人與部分托利黨人邀請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和時任荷蘭奧蘭治執政的女婿威廉（後來的瑪麗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國執政，發動宮廷政變，推翻斯圖亞特王朝統治，這次政變沒有流血而獲得成功，因此史稱「光榮革命」。1689年，頒布《權利法案》標志君主立憲制的確立。

(2)英國革命時期多以什麼學派為主擴展閱讀：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從1640年查理一世召開新議會的事件開始到1688年議會反對派發動宮廷政變（又稱光榮革命）結束，以新貴族階級為代表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起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並在1689年頒布文獻《權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對王權進行明確制約，確立了議會君主立憲制。

英國革命確立了「議會制君主立憲制（議會君主制）」、「內閣制」，頒布《權利法案》。以法律形式對國王的權力進行制約，人類社會由專制轉向民主，由人治轉向法制。

意義

1．英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民主制度對專制制度的一次重大勝利，為英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掃清了障礙。

2．英國革命揭開了歐洲和北美革命運動的序幕，推動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

3．英國革命後，出現了長期的政治穩定的局面，為社會經濟的順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為英國開展工業革命和成為工業強國創造了前提。

4．英國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君主立憲制開始確立起來。 [3]

5. 從世界史的觀點看，英國革命的主要意義在於確定並貫徹了自由主義的原則。

6. 英國革命沒有根本解決政治經濟制度落後性，反而與舊貴族聯合鎮壓英國人民起義。

影響

英國革命極大促進歐洲各國反專制勢力，起到思想啟蒙作用，對世界歷史產生重要影響。也使一些封建專制的國家陷入害怕和擔憂。但是英國革命畢竟是不徹底革命，沒有從政治制度上徹底鏟除舊的毒瘤。但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而且英國通過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推動了歷史的進程，是世界近代史的開端，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

《權利法案》（全名：《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

……靈俗兩界貴族與眾議員等……宣告：

1．凡未經議會同意，以國王權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

2．近以來國王權威擅自廢除法律或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

3．設立審理宗教事務之欽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類指令與法庭，皆為非法而有害。

4．凡未經議會准許，借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徵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徵收金錢，超出議會准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

5．向國王請願，乃臣民之權利，一切對此項請願之判罪或控告，皆為非法。

6．除經議會同意外，平時在本王國內徵募或維持常備軍，皆屬違法。

7．凡臣民系新教徒者，為防衛起見，得酌量情形，並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置備武器。

8．議會議員之選舉應是自由的。

9．議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議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

10．不應要求過多之保釋金，亦不應強課過分之罰款，更不應濫施殘酷非常之刑罰。

11．陪審官應予正式記名列表並陳報之，凡審理叛國犯案件之陪審官應為自由世襲地領有人。

12．定罪前，特定人的一切讓與及對罰金沒收財產所作的一切承諾，皆屬非法而無效。

13．為伸雪一切訴冤，並為修正、加強與維護法律起見，議會應時常集會。

彼等（即靈俗兩界貴族與眾議員等）並主張、要求與堅持上開各條為彼等無可置疑之權利與自由；凡上開各條中有損人民之任何宣告、判決、行為或訴訟程序，今後斷不應據之以為結論或先例。

《大抗議書》

⒈列舉查理一世濫用王權的行為，譴責暴政，反對專

制。

⒉批判反動的宗教政策，痛斥高官的不法行為。

⒊譴責君主對議會權力和人民自由的漠視和損害。

⒋嚴厲抨擊苛捐雜稅

⒌要求工商業自由，政府對議會負責。

㈢ 在英國革命中，英國有哪些派別，其階級實質、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張若何

英國資產階級的主體，是中等工商業資產階級。他們屬於非行會型的企業主，是分散的和集中的手工工場的組織者，殖民地企業的創辦人。他們遇到的封建障礙比較大，革命要求也比較強烈。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經濟上的一致，促使二者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中聯合起來。在英國革命中，資產階級同新貴族結成長期同盟，利用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力量進行反封建斗爭，這是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
十六世紀末期，英國清教徒分裂成為兩個重要的政治派別。大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主張嚴格按照加爾文教會的形式改組國教教會，要求由年長者在教會中起主要作用，因此被稱為長老派。清教徒的另一部分提倡每一位信徒都享有宗教信仰上的獨立自主權力，可以根據自已對於聖經的理解來解釋教義，因此被稱為獨立派。獨立派反映了中等工商業資產階級和中下層新貴族願望和要求。清教運動在動員群眾參加反封建斗爭中起了巨大的組織作用。
對外政策上，獨立派積極推行海外擴張政策。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連續兩次頒布了針對 荷蘭的《航海條例》。在鎮壓群眾運動方面，獨立派共和國主要平息了掘地派運動和重新活躍起來的平等派運動。掘地派運動是無地少地的農民發動的具有原始共產主義傾向的運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溫斯坦萊他認為，土地私有制是人類貧困的根源，主張實行土地公有制度。掘地派並不是同有產者展開斗爭，而是聚集起來開掘荒地，以此作為公有土地，因而被稱為「掘地派」。

