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如何鞏固遠東

① 根據材料一分析英國在處理遠東及太平洋問題時首先要考慮的是什麼

摘要 您好，隨著洋務運動的推進，需要解決資金、原料和運輸問題，洋務派認識到，國家 「必先求富而後能強」。

② 二戰時期遠東地區英軍序列

上將、中將、少將；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③ 拜求英國遠東艦隊的發展歷史

42年,天性不服輸的英國前海軍大臣，仍然下決心一定要狠狠打擊一下日本人的囂張氣焰。因此，盡管當時歐洲戰場已經有點難以應付的味道，丘吉爾還是下令馬上重新組建一支新的遠東艦隊，番號仍為"Z"艦隊，立即開赴太平洋海域，與日本人再較量一番。
為了避免重蹈"Z"艦隊的覆轍，丘吉爾經過連續幾天的反復考慮和商議，最後選中了海軍中將詹姆斯·薩默維爾爵士擔任新遠東艦隊的司令官。
詹姆斯·薩默維爾爵士和丘吉爾私交甚深，早在丘吉爾任海軍大臣時，兩人就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友。對詹姆斯·薩默維爾的性格、才乾和能力，丘吉爾是非常了解和佩服的。這次丘吉爾之所以最後選中詹姆斯·薩默維爾，兩人的互相了解和私交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詹姆斯·薩默維爾海軍中將具有豐富的海上作戰指揮經驗，是位頭腦冷靜、思維敏捷的英國資深海軍軍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很善於見機行事，非常注意保存實力，在歷次參加和組織的大海戰中，都能夠做到以最小的損失來爭得最大的戰果。
新遠東艦隊--"Z"艦隊由赫赫有名的重型戰列艦"厭戰"號擔任旗艦，另有4艘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考驗的老戰列艦和"無敵"號、"競技神"號、"可怖"號3艘航空母艦以及8艘巡洋艦、驅逐艦加盟，規模要比第一支艦隊大得多。1942年3月，詹姆斯·薩默維爾海軍中將率領著這支英國龐大的遠東"Z"艦隊，浩浩盪盪地開往太平洋戰區。

④ 二戰中英國認識到由艦隊承擔遠東地區主要作戰任務的原因是什麼

1937年，日本全面掀起對華戰爭，日英、日美關系急劇惡化，英國開始逐漸認識到由艦隊承擔遠東地區主要作戰任務的必要性。

⑤ 一戰後帝國主義國家是怎樣調整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關系的

1918年,一戰結束，美國等27個國家代表召開巴黎和會，最終簽訂了《凡爾賽和約》。但對於急於在全球擴張勢力的美國來說卻是失敗。這迫使美國謀求新的地區霸權,日本在和約中爭得大量的在華特權鞏固了其在中國和南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大有在遠東稱霸之勢，美日矛盾加深。巴黎和會以後，美日矛盾逐漸成為遠東和太平洋地區最主要的矛盾。戰後，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霸權之爭與戰前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和會的決議並沒有反映出美國經濟地位的變化,同時日本利用一戰中列強無暇東顧和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勝利，在遠東大肆擴張勢力，妄圖推行「東亞門羅主義」，獨佔中國，從地緣戰略來看，這顯然嚴重觸動了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利益。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以實力為基礎重建帝國主義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新秩序，進而確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優勢，美國採取了新的外交策略，「它除了在歐洲進一步扶植德國以外，把對外矛頭的主要方向移向亞洲」 。1918年6月，美國提出了組建以美國銀行團為首的國際銀行貸款方案，企圖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通過資本輸出以達到「制華」的目的，同時遏止日本在華勢力，以經濟優勢搶佔中國市場。
當然，美國要稱霸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必須處理好以下兩對矛盾：一是美英海上霸權之爭。我們知道，「海軍歷來是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重要工具」 。海上霸權對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有重要影響。然而，一戰結束時，美國的海軍實力卻遠遠落後於英國。為了取得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 1918年12月，威爾遜總統向國會提出了海軍建設「五年計劃」，這引起了英日的不安，英國在博覽會後上要求美國放棄該計劃，但美國非但拒絕反而要求英國放棄其獨占的海上統治，建立美英兩國在海上的聯合統治，即「必須使美國擁有和英國同樣數量的海軍」 。為此，美英兩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是，最終美國並未取得海上的聯合統治權。此後，兩國便展開了更為激烈的海上爭霸斗爭。二是「英日同盟」問題。我們知道，英日同盟成立於1902年，目的是抑制俄國（後來也反對德國）。但大戰結束後，英日同盟昔日的對手不復存在，同盟的存留引發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尤其是美國，因為，在它看來，「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對大陸進行擴張的國際支柱」 。加之戰後矛頭指向美國，危及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霸權爭奪。美國資深參議員洛奇曾說：「在我看來，英日同盟在我們與遠東和太平洋的關系中是一個最危險的因素。……，支持日本在陸上和海上對新沖突的准備。」

