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英國對華發動鴉片戰爭是哪一年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國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國發動了一次侵略戰爭。由於這次戰爭是英國強行向中國傾銷鴉片引起的，所以歷史上叫做鴉片戰爭。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農業國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國」思想，一直以來中國人對外來的產品的需求很小。外國商人為攝取暴利，從華南將大量鴉片走私輸入中國，鴉片的輸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餘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已猛增到四萬零二百箱。鴉片的泛濫，影響了民眾的身心健康，使吏治敗壞導致中國白銀外流，政府財政收入短絀。道光延續自雍正以來的禁煙政策，但鴉片走私不但不見收效，反而日益猖獗。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1839年3月抵達廣州，隨即開展禁煙，嚴查煙販，整頓水師，曉諭外商呈交鴉片。同年6月3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二萬余箱（200多萬斤）鴉片。中國的禁煙措施，遭遇英國政府的強烈反對。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艦船和四千餘名官兵組成的英國遠征軍封鎖了廣州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清軍武備廢弛、敵情不明、指揮紊亂，因此屢戰屢敗。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軍攻陷鎮江，切斷京杭大運河南北交通，繼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無力再戰。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軍的炮口下，被迫簽定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條約，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他規定中國割讓香港，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城市對外通商，此外英國還享有協議關稅，而由於清政府官員長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國際關系，在隨後的《南京條約》兩個補充文件談判中遭受了進一步的利益損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的簽訂使英國得到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優惠國待遇和開設租界等特權。
⑵ 中英關系的歷史和現狀對當前我國的治國理政有何啟示
新中國成立僅三個月，英國政府經仔細權衡，不顧美國阻撓，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應中方的要求，中英兩國從1950年上半年開始了艱苦的建交談判。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英國在對台問題上所持的騎牆態度致使兩國關系一直麻煩不斷，建交談判曲曲折折，曾因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一度擱淺。但中英兩國都有改善彼此關系的誠心與願望，雙方能夠擴大共識，減少分歧，日內瓦會議後不久，兩國便互派代辦，這種代辦級"半建交"關系的建立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創舉。分析這段特殊的外交歷程，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一、利益的驅使--外交承認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華民族近百年屈辱的外交史一去不返。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願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1]同日，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上述公函致送各國政府，周恩來在公函中說："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需要的。"[2]當時，中國制定同外國建交的三項原則是：與台灣斷交、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尊重中國主權。新中國的中英關系也是基於上述原則開展的。1950年1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宣布：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從即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表示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新中國建立關系。英國政府同時發表聲明，撤銷對國民黨殘余集團的外交承認。[3]縱觀中國近百年革命史，英國政府歷來對中國革命採取不同情的態度，甚至在一系列問題上採取了敵對的行動，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英國如此迅速地做出這一外交決策呢？這並非是權宜之計，而是英國政府權衡利弊後的務實政策。