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英國的近代發展史是怎樣的
我看了幾個,感覺這個總結的更適用於考試,希望你滿意
階段一:18世紀中期以前的英國
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
1、革命背景和原因
①經濟上,資本主義經濟興起和發展。(革命發生的經濟基礎)
手工工場建立和擴展:新航路開辟後,英國成為大西洋航運中心,制呢業迅速發展,手工工場建立。並擴展到採煤、煉鐵等領域。
圈地運動是對農業進行的一場資本主義改造運動,它使土地所有制和經營方式發生變化,資本主義農場和牧場出現。發展了農業,積累了原始資本,也造就了大批的自由勞動力。極大推動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海外貿易、殖民掠奪、黑奴交易是16世紀英國商人海外活動的主要內容,有利於原始資本的積累。
都鐸王朝加強專制統治的措施,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如:16世紀宗教改革後,英王成為英國教會最高首腦,不再從屬於羅馬教皇。改革沉重打擊了天主教會、削弱和限制了舊的封建勢力。鼓勵工商業和海外掠奪,不僅增強了國力,且對資本原始積累起著保護作用,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資產階級勢力的壯大。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樹立海上霸權。17世紀初,開始向印度和北美殖民。
②階級關繫上,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出現,並利用議會有權通過征稅法案的權力同國王做斗爭。(階級基礎)
③17世紀上半期,斯圖亞特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觸犯了資產階級利益(這成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在「君權神授」思想下,厲行專制,極大損害了資產階級利益;宗教專制下,嚴厲對待非國教徒,尤其是迫害其中的清教徒,造成政治局勢的緊張。(由於清教徒中反對封建限制,希望取得經濟只有的要求正適合資產階級需要,因而清教徒的主張成了資產階級、新貴族反封建斗爭的思想武器。)
④1638年蘇格蘭人民起義成為革命發生的導火線。
2、革命的特點、任務和經過
特點: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結成聯盟;打著宗教旗幟.任務:推翻斯圖亞特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
過程:①標志:1640年查理一世召開新議會。②內戰: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內戰,最後,議會軍在克倫威爾指揮下經納西比等戰役打敗王黨軍隊,結束了內戰。③成立共和國:1649年處死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國。克倫威爾是實際的軍事獨裁者。④復辟: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從過程看,這是英國革命中的一大麴折;從當時混亂的政治形勢看,也是力量尚小的資產階級維護革命的策略。正是在當時政治斗爭尖銳形勢下,政黨開始形成,出現輝格黨和托利黨。⑤完成: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統治.標志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完成。
3、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和革命的影響
建立:1689年,議會通過的限制王權、約束國王行為的《權利法案》,這標志君主立憲制在英國確立。(到18世紀,又逐漸確立內閣制、兩黨制)
國內意義:以君主立憲製取代了封建專制的君主制,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建立開辟了道路,成為英國歷史的分水嶺。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又為工業革命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世界意義:在當時,尤其歐洲封建制度漸趨衰落和資本主義發展壯大已成為不可逆轉歷史潮流的形勢下,英國革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世界的要求。英國作為歐洲一個重要的、有影響的國家,率先完成這一轉變和過渡,無論理論上或實踐上都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範例。此後,歐洲和其他地區一些國家都在其影響下進行了不同形式的革命,使世界進入要求推翻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同時,也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世界近代史的到來。(註:「新時代」「新的歷史時期」並無根本差異,實際做題時靈活判斷。)
二、啟蒙運動興起(此時不作具體要求,只作為英國歷史的過程整合)
三、世界殖民霸權地位確立(非考試內容,不須詳記,只作為一般過程了解)
這一階段,在亞洲、北美進行殖民擴張,與荷蘭、法國等展開激烈爭奪。通過三次英荷戰爭,進一步確立海上霸權,荷蘭則喪失了歐洲強國地位。「七年戰爭」(1756-1763年)是英法爭奪印度和北美殖民地的最後較量,結果英國最終確立了世界殖民霸權地位,並雄霸歐洲。
階段二:18世紀中期~19世紀中期的英國
[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迅速發展]
一、工業革命
1、概念:又叫產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由工場手工業到大機器生產的飛躍。它既是生產領域大變革,又是社會關系方面的一場革命。
2、前提:資產階級統治的確立,為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
3、條件:① 圈地運動獲得大量的勞動力;② 海外活動積累了豐厚的資本;海外活動和殖民戰爭使英國成為最大的殖民國家,海外市場進一步擴大;④ 工場手工業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知識。
4、完成:到1840年左右,機器大生產基本取代工場手工業,機器製造業建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
5、突出成就:首先開始於棉紡織業並推動了紡織業的較大發展;克服了自然條件限制的改良蒸汽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使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具體為:① 棉紡織業:珍妮紡紗機(1765年哈格里夫斯發明;揭開工業革命的序幕)② 動力方面: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機(使人類進入蒸汽時代)③ 交通運輸:1814年英國史蒂芬孫發明蒸汽機車。(1807美國人富爾頓發明汽船)
6、主要影響:(注———此階段不必擴展,緊扣英國的發展狀態進行整理)
自18世紀60年代開始到19世紀40年代,從棉紡織部門新機器的發明和使用開始到機器製造業的出現,英國最早進行並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國和「世界工廠」,實力盛極一時。工業革命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同時,引起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為鞏固和加強自身政治、經濟地位,資產階級強烈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要求進一步接觸封建束縛,實現自由競爭,自由經營和自由貿易。1776年《國富論》一書的發表標志著經濟政策由傳統保護主義到「自由競爭」的重大轉變。
二、政治狀況:
① 逐漸發展壯大的資產階級對維也納體系下的封建專制不滿,要求更多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積極展開爭取政治權利的自由主義改革和革命運動。如1832年英國進行議會改革,資產階級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更多的權利。
② 工業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日益對立,矛盾尖銳。1836年,英國憲章運動正是這一矛盾激化的產物,它標志英國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三、殖民活動和對外關系
1、為滿足工業發展和資產階級的需要,通過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式,搶占原料產地,拓展商品市場。如:19世紀中期完全佔有印度、佔領新加坡;發動侵略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割佔香港,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在大洋州,據有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非洲,英國勢力滲入埃及;在拉美,加緊對新生國家進行經濟侵略。
