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低保多少錢

① 英國總人口數量2022是多少

英國總人口數量2022是9,540,576人。

英國人真的是世界上最懶惰的人。英國農戶每年需要來自東歐的7萬到8萬名季節性勞工進行農作物收獲和食品加工等工作。今年來英國從事農業產業的人數大幅減少。英國的失業率升至5%， 數據顯示，英國失業人數已達73萬人，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在2020年7月份達到270萬。

英國人口分析

英國總人口6657萬。一方面，英國的莊稼地、菜園、果園，大量的蔬菜水果，因為沒有工人採摘，只能爛在地里。另一方面，270萬英國懶漢，寧願坐在家裡領低保（失業救濟金），也不去農場幹活兒賺錢。英國的公務員真的不知道為人民服務。

溫州市文成縣黃坦鎮，領導義務幫助農民收稻穀我們浙江省溫州市文成縣黃坦鎮，領導義務幫助農民收稻穀。英國的官老爺，只知道拿高工資，不知道幫助英國農民干農活兒。英國的王子呼籲英國人去田間幹活。英國網友不滿：你先上。

在我們中國，領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農民忙不過來，領導就去幫助農民。農活兒幹完了，農民就去做其他的工作賺錢。我們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人。

在英國，官老爺，就是壓榨農民的官僚階級。他們都是不勞而獲的剝削者。英國的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② 英國人低保一個月多少錢

英國不清楚，法國的話有4000rmb左右的收入

③ 在美國生活的十年中所感受到的與美國夢構成矛盾的現實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曾在勝選演講中說過，他上台後要重建美國，重燃美國夢。民主黨治下的八年，有關“美國夢”褪色的話題不時被人提起，貧富不均、機會不等、種族歧視、戰略收縮，這些問題困擾著美國人民，許多人漸漸對政府喪失信心。對於夢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海外移民的感受更為強烈。一位叫孟令軍的美國留學生為我發來了他寫的一篇文章，裡面講述了他在美國生活的十年中所感受到的與美國夢構成矛盾的現實。

國際在線專稿：三百多年前，一群歐洲清教徒為了躲避迫害來到北美新大陸。後來，這群理想主義者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奮斗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實體。美國早期開拓者身上所具備的勤奮務實、渴求平等、堅韌不拔、抱負遠大的精神，恰恰是今天被人們熟知的美國夢的核心內涵。十年前，懷揣對美國夢的憧憬，我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如今十年過去了，美國夢卻猶如明日黃花，凋零之態盡顯。

種族歧視不止是白人歧視黑人

堅信人人生而平等，更多的是一種人類美好的願景。到了美國，我才深切體會到有個叫“種族歧視”的東西無處不在。有件課堂上的小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

大約五年前，我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在學校的寫作課上認識了一個黑人同學，名叫Bob。Bob是學校田徑隊和美式足球隊的隊員。有一天，老師要大家組隊練習，因為那天我遲到了，全班還沒組隊的就只剩下我和他。面面相覷之下，Bob居然加入了其他小組，把我撇到一邊。整堂課下來，我倆又同坐一張桌子，氣氛尷尬到極點。

下課之後，我多次想找機會跟他套近乎，但是他都不理我。等我從停車場開車出來，看見他在跟幾個朋友一起抽煙，這時Bob用F打頭的美國國罵沖我大喊“XX你們亞洲人”，還向我豎起中指。我當時心頭一震，但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種族歧視。

美國黑人自己也歧視其他族裔(網頁截圖)

課程忙忙碌碌，轉眼間到了期中考試。期中考試對我們這些勤奮的中國學生來說並不難，我得了A-。拿到成績的當天，Bob跟幾個同學在討論成績，後座的人借我的卷子對照，Bob在一旁偷看。當後座的人還我卷子的時候，Bob伸手想借我卷子看看，我拒絕了。

這時，Bob頓時蔫了，轉而用低三下四的口吻問我，可不可以借我的卷子看一下?我給了他一個白眼，再次拒絕了他。

Bob於是忿忿不平地說：“你們亞洲人就是態度惡劣!”於是我反問他，是誰在停車場罵我來著?

放學後，Bob找到了我，不停地跟我道歉，解釋說他就是看不慣亞洲人在學校里開豪車。我說，這車是我自己打工賺錢買的，難道這也有錯?他卻說他家人掙錢很辛苦，一家七口人，等等。

打那學期以後，我再也沒見過Bob，但是我記住了這件事。提起英國人，我會想起他們那張刻薄的嘴;提起美國人，我就會想起他們骨子裡的種族歧視。

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非洲裔總統(網頁截圖)

雖然奧巴馬是一位非洲裔美國總統，但我並未覺得在他任內美國的種族歧視因此消失，反而愈加嚴重。就拿Bob這件事來說，黑人始終歧視亞裔，認為亞裔低人一等。奧巴馬的上台更是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我想，一個平等的社會，並不是給予某個群體特殊照顧和對待，而是用對待成年人的態度，平等對待每一個人。

中年人靠領低保養活一家子

通過個人奮斗實現有車有房的中產生活，可以說是每一個中國人初到美國後的第一個夢，也是美國夢最初的內涵之一。但是，現在更多的本土美國人已經忘記了祖先勤勞致富的箴言。

此前我有個鄰居，叫Ben，是個白人，我們一起做鄰居三年。在我的印象中，Ben從來不在中午12點前露面，一年到頭叫外賣、買速食，幾乎每天都看電視看到很晚。周末不是去看電影，就是去看美式足球，或者打電子游戲。Ben看起來30歲出頭，他和他老婆育有二女一子。

