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英國的近代發展史是怎樣的
我看了幾個，感覺這個總結的更適用於考試，希望你滿意
階段一：18世紀中期以前的英國
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
1、革命背景和原因
①經濟上，資本主義經濟興起和發展。（革命發生的經濟基礎）
手工工場建立和擴展：新航路開辟後，英國成為大西洋航運中心，制呢業迅速發展，手工工場建立。並擴展到採煤、煉鐵等領域。
圈地運動是對農業進行的一場資本主義改造運動，它使土地所有制和經營方式發生變化，資本主義農場和牧場出現。發展了農業，積累了原始資本，也造就了大批的自由勞動力。極大推動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海外貿易、殖民掠奪、黑奴交易是16世紀英國商人海外活動的主要內容，有利於原始資本的積累。
都鐸王朝加強專制統治的措施，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如：16世紀宗教改革後，英王成為英國教會最高首腦，不再從屬於羅馬教皇。改革沉重打擊了天主教會、削弱和限制了舊的封建勢力。鼓勵工商業和海外掠奪，不僅增強了國力，且對資本原始積累起著保護作用，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資產階級勢力的壯大。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樹立海上霸權。17世紀初，開始向印度和北美殖民。
②階級關繫上，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出現，並利用議會有權通過征稅法案的權力同國王做斗爭。（階級基礎）
③17世紀上半期，斯圖亞特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觸犯了資產階級利益（這成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在「君權神授」思想下，厲行專制，極大損害了資產階級利益；宗教專制下，嚴厲對待非國教徒，尤其是迫害其中的清教徒，造成政治局勢的緊張。（由於清教徒中反對封建限制，希望取得經濟只有的要求正適合資產階級需要，因而清教徒的主張成了資產階級、新貴族反封建斗爭的思想武器。）
④1638年蘇格蘭人民起義成為革命發生的導火線。
2、革命的特點、任務和經過
特點：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結成聯盟;打著宗教旗幟.任務：推翻斯圖亞特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
過程：①標志：1640年查理一世召開新議會。②內戰：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內戰，最後，議會軍在克倫威爾指揮下經納西比等戰役打敗王黨軍隊，結束了內戰。③成立共和國：1649年處死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國。克倫威爾是實際的軍事獨裁者。④復辟：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從過程看，這是英國革命中的一大麴折；從當時混亂的政治形勢看，也是力量尚小的資產階級維護革命的策略。正是在當時政治斗爭尖銳形勢下，政黨開始形成，出現輝格黨和托利黨。⑤完成：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統治.標志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完成。
3、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和革命的影響
建立：1689年，議會通過的限制王權、約束國王行為的《權利法案》，這標志君主立憲制在英國確立。（到18世紀，又逐漸確立內閣制、兩黨制）
國內意義：以君主立憲製取代了封建專制的君主制，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建立開辟了道路，成為英國歷史的分水嶺。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又為工業革命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世界意義：在當時，尤其歐洲封建制度漸趨衰落和資本主義發展壯大已成為不可逆轉歷史潮流的形勢下，英國革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世界的要求。英國作為歐洲一個重要的、有影響的國家，率先完成這一轉變和過渡，無論理論上或實踐上都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範例。此後，歐洲和其他地區一些國家都在其影響下進行了不同形式的革命，使世界進入要求推翻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同時，也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世界近代史的到來。（註：「新時代」「新的歷史時期」並無根本差異，實際做題時靈活判斷。）
二、啟蒙運動興起（此時不作具體要求，只作為英國歷史的過程整合）
三、世界殖民霸權地位確立（非考試內容，不須詳記，只作為一般過程了解）
這一階段，在亞洲、北美進行殖民擴張，與荷蘭、法國等展開激烈爭奪。通過三次英荷戰爭，進一步確立海上霸權，荷蘭則喪失了歐洲強國地位。「七年戰爭」（1756-1763年）是英法爭奪印度和北美殖民地的最後較量，結果英國最終確立了世界殖民霸權地位，並雄霸歐洲。
階段二：18世紀中期~19世紀中期的英國
[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迅速發展]
一、工業革命
1、概念：又叫產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由工場手工業到大機器生產的飛躍。它既是生產領域大變革，又是社會關系方面的一場革命。
2、前提：資產階級統治的確立，為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
3、條件：① 圈地運動獲得大量的勞動力；② 海外活動積累了豐厚的資本；海外活動和殖民戰爭使英國成為最大的殖民國家，海外市場進一步擴大；④ 工場手工業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知識。
4、完成：到1840年左右，機器大生產基本取代工場手工業，機器製造業建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
5、突出成就：首先開始於棉紡織業並推動了紡織業的較大發展；克服了自然條件限制的改良蒸汽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使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具體為：① 棉紡織業：珍妮紡紗機（1765年哈格里夫斯發明；揭開工業革命的序幕）② 動力方面：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機（使人類進入蒸汽時代）③ 交通運輸：1814年英國史蒂芬孫發明蒸汽機車。（1807美國人富爾頓發明汽船）
6、主要影響：（注———此階段不必擴展，緊扣英國的發展狀態進行整理）
自18世紀60年代開始到19世紀40年代，從棉紡織部門新機器的發明和使用開始到機器製造業的出現，英國最早進行並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國和「世界工廠」，實力盛極一時。工業革命極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同時，引起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逐漸發展壯大，為鞏固和加強自身政治、經濟地位，資產階級強烈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要求進一步接觸封建束縛，實現自由競爭，自由經營和自由貿易。1776年《國富論》一書的發表標志著經濟政策由傳統保護主義到「自由競爭」的重大轉變。
二、政治狀況：
① 逐漸發展壯大的資產階級對維也納體系下的封建專制不滿，要求更多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積極展開爭取政治權利的自由主義改革和革命運動。如1832年英國進行議會改革，資產階級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更多的權利。
② 工業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日益對立，矛盾尖銳。1836年，英國憲章運動正是這一矛盾激化的產物，它標志英國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三、殖民活動和對外關系
1、為滿足工業發展和資產階級的需要，通過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式，搶占原料產地，拓展商品市場。如：19世紀中期完全佔有印度、佔領新加坡；發動侵略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割佔香港，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在大洋州，據有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非洲，英國勢力滲入埃及；在拉美，加緊對新生國家進行經濟侵略。
2、亞洲革命風暴中，阿富汗、印度舉行反英起義；美國的獨立使英國喪失了17世紀初到18世紀30年代建立的北美大西洋沿岸的13個殖民地和新法蘭西。
3、這一時期，主張歐洲大陸「勢力均衡」的英國，為防止法國稱霸歐洲，多次組織反法同盟干涉法國革命。
階段三：19世紀70年代~一戰的英國
[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向帝國主義過渡]
一、政治經濟
19世紀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展開，英國由於可以在廣闊的海外殖民地榨取巨額利潤，便將大量資本輸往國外，不注重技術設備的更新，工業發展速度減慢，被美、德超過，到19世紀末，工業產值退居世界第三位，失去了19世紀以來在世界工業中的壟斷地位。與此同時，以科技、壟斷、效率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以自由主義、政黨政治、代議制為特徵的資本主義政治模式開始在英國形成。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在英國逐漸走向成熟。
二、對外關系
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下，實力對比變化及殖民地利益分配不均等，加深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德國崛起後，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英德矛盾在殖民地問題上激化，逐漸發展成為「一戰」前帝國主義國家的主要矛盾。同時，迫於實力相對下降的現實，英國放棄了長期以來不與任何國家結盟的「光榮孤立」政策，利用法、俄同德國的矛盾，於1904年和1907年先後簽訂英法協約和英俄協約，形成協約國集團，對抗1882年形成的以德國為核心的三國同盟。兩大軍事政治集團擴軍備戰，相互爭奪，矛盾激化，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三、殖民活動
隨著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渡，英國參與列強瓜分世界，最終建立包括亞洲、非洲、大洋州、拉丁美洲等地的龐大殖民體系。其殖民地比本土大150倍，「大英帝國」進入全盛。對中國，在瓜分狂潮中，強租新界，最終佔領整個香港；夥同列強組成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使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
階段四：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
[世界霸主地位動搖]
「一戰」後英國實力衰退，其國際地位產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
1、經濟上，由戰前的債權國變為債務國，世界金融中心也由倫敦移到紐約，英鎊地位動搖。1924年，工業產量才超戰前水平。
2、國際政治上，英國雖然聯合法國控制了國聯，打擊了美國，也通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了英法主宰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但是，以英國為核心的歐洲這個國際關系中心舞台開始向美、日所在的美洲和亞洲伸展，美日的政治影響力不斷增加，威脅著英國的國際地位。
3、國內政黨政治發生變化。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戰後經濟的衰退，自由黨實力下降，標榜社會主義的工黨崛起，並取代自由黨同保守黨輪流執政。
4、軍事上，美國通過華盛頓會議取得與英國相等的制海權，英國自18世紀以來一直掌握的海上霸權被打破。
5、殖民體系動搖。由於經濟實力下降，對殖民地的統治力量削弱，難以維持龐大的殖民體系；同時，在「一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推動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識進一步增強，戰後民族解放運動形成高潮，英國殖民體系遭到極大沖擊。如1922年，「華夫脫」黨領導埃及獲得初步的獨立；1921年，英國被迫允許愛爾蘭南部26郡脫離統治享有自治權，英國國名也有「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改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6、對外關繫上。
①英國在歐洲奉行「勢力均衡」政策，扶德抑法，反對過分削弱德國，拒絕加入法國組織建立的「歐洲安全保證體系」。
②1929-1933年經濟危機後，面對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擴張，英國處於維護本國利益、禍水東引等原因，實行綏靖政策，結果，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也引火燒身。
③二戰爆發後，面對德國發起的「不列顛之戰」，在首相丘吉爾領導下，放棄綏靖政策，英勇抵抗德軍，成為歐洲抵禦法西斯侵略的堅強力量，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階段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
