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從哪裡來

❶ 「農民」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古漢語中「農民」一詞始見於戰國時也有身份的涵義(《說文》釋民：「萌(懵)而無識也。」)，但並無西方語言那樣強烈，而職業涵義(繁體「農」字從辰，古指貝殼制的農具)卻很明顯。「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春秋穀梁傳》)。從這類表述看，古代中國「農民」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職業涵義，而身份卑賤之義卻較為淡化。這反映了古代中國比當時的西方職業分化較明顯而身份壁壘卻較寬疏，這無疑是當時中國比西方更進步、更文明的體現。遺憾的是到了本世紀中葉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社會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濃了。直到改革時代，這種狀況才逐漸改變。 身份性農民與自然經濟(或西方經濟學家所謂的「習俗指令經濟」)相聯系，而農業者則與市場經濟相聯系。E·R·沃爾夫的說法在國外學者中頗有代表性：「農民的主要追求在於維持生計，並在一個社會關系的狹隘等級系列中維持其社會身份。因此農民就不像那些專門為滿足市場而生產、並使自己在一個廣泛的社會網路內置身於地位競爭之中的耕作者」，因為他必須「固守傳統安排」。「相反地，農業者則充分地進入市場，使自己的土地與勞動從屬於開放的競爭，利用一切可能的選擇以使報酬極大化，並傾向於在更小的風險基礎上進行可獲更大利潤的生產。」 這種說法與我們過去常說的自然經濟中的傳統農民與現代化農場之別有些類似。但須指出：當代西方學界對市場經濟之前的傳統經濟的看法不同於過去的「自然經濟」說。「自然經濟」說強調「小生產」的自給自足和無交往，而現在人們則強調傳統經濟中交往的非市場性或曰強制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希克斯認為真正無交往無分工的「自給自足」可能並不存在，傳統經濟中可能有相當規模的分工與要素流動，只是它並非因市場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層指導的專門化」。他把這稱之為「習俗經濟」與「指令經濟」的結合。與此相應地，「自然經濟說」強調傳統的「小」生產與現代「大」生產之別，而「習俗指令經濟」說則突出傳統生產的不自由與現代生產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權勢支配」便成了傳統農民不僅區別於現代農業者、也區別於比農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標志。「人們已習慣於把服從上層國家專制的鄉村人口與生活在這種政治結構之外的鄉村居民對立起來，並以此區分農民與初民：前者是農民，而後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顛網路全書》「農民」辭條正是基於這一點給「農民」下定義的。它認為在農民的定義中「諸如自給自足或小規模生產等特徵」都未必成立，關鍵在於農民(peasant)「要受外部權勢的支配」。這種「使其整合於更大社會的方式」才是農民與其他農業生產者的根本區別：「在農民社會，生產手段的最終支配權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產者手裡。生產品及勞務不是由生產者直接交換，而是被提供給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餘的東西要轉移到統治者和其他非農業者(non-farmers)手裡。……這種權力往往集中於一個城市中心，盡管並非永遠如此。」

求採納

❷ 為什麼中國是農民大國

截止2018年，我國農村戶口人數為5.6億，占我國人口比例的40.42%，所以我國不僅是工業大國，也是農業大國，更是農民大國。

❸ 中國有哪五大農民工源頭

四川、河南、安徽、重慶。

❹ 怎麼中國這么多農民呢

在市場時代，巨大數量的、自己無力組織起來的小農，陷入貧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唯一的解決方案，是讓農民脫離耕地，變成城市人，變鄉村中國為城市中國

中國農民的貧窮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第一，農民的勞動時間比城裡人少得多，收入也就大大低於城裡人；第二，教育水平遠遠低於城市人，工作機會也就比較少；第三，缺少現代基礎設施，衛生、居住、飲水、道路、通訊等方面的條件也就遠比城裡人惡劣。

中國農民為什麼窮？原因有三：一是人均耕地面積小，二是小農強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會」性，三是小農體制與國內外的市場機制不兼容。這些原因被一些學者、官員和記者遺忘了，他們開出不對病症的葯方，以推動「基層民主」來解決9億人的貧困問題。可是「選票」能填飽農民的肚皮嗎？