㈣ 倫敦學派的歷史發展

英國是世界上資本原始積累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最早和最為典型的國家。15世紀末，英國的農村已發生了強制奪取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到16世紀中葉，英國的手工業、國內外貿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廣泛的發展，在17世紀中葉，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最後勝利，取得政權的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極大地推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英國的資產階級要求取消一切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限制措施和政策，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這種新興統治階級的要求，反映在經濟思想和理論上，就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興起．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就已開始脫離重商主義的軌道，他的後繼者依據其思想，把論證經濟自由、以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作為理論研究的主要任務。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立者的亞當·斯密，在其劃時代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盡致地從理論上論證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觀念，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的要點，提出了具體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長的時間在英國占據了統治地位，成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故鄉。推崇市場機制，強調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突出私人企業，成為當時英國經濟學界的重要傳統。如19世紀後期以劍橋大學經濟學系為主體的劍橋學派、20世紀初期以倫敦經濟學院為核心的倫敦學派，均是沿襲這一傳統建立起的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學派。
倫敦學派的創立者是埃德溫·坎南。坎南是英國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於1897年起就在倫敦經濟學院（當時稱為倫敦大學經濟學院）任教，培養了以利奧尼爾·羅賓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倫敦學派的骨幹。由於當時只有劍橋學派活躍在英國的經濟理論講壇上，倫敦學派還未嶄露頭角，因而把坎南在20世紀10－20年代為倫敦學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稱為「倫敦學派的准備時期」。進入30年代以後，羅賓斯等人的學術思想日趨成熟，日臻完善，影響也逐漸增大，且秉承了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倫敦學派逐漸形成．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大危機，不僅動搖了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而且宣告了傳統自由放任思潮的破產，證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存在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的內在穩定性，也對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開始改弦易輒，在對傳統經濟理論提出質疑的同時，提出了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下，長期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開始聚集在凱恩是理論的大旗下，保守的劍橋學派也就因此而逐漸消失．但倫敦學派卻依然堅持自由放任的思想，並與凱恩斯展開了論戰，倫敦學派也就因繼承和堅持了英國自由放任的傳統而日漸聞名。1931年哈耶克受羅賓斯之邀，有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到倫敦經濟學院講學，並立即投入到倫敦學派與凱恩斯的辯論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哈耶克的「參戰」，不僅增加了倫敦學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倫敦學派的聲望。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50年。在這一期間，倫敦學派還與奧斯卡·蘭格就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行性進行了論戰（論戰的集中點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倫敦學派則持否定態度）。這段時間是倫敦學派的發展時期，也是它的鼎盛階段。1950年哈耶克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工作，倫敦學派的主要成員，如羅賓斯、約翰·希克斯、阿巴·勒納等人也開始放棄經濟自由主義，承認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倫敦學派走向衰落和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倫敦學派由於存在的時間不長，許多理論觀點與傳統的自由主義相近，並受到其他學派的影響（如奧地利學派），因而在西方的當代經濟思想史（或當代經濟史）中，並沒有處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四個中心－維也納大學、倫敦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和弗萊堡大學工作過，且四個中心均宣稱哈耶克為其學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倫敦學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歸屬，西方和我國的經濟學家都有十分明確的界定。如著名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對倫敦學派有過這樣的界定：指曾在倫敦經濟學派執教的哈耶克、羅賓斯等人為首的一批保守經濟學家，他們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羅賓斯後來改變他自己的觀點）。我過著名的經濟學家胡代光、厲以寧也曾指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考察，哈耶克無疑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家。但從哈耶克的學術傾向來看，對他最適當的評價是：他是理論上自成體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同羅賓斯的觀點最為接近，把哈耶克和羅賓斯合稱為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為恰當。」因此，把倫敦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主要學派進行研究，把哈耶克作為倫敦學派的核心人物進行介紹，是科學的和合適的。

㈤ 如何理解普魯士學派

活躍於19世紀的德國史壇的政治史學派，以達爾曼為精神之父，主要代表有聚貝爾、德羅伊森和特賴齊克。主要是鼓吹民族主義，通過歷史著述論證普魯士統一德國這一政治使命的學者。他們崇尚強權政治，不少人走向了沙文主義。但他們在德意志統一中也成為一批文化先鋒，對後來德意志的歷史甚至於哲學都留下了非常深的積累。
達爾曼(Dahlmann,1785-1860):《丹麥史》（1840-1843）《英國革命史》（1844）
《法國革命史》（1845）
聚貝爾(sybel,1817-1895)：《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歷史》《威廉一世創建德意志帝國史》
參與創辦西方最重要的史學雜志《歷史雜志》
德羅伊森(Droysen,1808-1884)：《普魯士政治史》《史學理論》
特賴齊克(Treitschke,1834-1896)：《19世紀德國史》

以單一民族為核心的強權政治!!!!!

