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如何看待日本侵華

『壹』 英國和日本同樣侵略過中國，為什麼在中國，反感日本的要比反感英國的很明顯要多出很

首先英國侵略中國發生的時間比較早，而日本則主要在二戰侵略中國時給近現代中國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其次，兩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對華戰事主要集中在沿海，並未大規模的深入境內，且並不以亡國滅種佔領中國全境為目的，其主要訴求是為了開埠通商。而日本則是全面侵華，以亡國滅種佔領全境為目的。

歷史上他們確實做錯了，而且至今沒有公開道歉。當然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是教育，從小灌輸有點「仇日」的觀念。。。看看現在影視劇都是抗日神劇，沒有一部可以表達一下中日現代應該睦鄰友好，人們民間交往融洽的理念的。。。

『貳』 日本是資源極缺的島國，何以支撐侵華竟14年之久

如果以絕對理性的方式來觀察，我們會發現，日本在近代對中國的覬覦其實是必然的事情。

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迅速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層就發現，隨著經濟各項指數穩步攀升，他們受制於人的程度也在逐漸加深——日本產業鏈最大的缺環在於資源，而在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工業原材料產區則是被英國人控制的東南亞。

一直到現代，這個道理也依然成立。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同年的俄羅斯盧布危機，都是他們本國的金融從業者與海外對沖基金緊密配合、做空本國貨幣導致的，而上述國家又都是拘於「不幹涉市場運行」的原則，才導致危機最終一發不可收拾——而後來俄羅斯能夠扭轉局面，恰恰是因為不再「按規矩出牌」。

而如果從全局角度來審視十四年抗戰，我們會發現日本在中國戰場的最核心問題其實並非是軍事，而恰恰是經濟。

日本本國的資源根本不足以支撐規模如此之大的一場戰爭，如果要想順利打下去，那麼就必須能在被佔領土上形成「以戰養戰」的經濟正循環，而這一點正是日本的命門所在。

○摘自《用地圖看懂世界格局》 王偉（著），華文天下圖書公司授權合作稿

『叄』 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後，為何英美國家一度對其採取綏靖政策

英法兩國採取綏靖政策，原因各不相同，但出發點卻很一致，都寄希望於出賣小國利益，以實現禍水東引，挑起德國和蘇聯的戰爭。英國自身的原因，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其世界霸權呈現頹勢。在1931年，英國議會通過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承認了自治領的主權，正式建立「英聯邦」。這也預示著，英國的殖民體系走向了瓦解，其國家實力已經大大削弱。除此之外，英國上層的保守主義思想十分濃厚，這些人也被稱為保守主義者，主要以保守黨為大本營。

久而久之，法國人的戰斗意志越發消沉，他們自認為依靠一堵牆，就能擋住德國人。在此時，英國人的態度，也對法國產生了影響。英國畢竟還是名義上的世界老大，老大不願意打，而且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尚處於危機之中自顧不暇，始終不表明態度。因此，法國人決定跟隨英國的步伐，對德國採取綏靖政策。

『肆』 英國人對中國人及日本人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因為中國人素質低下，同時有高傲自滿。

我以前看過一個人寫過一篇反駁外國人的文章。上面竟然無恥的說什麼中國人隨地吐痰是什麼民族傳統，清華北大的教授還經常吐！看得外國人無語完。我真是覺得丟臉啊。你說一個如此素質低下又高傲自滿的民族會得到世界人民的肯定嗎？

在其他國家的眼中，中國就是以個暴發戶國家！你說，一個素質低下的暴發戶會得到別人的肯定嗎？

『伍』 在近幾百年歷史中,英國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何異同

日本與英國——同樣的島國對中國不同侵略

日本與英國雖同為島國，但由於日本的文明屬於寄生文明因而缺少足夠的文化底蘊，因此在行事上易走極端，缺乏深思熟慮。由於武士道文化的熏陶，日本往往在處理與大國關系時缺乏周全縝密的戰略措施，往往採用武士決斗的簡單辦法，勝利了就輕視敗者--哪怕對手是一個應該給予尊重的失敗者；如果挑戰強者失利了，日本就會卑躬屈膝。對付滿清與沙俄政府的勝利，蒙蔽了日本的眼睛，她不知道專制的封建政府本質上最恐懼的是人民革命的火種以及低效無能的行政效率是日本獲勝的根本原因。日本盲目地自信：武士道精神加上一點點的運氣可以戰勝任何大國。可悲的是，美國不同於日本取勝的前兩者，她有著足夠的民意基礎和高效的政府運轉機制，再加上龐大的物質基礎和被激發起來的強烈的復仇情緒，日本的失敗只是時間的問題。

說到日本，不能不提到另一個島國——英國。英國總結了\"英法百年戰爭\"失利的真正原因，島國不該無節制地在歐洲大陸上與陸權國家拼消耗，應當懂得適可而止。去控制海上重要的航線與爭奪海權才是島國立業的根本而不是與陸權國家一樣去盲目地追求陸權，深陷大陸對島國是危險的。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戰敗了沙俄但並沒有深入俄羅斯腹地，鴉片戰爭中，對滿清也是如此。英國知道，以條約來確定與俄國和中國戰爭的勝果遠比不切實際地征服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更現實。