一般說來，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根據本國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需要制定的，這就決定了英國的對華政策不是消極地追隨美國，而有自己獨立的一面，它更多地體現了英國自身利益。戰後，英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擴大英國在華的一切利益。首先，英國在舊中國有很大經濟利益。它在舊中國的龐大投資，雖然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前抽走了很多，但據估計，仍有10.33674億美元，[4]占各國在華投資的1/3，居第一位。中英貿易也是英國所重視的。二戰前，英中貿易總額達1.06億英鎊。二戰後，由於美國霸佔市場，英中貿易呈下降趨勢，1948年降至600萬英鎊。這時，美國不僅不願意承認新中國，甚至認為考慮這個問題的時機還未到來。[5]中國革命勝利後，必將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而四億多人口的大市場使英國對華貿易具有良好的前景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美國既然甘願退出中國市場，英國便自然想趁機填補這巨大的貿易空白。要恢復戰前在華經濟地位，英國就必須與新中國政府建立穩定的健康的關系。其次，英國承認新中國也著眼於英國在香港地區的地位和利益。中國大陸的解放使英國對香港的前途深感擔憂。香港淪入英國手中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的產物，而中央人民政府已宣布不承認這些條約。此外，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大陸。英國無意放棄香港這個重要的商業和金融據點，力圖維護對香港的統治。英國人希望香港免遭共產黨控制，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與共產黨進行討論。他們認為，只要承認共產黨政府，這兩個方法就能加以利用。最後，還應當指出：英國的外交承認除了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外，還有其政治目的。冷戰中，英美兩國一樣，都不願看到中蘇結盟，而試圖通過外交承認來爭取中國，至少使中國不過分傾向蘇聯。1949年12月16日，英國在給紐西蘭首相的一份絕密電報上宣稱："對抗俄國影響的唯一辦法就是讓共產黨與西方接觸，越早接觸越好"。[6]綜上，英國是基於自身利益才率先承認新中國，並試圖協調與新中國的關系，但我們應當贊賞此舉，認為這種外交承認是明智的，務實的。當時的上海《大公報》指出："英國的承認擴大了英國同美國的分歧，並且將英國人民的友誼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截然區分開來。[7]的確，這一外交承認有助於新中國在對西關系中打開缺口，發展同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二、分歧與斗爭--建交談判英國承認新中國並不表明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贊同和肯定。正如戰時首相丘吉爾聲稱："承認一個人的存在並不一定是一種贊同之舉......建立外交關系並不是表示恭維，而是要獲取便利。"[8]由於中英兩國對"承認"的理解和立場存有差異，英國尚未斷絕與台灣的一切官方關系，因而尚不具備正式建交的條件，兩國遂從1950年3月2日起開始建交談判。中國政府在談判中要求英國政府澄清三個問題，即：英國政府必須徹底斷絕與台灣國民黨的關系，澄清它的代表在聯合國對中國代表的投票行為，以及英國政府在英國、香港和其他英國屬地的國民黨的各種機構和中國的國家財產所持的態度。這三個問題都是圍繞著台灣問題。從維護在華利益出發，英國採取了承認新中國的政策，但在台灣問題上，卻採取了追隨美國的立場，換言之，英美"特殊關系"或美國因素決定了英國的台灣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英國對台灣的歸屬含糊其辭，不願履行《開羅宣言》中的承諾。盡管英國不久以後正式承認新中國，但仍保留英國駐淡水領事館，並沒有徹底斷絕與台灣的官方聯系。而英方卻在談判中聲明：淡水領事館其職能是保護英國僑民在當地利益，並不表明英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對此，中方難以接受。英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各個機構中順從美國意志，以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來阻撓蘇聯政府關於開除國民黨政府的提案的通過。中方要求英國對其在聯合國表決中的曖昧態度給予澄清。英方卻認為由於在歷次投票中中國不可能達到多數，英國只有投棄權票。中方尤其關注英方對"兩航"飛機的態度。1949年11月9日，中國、中央兩航公司全體員工在香港宣布起義，12月3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兩航公司在港資財，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移動或破壞，中國政府的此項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9]在談判中英方代表胡階森稱中方所提問題相當復雜，牽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問題。在美國壓力下，5月10日，英國樞密院頒布樞密令否決香港地方法院關於"兩航"飛機產權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判決，宣布在飛機產權做出終審裁決前將飛機扣留在港。針對這種出爾反爾不守信用的不友好行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致函英國談判代表，嚴重抗議英國政府這一行徑，要求立即解除扣押，但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積極響應。