有一次我家電視壞了，我去買了個新的，Ben問我多少錢，我說交完稅之後一千多美金。他說，你可真有錢。後來我才知道，Ben常年不工作，年年拿低保，對他而言，房租很便宜，醫療保險也是政府低收入保險。食品劵每個月都按時領，天天跟老婆孩子樂呵呵在一起沒什麼不好。

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靠領低保生活(網頁截圖)

他也曾經跟我抱怨前老闆對他不好，因為他從來不按時上下班，還經常早退。他甚至覺得，一周上五天班太辛苦，吃低保挺好。我問他，對以後有什麼打算，他說，沒什麼打算，希望能買個獨棟房屋，但是房價太貴了，他信用又不算太好。Ben給我的感覺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顧逍遙一時。

後來我搬離了那棟公寓，自己貸款買了Ben夢想的那種帶前後院的獨棟房屋。而我搬離那棟公寓的七年後，偶然路過時發現，Ben他們一家還住在那裡。

眾所周知，現在美國的福利開銷越來越大，基本已達到要靠兩個人的稅收去養一個人的境地，導致更多的年輕人和中年人依靠福利生活。今年6月份，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有9430萬美國人喪失工作能力。數家大型職業調查公司則指出，這些人多半隻是喪失了找工作的信心，從而只靠社會救濟生活。民主黨通過大發救濟贏得底層人民的選票，但是給美國上至聯邦下至各州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

未成年人生子：節制和自律的缺失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我認為這是美國式的樂觀主義的不足。我曾經的一個同事叫胡里奧，是墨西哥移民，跟我一起在病歷室跟結算室工作，他是個快樂豁達的樂天派。

胡里奧有個女兒，叫Linda，才14歲，但是生了一個孩子。我曾經委婉地問他，Linda還這么小，你工作又這么忙，這么早就讓Linda生下孩子好嗎?他說，無所謂啊，孩子跟她男朋友在一起是真愛啊。於是我又問他，Linda自己都還沒長大，她有能力養育這個小生命嗎?他說，不知道啊，試試看唄，又不是誰天生就會當父母，你知道嗎，這也是成長的一部分。

後來，在同事給Linda開的新生兒party(類似中國的滿月酒)上，我見到了Linda的男朋友、孩子的父親。他同樣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臉上雀斑都還沒有褪去。這個男孩和Linda在墨西哥上學時是青梅竹馬，胡里奧帶他全家來美國之後，時不時還回去看看，於是兩個孩子就在一起了。

墨西哥裔移民普遍喜歡多生(網頁截圖)

這男孩子也是膽子大，就告訴家裡人要來美國找他心愛的女孩子，連護照都沒有就翻越邊境一路找尋而來。先是落腳在一個表舅家，後來打聽到胡里奧一家在洛杉磯，就又靠他表舅來洛杉磯的表嬸家，一邊打工一邊學修車。只是因為沒有身份，時不時得躲著警察。

後來我辭職離開了那家公司，但也斷斷續續的知道一些胡里奧的情況。因為他請假多，加上公司運營不佳，後來被公司裁員。Linda後來又生下了一兒一女，全家靠領低保生活。

胡里奧讓我看到了美國式的樂觀主義，但是這種樂觀主義是以自由的名義抹掉了必要的自律。在加州，像Linda這樣的墨西哥裔未成年人生孩子的事情相當普遍。我還記得我上學的時候，有個墨西哥的同學，他家一共有15個孩子，他排行第十三，他母親當時已經52歲，又懷上了第十六個孩子。

14歲生孩子，政府就應該給補貼?眾多年輕人怕吃苦，怕犯錯誤，就可以不去工作，靠政府救濟生活?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和十幾萬億美元的外債，誰來填補?非法移民雖然帶來美國缺乏的勞動力，但是也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單純的給予和包容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正如特朗普所說，美國現在需要的是法律和秩序。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聲稱要恢復美國的法律和秩序(網頁截圖)

所謂的精英階層十年如一日宣傳美國無比強大和一派朗朗乾坤，厭惡說謊的草根階層，再也不願相信這番說辭，而是要求正視問題，要求進行改變。奧巴馬雖然以變革為口號上台，但是八年過去，很多問題還在，人民生活反而變得越來越糟糕。所以，我認為現在的美國更需要變革，更需要以務實的態度去解決問題，而且應該更多的關注民生。

來美十年，從小布希到奧巴馬，再到特朗普，經歷頗多。從開始的理想主義，到現在的現實主義，很多以為的美好，現在看來是一場空中樓閣式的幻夢。曾經嚮往的美國夢的核心精神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不勞而獲、享樂主義、社會分裂，美國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④ 什麼是消費補貼

消費補貼是一種政府的轉移性支出，有現金補貼和實物補貼兩種形式。現金補貼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明補」，通過向特定的對象發放無償性現金補助，使補貼接受主體在自身權利之外得到超額收入，增加了其絕對購買力。而實物補貼是附著於具體的產品、服務和生產要素上的財政補貼，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暗補」，對於實際獲益者來說，他所享受的補貼具體表現為他以一定量的貨幣購得了較多的補貼商品，或者為購得定量的補貼商品付出了較少的貨幣。
我國消費補貼的現狀
從2008年初開始，中央加大財政支出力度，擴大了投資支出，如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資。同時，也加大了消費補貼，通過各種形式提高居民消費水平。