[世界霸主地位徹底喪失]
1、霸主地位喪失
由於二戰中再度遭削弱，實力下降，英鎊地位完全為美元取代。兩極格局下，歐洲失去了世界中心的地位，英國的國際政治霸主地位也徹底喪失。隨著大國地位的下降，同法國等步調趨於一直，推行追隨美國的戰略，依靠美國資本的援助，接受馬歇爾計劃，成為美國冷戰政策的宣傳者和追隨者，如：配合冷戰加入「北約」。
2、恢復與發展
通過加強國際經濟聯系、充分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先進成果，及加強對經濟的宏觀指導，積極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等措施，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介於蘇聯威脅日益嚴重和美國經濟滲透、政治控制的不斷加強，1967年，參與成立「歐洲共同體」，有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隨著力量的增強，同西歐國家一起，開始為提高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努力，並沖擊著美國的霸主地位。
3、殖民體系最終崩潰
在戰後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中，英國被迫承認印度、巴基斯坦、緬甸、蘇丹、奈及利亞等亞非國家獨立。1997年中國從英國手中和平收回香港。
B. 簡要的介紹下近代英國政治體制的發展···
早期文明
在不列顛群島上很早就有人類活動，約公元前第3千紀，伊比利亞人從歐洲大陸來到大不列顛島東南部定居。約公元前700年以後，居住在歐洲西部的克爾特人不斷移入不列顛群島，其中有一支稱為不列吞人，不列顛這一名稱可能來源於此。克爾特人已知使用鐵器，耕犁在技術上不斷進步，並已使用貨幣。生產力發展促使克爾特社會逐漸分化。
羅馬時期
公元前55和前54年，凱撒兩度率羅馬軍團入侵不列顛，均被不列顛人擊退。公元43年，羅馬皇帝克勞狄一世率軍入侵不列顛。征服不列顛後變其為羅馬帝國的行省。到407年，羅馬駐軍被迫全部撤離不列顛，羅馬對不列顛的統治即告結束。
中古時期
羅馬人撤離後，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和丹麥南部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以及來自萊茵河下游的朱特人等日耳曼部落，到7世紀初，入侵者先後建立起7個強國：這個時期史稱「七國時代」。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時是氏族部落組織。入侵過程中，原來的氏族組織解體，隨著生產力發展，土地逐漸變成私有財產，出現了貴族、大土地佔有者、依附農和奴隸。村社成為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土地所有制過渡的形式，一般認為是英國社會封建化過程的開始。6世紀末，基督教傳入英國。
從8世紀末開始，以丹麥人為主體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屢屢入侵英國。879年，阿爾弗烈德大王和丹麥人訂立條約，將英格蘭東北部劃歸丹麥管轄，稱為「丹麥區」。10世紀初，阿爾弗烈德大王的後繼者逐漸收復丹麥區。11世紀初，丹麥人卷土重來。丹麥人佔領期間，英國封建化過程加速。
英王愛德華死後無嗣，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於1066年率軍入侵，同年10月進入倫敦，加冕為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在位)，史稱「征服者威廉」，諾曼王朝(1066～1154)由此建立。
威廉征服後建立起的強大王權對鞏固封建秩序起了積極作用。約翰被迫於1215年 6月接受《大憲章》，與封建主妥協。大憲章本質上是一個封建性文件，是保護封建領主的利益；但也有如保護市民貿易自由這樣有進步意義的條文。但約翰不久就否認憲章，君臣之間內戰連綿不斷。
大憲章
1380年，國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為徵集英法百年戰爭戰費，增收人頭稅，導致起義於1381年5月爆發，領袖是泥瓦匠瓦特．泰勒，史稱「瓦特．泰勒起義」。起義雖遭失敗，但震撼了英國的封建農奴制度。14世紀末，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已經解體。15世紀時，絕大多數農奴贖得人身自由，成為自耕農，他們在法律地位上分為自由領有農和公簿持有農。貨幣地租成為地租的主要形式，封建主階級也發生變化，從富裕農民、佔有土地的商人以及中小貴族中產生新貴族，他們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舊貴族的統治陷入危機，封建騎士制度日趨解體，經過1455～1485年的玫瑰戰爭，舊貴族力量大大削弱，為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得到新貴族和資產階級支持的亨利七世即位(1485～1509在位)，開始了都鐸王朝的統治。
圈地運動是英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之一。1536年英格蘭與威爾士合並。15～16世紀，毛織業成為英國的「民族工業」，對羊毛的需
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求成倍增加。地主把農場改為牧場，還通過圈地圍田或侵佔公地，把小地產集中，連成大片。這樣一來，大批自耕農失去土地而破產，淪為流浪人。國王從1530年起頒布一系列血腥立法，迫使流浪人受雇於新貴族和資本家。海外掠奪和貿易也是原始積累的重要途徑。16世紀以後，英國陸續組織許多貿易公司，進行海盜掠奪，碼頭官吏、海關人員、海軍官兵，甚至地方高級官吏，都勾結海盜。海盜J.霍金斯販運黑人致富，F.德雷克則在伊麗莎白一世贊助下劫掠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並於1577～1580年間進行了震驚歐洲的環球航行。1588年，英國戰勝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攫取世界海洋霸權上邁出第一步。
1603年，伊麗莎白女王死後無嗣，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繼承英國王位，稱詹姆斯一世(1603～1625在位)，
處死查理一世
開始斯圖亞特王朝統治(1603～1649，1660～1714)。16世紀後半葉到17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越來越不能忍受封建王權的專制統治。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無視這些變化，堅持「君權神授」，致使矛盾激化。1641年11月，議會向國王提出《大抗議書》；翌年1月，國王企圖逮捕議會反對派首領未逞，逃出首都，8月在諾丁漢向議會宣戰。
克倫威爾率領的主要由信仰清教的自耕農和手工業者組成的一支騎兵隊伍，新模範軍在1645年6月納斯比戰役中擊敗王黨軍隊。翌年，國王被俘，1647年底，查理國王逃跑，1648年2月，王黨勢力乘機又挑起內戰，在獨立派、平等派聯合打擊下，王黨勢力復被擊敗，第二次內戰結束，1648年12月，克倫威爾清除了議會中的長老派；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斬首。年4月，克倫威爾驅散殘余議會，12月建立護國政府，實行軍事獨裁。
1660年2月，斯圖亞特王朝復辟。1689年2月爆發「光榮革命」。它所宣布的《權利法案》限制王權，擴大議會權力，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基礎。 此後，英國議會君主制逐漸形成和發展。[2]1707與蘇格蘭合並。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又稱產業革命，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歷程，即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
瓦特
過渡的階段。是以機器生產逐步取代手工勞動，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後來又空擴充到其他行業。
有人認為工業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經開始，但直到1830年，它還沒有真正蓬勃地展開。大多數觀點認為，工業革命發源於英格蘭中部地區。1765年，珍妮紡紗機的出現，標志著工業革命在英國乃至世界的爆發。18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由一系列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隨後傳播到英格蘭到整個歐洲大陸，19世紀傳播到北美地區，後來，工業革命傳播到世界各國。
殖民擴張 英國的殖民地在19世紀猛烈擴張。1801年合並愛爾蘭，英國的正式名稱成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對亞洲的侵略繼續擴大。19世紀中葉，發動兩次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參與鎮壓中國太平天國革命；鎮壓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義，強化對印度的統治。1876年，保守黨B.迪斯累里內閣為維多利亞女王加冕，使其成為印度女皇。此後英國又稱為大英帝國（或英帝國）。此外，在伊朗、緬甸、南非、埃及、東非以及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地也擴大侵略，還逐步對南美洲進行滲透，成為那裡最大的投資者。1867年，加拿大成為英國第1個自治領。
世界大戰
19世紀70年代以後，英國逐漸喪失工業壟斷地位。後起的德國、美國逐步趕上並超過英國，導致相互間矛盾
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
的空前激化。20世紀初，德國成為英國最危險的競爭對手。面對嚴峻的形勢，英國政府積極擴充軍備，尤其是海軍。為對付德國，英國放棄19世紀奉行的「光輝孤立」外交政策，1907年以後，英、法、俄「三國協約」實際上形成。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英國最終擊敗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維護了它的制海權。戰爭中英帝國參戰人員陣亡總數達50萬以上。大戰以德國等同盟國的失敗告終。
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二戰爆發，英國對德宣戰。1940年4月丘吉爾組成戰時聯合內閣。丘吉爾上台後，立即組織敦刻爾克撤退，把國民經濟納入戰時軌道，並迅速擴充軍備。1940年7～9月在德國發動的「不列顛空戰」中，英國空軍有效地打擊了敵人。1944年6月英美軍隊在法國諾曼底登陸，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
當代英國
戰後英國於1947年參與擬定並接受馬歇爾計劃，從美國得到大量援助，經濟逐步
撒切爾夫人大選獲勝
復甦。與此同時，工黨政府還實施一些改善勞動人民狀況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由工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經濟發展緩慢。戰後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居資本主義世界第2位，50～60年代，又先後被聯邦德國、法國和日本超過。1979年大選後，保守黨執政，撒切爾夫人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1982、1987年連任。撒切爾政府採取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政策，在振興經濟方面取得不小成績。但失業現象仍較嚴重，罷工時起。戰後英國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殖民地紛紛獨立，至2012年其英聯邦成員國有49個。1973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1950年1月承認新中國，1954年6月，中英達成互派代辦的協議，1972年3月，兩國關系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系。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再次訪華，1984年12月第三次訪華，簽訂了《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至2012年，英在海外仍有13塊領地
C. 英國憲政體制是如何確立的英國是如何馴服王權，走向現代憲政文明的
1．研究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的意義
英國近代以來的崛起和強大，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憲政體制的形成與完善，無疑是其最重要的結構性和制度
性支撐。近代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三權分立憲政體制國家，應該被看作是英國貢獻給現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創新。近代英國正是通過憲政
體制創新引領時代潮流，並迅速崛起為歐洲強國、乃至世界強國的。從歐洲的歷史來看，英國崛起時人口不過2000多萬。英國先是在1588年消
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接著又打敗了「海上馬車夫」荷蘭，最終在18世紀後期的七年戰爭中打敗法國，而成為世界霸主。並且，隨著憲
政體制的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在英國日漸成熟，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新技術開始不斷涌現。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機，1768年阿克萊特
發明了水力紡織機，1779年克萊普頓發明了走錠紡織機，1784年卡特萊特發明了動力紡織機，等等。而代表經濟自由放任和市場經濟成熟理論
的著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正是在1776年出版的。英國長達幾百年的興盛史，充分證明憲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可以說，
