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凱恩斯主義的作用削弱原因
凱恩斯生活在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到私人壟斷過渡的英國。當歷史進入20世紀以後,作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業制度典範的英國,開始染上今天人們所說的「英國病」。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國國運的轉折點。由於大戰中政府開支劇增,英國被迫中止實行多年的金本位制。在擺脫金鎖鏈之後,通貨出現迅速的膨脹。大戰之後,英國開始從殖民帝國、世界工廠的峰頂一步步衰退了下來。 一個國家在世界文明中的領先地位往往成為阻礙它進一步發展的歷史重負。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取得的巨大成就,拖拽了它在新世紀中的前進步伐。世界工廠、大殖民帝國的特殊歷史地位,通過種種機制使英國在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組織的完善和經營管理方式的改進等方面,逐漸落到後起資本主義國家後面[[2]]。這一潛移默化的過程最終削弱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優越地位。 對於英國這樣一個國內市場不廣闊的島國來說,一旦在國際貿易的競爭中喪失了在產品構成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優勢,必然給國內經濟造成不良影響。所以從1920年開始,英國經濟就陷入了停滯狀態,煤炭、棉紡織品、造船工業等重要部門因國內市場狹窄和出口不順利而無法恢復元氣。 英國經濟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不景氣由於統治者的錯誤決策而更加加深。當時的英國政府並沒有意識到英國經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依然按照維多利亞時代行之有效的原則來制定經濟政策。為了提高英國在國際金融界的信譽,鞏固倫敦作為世界金融市場的地位,英國政府於1925年恢復了金本位制,使英鎊價值固定在黃金上,結果是提高了英鎊的匯率,造成進口增加,出口減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只能是通過提高利率以減少資本凈輸出,來平衡外貿方面的凈輸出的減少。但提高利率卻造成國內投資需求不振,失業人數增加。 龐大的失業大軍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何降低失業率便成為英國朝野共同關心的問題,由於金本位制的恢復,很難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刺激就業,因此從二十年代起,就不斷有人提倡以公共工程來減少失業,也就是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就業。但是以新古典學派的理論為基調的「財政部觀點」反對用公共工程緩和失業。結果英國經濟在20年代的蕭條狀態一直持續到大危機爆發。 20年代的英國病,雖然不是凱恩斯《通論》的直接社會原因,但它對《通論》的出台起了如下的作用:(1)使凱恩斯較早便開始考慮失業問題,(2)20年代英國恢復金本位制的後果使凱恩斯更清楚地看到了通貨緊縮與失業增加之間的關系,(3)公共工程問題的討論使凱恩斯考慮了財政政策與失業之間的關系,使卡恩提出乘數概念,為凱恩斯日後的乘數理論奠定了基礎。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是資本主義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與以往的歷次危機相比,它有以下新特點:首先是持續時間長達5年,實際上造成了長期蕭條的局面;而以往的危機,生產下降的持續時間不過幾個月、十幾個月,如何解釋長期蕭條的形成,便成為經濟學面臨的一大課題。其次,這次危機所造成的生產下降,失業增加,都是以往的危機所難以相比的。1932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比1920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在五年時間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總失業人數由一千萬增加到三千萬,加上半失業共達四千萬至五千萬人。其中美國失業人數由150萬增加到1300多萬,失業率接近25%。這次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倒退到1908-1900年的水平,英國甚至倒退到1897年。而以往的經濟危機,生產水平通常只倒退一、二年。第三,這場危機不僅僅是一場生產危機,同時也是一場金融危機。它的開端便是紐約股票市場於1929年10月爆發行情暴跌,嗣後不少國家的股票交易宣告破產。美國的股票價格平均下跌了79%。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有許多銀行由於猛烈而持續地爆發擠提存款、搶購黃金的風潮而破產倒閉。更為嚴重的是,在以往的危機中時常採用的旨在擺脫危機的金融貨幣政策完全失靈。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對當時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設和理論越來越受到沖擊的思想家,作家和藝術家之一。當物理學開始質疑絕對時間的必要性,作家們開始質疑敘事結構,作曲家開始質疑調性的和諧是否必須的時候,凱恩斯開始質疑當時經濟學上的兩大支柱:首先是貨幣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牢固的基礎,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薩伊法則所認定的,如果需求減少,則供給或者價格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重新達到平衡。 凱恩斯自己與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區有著緊密的聯系,而且陶醉於改變人們思想的氛圍。正是這一經歷和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他最終決定與傳統理論決裂。