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課本如何介紹侵華戰爭

⑴ 有誰知道現今英國教材是如何評價當年的鴉片戰爭其國民又如何看待

關於鴉片戰爭，英國有一些與我們歷史教科書完全不同的內容，特將其中幾篇相關的文章整合一下列示如下，讓大家看看不同的觀點：

英國政府的檔案材料表明，英國政府對華政策在1839年發生了重大轉折。在此之前，英國政府小心謹慎執行的是一項旨在爭取以和平方式與滿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關系的長期政策，為此，他們居然能夠忍受滿清政府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奇恥大辱」，具體的說就是發生在1836年的「律勞卑事件」。英國政府無意支持內皮爾勛爵（Napier·Lord，當時被滿清政府有意譯為「律勞卑」）提出的強硬主張，反而大幅度削減駐華機構的預算，降低駐華商務監督的行政級別並縮小其編制。

再沒有比這一事實更能說明英國政府對華政策消極無為的特點了。在親眼目睹了英國政府對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聽之任之以後，繼任的駐華商務監督們都不願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滿清政府，他們在任期間幾乎是無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窮極無聊的打發時光。

只是當後來義律出任第四任商務監督後情況才開始改變，義律主要是出於個人的進取精神，積極執行著一項消極無為的對華政策。為了與滿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聯系，他竟然違反外交大臣巴麥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態，向滿清政府遞上畢恭畢敬的「稟貼」。蔣廷黻先生曾就此寫道：「原來英國在華的目的全在通商，作買賣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時局的安定。我們敢斷定：鴉片戰爭以前，英國全無處心積慮以謀中國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動就是我們所謂的『將就了事，敷衍過去』」。

關於鴉片貿易，英國政府的態度十分明確，它在巴麥尊給義律的訓令中得到了明確的表達，1838年6月15日，巴麥尊寫道：

關於構成您1837年11月18日、19日和12月7日來信主題的鴉片走私貿易，我必須說，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夠為了使英國臣民能夠破壞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的目的而進行干預。因此，這些人由於更有效的執行中國關於此問題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損失，必須由那些因他們自己的行動造成該損失的人士承擔。

在後來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武裝部隊前來中國時，巴麥尊在發給義律的有關指示中也仍然強調：

女王陛下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權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適當制訂的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任何鴉片。

當義律因為全面違反英國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職之後，巴麥尊在發給新任全權大臣的長篇訓令中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對於這件事情（指禁止鴉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為他們沒有權利這樣做。中國政府完全有權禁止鴉片，如果它願意的話，從事一項違禁品貿易的英國臣民必須承擔這樣做的後果。

對於鴉片貿易，義律的立場比英國政府走得還要遠，在他寫給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滿了對鴉片貿易的強烈譴責。他並不滿足於英國政府一般的不幹預政策，反而企圖主動承擔起制止鴉片走私的責任。他甚至提出與滿清官員一起去共同阻止鴉片走私，因為他相信，那些英國鴉片販子不大把滿清政府的輯私官員放在眼裡，他希望一旦他出現在輯私現場，有助於防止那些人的輕舉妄動。出於對鴉片貿易急劇擴大的憂慮，他還更進一步鼓吹英國政府積極干預以制止鴉片走私。在林則徐所發起的最新一輪禁煙運動中，義律代表英國政府發表了大量措辭嚴厲的通告，警告那些從事鴉片貿易的商人。義律在通告中說：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門以內的這種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裝配的小船中從事上述非法鴉片貿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國人因任何英國臣民或臣民們嚴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傷害前來，該英國臣民或臣民們被正式判定有罪後，將受到重大的懲罰，如同該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轄范圍內所犯的一樣。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擁有這種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裝配的小船在虎門以內從事該非法鴉片貿易的英國臣民：如果中國政府認為適於捕獲並沒收那些船隻，女王陛下政府將決不進行干涉。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於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裝配的船隻在虎門以內從事非法鴉片貿易的英國臣民：對執行搜尋和捕獲任務的中國政府官員進行武力抵抗是一種非法行為，而且他們將按照這種方式承擔後果並接受懲罰，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們本國或任何外國反對他們本國政府官員或任何其它外國政府官員一樣。