㈥ 王覺非的英國近代史研究

王覺非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是歐洲近代史，特別是英國近代史。
以前有許多著作和教科書，對英國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態度。認為英國的議會制。立憲君主制度和兩黨制，都有利於鞏固資產階級統治，妨礙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因素。對此，先生在有關論著中指出，近代英國的政治制度與歐洲大陸和東方君主專制的國家相比較，不但具有較大的民主性，而且還有較強的彈性和適應性，它可以隨著環境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近代英國的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是通過不斷的改革而實現的。其進程雖較為緩慢，但反復波動較少，社會因變革而受到的破壞也較輕。在政治領域，各種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這便在客觀上防止了權利的過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極端的傾向。
不過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國，政治民主化和主權在民的原則並未得到徹底實現，許多民主激進人士不斷遭到迫害，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船堅炮利，以血與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處侵略擴張，將這些地區的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些都是英國近代歷史的陰暗之處。
先生從事學術研究十分注重專題史學的研究。他常常告誡學生，在研究某一問題之前，首先應對前人就此問題的研究狀況以及存在的不足又充分的了解，這樣才能在研究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有一個廣闊的視野和較高的基點。為此，先生撰寫了「當代英美歷史學家關於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史的史學思潮」、「研究克倫威爾的歷史評述」、「關於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學」等論文，專門研究了關於17世紀英國革命史的史學。他既肯定了300多年來許多學者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指出了他們所在的缺陷。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便是：英美歷史學家大都忽視了革命時期中下層人民斗爭的作用，以至長期以來以來，托利派、輝格派、社會學派以及修正派史學家，圍繞著「鄉紳問題」、「長期議會」議員政治與社會成分的問題爭論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認的結論。
英國革命時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對象。在17世紀英國革命期間，平等派得到了社會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新模範軍中絕大多數士兵和部分中下級軍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員。從1646年第一次內戰結束到1649年共和國成立前後所實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實際上都是平等派主張的體現。但在西方、前蘇聯和我國的許多著作中，對平等派的評價都是消極與否定的。針對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綱領、文獻和有關論著，詳細地翻閱了「普特尼辯論」的記錄，從而在深入細致分析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先生明確指出：平等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和政治運動的整體，其民主派的性質是勿庸置疑的。
同時，先生對平等派失敗的原因，也認真地進行了探討。有些學者把它簡單地歸咎於平等派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但他對此問題卻另有看法。先生認為，平等派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當他們為主權在民的原則不屈不撓地進行斗爭的時候，卻忽視了現實物質力量的問題，即建立獨立的組織和領導中心問題。而以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高級軍官，雖然在一些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時也表現出公平商量的姿態，但對領導權卻寸步不讓。當他們不知圈套准備就緒後，就利用領導的權威，將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
關於英國工業革命，先生認為它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他所撰寫的「對英國工業革命歷史意義的再認識」這篇論文中，先生回顧了10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狀況，以及各派學者圍繞工人生活水平問題所進行的爭論。然後以具體的資料說明英國工業革命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指出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世紀上超過了一般個政治革命，為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礎。但在另一方面，工業革命後，社會混亂，金錢至上，物慾橫流，人類剛剛有可能擺脫自然的奴役，卻又陷入本身編織的羅網。因此，在「第三次浪潮」滾滾而來之際，如何吸取歷史上工業革命的經驗教訓，尤其值得關注。此外，關於英國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先生的見解也有獨到之處。以前我國的有關著作都沿襲前蘇聯學者的觀點，強調以暴力為基礎的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質疑，認為片面強調暴力的思想，不僅有悖於歷史發展的真實，而且還會產生及其嚴重的後果。所以不論是從科學上或者實踐上看，這個問題都應該重新加以探討。

㈦ 關於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

新的歷史發展重心

1640年以來，歷史的發展經過幾番搖擺和螺旋形的發展，到1688年—1689年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重心。

1640年革命開始後，經過兩次內戰，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國的建立，革命的發展呈上升的趨勢。但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資產階級和貴族掌握政權後，即轉過頭來鎮壓以平等派和掘地派為代表的社會中下層民主力量，從而破壞了共和國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這時上層統治集團把鞏固政權的希望寄託在克倫威爾個人身上。年護國公軍事專政制度建立後，行政、立法、軍事等大權都集中於護國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級軍官和議會里的少數野心分子，爭權奪利，離心離德。1658年克倫威爾一死，這個唯一的權力集合點崩潰了，整個政治結構也隨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倫威爾繼位為護國公，他只在歷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從政壇上消失。當蒙克率軍進入倫敦後，仍然是群龍無首，一片混亂。許多人在無可奈何之餘，認為只有君主制復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國各界人士本來指望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能夠恢復各派政治力量的團結，緩解各敵對宗教派別的緊張關系，從而克服政治、經濟、社會的混亂狀態。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們就發現他們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復辟並不能將1640年革命開始之前的一切舊事物、舊形式照樣恢復起來，歷史車輪並不是轉了一圈又恢復原位。有人認為現在應該從過去的迷誤中清醒過來，尋找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過去20年中，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可能重新恢復原狀。不要說中下層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時期曾經受益的資產階級和貴族，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既得權益。連查理二世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布列達宣言」及復辟後初期所頒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認過去20年中發生的一些事實。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蘭敦等人，也認為必須執行溫和政策，對現狀不能作激烈的變動。①