1920年他寫出了《和平的經濟後果》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闡述了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權力和整體經濟趨勢的效果的文章,發展了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參照物的理論,他越來越相信經濟系統不會自動地沿著一個曲線即經濟學叫所謂的最優生產水平前進。可是他既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來表達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經濟系統開始沖擊英國——當時居於中心地位的國家。為了利用競爭優勢,英國按照自由貿易政策,從其它地方進口食品和其他低價值商品,並用節約出來的勞動製造高價值的商品用於出口。這一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使英國達到了帝國的顛峰,並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廣闊的殖民地以及其經濟和軍事上不同英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隨著德國經濟的崩潰和超通貨膨脹的來臨以及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對金本位,經濟自動調整的特性以及以生產帶動經濟的模式的批評開始浮出水面。數十個不同的學派爭奇斗艷。凱恩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傳播著一個簡單的觀點:大蕭條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三十年代的時候在生產和投資領域有一股投機的風潮——當時的工廠和運輸網路遠遠超出了當時個人的支付能力。對「需求不足」的重視和他創造的允許政府能夠調控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的形式使當時的眾多年輕經濟學家接受他的理論和方法。 也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反對他的理論,認為導致蕭條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對商業的信心;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削減政府開支,從而恢復對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2. 英國病的分類
所謂的「英國病」,是指在二戰結束後,英國經濟出現的滯脹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經濟學家戲稱為「英國病」。( 本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英國在世界列強中的實力地位下降,人們通常稱它作「英國病」或英國的衰退。)
「英國病」的出現還有著復雜的背景。戰後的英國奉行凱恩斯的市場供求經濟學說,無論在什麼階段,政府都喜歡用凱恩斯經濟理論來解決。不錯,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凱恩斯主義的確幫助英國解決了不少問題。在就業、投資、國家干預等問題上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成為英國各界政府挽救經濟的法寶。然而這種過於迷信的崇拜,讓英國經濟策略變得單調,缺乏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的靈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凱恩斯主義的誘導,忽略了社會基本矛盾,而將注意力單純放在了供求關繫上,為國家的經濟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英國學者薩姆,艾倫諾維奇說:「英國發展不快,生產率低,增長速度慢,實際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對衰退不可避免』。戴維·科茨和約翰·希拉德說:「自19世紀末以來,所謂『英國病』,已經廣泛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幾乎所有輿論都認為情況不妙,衰退加劇」有人則把「英國病」和19世紀歐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英國病」的症狀,從縱向看,表現為主要經濟指標增長緩慢。從橫向看,表現為英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日趨下降。對「英國病」根源,國內外學者眾說不一。有的強調:「深植於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環境之中」。有的強調導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經濟因素。
撒切爾夫人針對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採取以貨幣學派為主的綜合治療「英國病」措施,取得了經濟發展的明顯成效,使「英國病」症有了緩解。
不得不承認,倘若英國沒有及時出現一位如此果斷的首相,恐怕英國病遲早會將英國推入墳墓。
一個創造了歷史奇跡的人,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11年來,英國經濟在撒切爾的精心扶持下逐漸壯大,困擾英國幾十年的英國病也基本治癒。盡管撒切爾在職期間對於一些政策的制定缺乏考慮,但她所製造的撒切爾奇跡永遠被保留在歷史最光輝的篇章中。她為了黨內團結而不惜犧牲自己政治生命的氣節,更是讓許多人感動。直到今天,人們提到英國還會想到那位有著堅定笑容的女首相。 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內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所造成的人口、生產力逐漸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和集中的過程。人口相對集中,並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標志。
