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如何鋪路

『壹』 英國是如何走向工業化道路的

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早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在時間上比美、法、德、意等發達國家提前了100年左右,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提前了200多年.這種絕對先行國地位使英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工農關系的處理上沒有任何經驗可循,加上新興資產階級反對保護主義、倡導自由競爭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傳統,英國於工業化完成後在對農業的保護上反而比其他發達國家要晚一些,從而走出了一條從通過「財產剝奪——貿易條件惡化」模式積累工業化資金,到適度農業保護的較為獨特的工農關系變動的道路；也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實現從農業剝奪向農業保護的轉變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從工農業關繫上看,英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40年代：「圈地運動」及其對工業化的初始推動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通過「圈地運動」實現對農民的財產剝奪和強制性農場化,提高了農業生產剩餘的能力,迫使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從而開始了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圈地運動」歷經了大約4個世紀,但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18世紀中期產業革命以後.其結果主要有二：
首先是擴大了農場的規模,提高了農業的相對和絕對剩餘水平.根據1851年的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農場總面積為2470萬英畝,其中經營面積在100～500英畝以及500畝以上的大農場約佔78．2％,經營面積在50～100英畝的中等農場約佔13％,經營面積在5～50英畝的小農場僅佔8．6％.同時,即使是小農場,在經營方式上也完全不同於產業革命以前的小農經濟.農場規模的擴大,為具有不可分特徵的農業機械技術的廣泛採用提供了可能.在機械技術廣泛應用的基礎上,化肥和良種技術也開始推廣,並進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這就使得當時英國的農業生產水平和農業剩餘水平大大提高.在從1650～1800年的150年間,英國的小麥單產水平平均提高了77％,而僅在19世紀上半葉就提高了79％,其中19世紀50年代比30年代小麥產量提高了大約50％.1790年以後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1790～1815年間平均增長率大約為0．2％,1816～1846年為0．3％.一個農業勞動力在1700年時只能養活1．7人,而到1800年時就能夠養活2．5人了.可見,「圈地運動」實際上是通過土地的生產關系的變革大大帶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使農產品供給能力大大增強,農業剩餘供給水平大大提高.18世紀中葉之前,英國的穀物幾乎每年都有出口.
其次,迫使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工業.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使得越來越多的小自耕農喪失了土地所有權和在公有土地上的放牧權,為當時日益增長著的城市機器大工業部門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英國當時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降低.17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60％,1801年降到36％,1821年降到32％,1851年降到16％.1801年,英國5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5座,到了工業革命結束以後的1851年猛增到265座.這時,英國已經出現了象倫敦、曼徹斯特等人口上百萬和數十萬人的大城市.1801～1851年間,英國城市居民佔全體居民的比重由32％上升到50．1％.
可見,「圈地運動」從兩個方面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一是強制性集中土地,提高了農業剩餘水平；二是為城市機器大工業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的大量轉移為土地集中提供了必要條件.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剩餘水平的提高又為勞動力的非農化創造了物質基礎.
二、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貿易條件惡化及其效應
19世紀40年代以前,英國的議會和政府基本由大地主、大商人和金融貴族控制著,他們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多次頒布穀物條例,實行關稅保護,限制和禁止國外廉價農產品和工業原料的進口.穀物條例在保護農業生產者利益的同時,也為高速發展的工業產業帶來了一系列障礙.主要是：穀物價格過高,在工人的日常支出中食物費用佔一半以上；工資的高低取決於麵包的價格,從而造成了穀物價格和工人工資輪番上漲的現象,導致了工業產品中工資成本過高；食品和原料價格過高造成工業資本家的利潤逐漸下降.從而,對農業生產的保護在19世紀上半葉反而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為了降低穀物價格,降低工業品成本,擴大工業品市場,增加工業利潤,工業資本家和城市消費者聯合起來與大地主進行斗爭.終於在1846年,通過在議會中佔多數的方式廢除了穀物條例,放開農產品市場,實行自由貿易.此後,兩大產業的比較利益逐漸向工業轉移.1840年,英國農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價格指數為112％,廢除了穀物條例後,1850年即下降為90％,1900年下降到80％.