從另一方面來看，從1649年以來，歷史逆流就已開始出現，到年克倫威爾護國公制建立，這股逆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實質上，它已為以後的王朝復辟開闊了道路。到1660年王朝復辟時，反動的歷史逆流像沖決了堤壩的洪水洶涌而來，它呈現出一種歷史發展的慣性力量。王黨分子一旦得勢，豈肯善罷甘休。過了一段時期以後，以查理二世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剛站穩腳根，立刻採取各種手段，力圖恢復不受議會約束的專制王權。與此相配合，他們又竭力想加強天主教的勢力，並採取措施使軍事力量處於國王的控制之下。

貫穿於復辟時期28年的歷史，主要是圍繞著兩個斗爭焦點而展開的：第一，力圖實行君主專制的勢力與維護議會權利的勢力之間的斗爭。國王企圖將軍事力量（先是民兵，後來是新建立的正規軍隊）置於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屬於這個斗爭范圍。第二，國王用種種手段企圖恢復並加強天主教，而英國國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則反對這種企圖。

圍繞著這兩個焦點所展開的斗爭，遲早必然會以某種方式解決。在當時英國政治、社會力量的結構之下，不論是主張君主專制者或主張議會主權者，都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性利。至於矛盾的解決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為經過20年的革命起義、軍事專政等風風雨雨之後，到了60—80年代，中下層人民既沒有自己的組織，貴族、資產階級也對暴力流血深感畏懼。當蒙默斯起義和1685年、1688年事件發生時，就顯露出起義的力量既分散又軟弱，而且缺乏社會的廣泛支持。

因而，在當時的英國，不經暴力而經過妥協來解決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年的「光榮革命」，實質上就是走的這樣的道路。從1640年革命爆發以來，經過了幾次反復曲折，終於在「光榮革命」時找到了一個新的重心。以後的英國歷史就以這個重心為新的起點，以徐緩漸進的方式向前發展起來。

英國立憲君主制的世界歷史意義

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後建立起來的議會權利超過君主的立憲君主制度以及兩黨制度等，不僅對英國以後的歷史發展，而且對歐美許多國家的政治都發生了重要影響。在17世紀的西歐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君主專制是一種普遍的政體形式。西歐的法國、西班牙、奧地利以及丹麥、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國，都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①在這些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權神授。至於東歐的俄國以及東方的中國等，則等級森嚴，絕對專制君主制更為強固。1688年後，英國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發的政治思想，對歐洲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君權神授、君主萬能、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等思想，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一些民主、進步的思想家，如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則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雖然對東歐、俄國及東方的中國等國未發生直接影響，但當這些國家的改革運動興起的時候，英國的「巴力門」（議會）、「君民共治」（立憲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們進行斗爭的現實源泉和效法的榜樣。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派在為改革而奮斗的時候，就常常引用英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為楷模。

關於「光榮革命」的史學

自18世紀以來，歷史學中關於對1688年「光榮革命」的評價，長期為輝格派歷史家哈蘭姆、麥考萊以及後來的屈維廉的觀點所統治。在這批輝格派歷史家看來，1688年的「光榮革命」為以後民主的議會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礎，標志著斯圖亞特王朝力圖建立專制君主制的計劃的終結。以後，議會的憲法地位上升了，國王的專斷橫暴權力被遏止，並處於議會監督之下。英國的兩個主要政黨也起源於此時。兩黨在政治上既互相鬥爭又互相制約，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兩種互相矛盾和制約的因素包含在一個統一體內，既避免了大一統的呆板、停滯、毫無生氣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壞性的沖突和內戰的危險。②麥考萊的名著《英國史》就是從1688年開始的。在這本書的一開頭，著者就指出，英國無疑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而英國之所以偉大，其淵源就在於1688年的革命。「對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贊頌乃是：它是我們的最後一次革命。自從任何一個聰明的和愛國的英國人試圖反抗當權的政府以來，已有幾代人過去了。在所有誠實的、善於思考的頭腦中，有一種隨著經驗的積累而與日俱增的信念，即影響憲法所需的每種改進都可在憲法本身內部找到。」①麥考萊在政治上是個輝格派，他對輝格派在英國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備加頌揚，並以自己是輝格派的成員而自豪。②他用輝格派的觀點去解釋歷史是很自然的。

輝格派的觀點對後世的史學思想影響很大。20世紀初，麥考萊的外甥，著名歷史家屈維廉在他的專著《1688年—1689年的英國革命》一書中，特別強調奧蘭治的威廉入侵英國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歐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匯合在一起來幫助拯救英國。」③在屈維廉以後，一些有關著作的基本觀點也與上述著作雷同。④

輝格派的思想，在17世紀末約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發揮，不過洛克的書在剛出版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⑤到後來才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與輝格派的思想相對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紀後期著名的實證主義思想家休謨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闡述。雖然休謨自稱他只是一個歷史哲學家，並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①但由於他對國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顯的同情和對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惡痛絕的態度，後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歷史家。休謨的《自愷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國史》一書的中心思想乃是：沒有權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為了提供自由，而是為了提供正義；對當權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饒恕的行為。②