2、亞洲革命風暴中,阿富汗、印度舉行反英起義;美國的獨立使英國喪失了17世紀初到18世紀30年代建立的北美大西洋沿岸的13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
3、這一時期,主張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英國,為防止法國稱霸歐洲,多次組織反法同盟干涉法國革命。
階段三:19世紀70年代~一戰的英國
[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向帝國主義過渡]
一、政治經濟
19世紀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展開,英國由於可以在廣闊的海外殖民地榨取巨額利潤,便將大量資本輸往國外,不注重技術設備的更新,工業發展速度減慢,被美、德超過,到19世紀末,工業產值退居世界第三位,失去了19世紀以來在世界工業中的壟斷地位。與此同時,以科技、壟斷、效率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以自由主義、政黨政治、代議制為特徵的資本主義政治模式開始在英國形成。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在英國逐漸走向成熟。
二、對外關系
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下,實力對比變化及殖民地利益分配不均等,加深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德國崛起後,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英德矛盾在殖民地問題上激化,逐漸發展成為「一戰」前帝國主義國家的主要矛盾。同時,迫於實力相對下降的現實,英國放棄了長期以來不與任何國家結盟的「光榮孤立」政策,利用法、俄同德國的矛盾,於1904年和1907年先後簽訂英法協約和英俄協約,形成協約國集團,對抗1882年形成的以德國為核心的三國同盟。兩大軍事政治集團擴軍備戰,相互爭奪,矛盾激化,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三、殖民活動
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渡,英國參與列強瓜分世界,最終建立包括亞洲、非洲、大洋州、拉丁美洲等地的龐大殖民體系。其殖民地比本土大150倍,「大英帝國」進入全盛。對中國,在瓜分狂潮中,強租新界,最終佔領整個香港;夥同列強組成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使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
階段四: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
[世界霸主地位動搖]
「一戰」後英國實力衰退,其國際地位產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
1、經濟上,由戰前的債權國變為債務國,世界金融中心也由倫敦移到紐約,英鎊地位動搖。1924年,工業產量才超戰前水平。
2、國際政治上,英國雖然聯合法國控制了國聯,打擊了美國,也通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了英法主宰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但是,以英國為核心的歐洲這個國際關系中心舞台開始向美、日所在的美洲和亞洲伸展,美日的政治影響力不斷增加,威脅著英國的國際地位。
3、國內政黨政治發生變化。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戰後經濟的衰退,自由黨實力下降,標榜社會主義的工黨崛起,並取代自由黨同保守黨輪流執政。
4、軍事上,美國通過華盛頓會議取得與英國相等的制海權,英國自18世紀以來一直掌握的海上霸權被打破。
5、殖民體系動搖。由於經濟實力下降,對殖民地的統治力量削弱,難以維持龐大的殖民體系;同時,在「一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推動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高潮,英國殖民體系遭到極大沖擊。如1922年,「華夫脫」黨領導埃及獲得初步的獨立;1921年,英國被迫允許愛爾蘭南部26郡脫離統治享有自治權,英國國名也有「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改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6、對外關繫上。
①英國在歐洲奉行「勢力均衡」政策,扶德抑法,反對過分削弱德國,拒絕加入法國組織建立的「歐洲安全保證體系」。
②1929-1933年經濟危機後,面對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擴張,英國處於維護本國利益、禍水東引等原因,實行綏靖政策,結果,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也引火燒身。
③二戰爆發後,面對德國發起的「不列顛之戰」,在首相丘吉爾領導下,放棄綏靖政策,英勇抵抗德軍,成為歐洲抵禦法西斯侵略的堅強力量,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階段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
[世界霸主地位徹底喪失]
1、霸主地位喪失
由於二戰中再度遭削弱,實力下降,英鎊地位完全為美元取代。兩極格局下,歐洲失去了世界中心的地位,英國的國際政治霸主地位也徹底喪失。隨著大國地位的下降,同法國等步調趨於一直,推行追隨美國的戰略,依靠美國資本的援助,接受馬歇爾計劃,成為美國冷戰政策的宣傳者和追隨者,如:配合冷戰加入「北約」。
2、恢復與發展
通過加強國際經濟聯系、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先進成果,及加強對經濟的宏觀指導,積極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等措施,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介於蘇聯威脅日益嚴重和美國經濟滲透、政治控制的不斷加強,1967年,參與成立「歐洲共同體」,有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隨著力量的增強,同西歐國家一起,開始為提高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努力,並沖擊著美國的霸主地位。
3、殖民體系最終崩潰
在戰後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中,英國被迫承認印度、巴基斯坦、緬甸、蘇丹、奈及利亞等亞非國家獨立。1997年中國從英國手中和平收回香港。
B. 近千年來英國古城堡倫敦的作用有哪些變化
倫敦塔的歷史已近千年,它的作用卻不斷地在變化:城堡、王宮、寶庫、火葯庫、鑄幣廠、監獄、動物園直至現在倫敦觀光區。倫敦塔是寶藏豐富的博物館和最富魅力的古建築旅遊景點之一,更是英國人心中的「故宮」,也是歷史文化價值的典型,1988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C. 英國19世紀政治民主化進程。
[摘要]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在議會改革中體現出來,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體現出來。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在此充當了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一個歷史進步。
[關鍵詞]民主化;「城市自治機關法」;英國;趨勢
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其中,學術界普遍關注的是三次議會改革運動。然而,由於英國社會強烈的自治傳統,各地的地方事務一直帶有濃厚的地方和區域色彩,所以僅從中央政權的角度考察其社會民主化進程是遠遠不夠的。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體現在議會改革中,而且也體現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國學者對於議會改革做過深入的研究,但對地方政府改革則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國19世紀城市政府改革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間的關系,以加深對近代英國歷史的理解。
一