正是由於以上矛盾的加深，同時為了打擊日本獨佔中國，削弱英國海上霸權，拆散英日同盟，掃清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稱霸的障礙，美國決定召開華盛頓會議。

1921年7月10日，美國國務卿休斯邀請英、日、中、法、意等國召開華盛頓會議，討論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局勢問題，目的是利用中國問題壓倒日本，利用英法矛盾牽制英國；至於義大利，則是為了填補戰略真空，起到某種實力緩沖和平衡作用。由於美國是打著「維護世界和平」的招牌發起會議的，迫於輿論上的壓力，英日兩國被迫同意，但是日本提出，「凡問題之關於任何特殊國家者，或已成為既定事實者，審慎免除其加入」 。對此，美國明確表態，會議不「劃定范圍」，可以「自由討論」。最終華盛頓會議於1921年11月12日召開，美國國務卿休斯擔任主席，在會上處於主導地位。這對急於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謀取霸權的美國無疑是一場甘露，這從以下幾個條約和問題的解決可以看出。

首先來看《耶普島條約》：該條約從形式上看是在華盛頓會議之外由美日兩國單獨簽訂的，但本質上它是美日華盛頓會議妥協的產物。耶普島問題是美日爭奪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的焦點之一。一戰後，美國的太平洋擴張計劃的核心內容是要奪取德屬太平洋島嶼。如加羅林群島等，因為這些島嶼離美國的海軍基地菲律賓群島和夏威夷群島很近，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特別是巴拿馬運河通航後，這些地方島嶼的戰略價值更加突出。但是，一戰期間，原德屬太平洋島嶼被英日強占，這是美國所不能容許的。美國副國務卿龍格在 1918年12月14日的備忘錄中說：「英國和日本在太平洋佔領了許多島嶼，這對於美國和它要在太平洋占據的統治地位，是一個經常的威脅。」 [3](P296) 因此，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美國急於迫使英日放棄該勢力范圍。海軍備忘錄中說：「馬紹爾群島和加羅林群島，德國的新幾內亞和薩摩亞，都應該由國際共管。」 [3](P296) 至於「國際共管」的主張，實質是要確立美國對上述島嶼的統治權。和會確立的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制度，在英日的聯合抵制下，美國企圖在太平洋島嶼的擴張計劃受到嚴重挫折。由於在這些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對美國最重要的是耶普島，因此，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就耶普島問題發表正式宣言，聲明對耶普島的決定權保留意見。美日耶普島之爭引起國聯的介入，但仍沒能最終解決。於是耶普島問題就成了美日之間的一大懸案，直到華盛頓會議召開前夕，日本仍不願在耶普島問題上做出讓步。華盛頓會議開幕後，美日兩國經過商討，最後達成協議，於1921年12月12日簽訂了《耶普島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1．美國及其公民有使用耶普島海底電線之自由，不受檢查或監督，與日本處於同等地位；……；4．美國同意日本統治遲到以北太平洋委任統治諸島，但日本必須維持和尊重美國公民在這些島嶼的既得財產權，並且不得在島上設立陸海軍基地和建立電台。」 [8](P68)

由此可見，《耶普島條約》的簽訂為華盛頓會議上美國的外交活動打開了勝利之門，條約承認了美國在耶普島的一些特殊利益，這對美國加強其在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和軍事地位有重要意義，但美國也對日本做出了讓步，有條件地承認了日本對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的統治。

