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國近代醫學發展史
醫學經歷了傳統醫學、實驗醫學和現代系統醫學發展時期，歐洲傳統醫學與實驗生物學的結合誕生了西醫學，中國傳統醫學和西醫學的融合正在形成系統醫學的模式。
近代
西方近代醫學是指文藝復興以後逐漸興起的醫學,一般包括16世紀、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醫學.
16世紀的醫學
封建社會後期,手工業和商業開始發展,生產力的增長促進了對新市場的尋找.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7年達·伽馬發現好望角,1519～1522年麥哲倫環繞世界……,這些都加強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許多葯物也由東方傳入歐洲.美洲發現後,歐洲也有了金雞納、愈創木、可可果.
由於資本主義的興起,首先在義大利形成了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是敢於向教會思想挑戰,反對宗教迷信的束縛.他們的口號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應該了解」,以此來反對神學的統治.他們一方面傳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鑽研和模仿古代希臘的文化,因此稱為「文藝復興」.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體運行論》,標志著科學史上文藝復興的開始.
文藝復興運動中,懷疑教條、反對權威之風興起.於是醫學界也產生了一場以帕拉切爾蘇斯為代表的醫學革命.
中世紀的醫學學校中,主要講阿維森納的《醫典》,以及加倫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師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陳規,毫無生氣.文藝復興的狂潮,很快就波及醫學領域.帕拉切爾蘇斯首先指出人體的生命過程是化學過程,他在巴塞爾大學任教時主張用流行的德語寫書和講演,使醫學易為大眾所接受,這是一件偉大的改革.他重視實踐,反對煩瑣的經院哲學,反對中世紀的傳統和權威觀念.他說「沒有科學和經驗,誰也不能成為醫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證古代權威的著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師—經驗寫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陳規和盲目崇拜進行斗爭,公開焚毀了加倫和阿維森納的著作.
在封建社會,各民族無例外地禁止解剖屍體,因此人體解剖學得不到發展.這個時代的醫書,解剖圖幾乎全是根據動物內臟繪成的.而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把人作為注意的中心,這反映在醫學領域內,人們首先重視的就是人體的構造.
首先革新解剖學的是義大利的達·芬奇,他認為作為現實主義的畫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結構,尤其需要了解骨骼與肌肉,於是他開始從事人體解剖.他所繪制的700多幅解剖圖,傳至今日只有150餘幅,畫得大都准確、優美.
達·分奇首先對加倫的解剖學發生疑問.他曾往氣管吹入空氣,但無論如何用力,也不見心臟膨脹起來,由此證明加倫所謂肺與心相通的學說是錯誤的.他還檢查過心臟的構造與形態,他所畫的心臟圖較以往有關圖畫正確得多.此外,他還發現了主動脈根部瓣膜的活動及其性質,證明瓣膜的作用在於阻止血液迴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問題,不久就引起了醫學家們的注意.
根據直接的觀察來寫作人體解剖學教科書是由維薩里完成.維薩里肄業於盧萬大學,後轉入巴黎大學.當時,這兩所大學講解剖時,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講課,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內最多隻允許進行三或四次解剖.維薩里不滿足這種狀況,曾夜間到野外去盜竊屍體來進行解剖.當時義大利的帕多瓦大學有歐洲最好的解剖教室,於是他就到那裡任教.1543年,他將工作中積累起來的材料整理成書,公開發表.這本書就是《人體構造論》.維薩里雖然也受到當時保守派的指責,但他的學生們發展了解剖學.
中世紀,由於手術操作污穢而受到輕視,一般的外科手術都由理發師進行.法國的帕雷就是理發師-外科醫生,他曾任軍醫,在戰傷處理中,用軟膏代替沸油處理火器傷,取得了很好的療效；他還用結扎法取代燒灼法進行止血；做過異位胎兒倒轉術；創制過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國文字法文寫成的.
14～16世紀,傳染病非常流行,曾奪去無數人的生命.這時弗拉卡斯托羅提出有關傳染病的新見解,認為傳染病是由一種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還指出了三條傳染途徑.
總之,16世紀歐洲醫學擺脫了古代權威的束縛,開始獨立發展,其主要成就是人體解剖學的建立.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的醫學
在17世紀,英國科學處於領先地位.