駕御一場戰爭並不容易，一般人往往易被戰場勝利的表象所迷惑。但作為英明的戰略家應該懂得進取之道，在取得勝利最大值的臨界點時見好就收是一種高超的妥協藝術。俾斯麥沒有進軍維也納去兼並奧地利就是一種\"先知\"的卓見，所謂\"先知\"就是常人所無法理解的寂寞高手。拿破崙就是因為不知道及時罷手，才使得帝國的力量消耗在遼闊的俄羅斯大地之上。

記得\"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出現了對華的兩種意見，少壯軍人主張乘勝消滅中國。作為日本不多的有些遠見的戰略家石原莞爾以為，只要中國承認或默認\"滿洲\"的現狀，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權，日本可以容忍中國的存在。\"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擴大和中國的戰爭，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但這種意見很快被狂熱的軍官們所排斥，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對支那一擊論\"的樂觀思想充斥著軍部中的大部分力量。蔣介石曾有句名言：\"中國這個大國，不怕你鯨吞就怕你蠶食\"。戰爭使日本沒想到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空前高漲，出現了國共合作，各地方軍閥也捐棄前嫌一致抗戰。日本本可以利用中國內部的矛盾加以分化利用，卻由於戰略上的短視反弄巧成拙。與之相反，我們發現，英國在兼並印度時就是先以沿海殖民據點開始逐步向內陸蠶食，再輔之以分化印度次大陸各不同宗教、土邦之間的矛盾。歷經200多年的蠶食和鯨吞才終於確立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

我們發現，英國對印度的經營是以緩為主，並不急噪冒進；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卻失之於急，以鯨吞為主。在判斷力上，二者差別很大。英國也曾想吃掉中國，但在認真仔細地研究中國歷史後發現，中國幾千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這不同於印度的莫卧爾帝國是一個弱勢的由分散的不統一的封建土邦構成的國家。中國信奉儒教，印度宗教信仰較多；中國以漢族為主，印度卻有100多個民族。這些因素匯總後，英國以為把中國直接鯨吞是不可能的。中國可利用的矛盾不象印度那樣多，不如利用中國的滿漢矛盾，扶植腐朽的滿清政府統治廣大的漢人百姓來確保英國在華的特權。少數滿族統治階層為了自身的利益，總會與外來侵略者達成某種妥協以鞏固自己行將坍塌的政府。英國以為，這種以華制華的戰略效費比高，比自己直接介入的風險小而收益更高。日本國力不如英國其野心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應當承認日本對華侵略准備是極其充分的。日本繪制的中國各省地圖比中國自己繪制的還好，一些中國航道地圖為中國沿用至今。但是，日本戰術的精明無法彌補戰略的失誤，對中國的鯨吞最終導致了日本的滿盤皆輸。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日本不可能有機會修正自己的錯誤了。有時我們也不妨慶幸一下，正是由於日本的全面侵略才導致中華民族的空前團結。中國人再也不是一盤散沙了，由於日本的特殊殘暴使得本不團結而愛打內戰的中國人終於凝聚在一起了，分散的沙也終於聚沙成塔了。中國近代的百年屈辱史也正是從抗戰勝利而開始逐步結束的，中國的大國之魂也正是建立於抗戰的慘勝基礎之上的。

日本戰略的短視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慶幸的，雖然抗戰的過程是悲壯的，代價是慘痛的。但這也正是一個大國重新贏得她應有的國際地位所必須付出的。試想，日本如象英國那樣狡詐，不與大陸國家決戰於陸地而是象對付印度次大陸上的國家那樣，分化利用各方矛盾並注重培養扶植親英的知識分子，從價值觀、文化因素等軟力量著手。中國也許不會死亡數千萬百姓，但中華的崛起將遭遇更強烈地扼殺。今天，南亞次大陸上分裂成了幾個不同信仰的國家而且在為克什米爾糾纏不清，印巴兩國知識精英不去反思英國的殖民主義惡果反而感謝英國給他們帶去的所謂文明民主制度，繼續留在英聯邦效忠女皇。還有我們今天在香港的所謂\"民主精英\"莫不是英國這種軟刀子殺人策略下產生的怪胎。

我不禁為中國的島國對手是日本而非英國而萬分慶幸。作為中國人我痛恨英國對我們的侵略，但作為一個對手，我對英國卻有一分敬畏；對於日本我除了鄙視還是鄙視。同樣作為島國，日本與英國的戰略文化觀是如此截然不同，這恐怕也就決定了日本與英國對世界所起的作用不同。屬於寄生文明的日本改造性強，但獨創性不強，這也就是他們被人稱為\"猴子\"民族的緣故吧。

綜觀英國幾個世紀以來的殖民史，確實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中國學習借鑒的地方。懂得欣賞別人的長處能幫我們更好地屹立於世界，它不同於日本對強者的諂媚；美國人對朝鮮戰爭中志願軍奉獻精神的贊譽正體現出了強者的自信和寬懷。

中國正處於復興階段，我們在文化觀、價值觀與戰略思想這些軟力量上有著五千年深厚的歷史積淀。就連英國這樣一個戰略文化強國都很妒羨，更不是日本這樣的\"近視\"國家所能比得了的。對於一個國家來說，軟力量的建設需要幾個世紀的長期積累，是漫長的歷史過程，不象硬體建設幾十年就可以見效。在這方面我們是幸運地，我們現在只要把硬體建設好，相信我們所創造出的成就一定不會比當年的大英帝國差。

『陸』 英國幾乎侵略了全世界，為何卻很少國家仇視它

中國一直都以和平的方式在進行外交，我們也希望能夠跟別的國家構建一個良好的關系，共同進步。然而曾幾何時，當我們拿真心相待想要同別的國家和諧相處的時候，別的國家卻對對中國虎視眈眈。

像英國這樣子能夠和殖民地關系處的如此融洽的國家，在歷史上並不多見，所以說英國的治理模式也是值得大家借鑒的，即便是不斷的老去，退化，英國還是展現出了自己優雅的面貌，在這一點上值得我們尊敬!