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於解決城市問題的現實需要。城市的急劇擴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發展變化,使新興城鎮面臨日益嚴重的社會、經濟、治安等管理問題。19世紀上半葉,從卡圖街密謀到滑鐵盧事件,社會動盪不寧,城市發展和建設毫無規劃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狹窄,住房擁擠不堪,聯排式、大雜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興的大城市,利物浦與曼徹斯特的地窟、瓷器區以及倫敦的貧民窟令人觸目驚心,公共設施則幾乎等於零,且不用說公園、綠地、博物館、藝術館之類,連最基本的生活設施都談不上。因此,城市發展本身的壓力導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傳統。在政治領域,恪守傳統「小政府」的「無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傳統,18世紀以來,英國政府對地方事務介入越少越被認為合乎傳統。在經濟領域,自17世紀革命以來,亞當·斯密等人宣揚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義而深入人心,幾乎成了英國經濟生活的金科玉律,人們深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地調節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視國家干預為對政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紀,城市治理大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模式,分為自治城市和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其治理方式各異。
一類是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它們沒有特許狀,也就沒有自治市政府。從政治治理角度講,它們與周圍的鄉村一樣,依然處於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統治之下,繳納郡區稅(countyrate)。[1](p2)換言之,它們雖在物質形態上已發展為城鎮,但在治理結構和精神狀態上仍停留在鄉村,以古老的教區、采邑等為基礎,行政管理的幅度狹窄,職能有限。
另一類是自治城市。在英國歷史上,自治城市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們不少是從中世紀的自由城市發展而來的,其共同點是得到過王室的特許狀,有權選舉自己的市政官員,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內部事務,還有權選舉自己的市長。「自治城市還有一個市議會,由12—24人組成,負責監督城市管理並備顧問。」[2](p300)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為城市豪門所控制,視市政如家政。於是,市政當局成為城市上層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連襟接二連三地進入市政當局。他們只關心自身的利益,無力應付日漸繁雜的城市事務,更與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雖說市政官的統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當局,但作為一個整體,舊式的城市自治體是以低效、封閉為特色的。這些市政衙門往往成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開性與透明度;不能隨著城市的發展轉變職能,成為為城鎮大眾服務的公共機構,走上民主之路。它只為城市有產者利益著想,不關心城市大眾的福祉,與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嚴重脫節,與時代格格不入。
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並非「無為」而所能「治」。面對日益復雜和尖銳的城市問題,各城鎮恪守在經驗中求實的原則,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請議會通過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員會、徵收地方特別稅來應付必要的開支,以解決專門問題。他們成立了約300個城鎮改善委員會,還有名目繁多的專門組織。其中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改善委員會工作較為成功。早在18世紀下半葉,伯明翰的改善委員會就成功地清除了街邊有礙交通的障礙物,如凸肚窗、門前的石階、地下室入口等,從而得以鋪設起人行道,安裝街道照明設施。19世紀初,委員會獲得了新的權力,有權徵收新稅和舉借貸款,經濟實力增強,工作更有成效。曼徹斯特的第一個改善委員會是1765年成立的警務委員會,到19世紀40年代,它已涉足鋪路、照明、拆遷、消防、供水、清潔和煤氣供應等領域。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改善委員會的工作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方案,只能進行專項治理工作,無法全面應付城鎮問題。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勢在必行。
其次,英國經濟基礎的變動迫切需要政治上層建築領域的相應變革。18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經濟生活中的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動,使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急劇增長,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增強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北方一些工業城市,如伯明翰、曼徹斯特等,本身是非國教徒的天下,其興盛繁榮全賴非國教徒,但城市卻仍然受舊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團法》的制約,非國教徒被剝奪了政治權利,沒有參與地方管理的權利。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強大經濟實力與政治上的無權狀態極不相稱。
這樣,這時英國城市政府或已淪為某些私人的產業,或停留在農村統治體制下,無法為日益擴展的城鎮提供服務,城市政府的改革確實勢在必行了。此時,英國社會民主化運動已逐步走上穩健的正常軌道。18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資產階級激進派運動風起雲涌,但畢竟沒有發展成法國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而是通過統治階級的理智退讓,以讓中產階級分享權力而獲得協調。這種英國式的改革開創了在體制內消彌亂源的先例,使19世紀成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世紀。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從而構成英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從改革的決策主體來看,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兩種。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機關法》為開端,它實質上是1832年議會改革的續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則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該法規定:第一,在178個城市裡,取消200多個陳舊過時的市政自治團體,用選舉產生的城市政府取代舊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議會、市長和市參事會構成。市議會是城鎮自治機關的權力機關,其成員由該城所有繳納地方稅②、並有3年居住資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選舉產生,從而為全國統一了市政選舉的資格標准;市議會再選舉市長、市參事會;市議員任期3年,每年改選其中的1/3,參事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1/2,市長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第二,廢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職權,將司法權轉交給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實現司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的分離。第三,市府財政公開,市政收入必須用於當地居民,不得為私人利益或娛樂之用,從而增加了市府財政和透明度,有助於減少腐敗現象的出現。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規。最後,市議會的討論公開,允許公眾旁聽。這樣,通過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開、民主的城鎮政府取代了封閉的舊式城鎮寡頭的統治,打破了城鎮寡頭對城鎮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許可權內制定地方法規,徵收地方稅收以平衡收支,負責環境建設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權力和職能日漸擴大,社會服務保障功能日益加強。