制度迷信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制度決定論，認為上層建築能夠決定經濟基礎。今天的中國農村要解決的不是「專制」問題，更不是靠「海選」來完成。脫離貧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農村進步的唯一標尺。大搞「海選」而不去組織農民建設家園，是中國農村政策的一大誤區。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小，是因為農民太多

人均耕地面積小是中國農民貧窮最基本的原因。中國9億農村人，其中5億是農業勞動者，擁有不到20億畝耕地。即便按20億畝計算，5億農業勞動力人均只耕作4畝地。靠耕作4畝地養活一家四口人，怎麼可能不窮呢？4畝地是0.6英畝，略大於美國一個普通人家房屋的佔地面積。中國南方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大概只有1畝，也就是0.16英畝，和美國人家的後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農場」數以億計，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擺脫貧困，哪怕是種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無論政治制度多麼高明，哪有美國人家靠在後院里耕種「致富」的呢？

相對於要養活的總人口，中國的耕地總面積並不太小，而是農民太多，農村人口太龐大。在現代農業技術條件下，中國緯度和灌溉條件下的20億畝耕地，養活15 億人綽綽有餘。如果連以色列和日本都能擁有可以養活自己的農業，遼闊的中國怎麼可能養不活自己呢？在多數發達國家，若每個居民有1畝耕地來養活，已經夠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裡農民的任務不是養活本國人，他們的問題是向外國賣糧難。自1987年到2002年，中國農民的「賣糧難」也持續了15年。到後年，也就是2006年，中國很可能再次重現賣糧難。

中國國土遼闊，氣候溫潤，河網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適合農耕的地方，也是農耕知識最早進入成熟階段的地方。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造就了巨大數量的農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農中國，也造就了獨特的鄉村中國。清朝初年中國人口才1億，清末便達到4.5億，不過百年又達到13億。今天的9億農村人口，反而成為應用現代農業技術的最大障礙，單位產量遲遲不能提高到現代農業科技早就能達到的水平。數億小農都處在基本失業狀態，每個勞動力每年在土地上勞作的總時間不超過3個月，而且從事的還是最簡單的勞動，當然僅能「得食」。勞動創造財富。每年有9個月處於失業狀態的農民，能創造什麼「財富」？因為農民普遍貧困，農村與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農村中國就衰敗。

中國農民不缺少「自由」，他們缺的是組織

中國農民貧窮的第二個原因是小農強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會」特性。現代社會是嚴密組織起來的「社會」，就像交通燈，六親不認，每個路人都必須服從。在今天的西方，不屬於某個社會組織的人，通常被視為「社會垃圾」。只有了解猶如軍隊一般的西式工廠和公司行號的勞動紀律，才能體味出什麼是社會的「現代奴隸」，也才能懂得西方人為什麼深情地嚮往「自由」。與西方2500年的奴隸制加農奴制不同，2500年前的中國農民就是自由獨立的，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天的中國農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強烈的家庭私利觀念。如此，也許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把中國的自由小農動員和組織起來。

在傳統中國，自由小農靠家族宗法制度來組織，比起西方的社會組織，不僅鬆散，而且規模小。1840年遭遇組織嚴密的西方勢力，中國社會幾乎是「一盤散沙」。組織動員獨立自私的小農，解決「一盤散沙」問題，是現代中國革命的主要矛盾。共產黨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極端的方式——「支部建在連上」，把中國農村組織成准軍事化的大隊、小隊。這種西式現代組織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認的。大面積的農田改造，耕地面積的大幅度擴大，水利設施的建設和普及，農村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農村道路的修建，飢荒問題的解決，農村人口的大幅增長，人均壽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強大的現代軍隊，都與之相關。做成這樣的農村組織，代價也十分高昂。可以說，准軍事化的農村組織是鮮血凝成的，付出的代價能與世界上任何一場戰爭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把中國的自由小農組織起來。