2008年開始，我國各地就相繼發放各種消費券形式的補貼，比如旅遊消費券、購物消費券，這些消費券大多數規定了消費截止期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居民的當前消費。從2009年1月起，我國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lO%左右，還加大了低保金的發放力度，給低收入家庭發放消費補貼。推出汽車下鄉和家電下鄉的財政政策，財政補貼lO4億元。
2009年6月，國家推出包括冰箱、洗衣機、平板電視等8類節能產品的財政補貼政策。7月，國家決定在全年投入7O億元補貼汽車、家電以舊換新，鼓勵提前報廢不達標的污染車，鼓勵節能產品、環保產品。目前，農村的醫療制度也在不斷完善，醫療報銷的比重逐漸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農民的醫療消費。
深圳地區
據2022年5月25日，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2年1-4月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稱，2022年1-4月國內市場手機總體出貨量累計8742.5萬部，同比下降30.3%，其中，5G手機出貨量6846.9萬部，同比下降25.0%，占同期手機出貨量的78.3%。
為進一步刺激經濟，盤活消費市場，作為全國科技先鋒城市的深圳，發布了關於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開展消費電子產品促銷活動。結合開學季、暑促季、傳統節日等主題，在5-8月期間輪動組織開展消費電子專場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手機、電腦(含平板電腦)、耳機、音響、全屋智能家電、智能穿戴設備、消費級無人機、智能家用機器人、智能健身器材等產品，按照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每人累計最高2000元。
同時，鼓勵電信運營商與消費電子生產企業深度合作，開展「換新補貼」「話費獎勵」「套餐升級」等活動。支持回收設備綠色利用，符合條件企業回收舊機在深圳翻新出售的，按照銷售額的5%給予補貼。
針對家電領域，深圳市也發布了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開展綠色節能家電促銷。組織家電生產、銷售企業推出惠民讓利活動，5-8月期間，對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電視機、空調、冰箱、洗衣機、廚房家電、生活小家電等家用電器，按照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每人累計最高2000元。
而且，為進一步刺激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增長，推動深圳市新能源汽車產業高速發展，深圳市也發布了關於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支持個人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對新購置符合條件新能源汽車並在深圳市內上牌的個人消費者，給予最高不超過1萬元/台補貼，全面落實國家新能源汽車免徵車輛購置稅政策。放寬混合動力小汽車指標申請條件。允許名下僅有1輛在深圳市登記的小汽車個人，購買符合條件的混合動力小汽車，並申請上牌指標。開展汽車下鄉活動。在深圳市行政區(新區)內購買新能源汽車的深汕特別合作區戶籍居民，可按相關規定申請純電動小汽車或混合動力小汽車增量指標，並享受相關補貼政策。
這一連串的補貼政策出爐，對緩解當前消費電子行業普遍面臨的銷售和庫存壓力有積極作用，有望進一步促進從消費電子、家電到汽車等多領域市場需求的回升，加速整個深圳甚至國內電子科技產業的回暖。
消費補貼實施方案設計
2020年上半年，杭州、深圳、鄭州等多地通過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激發消費潛力、帶動消費回補。為評估消費券對拉動消費的實際效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劉俏、沈俏蔚教授研究團隊聯合螞蟻金服研究院以杭州為樣本開展了研究。
該研究利用定量模型，對比了領券人群與未領券人群的消費行為，剔除了年齡、性別與消費習慣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充分評估了各界所擔心的「消費提前」情況。結果顯示：消費券刺激消費效果明顯，1元錢的消費補貼，能帶來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且並不是「消費提前」所致，消費券過後消費恢復常態無明顯下滑。其中，新增消費主要流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大的餐飲服務等小微商戶，拉動效應最大的是消費水平較低群體。
消費券在杭州產生積極作用，這也許與杭州的經濟基礎與消費環境有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杭州消費券模式的機制值得推廣——數字消費券避免了現金發放轉化為儲蓄的可能，並且可以充分根據當地產業情況與民眾消費習慣做針對性設計。
如果希望消費券能在全國范圍產生良好效果，各地政府應該積極探索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模式，通過充分調研、論證，在消費券設計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做到「一城一策」。
基於杭州數字消費券的實證研究，研究團隊建議，採取「雙層」消費券實施方案，保障民生與刺激消費並行——對低收入群體和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民眾發放現金券，以紓困與保障民生；同時全國范圍實施大規模消費券發放，以快速、顯著、穩健拉動消費。
對於消費券具體設置，研究團隊建議，面額設計應充分考慮用戶多元化需求，既滿足用戶「必需型」消費場景，也能滿足用戶「享受型」消費場景；通過數字化發放流程與風控機制，確保消費券不被「套現」，有效進入實體經濟，尤其是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餐飲、零售行業；數字消費券的發放與消費應充分發揮互聯網平台的觸達能力，尤其要注重對低消費人群的「精準滴灌」；此外，建立「經濟復甦重建」特別預算制度和專門賬戶，加強事前監督和事後審計。
把大規模消費券發放作為政策工具的原因
第一，基於穩就業與保民生的需要。在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和經濟壓力下，夯實民生底線、穩住經濟基本盤，是統籌推進其他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基礎。
第二，國外發放消費券消費刺激效果不明顯，並不意味著在中國不可行。杭州消費券發放的實踐顯示，政府1元錢的消費補貼能夠帶來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如此之大的實施效果與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數字消費券的採納以及消費券發放方式等有關。
第三，我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發展為發放消費券、提升消費券使用效果提供了便利條件。數據顯示，我國2019年第四季度移動支付交易規模約為59.8萬億元，同比增長13.4%，其中移動支付市場份額前三名依次為支付寶、財付通、壹錢包。國內移動支付用戶已超過10億，政府平台的消費補貼措施可以精確到個人以及行業，並瞬時完成，操作成本低，也解決了傳統消費券發放渠道的資金、人力成本高或不透明等問題。
第四，發行數字消費券能更好實現刺激消費的作用。通過數字化消費券的發放，避免了現金發放轉化為儲蓄的可能；通過靈活設計支持的具體行業與周期，消費券可以定向、多周期地發揮更大作用，並可間接起到為中小微企業減免稅收的作用。