其中,種植業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更快.與1840年相比,1850年種植業產品對工業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20個百分點,到了19世紀末期,種植業產品的市場價格只及1840年的57％.可見,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農業的貿易條件明顯地惡化了.這種狀況又通過城市和農村的「推」、「拉」兩種力量,使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851年,英國城市居民的比重為50．1％,1881年達到67．9％,1901年達到了78．0％.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最終在工業對農業的超強度剝奪中大大地向前邁進了.
農業貿易條件惡化在極大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良後果.從農村和城市兩個方面分析,主要有以下兩點：
1、農業的衰退.1846年穀物條例廢除後,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農業便逐步走向衰退.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運輸條件的改善,穀物的海運成本急劇下降,美國和廣大殖民地國家的廉價農產品源源湧入英國市場,使大量農業經營者破產,農業衰退益發嚴重.在這一時期,英國主要作物小麥的播種面積和產量急劇減少.1870～1900年,小麥播種面積由141．6萬公頃減少到58．9萬公頃,產量從30．7萬公擔下降到14．8萬公擔,糧食自給率由1870年的79％下降到1900年的39．6％.農業的衰退迫使英國工業的發展日益依賴於國外農業的支持,這也是導致農業勞動力在此期間快速轉移的重要原因.
2、在市場和利益的驅動下,鄉鎮人口向城市進行了大規模轉移,使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的人口急劇增加.在經濟結構仍以第二產業為主的情況下,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大量湧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已經就業的工人也經常面臨著失業的危險；貧民窟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大量存在,居住條件惡劣,許多人住在不透空氣、沒有光線的地下室里；由於農業衰退,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進一步加劇了窮人的貧困.城市中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無產者,其生活還不如原來的自耕農.無業人口的大量增加還造成了城市環境的惡化,以及犯罪現象的劇增.
可見,對農業的過分剝奪,在高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不僅造成農業的衰退,也在城市中帶來了一系列負面效應,降低了城市化的質量,對工業化、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三、20世紀30年代以後：對農業的保護和扶持與城市化的高質量發展
由於自由貿易政策對農業造成的持久性衰退,美國和西歐的大部分國家自20世紀初起就開始實行一定程度的農業保護政策,但英國直到本世紀30年代才開始這一轉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糧食進口受阻,國內糧食供給發生困難,英國不得不實行配給制,轉而加強對農業的干預和扶持.主要政策有：獎勵墾荒,對開懇荒地的農民給予一定的物質激勵,擴大耕地面積；在政策上鼓勵農機、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產業的發展,鼓勵農民購買農業機械,不斷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並於二戰以後迅速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對於各出口國用出口補貼的辦法廉價傾銷其過剩的農產品現象,英國等歐洲進口國採用提高關稅以及非關稅的手段對國內農產品生產者進行保護,這就大大提高了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建立健全了國家農業生產管理機構,對農業生產進行監督和管理；大力發展農業合作企業和流通企業,提高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水平,以及按照歐盟的統一政策對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進行補貼等.上述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顯著的,其標志之一就是英國國內的農產品供給情況很快得到了改善,80年代以後甚至一度出現了過剩現象；標志之二就是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中等規模農戶的收入水平超過了城市中的一般產業工人；標志之三是農村物質生活條件的顯著改善,鄉村地區的第二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而改善了鄉村落後的歷史面貌,逐漸同城市接近起來,社會學家把這一過程稱為「鄉村城市化」.
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中使用勞動力的數量越來越少,1978年英國農業勞動力僅有65萬人；1991年進一步減少到27萬人,只佔全部勞動力的1．3％,此後便穩定下來.而在城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在進入20世紀40年代後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50年代以後,其發展速度超過了第二產業,從而成為吸收農村勞動力的主要領域.城市中就業結構的改善使失業人數大為減少,產業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狀況大為改觀.隨著第二、第三產業比重的變化,城市環境污染的狀況逐漸得到了治理.城市產業逐漸向鄉村滲透,城鄉聯系更加密切,80年代以後出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現象.