17世紀,量度觀念已很普及.最先在醫學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聖托里奧,他製作了體溫計和脈搏計,還製造了一個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運動、進食.在排泄前後,他都秤量自己的體重,如此不厭其煩地進行了30餘年.他發現體重在不排泄時也在減輕,於是認為其原因是「不易覺察的出汗」,這可以說是最早的新陳代謝研究.
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哈維畢業於帕多瓦大學,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學的解剖學家們曾相繼發現並解釋了血液在心臟循環的過程.1553年,西班牙學者塞爾維特確認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時,不是經過中隔上的孔,而是經過肺臟進行了「漫長而奇妙的迂迴」.
哈維最先在科學研究中應用活體解剖的實驗方法,直接觀察動物機體的活動.同時,他還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總動脈,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動脈的血量.他分析認為血液絕不可能來自飲食,也不可能留在身體組織內,他斷定自左心室噴入動脈的血,必然是自靜脈回歸右心室的血.這樣就發現了血液循環.哈維於1628年發表了著作《心臟運動論》.
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17世紀初出現的.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在這以後,科學家利用顯微鏡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
義大利馬爾皮吉觀察動物組織,發現了毛細血管,他還觀察過脾臟、腎臟等組織的微細結構.荷蘭業余科學家列文胡克也作過許多顯微鏡觀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細胞；他在觀察蝌蚪的尾巴時發現血細胞從毛細血管中流過的情形.他和馬爾皮基的觀察填補了哈維在血液循環學說中留下來的空白,說明血液怎樣由動脈進入靜脈的.但是,17世紀的顯微鏡觀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體組織學是19世紀才發展起來.
17世紀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都有了進步,醫學家也開始不滿意過去的醫學學說,出現了一些新的學說,這主要有三種派別.其一是物理學派,醫學機械論者、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爾對醫學的見解就是代表.他主張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機械的反應；認為人有靈魂,而靈魂存在於松果體中.
化學派則以化學原理解釋生理和病理現象,荷蘭人西爾維烏斯可為其代表.他曾致力於鹽類的研究,認為身體的三要素是水銀、鹽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動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倫學說的信奉者,認為疾病的發生是酸性和鹼性的平衡失調所致,所以其治療方法也是以平衡兩者的關系為主.這個學派是當時醫學上有勢力的一派,他們在唾液、胰液和膽汁方面的研究對生理學有一定的貢獻.他們認為血液是中樞,一切病理過程都由血液產生.對所有疾病都用化學原理進行解釋和治療.
另一位英國的化學派代表,牛津大學的威利斯注重臨床觀察.在西方他第一個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稱威利斯氏病,他記述過現在所稱的重症肌無力,還描述並命名過產褥熱和大腦基底動脈環.
還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認為生命現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學的支配,生命現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來維持的,這種生命力亦即活力.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爾,他認為疾病的原因在於生命力的減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紀更為盛行.
這三個學派雖然開始於17世紀,但其影響都很大,直到20世紀各種學派中還能找到它們的蹤跡.
內科學直到17世紀一直沒有什麼進展,醫術與中世紀相仿,四體液論依然是疾病理論的基礎.由於當時醫生多研究解部學和生理學,似乎忘記了醫生的責任,所以17世紀的臨床醫學家西德納姆指出「與醫生最有直接關系的既非解剖學之實習,也非生理學之實驗,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醫生的任務首先要正確探明痛苦之本質,也就是應多觀察同樣病患者的情況,然後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識,以導出疾病之解釋和療法」.同時,他非常擁護希波克拉底關於「自然治癒力」的思想.這既說明了當時臨床學還很落後,也表明他對人體抗病能力的重視.
18世紀的醫學
到18世紀,醫學家已經解剖了無數屍體,對人體的正常構造已有了清晰的認識,在這基礎上,他們就有可能認識到若干異常的構造.
義大利病理解剖學家莫爾加尼於1761年發表《論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書,描述了疾病影響下器官的變化,並且據此對疾病原因作了科學的推測.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損傷,而且認為每一種疾病都有它在某個器官內的相應病變部位.在他以後醫師才開始用「病灶」解釋症狀,這種思想對以後的整個醫學領域影響甚大.