用消費補貼促進消費的長期影響
1、財政赤字。財政赤字需要增迦納稅來解決。很多人從消費補貼中拿到的好處會因納稅增加而減少，特別是類似於我國的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納稅者其實主要都還是消費者。
2、補貼不可持續。因為財政補貼減少了社會整體福利，所以它是一個不斷負反饋的閉環，到某一點後一定會停下來，否則系統就會崩潰。比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中，對一些重工企業進行補貼，結果不但沒有救下它們，反而將整個政府帶入了財政赤字的泥沼中。因為蘇聯的重工企業是高度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它的存在基礎是被完全扭曲了的各種要素價格（包括高端科學家的工資等），所以在私有化後，重工企業是不具備比較優勢了的。在微觀細節中，會表現為高端人才被高薪挖走、財務支出增加、市場需求萎靡等。此時就陷入了「不救必死，救它一起死」的困境。
3、當補貼不得不停止的時候，會帶來巨大的經濟陣痛。在這點上，我們國家就經歷過——停止了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推動國有企業破產，以數千萬國企職工的下崗為代價，換來了經濟上的成功轉型。可以說，如果不是他堅定的改革，我們的經濟很可能陷入俄羅斯那樣的困境。可惜的是，他的改革未盡全功。當改革涉及到了壟斷國企利益的時候...
4、行業補貼影響的不僅僅是得到補貼的行業，還有互補品行業、替代品行業，還有各種要素市場。
因此：
1、雖然短期內，補貼會帶來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補貼並不能增加社會整體福利，相反還會減少。
2、補貼也是一種「劫富濟貧」的思維，但在現實中，更可能是「劫貧濟富」。消費者得到的好處將以稅收增加的形式吐出來。而所謂的稅收增加的形式，可能根本就是你發現不了的。比如，北京地鐵票價那麼便宜的背後，就是地鐵站周邊的房子必須很貴。
3、補貼造成的影響不會只局限於一個行業內，它將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4、要過上好日子，最終要靠提高效率（生產力）。
但是，如果政府的補貼提高了生產力呢？
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個封閉的海島上，只有兩種產業，一個是農業，一個是捕魚業。
捕魚業以更新大型捕魚設備，提高遠洋捕魚能力為由，成功游說政府，獲得了政府補貼。
整個小島會有以下幾個變化：
1、魚的價格會降低，消費者會增加魚的消費量，減少農產品的消費。這使得捕魚業得到發展，但同時，農業會得到抑制。
2、捕魚業的發展，會使得漁民收入增加，農民收入減少，從而更多的人從農民變成了漁民。
3、農民數量的減少，使得農產品產出減少，價格提高，農民收入增加，直到和漁民收入基本持平，否則在沒有其他干預和壁壘的情況下，農民會持續向漁民轉變。此時，整個小島上的收入都比之前的高。補貼帶來了經濟的繁榮。
4、此後，捕魚業並不依賴政府的補貼，政府補貼停止後，它依舊健康發展。補貼的支出可以由後續的收入增長進行填補，沒有人的福利會因此受到損害。
這么一看，不就是完美了嗎？

但實際上，這裡面存在著這么個疑問：更新大型捕魚設備能夠提高捕魚效率，這件事為什麼企業自己不做呢，而是要由政府補貼了才去做？
可能的解釋有：1、需要資金比較大，單獨幾個企業湊不出來。2、眾多企業、個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等，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比較大。3、受到競爭行業的阻撓，比如農業協會。4、風險過大，不願冒險。
但我們仔細想想，這里沒有一個理由是站的住的。在此，我舉一個簡單的事例，那就是大航海時代的英國。眾所周知，英國在大航海時代的起步落後了西班牙、葡萄牙近1個世紀，卻打敗了西班牙帝國，成為了大航海時代的最大受益者。這離不開英國人創造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和股票制度。這2項制度創新基本就將上述的4個理由否定了。
因此，更可能的解釋是：1、政府不讓。2、企業想薅政府的羊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甚至還有些地方政府聯合企業一起薅中央政府的羊毛，遠的有光伏發電，近的有新能源汽車。3、企業自身並不知道這條路走得通。也就是說，政府擁有的信息大於企業，對未來的判斷優於企業。這樣的橋段在很多穿越小說中屢見不鮮。但實際情況真的如此嗎？

⑤ 國外都有哪些養老金制度

由於人口不斷減少和老齡化不斷加劇，降低退休金或再度延長退休者的年齡也難以避免，很多國外的養老制度也不斷的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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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生效的法律，德國退休者的年齡將由過去的65周歲逐步過渡到67歲。所謂逐步過渡是指將延長的2年分為24個月。前12個月，用12年的過渡期，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增加1個月的工作時間，這樣在2024年即可過渡到66周歲時退休。後12個月分6年過渡完，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多工作2個月方可退休，這樣到2031年時即可執行67歲退休的制度。

總之，大多數國家都是讓你在年輕時創造更多財富，老了之後才會有好的養老保險，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了延長退休年齡。