『貳』 英國的工人階級怎麼進行民主權利的斗爭

英國工人階級爭取改善經濟生活和民主權利的斗爭，一浪高過一浪。1914年參加罷工人數44.8萬人，1918年蠢如達至111.6萬人做搭。絕大多數罷工不僅提出經濟要求，還提出政治要求。工會運動有帶胡啟所發展，會員從1913年的413.5萬人增加至1918年的653.3萬人。

『叄』 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工人階級狀況

工人們在完全不合理不公平的狀態下工作，沒有保險，沒有人權，沒有生活保證，被人當奴隸一樣的使用，收到很嚴格的管理。由於當時英國政府採用的純市場經濟，政府對於資本主義工廠及經濟不進行任何干涉，導致無人監管工廠，資本家工廠主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就拚命剝削勞工，所有額外成本由勞工承擔，工人生活狀況悲慘不堪。

『肆』 為什麼英國會發生工業化進程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櫻簡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李緩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脊擾褲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傑里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1836～1882年)、霍布豪斯(1864～1929年)和霍布森(1858～1940年)。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養老金法,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可見,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伍』 英國工人斗爭採取的方式，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方式：政治性的斗爭，此時的工人運動絕大多數採取暴力的方式
原因：這是由於工人毫無政治權利造成的。他們很自然地認為，自己的悲慘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享受作為公民應該具有的權利，在沒有選舉權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表進入國會，在立法機構中無人替工人說話。所以斗爭的政治性一般都很明顯。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機器生產剛剛替代手工勞動．從手工工場向工廠制的過渡在迅速地進行著。但是，經濟狀況演變的過程畢竟不會出現「一刀切」現象，新舊交替、處處可見傳統痕跡的情況是必然的，而且十分普遍。這其中就包含著資產階級的剝削方式和慣用的手段。那時他們基本上沿用了以剝削絕對剩餘價值為主的做法，即採用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壓低工資、僱傭童工女工、使用工頭監督工人等等暴虐的手段。從經濟學上來說，這就是用人為的辦法強行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延長剩餘勞動時間。所謂必要勞動時間，就是收回投入、保住成本所需的時間。餘下的就是剩餘勞動時間，創造出的財富都屬於剩餘價值，也就是資產階級剝削到的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的生活狀況非常悲慘。收入極低、食不果腹，居住條件更是令人無法忍受。工人胸中積下了非常強烈的不滿與憤恨。

經濟方面的這一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政治上的狀況。一方面，當時資產階級還沒有科學管理企業的觀念，仍以強制命令的辦法指揮生產和管制工人。反映到政治上，他們就更傾向於保留君主制，只是在萬不得已的非常形勢下才接受共和制．而且在時間上都很短促。也就是說，民主管理的意識並不很強，倒是對壓制性的傳統政策更加習慣些。另外，工業革命中崛起的工業資產階級一時還不能取得優勢地位，除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之外，在各國執掌政權的主要還是金融資產階級以及土地貴族。這些人全然無意而且反對在上層建築領域里進行民主改革。這一切就決定了當時人權的狀況很不如人意。既然連工業資產階級都還處在受壓制的地位．工人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社會地位極端低下，自然更加深了工人胸中的憤怒。他們必定要為爭取政治權利而堅決斗爭。顯然．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經濟發展的實際程度，決定了那時的社會與政治狀況，從而也決定了工人階級的處境，以及由此引出的工人的心情。

『陸』 英國的憲章運動，主要都是什麼內容

是一場工人運動，因為當時這些工人們要求給自己一些參與政治的能力，要求人權。

『柒』 英國工業革命使貧富差距的原因

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大多來自過去的自耕農、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此之前，他們基本上過著田園生活，按照農業生產的節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業革命發生後，大規模圈地運動、大機器生產打破了農業社會的寧靜，往昔的男耕女織生活難以為繼，工人的生活開始發生很大改變。

當時，英國工人的日常主食是土豆和麵包，在困難時則代之以蕪菁。肉類、魚類、蛋類的消費都很少，只是偶爾食用一點鹹肉或鮮肉。19世紀30年代，吃肉是富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生活，工人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能吃到一點肉。魚的消費則更是少得可憐，在這一時期，魚仍被視為奢侈品。工資比較高的紡細紗工人偶爾會買一些魚，但也並不多。工人家庭食物的質量通常很差，「蔬菜不新鮮，乾酪是質量很壞的陳貨。豬板油是發臭的，肉又瘦又陳又硬，都是老牲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經半腐爛了」。有的家庭甚至根本沒有足夠的東西吃，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