從理論上說,原來的各式改善委員會的職能已轉歸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些機構並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權繼承舊市政府財產,成為城鎮的實權機構,但實際上,城鎮寡頭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和財產,因此城市議會只是逐步確立起其領導地位。在此過程中,城鎮的社會職能仍在不斷地擴展,如果說在19世紀30年代只有市政府、議會和參事會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機構的話,那麼,19世紀末,又增加了煤氣、自來水、電力、街道、下水道、公園、衛生、浴室、市場、圖書館、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機構,充實了政府體系。另外,還比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鎮警察力量,以維持地方秩序。隨著城市功能的擴展,城市政府的職責日益擴大,以適應變革了的城鎮社會。新的城市政府較之舊的市政官,更能勝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紀英國市政方面的大部分問題是通過地方性立法解決的。當然,由於對城市的管理還處於探索階段,其立法大都是對城市問題的應付和即時回應,還缺乏總體規劃。
從城鎮統治的方式來看,我們以1870年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為兩個階段。183521870年為分散式的統治階段,其間針對城鎮事務的繁雜和地方事務的專門性,創設了許多專門機構。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濟貧法委員會,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衛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紀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個。[1](p153)但缺陷是許多中央的法令、條文大都是「任意性」的,採用與否全在城鎮自己「,未能通過中央控製作用來改變自治市大小不等、區域劃分和地方管理多樣化的局面。所以當時的多數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敗和低效問題」[4](p365)。19世紀70年代後為權力日益集中階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開始統一規劃指導地方政府工作,英國的地方自治傳統才受到真正的沖擊。1872年設內政部③,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指導和監督,並逐步充實中央政府的管理機構,開始了中央政府部門對地方政府的統一協調過程,建立起現代政府架構。
雖然說《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決了郡級的設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倫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倫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決大都市———倫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規范,攻克了英國城市政府的最後堡壘。它規定,在1888年建立的倫敦郡區內重新建立28個首都自治市議會(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個倫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個教區委員會。[5](p477)
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專業化的管理機構,並將權力日益集中化,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這與19世紀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經濟領域中壟斷與集中思想的抬頭,政治領域中國家機器也日益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進行干預。「國家開始處理經濟增長中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設法緩和日益明顯的社會緊張、城市問題和工業成熟所產生的問題,後兩個問題要求國家進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會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應付社會動盪、貧窮和城市擴展等難題。」[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機關法》即是從上而下由議會立法通過,由各城鎮遵照執行,除明確列入其中的城鎮外,其他城鎮只可申請援引該法,因此其立法不帶有強制性質,而是授權地方當局自行斟酌執行,其執行與否取決於各個城鎮,因此有人稱19世紀下半期為英國自治市的「黃金時代」。[7](p205)但它畢竟已是中央立法對城鎮事務的有力介入。當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對於政府的干預還時有一些非議。例如,當1848年《公共衛生條例》頒布時《,經濟學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編輯抱怨道:「疾苦和災害,乃是自然的告誡,是無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還沒有領悟到它們的目的和結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試圖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結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國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為起點,在民主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適應日益變動的城市社會,逐步發展成現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擴大的社會管理職責,對城市社會的各類問題作出回應。城鎮越發展,城市規模越大,那麼城市的公共設施建設和管理任務越重,城鎮政府機構便越擴大:從市政公共設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礎設施,如公園綠地、學校建設、圖書館和博物館。由於它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權利(選票)與義務(納稅)相統一的基礎上,重在其職責———為城鎮大眾服務,而不在其官位和個人得失,因此這種新的市政官員已不再是舊式的城市寡頭,而是現代「公務員」了。到19世紀末,英國城市地方政府建設基本完成。
三
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不僅僅是對市政府上層建築的有形改革,而且還在地方層次上開創了無形的民主化進程,它為城市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民主、自由、開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與三次議會改革一道,構成了19世紀英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18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商業資產階級人士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濟實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業城市伯明翰的工匠們、棉業城市曼徹斯特的棉業巨頭、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卻因是非國教徒而沒有發言權,政治大權操縱在土地貴族手中,使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嚴重失衡,因而獲得政治權利就成為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歷史使命。由於英國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漸進變革的傳統,激進運動的壓力,迫使統治階級逐漸退讓,打破土地貴族的權力壟斷,擺脫市政寡頭對城鎮的控制,建立起較為民主、開放的政治統治,所以民主與改革便成為19世紀英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篇章,並誕生了密爾(舊譯穆勒)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在他看來,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討論公共問題,並讓公眾參與政治決定。