英國所走過的憲政之路是成功的，經驗是可貴的，對後世影響是巨大的。研究英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發展，可以更好地認識近代英國的崛起，
有助於提供線索，抓住根本。就其深遠意義而言，近代英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完善不僅是國家性的，更是世界性的。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憲政
國家都是效仿英國憲政體制而走上憲政道路的。
憲政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無疑是當今中國理論界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而二者之間確實存在一些規律性聯系。中國百年來憲政進程受阻
，其根本原因在於市場經濟的缺乏、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缺乏有效的平衡和相互尊重。值得慶幸的是，經過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
濟的確立和推進，中國的社會利益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私人財產權利已經人憲，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從而為我國的憲政
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結構基礎和背景根基。當然，憲政在中國的實現，也離不開我們的理性自覺推動。這就需要對西方憲政的生成加
強研究以豐富我們對憲政的認識。事實上，對憲政的認識和了解本身就是我們憲政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近代英國憲政體制的形成和發
展進行歷史考察，可以為我們認識和把握社會變遷時期制度變革、演進的機理提供一些借鑒和參照。我們在強調各國現代化的多樣性、各民族
發展的獨特性的同時，也不應忽略現代化所內涵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規律。盡管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各異，但只要採取民族國
家的組織形式，奉行利益導向的市場經濟，採用形式理性的非人格化官僚管理體制，那麼社會治理就必然選擇法治和憲政。在當下中國，隨著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憲法、憲政問題日益成為政治領域，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並且在日益推進的依法治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得到了
清晰體現。毋庸諱言，現代政治體制與憲法、憲政有著直接聯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是憲政問題。為此，對
憲政主義進行追根溯源，以便為我們的憲政發展提供一定的知識和理論儲備，就顯得極為必要。英國是憲政「母國」，當然也就成為憲政研究
躲不開、繞不過的重要一環。對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發展的動因、過程和特徵給予歷史性的考察與思索，並上升到規律性認識，對於正在大力
發展市場經濟和正在走向憲政的中國有著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當然，我們更多地是要從近代英國憲政的形成和發展中尋求經驗而非樣板
，尋求靈感而非模式。
2．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的特點
長期以來，英國憲政的形成與發展一直是中、西方學術界樂此不疲的研究領域。然而，由於英國憲政發展未曾中斷的連續性，使得英國憲政的
形成和發展烙有更多的傳統痕跡。故而對英國中世紀憲政與近代憲政的聯系和區別，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將中世紀英國憲政與近代英國憲政等
同。事實上，從17世紀開始，近代英國的憲政體制及其價值觀念與中世紀的憲政體制及其價值觀念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對此，霍布斯鮑姆強調
：「這種對激烈對抗的迴避，這種對新瓶貼上舊標簽的偏愛，是不應與無所變革混為一談的。」中世紀至近代，英國的憲政發展分為前後兩個
不可分割的階段：首先是中世紀等級制混合政體，然後通過近代憲政革命，建立起成熟穩固的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政體。英國從中世紀的《自
由大憲章》開始，由於封建地方貴族、城市與王權的對立、沖突，在封建制度下開創了英國憲政的傳統，創立了封建制混合政體。隨著近代資
本主義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市民階級的強大，社會沖突逐漸轉變為地方貴族與國王、市民階級之間的沖突。封建制度不利於集權國家的發展
，而商品貨幣經濟的健康發展又離不開龐大集權國家的保護。由龐大中央集權國家保護，可以加快資源的交易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
效率。同時，國家的悖論也被提了出來，擁有一個強大而權力有限的政府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國家過於軟弱，無法保證契約的實施
與產權的安全，交換與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水平將非常有限。但是隨著國家權力的增強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強大的政府雖然能夠保護產權，但
是也會因為國家權力的強大對契約與產權造成威脅。所以，自由市場制度的發展必須伴隨制約政府行為的制度的建立。絕對主義國家只能從道
德上尊重和保障產權，但在制度上卻無法真正有效尊重和保障產權。17世紀英國率先建立了三權分立憲政體制，開始用分權的手段，來解決國
家作用的「本質兩難」。這時分權的社會等級色彩逐漸淡化，職能色彩逐漸增強。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建立的議會主權和普通法院司
法獨立都限制了王權對私人財產的隨意侵犯，確保國家制度內部存在制約與平衡，使國家在積極有效地發揮它應起的作用的同時，無法濫用權
力。憲政對公共權力不是否定，而只是限制。通過三權分立憲政體制的建立與完善，近代英國形成了一個權力強大而又有限的政府，並為1780
年工業革命的發生提供了產權保護這一關鍵性基礎。可以說。近代英國是伴隨著對私人財產權利保護而崛起的。
3．研究近代英國憲政形成的方法
目前，憲法學界，存在著形上論與實在論、先驗論與經驗論、自然法主義與法律實證主義、重主觀與重客觀等各方面的理論分野，從而導致了
對憲政的不同定義。憲法學界對憲政的定義紛繁復雜、眾說紛紜，其根源在於對憲政的認識缺乏一個同一的話語背景。以至於在不同的語境中
憲政呈現出不同的含義，造成了憲政這一概念使用的混亂，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在不同的語境中憲政有著不同的指向。事實上，這在某種程
度上是脫離憲政形成的歷史語境研究憲政的產物：人們在研究憲政時，總習慣於把它的發展歷史看成好像只有從屬和次要的意義，甚至確信憲
政可以離開它的歷史來進行考察和理解。結果造成對憲政的研究，分析演繹性的方法多，而事實描述性的方法少。演繹分析性的方法大都將憲
政的形成建立在邏輯推演的基礎上，由於缺乏歷史考據，其結論難免缺乏事實的生動與歷史的厚重，甚至會出現斷論失據之辭。事實上，憲政
的形成、發展、變革是與社會生活、社會發展存在內在關聯的，我們不應將其與它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分離開來研究。對於憲政的發展及其價
值觀念的變化，如果離開它所賴以存在和發生變化的背景條件，是不可理解的。因為，以憲政之「定義」解說憲政，只是回答了「什麼是憲政
」的問題，卻無法回答。憲政是什麼」。搞清楚憲政是怎樣產生的，事實上比弄清憲政的定義更重要。因而，研究近代英國憲政的形成離不開
歷史學方法，離不開歷史視野和背景，這就需要引入歷史學方法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對英國憲政研究，引入歷史學與法學交叉學科研究
也是具有可行性的。歷史學，法學只是為了研究方便而進行的一種人為學科劃分，二者的隔閡並不是絕對的。因為，無論是歷史學、還是法學
，它們所面對的都是同樣一個人類社會的現實和歷史，將它們區別開來的只不過是研究重點、研究方法和所用理論有所差別罷了。因而，在研
究領域上出現交叉或者重疊是正常的。並且，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
通過歷史發生學的邏輯梳理，可以引領我們超越浮面的表象，進入到更為深層的生成機制中去。作為過程描述的歷史學，本身就是一種方法，
它是法學家的一個基本理論素養。正如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所強調的，「法學家必當具備兩種不可或缺的素質，即歷史素養，以確鑿把握每一時
代與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統眼光，在與事物整體的緊密聯系與合作中，即是說，僅在其真實而自然的關系中，省察每一概念與規則」。由
於缺失歷史的背景和視野，長期以來對英國憲政的研究多是平面拓展，而缺乏深度挖掘；多囿於表層，總還是懸浮在波谷浪尖。而不知道憲政
之河的深水處究竟涌動著什麼力量，才形成了水面上那可見的波峰。通過歷史深層描述可以還近代英國憲政形成以來的歷史本來面目，可以幫
助我們更加准確地理解近代英國憲政發展的真實歷史過程，以便從中抽象出憲政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憲政形成與發展的內在規律不在歷史
之外，而在歷史之中。投有憲政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憲政理論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據和支撐。目前，關於英國的憲政理論之所以遲遲難以取
得較大進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憲政史研究的滯後。可以說，投有一套符合歷史發展真實的描述性憲政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
性憲政學說，更不可能談高水平的憲政理論。因為，「知其所以然」是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礎上。所以要在憲政史與憲政理論之間建立一種
良好的互動關系，只有將歷史敘述與理論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觀點的真實與深刻。有說服力的英國憲政理論，只能是建立在對英
國憲政史進行直接而持續的思考基礎上。
英吉利民族於中世紀王權與貴族的對抗沖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傳統，經過幾百年的緩漸生長，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商業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養之下，漸漸根深葉茂，終於因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而開出了憲政之花，結出了自由之果。憲政的思想與制度宣示著人類政治意識的覺醒，啟示了人類文明的新時代。三個世紀以來，尤其在經歷了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政治的劫難之後，憲政之作為現代政治生活的樣式已漸漸成為人類的共識。憲政的主要制度與觀念起源於英國。議會制、責任內閣制、政黨制、文官制等憲政制度首先在英國產生，憲法的財產權原則、基本人權原則、分權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則、法治原則都從英國的行憲經驗中得來。在行憲歷程中，英國孕育和生長了憲政制度和自由精神。憲政制度與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會史與思想史的互動使英國在經歷傳統與變革的巨大沖突之後，以演化與漸進的方式成功地從中世紀政治制度轉變到近代的君主立憲制度，避免了激進與革命的社會變革，率先步入近代社會，創造了富有英國經驗主義特色的英國憲政模式。
所謂憲政，簡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憲政的核心內容是限制與約束國家權力，確立與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正是在對於國家權力的制約之中，公民權利獲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實現，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的界限得以確立。而對於權力的警惕與防範根源於對於自由價值的珍視，所以權利和自由高於和先於權力。
英國的憲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漸進改革的道路。英國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從君主制政治轉向現代政治，實現憲政的道路是在社會力量的沖突與和諧的動態平衡中，通過持續不斷的漸進、穩健的社會改革而實現的。英國從中世紀的《自由大憲章》開始，就由於貴族與王權的對立、沖突而開創了英國自由的傳統，這樣一種傳統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產階級的興起，沖突轉變為貴族、國王與中產階級、國會的對立，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以光榮革命成功實現君主制與憲政的調和，傳統政治形式與現代政治精神的結合而告終，光榮革命成為英國歷史的最後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國式漸進道路的基礎。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發展，使工人階級逐漸成長為獨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與工業家集團形成兩種對立的社會力量，民主化成為十九世紀政治變革的主題。在社會變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審時度勢，1832年的第一次議會改革使英國民主化的進程採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國革命式的代價。二十世紀英國的憲政改革同樣是致力於漸進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絕歐陸盛極一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費邊社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沖突的妥協方案是建立「福利國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英國避免了法西斯主義等極權主義的慘痛代價。
