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科舉制度必將為西方所借鑒的原因什麼
1，公平、公開、公正，改善了用人制度
2，拓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
3，可以培養大量的人才
⑵ 科舉制的意義是什麼
科舉制度是封建時代所可能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它擴展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層社會的人士進入統治階級。特別是唐宋時期，科舉制度正當發展成熟之初，顯示出生氣勃勃的進步性，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
從總體上來說，史學界對於唐代的科舉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它為唐統治者招攬了人才，為社會下層民眾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動搖了門閥制度，擴大了統治基礎，推動了文化的發展。
與封建社會其他所有選舉制度相比 , 科舉制度有其進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會流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舉的一整套嚴密的考試程式和制度，更被譽為是中華民族的傑出創造。科舉制使應考之人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這對於調動人的積極因素，廣泛搜羅人才，有著無可辯駁的優點。以考試取士，權在國家，考取者無私恩，黜落者無怨恨，亦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
科舉制度對社會流動起過促進作用。科舉制度具有相當的開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競爭性，造成封建社會的人才流動」。有一些平民通過科舉考試可以上升為統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卻因科舉失利而淪為平民。科舉制度推動了不同等級成員之間的流動，為歷代統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⑶ 科舉制能傳到英國的原因
現在西方各國普遍實行的文官制度就脫胎於中國的科舉制度。
在推行現代文官考試制度之前，西方各國實行的是"恩賜制"和"政黨分肥制"。"恩賜制"，顧名思義是由國王（後來演變為總統）來將官司職贈予別人。"政黨分肥制"是美國歷史上盛行的一種以黨派關系分配政府職務的制度，它是在兩黨輪流執政的背景下產生的。大選獲勝的政黨通過任命公職報答該黨的積極支持者。無論是"恩賜制"還是"分肥制"，都有很大的弊端，使得(腐)敗橫行，政局動盪。西方的政治家和學者對此深感頭痛，尋求改革卻苦無良策。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科舉制度進入了西方政治家和學者的視野，為西方的先官制度帶來了一劑良方。
早在16世紀，中國科舉制度就由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傳入西方。傳教士們不僅對中國的物產資源感興趣，中國科舉取士的制度也使他們感到驚奇。在他們所著的《中國游記》、《傳大的中國》等書中，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科舉考試的內容和方法，並推崇有加。這些書籍曾在歐美廣為流傳，在此後顧之300年間，僅用英文出版的介紹中國科舉制度的書就達70餘種。除了書籍的傳播，一些西方政府官員和學者還通過報告、演講等形式介紹和評價中國的科舉制。如北京同文館館長馬丁就曾在英國波士頓作題為"中國的競爭考試"的報告；法國的大學者伏爾泰也曾在著作中對中國的科舉製做過介紹和頌揚；西方學者卜德將科舉制譽為中國贈予西方的"最珍貴的知識禮物"；美國漢學家H·G·Creel則認為科舉制度超越了四大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到19世紀，中國科舉考試"自薦入選，統一標准，擇優錄取"原則的合理性，使西方的學者得到有益啟示，逐步發展成適合本國國情的新制度。英國文官制度的創建人諾斯科特和屈維廉兩人都對中國科舉制心儀已久，他們在19世紀50年代提出並在英國實行的"公開競爭——公平考試"的文官選拔制度，就是從中國學去的。隨後，法、德、美等國都先後仿效英國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
誠如孫中山先生在考察歐美各國考試制度之後所說："英國推行考試制度最早，......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亦都是學英國的。"胡適也曾說"我在國外的時候，時常感覺到，中國文化對世界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公開的客觀的文官考試制度。沒有一個國家的考試制度，能夠像我們這樣久遠，嚴密與公開"。
⑷ 在與唐朝同時期的英國,創立了什麼科舉制度
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英國大網路全書中說：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試制度，是中國所採用的選舉制度，及其定期舉行的考試。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曾經概括性地指出：「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中國科舉制度是英國建立競爭性文官制度的基石，而英國文官制度又是其它西方國家文官制度的藍本。（孫中山和英國大網路全書這兩段話，表明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試制度，明確指出中國古代考試選官制度與英國科舉考試制度及現代各國考試制度之間的淵源關系這說明，中國古代考試選官制度對世界文明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⑸ 英國官員考試制度的歷史發展
19世紀後，英國兩黨制日益成熟，內閣開始由在競選中獲勝的政黨組成，於是哪一個政黨在競選中獲勝上台執政，就把各種官職作為「勝利果實」，進行公開分贓，分給他們支持者。所以每次執政黨的更替，都要引起政府人員的大換班，使政府工作混亂。可見，無論早期的國王任用官員的制度還是後來政黨間的官員分配的制度都存在極大的弊端。一個是營私舞弊，買賣官職使無功受祿的現象盛行，政府腐敗工作效率低下。另一個是執政黨更替，國家工作人員大換班，造成政府行政事務處理缺乏穩定性和政策的連續性，嚴重地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文官選用制度，採取更為合理的方式選擇官員，使政府的工作更為高效和具有穩定性被提上日程，英國近代文官考選制度開始了它的形成之旅。