當共產黨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對農村的嚴密組織也隨之崩潰了。農民回到實行了2500年的自由小農制度，形成了有史以來世界上數量最多、平均規模卻最「袖珍」的「家庭農場」。將來的史學家會不斷爭論，中國回歸家庭耕作後，究竟是執政黨主動放棄了對農村的組織，還是市場機制導致農村組織的自然衰落。無論持何種看法，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執政的官員們越來越懶惰，甚至墮落。這與整個執政系統的狀況密切相關。而今國內外的「民主派」引誘執政黨進一步懶惰，放棄對農村基層的組織，使其在中國的統治喪失根基。

所謂「官退民進」，給農民自由的思路是小農式的，而且是反現代社會的。中國農民並不缺少「自由」，他們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員要自由得多。問題在於，如果自私自利的小農們不組織起來，就不可能建設和維持農田水利設施，更無法集中修建現代基礎設施，比如自來水、電力、通訊、道路，乃至符合現代衛生標準的、有統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這些，農民就必然貧窮。自私自利的中國小農不可能把自己組織起來，只能依靠強有力的政府來組織。這不僅被中國近代和現代史所證明，而且被改革以來農村公共設施的普遍衰敗所證明。同樣，沒有勤奮為民，特別出色的執政系統，組織動員小農是不可能的。

市場機制摧毀小農經濟，導致絕對和相對貧困化

中國農民貧窮的第三個原因是小農體制與市場機制不兼容。市場摧毀小規模農業，導致貧富差別，導致農民與政權的矛盾，導致農民造反。這個道理被世界上無數的知名學者講過無數遍了，連中學生都知道，英國紡織工廠的羊會「吃掉」小農。市場摧毀小農的歷史自英國17世紀的圈地運動之後就在世界各地不斷重復，不久前還摧毀了日本、韓國、台灣的小農，使之迅速凋零。恩格斯斷言：「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競爭和海外的廉價糧食生產，大農和中農都同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滅亡，這是日益增加的債務和他們的經濟到處都顯著衰落所證明了的。」歐洲今天的「大農」靠國家補貼才能生存，歐盟的農業其實是政府組織和支撐的，難道美國的農業不也是因為接受國家的大量補貼才強大嗎？

市場（包括世界市場）導致小農的絕對和相對貧困化。什麼是農民的絕對貧困化？湖南農民種了幾年桔子樹，掛果之時，中國大量進口美國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種植美國柑橙，湖南農民就血本無歸，就「絕對貧困化」。什麼是農民的相對貧困化？多數農民的吃住條件 「比過去強」，但少數「別人」有現錢，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現錢，「財大氣粗」，貧富之間裂變成天大的鴻溝，多數人就成了「赤貧」，就「相對貧困化」。

《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的作者巴林頓·摩爾認為：比起社會先進勢力的要求，沒落社會階層的要求更體現對自由的追求。小農和城市的小生產者行將被資本主義市場的進步所粉碎，可正是這些沒落的階層構成了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的社會基礎，構成了近代各國大革命的主要社會基礎。絕對和相對貧困化導致什麼？導致「自由的」流民，導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導致偷盜、搶劫，甚至綁架殺人。市場條件下小農的農村是一堆火葯桶。如果國家的執政系統腐朽了，這些火葯桶見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國小農不可能靠農業致富，唯一的辦法是將他們變成城市人

中國農民為什麼窮？第一是農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積小；第二是他們自由獨立，自私自利，無力按照現代社會的要求把自己組織起來；第三是他們被市場所困，行將被市場無情地摧毀。自然條件、歷史文化、經濟基礎，這三大原因導致了中國小農的貧困和農村的衰敗。

在市場時代，巨大數量的、自己無力組織起來的小農，陷入貧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選之類的葯方，不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只可能火上澆油，加速拆毀政府在農村的動員組織系統，惡化原本已經十分嚴重的問題。

人是第一生產力。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中國農民貧窮，是因為勞動者們沒有能力組織起來，離開耕地，改變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組織起來了，美國的開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設大城市。組織起來了，日本人就能在戰後的廢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強大的經濟。貧窮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國為什麼做不到？從社會組織的意義上講，中國農民貧窮是因為天然的富裕，是中國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難組織起來。