滿足最基本生理需求的飲食尚且如此，工人的穿著就更糟糕了。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描寫道：「用來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適的，無論是在女人的衣櫥里或男人的衣櫥里，都幾乎根本沒有亞麻布和毛織品，只有棉織品。襯衫是用漂白布或是雜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織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曬衣服的繩子上看到。男人們大都穿著粗布及其他粗棉織品做的褲子和同樣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夾克。」貧窮工人家庭一般都沒有專門給孩子買或做的衣服，孩子們的衣服要麼是用大人廢棄的衣服裁剪而成的，要麼是哥哥姐姐們曾經穿過的舊衣服。孩子們在外面玩耍或去上學之時經常赤腳，根本沒有鞋子穿。用衣衫襤褸這個詞來形容貧窮工人的孩子，是最合適不過的。

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城市的環境明顯惡化，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是環境惡化、居住擁擠的主要原因。從工業區多數勞動居民的家居中，可以看到幾乎原始的生活痕跡。這些房子污穢不堪，沒有像樣的傢具。僅有的一點傢具，往往也是最粗糙、最普通的，而且經常是殘缺不全的。在一些較大的城市中，工人居住的擁擠程度和住房的低劣情況令人觸目驚心。在利物浦市，全市人口中有五分之一即45000多人，居住在狹窄、陰暗、潮濕、空氣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著名的工業城市曼徹斯特也是如此，市內有兩萬人居住在地下室裡面。在曼徹斯特的郊區，也有兩三萬人生活在地下室。即是說，在整個曼徹斯特，居住在地下室的人達到了四五萬之多。

工業革命時期，飲酒是工人閑暇之時最主要的娛樂活動。據統計，70%的工人晚上都是在酒館中度過。艾利生郡長說：在格拉斯哥，每個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萬個工人喝得爛醉。在這個城市裡，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就有一家酒館，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酒館。在其他大城市，情形也幾乎相同。酗酒這個習慣在工人居住區中流行到了驚人的地步。僅在曼徹斯特市，至少有將近一千間小酒店、啤酒店和杜松子酒窖， 90%左右的顧客都是工人。統計表明：工人階層用在酒上的開支占其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有些家庭甚至要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入用在飲酒上。酗酒嚴重影響了工人的家庭關系。

總之，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傳統的社會關系，造成了社會的急劇分化，貧富差距迅速加大。盡管學術界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存在不同看法，但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工人普遍處於貧苦狀態，則是一個公認的事實。當時，英國工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說非常悲慘，食物、衣著嚴重匱乏，居住和衛生條件極其糟糕。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使英國工人的政治意識逐漸覺醒，他們開始思考導致自己貧窮的社會根源，致力於通過政治途徑改善他們的待遇，迅速成為英國社會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直到19世紀後半葉，在工人和有識之士的共同斗爭下，英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才逐漸有所改善。

『捌』 英國歷來發生的罷工事件，工人都可以完勝資本家嗎

罷工事件工人並不可以都完勝資本家。資本家都是靠剝削來賺取利潤的，即使最後資本家做了退讓，答應了工人的條件，工人只是滿足了自己部分的權益，並不能稱之為勝利，最後還是要給資本家打工來賺取生活資本，利潤最大化的仍然是資本家。

罷工作為工人維護權益的一種手段是非常極端的方式，往往是階級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1912年3月1日爆發了大罷工，是日，多達100萬礦工一起罷工。政府出面干預，議會被迫匆忙通過了一項煤礦最低工資法令，規定了地方工資最低標准，首簡部分地滿足了礦工們關於確定最低工資的要求。此後，這一最低工資法令逐漸推廣至其他行業中，一直延續至今，並為其他許多國家所採用。

『玖』 英國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大多來自過去的自耕農、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此之前，他們基本上過著田園生活，按照農業生產的節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業革命發生後，大規模圈地運動、大機器生產打破了農業社會的寧靜，往昔的男耕女織生活難以為繼，工人的生活開始發生很大改變。

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傳統的社會關系，造成了社會的急劇分化，貧富差距迅速加大。在19世紀中葉以前，英國工人普遍處於貧苦狀態，食物、衣著嚴重匱乏，居住和衛生條件極其糟糕。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促使英國工人的政治意識逐漸覺醒，他們開始思考導致自己貧窮的社會根源，致力於通過政治途徑改善他們的待遇，迅速成為英國社會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直到19世紀後半葉，在工人和有識之士的共同斗爭下，英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才逐漸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