1569年，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出版的《中國游記》一書曾對中國通過科舉選拔官員的做法大加稱贊，該書在1577年由英國人理查德·威爾翻譯成英文，中國的科舉制度第一次在英國的刊物中出現。其後的1583年，另一個葡萄牙修士岡薩雷斯·多薩出版的《偉大的中國》一書詳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中第考試方法和內容。此書在羅馬出版後，很快被譯成英文，在歐洲廣泛流傳，引起英國社會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關注。十七世紀初英國牧師珀切斯的亞洲游記《續哈克里特或珀切斯的朝聖》一書中，更是對中國的科舉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記載，書中非常詳細的介紹了整個科舉制的運作過程，包括考生要需通過哪些考試，逐步獲取更高一級的參考資格，主要的考試內容，考試形式等，同時，此書將科舉制度評價為「無論身份地位，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一種高效而公平的選材制度，體現出卓越先進的政府管理體制。」年，羅伯特·波頓的《憂鬱症的解剖》一書中，以旅行者們的記錄為原始材料，首次將中國的科舉制與當時英國的政治體製作對比，認為英國應以科舉制為參考，改革政府的運行機制。17世紀中期以後，涉及科舉制度各類書籍在英國已經較為常見，如1665年的《輝煌文明的古老帝國》；1669年的《駐華大使》；1688年的《中國新歷史》，這些書籍的作者大都有實際來華經歷，對中國的科舉制度有著較為深入的理解。進入18世紀，出版於1736年的《中國史》一書在英國影響較大，傳播較廣，書中同樣詳盡介紹了中國的教育，政府體系，科舉制度等方面。據統計，在1570年到19世紀初，僅用英文的出版的有關中國官員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書籍就有70種之多，這些書大都從不同角度介紹和稱贊中國的科舉制度。
總之，這些在英國出版的，來自傳教士，旅行者，商人，學者等有關科舉制度的相關出版物的內容說明：首先由於中國科舉制度的自身特色與英國考試形式發展的相對滯後，科舉制具備影響英國文官考任制度的時間和條件；其次，在英國文官制度正式頒布實施之前，英國社會和學界就對中國的科舉制度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與了解；最後，英國文官考任制度形成於在報刊雜志對中國科舉制度介紹贊揚和推薦的輿論氛圍中。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官吏任用制度仍受封建恩賜的影響，或實行個人贍徇制，或實行政黨分肥制。而工業革命的完成使英國急需一個清廉高效的政府為其經濟的擴張出謀劃策，選拔徹底有效的人員班子來充實政府的職務，對文官的選擇和任用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而改革的直接導火索則始於當時英國最強大的海外掠奪機構——東印度公司，許多人都試圖擠入公司謀取利益，由於東印度公司對英國政府經濟利益有直接影響，被整頓公司人事的改革被提上議程，而這次改革最初還是源於中國人的建議，在廣州的公司人員的建議下，東印度公司決定採用直接從倫敦選送官員到印度任職的措施，選擇標准則是「通才教育，擇優選士」。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吏治改革直接推動了英國國內文官制度的改革活動，對於東印度公司的這次改革，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英國東印度公司已採用了考試競爭原則，這種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在印度的充分發展，預示著或許將來有一天，它會像火葯和印刷術一樣，在國家制度甚至是歐洲的國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偉大變革。」中國的科舉制度，第一次被稱為和火葯與印刷術四大發明一樣重要。而在1836年，曾任英國駐華總領事的弗朗西斯戴維斯曾這樣表述道「科舉制為東印度公司的吏治改革提供了遙遠的榜樣」，由此可見，作為英國文官考試改革先行者的東印度公司的吏治改革，無疑受到了中國科舉制的深遠影響。
⑹ 古代歐洲沒有科舉考試，他們是怎麼選拔人才的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中國的科舉制度被介紹到了西方。科舉制用考試選拔人才的原則備受推崇，對歐洲文官制度的確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世紀歐洲各國政府實行賜官制，文職官員的錄用不進行任何考試。因此，像大哲學家培根這樣有才華的人，為了求得一管半職，只好去巴結宮廷權貴。賜官制必然導致吏治腐敗，「朝有南郭，野有遺賢」的現象相當普遍。
新航路開辟以後，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潛心研究中國的典章制度，不斷向歐洲傳遞東方的信息。16世紀中期來華的傳教士克魯茲，發現科舉制與西方人事制度迥然不同，實行「學而優則仕」的原則，他對此很感興趣，隨後在游記中把中國科舉制介紹到歐洲。這個世紀末，歐洲就有了關於中國科舉制度的詳細報道。18世紀介紹中國最有影響著作是阿爾德的《中國概況》，其中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至1810年，《大清律例》被譯成英文，也有關於科舉的法律條文。
歐洲人了解到中國科舉制度以後，都異口同聲地稱贊。16世紀的門多薩認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中治理得最好的一個，他把原因歸於中國競爭性的科舉制度，說中國通過競爭開放一切官職，從而利用了所有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中國只有通過嚴格考試的人才能出任官職，「中國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著」，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牛津大學教授紐曼說，中國行政制度是迄今為止存在於東方的無與倫比的優秀制度。即使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歐洲學者仍對科學制度稱道不已。廉士在《中國總論》中說：「中國通過卓越的考試制度錄用文官武將，這是他們制度惟一不同於古今任何一個偉大的君主國家的地方」。