18世紀後半期,奧地利醫生奧恩布魯格發明了叩診.他的父親是酒店老闆,常用手指敲擊大酒桶根據聲音猜測桶里的酒量.後宋,奧恩布魯格把這個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尋找「病灶」.經過大量經驗觀察,包括屍體解剖追蹤,他創立應用至今的叩診法.但叩診法的推廣應用,還是19世紀的事.
在17世紀以前,歐洲並無有組織的臨床教育,學生到醫校學習,只要讀書,經過考試及格就可領到畢業證書.17世紀中葉,荷蘭的萊頓大學開始實行臨床教學,並取消宗教派別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國學生.
到18世紀,臨床醫學教學興盛起來,萊頓大學在醫院中設立了教學病床,布爾哈維成了當時世界有名的臨床醫學家.布爾哈維充分利用病床教學,他在進行病理解剖之前,盡量給學生提供臨床的癥候以及這些與病理變化關系的資料,這是以後臨床病理討論會的先驅.
詹納發明牛痘接種法是18世紀預防醫學的一件大事.16世紀中國已用人痘接種來預防天花.18世紀初,這種方法經土耳其傳到英國,詹納在實踐中發現牛痘接種比人痘接種更安全.他的這個改進增加了接種的安全性,為人類最終消滅天花作出貢獻.
19世紀的醫學
19世紀初,細胞學說被提了出來.到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菲爾肖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研究深入到細胞層次.他學說的基本原理包括：細胞來自細胞；機體是細胞的總和；疾病可用細胞病理來說明.
19世紀中葉,由於發酵工業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學、化學的進步和顯微鏡的改進,細菌學也隨之誕生了.法國人巴斯德開始研究發酵的作用,後研究微生物,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還提出科赫三定律.他們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學的基礎.
19世紀後30年,是細菌學時代,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被發現.巴斯德還研究了雞的霍亂、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並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了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系統闡述了吞噬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提出了微生物間的對抗和它們變異的論述；20世紀初,發現乳酸菌與病原菌在人腸中相互拮抗,並用乳酸菌制劑來治療某些腸病.他對早期免疫學作出很大貢獻.
19世紀初期,在葯理學方面,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例如,1806年由鴉片中提取出嗎啡；1819年由金雞納樹皮中提取出奎寧；至19世紀中葉,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楊酸鹽類解熱鎮痛葯合成成功；19世紀末精製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以後,人們開始研究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臨床醫學和生理學為基礎,以動物實驗為手段,產生了實驗葯理學.
19世紀,人們應用物理、化學的理論和實驗方法研究機體,從而逐漸興起實驗生理學.法國的馬讓迪,德國人彌勒和法國人貝爾納先後用動物實驗對神經和消化等系統進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們的工作奠定了現代生理學研究的科學基礎.
由於病理解剖學和細胞病理學的影響,當時的臨床醫學中特別注意對內臟器官病理變化的研究和診斷,想盡各種方法尋找「病灶」,使診斷方法不斷充實,診斷手段和輔助診斷工具不斷增多.到19世紀末,檢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從直接觀察病人轉變為研究化驗室的檢驗結果.
發明聽診的是拉埃內克,他是法國病理學家、臨床家.他從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對於心肺可以聽診的啟示.起先他用耳直接聽診,後來製成紙制聽診器,後用木製.他檢查了許多病人,研究了用聽診器發現的各種最微小的現象,並進行了許多屍體解剖,把解剖結果與臨床現象相對照,從而改進了聽診法.1819年,他發表論文《間接聽診法》,並根據這種新的檢查方法用來診斷肺和心臟的疾病.
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裝置和光學器具,一系列光學器械相繼發明和使用.較早的有德國人赫爾姆霍茨的檢眼鏡,繼之喉鏡、膀胱鏡、食管鏡、胃鏡、支氣管鏡等先後發明,這豐富了臨床內科診斷手段,並使其後體腔內進行治療成為可能.
由於化學的發展,臨床醫學利用化學分析檢驗方法以檢查血液的內容物,大大改進了診斷法.顯微鏡學的不斷進步,促使形態診斷學在臨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機體體液和固體部分的組織結構和有形成分,並研究正常和異常排泄物的結構成分.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由於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成就,醫生的診斷方法更為豐富.