[9](p780)而下層人民則提出了《人民憲章》,要求普選權,把獲得選票、參與政治當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這樣,從1832年的議會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選民人數不斷增加,不僅中產階級,甚至於工人大眾也開始分享政治權利。這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其民主化的總趨勢是無可否認的。資產階級開始在議會中占據優勢。據統計,1865年,在議會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業、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佔一半以上;到1900年時,後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辦事機構中,通過文官制度改革和軍隊中的改革,使中產階級代替了世襲的腐敗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經濟強人在市鎮領域取得與之相應的領導地位,尤其是在新興工業城鎮中,工商業資產階級很快掌握了政權,如以曼徹斯特周圍的工業城鎮為例,羅契代爾和索爾福德的市議會中,從1856年到1890年,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比例從52.5%上升到80.35%;在布萊克本和博爾頓的市長中,有60%以上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出身[10]。在19世紀初的英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脫節的矛盾,通過改革、調整,逐步改變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使之最終適應了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體現了一定的民主原則。1869年的市政選民法給予所有擁有一年居住資格的納稅人投票權,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權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納稅人都有權在郡、行政教區投票,在婦女選舉權方面打開了一個缺口,難怪科布登說「市政改革法是我們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1835年《城市自治機關法》規定的納稅人資格條件事實上使當時的英國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選舉權,城鎮納稅人數目甚至大大少於1832年議會改革法的選民數目,因而並不能說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強調說,它與1832年改革法案一樣,都是黨派斗爭的產物,是兩黨政治斗爭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輝格黨在地方上排擠托利黨勢力④,與民主相距甚遠。但是我們認為,雖然從選民數量上來說,也許1835年的市政選民確實不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數字,而在於其基本原則,它以納稅人的資格取代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體現了納稅義務和投票權利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變擁有財產收入之多寡的選民資格為向城鎮公共事業貢獻大小的納稅人資格來確定投票權利,體現了歷史的進步。雖然從數量上說,1835年納稅人只佔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紀的大憲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匯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質才愈來愈體現出來一樣,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納稅人選舉權的資格,恰恰是奠定英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與中央的議會改革不同的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女性也開始加入了城鎮選民的行列,況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實行了成年公民選舉權。[13](p129)到19世紀末,選舉權已擴展到全體公民,民主選舉賦予城市政府極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市政官員對選民而非上級負責,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還具有指導性和現代性。它不僅把民主和代表原則運用到所有城市,而且還推廣到郡縣等農村地區,從而提供了一個具有現代政治精神的起點。隨著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順理成章了。因為這時的鄉村居民已經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況且從中央一級來說,農業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議會選舉權,因而農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於此。1888年法案規定設立郡和郡級市政府,1894年法案則規定設立都市區、農村區及教區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級市設立民選的議會,區設區級議會,教區有教區議會;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參加地方議會選舉,並擁有表決權,從而使民主和開放性原則在基層得到貫徹。由此,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都按民主原則選舉產生了新的政府機構。
由於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開性和自由性等社會屬性,英國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開其端,並在有著自治傳統的城市率先試行。在城市,人們的民主意願最為強烈,城市化快速發展使得民主思想的傳播極為容易。城市先行、農村隨後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國的傳統,還回應了英國的激進派運動和其後的憲章運動。因此,城市成為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開放性特點,並體現了行政管理公開化的趨勢。改革法雖然只涉及了178個自治城市,其目標和對象是對自治城市的市政團的改造,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此,它還為非自治城市的相應改革打開了大門。它規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請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則,這就為非自治城鎮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從1835—1855年這20年中,就有22個城鎮(其中絕大部分是新興工業城鎮)據此組織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國已經有了313個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見,1835年的改革法並不僅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個城鎮,而在於為其他城鎮的相應變革作了准備,尤其是為工業革命以來發展起來的新型城鎮提供了進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徑。