當代托利—保守黨的著名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馬爾波羅的後代。他在《馬爾波羅傳》及《英語民族的歷史》等著作中，對1688年英國的貴族、鄉紳投靠威廉的行為備加贊頌，認為「英國的貴族和國教教士從來沒有像1688年這樣經受如此嚴酷的考驗，並對他們的國家作出如此優良的服務。」③

「光榮革命」事件，在英國以外的史學界也引起廣泛注意。19世紀中葉，法國著名的政治家、歷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後，其歷史觀發生了急遽轉變。原來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國革命史》中，以階級斗爭的觀點去分析革命的發展過程，並對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和中下層人民的革命行動加以贊頌。但1848年以後，他卻對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譴責，並拿1688年的「光榮革命」與1640年的革命作對比，認為「光榮革命」沒有流血和犧牲，但卻達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優越得多。1850年，基佐專門為《1640年英國革命史》寫的序言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了。書名就是《英國革命為什麼成功了？英國革命史討論》。在這本小冊子中，基佐比較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認為英國革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國革命是本著宗教精神進行的，而且沒有與過去的傳統割斷聯系。另一個原因是英國革命是作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為破壞力量而出現的。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在立憲君主制治下的英國，「內政、維護和平、財政、殖民、商業、議會制度的發展以及議會斗爭已成為政府和社會輿論最為關心的事情。」①因而在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之後，英國的立憲君主製得以穩定長久地發展下去。基佐的論點曾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特別是蘇聯的歷史著作一反輝格派的觀點，在有關17世紀英國革命史的研究中，將重點完全放到1640年—年間，把年克倫威爾護國公制度的建立作為革命的結束年代，而把年—1688年的歷史作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屬部分或尾聲。同時在評價上，著重強調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時期的進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榮革命」當作微不足道的「政變」。

最近20年左右的時間里，西方史學界的研究方向又發生改變。它一方面表現為對復辟時期的重視，認為不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來看，復辟時期都是英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②在這段時期，出版了不少有關的專門論著。另一方面表現為，學者們提出了許多與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觀點，甚至出現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從對整個「光榮革命」性質的否定，到對個別事件和個別人物的相反的評價，各式各樣。如有人認為，所謂「光榮革命」不但不「光榮」，而且是英國的一個恥辱，不僅國王詹姆斯二世表現得懦弱可恥，而且大多數英國貴族、中等階級都在外國人入侵時背叛了自己的國王和國家。③有人說，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裡發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①

在我國，自解放以來，在有關17世紀英國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當時蘇聯學者的觀點，重點放在研究1640年—年的「革命年代」，對此後到1688年，只是當作革命時期的尾聲而附帶提及。特別是，在評價這段歷史時，都將之與17世紀40年代的積極因素對立起來。這是我國解放以來長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貶斥改良、漸進等左傾思想的一種表現。近幾年，在有關歷史論著中，這種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

㈧ 什麼是伯明翰學派

2002年6月，英國伯明翰大學校方關閉了該校的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一時在文化界和學術界掀起軒然大波。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的前身是被國際公認為文化研究發源地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與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鼎立而被稱為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許多具有國際聲譽的從事文化研究的知名學者如Raymond Williams、Stuard Hall、Tony Bennett、Janet Wollacott、John Fiske等都曾經在這里工作過，並且伯明翰學派曾一度成為文化研究的代名詞。伯明翰大學校方的這一決定盡管引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抗議和批評，但學校並未收回成命，該系最終還是於原定時間被關閉。

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和許多在CCCS工作過的學者一樣是一位非英國血統的英國人，一直在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學習和工作，可謂伯明翰學派的最直接傳人，曾出版Tales of Dark－skinned Women，Race and Power，Sexuality and Society等書，並長期從事種族主義、全球文化和性與性別研究。該系關閉後，她成為少數被校方挽留分配到其他系工作的教師中的一個。在該系關閉一周年後，張華在伯明翰大學就有關文化研究的一些問題對她進行了訪談。

▲Gargi博士，一年前伯明翰大學的文化與社會學系被校方關閉，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領域。據媒體報道，校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根據學校實行的末位淘汰制評估體系，該系沒有達到學校要求的分值，而之所以沒有達到這樣的分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系沒有給學校帶來足夠的經濟效益，也就是說沒有足夠的生源。換句話說，即文化研究在今天的英國並不受歡迎。這是否意味著文化研究已經因不合時宜而到了窮途末路，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前身為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與社會學系的被關閉，確實招致學術界的強烈不滿和抗議。按照學校從去年開始實行的5星制評估體系，文化與社會學系的得分是3A，學校當然有理由關閉它。至於這個評估體系的具體指標，我們不得而知。當然，文化與社會學系甚至整個人文學院，不能像其他院系特別是一些工科院系一樣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不能就此認為作為一個獨特學術領域的文化研究就沒有了前途，沒有了市場，更不能說，具有國際盛名的伯明翰學派不再具有影響力。實際上，不但文化研究在許多國家方興未艾，任何有關文化研究的書籍都必然提到伯明翰學派，而且，即使在該系被關閉的前一個學期，我們仍有200多名本科生，同時，仍有600多名學生在申請進入該系。在該系被關閉的這一年多時間里，原屬該系的學生們對文化研究的興趣依然非常濃厚，而且他們被歸並到其他系後仍在讀文化研究的課程。在我看來，不僅不是文化研究沒有了前途，相反，在這樣一個媒體匯聚的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文化研究。當然，如果撇開伯明翰學派所倡導的文化研究的影響力和研究方法，而僅就伯明翰學派本身來講，有人說它已經走到了盡頭也有他們的理由。