上述事實表明英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既想保持與發展同新中國傳統的貿易關系，又想取悅於美國，維護與鞏固美英的"特殊關系"；既想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又與台灣國民黨政府背地裡勾勾搭搭，進行事實上的官方聯系。這實際上就是拒絕在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致使中英關系無法進一步發展。1950年5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了關於中英建立外交關系談判經過的談話，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英國政府對中英建交談判所持態度的真相，要求英國政府對這些言行不符的問題，進一步加以澄清。[10]當然，英國主動承認新中國及其後的中英建交談判在某些方面給兩國關系帶來了一些積極影響，中英關系的前景是較為樂觀的，雙方都為發展彼此關系做出了努力。但由於英國把維護它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作為其對外戰略的基石，發展對華關系以不損害英美關系為限，在對台政策上追隨美國搖擺不定，甚至從原有立場上後退，使已有良好開端的中英關系蒙受損害。朝鮮戰爭的爆發又使這一關系雪上加霜，中英關系由對話轉為對抗。英國緊隨美國，參加發動了侵朝戰爭，採取了一系列敵對行動。在台灣問題上，英國反對中國人民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並主張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在締結對日和約問題上，英美一道將中國排除在外；在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同美國一道投票贊成聯合國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毛澤東在1952年5月10日與尼赫魯夫人的一次談話中說：他本人很關心中英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一事，但不幸的是，英國對華政策使之成為不可能。他批評了英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變化不定。[11]由於英國強硬的對華敵視政策，中英兩國建交談判無法繼續下去，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談判被無限期擱淺下來。三、求同存異--互派代辦朝鮮戰爭的爆發一度中斷了中英談判，但中英兩國的外交聯系並未因此而中斷。留在北京的英國外交人員仍受到公正待遇，享有外交特權。在武力威脅與經濟封鎖等遏制政策無法奏效情況下，英國又試圖重新啟動早已擱淺的建交談判。1953年中國開始制定並實施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而中英貿易和英國公司的地位，由於英國政府根據美國要求實行對華禁運而被破壞。同中國市場最有密切關系的英國實業界機關報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在論及英國在華公司關閉時寫到："中國無論發生任何變化，但總有一個穩定的因素：『中國必須做生易'。"同時該文還指出："當朝鮮荒謬的戰爭結束和中國可以自由的致力於恢復經濟時，它實際上將需要一切，而英國商人在滿足中國的需要方面要起自己的作用。"[12]英國實業界人士估計到新的迅速發展的中國比舊的、處於附屬地位的半殖民地中國具有無可比擬的巨大前途。從經濟上封鎖中國，在英國是極端不孚眾望的，而且引起各界包括政府人士的抗議。因此，朝鮮戰爭結束後，英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對華政策，表現出友好姿態。而此時的新中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已徹底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日益鞏固，到日內瓦會議召開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可以使它在對帝國主義國家政策方面採取更靈活的立場。1954年4月26日討論朝鮮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日內瓦會議給中英兩國高層領導人提供了就雙邊關系進行直接交換的機會。日內瓦會議間，中英兩國外長頻繁接觸，艾登外長希望中國向英國派駐相應的人員來倫敦。周恩來嚴肅批評英國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但考慮到英國在印支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立場，便當即表示願派相應的人員去倫敦。周恩來指示負責對外貿易問題的雷任民多找關系與同在日內瓦的咸爾遜和英國貿易界人士接觸，爭取以英國為突破口，沖破美國控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行的封鎖禁運政策，打開英國市場。杜維廉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日內瓦會議，他也感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英國政策突然松動了。杜維廉回憶說："我同外交部西歐司司長宦鄉和中國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舉行了正式會談......英國在華僑民遇到的許多麻煩現在獲得了解決。出境許可證發放了，就連英國在華公司遭到關閉問題進行的談判也取得了進展。"[13]由於兩國領導人能夠擱置爭議尋求共同利益點，兩國關系有了轉機。6月11日，英國政府批准向中國出售數千種非戰略物資。