❺ 中國歷史上自耕農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什麼

自耕農其實是土地私有制的產物，在土改後，中國農民分到了土地，都轉變為自耕農。但在農村合作化尤其是人民公社運動後，農民失去了私有土地，土地變成集體所有，中國長期不存在自耕農。在80年代初的包產到戶改革後，尤其是《農村土地承包法》通過以後，農民的土地承包權不斷延長，中央允許長期承包，鼓勵農地自由流轉，但農民擁有的只是土地的經營使用權，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權，中國的農民不能稱為自耕農了。
自耕農早在商周時期已出現。《詩經》記載，有部分農民在當時已有自己的家庭，並以「藝忝稷」為業，有權充當甲士。他們就是當時的自耕窕。春秋戰國期間，隨著鐵犁、牛耕發展，以及在新興地主政權「耕戰」政策推動下，自耕農獲得大量發展。秦代以後，歷代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為了保證國家賦稅及徭役徵收，不斷調整土地佔有關系。當大土地所有制發展到損害王朝利益時，政府往往採取抑兼並的政策。如西漢末年，王莽實行的王田制，西晉時推行的占田制，北魏、北國、北齊、隋、唐初的均田制都十分有利於造就大批自耕農。與此同時，各個王朝建立之初，都大力鼓勵農民墾荒，宣布開墾土地為農民所有。宋、明、清幾個朝代初期，因墾荒而造就的自耕農更令人矚目。此外，清政府還把部分官田歸民，曰「更名田」。即使在每個王朝後，土地兼並十分劇烈，自耕農也沒有消失，僅僅在數量上有所減少。除了限制兼並外，政府還用賑濟、貨款、平糴等措施，幫助農民度過災年或青黃不接季節，使他們不至於破產。其次，一些勞動力充足，經濟條件較好的佃農，也通過購置土地上升為自耕農。此外，多子繼承財產的習慣，則使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因分家析產而降為多家自耕農。也有些地主因各種各樣原因破產後，而淪落為自耕農。根據一些文獻資料估算，唐、宋、明、清等朝代初期的某些年代，自耕農的總戶數可能超過佃農總數，自耕農佔有耕地總量，可能超過佃農租種的耕地總量。

存在於舊中國的自耕農，在各個歷史時期來源有所不同。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來源於解放了的農奴；西晉、北魏、北周、北齊、隋、唐初，主要來自從世族地主蔭庇下解脫出來的依附性佃農；宋、明、清等朝代初期，主要來自通過招墾而重新獲得土地的窮人或佃戶。

❻ 中國南方農民基本不種大米,現在的日用大米是從哪裡來的

不送大米，我們就沒有大米了嗎？中國的耕地面積是非常龐大的。南那點地，也種不出什麼糧食？而主要的產糧的地方都在於北方和東北。尤其東北這個地方兒，他選擇的。種類是非常少的，不是送玉米就是種水稻。
國家也會因從南邊的一些小國來進口一部分大米。

❼ 中國有多少農民

一、從戶籍制度看：有9億農民——中國人一生下來就要登記戶口，而且戶口分為兩類：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老百姓俗稱城市戶口或商品糧戶口。我們一般常說的農民、市民，正是根據戶口來劃分的。農業戶口就是農民，非農業戶口就是市民。按照這種戶籍制度，我們目前有農民9億。當然不同部門發布的數字可能略有差異，以下數字也是同樣情況。這9億農民目前與市民最大的區別是他們每個人在農村都有一塊承包地（責任田），而市民是沒有的。我國這種戶籍制度從解放初開始實施。據有關考證，目前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有這種戶籍制度。

二、從政府看：有6億農民——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3.7億人，城鎮常住人口7.7億人，農民6億。那麼9億農民如何變成了6億？因為按照政府的統計標准，凡是在城市連續居住3個月以上，就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目前在城市打工、做生意的農民約為3億，所以9億農民就變成了6億農民。但這3億打工、做生意的農民，他們絕大部分人認為自己還是農民，因為他們的土地在農村，他們的父母在農村，他們的房子在農村,他們的根在農村。

