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封建社會是否形成了重商觀念
沒有，因為封建經濟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每一個王朝自建立起，均從恢復農業生產抓起，重農抑商，而商業的興盛必然會破壞農本位的小農經濟基礎，所以不可能形成重商觀念。
⑵ 重商主義和重農抑商的區別
重商主義 法國路易十四1661年起親政，信奉「朕即國家」，一方面他使用武力堅決鎮壓貴族的反叛；另一方面，採取懷柔政策，在巴黎附近的凡爾賽建造新的豪華宮殿，讓地方的貴族一進宮侍奉王室的名義，享受聲色犬馬之娛，制服了封建割據勢力。同時，他採取種種措施，強化中央集權。政治上，加強對地方的管理，直接派人監督地方官員。文化思想上，採取嚴格控制的政策，取消信仰宗教的自由，全體臣民必須信奉天主教，對外關繫上，爭奪歐洲霸權，拓展海外殖民地。
1644年8月頒布的特許狀: 「上帝恩賜和平，其最大好處之一就是在我王國內恢復各種工業，使我國商業不在向外國人購買我臣民所用的必需……」
在經濟上，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其主要內容是發展工商業，取消國內關卡，鼓勵出口，使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內而不流出。當時，法國手工工場生產的產品如錦緞、絲絨、水晶玻璃等，質地優良，暢銷歐洲各國宮廷。路易十四信奉「朕既國家」，要求全民信奉天主教，通過改革，增加了法國的財富，提高了國力，把法國的封建專制制度推向頂峰。
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比較盛行的經濟思想，歐洲許多國家都實行過。
（摘自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選修）《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
重農抑商 重農抑商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從商鞅變法規定的獎勵耕戰，到漢文帝的重農措施，直到清初恢復經濟的調整，都是重農抑商政策的體現。
農耕時代的中國商業和商人的命運，與王朝政策相關，而政策的變化，也與不同時代的形式相關聯。商鞅變法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規定：土地可以買賣；家裡有兩個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徵收他們的賦稅；粟帛生產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優待；經商及因怠惰而貧窮的，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當奴隸。中國封建社會採取這種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的主要部門是農業。農業是古代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提供給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存亡。為此，歷代統治者都把農業當作根本性的大事來抓，採取一系列督促、鼓勵、組織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經濟政策上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向傾斜。通過發展農業，封建國家可以徵收穩定的土地稅來保證財政收入，還有利於社會穩定，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統治者認為，發展工商業不如經營土地使生活有保障，還會加劇勞動力從土地上流失，造成種種社會問題。因此，重農抑商、以農立國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治國主張。
李悝的重農抑商。李悝，約生於公元前450年，卒於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國富強。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經6篇，對後世的刑律產生了重大影響。李悝還是重農抑商的最早提出者。李悝重農是毫無問題的。李悝在魏國治國有兩項重農的措施：第一項是"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視農業生產，設法增加農業產量。其辦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澤邑居叄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就是要讓農民"勤謹"耕作，爭取好的收成。為了提高農業產量，李悝主張播種時"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獲如寇之至"。這就是說種植要多種經營，有的作物受災害，其他作物還可以收獲；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鋤幾次；收獲時要像防備盜寇那樣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損失。第二項是，創"平糴"法。為防止"糴甚貴傷民（非農業居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李悝創"平糴"法。"平糴"採取的辦法是把年景分為：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飢、中飢、大飢7種；計算出7種年景下，一戶耕田百畝的個體農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種年景下向每戶農民收購糧食的數量，而後在大飢、中飢、小飢年景時把這些糧食平價糶出。這樣便收到"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的成效。【《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太平御覽》卷八二一，轉引《史記》】。李悝由於把以上兩項政策"行之魏國"所以魏國"國以富強"。值得注意的是李悝不僅重農，而且還是輕商、抑商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在李悝看來，農業幾乎是國家財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說："農傷則國貧"。接著他又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為工商業的發展會損害農業，會使民人飢寒，國家貧困。所以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綉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十分明顯，李悝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為工商業危害農業會導致"國貧民侈（奢侈）"。雖然李悝這里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針對手工業而言的，並未提到商業，然而由於手工業一般都是商品生產，生產的目的為了賣。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勢必包含著"禁技巧"產品的銷售，包含著對商業的歧視和限制了。所以，李悝是重農、輕工商、賤工商的最早提出者，也可以說是重農抑商的最早提出者。不過，在歷史記載中李悝重農實行"盡地力之教"、"平糴"兩項政策是有卓著成效的，至於"禁技巧"具體採取了什麼措施卻無記載，也許這方面還停留在思想上，並未落實到實際的政策和措施上。從春秋時期管仲等人的農、工、商並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我們可以看到重農抑商思想產生的軌跡。