改革還體現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開性。首先是決策程度的公開性。以19世紀中下葉各城鎮建設市政廳為例,當時市政廳被當做城市的標志性建築,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紀城市的標志性建築一樣。市政廳的建築與否、建築的風格、建築地址、預算、招標等都在公開的原則上進行。人們不僅僅把市政廳當做宏大的辦公樓,而且把它當做是進行盛大的招待會、音樂會的場所,因此市政廳客觀上具有議會廳、法庭、音樂廳等其他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市政廳建築還體現出城鎮民眾日益表現出來的市民自豪感,它們往往成為一座城市的標志,納稅人用自己的錢,建築起精美、雄偉的市政廳,在建築規模、裝飾、布局方面相互攀比,體現了城市市民急於改變新興工業城鎮的形象的願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廳都有大型的風琴,以舉行大型的群眾性音樂會,把雄偉的建築物與提高大眾的藝術欣賞與審美能力結合在一起。其寬敞的廳堂、巨大的規模、成組的風琴,表明了市政廳所具有的公眾性質。很顯然,這樣的市政廳就不純粹是上流社會的官府衙門,音樂也不再體現上流社會身份地位,而是群眾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為了使新的市政廳真正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築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設立市政府時決定,市政廳應該是城市生活與精神的體現,應位於市中心,建築在制高點上,應有一個令人注目的高塔,一個巨大的鍾樓。[4](p211)。市政廳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達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場合,王室成員的光臨、盛大的集會、隆重的慶典,成為一般的場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廳竣工剪綵時,威爾士王子光臨,還有174節火車帶來的6.6萬觀眾,該市組織了1萬名主日學校的學生表演節目,一支500人的大型樂隊演奏樂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茲市政廳竣工剪綵時,還舉行了產品展銷會與大型音樂會,女王夫婦的到來更把慶典推向了高潮,城內到處彩旗招展,橫幅臨空,花團錦簇,人們個個喜氣洋洋。正如水晶宮博覽會成為1851年的標志一樣,利茲市政廳成了1858年的象徵。[14](p1742176)它體現了市民時代的自豪感,顯示了公眾精神和城鎮生活的開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氣魄。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在英國大選時的計票處領略到19世紀市政廳建築的風采。19世紀中葉建成的市政廳還成為與鄉村地產斗爭中的堡壘。[12](p22)如果說鄉間城堡曾是農業英國的勢力所在,那麼如今,市政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時代標志。其次,市議會的會議允許市民旁聽,體現了現代政治過程中的大眾參與。最後,在市政府經費上實行公開原則,定期公布賬目和年度預算,進行賬目審計,審察地方政府開支情況,審計員由市民選舉產生,市鎮司庫受命對賬目進行摘要,其備份由納稅人公開審查。可見,19世紀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強了城鎮行政決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綜上所述,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充當了大眾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民主理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這雖然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畢竟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本來就是現代文明的重要載體,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開性特徵本來就是基層民主的溫床。英國經驗理性的民族傳統、在探索中前進的行為技巧,為英國大眾民主的發展開辟了一條現實的道路。
關於普選權
19世紀中期,英國有以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19世紀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在北歐,使用了口號「均等共有選舉權」。普選權運動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運動,目標在於把選舉權擴展到所有種族。但對於女性的女性普選權或投票權、選舉權等等則要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重視。而最早的普選權運動發生在19世紀早期,聚焦於減除選舉所要求的財產條件。
許多社會原先都對投票權有種族要求。比如,非白種人不能在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投票,這種情況在1994年多黨選舉後才結束。在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論上有投票權,但有很多手段使他們無法實現普選權。3K黨在美國內戰之後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脅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選系統其實還是排除一些人的選舉權。比如,拒絕承認犯人投票權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幾乎所有司法系統都拒絕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權。
由全民普選歷史看來,雖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問題,人為的黑幕和貪污,但全民普選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數人的,比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國的發展趨勢。
普選權只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種進步現象。起廣泛性並不能說明民主化的程度。
D. 倫敦的人口
倫敦大約71%為白人,10%是印度、孟加拉或巴基斯坦後裔,5%為非洲黑人後裔,5%為加勒比海黑人後裔,3%混血人種,還有大約1%為華人。58.2%的人口信奉基督教,15.8%的人口則無宗教信仰。大約有21.8%的倫敦居民出生在歐盟以外地區。許多人仍然相信,英國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白人占絕大多數。事實並非如此,初次訪問倫敦的客人大概會對這里有如此之多的黑人、東方人而感到驚奇。作為過去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不僅收納了舊殖民地的遺產,也收納了大量的移民,由此產生了各種深刻的社會問題。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成為國際性大都市的條件之一。
人口增長
16世紀後,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興起,倫敦的規模迅速擴大。公元1500年,倫敦的人口不過5萬,1600年人口增至20萬,1700年增至70萬,18—19世紀,倫敦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貿易中心。1900年,倫敦的人口增加到200萬。20世紀60年代倫敦人口曾達到800多萬,2007年倫敦人口為755.69萬,2010倫敦人口為800萬 。
E. 十九世紀末的倫敦的社會現狀
對於19世紀末的倫敦,雖然是大英帝國最後一個富裕的時代。
但是貧富差距非常的大,窮的人沒有食物水也沒有住的地方,而富貴的人就恰恰相反。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美好,但是其實社會治安很差很差。
說不定白天就會有盜賊來搶錢什麼的,綁票也是有可能的。
19世紀末的倫敦,對於社會治安和人們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1888年的倫敦,
Jack The Ripper
開膛手傑克
Jack the Ripper,是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間,於倫敦東區的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帶以殘忍手法連續殺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兇手代稱。犯案期間,兇手多次寫信至相關單位挑釁,卻始終未落入法網。其大膽的犯案手法,又經媒體一再渲染而引起當時英國社會的恐慌。至今他依然是歐美文化中最惡名昭彰的殺手之一。雖然犯案期間距今已達百年之久,研究該案的書籍與相關研究也日漸增多。但因缺乏證據,兇手是誰卻是各說其詞、毫無交集,因而使案情更加撲朔迷離。可是開膛手傑克的身影卻透過媒體、搖滾樂、玩具等物品不斷出現在今日的大眾文化之中。
詳細情況:http://ke..com/subview/34472/8387866.htm?fromId=254265
他的身份至今還沒有被查清,就連他是男的還是女的都很難說。
事件:殺妓女、寫恐怖心、據說食用性器官
當時的倫敦根本稱不上浪漫,與其說浪漫還不如說詭異。
福爾摩斯:http://ke..com/view/96072.htm
小說的名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也在當時的那個時代。
歇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又譯作夏洛克·福爾摩斯),是一個虛構的偵探人物,是由19
世紀末的英國偵探小說家阿瑟·柯南·道爾所塑造的一個才華橫溢的偵探形象。福爾摩斯自己稱自己是一名「咨詢偵探」,也就是說當其他私人或官方偵探遇到困難時常常向他求救。大部分故事都集中講述一些比較困難、需要福爾摩斯出門調查的案子。福爾摩斯善於通過觀察與演繹法來解決問題。柯南·道爾是從自己見習於愛丁堡皇家醫院時一名善於觀察的老師的身上獲得靈感,創造了福爾摩斯這一人物的。