歐洲人贊賞的是中國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原則：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錄用。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出類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
在中國科學制的影響下，歐洲開始廢棄腐朽的賜官制，確立從競爭性考試中選拔文職官員的制度。早在1776年，英國著名經濟家亞當·斯密就提議，每個人「被獲准在任何機構自由從事某一職業前，必須經過考試或試用」。他的主張是受法國網路全書派的影響，而後者又是受中國政治哲學的影響。斯密提出選拔人才的原則為歐洲各國普遍接受。法國首先師承中國，在1791年進行了文職人員的考試，德國大約是在1800年。英國有識之士早就呼籲政府效法中國科舉制度，面向全體國民，開科取士。1833年，英國確認了通過考試擇優錄用的原則，但直到1847年，英國某一駐外機構為聘任辦事員，才進行了最早的競爭性考試。此舉受到種種非難，但英國行政改革者最終獲得勝利，應為這是一種卓越的選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國成立了第一個文官委員會，主持普通文職人員競爭性考試。1870年，英國頒布法令，使文官的競爭性考試正常化，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最終確立。
英國文官考試面向公眾，定期舉行，對應試者進行基礎知識的筆試，低級職務的考試在地方進行，高級職務的考試才在首都倫敦。強調入選者必須具備良好的品行和確定試用期，與中國科舉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當時的英國報刊就指出：「生活中沒有什麼能比這與中國所實行的制度更相似的了。」《大英網路全書》對英國文官制與中國科舉制的淵源關系也有公允的結論："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出現在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並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實行定期考核。"
英國文官制度吸收了中國科舉制的精華，又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
⑺ 科舉制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
西方學術界公認:現代西方文官制度源自中國的科舉制。歐美各國在18世紀以前，文職官員的選用，或實行貴族世襲制、君主恩賜制，或實行個人贍拘制、政黨分肥制。這些文官任用辦法不可避免都會導致任人唯親，帶來結構性的腐敗，使各種無能之輩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黨更迭大批撤換官員還會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盪，影響工作的連續性。而我國的科舉制度倡導競爭考試、擇優錄取，政權向平民開放，標榜公平取士，唯才是舉。因此，當西方了解了我國的這么一種文官制度後，大為贊賞，進而仿效，成為近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為科舉制度體現「機會均等」原則，這正適合了在資本主義啟蒙時期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貴族等級制、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度，科舉選士無疑具有優越性。由於中國科舉考試的示範以及文官考試制度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驅使，西方國家在19世紀前後紛紛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
相關資料：
中國科舉制度對西方產生影響可追溯到十六世紀後半期。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科舉制度的是葡萄牙的兩位傳教士克魯茲和胡安•岡薩雷斯•德萬多薩。前者著有《中國游記》一書，對中國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作法倍加稱頌，後者在《偉大的中國》中則詳細介紹了科舉考試的方法和內容。這兩本書在歐洲出版後，廣泛流傳，尤其是後者引起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真關注。
英國文官系統形成時期(19世紀後半期)，其一些主要刊物《紳士雜志》、《倫敦雜志》等先後撰文介紹中國錄用官員的程序和方法，主張採用科舉考試制度。美國文官系統的形成，也深受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1867年10月，《北美評論》雜志撰文稱譽中國的科舉考試取士制度;1968年5月，一個州議員在向國會遞交的報告中，專辟一章來論述中國的文官考試制度，引起參眾兩院的廣泛的興趣。。「法國大革命在其教育計劃中高度重視競爭性的考試。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模式。』
歐美各國在18世紀以前，文職官員的選用，或實行貴族世襲制、君主恩賜制，或實行個人贍拘制、政黨分肥制。這些文官任用辦法不可避免都會導致任人唯親，帶來結構性的腐敗，使各種無能之輩充斥政府之中，而因政黨更迭大批撤換官員還會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盪，影響工作的連續性。而我國的科舉制度倡導競爭考試、擇優錄取，政權向平民開放，標榜公平取士，唯才是舉。因此，當西方了解了我國的這么一種文官制度後，大為贊賞，進而仿效，成為近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因為科舉制度體現「機會均等」原則，這正適合了在資本主義啟蒙時期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比起貴族等級制、君主賜官制等選官制度，科舉選士無疑具有優越性。由於中國科舉考試的示範以及文官考試制度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驅使，西方國家在19世紀前後紛紛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1791年，法國首先試行文官考試，到1875年文官系統基本形成。1806年，英國成立東印度學院，1829年為東印度公司選用文職人員實行公開考試，1855年，英國政府開始推行文官考試，並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規化。由於英國當時國力強盛，所實行的文官考試制度又較系統且卓有成效，因而成為其它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效法的榜樣。1883年，美國也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並於1893年進一步完備。科舉 制 對 歐美現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響，堪稱為我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18世紀之後，我國已落後於西方，在西學東漸的大趨勢下，中國人不得不學習西文、西藝、西政，而科舉制則是屈指可數的反被西方人學習的中國特產之一。