不同時期的反應。戰國時期強調耕戰、加強中央集權於是出現了重農抑商的思想。 漢初民生凋敝，商人卻囤積牟利。漢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並嚴禁商人購置土地，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對恢復經濟造成阻礙。中唐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種松動。朝廷對海外貿易的鼓勵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實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明清時期，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國家財政收入也從商業稅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補充。但統治者認為商品交換不能夠創造新的財富，對商業發展並不採取鼓勵政策，還經常以各種方式對商人進行盤剝。 註：「重農抑商」政策能長久得到實行的原因：1.適應了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需要。（根本原因）2.中國一向 重視農業的傳統思想（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3.有利於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的原因。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經濟的必然產物。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和統治階級利益所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於人們來說擁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額財富，且地租收入較穩定，是發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時對封建國家而言，農業的發展可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糧荒、動亂之虞,也可外無侵擾之慮。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商業（有時也包括手工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與此同時，在封建帝王看來，私人工商業主一方面通過商品交換與高利貸盤剝農民，另一方面商業活動豐厚的利益回報又吸引著相當一部分農民「舍本趨末」，從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統治基礎。此外，最新研究認為：「重農抑商「政策的出現，除了其經濟原因或物質方面的原因外,還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的表現與影響。古代重農抑商政策主要表現在：一、統治者反復強調農業為本業，商業為末業；二、在土地問題上，採取抑制兼並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對重要行業採取官營，不許商人染指；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穿衣、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等等。影響：一積極：重農抑商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當時農業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維護社會穩定、鞏固新興地主階級政權起了積極作用。例如商鞅變法，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鼓勵發展農業生產，從而促進了秦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物質基礎。二、消極：「重農抑商」政策也導致地主官僚不斷兼並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農民破產流亡，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激化了階級矛盾，造成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地主官僚集團也因瘋狂兼並土地而更加腐敗。到了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而統治階級依然堅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這些做法，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了國家落後，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積極作用。【2011年4月26日網路據白壽彝《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90頁等。】
重農的認識:「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的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糧則亂」；「民以食為天」；「農業是基礎」；「優先發展農業」；「農業是安天下的產業」。
輕農思想。與「賤農」有關。農民所稱之中國出產的「口號農業」為「講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一副諷刺對聯：「今天開，明天開，天天開會；你也講，我也講，人人都講」，橫批是：「誰去落實？」「靠天吃飯」。
「口號農業」或「口頭農業」在「加強聲中削弱」、「在增加聲中減少」，在有的文件中寫出：「將加強農業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切實增加農業資金投入」。
奮戰在農村一線的被稱之為「386199」部隊，即婦女、兒童和老人。
在輕農思想下的重商主義，造成城鄉差距拉大、巨大，窮人增多、眾多，壟斷加強、資源浪費，生態不斷惡化、環境污染加劇，資源型、低級、初次產品大量出口；農產品生產成本核算中的產銷「倒掛」、農產品銷售過程場所受「蛇頭」支配、銷售費用極度增加，農業投入品極度漲價、「農殘」等農產品污染嚴重，加工農產品（蔬菜、果品、食品等）假冒偽劣、濫用添加劑、防腐劑、保持劑等。
⑶ 中國是重商主義國家嗎為什麼詳細為好，先謝過~
重商主義
是指中世紀末期西歐、南歐國家從封建制度轉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資產階級最初的經濟學說。
其基本內容是：財富就是貨幣，貨幣即財富；財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領域；一個國家財富必不可少的是金銀等貴金屬，如果它沒有貴金屬，就必須通過貿易來取得，對外貿易必須保持順差。