『柒』 日本為啥侵略中國

從地理規模來說，日本的面積是37萬多平方公里，只相當於中國的雲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連年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給亞洲的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浩劫和災難。
事實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也不是從1874年日軍侵略台灣開始的，而是從16世紀中國的明王朝時就開始了，那就是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的騷擾和侵略。

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16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本朝(即明朝)東海沿岸各省的安全，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合乎邏輯的倒是本朝的士兵應該越海進攻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幾十年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仍，法律和綱紀可謂盪然無存。本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一個極有組織的文官集團所統治，中央指揮地方如身之使臂，極少發生抗命的事情。同時我們這個帝國在名義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人數多達二百萬。
但是，擁有200萬軍隊的統一的明王朝卻絲毫沒有侵略日本的慾望，倒是並未統一且內戰頻仍的小日本大有吞並中國的企圖。16世紀末，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就說：「誓將唐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滅亡中國，遷都於中國，天皇居北京。」可見，地盤不大的日本野心實在大得驚人。
日本軍國主義者對這個問題倒是有一個答案：日本列島是一個蠶，中國則是一片桑葉，蠶就是要吃桑葉。日本的老師就在課堂上給自己的學生們灌輸這個觀點：日本的形狀像個蠶，支那則像個桑葉，蠶吃桑葉天經地義，否則蠶豈不要餓死嗎?
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說。
要回答日本為什麼侵略中國，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國的情況。

從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國，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國。前者解釋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後者則回答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
從中國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將中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作為主要侵略對象，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是一塊「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於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國力衰弱，中華民族存在著重大弱點和缺陷，給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
第一個問題：從日本方面來看。它為什麼要侵略中國．為什麼想侵略中國?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在哪裡?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擴張道路，根子還在於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著濃厚的軍國主義傳統。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形成軍國主義的傳統呢?
1．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關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個名詞，但武士道究竟是個什麼貨色?它是怎樣形成的?它對日本有什麼作用和影響呢?
日本歷史上曾經歷了很長的戰國時期，大名領國群雄割據，混戰不已，並逐漸形成了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武士統治時代。「武家習氣」、「弓矢之道」與中國的儒家倫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節義、廉恥、武勇、堅忍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范，統稱「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識大大強化了，它不但從倫理關繫上加固了武士階級，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為特徵更加明確了。中國儒家倫理所倡導的儒雅之風，不但沒有使日本武士變得像中國儒生那樣弱不禁風，反而給嗜殺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與文墨之間達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經常為試刀而無故砍殺路人，然後彬彬有禮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說聲「對不起」。這典型地體現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質彬彬和兇殘嗜殺的雙重性格。這也是日本武士與西方強盜的不同之處。在武士統治的數百年間，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內容而加以宣揚，武士道潛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強烈的強悍尚武的特點。
明治維新推翻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地位，廢除了武士等級，但武士道卻被日本統治者作為主導性的倫理傳統繼承下來，用以向國民進行灌輸，甚至將武士道精神滲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計地培養青少年的殘酷心態。比如，為了培養小孩子的膽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場取死人頭，誰敢做就給誰獎勵；給小孩喝紅色的羹湯，讓他體驗喝血的感覺。
2．與軍國主義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體是明治維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個封建殘余。日本的天皇制有兩個特點：一是萬世一系，從未改姓，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天皇有著絕對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實權。天皇制的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於軍事領域。日本軍隊實行所謂的統帥權獨立制度，即軍隊的指揮權不歸內閣而歸天皇，日本軍閥可以藉助天皇的名義隨意對外用兵，日本的政黨體制對日本軍方不起約束作用。

可以說，軍國主義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礎。
3．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促使日本踏上了軍事立國的軍國主義道路
從西方列強的情況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帶來對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性和資本主義列強在政治組織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裝備方面的優勢，使它們得以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開拓海外市場。
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要比歐美列強晚得多，國力也相對較弱，因而日本統治者普遍懷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殺黷武的武士道傳統和天皇制政體的影響，所以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比歐美列強更多地藉助於暴力性的對外擴張。
要通過暴力強行奪取海外資源和開拓海外市場，就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此，明治政府以軍事立國為根本國策，竭力擴充軍備，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義傳入日本，形成法西斯軍國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源自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思潮也開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可以說是一對異姓兄弟。經過日本民間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紹和鼓吹，法西斯主義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軍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輝、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經軍內法西斯加以補充，構成了比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體系，即：通過「天皇歸一」的忠君思想樹立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意識」；依靠軍隊進行「國家改造」，廢除政黨政治，打擊保守派統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通過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總體戰體制，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奪取遠東霸權，完成「昭和維新」。
1936年二二六政變後，軍政大權完全落入軍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體制正式確立。