總結:當時的倫敦社會狀況可以說到了一種人心惶惶、極其糟糕、無可救葯的狀態。
F. 歷史19世紀英國城市化發展快的原因
一、工業革命促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化是指人口居住地灶兄鉛的變動,即由農村居民變成城市居民,是由工業化引起的人口遷徙城市,是由工業「聚集效益」引起的人口集中過程。
恩格斯關於工業革命和城市化,有這么一段經典論述:「大工業企業需要許多工人在一個建築物裡面共同勞動,這些工人必須住在近處,甚至在不大的工廠近旁,他們也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村鎮。
他們都有一定的需要,為了滿足這些需要,還須有其他的人,於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麵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里來了。
……於是村鎮就變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變成大城市。
城市愈大,搬到裡面的就愈有利……這就決定了大工廠城市驚人迅速地成長。
」他形象化說明城市化進程,其中人口的增加是重要因素。
(一)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
農村是國家的基礎,也是權力和經濟的重心。
城市僅是包圍於農村之中的小島,附庸於農村。
那時,中央 *** 雖然設在倫敦,但貴族的統治根基在農村,他們從自己的鄉村住宅中號令四鄰,多數貴族只是在上院開會時偶爾到倫敦小住。
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這一種情況。
工業革命中新使用的機器、先進的管理方法和科學技術傳入農村,促進了農業的現代化,使得英國能以較少的農業人口完成以前的耕種,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
另外,村鎮的工廠規模不斷擴大,需要集中生產。
如果該村鎮滿足不了集中生產的要求,工廠就得遷移。
這樣,一部分工業城鎮衰落了,而另一部分則更快地發展起來,並進而形成較大的工業中心和較大的城市。
於是,勞動力也跟著轉移和集中。
19世紀五六十塵讓年代以後工業集中趨勢日益顯著,農業農村、工業城市的經濟結構已經確定下來,剩餘勞動力更是大量轉移到城市。
另外,城市生活方式開始在農村普及,城市中形成的新思想和新觀念也在農村中傳播,特別是城市高度發達的物資文明與農村傳統文明的強烈反差,更是震撼了人們心靈。
處於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隱好變中的人們不再堅守著傳統的價值觀念,渴望著變化;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鄉村,成群結隊到達城市中去。
農業發展所剩下的大量剩餘勞動力湧入城市,為城市的興起和發展補充了新的血液。
(二)有較多的外國移民
英國開始工業革命後,就業機會較多。
在「向外吸引勞動力」的政策支持下,英國外來移民也逐漸增多,大量湧向城市,促進了英國城市化。
剛開始,英國大城市吸引的外來移民主要是愛爾蘭人。
19世紀30年代曼徹斯特有20%的人口是愛蘭人;在格拉斯哥的20萬人中,也有3.55萬人是來自愛爾蘭的。
到了1860年,城市化程度提高,來自全世界的人才湧入英國的城市,有德國人、瑞士人、法國人、希臘人和猶太人等,他們一般前往城市,特別是倫敦等大城市。
這些人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熟練的工作經驗,帶動了英國的城市化。
外來移民大量進入城市,導致城市人口不斷膨脹:大約在1800年,大不列顛只有一個大城市,那就是倫敦,僅有100萬人口;到1850年倫敦人口就增加到236.3萬,其餘城市也陸續發展起來。
185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已經佔全國人口的52%,而1870年,英國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65.2%,1890年又上升到74.9%,1910年更達78.9%,從而成為高度城市化的國家。
二、 工業革命的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工業革命的迅速發展,要求社會方方面面都滿足它的發展,從而工業革命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資技術基礎和其他必須的條件,推動了城市化;同時,城市化又與工業革命密切聯系、並行發展。
首先,工業的發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
比如說需要有適宜的地理條件,靠近較大的江河湖泊,有方便的港口;或者處於鐵路及交通干線交匯處,便於原料產品的運輸和交換。
或者說,地形地質條件較好,能建造大型工廠而且有發展餘地。
在交通還沒有發展完善時最好有可供開發利用的礦產或者其他重要的自然資源。
有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工廠很快就會向這些地區集中形成城市,有的城市則因為興建了大規模工業而更好發展,形成了大城市。
其次,隨著工業的發展,生產專門化程度提高,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要求企業間協作更加趨緊密化。
為了更大程度地獲取利潤,協作企業一般會以距離近、聯系便利、運費低廉等要求來降低成本、增加盈利、提高競爭力。
這無形中促進了城市的發展。
隨著采礦業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鋼鐵、冶金、機械製造、石油化工、建材、紡織特別是重化工業的建造,企業的規模空前擴大。
一些工廠的工人就有成千上萬人,廠房佔地面積也是以前小作坊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這樣本身就是一個小城市了。
而在工業革命中,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產品出現了多層次的深加工,具有系列化、多樣化、規模化等特徵;特別是主導產品帶動了前後關聯企業的發展,更是使得同類或相關工業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工業城市,原有的城市規模也跟著日益擴大。
再次,工業革命中涌現了一大批採用機器大生產的工廠,當這些大工廠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時,就要求「後勤上」擁有統一的公共基礎設施。
這些公共基礎設施不同於工業革命前,而是以節省土地、節約資源、降低成本費用,提高經濟效益,保證工業的正常運轉和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要達到這些標准就要求有一個質量相當高的公共設施,即城市。
伴隨著技術和醫學上的進步,以前曾經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漸漸不再可怕;城市生活變得舒適、愜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些進步中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應潔凈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統和垃圾處理系統,保證充足的糧食供應以及預防和控制疾病。
」 這些,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化,因為居住在城市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工業的作用下,城市功能擴大,集中了生產、服務、居住、消費等。
正如恩格斯對倫敦的評價一樣:「這樣的城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這種大規模的集中,250萬人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三、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的產業結構
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的產業結構,有利於城市體系的形成。
工業革命前的英國,農業是社會最重要的產業,也幾乎是唯一的產業。
工業革命後,產業結構改變了。
工業革命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同時有利於市場的擴大和集中。
工業生產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面向市場開放的商品生產,不帶有自給性,推動了商品交換的發展。
商品交換的頻繁使得城市的存在具有了意義。
同時,工業生產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生產,工人必須在固定的時間內完成規定的任務,在巨大的工作壓力下,人們渴望放鬆,在城市裡就出現了服務業,也即我們現在常說的第三產業。
據統計,1801年,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是32%、23%和45%,而到了1841年則變成了22%、34%和44%。
工業革命帶動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為英國城市化提供了強有力的 *** 因素。