⑻ 英國的文官制度與中國的科舉制有什麼異同
科舉制度作為一種文官選拔考試制度，是我國古代隋唐以後文官制度的基礎，也是西方現代文官制度的淵源。二者同屬於政治組織制度的范疇。不同之處在於科舉制度只是一種人才的選拔考試制度，它既包括對文官的選拔，也包括對武官的選拔。而文官制度則屬於人事組織制度。它不僅包括官員的選拔任命，還包括對官員的考核,獎懲等內容。
⑼ 科舉制對世界的影響
一、中國科舉制度對東亞文化與考試制度有著深遠的影響
1、對韓國的影響
高麗的科舉包含制述、明經兩大業，是模仿唐朝進士科、秀才科、明經科的結果。1369年，高麗又採用元朝制度，實施「科舉三層法」，實行鄉試、會試、殿試三階段考試的科舉制度。
2、對日本的影響
日本科舉的基礎《養老律》是以唐《永徽令》、《開元前令》為藍本，確立了日本科舉的基本內容與形式。據《養老律》載：日本貢舉科目與唐制基本相同，包含秀才、明經、進士、明法等四科和醫、針等專門技術科目，考試內容也與中國唐代科舉大同小異。比較而言，唐朝科舉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舉則帶有濃厚的貴族化氣息。盡管科舉在日本只實行了約300年，但科舉制對日本的影響仍十分深刻。
3、對越南的影響
越南的科舉制度，從內容到形式幾乎照搬中國。越南科舉誕生於李朝，改革於陳朝，鼎盛於黎朝，發展於阮朝，是東亞三國中最遲實行科舉也是世界上最晚廢止科舉的國家。
二、中國科舉制度對歐美文官考試制度的影響
科舉制不僅被東亞一些國家復制和模仿，也為英、法、美等西方國家所借鑒。有史料證明，英國1855年試行並於1870年全面推行的文官考試、美國1883年開始採用文官考試制度，都源於中國科舉制度對歐美國家產生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美國學者柯睿格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發表論文說：「以科舉考試為核心的中國文官行政制度的創立，是中國對世界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美國漢學家卜德說：「科舉制無疑是中國贈予西方的最珍貴的知識禮物」。
⑽ 西方文官考試制度吸取了中國科舉制的哪些"合理內核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創立，至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廢止，在我國歷史上共存續1300多年。在此期間，科舉考試成為一種制度化、規范化、系統化的考試制度。
科舉制度作為朝廷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在鞏固統治、安定社會、維護統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封建社會成熟時期出現的選拔方法，科舉考試與封建時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步驟是一致和適應的，是上層建築的一種體現形式，因此對其歷史作用不能抹殺。
首先，科舉制度使統治基礎下移，真正做到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識分子的特權地位，雖然有部分是依靠財富獲取的，但更多的是通過科舉獲取功名而形成的。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貧寒的士子，可以通過科舉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會地位晉升。科舉提供了一條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選拔人才的途徑，也為社會下層分子提供了一條上進的途徑，使社會不斷進行階級的對流，對鞏固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穩定政治和社會產生了積極作用。
其次，科舉選士制度的確立、健全與完善，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官隊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舉考試制度，嚴格奉行「三公」原則，即「公開考試」、「公平競爭」和「公正錄取」。這是中國人才選拔方式長期演變的結果，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舉取士確是封建時代所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競爭機制，是選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徑，保證了封建國家的政治需要。正因為如此，早期以傳教士為主的西方人士來華後都對科舉制度大加褒賞，向西方予以介紹，並希望為西方所採用。18世紀前後的西方有識之士極力推崇中國的科舉考試和文官政治，並在此後相繼仿效中國的辦法，推行了文官考試制度。
一、科舉制在西方的傳播過程
（一）科舉制最早在西方的傳播
西方人中，到底誰最早提到了中國的科舉制？根據美國學者鄧嗣禹在1943年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的說法，關於中國科舉制的最早記載見於加斯帕德·達·克魯茲的著述。他曾於1548年航抵東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國；是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間，他用葡萄牙文寫作的游記手稿在威尼斯以義大利文首次出版。R·威爾斯將其譯為英文，以「來自中國行省的報告」為題，收入里查德·艾登的《東印度群島及其他國家旅行記》一書。克魯茲在文中說中國官員們「必須有那項功名或頭銜……他們效忠皇上，不避危難。他們奉行『學而優則仕』。」文中還簡要地提到了碩士、博士的情況。而另一種說法是，尚在克魯茲之前，就至少有兩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國的科舉取士。