http://www.gongfa.com/liberalspirit.htm
D. 概述光榮革命後至19世紀中期，英國是怎樣和平漸進方式實現政治權利轉移並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的
自光榮革命之後？光榮革命本身就是英國權力由國王轉向議會的標志，之後再無轉移。
至於民主沿革，主要是19世紀的四個大改革：
1、1832年國會改革：
E. 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英法美德如何實現政治民主化的
英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頒布《權利法案》，確立君主立憲政體從而實現政治民主化
法；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法典》《人權宣言》，民主共和政體
美；美國獨立戰爭《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87憲法》）聯邦共和制政體
德；17世紀末的啟蒙運動是德國近代政治思想的開端，出現『自然法』，18世紀末『歷史法』和『古典哲學』，黑格爾是近代德國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崇尚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著《法哲學原理》，主張君主立憲制。17～18世紀政治思想中機械、孤立、靜止地看待國家問題，德國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是以新興資產階級探索自身解放道路為主流的，"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歷經曲折。
F. 請詳細論述英國近代民主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建立和完善的
英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頒布《權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憲制政體，使英國由人治走向法治。1721年，確立了責任內閣制；1831年進行議會改革，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逐步完善。
G. 英國19世紀政治民主化進程。
[摘要]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在議會改革中體現出來，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體現出來。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在此充當了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一個歷史進步。
[關鍵詞]民主化;「城市自治機關法」;英國；趨勢
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其中，學術界普遍關注的是三次議會改革運動。然而，由於英國社會強烈的自治傳統，各地的地方事務一直帶有濃厚的地方和區域色彩，所以僅從中央政權的角度考察其社會民主化進程是遠遠不夠的。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體現在議會改革中，而且也體現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國學者對於議會改革做過深入的研究，但對地方政府改革則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國19世紀城市政府改革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間的關系，以加深對近代英國歷史的理解。
一
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於解決城市問題的現實需要。城市的急劇擴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發展變化，使新興城鎮面臨日益嚴重的社會、經濟、治安等管理問題。19世紀上半葉，從卡圖街密謀到滑鐵盧事件，社會動盪不寧，城市發展和建設毫無規劃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狹窄，住房擁擠不堪，聯排式、大雜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興的大城市，利物浦與曼徹斯特的地窟、瓷器區以及倫敦的貧民窟令人觸目驚心，公共設施則幾乎等於零，且不用說公園、綠地、博物館、藝術館之類，連最基本的生活設施都談不上。因此，城市發展本身的壓力導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傳統。在政治領域，恪守傳統「小政府」的「無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傳統，18世紀以來，英國政府對地方事務介入越少越被認為合乎傳統。在經濟領域，自17世紀革命以來，亞當·斯密等人宣揚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義而深入人心，幾乎成了英國經濟生活的金科玉律，人們深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地調節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視國家干預為對政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紀，城市治理大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模式，分為自治城市和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其治理方式各異。
一類是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它們沒有特許狀，也就沒有自治市政府。從政治治理角度講，它們與周圍的鄉村一樣，依然處於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統治之下，繳納郡區稅(countyrate)。[1](p2)換言之，它們雖在物質形態上已發展為城鎮，但在治理結構和精神狀態上仍停留在鄉村，以古老的教區、采邑等為基礎，行政管理的幅度狹窄，職能有限。
另一類是自治城市。在英國歷史上，自治城市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們不少是從中世紀的自由城市發展而來的，其共同點是得到過王室的特許狀，有權選舉自己的市政官員，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內部事務，還有權選舉自己的市長。「自治城市還有一個市議會，由12—24人組成，負責監督城市管理並備顧問。」[2](p300)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為城市豪門所控制，視市政如家政。於是，市政當局成為城市上層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連襟接二連三地進入市政當局。他們只關心自身的利益，無力應付日漸繁雜的城市事務，更與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雖說市政官的統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當局，但作為一個整體，舊式的城市自治體是以低效、封閉為特色的。這些市政衙門往往成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開性與透明度;不能隨著城市的發展轉變職能，成為為城鎮大眾服務的公共機構，走上民主之路。它只為城市有產者利益著想，不關心城市大眾的福祉，與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嚴重脫節，與時代格格不入。
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並非「無為」而所能「治」。面對日益復雜和尖銳的城市問題，各城鎮恪守在經驗中求實的原則，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請議會通過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員會、徵收地方特別稅來應付必要的開支，以解決專門問題。他們成立了約300個城鎮改善委員會，還有名目繁多的專門組織。其中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改善委員會工作較為成功。早在18世紀下半葉，伯明翰的改善委員會就成功地清除了街邊有礙交通的障礙物，如凸肚窗、門前的石階、地下室入口等，從而得以鋪設起人行道，安裝街道照明設施。19世紀初，委員會獲得了新的權力，有權徵收新稅和舉借貸款，經濟實力增強，工作更有成效。曼徹斯特的第一個改善委員會是1765年成立的警務委員會，到19世紀40年代，它已涉足鋪路、照明、拆遷、消防、供水、清潔和煤氣供應等領域。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改善委員會的工作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方案，只能進行專項治理工作，無法全面應付城鎮問題。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勢在必行。
其次，英國經濟基礎的變動迫切需要政治上層建築領域的相應變革。18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經濟生活中的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動，使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急劇增長，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增強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北方一些工業城市，如伯明翰、曼徹斯特等，本身是非國教徒的天下，其興盛繁榮全賴非國教徒，但城市卻仍然受舊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團法》的制約，非國教徒被剝奪了政治權利，沒有參與地方管理的權利。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強大經濟實力與政治上的無權狀態極不相稱。
這樣，這時英國城市政府或已淪為某些私人的產業，或停留在農村統治體制下，無法為日益擴展的城鎮提供服務，城市政府的改革確實勢在必行了。此時，英國社會民主化運動已逐步走上穩健的正常軌道。18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資產階級激進派運動風起雲涌，但畢竟沒有發展成法國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而是通過統治階級的理智退讓，以讓中產階級分享權力而獲得協調。這種英國式的改革開創了在體制內消彌亂源的先例，使19世紀成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世紀。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從而構成英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從改革的決策主體來看，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兩種。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機關法》為開端，它實質上是1832年議會改革的續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則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該法規定：第一，在178個城市裡，取消200多個陳舊過時的市政自治團體，用選舉產生的城市政府取代舊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議會、市長和市參事會構成。市議會是城鎮自治機關的權力機關，其成員由該城所有繳納地方稅②、並有3年居住資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選舉產生，從而為全國統一了市政選舉的資格標准;市議會再選舉市長、市參事會;市議員任期3年，每年改選其中的1/3，參事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1/2，市長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第二，廢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職權，將司法權轉交給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實現司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的分離。第三，市府財政公開，市政收入必須用於當地居民，不得為私人利益或娛樂之用，從而增加了市府財政和透明度，有助於減少腐敗現象的出現。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規。最後，市議會的討論公開，允許公眾旁聽。這樣，通過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開、民主的城鎮政府取代了封閉的舊式城鎮寡頭的統治，打破了城鎮寡頭對城鎮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許可權內制定地方法規，徵收地方稅收以平衡收支，負責環境建設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權力和職能日漸擴大，社會服務保障功能日益加強。從理論上說，原來的各式改善委員會的職能已轉歸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些機構並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權繼承舊市政府財產，成為城鎮的實權機構，但實際上，城鎮寡頭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和財產，因此城市議會只是逐步確立起其領導地位。在此過程中，城鎮的社會職能仍在不斷地擴展，如果說在19世紀30年代只有市政府、議會和參事會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機構的話，那麼，19世紀末，又增加了煤氣、自來水、電力、街道、下水道、公園、衛生、浴室、市場、圖書館、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機構，充實了政府體系。另外，還比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鎮警察力量，以維持地方秩序。隨著城市功能的擴展，城市政府的職責日益擴大，以適應變革了的城鎮社會。新的城市政府較之舊的市政官，更能勝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紀英國市政方面的大部分問題是通過地方性立法解決的。當然，由於對城市的管理還處於探索階段，其立法大都是對城市問題的應付和即時回應，還缺乏總體規劃。