▲回顧文化研究的歷史，它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在英國是如何興起的呢？

●我倒想反問一下。我想，文化研究在英國和整個歐洲興盛的時候，它在中國可能並不為人所知。而如今，文化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興盛的呢？

▲據我所知，當代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盛首先是在大學的中文系。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有一位非常年輕的知名教授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文學不僅應當包括小說、詩歌、戲劇等文本作品，而且應當涵蓋電影、電視、電腦等等一切文化現象，一切精神文化產品都是文學作品，所有精神產品和文化現象都是文學理論應當涉獵的范圍。他的課程受到學生們的廣泛歡迎，這一說法不僅給徘徊的文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活力，大大拓展了文學理論的視閾，同時也帶來了文化研究的熱潮。

●這與文化研究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的興盛幾乎是一樣的，伯明翰學派的許多著名學者都是搞文學出身的，比如它的先驅Raymond Williams就可以說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文藝理論學者，不僅著有Marxism and Literature、Keywords、Culture and Society、The Long Revolution、City and Country，而且寫過劇本。我的本科也是英國語言文學系。正因為文化和文學不應有一個刻板固定統一的模式，所以才會對文本闡釋的相異性產生如此廣泛的興趣。媒體的受眾更會製造出不同的標准和評價體系。人們對大眾傳媒有著巨大的擔心，認為它是如此地邪惡和墮落，它讓人們拜金，讓女性沉淪，讓少數人群受歧視……在這個國家(英國)許多非常興盛的媒體，展現給人們的其實是極端無價值的觀念形式。就像你看到的《太陽報》，至今也沒有任何的改觀，於是公眾分析而得出結論，「難怪英國工人階級沒有革命潛力，他們都在那裡觀看性生活片和閱讀《太陽報》，他們因已經被這些東西洗腦而喪失熱情。」而同時也有人說，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被真正洗腦，沒有任何一個人、一種媒體甚至一個制度可以真正成功地為人洗腦。我也讀《太陽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從中獲取什麼。人們總是懷疑《太陽報》信息的真實性，也經常嘲笑它煞有介事的報道方式，但人們同時又很津津樂道。讀者和觀眾用一種流行和現代的形式轉述不同來源的信息，以此作為回應並使其物質生活及整個身體具有意義。於是，會有人說，「看，公眾自己解釋了意義，製造了意義」。事實上，你所告訴他們的分析思考方式是不會起到你所期望的作用的。這是一種軟體的文化革命。多少人需要接受再教育？又怎麼可能讓每個人都接受統一的再教育，每有一種觀念，你就不得不重新開始一次，這是不可企及的。

當時，人們談論伯明翰學派時，是在談論一個時代，我認為，直到上世紀80年代早期，人們仍然按照這樣的方式在生活。文學闡釋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文本闡釋和帶變性社會語境闡釋的混合，這是深層的文學研究。理解這一日常文化格式的唯一方法是和人民大眾生活在一起，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也就是我所說的人類學的方法。真正了解民眾所思所想，所信所崇，所憂所患，絕不能只看只聽他們當著你的面說什麼，而是要身處其中。

▲英國的文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嚴肅正統凝重，或者說貴族氣紳士化，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人類學方法就是要打破這樣一種做派？

●正是如此。可以這樣說，文化不能再是精英文化，它應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應該是大眾的，平民的。

實際上，伯明翰大學可以位於伯明翰，但它並不意味著它跟伯明翰這座城市有任何的聯系，只不過我們的腦袋在Muirhead Tower(伯明翰大學主校區內的一幢綜合教學樓)，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屬於那兒，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也同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盡管我們是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我們是人，是普通人的一種。所以，可以說我們就生活在人類學的處境當中，人類學是本不應忽略也無須強調的。

▲提到文化研究我們總是將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提，它們之間有怎樣的關聯呢？

●盡管法蘭克福學派對伯明翰學派的影響是很大的，但是，它們的角度有很大不同。當人們談論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時，總是愛著重於理論的層面，這方面人們談論得很多，但我想這種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還表現在歷史的語境上。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寫作主要是在納粹大屠殺這樣一個獨裁文化陰影下進行的。希特勒之前，德國民眾有著一段時期的文化自由，後來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民主選擇的結果。所以，很多人在思考到底錯在了哪裡。當時的群眾文化實際上成了一種讓人們熱情接受濫用權力的方式。後來，好萊塢電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可以讓人們不再去思考，這雖不是給人們洗腦讓人沒有思想，但它是讓人們不要集體思考，是另一種輕松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養料或麻醉劑。所以，置於一定語境下，他們對人們毫無拒絕之意的流行文化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這同樣可能帶來厄運。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英國伯明翰學派對此略有不同。可以說，英國伯明翰學派對文化工業更感興趣。文化工業成為一切政治形態的核心，它們非常強大。我們同時也在思考，真的所有的好萊塢電影都會把人變成被動的機器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因而，我們試圖借鑒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概念來思考英國民眾一直在尋找反抗空間這樣一個語境，在這樣一個空間，他們進行了再創造，創造了他們自己的社區，自己的亞文化圈。