所謂「英國病」,是指工業化促進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自鄉村向城市的過度匯集,產業污染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的損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給社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直至給「整個國民經濟乃至國家」都帶來深遠影響。
英國是最早步入城市化的國家。早在18世紀工業革命後,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至20世紀30年代,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80%,50年代居住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例為38.4%。50年後,超過90%的英國人生活在占國土面積10%的大城市中。急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生活環境急劇惡化,人口向狹小城市圈集中,導致了良莠混雜的城市文明及生活方式的浸透。
未來中國的城市化也將面臨各種挑戰,人口高密度、產業結構失調、城市污染對生態環境的危害、城市犯罪帶來的負面影響,都將是造成城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發展過程中的「英國病」現象的主要原因。避免城市化中的「英國病」,首先要解決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結構矛盾;實現城市與區域互動、都市與農村呼應;以中心城市為依託帶動周邊城市和地區經濟、技術協調發展的創新都市圈體制與政策,作為主導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基本形式。城市與區域發展的互動、合作包括兩種形式:一是都市圈域內城市間的交流、互動與合作,如長三角都市圈內城市間的互動合作。另一是都市圈之間的合作互動,如長三角與中西部都市圈經濟、技術與生態環境的合作互動。
在未來都市圈域經濟的互動中,中心城市應有所取捨,逐步退出與中小城市爭資源、爭資金、爭市場的競爭性產業領域,採取進退結合、先後有序的策略。近20年,美國成功實行了城市功能轉變,城市產業退二進三,完成了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換和升級,生產職能減弱,流通信息功能增強,城市由工業中心轉變為信息交換和經濟決策中心。
第一產業中的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互動,是創新城市化的又一重要方面。在新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地位很重要,大城市郊區的農林業既是城市居民生產、生活的物質基地,又是維系都市生態環境有序循環的「綠肺」。在日本,綠色農業是首都圈經濟的一大熱點。第一產業雖比重不大,卻注重都市農業、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的發展,不斷提升農業新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使首都圈第一產業產值大大超過近畿圈和中部圈之和。在中國城市化互動中,人力和人才資源、資金和投融資,以及知識、技術的東西部互動,是實現未來50年中國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證。
在我國城市化互動中,人力和人才資源、資金和投融資,以及知識、技術的東西部互動,是實現未來50年我國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證。
從全國看,地域間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本的互動將為城市化帶來兩大社會效益:其一,縮小工資差別,實現生產力各部門間的均等化,從而拉動城市技術與生產力的發展。其二,由於部門間邊際生產力的平均化,可以實現城市與區域經濟總體產出水平的極大化。 不列顛民族歷來所面臨的最大的威脅既不是來自蘇聯,也不是來自核武器擴散,甚至也不是來自國內的恐怖活動。它來自我們中間。
這個威脅是什麼呢?它是新的英國病:自我毀滅的民族懷疑悲觀情緒。這種病是由英國精英階層中所謂的輿論製造者們散布的。這些人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我們大家的最佳選擇。這種病的表現為:總喜歡輕視我們的國家,贊揚別的國家;貶低我們的成就,羨慕別人的成就;蔑視我們的國家制度,贊許別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我們的每一個全國性人物。悲觀主義者們已經散布了一種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學者、教會神職人員、作家、評論家和新聞記者們表現出新英國病的全面症狀。
一個不珍視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國家,不可能保持長期的穩定和繁榮。自我懷疑腐蝕著我們的制度,使國家削弱。
出了什麼毛病呢?我們的國家在面對戰爭的災難時曾經具有很高的抗禦力,可是在面臨和平時期的失望時缺乏精神力量。也許,我們看見那些曾被我們打敗過或者在我們幫助下免遭失敗的國家,一個一個地從廢墟上興起,並在經濟上超過我們時,我們感到不開心。也許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導致了沉湎於自哀自憐和妄自菲薄。
民族寬容的優良傳統已經蛻變為走向虛無主義的新傾向。這種虛無主義佔了上風的事例一直給人以深刻印象。在教育領域,這種虛無主義導致我們鄙視出類拔萃,模糊了衡量成就的尺度,並且撤銷了我們的大多數文法學校。
不單單是在教育領域,同樣嚴重的是,虛無主義已經把英國的每一種制度變都成了嘲笑的對象,包括英國王室,而且議會也一直受到類似的攻擊。我們的輿論製造者們或許是染上了新英國病,但是英國人民並沒有患這種病。大多數英國人希望回歸到傳統價值觀念。他們為自己的國家而自豪,並熱愛她的那些突出的特點,但有人每天都向他們散布悲觀主義和懷疑論的做法,使他們感到失望。
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局面。如果悲觀懷疑情緒已成為這個新的社會權力體制的首要特徵,那麼,我們就必須向它提出挑戰。
3. British Disease 的起因誰知道