從城鎮統治的方式來看，我們以1870年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為兩個階段。183521870年為分散式的統治階段，其間針對城鎮事務的繁雜和地方事務的專門性，創設了許多專門機構。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濟貧法委員會，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衛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紀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個。[1](p153)但缺陷是許多中央的法令、條文大都是「任意性」的，採用與否全在城鎮自己「，未能通過中央控製作用來改變自治市大小不等、區域劃分和地方管理多樣化的局面。所以當時的多數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敗和低效問題」[4](p365)。19世紀70年代後為權力日益集中階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開始統一規劃指導地方政府工作，英國的地方自治傳統才受到真正的沖擊。1872年設內政部③，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指導和監督，並逐步充實中央政府的管理機構，開始了中央政府部門對地方政府的統一協調過程，建立起現代政府架構。
雖然說《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決了郡級的設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倫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倫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決大都市———倫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規范，攻克了英國城市政府的最後堡壘。它規定，在1888年建立的倫敦郡區內重新建立28個首都自治市議會(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個倫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個教區委員會。[5](p477)
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專業化的管理機構，並將權力日益集中化，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這與19世紀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經濟領域中壟斷與集中思想的抬頭，政治領域中國家機器也日益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進行干預。「國家開始處理經濟增長中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設法緩和日益明顯的社會緊張、城市問題和工業成熟所產生的問題，後兩個問題要求國家進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會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應付社會動盪、貧窮和城市擴展等難題。」[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機關法》即是從上而下由議會立法通過，由各城鎮遵照執行，除明確列入其中的城鎮外，其他城鎮只可申請援引該法，因此其立法不帶有強制性質，而是授權地方當局自行斟酌執行，其執行與否取決於各個城鎮，因此有人稱19世紀下半期為英國自治市的「黃金時代」。[7](p205)但它畢竟已是中央立法對城鎮事務的有力介入。當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對於政府的干預還時有一些非議。例如，當1848年《公共衛生條例》頒布時《，經濟學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編輯抱怨道：「疾苦和災害，乃是自然的告誡，是無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還沒有領悟到它們的目的和結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試圖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結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國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為起點，在民主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適應日益變動的城市社會，逐步發展成現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擴大的社會管理職責，對城市社會的各類問題作出回應。城鎮越發展，城市規模越大，那麼城市的公共設施建設和管理任務越重，城鎮政府機構便越擴大：從市政公共設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礎設施，如公園綠地、學校建設、圖書館和博物館。由於它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權利(選票)與義務(納稅)相統一的基礎上，重在其職責———為城鎮大眾服務，而不在其官位和個人得失，因此這種新的市政官員已不再是舊式的城市寡頭，而是現代「公務員」了。到19世紀末，英國城市地方政府建設基本完成。
三
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不僅僅是對市政府上層建築的有形改革，而且還在地方層次上開創了無形的民主化進程，它為城市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民主、自由、開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與三次議會改革一道，構成了19世紀英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18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商業資產階級人士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濟實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業城市伯明翰的工匠們、棉業城市曼徹斯特的棉業巨頭、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卻因是非國教徒而沒有發言權，政治大權操縱在土地貴族手中，使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嚴重失衡，因而獲得政治權利就成為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歷史使命。由於英國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漸進變革的傳統，激進運動的壓力，迫使統治階級逐漸退讓，打破土地貴族的權力壟斷，擺脫市政寡頭對城鎮的控制，建立起較為民主、開放的政治統治，所以民主與改革便成為19世紀英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篇章，並誕生了密爾(舊譯穆勒)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在他看來，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討論公共問題，並讓公眾參與政治決定。[9](p780)而下層人民則提出了《人民憲章》，要求普選權，把獲得選票、參與政治當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這樣，從1832年的議會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選民人數不斷增加，不僅中產階級，甚至於工人大眾也開始分享政治權利。這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其民主化的總趨勢是無可否認的。資產階級開始在議會中占據優勢。據統計，1865年，在議會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業、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佔一半以上;到1900年時，後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辦事機構中，通過文官制度改革和軍隊中的改革，使中產階級代替了世襲的腐敗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經濟強人在市鎮領域取得與之相應的領導地位，尤其是在新興工業城鎮中，工商業資產階級很快掌握了政權，如以曼徹斯特周圍的工業城鎮為例，羅契代爾和索爾福德的市議會中，從1856年到1890年，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比例從52.5%上升到80.35%;在布萊克本和博爾頓的市長中，有60%以上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出身[10]。在19世紀初的英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脫節的矛盾，通過改革、調整，逐步改變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使之最終適應了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體現了一定的民主原則。1869年的市政選民法給予所有擁有一年居住資格的納稅人投票權，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權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納稅人都有權在郡、行政教區投票，在婦女選舉權方面打開了一個缺口，難怪科布登說「市政改革法是我們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1835年《城市自治機關法》規定的納稅人資格條件事實上使當時的英國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選舉權，城鎮納稅人數目甚至大大少於1832年議會改革法的選民數目，因而並不能說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強調說，它與1832年改革法案一樣，都是黨派斗爭的產物，是兩黨政治斗爭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輝格黨在地方上排擠托利黨勢力④，與民主相距甚遠。但是我們認為，雖然從選民數量上來說，也許1835年的市政選民確實不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數字，而在於其基本原則，它以納稅人的資格取代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體現了納稅義務和投票權利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變擁有財產收入之多寡的選民資格為向城鎮公共事業貢獻大小的納稅人資格來確定投票權利，體現了歷史的進步。雖然從數量上說，1835年納稅人只佔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紀的大憲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匯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質才愈來愈體現出來一樣，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納稅人選舉權的資格，恰恰是奠定英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與中央的議會改革不同的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女性也開始加入了城鎮選民的行列，況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實行了成年公民選舉權。[13](p129)到19世紀末，選舉權已擴展到全體公民，民主選舉賦予城市政府極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市政官員對選民而非上級負責，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還具有指導性和現代性。它不僅把民主和代表原則運用到所有城市，而且還推廣到郡縣等農村地區，從而提供了一個具有現代政治精神的起點。隨著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順理成章了。因為這時的鄉村居民已經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況且從中央一級來說，農業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議會選舉權，因而農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於此。1888年法案規定設立郡和郡級市政府，1894年法案則規定設立都市區、農村區及教區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級市設立民選的議會，區設區級議會，教區有教區議會;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參加地方議會選舉，並擁有表決權，從而使民主和開放性原則在基層得到貫徹。由此，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都按民主原則選舉產生了新的政府機構。