馬爾庫塞和本傑明具有更加自由的思想，他們認為另一種文化是可行的。物質主義沒有給人作為人的空間，這似乎是來自自由主義的聲音，但在我看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中始終存在著一個非常馬爾庫塞的主題，他們說，「是的，我非常看中我的物質滿足程度，但這並非我的所有需要滿足的欲求，我還有精神愉悅生命快樂生活幸福和作為人超越這種需求層次的願望，獲得了這些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滿足和自由」。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對性革命很有興趣。同時，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極有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可能，他們的頭腦當中一直有「好萊塢影片就是販賣獨裁和壟斷」的觀念，這從歷史的經驗不難得出結論。戰後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美國難民，他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自由狀態，包括真正的擺脫市場和工作束縛的身體解放和性自由。阿爾多諾不喜歡Popular Culture，他和馬爾庫塞不同。

伯明翰學派是完全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但它是相當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張傘下融會著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所以，許多人盡管同歸於學術上的馬克思主義，但可能屬於不同的流派，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有一段歷史不能被忽略。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風暴席捲了西歐甚至美國。工人階級、普通百姓和大批學生走上街頭，他們異常地樂觀、積極和興奮，然而結果並非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令他們非常失望。大學的學者、理論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們的分析錯了嗎？我們擁有正確的理論和廣大的群眾，但我們還是失敗了。因此，這給我們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間，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傳統，去思考如何適應現實的政治語境。

1968年之後的幾年對英國來說仍舊是艱難的時代。經濟發展異常迅猛，盡管並非每個人都能馬上直接從中受益，但人們開始感到生活正在變好，正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們突然得到了他們的父輩做夢也沒有想過得到的東西。Popular Culture也開始流行，英國在人們心目中突然變成一個很有希望的國度。然而，緊接著，1973年的石油危機，又將英國和許多西方國家拋入艱難境地，出現許多工業爭端，大批勞工組織相當不滿並開始罷工，英國似乎一夜之間就能被摧毀。很多大城市出現腐臭的垃圾，人們意識到，如果工人階級對生活狀態不滿，生活質量就會改變。而且，當時的貨幣也很不穩定，很脆弱。此前的樂觀和幸福的生活曇花一現之後，似乎從未有過地離他們遠去。這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進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間是什麼？反抗的空間在哪裡？當人們特別是女性對他們的權利擁有危機感時，如何重新組織群眾運動或任何形式的運動？經濟危機時期，人們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識形態，因而，種族主義巨增，各種類型的種族沖突不斷。人們不僅用馬克思主義傳統來分析，同時也受到其他哲學人文論爭的廣泛影響，比如，後結構主義。當然，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歐洲人接觸更多的可能還是前蘇聯意義上的，而非中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

▲您談到後結構主義，那麼，這方面的研究以及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研究在伯明翰學派中是怎樣一種情況？

●關於後結構主義我想強調這樣一點看法。很明顯，在英國無論多麼權威的文化觀點和見解，意識形態，都不可能被灌輸，被完全接受，因為，對任何文化進程的闡釋和描述永遠都會伴隨預見不到的現象和因素，任何語言都是不確定涵義的載體，對同樣的客體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見解，這來自於後結構主義的影響。當我看到印在紙上的「太陽」兩個符號，它並不能告訴我任何意義，其他事物包括沒有提到的事物也許可以告訴我，在紙上並未出現的符號的涵義，可以通過這些結構來理解。

女性主義是伯明翰學派的一個重要主題，它與性的革命是有關聯的。這個進程是非常坎坷的，作為女性我們還在繼續為之奮斗。女性不應有生理的疲倦，好的避孕方法對女性非常重要，這樣可以減少我們對懷孕的恐懼，而一旦懷孕就意味著退出了生活。女性需要自治，自我控制生育，這並不意味著女性反對性進步而處處依靠自我。問題的關鍵實際在於人和人之間如何相處，如何生活在一起，在我們懂得這一切之前，何以獲得性自由和其他一切自由？上世紀70、80年代關於女性主義的爭論在伯明翰學派當中是異常激烈的，許多人寫了大量文章。性別是重要的社會結構成分，理解和認識社會必須研究女性獨特的經歷和心理世界。上世紀70、80年代許多女性主義者投入政治運動當中，女性主義的學術和政治運動給包括文化研究在內的一切思想領域帶來巨大撞擊，盡管有人會痛恨它，但他們卻不得不去思考它、重視它。女性主義的主題使文化研究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後殖民主義是近些年提出的概念，對它的研究可以說在英國才剛剛開始，它更多地局限在文學領域，文學批評家或歷史學家會更多地運用這一概念，自然，它會對文化研究產生影響。伯明翰學派早年曾關注過種族和民族問題，現在有少數學者在研究英國的少數民族起源問題。