即使就是因為「林維喜案件」而被林則徐驅逐到海上四處飄迫之後，義律也沒有改變他對鴉片貿易的態度，他在給巴麥尊的信中寫道，沒有任何人比他「對於在中國沿海進行的這種強制貿易所帶來的恥辱和罪惡抱有更深刻的厭惡態度，我不知道在該貿易與海盜行為之間有何選擇」。

這些史料呈現出與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畫面，最起碼可以說，英國政府承認滿清政府完全有權制止鴉片走私，對他們所採取的禁煙措施並不企圖干預。事實上，他們對待中國政府所頒法律的態度相當認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們的這種態度。

這里再多舉一些例子。當有一次鄧廷楨試圖在廣州商館外面廣場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據說是鴉片販子的人時引發了西方商人的騷亂。本來，鄧是想以此方式威脅那些被認為參與鴉片貿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則認為這個廣場屬於他們所租用的商館，平時被他們用作鍛煉身體的場地，居然當成了廣州當局的刑場，因此非常憤怒。這場騷亂規模很大，差點導致嚴重的後果，而鄧廷楨也因為此事考慮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報告。當事情傳到倫敦之後，巴麥尊質問那些參與騷亂的西方商人：「他們根據所說的什麼權利，認為他們自己有權干涉中國的司法官員們在一座中國城市內為執行他們上級官員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還有一次，為了管理在廣州逗留的英國水手，義律上報了他所制定出的一個章程，巴麥尊在咨詢了法律顧問的意見之後立即指出：「這些章程事實上等於在中國皇帝所轄領土內的黃浦建立了一個警察制度，將是對獨立國家所享有的絕對主權的一種干涉」，斷然拒絕批准。

皇帝罷免林則徐的理由是「內而奸民犯法不能凈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並不完全是借口。以現代反毒品走私的經驗來推導當時，我們本來應該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國社會中反對鴉片貿易的人數非常之多，正是他們在議會辨論時把政府的戰爭議案說成是發動「鴉片戰爭」，這是我所知道的「鴉片戰爭」的第一個出處。要讓這樣的議會最後批准戰爭，必須提出充足的理由。考慮到英國政府並沒有設立宣傳部，也無法壟斷媒體，他們的理由或者說是「借口」要讓大多數議員們接受，肯定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量。事實上在雅片戰爭爆發前，議會主戰派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票數，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最終讓英國議會通過開戰議案的即是林則徐的全面禁止貿易令。

當中英雙方處於僵持之際，林則徐向所有"海外夷人"發布通告，命令他們順從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貿易，封鎖外國在廣州的全部企業，並派兵開進澳門。義律則命令香港、澳門的英國商人及其家屬登船，駛離海岸；林進一步命令嚴禁村民供應英船任何日用品，並且派戰船封鎖英船，一旦發現上岸的外國人，一律就地正法。9月5日，義律派英商郭士立作為特使，交給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對英國船隻的封鎖，恢復正常貿易關系；之二則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處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絕了。下午兩點，義律發出最後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點，英國軍艦向封鎖的中國戰船開火，以圖突破封鎖。《時代周刊》稱之為鴉片戰爭第一槍。其實這頂多隻是一場局部的武裝沖突，稱不上任何戰爭。

小規模的沖突結束之後，無論正常貿易仰或鴉片走私，在整個過程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區別僅在規模縮小了許多。銷毀鴉片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鴉片價格飈升，鋌而走險的大有人在。雙方僵持數月卻沒有積極的解決不能不是林則徐的一個失誤，這種僵持除了導致英國軍艦陸續到達以增強實力之外，還被英國那些反對禁止鴉片貿易的勢力利用，致使武力解決問題的主張逐漸占上風。11月4日，英國軍艦與中國水師在穿鼻、官涌海面開始武裝沖突，至13日，此類沖突共發生六次，雙方各有損失。連同9月5日那一次沖突在內，林則徐報告朝廷稱之為"七戰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贊揚聲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廣東口岸的全部對外貿易。林則徐於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斷絕中外之間全部貿易往來。