具體來說，重商主義這一學派的理論要點包括以下幾點：
①認為國際貿易是國家財富的最重要的形成來源。
②認為要在國際貿易中獲利，必須以本國製造品出口到外國以換取黃金、白銀（貴金屬）。
③國際貿易的原則是多賣，少買，從而使貴金屬（外匯）多在國內積累，謀取貿易順差。
④為了要取得國際貿易的順差，必須出口本國出產的製造品，進口外國的原料，利用製造品與原料的價格剪刀差獲利。
⑤必須將本國國內市場的主要份額保留給本國產業。這不僅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工業生產能力，培植新興產業（「幼稚工業」），也是為了給本國人民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
新重商主義的概念
新重商主義本來就是麥金農、克魯格曼等人總結美國70年代以來的外貿保護主義政策發展起來的，因其所描述的政策很象15世紀的重商主義而得名。當然，他們之間有諸多不同。
首先，新重商主義沿襲了凱恩斯通論中的分析方法，認為貿易順差和投資、消費等一樣也會產生乘數效應。因此，政府為了實現內部利益極大，刻意製造順差。這和重商主義單純的積累黃金的目的是不同的。
再者，新重商主義的保護措施繁多且具有攻擊性，甚至發展成一系列排他性的貿易保護集團。
具體講，美國人在貿易保護中最喜歡玩的是反傾銷訴訟，比如對待中國的紡織產品；此外還有所謂的綠色壁壘和技術壁壘（就是以環保之名行保護之實）。
用一句話頗經典的話概括美國新重商主義的特徵：有自由貿易的理想，但國家利益的思維模式或許才是最重要的。
新重商主義的代表國家是中國、韓國的理論依據。東亞國家為保持經濟主權和金融穩定，而採取的低匯率、高儲備政策稱之為經濟和金融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新重商主義政策。它既不同於視黃金儲備為經濟目標，以此擴張軍力，開拓貿易疆界的舊重商主義，也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對國內產業採取戰略性保護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是基於金融脆弱性的發展緩沖政策。這一政策既是對發展中國家「結構式」新重商主義政策的修正，也是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以本國的福利損失為前提，為保持經濟主權和金融穩定，而不得不採取的次優選擇，是對由發達國家制訂的非對稱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運行規則的回應，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和道義上的正義性。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是經濟的增長，更是制度的演進過程，金融脆弱性問題將貫穿整個發展過程，因而也決定了這一政策應在較長時間內實行。這一政策適應於具有高儲蓄傳統，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
綜上，中國頂多能算新重商主義國家，而不屬於重商主義國家。
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⑷ 中國古代真的「重農輕商」么
中國古代重農輕商是真實的。這跟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子曰：「君子重義，小人重利」。後世的中國古代社會就一直對重利的商人有輕視的看法。在古代社會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時候，從事商業的人增加會帶來從事農業的人口的下降，造成社會生產的下降，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都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社會等級士農工商所以被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廣泛認可。
另外「重農抑商」可以限制民智，便於人口的管理，有利於維護中央集權和封建專制。
⑸ 中國古代是否出現了以重商主義為主流思想的歷史階段
古代以農耕為本。無論什麼商業基本都是建立在農耕基礎上的。要說商業發展高峰只能說在南宋。
⑹ 中國古代哪個朝代曾經採用重商政策
沒有強調商人的，可能也就宋朝了吧。古代人分四等，士農工商，商人是最低賤的。宋以前都是看不起商人的。商人勢力也很低。商人勢力最發達的應該是在明朝。明朝的商人勢力及其龐大，甚至能左右國家決策。很多商人家族，勾結官府，打通關節，為了牟利不擇手段。有的商人從小培養小孩讀書，考中的就不斷扶植，送錢，在官府層面保證他們的利益。邊境商人甚至出賣國家利益，讓努爾哈赤的後金細作無孔不入，掌握的信息甚至詳細到關口要塞的明朝守軍的裝備，人數，糧草數，主將姓名，性格等等。
不過即使如此，也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說重商的。就這，發展到明朝，商人勢力已經完全做大。從政策來說，古代中國除宋以外沒有重過商。但是從事實，宋朝以後，中國的商人勢力就越發龐大了。
⑺ 中國經濟模式是重商主義嗎
目前是。
作為中國「經濟奇跡」重要推手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已經難以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增量動力，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國高消費、低儲蓄和中國高儲蓄、低消費的兩級結構。中國經濟也因此嚴重依賴外部需求，資源供給條件日趨惡化。中國在通過技術創新與質量管理提高出口競爭力的同時，應該積極完善適應經濟轉型的配套條件，構築內需型經濟結構。
中國「經濟奇跡」重要推手
三十年來，以追求出口和貿易盈餘為特徵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將中國業已形成的比較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就從一個無足輕重的貿易體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貿易大國。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別是在中國經濟核心板塊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在積極承接國際產業結構轉移的同時，也通過技術創新，將該地區打造成世界級的製造基地。另一方面，重商主義經濟模式也為中國換來了令不少國家羨慕的巨額外匯儲備。
成就中美兩級經濟結構