三、從世界組織看：3億農民——從世界組織如聯合國以及聯合國糧農組織看，中國有農民約3億。為什麼6億又變成3億？按照世界組織以及全世界慣例，所謂農民，必須是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才能叫農民。我們這6億農民，只是長期住在農村的人，他們包括了尚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以及60歲以上的老人。按照中國慣例，一個剛出生1個月的嬰兒也被統計在農民之列!這在外國人看來是很滑稽的，因為他根本幹不了農活。所以，6億人減去尚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以及60歲以上的老人，還要減去住在農村但不幹農業的人，真正的農民大約只有3億。

❽ 農民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農民歷來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最基礎的推動作用，每次社會的變革和革命都會被推動到前沿並且往往最終起著決定成敗的關鍵性作用，可是小農經濟和長期儒家文化教養下的中國農民很少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力量。

加上教育水平的不平衡使得中國農民在中國歷史上更多的扮演著工具性的作用，不管是改朝換代還是制度革新，起關鍵性作用的農民總是在被推向高位之後被壓制到社會的底層，成為所謂的「賤民」，而國家的財政稅收也絕大部分來自農民，意味著各朝代對農民的盤剝是最嚴重的。

新時代的農民階層，在不同區域間不同階層間的經濟交往中也是出於劣勢。這跟我們所說的南北貿易中的「剪刀差」現象根本沒有區別，正是這種剪刀差加劇了貧富分化。

於是在土地的生產力還沒有完全挖掘出來的貧困山區的農民和已經基本實現機械化而導致勞動力相對過剩北方的農民選擇了進城務工，這就是農民工群。這時候，農民又成為了弱勢，只是也很無奈。

(8)中國農民從哪裡來擴展閱讀：

農民問題是是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中國農民問題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毛澤東一生高度重視農民問題。

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通過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政治革命，實現農民翻身解放；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農民共同富裕。

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農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毛澤東與中國農民問題

❾ 為什麼農民工中國那麼多

按照2015年的數據：中國城鎮人口為77116萬人，鄉村人口為60346萬人（數據來自中國產業信息網「2016年中國人口總量、男女人口數量對比及城鎮、農村人口數量分析」一文）。也就是說鄉村人口約6億，除去老弱病殘及不願外出打工的人數，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大約有2億左右人吧，這是會出現這么多農民工的客觀因素，當然這裡面也有很大的社會因素，也就是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因。這裡面有社會的需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建設特別是房地產等大型工程類的項目都需要大量人工；而如此同時農民面對外邊城建的高速發展，農民也極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幾方面的因素導致大量的農民工湧入到城市裡面。從客觀方面來說農民工為城市建設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做出重大的貢獻，也付出了很多。希望看待農民工問題上大家都能保持客觀平等的看待和評價！

❿ 農民一詞從何而來，為何稱呼農民

農民」與「農業者」

本刊前年推薦過麥天樞的電視系列片《中國農民》，該片一開場就提出了「什麼是『中國農民』」的問題，片中的被問者之回答人言各殊，莫衷一是，頗耐人尋味。

其實何止「中國」農民，外國農民亦然；何止社會各界，農民研究的專家亦然。著名英國人類學家M·布洛克曾說：學術界「在議論究竟什麼是農民時面臨巨大困難」。國際上權威的工具書《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農民(Peasants)」詞條也困惑地寫道：「很少有哪個名詞像『農民』這樣給農村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造成這么多困難。什麼是『農民』？即便在地域上只限於西歐，時間上只限於過去1000年內，這一定義仍是個問題。」西方學術界從60年代以來就興起了「農民」定義問題的論戰。到70年代中期正如德國學者欣德爾抱怨的：「關於如何定義『農民』的論戰已經拖得太久了，以至於不少人認為繼續這種討論純屬浪費時間與精力。」但他也看到：「這一論戰事關農民研究的未來，因此討論仍將繼續下去。」一直到90年代，「誰是『農民』」似乎仍是個問題，以至於英國農民學家T．沙寧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頗有影響的書便以《定義中的農民》為題。