⑥ 國外如何「以房養老」

「以房養老」是西方發達國家常見的一種養老模式,指老人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數額養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務的一種養老方式。在各國特色不同的以房養老實踐中,反向抵押貸款(簡稱「反向按揭」)最受歡迎,也使用最多。
反向按揭最早源於荷蘭,其大致安排是:年輕人購買老年人的住房,並允許他們有生之年仍免費租住該住房,待老年人過世後再收回該住房。
舉例如下：
新加坡可以一次性抵押
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可以申請將房子抵押給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機構或金融機構，由這些機構一次性或分期支付養老金
作為一個非福利性國家，新加坡政府一向倡導國人自食其力。政府並不鼓勵父母留房給兒女，因為已經制定了年輕人可以自己買房的計劃。在擁屋率很高的新加坡，以房養老是常見的模式。
在新加坡，55歲以上的老年人被稱為樂齡人。這些樂齡老人可以從公積金賬戶中領取養老金度日，也可以將自己的房產出租，以租金養老。對於一些住房面積較大又無成年子女同住的老人，政府鼓勵他們以大房換小房，將換房的凈收入用作老年日常開支，或是購買保障型投資產品。
新加坡政府還專門為獨居或只和老伴居住的老人提供一種樂齡公寓，這類公寓通常面積在40平方米左右，價格低廉，一般只需五六萬新元即可購買。碧山社區金茉莉老人公寓就是新加坡養老服務體系中解決老人居住的一個樣板。公寓樓由政府建造，共有176套小面積公寓，公寓以低廉的價格銷售給55歲以上符合條件的老人。此類公寓使用權一般為30年，可延長使用期但不能轉讓和繼承。
此外，新加坡以房養老還有一種形式：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可以申請將房子抵押給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性機構或金融機構，由這些機構一次性或分期支付養老金。老人仍居住在自己的住房內，待其去世後，房屋產權由這些機構處置，進行抵押變現並結算利息，剩餘的錢則交給其繼承人。
英國房子無使用年限
英國的住房養老模式則更多地藉助於保險公司的力量
去年，一份以歐洲12個國家1000名成年人為調查對象的報告披露，英國人正因經濟衰退而重新審視自己的退休計劃。調查發現，超過1/3英國人打算利用房產籌集養老金。有一成退休者被迫出售房產或換成較小房子來維持生計。英國的「以房養老」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把房產抵押給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每月取得貸款作為養老金，老人繼續在原房屋居住，直至去世或搬進養老院後用該住房歸還貸款。據調查，大約有20%左右50歲以上的老年人打算採用這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就是出售大房，換購小房，用差價款養老。此外，還有老人將房產出售後搬到其他物價水平較低的國家去養老。
由於英國的住房養老模式更多地藉助於保險公司的力量，即老人將房子抵押給銀行所獲得的貸款須充當保費用來購買年金，住房反向抵押貸款在英國又被稱作「逆向年金」。由於英國的房子不存在使用年限的問題，而且相關金融服務機構在這一領域運作了很多年，操作規范，因此老年人的權益還是有保障的。
加拿大倒按揭極其個性化
假如房屋等財產由子女繼承，那麼就需要交納不菲的稅費
風景如畫的加拿大有福利之國之稱，是移民的首選國度之一，也是老年人的樂園。大部分加拿大人年老後，都會選擇把住房賣掉，然後住進各種有福利補貼的養老機構。加拿大是倒按揭貸款業務發展比較快的國家之一。超過62歲的老人可將居住房屋抵押給銀行，貸款數額在1.5萬到30萬加元之間，只要不搬家不賣房，房產主權不變，可以一直住到生命的最後，在後人處理房產時折還貸款。比如一位老人將所住的房產抵押給銀行，貸款10萬加元，該老人在15年後去世，銀行將其房產處置後獲20萬加元，減去10萬加元貸款，再減去15年的貸款利息後，剩餘的錢就由其子女或其他繼承人所得。
加拿大「以房養老」的倒按揭極其個性化，即根據貸款人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貸款方案。個性化的設計使倒按揭在加拿大贏得了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以房養老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展，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環境作為保障的。比如加拿大有遺產稅或個人資產增值稅制度，假如房屋等財產由子女繼承，那麼就需要交納不菲的稅費，這就使得部分民眾願意以房養老。
德國拿到錢住進高端養老院
很多老人都選擇把房子倒按揭給銀行，然後用這些錢過質量較高的生活
目前德國的老齡化程度已列歐洲第一，而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體制帶來極大沖擊。「老年人如何養老」已成為德國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德國養老的形式有許多，在家中居住靠社會養老金度日的形式最普遍。此外，「以房養老」的方式也深受歡迎。有的德國老人把房子出租給年輕人，利用房租來維持自己的退休生活。由於德國人支出的房租約占個人全部支出的1/4-1/3，因此通過出租房子養老也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也有的老年人出租一部分房子收小部分費用，年輕人則幫助老年人幹些家務，也緩解了「空巢」而產生的孤獨感。
此外，很多老人都選擇把房子倒按揭給銀行，然後用這些錢過質量較高的生活。比如老年人可以離開現有住宅到外地居住養老，包括旅遊養老、度假養老、回原居住地養老等。也可以用倒按揭拿到的貸款住進一些涵蓋護理保健、文化娛樂等多種功能的高端養老院。