19世紀之前,外科非常落後.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問題未得解決,這限制了手術的數量和范圍.19世紀中葉,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發明.19世紀中葉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繼被用作全身麻醉葯,外科手術能夠在無痛情況下施行,這是外科學的一大進步,是外科手術學得以發展的前提.19世紀末又發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續繁雜、副作用多的不足.
創傷手術後的化膿並發症是最麻煩的事,在巴斯德發現病原微生物以前,維也納的產科醫生塞梅爾魏斯於1847年證明,產褥熱的真正原因是手和產科器械帶進了感染因素,主張用石灰水洗手.
根據巴斯德的發現,英國外科醫生利斯特認為傷口中的腐爛和分解過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進行復雜骨折手術荻得成功,他還用石炭酸消毒手術室、手術台、手術部位和傷口.並用復雜的包紮法包紮傷口.防腐法大大地減少了創傷化膿和手術後的死亡率,但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傷口的感染問題.
1886年貝格曼採用熱壓消毒器進行消毒外科,才標志著真正進入了無菌手術的時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進步,如止血鉗、止血帶以及血管結扎的方法的應用等.
以上幾方面的重要成就,為外科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
18世紀時預防醫學有某些改進,但大多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實施范圍也很有限.到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英國於1848年設立衛生總務部,規定一些預防疾病的法令.
之後不久,英國發生霍亂大流行,死亡約六萬人.統計資料顯示疾病的傳染媒介是飲用水,於是採取了適當的預防方法,而逐漸遏止了疫情.
使衛生學成為一門精確科學的人是德國的佩滕科弗,他將物理和化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衛生學方面,研究了空氣、水、土壤對人體的影響；測定了大氣中二氧化碳對呼吸的意義,並發明了測定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氣和暖氣設備.繼他之後,研究職業病的勞動衛生學、研究食品工業的營養和食品衛生學相繼產生.
護理工作歷史悠久,但從事護理的人長期地位低下,19世紀之前工作條件一直十分惡劣,人員素質差,待遇低.英國的南丁格爾曾在德國學習護理知識,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率護士進行戰地救護,收效顯著.1860年她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了一門科學.
『貳』 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如何傳播與發展
「西學東漸」是影響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因素。醫學科學作為西方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的傳播不僅使中國衛生醫療體制發生了重大變革，還改變了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觀念。西方醫學科學傳入中國以後，由於它與中國傳統醫學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的醫學體系，兩者之間不免產生矛盾。從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總體進程來看，西方醫學，主要是近現代醫學科學，在華傳播是比較順利的，最終為中國社會各界所普遍接受，並從20世紀初開始，取代中國本土傳統醫學，反客為主，成為中國現代醫學的主體部分。
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由來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聶斯托里派）在華從事行醫活動。1289年，羅馬教皇派遣義大利籍傳教士孟高維諾（G. de Montecorvino）來華。孟氏在傳教同時，也以醫術為活動工具。這是歐洲傳教士把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開端。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漸多，其中著名者有義大利人利瑪竇（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穌會教士鄧玉函（J. Terrentius，）等。他們在行醫的同時，還翻譯了多部西醫書籍。其中鄧玉函翻譯的《泰西人身說概》（解剖學），經過國人畢拱辰潤色，於1643年付梓刊印，流傳民間。當然，傳播醫學並不是傳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華立足之地以宣揚教義的手段。
這一手段令西來客們獲益良多，甚至為他們打開了通往中國社會頂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醫學活動達到高峰，他們在派別上屬於天主教。當時來華傳教士，如義大利教士鮑仲義（J. Baudino）、羅懷忠（J. Casta），法國教士樊繼訓（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國教士羅德先（B. Rhodes）都先後入太醫院供職。鮑仲義和安泰充當康熙帝的隨身醫生，隨駕出巡。羅德先曾經用葯治療了康熙的心臟病，還為他做過外科手術，切除了唇上的腫瘤。