我們可以梳理出一條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強悍尚武，強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從西方舶來的法西斯主義相交媾，又孕育出一個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戰、更加殘暴、更富於冒險性侵略性擴張性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這樣一來，日本就猶如一輛被惡魔操縱的戰車，不可能不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
第二個問題：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為什麼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餘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於維新後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製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於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於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1．不搞內哄
日本人並非沒有內部矛盾，但他們不大搞內哄，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很愛惜，誰動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偽軍的高級將領不小心傷了一個日軍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策反偽軍十分容易，而策反日軍部隊從整體上無一成功。日本軍隊從未發生過內戰，而中國軍隊內部磨擦不斷。抗戰時，我們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是，正義一方的中國人沒有完全做到，非正義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部了不起的戰略著作，經過抗日戰爭實踐的檢驗，基本的預測都實現了，惟獨有一樣沒有實現，即：「中國抗戰的勝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將有待於國際的援助和日本國內的變化」。所謂「日本國內的變化」即指日本反戰力量的增長。但是，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的反戰力量仍極為有限，幾乎沒有構成一種力量。
那麼，日本人為什麼比較團結?
原因有三個：一是對天皇的忠誠，二是民族優越論，三是矛頭對外。先說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忠誠。在以等級制為基本結構的日本社會中，天皇站在最頂端，這與中國古代的帝制是一樣的。但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皇位頻繁更姓，總計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創天皇制之後，天皇從未改姓，可謂萬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實際的統治者，而只是一個象徵。天皇的隔絕塵世，一來不妨礙重臣掌握實權，控制朝政，二來無實權就不會犯什麼大的錯誤，也不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這樣有利於維護天皇制的長久性和國民對天皇的精神信仰。於是，皇統綿延不絕，皇恩浩盪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統一與永存的超凡脫俗的象徵。對天皇的效忠就是對日本國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個日本國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這就使得日本有一個凝聚國
民的核心和集中統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優越論。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自己視為「天照大神」的子孫，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優越感使日本人強化了對本民族的認同和對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時也強化了日本人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頭對外。日本是一個島國，面積很小，資源貧乏，很多需求從日本國內無法解決，而必須通過貿易或戰爭的手段從國外解決，所以它的矛頭是對外的，貿易是對外貿易，戰爭是侵略戰爭。無論是解決資源、市場問題，還是擴張領土，日本都是把矛頭指向他國，尤其是中國。矛頭對外，可以緩和內部矛盾，所以日本人從整體上比較團結。
2．認真敬業
日本人的認真和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國人可與之媲美。而這兩個國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強國，其產品質量的信譽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
日本學者研究鄭和下西洋那條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鉚釘；一位專門研究李大釗的日本女學者能把李大釗在日本時住在什麼地方，在那個飯館吃飯，到哪裡散步等等說得一清二楚，這讓中國研究李大釗的專家們瞠目結舌；還有日本學者專門研究唐朝皇帝死後，太子守靈的禮儀，這個問題如果讓中國的學者來解釋不知是否有人說得清楚。日本學者的論文與中國學者的論文反差很大，我們講究篇章布局，講究觀點的提煉和總的結論性評價；而日本人重視細節，重視資料，寫得極為細致。中國人讀了日本人的論文感覺過於繁瑣，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論文則感覺大而空，不扎實。
日本人之所以認真，恐怕與它小有關，家小業小，土地少資源少，事事必須精打細算；也可能與日本的對外擴張有關，你一個小國去打人家大國，總得精心准備吧。也可能與日本的私有制有關，什麼都是自己的，不認真自己吃虧。
認真作風與生活的所有內容都有關系。認真的民族肯定是一個敬業的民族，認真的好處不僅能夠保證產品的質量和辦事的准確無誤，更有助於在國民中樹立科學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學到手，進而後來居上，肯定與認真有關。因為科學是精細的東西，來不得半點馬虎。

3．創造性摹仿
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要進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結果卻大不相同。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國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進國家，中國人也一直習慣於以老大自居。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國門被英國的艦炮轟開，中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樣樣落後了。於是，清廷的有識之士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下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是，由於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禁錮了中國人的想像力、主動性和創造性，加上體制方面的大鍋飯等原因養成的惰性，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往往只摹仿不創新，落後了再引進。
日本人的摹仿，與中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他們跟著英國人學習造船的技術，最終達到甚至超過了老師，建起世界一流的「聯合艦隊」；他們向德國人學習照相機的製造技術，最終成為世界第一照相機強國；他們跟著西方學習汽車的製造技術，最終使日本汽車大舉佔領西方市場；他們向中國人學習陶瓷、造紙、染料、豆腐和景泰藍等傳統產品的製作技術，最終把我們甩在了後面。
可見，日本人的摹仿與我們不同，這可以叫作創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夠實現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認真、較真，對引進的和學來的東西仔細揣摸，把它吃透，這樣超越和創新就有了基礎；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於強者的態度，你的技術厲害，我佩服，我學習，我引進，但最終我要超過你。這表明了日本人對於強者的不服輸的精神。
4．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可以視為日本島國心態的一部分。日本人因為自己的國家面積太小，資源貧乏，所以形成了特別強的危機意識，稍有風吹草動，就大呼小叫，如臨大敵。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神經過敏，小題大作。但實際上危機意識並不是一件壞事。它使日本人總是處在一種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狀態，這樣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錯誤。相形之下，中國人的盲目樂觀和麻木不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個問題：從中國方面來看，日本為什麼侵略中國?
先從客觀上看，日本為什麼將對外擴張目標指向中國?
日本對外擴張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遠東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中國、朝鮮與日本隔海相望，距離很近，同時因與歐美相距遙遠，故尚未完全被歐美列強所控制。這幾個因素都有利於日本。日本可以將軍事力量全部集中於遠東，全力展開對亞洲大陸尤其是中國的爭奪。
這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觀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距惡魔太近。
但是，這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們自身。
從中國的主觀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於中國國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不堪一擊
中國綜合國力落後，表現在各個方面，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人民愚昧而不覺醒。從軍事方面看，中國軍隊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所暴露的落後，實際上經歷過明清兩代長期的量的積累，最終形成了質的落差；並且，這種落後不是某一個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綜合性的，表現在武器裝備，軍事訓練，戰略戰術，組織指揮能力，官兵的軍事修養、文化視野與自信心等各個方面。
日本軍閥是最看重實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實力對比上的顯著優勢極大地助長了他們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華戰爭具備的切實的可行性。有的日本軍閥甚至吹噓：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艦、1個師團，用1個星期就可以滅掉中國。其氣焰之囂張可見一斑。
其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軍閥覺得中國軟弱可欺
日本在實力上的優勢使日本具備了侵華的物質條件，而中國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點更使日本軍閥感覺中國軟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華民族待人以和為貴，遇事處中庸之道，這種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極懦弱，重文輕武，性格內向。