由於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開性和自由性等社會屬性，英國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開其端，並在有著自治傳統的城市率先試行。在城市，人們的民主意願最為強烈，城市化快速發展使得民主思想的傳播極為容易。城市先行、農村隨後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國的傳統，還回應了英國的激進派運動和其後的憲章運動。因此，城市成為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開放性特點，並體現了行政管理公開化的趨勢。改革法雖然只涉及了178個自治城市，其目標和對象是對自治城市的市政團的改造，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此，它還為非自治城市的相應改革打開了大門。它規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請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則，這就為非自治城鎮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從1835—1855年這20年中，就有22個城鎮(其中絕大部分是新興工業城鎮)據此組織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國已經有了313個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見，1835年的改革法並不僅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個城鎮，而在於為其他城鎮的相應變革作了准備，尤其是為工業革命以來發展起來的新型城鎮提供了進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徑。
改革還體現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開性。首先是決策程度的公開性。以19世紀中下葉各城鎮建設市政廳為例，當時市政廳被當做城市的標志性建築，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紀城市的標志性建築一樣。市政廳的建築與否、建築的風格、建築地址、預算、招標等都在公開的原則上進行。人們不僅僅把市政廳當做宏大的辦公樓，而且把它當做是進行盛大的招待會、音樂會的場所，因此市政廳客觀上具有議會廳、法庭、音樂廳等其他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市政廳建築還體現出城鎮民眾日益表現出來的市民自豪感，它們往往成為一座城市的標志，納稅人用自己的錢，建築起精美、雄偉的市政廳，在建築規模、裝飾、布局方面相互攀比，體現了城市市民急於改變新興工業城鎮的形象的願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廳都有大型的風琴，以舉行大型的群眾性音樂會，把雄偉的建築物與提高大眾的藝術欣賞與審美能力結合在一起。其寬敞的廳堂、巨大的規模、成組的風琴，表明了市政廳所具有的公眾性質。很顯然，這樣的市政廳就不純粹是上流社會的官府衙門，音樂也不再體現上流社會身份地位，而是群眾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為了使新的市政廳真正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築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設立市政府時決定，市政廳應該是城市生活與精神的體現，應位於市中心，建築在制高點上，應有一個令人注目的高塔，一個巨大的鍾樓。[4](p211)。市政廳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達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場合，王室成員的光臨、盛大的集會、隆重的慶典，成為一般的場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廳竣工剪綵時，威爾士王子光臨，還有174節火車帶來的6.6萬觀眾，該市組織了1萬名主日學校的學生表演節目，一支500人的大型樂隊演奏樂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茲市政廳竣工剪綵時，還舉行了產品展銷會與大型音樂會，女王夫婦的到來更把慶典推向了高潮，城內到處彩旗招展，橫幅臨空，花團錦簇，人們個個喜氣洋洋。正如水晶宮博覽會成為1851年的標志一樣，利茲市政廳成了1858年的象徵。[14](p1742176)它體現了市民時代的自豪感，顯示了公眾精神和城鎮生活的開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氣魄。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在英國大選時的計票處領略到19世紀市政廳建築的風采。19世紀中葉建成的市政廳還成為與鄉村地產斗爭中的堡壘。[12](p22)如果說鄉間城堡曾是農業英國的勢力所在，那麼如今，市政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時代標志。其次，市議會的會議允許市民旁聽，體現了現代政治過程中的大眾參與。最後，在市政府經費上實行公開原則，定期公布賬目和年度預算，進行賬目審計，審察地方政府開支情況，審計員由市民選舉產生，市鎮司庫受命對賬目進行摘要，其備份由納稅人公開審查。可見，19世紀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強了城鎮行政決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綜上所述，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充當了大眾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民主理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這雖然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畢竟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本來就是現代文明的重要載體，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開性特徵本來就是基層民主的溫床。英國經驗理性的民族傳統、在探索中前進的行為技巧，為英國大眾民主的發展開辟了一條現實的道路。
關於普選權
19世紀中期，英國有以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19世紀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在北歐，使用了口號「均等共有選舉權」。普選權運動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運動，目標在於把選舉權擴展到所有種族。但對於女性的女性普選權或投票權、選舉權等等則要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重視。而最早的普選權運動發生在19世紀早期，聚焦於減除選舉所要求的財產條件。
許多社會原先都對投票權有種族要求。比如，非白種人不能在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投票，這種情況在1994年多黨選舉後才結束。在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論上有投票權，但有很多手段使他們無法實現普選權。3K黨在美國內戰之後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脅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選系統其實還是排除一些人的選舉權。比如，拒絕承認犯人投票權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幾乎所有司法系統都拒絕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權。
由全民普選歷史看來，雖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問題，人為的黑幕和貪污，但全民普選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數人的，比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國的發展趨勢。
普選權只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種進步現象。起廣泛性並不能說明民主化的程度。
H. 近代英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 歷史題
第一次工業革命、、瓦特蒸汽機 、、日不落帝國、一百多年殖民地統治、、君主立憲制政體改革是世界第一個走入資本主義國家
I. 說明英國民主化進程主要是圍繞哪些方面展開的
[摘要]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在議會改革中體現出來,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體現出來.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在此充當了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也是一個歷史進步.
[關鍵詞]民主化;「城市自治機關法」;英國；趨勢
伴隨著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深刻變化,政治民主化逐漸成為19世紀英國歷史的主旋律.其中,學術界普遍關注的是三次議會改革運動.然而,由於英國社會強烈的自治傳統,各地的地方事務一直帶有濃厚的地方和區域色彩,所以僅從中央政權的角度考察其社會民主化進程是遠遠不夠的.英國的民主化進程不僅體現在議會改革中,而且也體現在城市①政府的改革中.我國學者對於議會改革做過深入的研究,但對地方政府改革則涉及不多.本文旨在探索英國19世紀城市政府改革與社會民主化進程間的關系,以加深對近代英國歷史的理解.
一
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源於解決城市問題的現實需要.城市的急劇擴大,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功能的發展變化,使新興城鎮面臨日益嚴重的社會、經濟、治安等管理問題.19世紀上半葉,從卡圖街密謀到滑鐵盧事件,社會動盪不寧,城市發展和建設毫無規劃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狹窄,住房擁擠不堪,聯排式、大雜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興的大城市,利物浦與曼徹斯特的地窟、瓷器區以及倫敦的貧民窟令人觸目驚心,公共設施則幾乎等於零,且不用說公園、綠地、博物館、藝術館之類,連最基本的生活設施都談不上.因此,城市發展本身的壓力導致了城市政府改革.
然而,英吉利民族崇尚傳統.在政治領域,恪守傳統「小政府」的「無為而治」,尊重地方自治傳統,18世紀以來,英國政府對地方事務介入越少越被認為合乎傳統.在經濟領域,自17世紀革命以來,亞當·斯密等人宣揚的「自由放任」取代重商主義而深入人心,幾乎成了英國經濟生活的金科玉律,人們深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地調節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視國家干預為對政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粗暴干涉.因此到19世紀,城市治理大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模式,分為自治城市和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其治理方式各異.
一類是沒有取得自治權的城鎮.它們沒有特許狀,也就沒有自治市政府.從政治治理角度講,它們與周圍的鄉村一樣,依然處於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統治之下,繳納郡區稅(countyrate).[1](p2)換言之,它們雖在物質形態上已發展為城鎮,但在治理結構和精神狀態上仍停留在鄉村,以古老的教區、采邑等為基礎,行政管理的幅度狹窄,職能有限.
另一類是自治城市.在英國歷史上,自治城市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們不少是從中世紀的自由城市發展而來的,其共同點是得到過王室的特許狀,有權選舉自己的市政官員,由市政官主持管理城市內部事務,還有權選舉自己的市長.「自治城市還有一個市議會,由12—24人組成,負責監督城市管理並備顧問.」[2](p300)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自治城市的市政官往往為城市豪門所控制,視市政如家政.於是,市政當局成為城市上層手中的工具,父子、翁婿、兄弟、連襟接二連三地進入市政當局.他們只關心自身的利益,無力應付日漸繁雜的城市事務,更與近代民主精神完全相悖.雖說市政官的統治也不乏有效者,例如利物浦城市當局,但作為一個整體,舊式的城市自治體是以低效、封閉為特色的.這些市政衙門往往成為某些私人的囊中之物,缺乏公開性與透明度;不能隨著城市的發展轉變職能,成為為城鎮大眾服務的公共機構,走上民主之路.它只為城市有產者利益著想,不關心城市大眾的福祉,與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嚴重脫節,與時代格格不入.