雖然西方傳教士試圖利用醫學作為傳教手段，然而事實上西方醫學傳播的社會影響遠勝於宗教。不過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醫學，還是以古代醫學為主，無論是在基礎理論還是在臨床實踐方面都沒有取得顯著成就。康熙末年，由於羅馬教廷沒有處理好基督教義與中國傳統禮俗之間的矛盾，在華傳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儲紛爭，觸怒了後來繼位的雍正帝。這使得他們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驅逐。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紀初，一批新教傳教士開始來華傳播醫學。此時，西方醫學已經發展到近代階段，在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臨床醫學、公共衛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步，在全球遙遙領先。正如一位西方醫學史家所指出的：「現代醫學，我簡稱為『我們的醫學』，是19世紀社會的產物。」
1800年以後來華的英、美傳教士醫生，把西方醫學的最新成果傳入中國，對於改善當地人民的醫療狀況起到了積極作用。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A.Pearson）在澳門開展了牛痘接種，並僱傭了中國人邱熺等在廣東各地推廣，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邱熺後來獨立開辦了自己的種痘診所，在當地名望頗著，得到了兩廣總督阮元的題匾贈詩嘉獎。
與此同時，西方先進的現代醫事制度也傳入中國。教會醫生在通商口岸澳門、廣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醫院。早期在華興辦醫院頗富成效的當數美國人伯駕（P. Paker）。1834年，伯駕畢業於耶魯大學，獲醫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同年來華從事醫葯傳教事業。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開辦了眼科醫局。醫局開辦後，初期雖求診者甚少，但是教會醫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質和先進的眼外科技藝，很快就吸引了眾多的病人，經常是「每天都有幾千名等得不耐煩的中國人叫嚷著要求進入擁擠的病房」。他還曾為來廣州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醫治過疝氣。林則徐對伯駕的治療深表感謝。
英國醫學碩士、皇家外科學會會員合信（B. Hobson）是當時另一位傳播西醫的傑出人物。1839年，他在廣州開設了惠愛醫館，「舍葯施醫，至者甚眾，無不應手奏效，而去求醫者幾於其門如市，戶限為穿，於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粵東人士之口」。
教會醫生在建立醫院的同時，還積極推進西醫教育，為當地培養新式醫生。麥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應該認為教會醫務人員工作的重要部分僅僅限於內外科的實施，應該對當地的開業醫師在解剖學和生理學上進行講授，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學習醫學和有關科學。」1837年，伯駕招收廣州本地學生入眼科醫局學習。合信也於1839年在廣州惠愛醫院傳授西方醫學。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此時正當西方資本主義資本擴張與商品輸出全球化時期，醫學又成為傳教士服務於本國對華通商利益的輔助工具，也就是美國在華教會協會之主張：「欲介紹基督教於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葯，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教士。醫葯是基督的先鋒，而基督教又是推銷商品的先鋒。」
總體而言，鴉片戰爭以前，在華傳教士雖然為傳播西方醫學進行了艱苦努力，但是由於清中期以後，清政府一直奉行閉關自守政策，外國人在華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傳教士醫生未能在華自由施展其影響，只能在廣州一帶活動。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對中國的影響也還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後西方醫學在華影響的擴大
西方近代醫學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並開始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先後逼迫清王朝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以此為護符，西方人在華活動獲得了諸多便利。根據條約規定，外國人有權在華行醫和開設醫館，西方醫學在華影響隨之得到迅速擴大。一方面，教會在通商口岸設立了醫院，給予中國各階層民眾以醫療上的福利；另一方面，傳教士醫生多方努力，積極推進西方醫學理論、醫療技術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1850年後，合信翻譯出版了《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等多部西醫著作。美國人嘉約翰（J. Kerr）在1859―1886年間編譯出版了以臨床醫學為主的20餘種西醫書籍。
1866年，由嘉約翰主持，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在廣州博濟醫院建立，招收中國男女學生入學醫科。該校為廣東西醫人才培養貢獻很大，造就了諸多傑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廣仁、民國國父孫中山都曾經在此求學。
1886年，由美國教會醫生倡議，在上海成立了在華教會醫學聯合會，命名為「中國博醫會」。該會創辦了《博醫會報》，報道西醫在華傳播情況和世界醫學發展動態，並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福建等地建立分會。
在華傳教士還資助一些中國青年赴外國學習。例如廣東人黃寬得到了美國教士布朗夫婦的資助，先赴美國留學，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獲學士學位。1857年，他學成回國後，在香港、廣東等地開診行醫，並在診所內培養中國學徒，是為中國人自行教授西醫之始。