其次看《四國條約》的簽訂。英日同盟是遠東國際關系的症結。美國為了在遠東擴張勢力，決定利用外交手段解散英日同盟。為迫使英國做出讓步，美國借愛爾蘭獨立問題對英國施壓。 1921年6月23日，美國國務卿休斯在同英國駐美大使談話時說：國會關於愛爾蘭問題的決議，將視英日關系的性質而定。在美國壓力下，出席華盛頓會議的英國樞密院院長提出了以美、英、日三國同盟代替英日同盟的方案。他們的目的是：「1．能夠使美國成為三方協定的一方，消除美國的疑慮；……；3．如果英日再次受到德國或俄國的威脅，就能恢復與日本的防禦同盟。」 [9](P41) 這顯然與美國的初衷不符，休斯因此提出了三點修正意見，英日迫於美國的壓力，基本上同意了美國的方案，並於1921年12月13日簽訂了美、英、法、日《四國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是：1．締約國「相互尊重它們在太平洋區域內島嶼屬地和島嶼領地的權利」 [10](P508) ；……；3．根據第4條，從條約生效之日起，英日同盟即宣布解散。

《四國條約》的簽訂是美國外交史上的又一大勝利，是華盛頓會議的一項重要成果，它以體面的形式埋葬了英日同盟。「不管怎樣，你們畢竟給英日同盟安排了一個盛大的葬禮。」 [10](P490) 日本代表的反應更加印證了這一點。同時《四國條約》消除了美國在遠東稱霸的最大障礙，美國無需使用武力便達到了自己的戰略目的，成為美國外交史上成功範例；條約的簽訂，調整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關系，它們相互勾結起來，建立了反蘇和鎮壓該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聯盟。

再次是《五國海軍條約》的簽訂。一戰後，英國海軍仍居世界第一位，遠在美國之上。這是戰後妄圖稱霸世界的美國所不能容忍的。於是，大戰剛剛結束，雙方就展開了軍備競賽。然而大規模的海上軍備競賽，給各國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美、英、日三國都意識到通過外交手段尋求解決方案的必要性。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為了撈取政治資本，限制競爭對手，率先提出了限制軍備的建議。經過美國的努力， 1921年11月12日的第一次限制軍備會議，休斯首先提出了美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建議。英、美、日三國主力艦噸位是：英、美各50萬噸，日本30萬噸，即5∶5∶3的比例，並且規定今後建造主力艦，每艘不得超過3.5萬噸。美國的目的是為了爭得美英海軍平等，同時對日本的海軍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經過各方妥協，最終《五國海軍條約》出籠。條約規定：美、英、日、法、意五國主力艦的比例為5∶5∶3∶1.75∶1.75。這意味著美國迫使英國徹底放棄了傳統的「雙強標准」（即英國艦隊應等於世界上其它兩個最強的海軍強國的艦隊總和），而改行「一強標准」。從此，美國獲得了同英國相等的制海權，打破了英國的海上霸權。當然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也對日本做出了重要讓步，它體現了在對外政策中，國家利益會迫使外交策略的變更，外交策略只是謀求國家利益的手段。

最後我們來看《九國公約》：「遠東和太平洋問題」是華盛頓會議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其核心是中國問題。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爭奪的主要目標。所謂遠東和太平洋霸權之爭，實質上就是對中國霸權的爭奪。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迫使日本在中國問題上做出讓步，但美國並不是真正地希望中國獨立、強大，當時美國所關心的是自己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和「門戶開放」政策的推行，根本不可能贊成廢除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後來，美國代表盧特提出了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草案，其中心內容是在華貿易「機會均等」和「門戶開放」原則，其目的是要打破「現狀」，特別是要打破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擴大美國在中國的勢力。因此，美國表面支持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當然，從條約內容可以看出，日本將山東歸還中國是有條件的。這些「附約」使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仍保存了一些特權，但畢竟修改了《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條款的規定，從美日爭奪遠東霸權的角度看，它意味著美國外交的勝利和日本外交的失敗。美國在迫使日本承認中國對山東的主權後，於 1922年2月6日同其它八國簽訂了《九國公約》。公約的主要內容是「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8](P79) 。但這只不過是表面文章，公約的核心肯定了美國提出的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並賦予它以國際協定的性質，使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遭到了挫折，為美國壟斷資本在中國大規模擴張創造了條件。因此，美國政界人士認為，該條約的簽訂是他們在華盛頓會議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休斯得意地說：「多虧這個條約，對華『門戶開放'終於實現了。」 [11]（P167）

華盛頓會議同巴黎和會一樣，是一次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它調整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關系，並暫時確認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海上力量對比。從而完成了戰後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所謂「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可以說美國通過一系列國際條約和事件的處理，成功的完成了遠東太平洋地區新秩序的構築。

