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打工潮還要持續多久

A. 現在深圳.東莞.廣州工廠普工加班還多嗎會不會受到疫情影響訂單減少了，加班量也少了嗎

關於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當中，我們現在生活消費水平越來越高，給我們帶來的效果也越來越好，所以我們很期待在未來中國的一個發展會有怎樣的一個情況？那麼關於現在在廣東等地區出現了一個令很多人都非常驚訝的一個情況，就是廣東東莞現在出現了用工荒潮，關於這次用工出現人口不足的情況，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招人壓力會突然增？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一、現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人們不願意從事這方面的一個工廠工作。首先第1點就是關於現在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關於從事這方面的一個工廠工作的話還是不願意的，因為工廠工作實在太累了，雖然說工資薪酬很高，太累的工作真的不是有很多人願意去從事。畢竟現在人們越來越享受現在的生活，是這樣的流水線，會讓自己身心俱疲，工作一兩個月時間，根本就不會再次去嘗試這樣的一個流水線生活。二、現在很多人都願意去進行上學。現在年輕人人越來越喜歡去上學，因為他們見識到時代的一個壓力，如果不讀書的話，那麼對於自己未來的一個發展會受到限制。所以很多人都受到這方面的一個因素，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出去進行打工，而是願意回到家鄉進行讀書，不是特別的原因的話，加上現在很多學校也在鼓勵學生們在學校當中進行學習，而不是輟學出去進行打工。三、打工潮對比以前來說已經出現了下降，主要原因是我們現在很多人的家鄉發展也越來越。最後就是關於現在的打工潮出現了，對比以前來說已經下降。其原因就是在家鄉的一個發展，不比在這些地方發展會差很多，且很多人還會思念自己的家鄉，畢竟一個熟悉的地方才是讓自己覺得舒心的地方。

B. 到深圳。和廈門。這打工大潮，最初是哪一年

改革開放後深圳和廈門被劃為經濟特區是1980年，在那之後的很多年都是深圳接收外來打工人員的時候，只是最近幾年內陸發展迅速才淡了的；廈門的工業其實並不發達，主要發展的是旅遊發展行業，個人認為2000以後打工大潮就冷下來了

C. 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民工潮」現象。

中國「民工潮」的正面作用、巨大貢獻及其歷史地位和深遠影響，同大包干一樣，先由群眾創造，後為「三農」問題的專家、學者所肯定，進而得到了黨中央領導人的認可，並且針對新的情況和問題，提出新的要求和相應對策。不少媒體也為之弘揚，「動之於情，曉之以理」。現在無論是農民工的輸出地、輸入地的各級領導幹部乃至廣大群眾，對這一新生事物，從自身的實踐過程和切身利益的感受，有所認識，有所理解，正在改善管理，加強服務，這一變化來之不易。隨著中共十六大精神的深入學習和貫徹，實踐將會更為有力地證明：

（一）外出打工開拓了現階段我國農民就業和增收的主渠道。國家統計局的農村住戶調查資料顯示，農民收入的增長來自勞務報酬的增長呈現逐年大幅度增長態勢，許多地方，把它列為勞務經濟目標考核。2000年，全國農民的工資性勞務報酬占其純收入的比重已達到31．1％，比1985年上升13個百分點。其中打工收入為240元，已佔農民純收入的10．7％。1999年，安徽省農民外出打工收入217億元，超過了當年全省174．3億元的地方財政收入；同年，安徽省人均勞務收入達431．6元，佔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2．7％。預計今年外出打工收入300多億元。今年上半年全省農民人均現金收入934．4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8％，其中勞務工資收入335．9元，對現金收入的貢獻率為72％。在家庭經營收入尤其是農業收入絕對減少，鄉鎮企業仍處於恢復性增長的時期，外出打工在解決農民就業和增加農民收入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二年洋，三年蓋上新樓房」，「一戶打工，帶動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為許多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徑。

同時，外出打工減緩了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因為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動的誘因，人口流動是配置勞動力資源、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又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二）「民工潮」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按照我國現有的耕作與經濟發展水平計算，農業剩餘勞動力數量大約在2．7億人左右，鄉鎮企業和城市二三產業已吸納「農民工」約1．2億人，還有1．5億勞動力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將農業中大量存在「零值農業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就業，不會減少農業產出量，卻可以帶來國民經濟產出量的增長，勞動力在部門間轉移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從1980年到2000年，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從30．4％降到15．9％；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從68．7％降到50％，第二產業從18．3％上升到22．5％，第三產業從13．0％上升到27．5％；市鎮總人口從19．4％上升到30．8％。世界銀行等機構研究證明，勞動力由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的重新配置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大約為16％到20％。有學者估計，勞動力流動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平均9．2％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為16．3％，在今後的30年裡，如果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遷移的種種障礙能逐漸被清除，勞動力在部門間轉移可為每年經濟增長率貢獻2到3個百分點。