中國全面禁止貿易的消息傳到倫敦，主戰派終於得到了他們開戰所需要的票數，盡管如此，在最後表決中，政府的議案僅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多數得到通過，當然，這並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邊的滿清政府。

不僅僅是法律，還應該看得更寬一些的是，在1839年那個炎熱的夏季，中英雙方在一系列具體問題上的認識反差終於變得尖銳起來，構成了雙方沖突的主要來源。這一事實本身說明了不同價值觀念在雙方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卻一直未被重視。知識精英習慣於用實際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更加通俗的說就是用錢來解釋歷史，把功利說成是歷史的唯一動機，而將其它一切都說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張經濟決定論的唯物史觀的巨大影響。但利益，只有被認定是有價值時才成其為利益，在這里更重要的是人們的價值觀念。人們總是通過它的視場來審視自身利益，這種視場猶如照相機的變焦鏡頭，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戰的程度也可縮小為忽略不計。當不同價值觀念的人們面對同一事物時，事物實際上是怎樣也許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應該是怎樣。正是他們對應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條線索去探索那場戰爭的起源。

⑵ 英國人如何評價鴉片戰爭

於鴉片戰爭，我們從小看的是同樣的歷史教材，我們都知道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正是因為鴉片戰爭，我們從傳統的封建帝國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為了掠奪東方財富的不義戰爭，所以我們比較容易在鴉片戰爭這個方面產生一些共識。

⑶ 近代英國侵華歷史回眸與思考是怎麼樣的

自十五世紀末歐洲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以後，西方殖民國家相繼航海東來，掠奪東方財富，開辟殖民地。作為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自然成為西方殖民國家首當其沖的侵略目標。在「西人東來」的掠奪過程中，英國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成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戰爭和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主權受到嚴重踐踏，中華民族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苦難深淵。

⑷ 美英等國歷史書關於八國聯軍侵華以及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是怎樣描述的

英國史中對鴉片戰爭的描述是基督教文化受到愚昧暴力的自衛，更是為了把先進文明帶給東方，促進貿易的目的，甚至在一些英國歷史學家的論著里不怎麼提戰爭，只是說有一些沖突。同樣的情況出現在中國的史書中，對朝鮮和東南亞國家和民族發動的侵略以及帶來的苦難都只是只言片語。