通過對一戰後美國一系列安全保障體系的構建和國際關系的調整的考察 ,我們可以得出：國家的戰略利益和需求最終決定著國家的外交戰略；外交策略歸根到底只不過是實現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而已，雖然有時外交策略會發生某些變化和偏差，但並沒有脫離它的底限——謀求本國的戰略利益和權勢。戰後,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的構建無不證實了這一點。21世紀是人類飛躍發展的世紀，作為在國際舞台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美國和中國，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如何緊緊握住國家利益這條主線來剖析一戰後美國的外交活動，將有助於我們正確認知當今美國的新戰略，更好地為發展中美關系服務。

⑥ 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求大神幫助

英語資本主義的發展 19世紀上半期是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時期， 英國工業資產階級需要廣闊的海外市場。 東印度公司代表的是英國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 英國政府在1833年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獨占權， 正是為了讓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能夠打開中國的市場， 以便傾銷商品，掠奪原料。 答案：A

⑦ 大英帝國號稱遠東最堅固的堡壘，為何會在短短一周內陷落

公元1941年12月8日的新加坡，和平常一樣，並無什麼不同，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各大娛樂場所也是熱鬧萬分，幾名跨槍的英軍懶散的倚在樹下乘涼。就在幾天前，他們隱隱約約得知了日本將要進攻東南亞的消息，可是，類似的聲音持續時間長了，人們也就多少有些麻木了。而更讓他們感到"可以放心"的是，倫敦方面已經為這座遠東最大的要塞，派來了兩艘主力戰艦。一艘為"擊退號"航空母艦，另一艘為曾經重創德軍旗艦的"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兩艘戰艦頻繁游弋於馬來半島附近，拱衛著通向新加坡的海域。

可是，就在人們休憩的時候，突然，從他們的頭頂傳來了嗡嗡的飛機聲，當有人認清楚是日軍航空隊後，緊接著，數顆炸彈接連落下，掀起了陣陣熱浪，許多建築瞬間變為殘垣斷壁，人們呼喊著，四散奔逃，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半天前，日本聯合艦隊剛剛偷襲了英國盟友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日本正式對英美開戰，"狼來了"也終於變成了現實。

