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如何實現更新與傳統平衡

A. 英國經歷的「決定性的溫和變革」指的是什麼

安靜美麗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政治制度的延續性和變動性，導致了人類社會的脆弱性。脆弱性是指：政治制度作為能夠極大影響人類生存的作用體，通常能夠在產生浮動的同時延宕出洶涌澎湃的變革，這種變革往往是難以預料和無法控制的，因此在決意變革之前必須要思忖事後會帶來的代價。英國人享受到了其得天獨厚的歷史機遇，同樣也在風雲際會之中做出了十分明智的抉擇。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選擇和平而非暴力、和解而非沖突來化解國內國際的矛盾，無疑是更穩妥的辦法。在國際形勢日益嚴峻，經濟貿易沖突不斷升級的今天，如何對待國與國、民與民交往之中層出不窮的問題與疑惑，是我們要務必思考的事情。

B. 如何認識英國漸進改革發展道路

英國近代以來的崛起和強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憲政體制的形成與完善，無疑是其最重要的結構性和制度

性支撐。近代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三權分立憲政體制國家，應該被看作是英國貢獻給現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創新。近代英國正是通過憲政

體制創新引領時代潮流，並迅速崛起為歐洲強國、乃至世界強國的。從歐洲的歷史來看，英國崛起時人口不過2000多萬。英國先是在1588年消

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接著又打敗了「海上馬車夫」荷蘭，最終在18世紀後期的七年戰爭中打敗法國，而成為世界霸主。並且，隨著憲

政體制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在英國日漸成熟，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新技術開始不斷涌現。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機，1768年阿克萊特

發明了水力紡織機，1779年克萊普頓發明了走錠紡織機，1784年卡特萊特發明了動力紡織機，等等。而代表經濟自由放任和市場經濟成熟理論

的著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正是在1776年出版的。英國長達幾百年的興盛史，充分證明憲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可以說，

英國所走過的憲政之路是成功的，經驗是可貴的，對後世影響是巨大的。研究英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發展，可以更好地認識近代英國的崛起，

有助於提供線索，抓住根本。就其深遠意義而言，近代英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完善不僅是國家性的，更是世界性的。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憲政

國家都是效仿英國憲政體制而走上憲政道路的。
憲政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無疑是當今中國理論界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而二者之間確實存在一些規律性聯系。中國百年來憲政進程受阻

，其根本原因在於市場經濟的缺乏、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缺乏有效的平衡和相互尊重。值得慶幸的是，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

濟的確立和推進，中國的社會利益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私人財產權利已經人憲，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從而為我國的憲政

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結構基礎和背景根基。當然，憲政在中國的實現，也離不開我們的理性自覺推動。這就需要對西方憲政的生成加

強研究以豐富我們對憲政的認識。事實上，對憲政的認識和了解本身就是我們憲政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近代英國憲政體制的形成和發

展進行歷史考察，可以為我們認識和把握社會變遷時期制度變革、演進的機理提供一些借鑒和參照。我們在強調各國現代化的多樣性、各民族

發展的獨特性的同時，也不應忽略現代化所內涵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規律。盡管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各異，但只要採取民族國

家的組織形式，奉行利益導向的市場經濟，採用形式理性的非人格化官僚管理體制，那麼社會治理就必然選擇法治和憲政。在當下中國，隨著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憲法、憲政問題日益成為政治領域，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並且在日益推進的依法治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得到了

清晰體現。毋庸諱言，現代政治體制與憲法、憲政有著直接聯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是憲政問題。為此，對

憲政主義進行追根溯源，以便為我們的憲政發展提供一定的知識和理論儲備，就顯得極為必要。英國是憲政「母國」，當然也就成為憲政研究

躲不開、繞不過的重要一環。對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發展的動因、過程和特徵給予歷史性的考察與思索，並上升到規律性認識，對於正在大力

發展市場經濟和正在走向憲政的中國有著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當然，我們更多地是要從近代英國憲政的形成和發展中尋求經驗而非樣板

，尋求靈感而非模式。
2．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的特點
長期以來，英國憲政的形成與發展一直是中、西方學術界樂此不疲的研究領域。然而，由於英國憲政發展未曾中斷的連續性，使得英國憲政的

形成和發展烙有更多的傳統痕跡。故而對英國中世紀憲政與近代憲政的聯系和區別，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將中世紀英國憲政與近代英國憲政等

同。事實上，從17世紀開始，近代英國的憲政體制及其價值觀念與中世紀的憲政體制及其價值觀念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對此，霍布斯鮑姆強調

：「這種對激烈對抗的迴避，這種對新瓶貼上舊標簽的偏愛，是不應與無所變革混為一談的。」中世紀至近代，英國的憲政發展分為前後兩個

不可分割的階段：首先是中世紀等級制混合政體，然後通過近代憲政革命，建立起成熟穩固的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政體。英國從中世紀的《自