西方醫學的傳播得到了中國士大夫階層中有識之士乃至開明派封疆大吏的積極響應。他們出於自強救亡的目的，在察覺到中國傳統醫學存在諸般弊端的同時，也開始重視西方醫學，期望以此作為經世救國的手段。
西方醫學理論的科學性和治療方法的有效性，獲得了晚清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認可。有士人著文感嘆道：「西醫之精妙，西葯之簡便，華人稍知西學者，無不知之。而獨斥為不足信，不可用者，則中國之醫人葯肆居多。然每見上海各處遇有疑難重症，華醫為之束手者，一延西醫，用西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勝屈。」
晚清學界頗負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吳汝綸，在致友人書信中，對西醫理論和診療方法深表佩服：「今西醫盛行，理精鑿而法簡捷，自非勞瘵痼疾，決無不瘥之事。而朋友間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為中醫所誤，不肯一試西醫，殊可悼嘆。」「令弟如系肺疾，應就西醫，……此病甚不易治，中醫不解，亦無徵效之葯；其雲可治，乃隔膜之談。若西醫用聞症筒（註：聽診器）細心審聽，決為可治，乃足信耳。」
晚清思想界著名人物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醫道》一篇中，較全面地將中西醫加以比較。他認為西方醫學在關於人體臟腑器官的認識、診斷手法、葯物炮製、外科器械等方面都勝於中醫。他對於西方的醫事制度也非常贊賞：「西國醫學設專科……皆由名師教誨……迨至學成，官為考驗，必須確有心得，給予文憑方能以醫師自命……故學問閱歷精益求精，中國之醫能如是乎？」
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著名地方督撫疆吏，在成功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後，認識到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作為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新工具。他們在主持洋務自強運動過程中，對於作為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重要組成部分的近代醫學科學，也採取了積極的接納與提倡態度。1865年，北京同文館設立醫學課程，聘請英國醫生德貞（J. Dudgeon）為教習，是為中國自設西醫教育之始。
在洋務派大吏中，以李鴻章為推進西方醫學傳播出力最多。他聘請西醫為自己家庭的私人醫生，著文大力宣揚西醫：
泰西醫學有長官、有學堂，又多世業孤學，藏真府俞悉由考驗，湯液酒醴更極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腸胃，此法久逸。而彼方於腫瘍、金瘍、折傷、潰瘍之石葯劀殺尤得其傳，且於草木金石之原則化質，一一格致微眇，務盡其實用，非僅以炮製為盡物性，則尤中土醫士所未逮者，予久偉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鴻章提出了匯通中西醫的觀點，指出：「倘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於至精極微之境，與醫學豈曰小補!」他出資贊助英國教會醫生馬根濟（J. Mackenzie）在天津開辦了一所英文名為「Viceroy』 Hospital」（總督醫院）的新式醫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官辦正規近代化西醫院校——北洋醫學堂。北洋醫學堂聘請外國醫生主持教學。學校堂規稱：「西醫學堂原為珍重生命而設，諸生來堂肄業於醫學諸書，宜視為利己濟人之要務，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終怠。將來造詣有成，資送各兵船及各營所當差，不獨資給薪資，兼可活人無算，良醫良相事異功同。」
當時的新聞傳媒對西醫也進行正面宣傳報道。1872年，很具影響力的《申報》刊文評價西醫道：今夫治疾之法，至於西醫可謂詳且備矣。其於人之一身，內而心肝五臟，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陰陽等竅，無不詳辨其形，細察其隱，以觀其受病之處，以究其得病之原。較之中國醫書之所載與夫中國醫士之所知，奚啻詳細千百倍哉。
盡管鴉片戰爭之後各國列強在華的侵略行徑引起了國人的敵視與仇恨，西方文化在華傳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醫學以其拯救生命、維護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進的科學理論與治療技術，逐漸贏得了中國社會各界的認可與接受。當時有人記載道，「自中國通商以來，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葯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富貴貧賤，皆有喜西葯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者，而就醫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醫學在維新運動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危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維新運動蓬勃興起，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也隨之而入新境。
維新派思想家認為救國首先必須強民。他們強調要從身心兩方面提高國民的素質，提出了醫學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指出：「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身軀。」
嚴復也積極提倡醫學救國，他在其名著《原強》一文中論道：「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