6月16日，周恩來和艾登舉行會談，6月17日，中英兩國正式公布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和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據此，杜維廉於7月8日向周恩來呈送了由艾登外交大臣簽署的委任書。中國政府亦於9月2日任命宦鄉為駐英代辦。這樣，幾經曲折中英終於建立起代辦級外交關系。英國朝野一致熱烈歡迎中英關系的改善，把它視為日內瓦會議的一項積極成果。1954年8月，周恩來在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出：中英關系這種改進將有助於我國和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系的可能性的增長。日內瓦會議後，中英聯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頻繁。中英關系的改善促進了中英經貿關系的發展。從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禁運的條件下，中英兩國貿易額卻增加了十幾倍，至1969年已佔中國對外進出口總額10%多，其中中國對英國的進口額佔中國進口總額的16%。[14]英國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歐洲最大貿易夥伴。
⑶ 中國和英國的關系怎麼樣
大致和英國差不多吧，德國和英國在很多國際事務上的觀點和中國很大不同，同時對於中國內部很多問題都指手畫腳的。還有一點，德國在1990年代積極推動東歐劇變和北約東擴，尤其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支持前南斯拉夫分離的國家，這，事實上是嚴重損害中國海外利益的。當然由於德國在對經濟貿易方面相對於英法兩國更加務實（英法兩國間情況不同，英國是由於當地媒體對於很多貿易產生的經濟問題的浮躁態度，法國是由於自身經濟在歐洲國家的特殊性，不象其他西歐國家那樣依賴於貿易），所以，就德國人均對華貿易和對華提供技術轉讓的積極性，德國遠走在英國之前。
不過有一點，德國和英國一樣，和台灣政權都保持相當的距離，從不對台灣出售任何武器。同時，就反G傳統來說，德國也不如大多數美洲國家那麼強硬。
1972年聯邦德國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這在絕大多數美洲國家之前，在西歐大國，卻屬於相對較遲的一個。
附：
西歐大國和大陸建交時間表：
英國：1954年和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1972年升級為大使級外交關系。
法國：1964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義大利：1970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聯邦德國：1972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西班牙：1973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⑷ 求二戰時英國對華的援助，要詳細的資料 謝謝了
二戰中英國對中國的援助請求反應是最冷漠的，抗戰初期多次求援都被拒絕。直到1938年10月華南華中相繼淪陷，英國在華勢力范圍基本為日本控制。英國感覺在華利益被嚴重侵犯，終於決定對中國提供援助，但只同意先給50萬鎊（合230萬美元）為滇緬公路購買卡車，以及500萬英鎊（合2300萬美元）的外匯貸款用於平穩中國經濟。可以說，直到1940年，英國對華軍事援助微乎其微。到1940年秋天，德意日三國結成同盟，日本南進步伐加快，英國越來越感到其遠東領地安全受到直接威脅。在此情況下，英國終於決定與中國開展合作保護其遠東利益。1940年10月，英國大使卡爾主動向蔣介石建議「中國可以要求英國提供軍火、彈葯、飛機等，如果英國不能籌措飛機的供應，可以轉商美國政府供給，中國還可要求英國提供貸款100萬英鎊。」而作為回報，中國需「考慮派遣壯丁三四十萬人，協助英國作戰」，還要求中國「於日本向馬來及新加坡進攻之時，以大軍攻擊廣州地帶，以牽制日軍之南一下」，並說明中國這一軍事行動所消耗的軍火、彈葯，應由英美補充。
隨後，英國的確在1940年底向中國提供1000萬英鎊貸款（合4600萬美元），但提供武器裝備卻是一句空話，英國在宣布提供貸款的當月就通知中國政府不能提供武器和軍事人員，只是口頭許諾什麼考察將來可能合作的基礎，提高駐華軍事武官的地位，擴大其武官處等。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對華提供財政援助貸款共1550萬英鎊（合7200萬美元），其中的2/3是1940年後提供的。而在這之後，由於英國在歐洲戰場自顧不暇，還需要美國提供巨額援助，對華援助基本停止。
⑸ 英國在鴉片戰爭時的對華外交政策
英國在鴉片戰爭時的對華實行武力外交政策。
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英國政府以此為借口，決定派出遠征軍侵華，英國國會也通過對華戰爭的撥款案。1840年6月，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在海軍少將懿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率領下，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開始了鴉片戰爭。
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無力抵抗英軍，命令盛京將軍耆英趕到南京，於29日與璞鼎查在英國軍艦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此結束。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果，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開始經受更加深重的苦難，中國人民面臨著更為復雜曲折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