⑧ 什麼是遠東危機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國聯為終的遠東危機時期，英國是「唯一在遠東擁有較大利益的歐洲國家」〔（1）〕，對遠東時局的演進有著重大影響。在危機的全部過程中，英國始終立足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立場，以帝國主義的目光審視著事態的變化，以殖民主義的口吻對危機加以評價。由於缺乏與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國只能求助於外交手段和輿論工具，執行著一條以防日、限日和避免與日發生軍事沖突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李頓調查報告》是這一幾經變化的政策的最終體現。本文的主題便是對危機後期英國所持政策的探討。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並不斷擴大事態。英國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軍部或滿洲司令官（即關東軍司令官）所為」，日軍「仔細從事密謀和隱蔽的計劃似乎是明顯的。」〔（2）〕英國駐國聯代表塞西爾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不容置疑，一個保護國是東京軍部的既定政策。」〔（3）〕然而，由於英國在華利益主要分布在長城以南地區，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流域，而在東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動未對英在華利益構成威脅和壓力。因此，親日傾向頗為明顯的英國政府認為：「英國在滿洲的利益明顯少於（英國）與日本保持坦誠關系的益處。」〔（4）〕再有，當時英國在遠東的軍事實力不足以同日本對抗，以及歐美列強對日本的行徑都持不過問的態度，「沒有人有絲毫想要在貓脖子上系鈴鐺的念頭。」〔（5）〕，因而，英國對事變持消極的「不幹涉主義」政策，〔（6）〕避免捲入糾紛，特別是防止引起日本對英國的不滿。英國外交部訓令駐外使節「特別不要首先對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議。」〔（7）〕其具體的作法就是英國利用受它操縱的國聯，敷衍中國的呼籲和國際輿論。英國此舉是對日本的姑息，客觀上起到了放縱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與中國進行直接談判，並附有5個條件，以不談判就不撤軍相威脅。而中國則提出先撤軍後談判。人所盡知，按照日本的條件進行中日談判「將是中國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談判，」但英國卻努力試圖促成談判。〔（8）〕國聯遂通過決議，主張中日直接談判。英國估計到國聯在談判問題上不會有所作為，只能以「表示遺憾」而告終。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英國借日本提出要求國聯派一調查團到東北「調查」的建議之際，操縱國聯。於12月10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上通過了派調查團到中國東北進行「調查」的決議。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國聯通過制裁它的決議，並用拖延時間的方式，以造成侵佔東北的既成事實。而英國則隨機應變，藉此掩飾外交上的失敗和被動。英國預料，調查工作需要6－9個月的時間。屆時，雙方情緒會冷靜下來，風波會自行平息。這就是李頓調查團的由來。英國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國東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劇膨脹，為了轉移國際上對其強占東北的視線，並取得進攻中國內地的新基地，迫使國民黨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謂「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在本不屬於其勢力范圍的上海的侵略活動「將改變長江流域的全部形勢，」並首先直接威脅到英國在華利益，這使英國大為震驚。英國政府已明確意識到日本的「冒險政策遠遠超出了我們迄今為止所估計的那樣。」〔（9）〕1月29日，英國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麥克唐納：「我在思想上已不懷疑日本正在推行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如同它們在滿洲一樣。」〔（10）〕外交部遠東問題顧問普拉特預測：「如果日本繼續未受到抑制，英國將被迫從遠東全部撤出。」〔（11）〕
根據其實力，英國在中國的唯一目的是盡可能通過外交途徑遏制日本在華東地區的侵略擴張，防止英國在華利益受損。為此，英國推行「積極的和解政策」〔（12）〕，採取了較前強硬的方針和一系列積極主動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國事務問題專家」〔（13）〕蘭普森領銜出面，在中日之間進行斡旋和調解，終於促成了《淞滬停戰協定》的簽定。英國主動而積極的干預是「一·二八」事變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國將它視為一大外交勝利。
（二）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上海局勢逐漸穩定下來。7月17日，駐滬日軍「已根據停戰協定，完成了撤退」，〔（14）〕長江中下游的緊張氣氛終得緩和。在這半年多時間里，日本借上海事變轉移了國際輿論的注意力，贏得了時間，基本完成了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因而，如何對待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再次成為英國遠東政策所面臨的中心問題，它關繫到中國乃至遠東的局勢是否能夠穩定。「一·二八」事變時日本的所作所為對英國產生了強烈震撼，「在遠東，由於來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惡意，使我們損失慘重。」〔（15）〕「（日本）對於英國在遠東而言，有一種真正危險。」〔（16）〕日本已成為威脅英國在華利益的勢力，並危及著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和維系亞太地區和平的華盛頓體系。這迫使英國採取謹慎和認真的態度對待事態發展，積極謀求東北地區局勢的穩定，防止日本再次進入中國內地。
在對待日本侵佔東北這一問題上，英國仍站在殖民主義的立場上，認為東北是日本的勢力范圍，是日本的「生命線」，強調東北問題的「復雜性」。外交部遠東事務副次官威利斯利寫道：「以法律根據來裁決目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力的發展是困難的。」〔（17）〕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是違背和踐踏國際公約的，但從經濟和物質上講，日本卻「有利於」該地區的發展。而且，英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認為日本實際上已控制了東北，還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因此，擬在東北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將在滿洲取得勝利，就象它在朝鮮那樣」。〔（18）〕英國還認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會打算同西方決裂。」〔（19）〕但是，英國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憤怒。在國聯，許多中小國家紛紛抨擊日本，要求國聯對日實行制裁；「各國的民主力量不約而同地發出反對日本，聲援中國的呼聲；在中國，反日愛國運動此起彼伏。蘭普森電告西蒙：「如果我們在任何方式上寬恕了非正義或庇護日本，其影響是相當可嘆的和世界范圍的。」〔（20）〕這種影響「可能會導致英國在國聯陷於左右為難的被動地位」，以致英國對國聯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國出現反英運動。英國對1927年中國的反英運動記憶猶新，尤其是對抵制英貨的斗爭手段。另外，英國不願看到東北被日本獨吞，因為，這違背了英國所支持的「門戶開放」原則，會使東北的大門對英國關閉起來。因此，「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們必須繼續進行調解。」〔（21）〕這時的「調解」已不同於以前，是面對長城內外的現實和英國在華利益的安危，採取謹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維持現狀。普拉特頗有權威性地說：「無法根據純粹的司法原則，找出永久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必須拋開理論上的主權而面對現實。」〔（22）〕