這樣,剩餘勞動力就越來越多地流向服務業,城市也就逐漸具有了吸取大量勞動力的能力,具備了能提供充足能源和必要的生產資料、產品銷售市場和服務設施的能力。
「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伴隨現象……是勞動人口從農業到製造業,再從製造業到商業和服務業的活動」. 工業的聚集經濟效益使製造業及其他服務業集中到了城市,間接上又使城市成為「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中心。
」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城市集中了市場、金融機構、公用設施和文化教育機構,便於獲取原料和勞動力,能就地銷售產品,商業信息靈通,相關企業鄰近,有利於實現生產的協作和專業化,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效益。
這樣,第三產業在城市中就興旺發達起來,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四工業革命促使新城市的興起
新興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英國工業革命中的一面旗幟,也是英國城市化的體現。
工業革命改變了傳統的城市分布格局,出現了一大批新興工業城市。
機器的廣泛應用,使得工廠規模擴大,同時也使得城鎮的范圍擴大,漸漸發展為大城市。
用M·W·蘇思在書中的話說是:「有些完全是新興的城鎮出現了,它們起初是一些小村莊,但很快就擴大為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市。」
格拉斯哥在18世紀末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城鎮,但到了1831年已經是一個20萬人的大城市了,靠得就是擁有60多條汽船和107家紡織廠。
伯明翰, 16世紀時還是一個小村鎮,人口也不到500人。
工業革命一開始,興建了鐵工業區的伯明翰,成為英國最大的生產中心。
1760年,在伯明翰年總值約60萬英鎊的鐵工業品中,大約就有50萬英鎊的產品是提供出口之用;1801年人口一下子增至7.4萬人,並保持快速的增長趨勢。
在工業化的帶動下,伯明翰依靠著自己的鋼鐵工業,超過了曼徹斯特和利物浦,成為英國第二大城市。
英國工業革命中,棉紡織業發展迅猛,不少小城鎮就是乘著工業革命的東風發展起來的。
比如曼徹斯特就是英國近代城市化的典型。
曼徹斯特因為天時地利,1835年就聚集了英國棉紡織工業80%的工人,1840年更是增加至85%。
工業的發展促進了當地人口的增加,曼徹斯特人口也從1801年的7.5萬增加到1871年的35.1萬,幾十年中就增加了好幾倍.就這樣,成為了新興的城市,在今天還有影響。
工業革命以前,以倫敦為中心的東南部是工業集中的地區,毛紡織業集中在東英格蘭、英國的東南部和西約克夏;冶金業和金屬加工業主要集中在伯明翰、南威爾士、舍菲爾德和東北威爾士。
工業革命使生產力水平迅速發展,當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高度時,會促使市場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
有豐富自然資源的英國西北部就得以開發,並出現了一批新城市,英國經濟重心向西北部轉移。
索爾福德、博爾頓、貝里、普雷斯頓、奧爾德姆等棉紡織工業迅速興起。
工業革命以後,英格蘭中部,西北部由於紡織業和煤鐵業的發展,紡織廠、煤礦、煉鐵廠及其它製造業需要勞動力。
南部人口北移,蘇格蘭和愛爾蘭人也湧向北部工礦區。
自1810年至1871年的70年間,英國總人口增長了1.54倍,而西北部工業區增長了2.58倍。
在西南部的非工業集中區,人口增長不到一倍。
伯明翰的人口從「1801年的73000人增加到1844年的20萬人,而舍菲爾德的人口從1801年的46000人增加到1844年的11萬人。
我們再從整體上看英國人口的增長情況,就不難發現工業革命後半個世紀甚至更久的時間,英國的人口主要是增加在新興工業城市上:1801年就比1750年增加了274%。
而原先「郡級城市」人口增長最緩慢,僅僅增加了18%,低於整個英格蘭的人口增長水平。
英國的一些傳統老城因為與工業革命疏遠而發展緩慢,東部和西部的一些工業村鎮有的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如:諾里奇、約克和埃克塞特的人口數量在17世紀的時候分別佔全國第二、第三和第六位,到1801年就降到了第八、第十七和第十五位。
[14]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工業革命與城市化的緊密關系,而新興城市的出現的確是英國城市化的一大特徵;沒有與工業革命結合的工業和城市就衰落下來。
五、交通事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發展
英國工業革命對城市化的影響還在於,發生了交通運輸業革命。
在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中,運輸業的蓬勃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鐵路、公路、水路把繁華的都市與荒僻的村莊聯系起來。
在英國,「狹窄的鐵路跨過像綠色海洋一樣的鄉間」,「把沿途裝進他們自己火車里的英國人民」,「拋進城門口越來越稠密的人群之中」。
[15]
1825年,英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條鐵路。
在1836年,英國修建了25條新鐵路,總里程到達1600多公里,到1855年達12960公里,內陸鐵路運輸網逐漸形成。
在19世紀50年代,英格蘭的大中城市都通了火車,大部分地方離火車站的距離已在10英里以內。
在運河的開鑿方面,自從1761年開鑿了從沃斯利到曼徹斯特的第一條運河以後,到1842年,英國已修建了3960公里的人工運河,曼徹斯特、伯明翰成了著名的運河樞紐。
因此,有人評價說「在幾乎不到30年的時間,整個大不列顛的地面上都開了四通八達的航路」。
[16] 汽車、運河、汽船、公路、鐵路等把英國的內陸城市和沿海城市連成一片,大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動,同時帶動了許多相關的商貿服務業的發展:建築業、郵政業、商業服務、金融業等。
交通運輸方面的發展,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系,並促進了一些處在交通樞紐上的城鎮發展。
古爾原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莊,運河開鑿和鐵路修建不到20年,古爾就發展成為一個城市。
鐵路樞紐斯福登、達林頓、紐克魯等也是藉助交通事業上的發展而興起的。
交通發展了,人們交往也方便了,一些相鄰的城市逐漸聯結,匯聚為大城市或者大城市地區。
倫敦就吞並了附近的威斯敏斯、索斯沃克、烏利奇等,成為一個更大規模的城市。
而紐卡斯爾、雅諾、南舍菲爾德等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大的城市復合體。
19世紀末,英國出現了郊區城市化趨勢。
郊區化的主要表現是大城市人口從城市中心外移,這一趨勢主要表現為倫敦上院中心區和附近地區。
在1801-1851年間,倫敦商業中心區人口非常穩定,一直保持在13萬居民左右,人口密度很大,平均每英畝人口超過1000人,有些地區達到近2000人。
[17]在19世紀後半期,由於交通和商業向城市外圍地區擴展,倫敦商業中心區急劇衰落,中心區1881年人口有5萬,到了1901年就變為2.7萬。
而郊區人口卻慢慢在增長:1861年倫敦外圍市郊人口有41.4萬,1891年為140.5萬,1901年就達204.5萬人。
[1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評價工業革命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時,認為有2次大轉變:「第一次轉變導致農村向城市遷移,造成集中的大城市;第二次轉變表現為大城市人口分散,作為大都市不景氣的解決辦法。
」交通事業發展了,大城市的居民才有條件選擇白天在城市裡面工作,夜晚和假期就到郊區去。
總之,是工業革命推動了交通事業的發展,交通事業的發展又引起了郊區城市化。
綜上所述,第一次工業革命為英國城市化提供了所必需的社會經濟條件,推動了英國城市化的基本進程,同時也是城市化的深刻根源。
英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伴隨的成長過程形成了自己的特徵。
如果說,工業化是英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那工業革命就是先聲,而城市化就是工業革命和工業化的客觀需要和必然結果。
沒有第一次工業革命,就不可能有英國城市化的率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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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答城市化是指人口居住地的變動,即由農村居民變成城市居民,是由工業化引起的人口遷徙城市,是由工業「聚集效益」引起的人口集中過程。
新興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英國工業革命中的一面旗幟,也是英國城市化的體現。
工業革命改變了傳統的城市分布格局,出現了一大批新興工業城市。
機器的廣泛應用,使得工廠規模擴大,同時也使得城鎮的范圍擴大,漸漸發展為大城市。
用M·W·蘇思在書中的話說是:「有些完全是新興的城鎮出現了,它們起初是一些小村莊,但很快就擴大為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