由大憲章》開始，由於封建地方貴族、城市與王權的對立、沖突，在封建制度下開創了英國憲政的傳統，創立了封建制混合政體。隨著近代資

本主義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市民階級的強大，社會沖突逐漸轉變為地方貴族與國王、市民階級之間的沖突。封建制度不利於集權國家的發展

，而商品貨幣經濟的健康發展又離不開龐大集權國家的保護。由龐大中央集權國家保護，可以加快資源的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

效率。同時，國家的悖論也被提了出來，擁有一個強大而權力有限的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國家過於軟弱，無法保證契約的實施

與產權的安全，交換與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水平將非常有限。但是隨著國家權力的增強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強大的政府雖然能夠保護產權，但

是也會因為國家權力的強大對契約與產權造成威脅。所以，自由市場制度的發展必須伴隨制約政府行為的制度的建立。絕對主義國家只能從道

德上尊重和保障產權，但在制度上卻無法真正有效尊重和保障產權。17世紀英國率先建立了三權分立憲政體制，開始用分權的手段，來解決國

家作用的「本質兩難」。這時分權的社會等級色彩逐漸淡化，職能色彩逐漸增強。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建立的議會主權和普通法院司

法獨立都限制了王權對私人財產的隨意侵犯，確保國家制度內部存在制約與平衡，使國家在積極有效地發揮它應起的作用的同時，無法濫用權

力。憲政對公共權力不是否定，而只是限制。通過三權分立憲政體制的建立與完善，近代英國形成了一個權力強大而又有限的政府，並為1780

年工業革命的發生提供了產權保護這一關鍵性基礎。可以說。近代英國是伴隨著對私人財產權利保護而崛起的。
3．研究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的方法
目前，憲法學界，存在著形上論與實在論、先驗論與經驗論、自然法主義與法律實證主義、重主觀與重客觀等各方面的理論分野，從而導致了

對憲政的不同定義。憲法學界對憲政的定義紛繁復雜、眾說紛紜，其根源在於對憲政的認識缺乏一個同一的話語背景。以至於在不同的語境中

憲政呈現出不同的含義，造成了憲政這一概念使用的混亂，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在不同的語境中憲政有著不同的指向。事實上，這在某種程

度上是脫離憲政形成的歷史語境研究憲政的產物：人們在研究憲政時，總習慣於把它的發展歷史看成好像只有從屬和次要的意義，甚至確信憲

政可以離開它的歷史來進行考察和理解。結果造成對憲政的研究，分析演繹性的方法多，而事實描述性的方法少。演繹分析性的方法大都將憲

政的形成建立在邏輯推演的基礎上，由於缺乏歷史考據，其結論難免缺乏事實的生動與歷史的厚重，甚至會出現斷論失據之辭。事實上，憲政

的形成、發展、變革是與社會生活、社會發展存在內在關聯的，我們不應將其與它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分離開來研究。對於憲政的發展及其價

值觀念的變化，如果離開它所賴以存在和發生變化的背景條件，是不可理解的。因為，以憲政之「定義」解說憲政，只是回答了「什麼是憲政

」的問題，卻無法回答。憲政是什麼」。搞清楚憲政是怎樣產生的，事實上比弄清憲政的定義更重要。因而，研究近代英國憲政的形成離不開

歷史學方法，離不開歷史視野和背景，這就需要引入歷史學方法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對英國憲政研究，引入歷史學與法學交叉學科研究

也是具有可行性的。歷史學，法學只是為了研究方便而進行的一種人為學科劃分，二者的隔閡並不是絕對的。因為，無論是歷史學、還是法學

，它們所面對的都是同樣一個人類社會的現實和歷史，將它們區別開來的只不過是研究重點、研究方法和所用理論有所差別罷了。因而，在研

究領域上出現交叉或者重疊是正常的。並且，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
通過歷史發生學的邏輯梳理，可以引領我們超越浮面的表象，進入到更為深層的生成機制中去。作為過程描述的歷史學，本身就是一種方法，

它是法學家的一個基本理論素養。正如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所強調的，「法學家必當具備兩種不可或缺的素質，即歷史素養，以確鑿把握每一時

代與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統眼光，在與事物整體的緊密聯系與合作中，即是說，僅在其真實而自然的關系中，省察每一概念與規則」。由

於缺失歷史的背景和視野，長期以來對英國憲政的研究多是平面拓展，而缺乏深度挖掘；多囿於表層，總還是懸浮在波谷浪尖。而不知道憲政

之河的深水處究竟涌動著什麼力量，才形成了水面上那可見的波峰。通過歷史深層描述可以還近代英國憲政形成以來的歷史本來面目，可以幫

助我們更加准確地理解近代英國憲政發展的真實歷史過程，以便從中抽象出憲政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憲政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不在歷史