⑦ 為什麼歐美國家的假日那麼多

歐美國家的假日為什麼那麼多，下面我們就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一說。

雖然歐美國家的假期比較多，但是我們也不必太羨慕，請記住月亮永遠是自家的圓。

⑧ 住房痛苦指數的國際住房

「中國住房痛苦(國際)指數」
我們再接著作橫向的比較,即以中國的商品房價格與收入之比,與國際標准進行對比:
一套標准住房,2006年的標准售價為:75平方米×3199元=239925元。
239925元÷11197(年收入)=21.42(年)
你需要花上21.42年收入,才能買到這樣一套標准住房。而且,其前提是,在這些年間通貨膨脹率為零。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前提絕無可能。
如果一個25歲的(已到婚配年齡)中國城鎮居民,想要買到房子再結婚,得熬到46歲。
如果要這個數字更具有可比性,我們將世界銀行所提供的比較合理的房價收入比警戒線設定為1。
世界銀行認為比較合理的房價與人均收入比是4—6倍。世界銀行為房價收入比所設定的警戒線為5∶1。那麼,「中國住房痛苦(國際)指數」即為:21.42年÷5=4.28
這個數字非常直觀地告訴我們,「中國住房痛苦(國際)指數」已高出世界銀行為房價收入比所設定的警戒線的4.28倍。
中英「住房痛苦指數」比較
英國人的「住房痛苦指數」
持「中國的房價應該高，與外國不能比」 的觀點者，其理論依據為，中國人多地少，土地短缺。那麼只拿人口密度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英國。
英國的人口密度大大高於中國，為每平方公里247人，是中國人口密度的170%。中國平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2人。這是一個並不高的，甚至是中等偏低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英國的「住房痛苦指數」大大高出中國的「住房痛苦指數」，是不足為怪的。
而英國2003年的房價，普通地區為200英鎊/平方米（約合388美元/平方米），倫敦地區的房價要貴一些，約合400～600英鎊/平方米。一處480平方米的房產售價為17萬英鎊，因此，英國的一般地區普通住宅售價約合3000～4000元人民幣/平方米；倫敦地區約合6000～10000元人民幣/平方米，或均價1000美元/平方米。
2003年英國人的人均收入為28330美元，以此換算，月收入為2362美元。如此算來：
英國人的「住房痛苦指數」=388美元/平方米÷2362元美元=0．16
這個數字說明，一個普通英國人的月均收入可以買到6．22平方米的商品房，而中國人三個月的月均收入還買不到1平方米的商品房，兩者相差近20倍。
中國人的「住房痛苦指數」
200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除以12，得出月均可支配收入為874元，全國平均房價為2820元/平方米。於是，2003年中國的「百姓住房痛苦指數」即為：
中國人的「住房痛苦指數」=2820元/平方米÷874元=3．22
人口密度僅為英國人口密度70%的中國，「住房痛苦指數」卻高出英國人的「住房痛苦指數」整整20倍。
倫敦與北京「住房痛苦指數」的比較
我們接著看看倫敦與北京「住房痛苦指數」的比較：
倫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數」=1000美元/平方米÷2362元美元=0．38
2003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數為：
2003年1～4月，北京房市的均價為6246元/每平方米，3月為6386元，6月為6333元，7月為6399元，8月為6623元，9月為6733元，10月為6781元，11月為6776元，12月為6723元（以上數據均來自北京市統計局城市調查隊）。
如此算來，2003年北京全年房價的均價應為6483元/每平方米。
北京房價每月都在公布，每個月都在變化，而北京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半年公布一次，所以這個公式的分母是相對穩定的。2003年度北京市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為17633元。以此為基數，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為1471元。
於是，2003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數」為：
2003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數=6483元÷1471元=4．41
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數」高出倫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數」十多倍。
據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收支基本情況」顯示，北京市城鎮居民2006年10月人均收入為1878．32元，居全國各地區之首。而2006年10月北京的商品房均價為9397元/平方米?所以北京市2006年10月的「住房痛苦指數」應為：
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數=9397元/每平方米÷1878．32元=5．0
2006年10月北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數」達到了5．0，高出倫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數」十多倍（同一時間段，英國的房價在下跌）。
對此，又該如何評說？
全球各地的「住房痛苦指數」與上海的比較
我們得把中國的「住房痛苦指數」拿出去，進行全球環境下的大比對，惟有如此，我們才能正確地認識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形勢，也才能正確地認識國家不斷推出的，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又一個的房改新政。 「住房痛苦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商品房的平均售價(平方米)÷人均月收入=住房痛苦指數。 ·
東京與上海