那麼這種民族性格因何而來呢?
首先來源於中國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因為經濟基礎是所有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決定因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遷，崇尚和平。小農經濟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護著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處游移擴張。「男耕女織」，「牛郎織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便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圖景。
小農經濟的守土性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禦性。中國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設施從體繫上說完全是防禦性的。萬里長城是中國防禦文化的軍事產物，這個雄偉的軍事設施所體現的不是進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願。雖然中國不乏聞名於世的軍事家和勇武善戰的將軍，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在自衛戰爭中涌現的。中國武術囊括十八般武藝，精彩絕倫，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進攻而是防身。歐美騎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戰為榮，以征戰為樂，就怕戰爭不大，惟恐征程不遠。他們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戰爭的謳歌和對勇武的贊頌。而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基本上說的都是征戰之苦，而不是征戰之樂。打開唐詩宋詞，這類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參的一首七律是這樣寫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雲慘淡萬里凝。這種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心態：這個仗不得不打，但實在是太苦了!苦到什麼程度呢?將軍凍得拉不住弓，都護凍得睡不著覺，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雲慘淡，這個仗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
中國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經濟基礎，中國人的和平意識幾乎是滲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何以總是那樣愁悵凄苦，而沒有一點沖天豪氣，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歷史上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王朝尤其是漢人王朝，從未產生過對弱小日本的侵略慾望。
安土重遷、崇尚和平本非壞事，但事情總有它的反面：安土重遷難免不思進取，崇尚和平難免重文輕武，久而久之，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膽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諳於世故，武將怯於疆場。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封建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是鑄造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和高壓性的，懦弱順從、缺乏血性就成了這種體制下的臣民們的必然性格。因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系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高壓性的，個人與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軟弱了。這種極大與極小、極強與極弱的對比使中國人從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點：輕則缺乏主見，缺乏自信和獨立人格，追隨大流，膽小怯懦，畏懼強權，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重則軟弱可欺，甘於壓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下，只允許皇帝和官員出頭，不允許平民百姓出頭，所以中國古往今來告誡人們不要出頭的諺語多得很。當年偽軍投敵，基層官兵多數是隨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極少。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虜。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帶個頭，大家就是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醬了，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帶這個頭。抗日戰爭期間，在廣大的淪陷區，一個班或者一個排的日本兵統治一個縣城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對待強者的態度上大相徑庭。對於強者，日本人一是欽佩，二是學習，三是征服，懷著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對待張自忠，雖然尊其為「現代關公」，但想方設法加以打擊，直至將其打死。對待美國也是如此，你再強大也不怕，照樣開戰。中國人對待強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懼，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開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學之。
當然，中國人當中並非沒有頂天立地、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它並不標志中華民族的整體風格。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像譚嗣同、秋瑾、鄒容、陳天華，像彭德懷、吉鴻昌、張自忠、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那樣的人多了，日本再強大也不敢於發動一場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戰爭。
第三，中國的內亂和內耗給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封閉性，也決定了中國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內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產生的矛盾摩擦，都是從內部解決而不是通過侵略擴張尋求解決途徑。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封建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對外講和平、對內講斗爭的國家，內部矛盾和內部斗爭相當激烈。
地域廣袤但四周封閉的地理特點也從自然環境方面強化了這一狀況。
中國的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阿爾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馬拉雅山，南面是十萬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這種地理環境的特點是大而封閉。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應有盡有，無需向他國索取和掠奪；封閉則是指中國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嚴重阻隔著中國與鄰國的交往。這種大而封閉的獨特的地理因素，強化了因小農經濟而造成的中國民族性格和矛盾斗爭的內向性。

國民黨內部的激烈的派系斗爭，不僅給外敵以可乘之機，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敗類投入日本侵略者懷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殘害自己的同胞。汪精衛也好，大大小小的偽軍頭目也好，有許多人投敵叛國的直接起因正是內部矛盾。
歷史證明，對於一國家也好，一個團體也好，內戰的規模與程度與遭受外侮的規模與程度成正比。內部團結了，對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強硬得起來；反之，內部不團結，甚至打得不亦樂乎，兩敗俱傷，那麼它的力量就弱，對外就不得不妥協退讓。
我個人認為，日本在太平洋板塊，亞歐版塊和印度洋板塊之間，地震，火山頻繁，經濟負擔大，勞動力短缺，而中國正是一塊肥肉