所以個人覺得看歷史最好是能夠結合國外的史書從正反兩個角度來客觀地評價和反思。

英國史里邊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在中國史里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是英國的歷史家們對這個重大的事件究竟如何處理呢？本文的目的即是要探討這個問題。
一 英國通史里邊的鴉片戰爭
一個歷史家對於某一件敘述的詳略多半是決定於在他們的眼光中這件史事的重要性，這本是修史的慣例。我們且先看英國通史中英國歷史家所給鴉片戰爭的地位。近幾十年來，英國寫的單卷的或兩卷的英國史，最著名的有三種。較早的是葛林著的「英國人民簡史」，在這部通史中，鴉片戰爭只佔了兩句話。敘述到巴麥尊的外交政策的時候，他說這位外長到處施行高壓政策：「英國人的良心為一八三九年因中國禁止鴉片私運入境而引起的戰爭所傷害了。」(一九二四年改訂本，卷二，第四八七頁)下邊又說：「對中國講和了，依據和約，幾個海口對外國開放了。」(卷二，第四八八頁)這兩處都是因為敘述一八四○年代英國復雜的外交的時候而附帶提到的。著者並沒有與以適當的敘述，大概他認為這件事情對於英國的影響並不太大吧？不過他在這簡單的幾句話中，對於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倒還明白地承認，並不加以粉飾，這可以代表前世紀七○年代進步的史家的看法，而是後來英國歷史家所不及的。
葛林的「英國人民簡史」以後，十九世紀末年英國史學家伽丁納的「英國史教科書」對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個字也沒提。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因為敘述巴麥尊內閣垮台，順便地說：
「巴麥尊的高壓政策，使得他於一八五七年對中國挑起了戰爭，這場戰爭在國會的多數議員看來是沒有理由的，因而對他加以攻擊。他解散了國會，訴之於國民好戰的本能，他在新國會里反而得到多數。」(一九二七年改訂本，第九五五頁)
這段引文只是說明在一八五八年巴麥尊內閣因為什麼塌了台，並非是要述說這次戰爭。很明顯地，在他看來，這件事情對英國是不足輕重的，因之不必敘入。
近年來新出的英國通史，最著名的自然是屈勒威林著的「英國史」。他這書對於鴉片戰爭也是一字也沒有提。只籠統地說道：
「在這危急的關鍵(按指拿破崙戰爭後)，英國掌握著有色人種的命運。在和中國接觸中，在和印度更密切地接觸中，並且在不久的非洲開發中，它代表著歐洲。假若白種人對土人的接觸仍繼續著以前的愚昧、自私、不負責任的態度，那世界文明不久就會遇到很大的災害。」(第五九八頁)
英國十九世紀對中國和印度海盜式的侵略行為，他竟說是「接觸」。英帝國主義者對於印度無情的壓迫和剝削，他竟說是為了印人的利益。本書對於英帝國主義的謳歌，對於受壓迫民族的鄙視，都是驚人的。所以本書與其說是一部歷史，還不如說是英帝國主義的宣傳品。
以上我們所檢討的三本英國通史，全是資產階級歷史家站在侵略者剝削者的立場寫的。最近一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莫爾吞著了一本「人民的英國史」，站在人民的立場，以辯證唯物論的方法來研究英國史。自一九四五年再版以來至四八年已經出了四版，可見英國人民對於這類書籍需要的迫切。在他這簡短的英國通史中(一冊，共五六三頁)，他給了鴉片戰爭相當的篇幅，並且他直言不諱稱它為「鴉片戰爭」(第四六三頁)，讓我們把這段全文翻譯過來罷：
「一八一三年以後，東印度公司商業收入的來源是靠著中國茶葉貿易的專利，這個專利，以後又維持了二十年。東印度公司每年賣出價值四百萬英鎊的茶葉，約等於在廣州買進時價格的一倍，利潤已經相當的大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進行的時候，正值藍克郡的便宜紗布大量涌人中國的時候，正和從前湧入印度相同。所以這個戰爭表面上看來雖是為了強迫中國人買印度的鴉片，而實際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要突破自由對華輸出英貨的障礙。戰爭之後，英國獲得 了香港和五口開放。到了第二次戰爭(一八五六到一八五八)，英國的勢力就伸入揚子江流域了。」(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頁)
末了他又引了馬克思的話，說明英國的便宜的工業製造品對於中國印度手工業的打擊。拿這些話來和前邊所引的三種資產階級歷史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史學家是如何掩蓋粉飾來欺騙讀者。
二 英國近世史里邊的鴉片戰爭
試再看在英國近世史中，英國歷史家對鴉片戰爭事如何處理。
在馬瑞奧特的「滑鐵爐戰後的英國」一書(第九次改訂本，一九二九年出版)中鴉片戰爭前後佔了三節。第一次鴉片戰爭佔了兩頁，他稱它為「對華戰爭」。按鴉片戰爭這個名辭本來是英國人首先創用的(自鴉片戰爭開始時已經如此稱呼)，可是近來英國的歷史家要粉飾自己國家的侵略行為，便不常用這個名辭了。著者說，關於這次戰役的道德問題，直到了現在還不能解決。在當時英國政治家葛萊斯吞嘗說：「我從沒有聽到比這次對華戰爭起源更不公道，進行時更給英國丟臉的戰爭。」這在當時，英國人都互相傳誦，認為名言；但是一百年後的歷史家硬要將它推翻。竟說在這場戰爭中，鴉片並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一個偶然的問題。他又說：自一八三三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利權取消了以後，鴉片貿易突然增加，而這些新參加對華貿易的買賣人，不受任何束縛，不負任何責任，東印度公司對他們不能過問。這些商人目無法紀，到處闖禍，遂致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他們也承認這次戰爭的本身對於英國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但是他又說：「無論當地的英國臣民和官吏如何地非法，英國政府是無可非議的。」(第一五八頁)說到南京條約，作者的本意又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了。他說：「戰爭雖然沒有帶來了光榮，但是由南京和約中我們倒得到了不少切實的利益。」(第一五九頁)
這書對於二次鴉片戰爭也有簡單的敘述(第二五五至二五六頁)，關於亞羅船事件，他竟含混其辭地說道：「無論是和非罷，亞羅船是在英國的旗幟下航行的。」(第二五五頁)他承認英國香港總督鮑林是要拿這事件作借口來達到廣州入城的目的戰爭才因之爆發(第二五六頁)。這本書雖然對於兩次鴉片戰爭都有簡單敘述，但是完全是為英國的侵略政策辯護，其中的敘述是毫無價值可言的。
較馬瑞奧特的書更詳細的是羅和山德斯二人合著的專論維多利亞女王朝的「英國史」(一八三七至一九○一)。這部書雖是以政治外交為主，但是講到鴉片戰爭的地方也很簡略，在五百三十二頁中只佔了兩三頁的篇幅。
他們指出這次戰役是為了對於鴉片的爭執而引起來的。但是又把戰爭的責任歸到林則徐身上。他們承認舟山一役，英國的兵丁因疫疾損失了一半，所剩下的一半又重傷了二分之一。從前一般的印象，以為英國得了一個便宜的勝利，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失，這是錯誤的。翌年英國又大舉入寇，當時清朝的主戰派失敗，投降派得勢，英國才得到了便宜的勝利。最後他又指出當時英國一部分主持正義的人士對於這次戰役頗加攻擊。但是單從鴉片貿易一項，印度政府一年抽稅就在一百多萬磅以上，為了經濟利益英國政府也就顧不得道義了。(第四十一至四十二頁)
吳德渥德的「改革時代——一八一五至一八七○」是牛津英國史的第十三本，也是一部較新的十九世紀英國史，一九三六年出版。在這部書中鴉片戰爭佔了三頁的篇幅，從一八三九敘述到一八六○年，算是較為詳細的了。
但是他的敘述充滿了偏見和武斷，為英國侵略政策盡了辯護的能事。他也稱鴉片戰爭為對華戰爭。他以為戰爭的主因是東方和西方的社會政治的不同，這種不同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的，所以終致訴之於武力。中國的皇帝要保持幾千年的傳統，反對進步；而西方的商人根據他們冒險貪得的習慣，堅持要和中國自由通商。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his_study/content.jsp?n_id=6289