之所以首選與日本的比對，是因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是日本，自然土地最昂貴的國家也是日本。 據國外媒體報道，十年前，僅日本東京一地的土地可比價格，便己高達美國全國土地價格的總和，可謂寸土寸金。而東京目前人口己達3530多萬，是上海人口的兩倍。 目前，世界上房價最貴的地方應當屬日本東京。2005年在東京市區，一套使用面積80平方米的公寓樓(精裝修的3室1廳1廚1衛單元，附送20 平方米的陽台和幾平米的走廊，以及基本電器，包括液晶電視等等)，加停車位售價約為3 000萬日元，摺合人民幣為225萬元，公寓單位平方米的價格約為2.3萬元人民幣。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為34510美元(合27萬6000元人民幣)，月收入為23000元人民幣，東京人的人均收入肯定在這個數字之上。 所以可以得出：東京人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23000元/平方米÷23000元(月收入)=1 但這個數字可能偏高，實際應當小於1。 而且這個比較還是不公平的，更公平、更准確的比較方法為： 將上海的人均收入改為中國的人均收入。2005年，中國的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以此為基數，除以12，可以算出月收入為874元，這樣的計算才更有可比性，但這樣一更改，結果居然是這樣的： 上海市住房痛苦指數=6485元(2005年底上海商品房均價)÷874元=7.42 這樣一來，2005年東京人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甚至還低於2005年中國人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 ·
巴黎與上海
自1999年至今，法國平均房價漲幅超過了45%。不過這樣的漲幅似乎並不算小(同一時間段，中國房價的漲幅超過了300%)，可法國房地產價格在1994年至1999年間，曾大跌了30%強。因此，1999年至今的價格上漲，為法國的平均房價，劃出了一道旋律優美的正弦波曲線。 如果一加一減，法國平均房價在七年間的漲幅不過15%(當然，這個演算法不會如此簡單)，年均漲幅不過2～3%，與通脹的速度相當，漲幅接近零。這不正是我們所夢寐以求的「慢牛行情」嗎? 法國目前只有首都巴黎的房價明顯偏高，其平均房價約每平方米5000歐元。法國2005年的人均收入為24, 770美元，月收入為2064美元。 以此計算：巴黎住房痛苦指數=5100美元/每平方米÷2064美元=2.47 即巴黎2005年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為2.47，而上海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為4.41，上海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大大高於巴黎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高出接近90%。所以，按比例來說，上海的房價大大高於巴黎，是有依據的。 然而，巴黎的房價不能作為法國總體房價的參數，因為巴黎是歐洲僅次於倫敦的第二大投資熱點城市。 距巴黎不過200公里的重要城市南錫的平均房價，就便宜了許多，僅為每平方米1500歐元，即南錫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僅為1。而法國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馬賽的平均房價，也只有每平方米2500歐元。「國民住房痛苦指數」 僅為1.66。 法國的馬賽相當於中國的廣州，而廣州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為4.26，高出馬賽300%。 實際上，法國大中城市的「國民住房痛苦指數」都僅在1～1.25之間漲落。因此，法國的房價和房地產市場狀況，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治理得很好的房地產市場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
紐約與上海
在過去5年中，美國房價漲勢如潮，5年間，房價幾乎上漲了60%。但令人吃驚的是，在同一時間中國的房價卻上漲了100～300%。 我們弄不清是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吹大了全球的房地產泡沫，還是全球的房地產泡沫吹大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 由於中美之間的住宅條件和定價方法的差異，中國和美國的房價很難進行直接的比較。 首先，美國人的住房條件和中國的住房有很大的差別，絕大部分美國住宅都是2～3層高的小洋房，並附帶車子、車庫，甚至游泳池，而社區有高爾夫球場也並不稀奇。但在中國只有高級別墅和高級社區才有這樣的設施。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由於美國只有3億人，而中國有13億人，這是一個原因。可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個汽車上的國家，但中國還是一個自行車上的國家，兩國經濟上的差距是顯然的。 並且，美國房地產商所經營的都是現房，三室兩衛房以上房型佔90%以上，即大戶型為主。並且全是裝修房，基本與中國的豪華裝修相仿。 美國的統計資料都以單元住宅來計算房價，而不是按每平米來計算。按每幢房子來衡量的美國住宅價格,並不能正確反映中美之間的房價水平差異，因為美國的住房面積比中國普遍要大很多。 美國住宅多數集中在150～300平米左右，平均面積在220平方米左右。折算成和中國一致的每平方米單價不足1100美元。 有趣的是，紐約的房價並非美國的高房價地區。目前，舊金山的一套中等價格水平的家庭別墅，售價72.7萬美元，洛杉磯為47.5萬美元，紐約為45.3萬美元，華盛頓為42.9萬美元，這個價格水平是美國中西部地區房價的5倍。 紐約的平均房價為：45.3萬美元÷220平米=2045美元/每平方米。 美國2005年的人均收入為37,610美元，換算成月收入為3134美元。 以此得出：紐約人的「住房痛苦指數」=2045元÷3134元=0.65 算到此處,幾乎讓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為2006年10月上海人的「住房痛苦指數」已達到了5.00，竟高出紐約人「住房痛苦指數」的八九倍(同一時間段，美國的房價在原地踏步，左顧右盼或下跌)。 此前，盡管許多人都作出了上海房價大大地高於紐約房價結論，但都不能像「住房痛苦指數」反映得如此直觀而准確。 可令人感到尤為可笑的是，我們的房地產商和為他們僱傭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是這樣輿論誤導公眾的：如果把美元折成人民幣，那麼，紐約的房價應為每平方米單價近16，000元/每平方米了。不是比上海比上海高很多很多嗎?