『捌』 西方列強19世紀為何不侵略日本卻入侵了中國

談到19世紀，很多名家都會做出這么一個判斷：19世紀是西方列強瓜分世界的時代，是人類最為野蠻的時代！所以，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屬於野蠻時代的必然之舉，是中國落後之後逃脫不了的命運。

然而，東亞日本在19世紀同樣落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為何不侵略日本？即便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按19世紀的野蠻原則，西方列強也足夠理由侵略日本，但列強入侵了中國，卻為何一直沒有入侵日本？

總而言之，大家可以看到19世紀的這樣一個日本，精通西方列強語言、穿著打扮、外交禮儀、了解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等，西方列強可以和日本“愉快”的交流，所以日本盡管落後，西方列強卻沒有侵略日本，因為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度”，相反當時清朝卻成了一個“野蠻國度”，需要被教訓。

落後就要挨打，但也未必挨打，至少日本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案列。令人遺憾的是，如今清宮劇滿天飛，甚至已經為道光、咸豐、慈禧等人翻案洗白了，卻鮮有思考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為何落後，鮮有思考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為何挨打！

『玖』 結合所學知識說說日本是怎樣一步步侵華的

其實主要是甲午之戰，當時日本走向了資本主義，但並不是很成熟，猶如一個新生兒，當時日本想以閃電戰結束，因為他們財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賣向歐洲的戰爭債券，當甲午之戰贏了後，清政府配了兩萬萬兩白銀，使日本迅速的發展起來，才發動了侵華戰爭。其實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國東北經營，希望有朝一日能佔有這片土地，只不過以前歷朝歷代再怎麼衰弱都能壓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後期就不行了。我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國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運

馬克思早就認為：「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周圍的自然。」 談到市場經濟和企業經營，自然條件是最重要的，要說對中國企業和對整個中國社會這是一場從里到外的徹底考驗，我們就不能不談到我們身邊的近鄰——日本。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典範，盡管由於自身文化體系的不足，日本曾犯過非常嚴重的低級錯誤，但是，日本無疑是經濟與文化轉型過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發展歷史是非常重要的。與我們一衣帶水的亞洲島國日本，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都不算好，在僅有37.7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卻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330人，達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幾乎沒有什麼說得上的資源優勢，應當說，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資源貧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被稱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基本上沒有什麼可稱得上的、獨特的文化。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觀察家的眼中如同當時的中國一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沉睡國家，這是因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就拜中國為師，派出不少「譴隋使」和「譴唐使」全面學習中華文化，以至於幾乎全部傳承了中國的文化，英國人盧瑟夫·阿爾科克評價說：「日本實在是一個充滿反常與逆說的國家」,這與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幾乎是大同小異。繼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後，1853年，美國人的「黑船」（軍艦）也敲開了日本幕府封閉達218年的國門，日本也同樣緊隨中國面臨著被西方列強宰割的命運。此時，雖然中、日兩國的國門被打開，但西方列強自身也面臨著不少困難，他們對東亞國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備妥當，也就是說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其外部環境來說，中、日兩國都有成為東亞強國的機會。然而， 中國保守的落後文化觀念左右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洋務運動」並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而日本的維新派則及時抓住機遇，選擇了決定性的「倒幕」，使日本「沖出了最危險的關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中，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條誓文》中，有一條為「求知識於世界」，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科學文化成了日本的綱領性國策。著名學者黃仁宇說：「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於抽象觀念，日本人經常在技術工作中體現出精研獨到的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易於協調的特點。」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個島上失事，船上的船員以上千兩黃金的價格賣給當地首領一支火槍，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學會了製造火槍並且加以了改進，到17世紀初，火槍的價格已經降到了每支1.2兩黃金。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徵的著作《菊與刀》中，形容日本人的個性是一種菊花般的雅緻、內斂和刀劍般的剛烈、堅韌的矛盾性格，這種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構成體系，使日本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但是，卻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歷來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不僅在科技領域，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領域，也都以善於學習先進民族的長處而著稱與世。著名經濟歷史學家G·C·阿倫說：「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後）獲得如此影響西方世界的能量與無休止的野心，從它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觀點與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訓練有素並不斷大膽實踐的組織能力。」此時，正值世界工業革命的黃金時期，一種工業經濟時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漸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視為東亞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竟然被勞師遠征的小股英軍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使日本人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並將目標轉向了新的學習對象，宣布「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即「華而不實，缺乏雄心壯志，注重虛名，漠視實效。」 以至於在北洋海軍即將全軍覆沒之際，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在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勸降信中說：「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致也。」

當時，慈禧皇太後一天的生活費用是4萬兩白銀，實際價值可以購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的費用可以購買一艘超級主力艦艇。當年擊沉中國「致遠」號的日本「吉野」號軍艦，就是清政府在德國漢諾威船廠訂購的，因為後續的海軍軍費被挪用，無錢支付，才被日本買走。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並不是我們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們自己首先就已經垮掉了，因為一個貪圖自己享樂的小朝廷是不會顧忌國家的利益與民眾的疾苦的。驚醒過來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三大國策，開始了追趕西方的急行軍。日本驚人的學習和復制能力此時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明治維新」後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開了朝鮮市場；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日本又在中國得到了大筆賠款；10年後，日本又打敗了強大的俄國。而中國人則一直固守著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認為中國的根本體制和文化是最優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過來就行。所以，對西方社會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因而一敗再敗，最終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