大批廉價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促進了我國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港台資本紛紛將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廣東、福建等沿海省區，「民工潮」實現了港台資本、沿海地區的土地和中西部地區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相互結合，創造出極大的生產力。加入WTO以後，我國參與國際分工最大優勢還是勞動力資源，價格低廉，因而，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品生產，並積極爭取擴大出口是我國今後很長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基本策略。

（三）「民工潮」實現了生產要素合理配置與優化組合，降低了工業化的成本，增加了國民經濟積累。一般來說，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會提高要素生產率。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地區、部門向生產率高的地區、部門流動是實現生產要素合理配置與優化組合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由於農民工的實際工資水平遠遠低於城市國有企業職工，據測算，1995年二者之間的差距就達到7381元，即每僱傭一個農民工就等於節省了7381元的工資性支出，或者說，每一個農民工為其僱主的利潤或通過產品價格下降為消費者福利和整個國民經濟增加了7381元的剩餘積累。如果以9546萬農民工（勞動部和統計局，1999年）來計算，農民工一年為國民經濟提供的剩餘積累就達到7046億元，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9％。專家估計，國有企業職工比農民工的工資高32％，這還不包括他們所有的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物質福利，如果把這部分福利也計算進去，國有企業職工的年平均收入比農民工約高出127％。這也說明，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大量招納農民工的利益所在，也說明農民工得不到國民待遇的歧視所在。農民工對流入省、區、市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據測算，一個農民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等發達地區的貢獻，摺合成GDP約為全年3萬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費和帶回家鄉的費用，還剩餘1．5萬至2萬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按最低貢獻1萬至1．5萬元計算，安徽省外出農村勞動力為流入地區GDP所做的貢獻每年約為400億至600億元。這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陣痛」。

「民工潮」還孕育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個私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城鄉居民就業的主要領域之一，許多個體私營企業主都是在外出打工中積累了原始資本，掌握了生產技術、學習到了管理經驗和經營能力後創辦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需要以大量廉價勞動力供給為基礎，「民工潮」存在滿足了個私經濟發展對大量廉價勞動力的需求。

從安徽來看，「民工潮」不僅是農民增收的主要亮點，而且對提高農民素質，對本省流出地二、三產業的發展同樣取得了巨大推動作用。目前安徽外出打工者約有2％－4％走上了回鄉創業道路，全省約有20萬人左右，主要從事開發性農業項目，創辦工商企業，成為小城鎮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無為縣有5600名外出人員返鄉辦起了千家企業，其中年產值超過1000萬元的工業企業14家，固定資產投資近2億元，安置就業人員11萬多人。

（四）「民工潮」培育和積累了支撐我國經濟發展必需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意義和作用越來越大。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當土地就本身而論不再是導致貧富的關鍵因素時，人力就成了關鍵性因素。」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較低是農村經濟發展不快、後勁不足的主要原因。傳統農業經濟活動投資收益率低下主要由於農業技術落後與農民勞動技能低下所引起的。農民貧窮的根本原因是由於缺乏現代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民工潮」的出現，使他們在工業社會的熏陶下，一方面提高了農民科技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另一方面使農民增長了見識，積累從事經營活動的經驗，培育了市場經濟觀念，塑造了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原動力。

（五）「民工潮」是傳播先進文化和現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渠道，促進了農民的現代化。英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發展最終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質方面的改變，種改變是獲得更大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方式，同時也是發展過程自身的偉大目標」。終年風塵僕僕的「打工仔」、「打工妹」回到農村時，不僅帶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帶回了先進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引導農民更加關注信息社會的動態，更加註重科技文化知識學習、子女教育培養、少生優育等，推動了中國農村社會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政治文明的躍遷。

上述各點足以表明，中國「民工潮」的現象，就總體本質而言，是我國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和農民市民化歷史進程的獨特之路。