不過，盡管重商主義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卓著，但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也一點也不低。首先，中國以資源型產品的出口換來的只是表徵財富的貨幣符號。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貨幣符號就是美元。假如在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時代，這種貨幣符號尚可保值增值。問題是布雷頓森體系瓦解之後，美國完全可以利用浮動匯率體系下美元的貶值來轉嫁經濟成本、掠奪他國財富。從而形成了處於世界經濟中心的美國與外圍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分工：美國掌握著貨幣發行和市場的主導權，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國家依賴美國的市場和美元。在這個分工框架下，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美國可以通過發行美元購買中國等外圍國家的廉價物品，盡管帶來了美國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巨額貿易逆差，但是憑借金融市場優勢，中國等國積累的貿易順差反過來又以購買國債的形式迴流到美國。美國以成本極為低廉的貨幣手段來平衡經常性的貿易逆差。美國依靠中國等國的送美元上門，維系著寅吃卯糧的經濟繁榮，付出的代價僅僅是發行更多的美元並支付不超過4%的債券利息。而且還可以籍此把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歸罪於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通過施壓，迫使這些國家進行貨幣升值，被動地調整本國經濟政策，以此來承擔美國轉嫁而來的經濟調整成本。
惡化了資源供給條件
另一方面，重商主義經濟模式還惡化了中國的資源供給條件。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於政府主導的投資以及製造業出口，使得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業的高速發展吞噬了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礎性資源。去年中國的GDP佔世界GDP的比重大約為11%，卻消耗了超過全球總產量20%以上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這樣的反差至少說明三個事實：一是在世界整體經濟結構中，中國依然處於產業分工的低端，高能耗、重污染、低技術、低產出的基礎產業，依然占據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產業中，中國資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其三，中國對大宗初級商品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球通脹。統計資料顯示，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規模翻了一番，但資源消費量也翻了一番甚至更多。如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量增長了一倍以上，鋼與銅的消費增長幅度分別超過150%和180%，而十種有色金屬的消費增長幅度更是達到驚人的270%。在三級跳式的資源消費增量面前，中國的資源儲量佔世界的總量的比重卻顯得格外寒磣：中國的鐵礦石儲量不足世界總儲量的9%，銅的儲量不足世界總儲量的5%，石油儲量不足世界總儲量的2%。根據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一份題為《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題》的報告，按照現有探明儲量和消耗速度，中國目前已探明的45種主要礦產中，到2020年只有9種。到2030年，則可能只有2至3種。其中以石油、鐵礦石與銅、鋁的供需矛盾最為突出。而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國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達到20%―30%時，經濟發展就面臨較高的風險。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仍處於分工的底層，短期內無法挑戰美英在國際初級產品定價方面的壟斷權，所以盡管中國是國際初級產品市場的大買家，卻無法使國際初級產品的市場價格發生有利於自己的變化。
構築內需型經濟結構
在上述這些約束條件下，繼續重商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將會加劇中國經濟跌入收益小於成本的惡性循環。在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增量動力已消耗殆盡的情況下，中國必須擺脫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適時進行產業調整，控制重化工業投資，降低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通過技術創新與質量管理提高出口競爭力的同時，應該積極完善適應經濟轉型的配套條件，構築內需型經濟結構。
⑻ 古代中國重商主義的特點
古代的種種思想特別嚴重尤其是在漢朝以後重農抑商得到了統治者的意志然後懲罰也是很大的
⑼ 與英國相比近代中國重商主義的特點
中國傳統社會確實歧視商人。我們都知道儒教傳統將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類，農民被視為「本」，商人被視為「末」。漢代規定對商人收重稅，不許商人購買土地，穿著絲綢，商人及其後代均不得為官。宋朝也制定了不得商人考科舉的法律。雖然這些法律執行起來不一定嚴格，但確實表現出傳統中國對商人的歧視。
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如果我們深思一下，為什麼傳統中國會有這樣的重農輕商的思想呢？其實很簡單，因為傳統中國是個農業社會，農業是國家及社會財富的重要來源，在國家的統治者和社會精英看來，農民是勤勞的生產者，商人卻不勞而獲，因此大加歧視與限制。17-19世紀前期中國棄儒從商的人數大大增加，中國人口從明初的7000萬左右增長到明末的1.5億，到了清乾隆朝晚期，又猛增至3億，但舉人、進士等科舉名額卻沒有什麼增加，科舉考試的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據說舉人的通過率僅僅1%左右，大批的落榜秀才只能另謀生路。由於明後期開始的商業大發展，中國有很多經商致富的例子，當時的馬雲、馬化騰激勵著這些考場失意的讀書人。據《豐南志》記載，明後期已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說法。16世紀安徽徽州歙縣《竦塘黃氏宗譜》中提到，本來打算參加科考的黃崇德，經父親勸說棄儒從商，到山東販鹽，最後掙得盆滿缽盈，成為大商人。從商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讀書人轉行從商相對容易。
士商結合越來越緊密，士商聯姻都是非常平常之事，士商之間也可以相互轉化。16世紀以後，士人與商人的界限已經模糊不清，因此明代嘉靖年間的歸有光在《白庵程翁八十壽序》中說道：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游。……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程氏……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黔、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讀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
意思是說新安（即安徽歙縣）的程君（君是尊稱）從小就在江蘇長大，江蘇的士大夫都喜歡與他交往。古代士農工商四民從事不同職業，涇渭分明，現在士大夫經常與農民商人相混淆。程氏的子孫繁衍，遍及浙江海寧、安徽的黔縣與歙縣，有數千家，都以讀書為業。這豈不是就是所謂的由士大夫轉變成商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