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境遇雖然讓人感到同情和憤怒，但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竟然毫無還手之力也著實讓人感到困惑。馬克思就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對中國表示出一種不解：「一個人口幾乎佔世界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的。」其實，中國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害以後就已經開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註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徹底消亡。「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並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准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一個體系的和諧是自然達成的，而創新與協調的基礎才是和諧中最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創新的價值之所在啊。

從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馬可·波羅行記》開始，到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無比崇拜和嚮往的。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理想並達到極端的時候，很快一種否定力量開始強大起來。1736年，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隨後，西方人用他們特有的審視眼光和標准，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了嚴肅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對中國的入侵在很大緣由上，是基於對中國文化本質的認識和對中國專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發展中的表現卻與中國的表現恰恰相反，他們提倡「中學為用、西學為體」，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結構和科學教育體系，然後再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進行改造。可以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除了對中國亦步亦趨以外，幾乎是與世隔絕的，而日本的發展模式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但是，從日本所採取的戰略來看無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發展的規律，我們發現日本一直是把歐美作為合作夥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把世界作為自己的市場；而中國長期以來則一直是以大國心態自居，始終是把歐美作為競爭對手，把日本作為合作夥伴（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競爭對手），把自己的市場當成世界來開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最終的結果表現明顯不同，中國一直在發展中國家長期徘徊，日本則早已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當然，日本人的這種創新從本質上來說，並非全是源於自己的創新，而是說它採納和仿效他人的創新更加快速有效，這種區別來源於對商業文明本質的理解與核心體系的建立。

中、日之間的這種發展變化，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一直將中國的文化引以為榮，要迫使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實在是一件極其丟「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興所謂的「國學」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因而，有人始終不能單純理解西方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然而，正是日本這樣驚人的變化徹底動搖了中國人的自信，終於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這個社會再不變革真是不行了，於是，中國社會近代變革的歷史終於拉開了帷幕。從日本的發展歷程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變求變」，擁有快速變化的發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經濟奇跡的關鍵，就是因為私營企業很好地把握了「以變求變」的精髓，所以呈現出非常卓越的表現。尤其是在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日本企業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歐美企業的管理精華，而且，更能結合自身的特點加以發揮創造，所以，日本製造的產品反而比歐美更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戰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了一個「後工業化國家」，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成功典範，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原因和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糾葛，我們一直沒有真正研究和承認日本的這種範例。

中日兩國之間的差別還體現在教育制度上：中國人的戰略失誤和落後意識集中體現為至今沒有建立起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先進的教育制度上。19世紀末的史密斯曾評價當時中國的教育說：「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事實也的確說明至今中國的教育仍然沒有更大的長進，因為100多年過去了，從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獲獎者中至今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零的記錄。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總結說：「事實上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使日本獲得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此後，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僅明治時期的第一個年代，就從23個國家請來了2400多個外國人教授西方的組織管理與生產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話發人深省。李鴻章認為：「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伊藤博文則大膽預測中國：「似乎奮發有為，但是一、二年後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說，中國又睡覺矣。」果然，十年以後，即1895年3月23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又一次會面了，不過他們是分別代表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清政府與逐漸強盛起來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這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時，都是和中國一樣背負著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因為勵精圖治和勇於變革，卻在短短的40多年時間里，與中國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由一個懾於「列強」武力而不得不打開國門的東方弱國躋身於「列強」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為日本帶來了慘重的災難，輕而易舉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戰前創造的許多財富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因戰爭死亡200萬人以上，經濟也處於瀕於崩潰的狀態。東京、大阪、橫濱、名古屋等大城市幾乎化為灰燼，工業設備的1/3被破壞，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處於極端落後的境地。 殘酷的歷史現實使日本人民認識到通過戰爭與掠奪想要達到發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過自強不息、以奉獻與服務為基本宗旨才能達到生存發展的目標，這也是日本在戰後經濟騰飛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落後於中國，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進而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

戰後，由於日本企業管理落後，產品質量上不去，日本貨被稱為「東洋貨」，當時是劣質品的代名詞。然而，日本人卻把在美國毫無用武之地的「質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請到日本，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質量管理的熱潮。日本人不僅將戴明奉為「聖人」，還明確提出了「質量救國」的口號。1953年~1973年其間，日本企業經過多次演變形成了一套標準的企業發展模式讓所有公司效仿，特別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企業始終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企業文化促進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發展。70年代以後，日本產品以其過硬的品質和低廉的價格優勢大量湧入歐美市場，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盡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單一的日本產業經濟發展模式遇到了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發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於不適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規則而出現衰退，過去曾使日本人引以為榮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創新精神」也不得不讓位於代表著自主創業和不斷進取的「矽谷精神」，但日本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仍居於前列。

中國雖然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製造業總體水平仍然處於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製造業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國，在新興高科技產業和新材料領域還具有相當的優勢，日本的海外總資產佔到全球海外資產的一半，2003年僅日本海外企業的銷售額就高達1.3億美元，幾乎相當於中國整個的國內生產總值，但這一數字並不計入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已然如此強大的日本居然還是始終保持著低調務實的態度。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經濟的日本經濟，卻一直是低調的發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後的中國經濟卻始終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前行。於是，我們不得不在這里提出學習日本的「盛世危言」，絕不能認為中國已經足夠強大了，實際上，我們還僅僅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近代歷史上，中、日兩國都是在同樣的條件下，同樣是面臨著西方文化崛起的沖擊和影響，然而，由於各自態度和認識的不同，卻導致了不同的結局。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以及日本人認真求實的精神不能不說對我們仍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們必須靜下心來認真地研究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從中汲取對我們有幫助的元素，正如俄國中世紀一位歷史學家所警告的那樣：「歷史能教訓我們的沒有什麼，只有懲罰那些不從中學習應有教訓的人。」日本人長於做學生，所以能後來居上；中國人不善於做學生，所以必須兼容並蓄，具體來說就是：一是要學習和借鑒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滿足於日本模式，三是要確立自己的發展模式。