日益嚴重的城市問題並非「無為」而所能「治」.面對日益復雜和尖銳的城市問題,各城鎮恪守在經驗中求實的原則,因地制宜,大多以提請議會通過地方法案的方式,建立各式改善委員會、徵收地方特別稅來應付必要的開支,以解決專門問題.他們成立了約300個城鎮改善委員會,還有名目繁多的專門組織.其中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改善委員會工作較為成功.早在18世紀下半葉,伯明翰的改善委員會就成功地清除了街邊有礙交通的障礙物,如凸肚窗、門前的石階、地下室入口等,從而得以鋪設起人行道,安裝街道照明設施.19世紀初,委員會獲得了新的權力,有權徵收新稅和舉借貸款,經濟實力增強,工作更有成效.曼徹斯特的第一個改善委員會是1765年成立的警務委員會,到19世紀40年代,它已涉足鋪路、照明、拆遷、消防、供水、清潔和煤氣供應等領域.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改善委員會的工作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療方案,只能進行專項治理工作,無法全面應付城鎮問題.因此,城市政府的改革勢在必行.
其次,英國經濟基礎的變動迫切需要政治上層建築領域的相應變革.18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經濟生活中的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變動,使工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急劇增長,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增強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北方一些工業城市,如伯明翰、曼徹斯特等,本身是非國教徒的天下,其興盛繁榮全賴非國教徒,但城市卻仍然受舊的《宣誓法》和《市政社團法》的制約,非國教徒被剝奪了政治權利,沒有參與地方管理的權利.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強大經濟實力與政治上的無權狀態極不相稱.
這樣,這時英國城市政府或已淪為某些私人的產業,或停留在農村統治體制下,無法為日益擴展的城鎮提供服務,城市政府的改革確實勢在必行了.此時,英國社會民主化運動已逐步走上穩健的正常軌道.18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資產階級激進派運動風起雲涌,但畢竟沒有發展成法國那種急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而是通過統治階級的理智退讓,以讓中產階級分享權力而獲得協調.這種英國式的改革開創了在體制內消彌亂源的先例,使19世紀成為政治民主化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世紀.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也就可能以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從而構成英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從改革的決策主體來看,19世紀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兩種.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機關法》為開端,它實質上是1832年議會改革的續篇和尾章,其基本原則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改造自治城市政府.該法規定：第一,在178個城市裡,取消200多個陳舊過時的市政自治團體,用選舉產生的城市政府取代舊的市政官.城市政府由市議會、市長和市參事會構成.市議會是城鎮自治機關的權力機關,其成員由該城所有繳納地方稅②、並有3年居住資格的成年男性投票選舉產生,從而為全國統一了市政選舉的資格標准;市議會再選舉市長、市參事會;市議員任期3年,每年改選其中的1/3,參事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1/2,市長任期1年,可連選連任.第二,廢除市政官和法院的職權,將司法權轉交給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在城市實現司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的分離.第三,市府財政公開,市政收入必須用於當地居民,不得為私人利益或娛樂之用,從而增加了市府財政和透明度,有助於減少腐敗現象的出現.第四,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法規.最後,市議會的討論公開,允許公眾旁聽.這樣,通過1835年的市政改革,自由、公開、民主的城鎮政府取代了封閉的舊式城鎮寡頭的統治,打破了城鎮寡頭對城鎮的行政控制.
在自治城市,市政府在其許可權內制定地方法規,徵收地方稅收以平衡收支,負責環境建設等等.[3](p223)新建立的市政府,其權力和職能日漸擴大,社會服務保障功能日益加強.從理論上說,原來的各式改善委員會的職能已轉歸新市政府所有,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些機構並未立即消失,而是仍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在法律上,新市政府有權繼承舊市政府財產,成為城鎮的實權機構,但實際上,城鎮寡頭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和財產,因此城市議會只是逐步確立起其領導地位.在此過程中,城鎮的社會職能仍在不斷地擴展,如果說在19世紀30年代只有市政府、議會和參事會等屈指可數的幾個機構的話,那麼,19世紀末,又增加了煤氣、自來水、電力、街道、下水道、公園、衛生、浴室、市場、圖書館、博物院等方面的新功能及其機構,充實了政府體系.另外,還比較成功地建立起了城鎮警察力量,以維持地方秩序.隨著城市功能的擴展,城市政府的職責日益擴大,以適應變革了的城鎮社會.新的城市政府較之舊的市政官,更能勝任城市的管理工作.19世紀英國市政方面的大部分問題是通過地方性立法解決的.當然,由於對城市的管理還處於探索階段,其立法大都是對城市問題的應付和即時回應,還缺乏總體規劃.
從城鎮統治的方式來看,我們以1870年為界,把1835年到1900年分為兩個階段.183521870年為分散式的統治階段,其間針對城鎮事務的繁雜和地方事務的專門性,創設了許多專門機構.如早在1834年就成立了濟貧法委員會,1835年成立了公路局,1848年成立了衛生局,1870年成立了教育局.到19世紀70年代,各式的地方性局、委有700多個.[1](p153)但缺陷是許多中央的法令、條文大都是「任意性」的,採用與否全在城鎮自己「,未能通過中央控製作用來改變自治市大小不等、區域劃分和地方管理多樣化的局面.所以當時的多數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敗和低效問題」[4](p365).19世紀70年代後為權力日益集中階段.1871年中央地方政府部成立,開始統一規劃指導地方政府工作,英國的地方自治傳統才受到真正的沖擊.1872年設內政部③,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指導和監督,並逐步充實中央政府的管理機構,開始了中央政府部門對地方政府的統一協調過程,建立起現代政府架構.
雖然說《1888年地方政府法》解決了郡級的設置《,1894年地方政府法》完成了除倫敦外的地方政府改革,但只有《1899年倫敦政府法》才是真正解決大都市———倫敦城市政府的法律規范,攻克了英國城市政府的最後堡壘.它規定,在1888年建立的倫敦郡區內重新建立28個首都自治市議會(Metropolitan Borough Councils)和1個倫敦城(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以取代原有的38個教區委員會.[5](p477)
英國城市政府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城市專業化的管理機構,並將權力日益集中化,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這與19世紀資本主義制度走向成熟密不可分.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經濟領域中壟斷與集中思想的抬頭,政治領域中國家機器也日益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進行干預.「國家開始處理經濟增長中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設法緩和日益明顯的社會緊張、城市問題和工業成熟所產生的問題,後兩個問題要求國家進行更多的福利立法和社會改革……政府不得不以全力應付社會動盪、貧窮和城市擴展等難題.」[6](p275-276)前述《城市自治機關法》即是從上而下由議會立法通過,由各城鎮遵照執行,除明確列入其中的城鎮外,其他城鎮只可申請援引該法,因此其立法不帶有強制性質,而是授權地方當局自行斟酌執行,其執行與否取決於各個城鎮,因此有人稱19世紀下半期為英國自治市的「黃金時代」.[7](p205)但它畢竟已是中央立法對城鎮事務的有力介入.當然,自由放任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對於政府的干預還時有一些非議.例如,當1848年《公共衛生條例》頒布時《,經濟學家周刊》(1848年5月13日)的編輯抱怨道：「疾苦和災害,乃是自然的告誡,是無法免除的;在善心人士還沒有領悟到它們的目的和結局以前,要迫不及待地試圖以立法把它逐出世界,其結果往往是利少而害多的.」[8](p667)
英國地方政府改革以1835年改革為起點,在民主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市政府,以適應日益變動的城市社會,逐步發展成現代城市政府,履行日益擴大的社會管理職責,對城市社會的各類問題作出回應.城鎮越發展,城市規模越大,那麼城市的公共設施建設和管理任務越重,城鎮政府機構便越擴大：從市政公共設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礎設施,如公園綠地、學校建設、圖書館和博物館.由於它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權利(選票)與義務(納稅)相統一的基礎上,重在其職責———為城鎮大眾服務,而不在其官位和個人得失,因此這種新的市政官員已不再是舊式的城市寡頭,而是現代「公務員」了.到19世紀末,英國城市地方政府建設基本完成.
三
英國城市政府改革不僅僅是對市政府上層建築的有形改革,而且還在地方層次上開創了無形的民主化進程,它為城市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民主、自由、開放的精神.
首先,城市政府改革與三次議會改革一道,構成了19世紀英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18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商業資產階級人士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濟實力空前提高.如北方巨大的工業城市伯明翰的工匠們、棉業城市曼徹斯特的棉業巨頭、海港城市利物浦的「商人王子」,富甲一方,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卻因是非國教徒而沒有發言權,政治大權操縱在土地貴族手中,使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嚴重失衡,因而獲得政治權利就成為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歷史使命.由於英國政治生活中自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漸進變革的傳統,激進運動的壓力,迫使統治階級逐漸退讓,打破土地貴族的權力壟斷,擺脫市政寡頭對城鎮的控制,建立起較為民主、開放的政治統治,所以民主與改革便成為19世紀英國政治發展的主要篇章,並誕生了密爾(舊譯穆勒)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在他看來,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自由地討論公共問題,並讓公眾參與政治決定.[9](p780)而下層人民則提出了《人民憲章》,要求普選權,把獲得選票、參與政治當做改善自己地位的手段.