鑒於遠東的現狀，英國制定相應政策的原則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棄與中國的友誼」，扮演「維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於「日本確有足夠的力量來公開反抗世界，而且，不會有任何國家為了達到限制它的目的而准備戰爭。」〔（24）〕因此，英國政府認為：一方面「我們必須避免處在（與日本）對抗的位置上，要保持處在道路的中間部位。」〔（25）〕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無心也無力抗戰，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又被圍困在湘贛閩等地而無法開赴抗日前線，但是，在遠東地區，中國仍是一股打擊、抵禦和牽制日本的強有力的力量，並有可觀的潛力。除了正在全國蔓延並因得到世界廣泛支持的抗日愛國運動外，在經濟貿易上，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本的打擊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國政府及社會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國等列強出面干預，阻止日本的侵略擴張，所以，如果英國袖手旁觀或過於偏袒日本，勢必導致中國因失望而遷怒英國。英國外交部官員認識到，只有促進同中國的聯系，英國才能維持在遠東的影響。〔（26）〕
在這種情況下，平衡原則成為此時英國遠東政策的基調。〔（27）〕在執行過程中，英國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後操縱國聯代為行事。西蒙把英國的行動方針歸納為：「（1）相信國聯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與其一致行動；（2）在將會招致與日本嚴重對立但又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不要起帶頭作用；（3）公平地對待中日；（4）努力將日本留在國聯中。」〔（28）〕12月13日，普拉特在備忘錄中，就英國在國聯中奉行的原則寫道：「英國代表應避免處在一個突出或主導的地位，」並強調：「英國政府……的原則是……在雙方的爭議中，保持與他們的傳統友誼並盡量最大能力在遠東恢復和諧的國際關系。」〔（29）〕
（三）
英國在推行其政策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偽滿洲國。日本一再揚言：「滿洲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承認滿洲國為自治的國家，」〔（29）〕並以退出國聯為要挾。對此，英國完全清楚，如果承認偽滿國。就等於公開支持日本的侵略擴張。在國際上，這會被視為踐踏了《九國公約》等國際條約，有損於英國的名譽和形象；在中國，則必將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對，導致英國在華利益受損。對於偽滿洲國，英國清楚：「作為傀儡的溥儀絕對沒有力量，……日本的當務之急是要鞏固它（偽滿洲國）在滿洲的地位，而總的計劃是要把它變成如同朝鮮一樣的國家。」〔（31）〕假如英國滿足了日本的要求，無疑是承認了東北為日本的殖民地，其結果將會使英國等列強無法在東北推行「門戶開放」政策，致使日後不能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東北。因此，英國的對策是以《九國公約》中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條款為由，反對東北「獨立」，要求取消偽滿洲國；在建議在確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的前提下，允許東北自治和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
英國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之際，竭力勸阻日本「承認」偽政權，盡管英國明白「日本政府對滿洲國的承認不可能被拖延很長時間」。〔（32）〕9月15日，日本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認」了偽滿洲國。英國的第一個嘗試失敗。
李頓調查團是英國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調查團的活動完全處在英國的操縱下。3月14日，李頓調查團由日本抵達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蘭普森將英國的政策和主張轉告李頓。〔（33）〕為了防止李頓受國聯反日情緒的影響，9月21日，西蒙致電勸告李頓在返回英國的途中，不要在日內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國聯頒發的《李頓調查報告》（下簡稱《報告》）〔（35）〕貫穿著英國「面對現實」的「平衡原則」。《報告》除了序言和緒論外，共有10章，洋洋18萬字，另附有委員會專家所作的9篇特別研究報告。它出於為了堅持「門戶開放」原則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目的，承認了若幹事實。《報告》指出：承認中國對東北三省的領土主權，「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列國共認之事實」，指責日軍未經宣戰強占東北，「使其與中國分離而宣布獨立，事實俱在。」在中日爭端問題上，雖為日本辯解，認為中日雙方斗爭的性質「屬於經濟性質」，「至關於經濟絕交（即抵制日貨）之方法，調查團聲明非法舉動當所不免」、「雙方抗爭各有是處」等等，但確定「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所策動，「日方系抱有一種精密預備之計劃」，「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該項計劃曾以敏捷准確之方法實行之」。其行為「實亦不足以證明軍事行為之正當」。對於日方的「自衛」之說，「調查團……予以擯斥」，稱「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關於偽滿洲國，《報告》認為它是日本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因為「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滿洲國』之構成……最有力之兩種分子，厥為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若無此二者，則『新國』決不能成立也。」對於偽滿洲國，「一般華人均異其趨」，認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關於中日之爭的解決原則及措施的內容中，《報告》的觀點完全秉承了英國的主張。