之外，而在歷史之中。投有憲政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憲政理論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據和支撐。目前，關於英國的憲政理論之所以遲遲難以取

得較大進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憲政史研究的滯後。可以說，投有一套符合歷史發展真實的描述性憲政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

性憲政學說，更不可能談高水平的憲政理論。因為，「知其所以然」是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礎上。所以要在憲政史與憲政理論之間建立一種

良好的互動關系，只有將歷史敘述與理論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觀點的真實與深刻。有說服力的英國憲政理論，只能是建立在對英

國憲政史進行直接而持續的思考基礎上。

英吉利民族於中世紀王權與貴族的對抗沖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傳統，經過幾百年的緩漸生長，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商業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養之下，漸漸根深葉茂，終於因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而開出了憲政之花，結出了自由之果。憲政的思想與制度宣示著人類政治意識的覺醒，啟示了人類文明的新時代。三個世紀以來，尤其在經歷了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政治的劫難之後，憲政之作為現代政治生活的樣式已漸漸成為人類的共識。憲政的主要制度與觀念起源於英國。議會制、責任內閣制、政黨制、文官制等憲政制度首先在英國產生，憲法的財產權原則、基本人權原則、分權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則、法治原則都從英國的行憲經驗中得來。在行憲歷程中，英國孕育和生長了憲政制度和自由精神。憲政制度與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會史與思想史的互動使英國在經歷傳統與變革的巨大沖突之後，以演化與漸進的方式成功地從中世紀政治制度轉變到近代的君主立憲制度，避免了激進與革命的社會變革，率先步入近代社會，創造了富有英國經驗主義特色的英國憲政模式。

所謂憲政，簡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憲政的核心內容是限制與約束國家權力，確立與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正是在對於國家權力的制約之中，公民權利獲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實現，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界限得以確立。而對於權力的警惕與防範根源於對於自由價值的珍視，所以權利和自由高於和先於權力。

英國的憲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漸進改革的道路。英國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從君主制政治轉向現代政治，實現憲政的道路是在社會力量的沖突與和諧的動態平衡中，通過持續不斷的漸進、穩健的社會改革而實現的。英國從中世紀的《自由大憲章》開始，就由於貴族與王權的對立、沖突而開創了英國自由的傳統，這樣一種傳統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產階級的興起，沖突轉變為貴族、國王與中產階級、國會的對立，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以光榮革命成功實現君主制與憲政的調和，傳統政治形式與現代政治精神的結合而告終，光榮革命成為英國歷史的最後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國式漸進道路的基礎。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發展，使工人階級逐漸成長為獨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與工業家集團形成兩種對立的社會力量，民主化成為十九世紀政治變革的主題。在社會變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審時度勢，1832年的第一次議會改革使英國民主化的進程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國革命式的代價。二十世紀英國的憲政改革同樣是致力於漸進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絕歐陸盛極一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費邊社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沖突的妥協方案是建立「福利國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英國避免了法西斯主義等極權主義的慘痛代價。

C. 英國三次議會改革的背景和原因及內容

光榮革命後，議會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是土地貴族（托利黨）操縱著議會議員的選舉。一些「衰敗選區」仍有議員名額。工業革命展開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強烈要求參與國家管理（根本動力：工業革命）。工業資產階級首次進入議會，這是英國向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邁出的重要一步。
1295年，英王愛德華一世又召集了一屆議會，史稱「模範議會」， 國王、貴族、騎士和城市富裕市民形成政治聯合，除了大貴族和教士外，這屆議會還固定地由每郡派兩名騎士代表，每個大城市派兩名市民代表參加，因而較「大會議」前進了一步。由於騎士代表和市民代表在根本利益上息息相關，也有比較多的共同話題，因而每當這種議會召開時，他們往往集聚在一起，互通信息，共商對策。
從1343年起，他們開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單獨聚會，逐漸形成了平民院（下議院）。貴族和教會長老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組成了貴族院（上議院）。英國兩院制便發源於此。但是，不管是模範議會，還是1343年由兩院組成的議會，都還不同於近現代意義上由全民普選產生的議會。
1297年，議會獲得了批准賦稅的權力。到了14世紀，議會又獲得了頒布法律（法令和條例）的權利。議會又是各種政治事物尤其是國王大臣所犯的瀆職罪的最高裁判所。議會的形成，使國王的封建諮議機關逐漸成為國家的代議機關。城市代表的參加和下議院的形成，對以後英國歷史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正在興起的市民階層與下層貴族聯合，利用議會批准賦稅和通過法案的權力，對王權起了限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