這樣,從1832年的議會改革到1884年的改革,選民人數不斷增加,不僅中產階級,甚至於工人大眾也開始分享政治權利.這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其民主化的總趨勢是無可否認的.資產階級開始在議會中占據優勢.據統計,1865年,在議會中的土地利益代表有436人,工商業、金融界的代表有545人,佔一半以上;到1900年時,後者增加到了77%[9](p350).在中央的辦事機構中,通過文官制度改革和軍隊中的改革,使中產階級代替了世襲的腐敗官僚.在地方的政治生活中,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使那些經濟強人在市鎮領域取得與之相應的領導地位,尤其是在新興工業城鎮中,工商業資產階級很快掌握了政權,如以曼徹斯特周圍的工業城鎮為例,羅契代爾和索爾福德的市議會中,從1856年到1890年,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比例從52.5%上升到80.35%;在布萊克本和博爾頓的市長中,有60%以上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出身[10].在19世紀初的英國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脫節的矛盾,通過改革、調整,逐步改變國家的政治上層建築,使之最終適應了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體現了一定的民主原則.1869年的市政選民法給予所有擁有一年居住資格的納稅人投票權,最主要的是所有未婚女性享受同等的權利.[11](p75)到1894年,男女納稅人都有權在郡、行政教區投票,在婦女選舉權方面打開了一個缺口,難怪科布登說「市政改革法是我們法律中最民主的措施」[12](p115).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1835年《城市自治機關法》規定的納稅人資格條件事實上使當時的英國城市大部分居民失去了選舉權,城鎮納稅人數目甚至大大少於1832年議會改革法的選民數目,因而並不能說明其民主性.[1](p15-16)也有人強調說,它與1832年改革法案一樣,都是黨派斗爭的產物,是兩黨政治斗爭在地方上的反映,是輝格黨在地方上排擠托利黨勢力④,與民主相距甚遠.但是我們認為,雖然從選民數量上來說,也許1835年的市政選民確實不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這些數字,而在於其基本原則,它以納稅人的資格取代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體現了納稅義務和投票權利之間的辯證統一的關系,變擁有財產收入之多寡的選民資格為向城鎮公共事業貢獻大小的納稅人資格來確定投票權利,體現了歷史的進步.雖然從數量上說,1835年納稅人只佔成年男子的3%—10%,直到1869年也才20%.[7](p203)但是,如同13世紀的大憲章在初期只是一份封建性的文件匯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民主自由的性質才愈來愈體現出來一樣,1835年市政改革中的納稅人選舉權的資格,恰恰是奠定英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之一.與中央的議會改革不同的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女性也開始加入了城鎮選民的行列,況且也是在城市率先實行了成年公民選舉權.[13](p129)到19世紀末,選舉權已擴展到全體公民,民主選舉賦予城市政府極大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市政官員對選民而非上級負責,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民主精神.
其次,城市政府的改革還具有指導性和現代性.它不僅把民主和代表原則運用到所有城市,而且還推廣到郡縣等農村地區,從而提供了一個具有現代政治精神的起點.隨著19世紀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也日益城市化,推行民主化改革就順理成章了.因為這時的鄉村居民已經接受和享受到城市文明,況且從中央一級來說,農業工人在1884年也取得了議會選舉權,因而農村地方政府的民主化改造也水到渠成了.1888年和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其宗旨即在於此.1888年法案規定設立郡和郡級市政府,1894年法案則規定設立都市區、農村區及教區的地方政府,在郡、郡級市設立民選的議會,區設區級議會,教區有教區議會;所有成年男女全部參加地方議會選舉,並擁有表決權,從而使民主和開放性原則在基層得到貫徹.由此,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都按民主原則選舉產生了新的政府機構.
由於城市所具有的匿名性、民主性、公開性和自由性等社會屬性,英國的地方民主就由城市開其端,並在有著自治傳統的城市率先試行.在城市,人們的民主意願最為強烈,城市化快速發展使得民主思想的傳播極為容易.城市先行、農村隨後的民主和代表制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和做法既符合英國的傳統,還回應了英國的激進派運動和其後的憲章運動.因此,城市成為大眾基層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
第三,1835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具有開放性特點,並體現了行政管理公開化的趨勢.改革法雖然只涉及了178個自治城市,其目標和對象是對自治城市的市政團的改造,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此,它還為非自治城市的相應改革打開了大門.它規定：非自治城市可申請援引1835年的改革原則,這就為非自治城鎮政府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從1835—1855年這20年中,就有22個城鎮(其中絕大部分是新興工業城鎮)據此組織了新的市政府,到1900年,英國已經有了313個新城市政府.[1](p1502151)由此可見,1835年的改革法並不僅僅涉及它所提及的178個城鎮,而在於為其他城鎮的相應變革作了准備,尤其是為工業革命以來發展起來的新型城鎮提供了進行有效治理的方式和途徑.
改革還體現了城市政府行政管理的公開性.首先是決策程度的公開性.以19世紀中下葉各城鎮建設市政廳為例,當時市政廳被當做城市的標志性建築,就如同教堂是中世紀城市的標志性建築一樣.市政廳的建築與否、建築的風格、建築地址、預算、招標等都在公開的原則上進行.人們不僅僅把市政廳當做宏大的辦公樓,而且把它當做是進行盛大的招待會、音樂會的場所,因此市政廳客觀上具有議會廳、法庭、音樂廳等其他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市政廳建築還體現出城鎮民眾日益表現出來的市民自豪感,它們往往成為一座城市的標志,納稅人用自己的錢,建築起精美、雄偉的市政廳,在建築規模、裝飾、布局方面相互攀比,體現了城市市民急於改變新興工業城鎮的形象的願望.因此,大部分的市政廳都有大型的風琴,以舉行大型的群眾性音樂會,把雄偉的建築物與提高大眾的藝術欣賞與審美能力結合在一起.其寬敞的廳堂、巨大的規模、成組的風琴,表明了市政廳所具有的公眾性質.很顯然,這樣的市政廳就不純粹是上流社會的官府衙門,音樂也不再體現上流社會身份地位,而是群眾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為了使新的市政廳真正成為城市標志性建築物,哈利法克斯在1848年設立市政府時決定,市政廳應該是城市生活與精神的體現,應位於市中心,建築在制高點上,應有一個令人注目的高塔,一個巨大的鍾樓.[4](p211).市政廳的竣工揭幕往往是充分表達市民自豪感的典型場合,王室成員的光臨、盛大的集會、隆重的慶典,成為一般的場景.哈利法克斯市政廳竣工剪綵時,威爾士王子光臨,還有174節火車帶來的6.6萬觀眾,該市組織了1萬名主日學校的學生表演節目,一支500人的大型樂隊演奏樂曲.[7](p215)1858年9月7日利茲市政廳竣工剪綵時,還舉行了產品展銷會與大型音樂會,女王夫婦的到來更把慶典推向了高潮,城內到處彩旗招展,橫幅臨空,花團錦簇,人們個個喜氣洋洋.正如水晶宮博覽會成為1851年的標志一樣,利茲市政廳成了1858年的象徵.[14](p1742176)它體現了市民時代的自豪感,顯示了公眾精神和城鎮生活的開放性,展示了自由市府的活力和氣魄.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在英國大選時的計票處領略到19世紀市政廳建築的風采.19世紀中葉建成的市政廳還成為與鄉村地產斗爭中的堡壘.[12](p22)如果說鄉間城堡曾是農業英國的勢力所在,那麼如今,市政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時代標志.其次,市議會的會議允許市民旁聽,體現了現代政治過程中的大眾參與.最後,在市政府經費上實行公開原則,定期公布賬目和年度預算,進行賬目審計,審察地方政府開支情況,審計員由市民選舉產生,市鎮司庫受命對賬目進行摘要,其備份由納稅人公開審查.可見,19世紀的城市政府改革增強了城鎮行政決策和日常工作的透明度.
綜上所述,英國19世紀的大眾民主是在城市率先發展,並普及推廣開來的.城市充當了大眾民主的搖籃和發源地.以納稅人資格確定投票權,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民主理念,摒棄了議會選舉中的財產資格條件,這是向現代民主制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這雖然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普選權,但畢竟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本來就是現代文明的重要載體,其既有的匿名性和公開性特徵本來就是基層民主的溫床.英國經驗理性的民族傳統、在探索中前進的行為技巧,為英國大眾民主的發展開辟了一條現實的道路.
關於普選權
19世紀中期,英國有以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19世紀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在北歐,使用了口號「均等共有選舉權」.普選權運動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運動,目標在於把選舉權擴展到所有種族.但對於女性的女性普選權或投票權、選舉權等等則要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重視.而最早的普選權運動發生在19世紀早期,聚焦於減除選舉所要求的財產條件.
許多社會原先都對投票權有種族要求.比如,非白種人不能在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投票,這種情況在1994年多黨選舉後才結束.在民權運動之前,美國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論上有投票權,但有很多手段使他們無法實現普選權.3K黨在美國內戰之後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脅迫阻止黑人投票.
有一些普選系統其實還是排除一些人的選舉權.比如,拒絕承認犯人投票權和精神上有疾病的人.幾乎所有司法系統都拒絕非公民居住者和未成年公民的投票權.
由全民普選歷史看來,雖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問題,人為的黑幕和貪污,但全民普選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數人的,比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徵,也是全球各國的發展趨勢.
普選權只是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種進步現象.起廣泛性並不能說明民主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