還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房地產商規范運用的住宅「建築面積」概念不同於中國的「建築面積」，使得以上單價的比較仍然非常不確切。直接以統計上公布的面積為基礎推算的單價，美國住宅面積數據相對低估，其測量方法下的「單元住宅單價 」需要打折。 中國住宅全是數層甚至數十層的高樓，而且一梯多戶，一個小區有幾百乃至上千住戶，並且建築面積裡面含有很多公用且莫名其妙的空間，住宅實際使用面積大大縮水。大多房子的使用面積只是建築面積的70%左右。 美國人不但普通住宅壓根兒就沒有「公用面積」一說，而且住宅內很多區域也是不算入建築面積的。 因為其計算的原則是「完工面積」，或稱作「地毯面積」。必須是經過建築材料如木板、地毯之類鋪設後的地面和樓面。所以，走廊、地下室、小閣樓、院子都不在銷售總價之內。而按建築行業的指導，室內層高低於5英尺的部分不再計算，如果一個房間7英尺以上的空間不到50%，則整個面積也可不計。 這樣的事實讓我們不得不感慨，一個市場的游戲規則處處為保護用戶利益著想，與一個市場的游戲規則處處為開發商謀利的時候，差別就會如此之大。 ·
倫敦與上海
英國的土地面積小於四川，但人口有8千萬，因此人口密度大於我國的四川省。 在英國，普通地區的房價為200英鎊/平方米，倫敦地區則要貴一些，約合400～600英鎊/平方米，一處4 80平方米的房產售價為17萬英鎊，因此英國的一般地區普通住宅售價約合3000～4000人民幣/平方米；倫敦地區均價為1000美元/平方米。 2005年英國人的人均收入為28,350美元，以次換算，月收入為2362美元。 如此算來，倫敦人的「住房痛苦指數」=1000美元÷2362元=0.38 這個數字同樣讓人難置信。因為2005年上海人的「住房痛苦指數」為4.41，高出倫敦人十多倍。
莫斯科與上海
在剛剛過去的2006年，莫斯科的房價呈直線上升之勢。據俄羅斯權威機構公布的統計數字，到2007年7月1 0日，莫斯科居民住宅的平均價格目前已經達到每平方米(套內使用面積)3653美元。莫斯科市政府有關人士呼籲房地產開發商「凍結」房價，但房地產開發商卻不理睬這種沒有法律作用的「忠告」，購房者普遍認為莫斯科的房價還要繼續攀升。 俄羅斯自1998年遭遇經濟危機以後，全國各地的房價暴跌，莫斯科普通居民住宅樓的價格甚至跌到每平方米80 0美元左右。在此後幾年裡，隨著俄羅斯經濟逐步復甦，各地房價也隨之逐漸回升，莫斯科的房價上升更為明顯，但上漲幅度沒有超出購房者的承受能力。 而莫斯科卻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房價飛速上漲，到2006年年初幾乎達到瘋狂的程度。高檔居民住宅樓從一年前的每平方米2000多美元上漲到每平方米5000美元。 2006年8月3日莫斯科市統計局公布了莫斯科人的收入情況。2006年1～5月份，莫斯科大、中型企業及各種所有制形式的組織機構的就業者月平均收入為20826盧布。據初步統計，按人口平均計算，莫斯科人的月平均貨幣收入合計為27489盧布(1033.4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了 20%。其中，在金融機構工作的工資最高，平均為 45911盧布；教育機構的工資水平最低，平均為12298盧布。 由此得出，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數」=3653美元/平方米÷1033.4元美元=3.53 但即便如此，莫斯科人的「住房痛苦指數」仍大大低於上海人的「住房痛苦指數」。 ·
首爾與上海
2006年11月16日，上海《新民晚報》刊登了這樣一條新聞：《韓國部長因房價過高請辭副總理向無房平民致歉》。該新聞中說，韓國總統府日前宣布，建設交通部長官秋秉直、青瓦台宣傳首席秘書李百萬和青瓦台經濟輔佐官丁文秀，為了對日前發生的房地產政策失敗產生的爭議負責，前天上午向盧武鉉總統呈遞了辭呈。據悉，雖然此次是由他們主動請辭的，但實際上卻是因政策失敗而問責性撤職。 為此，韓國副總理權五奎說，政府「向無住房平民表示歉意」。 道歉之餘，韓國政府和執政的開放國民黨於2006年11月15日舉行黨政協商會議，確定並發表了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方案。根據新方案，韓國將在接下來4年推出164萬套新住宅，並通過限制抵押貸款等措施抑制投機，促成房價下降。 路透社說，這是韓國政府3年來為抑制房價推出的第八套改革措施。目前，在首爾部分地帶，房價上漲率最多達到通貨膨脹率的7倍。房價高漲不僅使韓國普通百姓怨聲載道，還影響了韓國總統盧武鉉的支持率。 那麼韓國首都首爾的住房痛苦指數究竟有多高? 2006年4月，韓國首爾江南地區住宅每坪的價格為3000萬韓元(1坪等於3.3平方米，即900萬韓元/ 平方米)，韓國普通家庭的平均月收入為322萬韓元。依此計算：韓國首都首爾的住房痛苦指數=900萬韓元/平方米÷322萬韓元=2.79 這樣看來，無論是上海市住房痛苦指數還是中國住房痛苦指數，都大大地高於韓國首爾的住房痛苦指數。而且這個比較還是不公平的。因為此公式的數據來自韓國首都首爾的房價暴漲期的豪宅集中區，不具有代表性。而上海的數據為全市均價，因此，首爾的住房痛苦指數實際上應小於1。 ·新加坡與上海 新加坡的組屋(相當於中國的經濟適用房)是精裝修，全傢具電器的，而且只以使用面積銷售。使用面積≥92平米四居室精裝房(全傢具電器)，建築面積≥131平米，僅售27.8～41萬新元(根據裝修和傢具檔次不同，售價有不同 )，新加坡的商品房均價大體在3022新元/每平米左右。在新加坡月薪2000新元(1萬人民幣)是低保，普通民眾平均月薪3900元。以此計算： 2006年新加坡住房痛苦指數=3022新元/每平米÷3900新元=0.77 ·
瑞士與上海
瑞士房價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以價格最高的蘇黎世州為例，在蘇黎世市區或風景區的房價約合2500～70 00瑞士法郎，也就是合15000～40000元人民幣/每平方米，即：2000～5000美元/每平方米。但郊區的住房要便宜一些(蘇黎世市區很小)，約為1500～3000瑞士法郎，合9000～18000元人民幣/每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售價為15～20萬瑞士法郎(合90～120萬元人民幣)居多。 瑞士蘇黎世市區2005年房價約為4000美元/每平方米。這在世界各國首都的房價中，算比較貴的。 2005年瑞士的人均收入為39,880美元。月收入為3323美元。依此計算： 瑞士人的「住房痛苦指數」=4000美元/每平方米÷3323.3元美元=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