「農民」不就是以農為生的種田人嗎？的確，在當代發達國家，農民(farmer)完全是個職業概念，指的就是經營farm(農場、農業)的人。這個概念與fisher(漁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職業並列。而所有這些職業的就業者都具有同樣的公民(citzen)權利，亦即在法律上他們都是市民(西語中公民、市民為同一詞)，只不過從事的職業有別。這樣的「農民(farmer)」不存在定義問題：務農者即為farmer，一旦不再務農也就不復為farmer了，但無論務農與否，他與「市民」之間並無身份等級界限。

然而在許多不發達社會，農民一般不被稱為farmer而被視作peasant。而peasant(漢語「農民」的主要對應詞)的定義則遠比farmer為復雜。無論在研究中還是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人們談到「農民」時想到的都並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且也是一種社會等級，一種身份或准身份，一種生存狀態，一種社區乃至社會的組織方式，一種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結構。而且一般說來，社會越不發達，後面這些涵義就越顯得比「農民」一詞的職業涵義重要。在這些社會里，不僅種田人是「農民」，就是許多早已不種田的人、住在城裡的人，也被認為具有「農民」身份。如本世紀初英屬印度的孟加拉地區，絕大多數下層的非農職業人口都自認為、也被認為仍屬於「農民」，因為他們不僅都是種田人的兄弟或兒孫，而且他們的「家內習慣與生活准則」也與農民無異。調查還表明：當地農民自己對「什麼是農民」的回答也更多地與地位而不是與職業相聯系的。

在這點上，我們中國人應當深有體會。例如：如今在城裡謀生的所謂「農民工」中，有1/3以上(有些調查甚至說是半數以上)實際上是走出校門便進城闖世界的鄉村青年，他們中很多人連一天農活也沒干過，然而別人和他們自己都把他們看成「打工的農民」。相反，筆者15歲以後曾在農村插隊務農9年多，但不僅現在不會有人稱筆者為「農民教師」(如稱「農民工」那樣)，就是在當年，「知青」與「農民」在人們心目中仍然是兩個概念。事實上，如今的「農民工」、「農民企業家」、「鄉鎮企業」與「離土不離鄉」等現象都與「農民」改了業卻改不了「身份」這一事實有著邏輯聯系。

因此，在國際上關於農民定義的討論中，Peasant與farmer的區別是常被提到的。但這兩個英文詞一般都譯作「農民」，這就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亂。例如國外有不少論述「frompeasantstofarmers」過程的論著，若把這一過程譯作「從農民到農民」就會讓人不知所雲。因此我國學術界有人譯作「從貧苦農民到現代農民」，也有人譯作「從農民到農場主」，實際上都不很貼切。而我們這本《中國農民》雜志的英譯名也是個問題：譯作ChinesePeasantry吧容易使人得到中國農民仍是傳統的賤民身份的印象，譯作ChineseFarmers吧又難以反映本刊對象中包括大量從事非農業的「農民」這一現實。

但根本的問題還不在於翻譯，而在於作為公民自由職業的農民(farmer)與作為傳統身份等級的農民(peasant)之區別是客觀存在的。筆者建議參照「工商業者」、「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之類稱呼，把farmer譯作「農業者」。顯然，我國「農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個身份概念而不是一個職業概念。「從農民到農業者」的演進在我國遠未完成，我國存在著大量的農民身份者，這一事實比我國有大量人口實際上在田間勞作一事更深刻地體現了我國目前的不發達狀態。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後一事實意味著產業上的不發達，那麼前一事實則意味著社會的不發達。而身份性「農民」比重之龐大遠遠超過實際務農者的比重，則說明我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明顯滯後於產業的發展。