而這兩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經是中國監獄的囚犯，一個叫維埃拉（Vierira），另一個是蓋略特·伯來拉，他們都是葡萄牙人。維埃拉是一支由費爾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領的葡萄牙艦隊的成員，1517年到廣州，在粵停留三年後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為皇帝舉哀期間（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暫停海外交易的中國規矩，1521年9月被送到廣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從廣州監牢中維埃拉（Vierira）發出信函回國。他在信中就中國的外交、社會關系、吏制等發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說到：中國的法官都是來自文人學士，「獲得一種學位的每位文人學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後再升任到高級職務上」。蓋略特·伯來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國海防軍俘獲，他雖不是當年葡俘中惟一寫出自身經歷的人，但他有關科舉制的敘述可以說是最詳盡的一個，這在其著作《南明行記》中有所體現。據他所說，察院要審訊囚犯和授予學銜。察院年年巡視，被選拔來充任要職的人則每三年會聚一次，在為他們准備的大堂里受到考試。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如回答合格，夠得到學銜，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們；但那些要當「老爺」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帶。考試完畢，測驗通過後，要為那些得到學銜的人舉行隆重儀式，經常要共同盛宴慶祝。更令人驚訝的是，當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國考生是在嚴密監視的條件下進行考試時，也戲稱中國應試者為「囚犯」，將他們等待金榜題名的人生得意之際，則稱為「等待判決」。而且，他還發現同牢的中國「難友」中，竟有因考試落榜而蹲監獄者。
對科舉制度記載更為詳細的、對西方影響更大的是聖奧斯丁會修士儒安·貢查列斯·德·門多薩編寫整理的著作。門多薩的著作首次於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在羅馬出版，目前在中國的中譯本名為《中華大帝國史》。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文中除了介紹了科舉的競爭性，還介紹了如何授予學位，以及是如何慶賀的，對中國的科舉極具贊美之意，他寫道：「在當今世界上為人所知的國家中，這個龐大的王國是治理最佳的一個。」但應該說門多薩對中國事物具有一種近乎於不切實際的信心與心有靈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亂的資料中敏銳地發現中國教育與統治制度之間的關系和中國文明對知識特有的尊重。在那裡只有飽學博聞的人通過國家考試才能成為官吏參與管理政府事務，任何一個人在學識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進入社會上層，這就意味著一種平等與競爭的健康的社會機制。這一發現對16世紀末西方封建等級社會是一大震驚，同時也預示著以後一個多世紀里西方對中國科舉與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傳教士筆下的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隨著西方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會主）一批批前往中國，他們在中國傳播西方科學，同時又向自己的國家介紹中國的哲學和許多奇聞軼事，其中也包括科舉制度。在這些耶穌會會士中，最有名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利瑪竇在明朝末年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自明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國生活了28年，並被任命為帝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他在《書信集》中，有不少關於科考的記載。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長信中，利瑪竇應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紹了當月在南昌舉行的鄉試情況。他說：現在我就開始介紹中國科舉，也希望您把這種制度介紹給您目前服務的公侯，要他們知道這在中國與義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區別！在管理、政治與秩序等方面，中國的確超過其他民族。利瑪竇作為在中國度過了後半生的耶穌會傳教士，晚年時（他於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贊賞的態度高度評價了中國科舉選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認為：「標志著與西方的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稱為『哲學家』（指儒生知識分子）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他們來掌理」（《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卷第6章）。利瑪竇這段話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他認為中國當時的文官政治優於當時的西方；二是間接地評價了科舉取士制度。