「英國病」的出現有著復雜的背景。戰後的英國奉行凱恩斯的市場供求經濟學說,無論在什麼階段,政府都喜歡用凱恩斯經濟理論來解決。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凱恩斯主義是根據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
《通論》出版初期曾受到少數正統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批判和質疑,也曾引起廣泛的爭論,但《通論》的基本觀點不久便被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所普遍接受。凱恩斯的追隨者對《通論》進行了大量的詮釋、修補和發展,形成在理論和政策上具有廣泛影響的凱恩斯學派,或稱凱恩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在 50~6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和大學講壇上佔有統治地位。
由於《通論》的總量分析是在假定現有勞動力的技藝和數量,現有資本設備的數量和技術、競爭程度、社會結構等都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它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又被稱為「短期的比較靜態分析」。凱恩斯的追隨者為了使《通論》在 理論上進一步完善,力圖使它「長期化」、「動態化」,提出了各種「經濟波動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尋求使資本主義得以穩定增長的途徑。
《通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凱恩斯的追隨者竭力把《通論》提出的政策建議具體化,並特別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他們以 調節社會總需求(包括消費、投資、出口、政府對貨物和勞務的購買)、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標,提出在蕭條時期要減低稅率、增加政府開支實行赤字預算、增發 公債、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資和消費;在高漲時期則提高稅率、控制政府開支、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資和消費。經過凱恩 斯主義者的鼓吹和影響,戰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把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目標,推行上述凱恩斯主義的財政金融政策。這些政策雖然在戰後50~60年 代對刺激經濟增長、緩和經濟危機、減少失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它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有增無已,而危機和失 業並未消除,終於到70年代初出現了物價高漲和大量失業並存的「滯脹」(見停滯膨脹)。對此,凱恩斯主義者既無法作出自圓其說的解釋,更提不出可行的對策,連他們自己也哀嘆凱恩斯理論出現了危機,需要重新加以詮釋和修補。《通論》所闡發的理論和政策的失靈,正是當前資本主義制度危機加深的一個反映。
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缺乏微觀基礎,不能同傳統的微觀經濟學保持一致。在實踐上無法解釋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並發的現象,在滯脹面前束手無策,因而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凱恩斯主義掩蓋了這一本質,符合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其目的在於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需求。但並不能從本質上克服矛盾。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應該看到,凱恩斯主義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內在矛盾,起作用是有限的。
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壓制了市場自身的調節作用,忽視了市場經濟規律。這就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在73年愈演愈烈的滯漲現象,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局面。治理經濟停滯與治理通貨膨脹的手段恰恰相反,所以,治理一個必然導致另一現象更加嚴重。
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凱恩斯主義幫助英國解決了不少問題。在就業、投資、國家干預等問題上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成為英國各界政府挽救經濟的法寶。然而這種過於迷信的崇拜,讓英國經濟策略變得單調,缺乏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的靈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凱恩斯主義的誘導,忽略了社會基本矛盾,而將注意力單純放在了供求關繫上,為國家的經濟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4. 亞當·斯密:經濟學鼻祖目錄
第一部分 思想緣起
一、亞當·斯密小傳
(一)溫文爾雅的斯密博士
(二)科卡爾迪的少年時代
(三)格拉斯哥情緣
(四)就讀牛津大學
(五)重返格拉斯哥
(六)經濟學的人性根基——《道德情操論》面世
(七)游學歐洲大陸
(八)巨著告慰摯友
(九)斯密的晚年
二、斯密學說的時代背景
(一)斯密自由主義思想的來源
(二)斯密思想體系產生的社會背景
第二部分 理論全貌
一、亞當·斯密的倫理學
二、《國富論》——富國裕民的寶典
第三部分 時間洗禮
一、誰改變了世界
二、無形之手治癒「英國病」
三、斯密經濟增長思想
四、斯密的二重方法及其歷史影響
五、斯密理論對中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