⑸ 英國的歷史教科書對鴉片戰爭怎麼交代的

1、英國歷史對此事提的不多，原因：對天朝而言，這是大事，「千古未有之變局」的開端；對英國而言這事多了去了，不值得反復提；就如同，壬辰朝鮮中日之戰，對日本而言是大事；對大明而言，只是萬曆年的三大征之一，不值得寫太多；
當時，開戰派是為了保護自由貿易而戰。反對派是反對為了保護走私販而戰。當年鴉片的毒害還沒有被充分認識到。而且個人以為鴉片的毒害性被誇大了（民國，洋鴉片被土鴉片代替中國的陝北、甘肅、雲南大量種植鴉片，吸鴉片合法化，在部分地區鴉片由於其不易變質、價格較高、便於攜帶、易於分割的特點甚至於成了貨幣的替代品。（法幣貶值太快是另一個因素）。
抗戰期間，中國依然忍到了日本投降。
順便說一句，英國人當時並不禁止鴉片，《福爾摩斯》就曾經在鴉片煙管里吸過鴉片。

天朝禁止英夷長駐廣州，禁止讀中國書，禁止見天朝官員，禁止學習漢語，禁止詢問物價，禁止從非官方指定的貿易機構進行貿易，禁止自行僱傭中國雇員。 ------這絕不是平等貿易，而是對赤裸裸的對「夷人」的畸視。