它認為，在中國東北應該正視現實狀況，「……如僅恢復舊狀並非解決辦法。……恢復原狀，亦徒使糾紛重現，是僅就該案全部之理論方法著想，而未顧及局勢之真相者也」；主張取消偽滿洲國，「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在政體，亦屬同樣不適當，……此種解決辦法與國際義務之主要原則不合，並與遠東和平所系之兩國好感有礙，且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願望，……日後是否可以維護日本永久利益亦屬疑問」；要求維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認滿洲在日本經濟發展上之重要性，日本為該國經濟發展之必要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吾人亦不以為無理」，「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系，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建議東北自治，「滿洲政府之改組，應於無背於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范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於該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徵。」為了防止日本「享有經濟甚至政治管理權，」獨霸東北，《報告》還進一步提出這種自治應是在國際共管的形式下進行，「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一）警察（二）稅收機關。該二員……當掌有廣泛許可權，」「行政長官當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之名單中，指派一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佔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國教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憲兵，為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
英國以《報告》為依據，以國聯為場所，進行調停斡旋活動。中國政府表示接受《報告》，而日本則反對它，特別對《報告》中「對滿洲現實事實的否認，帝國政府（指日本政府）斷然不能接受。」〔（36）〕日本政府發言人聲稱：「該報告對日不公正處甚多，但對華不公正處則絕無。」11月21日，國聯行政院就東北問題進行辯論。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發言中竭力為日辯護，阻撓會議通過《報告》，把日軍的侵略行為說成是為了「遠東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觀點修改《報告》。中國代表顧維鈞據理辯駁，予以痛斥。會議以中日代表的論戰相始終。而出席會議的西蒙則褊袒日本，將侵略者與被侵略者混為一談，強調《報告》中指責中國的部分，聲稱中日雙方均有過錯，而中國應對危機發生負責，並表示英國反對制裁日本。「全世界新聞記者普遍認為英美在滿洲事件中屈服於日本。」〔（38）〕12月6日，國聯召開大會。會場上爭論十分激烈，導致9日休會。日本不斷揚言要退出國聯。很明顯，「日本無意使用國聯的和平機構來解決他們的困難，……他們將不忍受外界對滿洲的干涉。」〔（39）〕
英國為了打消日本退出國聯的念頭，一方面操縱國聯制定了一個妥協方案，該方案迴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對偽滿洲國的承認和國聯通過不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在形式上贊同《報告》。對於偽滿洲國的存在則僅是含糊地表示反對。英國將這個方案提交給國聯的一個十九人委員會，英國想以此來緩和國聯里的對峙。另一方面，英國打算採取拖延的辦法，「讓事情延續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對局發生轉機。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國還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協條件，以換取日本的讓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備忘錄中寫道：「我們必須等待時機。屆時，……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間的問題解決會變成可能。」〔（41）〕然而，事違所願，在國聯，由於中國和中小國家的反對，妥協方案流產。另外，1月15日，美國當選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宣布不承認偽滿洲國。美國新表現出的對日強硬態度，對英法等歐洲列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在日本更為猖獗，日本政府對中國實行了新的侵略擴張計劃。1月3日，日軍佔領山海關，並向熱河地區發起進攻。日軍的炮火宣告了英國的政策的失敗，粉碎了英國想通過外交途徑和輿論壓力，「把日軍送回軍營，」以解決東北問題的企圖。「面對現實」，英國政府無可奈何地認為：「與其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國聯的尊嚴和原則受到損傷，倒不如讓它退出更好一些。」〔（42）〕西蒙自我解嘲地說：「准備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國聯放棄自己的原則。」〔（43）〕2月24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東北的主權屬於中國；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國聯成員國不得對偽滿洲國予以承認；要求日軍撤至滿鐵屬地……。最後，松岡洋右板著面孔發表了簡短的聲明，他說：「日本政府不得不認為日本就中日之糾紛而與國聯合作之努力已達終點。」〔（44）〕日本代表旋即退場。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無同聯盟繼續合作的餘地。」宣布退出國聯。英國等國就遠東危機所作的調停斡旋工作以失敗而告結束。同時，日本加強和擴大了在熱河地區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完成了對中國東北和熱河的侵佔。
（四）
顯而易見，由於英國在華及遠東的經濟利益豐厚，在經歷過「一·二八」事變後，便不能再聽任日本為所欲為，但又因缺乏足以與日抗衡的力量為依託，使得英國只能仍以一系列國際條約為依據，在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口號下，求助於外交手段和輿論工具，來同日本進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進一步擴大侵略為首要任務。為此，英國以犧牲中國東北為代價，企圖把日本局限在東北，以減輕日本對長江以南的壓力，但在那強權勝於公理的場合里，英國這種軟弱無力的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因此，遠東危機的結果「明顯是日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45）〕