農民(peasant)與農業者(farmer)的區別何在？從詞義上說，farmer以farm(農業)為詞根，強調的是職業涵義；而peasant一詞從詞源及構詞成分看與「農業」、種田等本無直接關系。該詞源於古法語，系由古拉丁語pagus派生，該拉丁詞意為「異教徒、未開化者、墮落者」，帶有強烈的貶義，因而peasant在古代的本義是對卑賤者的貶稱。在古英語中Peasant可作動詞用，意為「附庸、奴役」，而作名詞時還兼有「流氓」、「壞蛋」之意。因而它與其說是一種職業，不如說是一種低下的身份或出身。只是由於那時卑賤者大多種田，這個詞後來才與農業有了關系。 不僅英、法、拉丁語如此，俄語、波蘭語等歐洲語言中近代表示農民的詞彙也有類似特點：原無帶有「農」義的構詞成分，只是泛指卑賤者或依附者而言。古漢語中「農民」一詞始見於戰國時也有身份的涵義(《說文》釋民：「萌(懵)而無識也。」)，但並無西方語言那樣強烈，而職業涵義(繁體「農」字從辰，古指貝殼制的農具)卻很明顯。「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春秋穀梁傳》)。從這類表述看，古代中國「農民」這一概念比西方有更多的職業涵義，而身份卑賤之義卻較為淡化。這反映了古代中國比當時的西方職業分化較明顯而身份壁壘卻較寬疏，這無疑是當時中國比西方更進步、更文明的體現。遺憾的是到了本世紀中葉後，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社會的身份性色彩反而空前地增濃了。直到改革時代，這種狀況才逐漸改變。 身份性農民與自然經濟(或西方經濟學家所謂的「習俗指令經濟」)相聯系，而農業者則與市場經濟相聯系。E·R·沃爾夫的說法在國外學者中頗有代表性：「農民的主要追求在於維持生計，並在一個社會關系的狹隘等級系列中維持其社會身份。因此農民就不像那些專門為滿足市場而生產、並使自己在一個廣泛的社會網路內置身於地位競爭之中的耕作者」，因為他必須「固守傳統安排」。「相反地，農業者則充分地進入市場，使自己的土地與勞動從屬於開放的競爭，利用一切可能的選擇以使報酬極大化，並傾向於在更小的風險基礎上進行可獲更大利潤的生產。」 這種說法與我們過去常說的自然經濟中的傳統農民與現代化農場之別有些類似。但須指出：當代西方學界對市場經濟之前的傳統經濟的看法不同於過去的「自然經濟」說。「自然經濟」說強調「小生產」的自給自足和無交往，而現在人們則強調傳統經濟中交往的非市場性或曰強制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希克斯認為真正無交往無分工的「自給自足」可能並不存在，傳統經濟中可能有相當規模的分工與要素流動，只是它並非因市場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層指導的專門化」。他把這稱之為「習俗經濟」與「指令經濟」的結合。與此相應地，「自然經濟說」強調傳統的「小」生產與現代「大」生產之別，而「習俗指令經濟」說則突出傳統生產的不自由與現代生產的自主性。因此，是否「受外部權勢支配」便成了傳統農民不僅區別於現代農業者、也區別於比農民更古老的初民(primitives)或部落民(tribalpopulation)的主要標志。「人們已習慣於把服從上層國家專制的鄉村人口與生活在這種政治結構之外的鄉村居民對立起來，並以此區分農民與初民：前者是農民，而後者不是。」80年代新版《不列顛網路全書》「農民」辭條正是基於這一點給「農民」下定義的。它認為在農民的定義中「諸如自給自足或小規模生產等特徵」都未必成立，關鍵在於農民(peasant)「要受外部權勢的支配」。這種「使其整合於更大社會的方式」才是農民與其他農業生產者的根本區別：「在農民社會，生產手段的最終支配權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產者手裡。生產品及勞務不是由生產者直接交換，而是被提供給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餘的東西要轉移到統治者和其他非農業者(non-farmers)手裡。……這種權力往往集中於一個城市中心，盡管並非永遠如此。」

顯然，是用這樣的觀點還是用以往「自然經濟說」的觀點看待「從農民到農業者」的演進，結論會大不一樣：按後一觀點，斯大林式的集體農庄由於消滅了「小生產」，便可以說完成了「農民的改造」。但按前一觀點，由於它強化了「外部權勢的支配」，所以它在消滅了農業者的同時反倒強化了「農民社會」。按後一觀點，我國改革後農村家庭經濟的興起是「鄉土中國的重建」，而按前一觀點，由於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