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中甚至將府試的日期都能寫得清清楚楚，他對中國的考場（貢院）的描寫更是極為詳盡，將小單間大小、構造都描繪得如此細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單間有防止考試舞弊的功能：「在每個大城市都有一座專門為這一考試而修建的寬闊無比的宮殿，四周圍以高牆。考場內有許多套間隔絕外務，專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討論呈交上來的手稿。在這座宮殿的中心有四千多個小單間，每間只夠放下一個人用的一張桌和一把椅。小單間構造得使相鄰的人不能談話甚至見面。當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達這個城市時，立即被帶到這座宮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與任何人談話。甚至在評閱考卷時他們也不準彼此交談。這段特殊時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軍隊的警衛不斷在巡邏，以防宮殿內工作的人和外邊的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進行任何接觸。」「在第三天，要從指導行政的計劃時將會出現的各種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難題或策論進行考試。答卷仍要寫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說明作者對解決他選擇來討論的爭論所要提供的判斷。當各個候選人選定他要進行討論的論題並記牢以後，他就進入負責官員指定給他的房間，默默地進行寫作；每個人都必須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別帶來的紙本上，在文章的最後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還要寫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後這個紙本也要加封，只有負責人才能啟封。每個人這樣的手抄本可以隨他用多少，並把它們親手呈交負責人。這些抄本由專門指定的書記或抄手再重新抄過。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紅筆寫上一個特別的字，然後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筆跡則全部消除。這些不留筆跡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評定的試卷。本人手跡本則編號與送呈考官的試卷上的符號相對應。遵循這種方法是要防止識別手稿並從書寫的字體中隱瞞作者本人及其筆跡。」在文中利瑪竇准確地介紹了中國科舉考試為防止徇私舞弊而採取的彌封、紅號和謄錄制度。利瑪竇對於中進士後的士子將會得到如何地位也進行了極為詳盡的描寫，他驚嘆中國簡直是一個「文憑社會」。
在新教徒中，另外一個較早到中國的是馬利遜。他於1807年受倫敦會派遣，1809年受任為東印度公司翻譯。1817年（清嘉慶十三年），他作為翻譯隨阿美士德勛爵到北京。1824年他返回英國，帶去大批漢文書籍。他的代表作是漢英字典，在這部字典中他根據中文的原始材料，精闢詳盡地描述了中國的科舉制。他的記述迄今仍是有關科舉制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
而奧伐羅·塞默多，漢名曾德昭，他是繼利瑪竇之後通曉中國語言文學的歐洲人。他將中國的文化思想、哲學歷史等通過《大中國志》（葡文名為《中國及其附近地區宣教史》）介紹到歐洲，引起一場中學西漸的浪潮。正如英譯本序言所說：「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譯成多種他國文字，且為若干作家引用，在歐洲諸國深受歡迎。」曾德昭在其《大中國志》中給中國教育描繪了一幅理想的圖畫。他注意到了在德行、善舉、孝順等方面進行道德教育的早期作用，曾德昭很推崇這種教育方式，特別是在道德方面的開發，這點至關重要，因為品行不良的人是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對考生進行考試的小房間作了詳盡的介紹：它有4．5英尺長、3．5英尺寬、一人高，以及上面是如何的臟不可言。每個小房間里有一張桌子用作寫字和吃飯，還有一把椅子。曾德昭強調小房間的「小」，突出了考生們進出通道的狹窄，也談到了中國的三級考試，即學士（秀才）、碩士（舉人）、博士（進士），還介紹了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
17、18世紀，隨著一批批來華傳教士的宣傳和媒介作用，中國已在西方國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的科舉制已為西方文化輸進新鮮的血液，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已被當時的歐洲各國廣為贊譽。筆者認為中國的科舉制首先對法、德兩國發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國科舉制影響的是德國。
二、科舉制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
（一）對法國和德國的影響
中國與歐洲尤其是與法國之間，從17世紀末開始，出現了長達一百多年極不尋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國為其顯著特徵的文化交流史。
從伏爾泰的詩歌和其他作品中，我們知道他是中國文明最真誠而熱切的崇拜者，是所有的「愛慕中國」者中最狂熱的一位學者。伏爾泰認為，中國自平民選擇優秀人才為政府服務的方法很值得歐洲各國模仿。對中國文明始終加以贊揚的伏爾泰，對中國的科舉制度也贊不絕口，不過伏爾泰美化中國科舉制，其目的是利用中國來攻擊法國封建王朝的專橫。
一般而言，孟德斯鳩對中國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卻用中國的科舉取士譴責法國的以財富買官。孟德斯鳩讀過不少歐洲漢學著作和中國典籍的譯作。他從他的中國朋友黃嘉略處獲知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材料，並將他們之間的談話做成筆記，內容涉及中國宗教、政治和法律、歷史、文字、民俗等。他在與黃嘉略的談話中認為中國歷代帝王採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國沒有世襲的官吏和貴族，皇帝通過科舉等途徑選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不論出身如何，都有經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機會。考試的內容是儒家經典，這有助於以儒家思想治國。除科舉外，地方官吏還可以向朝廷薦舉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員。這種制度有利於提高官吏的素質。而法國實行賣官鬻爵制，宮廷以此作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其結果是官員極端無能，唯以斂財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傳，遺患無窮。