⑹ 英法聯軍侵華的歷史

英法聯軍侵華的歷史：

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見到人質和屍體後，認為只有毀圓明園才能給中國皇帝極大的打擊。於是，他們把輝煌的皇家園林看作是中國皇帝的私有財產，成為聯軍報復和發泄私憤的對象。

英法兩國為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而聯合組成的侵華遠征軍。1856年（咸豐六年）10月，英國利用「亞羅號事件」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年3月，英國政府任命前加拿大總督額爾金為全權代表，法國政府任命葛羅男爵為全權專使，率軍來華。

12月，聯軍齊集珠江口，共計5600餘人，其中法軍1000人,英軍4600餘人；軍艦20餘艘,佔領廣州成立聯軍委員會並對廣州實行殖民統治。1858年聯軍侵入天津城郊，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後陸續南撤。

次年，在互換《天津條約》批准書時，英國公使普魯斯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拼湊聯合艦隊再次兵臨天津海口，共有兵士2000餘人，各種軍艦20餘艘，戰敗而歸。

1860年，英、法擴大戰爭，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專使，並任克靈頓和孟斗班為兩國侵華軍總司令，率英軍18000餘人，法軍7000餘人，英艦73艘，法艦32艘，齊集中國海面。

8月24日佔領天津，10月13日佔領北京，侵略軍燒殺搶掠，犯下滔天罪行。焚燒著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造成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11月初撤出北京。1861年10月，《北京條約》規定的中國對英法兵費賠款全部交清後退出廣州。

(6)英國歷史課本如何介紹侵華戰爭擴展閱讀：

英、法公使斷然拒絕，認為他們不是來向皇帝朝貢的，英法作為強國不能從「偏門」進北京，堅持率艦隊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

僧帥在這時使用了「拖延」戰術，他接到咸豐10多份詔書，在英法軍艦抵達海河口多日後，遲遲不去通知他們在北塘上岸，由陸路入京。

英法公使會商後覺得，進京換約早就多次通告了中國政府，如果被攔阻即放棄有損國家威嚴，盡管河道被重重鐵鏈與木樁封鎖，也只能強行開道，挫敗僧格林沁將他們阻於河外的企圖。

為此，普魯斯以英法公使的聯合名義，下令讓艦隊司令賀布清除障礙，打開河道。直到6月25日早9時，普魯斯才接到恆福讓他們改道的照會，但24日英國艦隊司令賀布已經給中方下了最後通牒。25日早10點軍隊開始強行拆除河道障礙，准備強行通過。

而普魯斯此時正在外洋的大船上，距賀布所在的炮艇約有八九英里，不可能及時通知賀布。僧格林沁阻塞河道使英軍拆除障礙相當困難，直到下午3點，英法聯軍突破第一道鐵戧障礙物，開始沖擊第二和第三道障礙物：橫鎖海口的鐵鏈。

此時清軍又使出了驕敵之計，炮台上沒有豎旗幟也不見官兵，似乎沒有做戰斗准備。英軍准備護送普魯斯登陸，但因退潮失敗，英軍擱淺到雞心灘了。正在此時，雙方的大炮開了火。

究竟是哪方先開炮，雙方各執一詞。按英法方面的記載，清軍突然開的炮。按僧王奏摺，是英軍先開的炮。不過僧王忽略了另外一點，英軍根本看不見清方一炮一兵，何故開炮瞎轟？

更關鍵的是，從早上他們就動手了，大半天沒有發一炮，為何下午3時左右卻開炮了呢？如果沒有人開炮阻止他們清理河口的鐵戧鐵鏈，那他們開炮干什麼呢？

4時以後，清軍炮火減弱。賀布判斷錯誤，以為清軍不行了，5時，他下達登陸作戰令。1000餘人（一說600人）的登陸部隊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沙岸前。小船擱淺了，許多士兵從船尾往下跳。登陸後，他們發現面前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溝。

在清軍炮火猛烈轟擊下，英法軍隊死傷慘重。英軍參戰艦艇11艘，被擊沉4艘；參戰1000餘人，死89人，傷345人；法軍參戰60人，死4人，受傷14人。總計傷亡448人。清方參戰部隊4454人，死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