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葯多久進入中國

① 西葯是從什麼時期進入中國的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

② 西葯是哪國人發明的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西葯，相對於祖國傳統中葯而言，指現代醫學用的葯物，一般用化學合成方法製成或從天然產物提制而成；
西醫葯傳入中國的時間,當在清初康熙年間

③ 西葯是從什麼時期進入中國的

我國早期著名實業家、出色的西葯經營者和生產者——顧松泉先生是我國最早在西葯生產經營中使用商標的人。顧先生在一百多年前不僅大膽放棄在洋人醫院的優越工作．改為從事西葯銷售、西葯生產，還在西葯生產領域第一次使用由中國人設計的西葯產品商標——「中西」牌。而「中西」商標。在經歷了一百多年後。至今仍然為上海中西制葯廠(前身為顧松泉創立的中西大葯房)使用。
一、清末我國西葯行業經營與領松泉先攮創業概況，
19世紀80年代，上海這座對外貿易口岸．外國商人大量湧入。隨著洋人居住的增多，而清一色由洋人開設的主要為洋人提供服務的西式醫院、西式葯房，也由此應運而生．並迅速發展起來。據近代醫葯工商史料介紹：從1843至1887年間，即巾西大葯房創立前夕．在上海一地經營西葯批發、零售的各國葯商，就有20多戶。這些葯房，營業興旺，獲利豐厚，並逐漸引起國人經營西葯的興趣。但由於當時國人如想從事西葯經營活動．必須具有外語、西葯知識、調配葯劑技能以及新的一套西葯經營管理方式。因此，當時國人幾乎無法染指。
1877年，20歲的顧松泉由於英文基礎較好，英語筆譯、口語俱佳，這使他很順利地考入由英商創辦的上海大英醫院，並在該醫院葯房從事葯品配方工作。由於顧松泉勤奮好學，刻苦鑽研．一段時間後．他便迅速掌握了西葯的調配技能、日常劑量和經營方式等有關知識。
由於西葯見效較快．病情能迅速緩解，使得早期國人原先對西葯所持的懷疑態度，逐漸有了較大轉變，並了解到它的科學作用。但由於當時一般國人普遍缺乏相應的西葯知識．經營西葯商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一直成為外商的一種特殊「專利」。這使已經具有相當西葯知識的顧松泉決心要在中國人的土地上，自己經營西葯商品，並以此為國人服務。

④ 西葯是哪國人發明的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西葯這個詞是中國人弄出來了，近代用於區別西方國家的化學合成的葯品，但稱呼實在欠妥，因為中國傳統醫學就有不少化學合成物，而古代西方人也同樣使用各種動、植物葯，不可能一開始就搞化學合成，但在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文化藝術科學等都有阿拉伯人承傳。後來的文藝復興才把這些逐漸「請」了回去。但總的來說，「文藝復興」只是假借「復興」之名來學習外來文化而已。

⑤ 醫葯是從什麼時候進入到我們中國市場的

清朝晚期，大致在1840年前後

⑥ 西醫什麼時間傳入中國

西醫是在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

明末清初的時候，來到中國的一些傳教士在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把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一起帶到了中國。

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很淺薄的一些生理解剖只是，而且西方醫學在當時的臨床治療技術方便並沒有領先於中醫，所以對中國的影響不是很大。

西方醫學真正開始影響中醫發展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當時牛痘接種的方法和西醫外科還是對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的傳入不斷擴大，從而為西方醫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6)西葯多久進入中國擴展閱讀：

1693年夏季的一天，酷熱難耐。京城百姓揮汗如雨，而紫禁城裡的康熙正有氣無力地躺在龍床上，身上蓋著兩層厚厚的棉被。就是這樣，康熙還不停打著冷戰。他臉色刷白，嘴唇發紫，眼窩凹陷，時而渾身抽搐，時而全身抖動。

白天蓋棉被，晚上突然又高燒流汗，全身滾燙，汗如雨下的康熙猶如從水裡撈出來一樣。這一天，康熙忽冷忽熱，一會兒下冰窖，一會兒上烤爐，就像冰火兩重天。一代偉大君主正被肆虐的病魔折磨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

皇上得了怪病，宮中亂作一團，甚至還伴隨著某種恐懼。雖然重病在身，仍然沒有忘記國家大事。他下旨朕因違和，於國家政事久未辦理，奏章照常送進，令皇太子辦理，付批辦處批發。想來康熙一是怕引起國家上下恐慌，不利穩定。

二來可能也是對外顯示一種戰勝病魔的信心和態度。當時的中國百姓與御醫對中醫都很自信，果然，有人在一本中醫名著《金匱要略》中找到了方子。此為驗方，需將蜀漆、瘧母、鱉甲、柴胡、桂枝等多味中葯製成鱉甲煎丸。

葯丸很快做好，但還不能給皇上吃，所以必須先拿別人做實驗。找來一個同樣病症的人，讓其吃了葯丸，以觀察效果，結果不管事。御醫又反復調整，連青蒿也用上了，仍然沒有效果，御醫們都泄氣了，康熙那邊連氣帶病也快咽氣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倆洋和尚求見。洋和尚獻上一種西葯，說這是一種神奇的葯物，對此病有奇效。二人正是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因為受好客中國的感染，慕名來中國傳教。因為法國人也曾有人常患此病，便攜帶備用。

此葯正是奎寧，也叫金雞納霜。當時朝廷內外對西洋玩意根本不相信，什麼金雞、銀雞的，還納霜，等著納鞋底子吧。康熙也不相信，但中醫已經沒有任何辦法。康熙便下旨，盡快找人實驗，死馬當活馬醫。

御醫們此時怎麼攔也攔不住了，只好硬著頭皮讓病人吃西葯。說來也巧，廣東的傳教士正好收到法國快遞來的金雞納霜，整整500克，立刻火速送到北京實驗。結果，奄奄一息的病人，吃葯後第二天便轉危為安。

三個病人，一個發作前服葯、一個發作中服葯、一個發作後服葯，均先後痊癒。就連四個大臣都果斷吃了，也沒有任何副作用。飽受瘧疾折磨的康熙服葯後，身體很快好轉，只三五天便痊癒。

康熙大喜，不但傳教士允許在北京傳教，還獎勵給傳教士們一座大豪宅。同時，責令刑部對幾位昏庸的御醫進行嚴懲。

⑦ 西醫到中國多少年了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⑧ 有誰介紹一下西葯在中國的發展史，什麼時侯引進我們國家的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⑨ 西葯何時傳入中國的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一書中得知，西醫葯傳入中國的時間，當在清初康熙年間。

在《故宮文獻叢編》中，有清康熙年間蘇州製造李煦寫給皇帝的奏摺，其中談到江寧織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患了瘧疾，自言服葯（指中葯）不見效，只有皇上的「聖葯」能夠救他。康熙皇帝閱後批示：「朕想賜給他治瘧疾的葯，但恐時間來不及，所以賜給驛馬，日夜兼程地將葯送去。這種葯專治瘧疾，將葯二錢研成末，用酒調服。若服後覺輕了些，再吃一服，病必能治好。病好後，葯量或一錢或八分地再吃兩服，就可以除根。」李煦此後又呈上奏摺，奏摺上言明此葯即「金雞拿」，也就是西葯「金雞納霜」。從中可以看出，西葯在清康熙年間就在中國得到應用，康熙皇帝的西葯知識比較豐富。而這些，都是從西洋傳教士那裡得到的。

⑩ 西葯什麼時候走進中國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