魁奈作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在其著作《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專有一節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中國人一旦獲得進士的榮耀稱號，即無必要再為貧困而擔憂，對他來說，這個稱號本身就是一種保障。除了他能從親戚和朋友那裡收到不計其數的饋贈禮品以外，他肯定會被任命在最重要的政府機構任職……。」
從以上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國教育受中國競爭性文化考試原則影響很大，而從競爭性考試中選拔文職官員的制度通過學者們（尤其是伏爾泰）的宣傳，在法國已是眾所周知。
除了法國以外，德國也是較早提到中國的科舉制並加以採用的西方國家，而且可能是最早吸收中國科舉制的合理內核--平等競爭、公開考試的國家。德國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歐洲重視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之一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年）是一個有遠見的學者，他在《中國新志》一書的序言中提出中西文化應相輔相成的見解。曾多次建議西方君主向中國的科舉制學習。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年）的著作中也有類似反映。正是這些學者的大聲疾呼，於是在德國大地上還是小邦林立、戰火紛飛之時，威廉占據普魯士王權後就實行了一種「開明專制」的統治，並著手對官吏制度進行改革。當時考試制度已在普魯士運用，如挑選軍隊中的軍法官，就必須採用考試的方法。1713年，威廉一世規定所有的法官、律師等都必須經過國家統一考試後任命。1737年，考試的范圍又擴大了，規定凡與司法行政有關的官吏都必須事先通過考試才能任命。1743年，菲特烈大帝規定凡到政府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先進行實習，期滿1年後經過考試，合格的才可正式錄用。1770年，政府又頒布法令，對考試內容、范圍及其它方面加以補充，規定凡要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級官員的，必須具有一定的文憑，而且還要經過政府部門的考試。從這些措施我們可以看出，18世紀時，德國的文官制度已初具規模了。而其官吏制度的核心就是考試制度的運用，無疑是借鑒了中國的傳統科舉制度，吸收了中國科舉制度的精髓--平等競爭、公開考試。此後，德國的文官制度雖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並未作多大變動，德國的魏瑪憲法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雖然法國、德國早期就吸收中國科舉制精髓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但是較不穩定和正規，對其他國家影響也較小。而英國在16世紀處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它於1855年以後所實行的文官考試制度又較系統而卓有成效，因而後來被其他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所仿效。英國成為中國科舉制度對歐美文官考試制度影響的典型國家和重要中介。難怪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中說：「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美國行考試制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對英國的影響
G·L·斯當東爵士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中寫道：「中國的考試據說永遠公開舉行。監考人員以及到場的長官和地方官員不許存一點偏見私心。舉子得參加筆試及口試兩種，這一點同英國大學考試制度有些近似。錄取的人不止於取得一個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徑。即使考試落第的人，只是由於他參加了考試，有助於社會文化，也可以取得從事若干職業的身份。這種考試制度對社會上所有階層的人都是公開的和平等的，沒有人被排斥在這種機會之外。但事實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機會比窮人子弟多，自然錄取的機會也比窮人子弟多。雖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窮人子弟還是可以通過這種制度脫穎而出。至少有這種可能性對窮人來說就是一個安慰。官的權勢是由自己的功名得來的，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除非考試官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有學問和才乾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證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顧一切鋌而走險，這種制度對維持社會秩序是有利的」。他贊揚了中國的科舉制和中國政府。
英國人麥杜思在中國封建制度已進入晚期，科舉選士這一政治制度也已嚴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紀中葉，在他撰寫於1847年間的《留華札記》中，仍極力主張西方國家仿行中國的「公職競爭的考試制度」，高度贊譽：「中國的國脈之所以歷久不墜，純粹地完全是由於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於能起用賢能有學問的人。」對於麥杜思對科舉選官制度的這一評估是否具有科學性，當然還要作具體分析和進一步的研究。實際上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國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優秀的人才，讀書人中的精英豪傑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標榜的「盡入吾彀中」。誠然，即使在現代社會，也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哪種人才選拔制度能夠確保這一點，毫無遺漏地把所有優秀人才「入彀」，為國家所用。要求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完全做到「野無遺賢」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審視，麥杜思的評估是有道理的。