伯明翰學派中的許多人是非常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因為，我們認為所謂多元文化只不過是對種族主義的一種忽視或掩蓋，是用一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不平等的事實，很容易麻痹人，更何況，對於反對種族主義來說，只有多元文化是不夠的。事實上，這個問題目前在英國又一次被提了出來，人們反對很多電視節目和其他媒體刻意偽裝的多元文化宣傳。

▲在訪談即將結束時，我想回到我們開始時的話題。在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系被關閉之後，著眼於當前的格局，伯明翰學派何去何從？

●我認為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學科是一個相當特別的領域。伯明翰大學文化與社會學系的關閉，似乎意味著關閉了文化研究的大門，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了過去，已經封存為一段歷史，所以引起了許多學者的反對。但是，正像我開始所說，也有很多人認為它的關閉促使我們去更多地思考和反省。一方面，許多學科比如社會學、傳媒學、地理學、文學等等深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的影響，讀有關書籍和文章你很容易發現其研究的方法、觀點和思想帶有明顯伯明翰學派色彩，而且在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中形成交叉學科。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巨大影響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視，它的思想和理念已被眾多學者所接受和採納，同時，它也超越了學術的范圍而擴展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今天這樣一個新的每時每刻充滿急遽變化和恐懼的時代，我們確確實實應該冷靜地來重新評估伯明翰學派。我們目睹了9·11和伊拉克戰爭，人們失去了安全感，身陷紛亂、沖突和恐慌，新保守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在重建世界格局，人民是何反映，人民如何生存不可避免地應該成為文化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不應停留在「這是什麼」和「去還是留」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給文化研究重新定位。在我看來，伯明翰學派的文化傳統是思考普通百姓對生活的反映和生存狀態，我們需要用這一傳統來繼續思考在這樣一個更加艱難和更加充滿恐懼的現實處境下普通百姓的生存問題。從哪裡尋找最基本的人權？哪裡是我們作為人的生存空間？如何能讓我們時時刻刻對鄰居放心？如何讓我們不對每個長著拉登一樣鬍子的人心存戒備？這就是英國的大眾文化。這項工作在英國的文化研究中已經有許多人著手。我想，文化研究仍舊有很強的生命力，有很寬廣的研究領域，再比如，INTERNET，新科技對人類日常生活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有人稱之為新的殖民，它不僅重塑人們的生活，而且重塑人們的意識和思維方式。這些都可以毫無疑問地納入文化研究的視野。

㈨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主要思想流派及其影響

通過17 世紀資產階級革命，英國形成了以個人權利、財產權利為核心的權利觀念，同時也 形成了以限制權力、分權、法治為核心的權力觀念，這為英國自由憲政思想傳統的形成奠定了 基礎。就其政治思想關注的共同點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點:第一，財產權成為各派政治思想關注的出發點和歸宿。主要是圍繞著征稅問題，英國的國 王與貴族之間進行了長期的斗爭，並通過大憲章的制定形成了憲政傳統。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 生的根源也在於確立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權。因此，對私有財產權的思考成為這一時期政治思 想的基本內容。霍布斯雖然在政治上主張專制主義，但他也承認私有財產權的合法性，要求在 經濟領域里實現經濟自由，;洛克更是以私有財產權為自己政治理論的中心，;激進的掘地派 代表溫斯坦萊則圍繞著財產權的問題主張公有制。第二，國王與議會的關系成為人們政治思考的基本主題。英國內戰的發生主要以國王為一 方，以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為另一方而展開的。圍繞著國王和議會的權力，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 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菲爾麥、霍布斯為代表的君主專制派為國王辯護，主張在政治上實行 君主立憲;以彌爾頓、利爾伯恩等人為代表的激進派要求廢除王權，建立人民主權或議會主權 的共和制度。在這兩派之間，以洛克等人為代表的中上層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則主張君主服從議 會的權威，實行君主立憲。

㈩ 為什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又叫做清教主義

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從12.、13世紀算起，其中宗教改革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主要有德國的馬丁 路德（建立了路德教），法國人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改革（建立了加爾文教）和英國的亨利八世改革（建立了英國國教）
其中路德，加爾文的改革都體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而英國的宗教改革卻是加強了英國國王的世俗權力，加強了君主專制。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專制主義已經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所以資產階級需要掃清這一障礙。而在英國國內，這一障礙就體現在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統治。與此同時，加爾文教傳入英國，在英國發展成了清教。這些清教徒們看到了英國國教的缺陷，主張清除英國國教會內殘留的天主教舊制和繁文縟節，提倡勤儉清潔的簡朴生活。在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和共和制，對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極大的推動。
清教徒主張人人去讀聖經，直接領悟上帝的「啟示」，實際上反應了資產階級要求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願。因此，他們要求廢除國教實行的主教制度，取消主教從中干預教徒與上帝的「交流」。
清教明顯體現了資產階級的主張，屬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反封建斗爭的現成的思想武器。
ps:我一點一點打上去的。看在我如此辛苦的份上該給點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