中東地區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類似，都是在條件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美國則是另一個善於創造學習、吸收借鑒的典型，世界經濟論壇和哈佛大學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是世界上「最具創造力的國家」。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寫道：「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期，在全球實力對比所發生的一切變化中，對未來最富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美國的崛起。」革命導師列寧也曾贊賞道：「無論就19世紀末和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來說，還是就資本主義發展已達到的最高程度來說，美國都是舉世無雙的，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榜樣和理想。」貫穿在美國精神中的堅韌不拔、標新立異、強調個性、樂觀自信的民族心理對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善於學習、勇於創新的民族，但是，歷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時又會讓一切歸於無意義，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形容的一樣——「中國人只知道跟著祖先的足跡前進，但忘記了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他們雖然還沿用著祖傳的科學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們使用的生產工具依然還是祖先的遺物，但沒有人去設法改進和革新這些工具。……因此，盡管河水仍在流動，但已不能捲起狂瀾或改變河道。」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強大與近代史上經濟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顯，只能說明近代中國所走的是一條與現代文明發展相悖反的道路。歷史的經驗證明，凡是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期一定是最開放、最和諧的時期，而凡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敗的時期，一定是最保守、最喪失理智的時代。開放是進步之源，封閉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前提條件就是開放，必須充分的開放。

無論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離開了徹底的開放，結果必然是趨向保守和落後；也無論是官僚政治，還是精英政治，都必須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礎之上，這樣才能保證政治制度的先進性。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是在「以開放求變化」，但是，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變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種封建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那種封閉、畸形、壓制個性的文化中，任何先進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來的光彩。所以，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必然要求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穿新鞋走老路」，因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是殘酷無情的，如果我們始終不能回歸管理的本質，深入研究人與文化的問題，搞不清楚科學管理與傳統的管理手段之間的關系，甚至將封建時代的一些行為當成了現代管理的靈丹妙葯，就必然會出現保守倒退的現象。回過頭來看，中國已經搞了許多年的職業足球，但與日本、韓國的足球水平卻有了相當的距離，其根本的原因是外來先進的足球技術，沒有同中國的足球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或者說，只有先進的足球文化，才能使外來的足球技術在中國生根、成長。

19世紀以《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而倍受矚目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是第一個公開承認資產階級制度並不都是理想的經濟學家，他尤其對不合理的腐敗制度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進行了痛斥，他在這本獲得了空前成功的巨著中不無憂慮地寫道：「在這種制度下，個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發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輿論是否會淪為暴虐的枷鎖？每一個人是否將絕對依附於社會？每一個人是否會被全體所監視？它是否會將所有人的思想、情感與行動磨損為一種馴服的統一樣板？……一個因背離人的心性而受到譴責的社會，就絕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社會。」科學巨人愛因斯坦更是認為：「由一個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這樣看來，一個整齊劃一的社會因為「有序」的規范化就會進入病態（或者稱之為專制的病態），那麼，忽視了企業經營差異和諸多「小事」的企業改革，是否也會因為缺少獨創性和公共協調性而難以表現出足夠的活力來呢？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歷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借鑒。」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歷史，這是解決現代化發展中最核心的問題。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曾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命題；英國哲學家柯林伍德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題；那麼，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高度則應當說「一切歷史都是發展史」，因為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盡管歷史是不能改變的，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卻在不斷地發展著。18世紀銳意改革的俄國彼得大帝認為：「商業貿易是人的命運的最高主宰者。」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封建意識和落後的文化思想侵蝕著人們的行為，經濟作為一種政治附庸始終沒能真正占據中國社會的主流地位，相反，倒是等級森嚴的官宦制度、門當戶對的社會觀念和媚俗守舊的文化深深地紮根於我們的思想行為之中，「吃皇糧」、「父母官」和企業壟斷腐敗等等現象不就是這種習慣影響的延續嗎？尤其是經濟理論的單一化和表面化現象已經對企業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2004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進一步提高對哲學社會科學重要性的認識，大力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並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注意把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運用於各項決策中，運用於解決改革發展穩定的突出問題，使哲學社會科學成為黨和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就要首先繁榮自己的經濟理論，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其次，要發展新時期的人文精神。我們繁榮發展社會科學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內容是，在對中、西方文化的對比中，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在經濟社會中，除了那些宏觀經濟理論固有的研究缺陷之外，企業作為微觀經濟學最直接的研究對象恰恰可能是上述狀態最直接的、具體體現，並且這種企業病態一旦表現出「虛假的繁榮」來，很可能使整個社會的經濟進入「泡沫時代」，從而導致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於此。（以上摘自《大視野》第一章第四節搞企業是對中國人一種從里到外的考驗部分內容）

『拾』 外國人是怎麼看待日本的

我只知道肯定的。日本人的形象在歐美人的印象中絕對比中國人要好。因為日本人素質高。而且日本經濟發達些。

我個人覺得歐美看日本也和中國人有些一樣。《菊與刀》光是這本書名字就折射出了。

但是今天世界都知道日本侵略中國，過去並不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