這一時期英國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樣，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與否為核心，《報告》是其主要內容的體現。對於此時英國遠東政策，特別是對《報告》，中國史學界一直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報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同日本的勾結和爭奪。」〔（46）〕對此，我認為，英國的政策應該受到批判和指責。作為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是不尊重中國主權的，而對日本的罪行卻表現出一種漠然。當日本以退出國聯來威脅西方干涉和輿論譴責時，英國耽心的是由於日本「仍是遠東的一流國家和決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國聯，國聯在公眾心目中會受到損傷。」〔（47）〕在《報告》中，多處無視中國的權益和地位。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當時的現實，即日本完成了對東北的佔領；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國軍隊已撤入關內；在東北，大規模有效軍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囂張氣焰，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及防止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所以，英國的政策和《報告》在客觀上，對中國具有頗為有利的積極內容。正是這些內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輿論面前處於受指責的被動地位。為此，日本大為惱怒，宣稱日本的政策「與國聯的見解完全不同」，拂袖離國聯而去。
英國在遠東危機問題上的政策性失敗無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強對於日本的擴張是無力加以有效阻擋的。危機結束後，日本變本加厲地在華進行侵略和滲透，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亞太地區締造的和平局面趨於瓦解。同時，國聯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逐漸名存實亡。另外，日本不斷膨脹的野心和肆無忌憚的行為，使英國在中國和遠東的處境日趨被動和艱難。塞西爾在1941年時寫道：遠東危機時期英國的為所欲為「……鼓舞了歐洲的侵略勢力－－首先是義大利，然後是德國－－蔑視日內瓦（即國聯）苦心建立起來的反侵略屏障，並把我們一步步帶到目前的地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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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貝利《二十世紀英國與世界事務》（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th Century.）倫敦，1971年第54頁。
（2）羅漢·布特勒《1919－1939年英國外交文件集》（下簡稱《文件集》）（Rohan Butler,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1919-1939）倫敦，1960年，第2卷，第8冊，第508、511號。
（3）（7）（8）《文件集》第2卷，第8冊，第739號，538號，694號附件。
（4）《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21號。
（5）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國聯與1931－1933年遠東危機》（C.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倫敦，1972年，第200頁。
（6）拙文《論1931－1933年遠東危機時期英國對日政策》，《南京大學學報》1991年增刊。
（9）（10）索恩，前揭書，第238頁。
（11）（13）《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238號，423號。
（12）拙文《英國與「一·二八」事件》，《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
（14）（15）（16）《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36號，678號，536號。
（17）羅傑·路易《1919－1939年英國遠東戰略》（Roge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頁。
（18）索恩，前揭書，第293頁。
（19）《文件集》，第2卷，第10卷，第169號注（5）。
（20）《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293號。
（21）（24）《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45號注（11），第449號附件。
（22）羅傑·路易，前揭書，第200頁。
（23）（25）索恩，前揭書，第357－358頁，296頁。
（26）苔特《1933－1937年英國與東亞》（A.Tratt,Britainand East Asia,1933-1937），劍橋，1973年，第38頁。
（27）拙文《對遠東危機時期英國對日政策的若干評價的評價》，《史學月刊》，1993年第6期。
（28）《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674號注（2）。
（29）《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85號。
（30）（31）（32）《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419號，第513號，第462號。
（33）《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356號注（16）。
（34）《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700號。
（35）其全名為《國際聯盟委員會關於日華糾紛的報告》。本文有關《李頓調查報告》的內容均摘自於龔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侵華文件選輯》（三聯，1958年），第138－166頁。
（36）中國檔案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第695頁。
（37）索恩，前揭書，第336頁。
（38）伊恩·奈斯《1919－1952年英日的疏遠》（Ian Nish,Angle-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劍橋，1982年，第41頁。
（39）《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28頁。
（40）索恩，前揭書，第360頁。
（41）《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202頁。
（42）索恩，前揭書，第362頁。
（43）考雷利·巴尼特《英國勢力的崩潰》（Correlli Barnetl,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倫敦，1972年，第362－363頁。
（44）《顧維鈞回憶錄》第2分冊，中華書局，第182頁。
（45）《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559號注（5）。
（46）洪育沂《1931－1939年國際關系史》三聯，1980年，第22頁。
（47）《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202頁。
（48）索恩，前揭書，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