應該說在英國有著一大批中國的崇拜者。其中密迪樂最為持久並幾乎是狂熱地鼓吹實行中國科舉制，他堅持認為：「中華帝國之所以長治久安，其原因僅僅是也完全是因為它有個只提拔德才兼備者的好政府。」他強烈呼籲建立起向全體英國臣民開放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從而提高英國行政官員的水平，並促進大英帝國的團結。而英國人約翰遜更認為：「知識和顯赫是一回事，升遷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結果。」科舉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學識和才具取得官職，即使皇親國戚也是這樣。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英國學者強調的不是中國科舉制的具體實施的細節，而是合乎人類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內核和競爭的精神，這就是考試制度，公開競爭。一般學術界、教育界人士都認為，英國18世紀開始實行的考試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國的。《大英網路全書》就曾指出：「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出現於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據公元前1115年的記載），並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實行定期考核（據公元前2200年的記載）。」
（三）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文官制度是在英國文官制度的基礎上，經過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來的。但仍有詳盡的證據表明美國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國科舉制的重要影響。
美國在1776年宣布獨立後，聯邦政府任用官員的制度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華盛頓總統到亞當斯總統，任用官員的標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品格；第二時期是從傑克遜總統到1883年，任用原則是「政黨分贓」；第三時期是從1883年現代文官制度確立以後，任用原則是「競爭擇優」。
1868年10月，在中國京師同文館任總教習的美國人馬丁博士（中文名丁韙良），出席了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東方學會」會議，並宣讀了題為《關於中國的競爭考試》的論文，在文中他極力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像新近實行文官考試的英、法、德等國一樣建立文官考試制度，並向長期有效地實行科舉制的中國學習，其中說到：「在中國這種制度最為成功，如果此次能從他們的經驗中獲益，那麼這不是第一次獲益也決不會是最後一次，和火葯、造紙術一樣，這也會是我們大的獲益的經驗。他們的這些貢獻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影響了現代社會徹底變革，其他的對經濟文化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樣應該承認，如果我們採用了他們的測試候選人能力及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的方法，那麼我們心中的獲益絕不會比剛才提到的那些發明對我們的影響少。」
另一位美國人施惠廉寫了一本《最古老與最年輕的帝國--中國與美國》，在書中也極度贊美中國的科舉制度，推薦美國政府採用。終於，任用制度的改革開始了，首先是從舉行考試開始的。1853年，國會對一項撥款法案作了修正，要求「通過考試」來挑選政府工作人員，以使他們不致因無能而壞事。考試在這里一舉而被提出了。然而，那時參加考試的往往只限於被提名的少數人，所以仍不能保證最合格的人入選。1870年內政部長D·科克斯發出行政命令，要求用公開競爭考試作為挑選政府工作人員的基礎。1871年國會通過了一項至今有效的法案，授權總統制定有關美國文官的規程以提高行政效率。格蘭特總統仿效英國建立了一個文官事務委員會，協助起草有關規程，並監督公開競爭考試的進行。這個委員會做了很多工作，後來因為國會不予撥款而於1873年中止了活動。但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國會終於在1883年通過了《調整和改革美國文官制度的法案》，即《彭德爾頓法》。從而確立了美國公務員制度的功績制原則，奠定了美國公務員制度的基礎。
綜上所述，中國的科舉制在16世紀就為西方國家所悉，西方人把中國看成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故鄉，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科舉制度作為我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的一項選官制度之所以盛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於它留下合理的內核和競爭的精神，這就是考試制度和公開競爭。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形態變遷了，合乎人類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潮流即考試、競爭制度卻長期被推行。科舉制度在中國的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應該說西方文官政體是西方各國結合本國國情所創立的一種嶄新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官政體源於中國的科舉制，而又在中國的科舉制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科舉製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精英的選選機制對近代西方文官政體的形成與發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科舉制仍然具有借鑒意義。科舉制具有恆久的價值。我們更需從科舉制中吸收其合理的內核--「公開考試，平等競爭」的精神，以期獲得啟迪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