維新志士肯定了西方醫學所取得的長足進步，深信引進西醫有助於救國保種。康廣仁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特辟西醫專欄，宣傳醫學維新論。劉楨麟在該報發表「富強始於衛生論」，稱：「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日駸駸乎進於道矣。」
梁啟超認為發展醫學是變革圖強、追求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法，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生，而講免疫」。
維新派引進西醫的救國主張，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研究西醫者不斷增多，各種學習西醫的民間組織和報刊雜志，在許多地方紛紛出現。社會各界對於學習西醫的熱情也顯著高漲起來。一次，梁啟超在集會宣講醫學救國論時，忽有人當眾涕淚長跪而言曰，「此舉若昌，某願粉身碎骨相贊助」；「願悉所有以其半養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這一主張也得到了統治階級開明派的採納。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諭中稱：「醫學一門關系至重，極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即使是維新派的政敵榮祿，在接受了德貞為他施行手術治療後，重病痊癒，不禁稱贊他醫術「精妙絕倫」，「不特為華醫所未見，亦華人所未聞，藉非目睹，其誰信之」。
百日維新雖然因清王朝統治階級內極端保守勢力的反對而失敗，但是維新改革勢力依然日益強大。學習西醫已成為中國社會改革勢力奮斗之重要方向，西醫大潮從此在神州洪波涌現。
清末民初西方醫學在中國醫療體系中主體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國傳統醫學式微、西方醫學科學轉為主流之局已現端倪。著名開明派重臣張之洞與張百熙在當年制訂的「癸卯學制」中，將醫科大學作為新學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醫學仍列29門醫學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門科目皆屬西醫范疇。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病死後，作為舊時代中醫政治象徵的太醫院也岌岌可危。在時代改革大潮中，中西醫的社會地位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醫學界的變革深受近代日本醫學思潮的影響。自唐以來，日本醫學界本來是追隨中國傳統醫學亦步亦趨。然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積極推進近代化進程，力圖擠進世界強國陣營，謀求「脫亞入歐」。在醫學領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謂「文明開化」施政方針，於日本醫界大興「滅漢興洋」之風，在醫政管理、醫學教育、醫療設施、葯品生產等方面推行廢除漢醫、全盤西化。而就中國方面來看，清末自戊戌變法，特別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老牌強國俄羅斯帝國以後，日本模式已經成為中國改革勢力最重要的模仿範本。同時由於「路近費省」的緣故，大批中國學子赴日本學習。他們學成歸國後，也把日本的醫學理念帶回中國，成為傳播西醫，廢棄中醫的骨幹力量。
民元以後，民國政府摒棄中國傳統醫學於新式醫療制度之外，以西方醫療衛生體制為範本，重構國家醫療衛生制度。中醫也不再列入國家醫學教育內容。1915年，由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伍連德發起的全國性中華醫學會建立。該會所有組成人員都是西醫背景，並以「促進醫學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喚起民眾對於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興趣」為宗旨。中西醫主次易位態勢，至此昭然。西方醫學科學在中國現代醫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基本確立。
此後，西方醫學科學在全國得到深入推廣，中國傳統醫學則迅速萎縮，被斥為「不科學」，貶為「舊醫」。1916年余雲岫著《靈素商兌》，以西方現代自然科學理論全面批判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廢除中醫之論一時甚囂塵上，並得到了民國政府汪精衛、褚民誼等有留學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張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提出廢止中醫案。1929年，在南京民國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余雲岫等人再次提出廢止中醫案，會議通過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至此中國傳統醫學不僅被西醫反客為主，更有被趕盡殺絕之勢。雖然經中醫界極力反對，多方運動，此案未得切實實施。但是，隨著西方醫學科學在中國醫療衛生體系中主體地位的日漸根深蒂固，中國本土傳統醫學也日趨邊緣化。此局面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醫結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觀。
綜觀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之歷史進程，雖有波折，而終於得到國人之廣泛接受，取代中國本土傳統醫學之主體地位，對於推進中國科技現代化，維護中國人民健康起到了積極作用。
『叄』 西醫是何時傳入中國的
1805年5月27日，東印度公司檔案卷宗，廣州商館檔案簿上，「今天皮爾遜先生以痘苗開始接種。」這一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給華人接種牛痘，此事件被認為是西醫輸入中國的正式開端，也成為中國近代醫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