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方兆祥就以下幾個觀點作了系統深刻闡述：

（一）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與「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從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角度上講，人是生產力中最根本、最活躍的要素。農民流動就業，既是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結果，又是人自身闖盪和成長的必然過程。由於富餘勞動力多是流向城鎮和發達地區，這就有利於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人的社會化和現代化。生產力的發展，既要具備較高的知識和技術水平的專門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具備較高素質的勞動群眾。農民流動就業，不僅是增加收入之源，也是人與物的要素結合，在創造勞動價值中得到發展、提高素質的基本條件和重要途徑。從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角度上講，農民流動適應了先進文化諸多特徵的要求。農民外出行為的發生，不僅要求在觀念上敢於突破傳統的鄉土觀念的約束，同時還要具備在外闖盪的素質和條件。流向城市的打工者在競爭中出於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必須學文化、學科學，學習各種新知識和新技術，改變原來受小農經濟影響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目標取向，傾向於接受許多城市生活價值和行為方式，逐漸培養現代文明意識。同時，也必然會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對子女的教育以及選擇少生優育，越來越多地接受科學和現代文明等。從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角度上講，農民是我國社會中最大的群體，發展好、維護好和實現好這個群體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義不容辭的責任。「民工潮」既能解決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實現了他們的物質利益和文化利益，那麼，我們就應該給農民提供流動就業的渠道和機會，讓他們成為社會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二）農村富餘勞動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發達地區的實踐證明，民工已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振動力量。這是應該從根本上加以肯定的社會現實，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功績。如果農民沒有流動的權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和完善就將在最具活力的要素領域失去微觀基礎，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化就無從談起。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繁榮農村必須推進城鎮化，這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更符合我國的國情，也是當前我國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措施。從國際經濟來看，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工業化程度，二是城鎮化程度。工業化體現於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佔的比重不斷下降和工業產值的比重不斷上升；城市化是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口由農村逐漸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的過程，體現於城市人口總量的比重不斷上升和農村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工潮」的發生和流動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要把「民工潮」擋住是不可能的。應該像中共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走新型工業化路子；消除不利於城鎮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徹底改革戶籍制度，對農民工實行公正的國民待遇。

（三）農民流動就業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產生了雙贏效果。「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牽引農村勞動力跨地域流動的利益啟動的一條規律。「民工潮」開通了發達地區和農業地區的通道，使廣大農民主動利用地區差異，參與發達地區建設，解決了農業地區農民的就業、增收難題，獲得了資金，學到了技術，培養鍛煉了人才，為農業地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使發達地區得以利用豐富和低成本的勞動力進一步發展，產生雙贏效果。如果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匯報率很高，收入總量也不會很大。這種資源分配格局不改變，一方面農業地區的農民富不了，經濟發展不上去；另一方面，發達地區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勞動力，經濟社會必然難以獲得更好的發展。

（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城鄉共同發展。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如果人為阻止農民流動就業，搞城鄉分開，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解決不了城市和農村存在的發展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城市中失業的增加，一個重要原因是生產能力過剩，產品沒有市場，同時城市的失業問題還存在結構性失業的矛盾，即有事無人願意干。而農民的收入下降，主要是因為過多的農民滯留農業，不僅農產品缺乏需求，而且農民沒有就業機會。由此形成了農村市場銷售不旺，影響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由此造成城市鄉村都不能發展。因此，解決農村問題的答案不在農村，解決城市問題的答案不在城市。只有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和改進宏觀指導，改變就農村抓農村、就城市抓城市的思維和活動方式，大膽推進城鄉開放，加快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城市轉移，才可能加強勞動力市場競爭，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擴大內需，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為城市工業品開辟廣闊市場，為工業發展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總之，我們務必認清中國「民工潮」的時代意義，務必把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作為國家制定有關政策法律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D. 中國的打工潮是怎麼形成的，趨勢如何

民工問題的制度因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了來自於農村，即戶籍在農村卻生活在城市的一個龐大群體——民工。從目前的人口分布情況來看，在全國的13億總人口中，城鎮人口大約3億。在10億農村人口中，有近三成外出打工，一般來講，從20歲到40歲左右的農村人口大多外出打工，他們主要不是從事農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聯系最多是在農忙季節回家從事雙搶，如果這批人口我們定義為民工的話，那麼中國的民工階層就有3億。

民工階層折射不合理制度

戶籍制度。中國現有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1958年開始實行。在1957年以前，政府對城鄉居民的人口遷移限制不多，中國的人口遷移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隨著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政府對人口的控制越來越嚴（甘滿堂，2001）。自1958後，政府實施城鄉彼此封閉隔絕的二元就業制度，在城鎮中實行「統包統配的低工資的就業制度」，在農村實行無條件的「自然就業制度」，相應地，中國居民被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戶籍制度安排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與戶籍制度相聯系的是城市實行統包統配的勞動就業制度、城鎮生活必需品計劃供應制度、城市居民系列福利制度；廣大農村居民自然就業、生活區必需品與福利取之於所在集體——公社、大隊或鄉、村。農村居民不準到城市就業，這種情況到1984年才廢除，戶籍制度卻一直延續下來。

現在農民如果要鼓足勇氣拋開土地，不從事農業生產，只能有兩條道路：其一，「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進鄉鎮企業工作；其二，進城市經商或打工。80年代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確實解決了農村中的部分勞動力就業問題，但鄉鎮企業的發展卻造成了污染面積的擴大和污染的延伸，與可持續發展的規劃是相矛盾的；並且到了90年代的鄉鎮企業調整時期，資本的有機構成普遍提高，鄉鎮企業的勞動力吸收能力有限，已無法吸收更多的勞動力；進城市經商或打工，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戶籍制度。農民到了城市後，如果處境較好，就有可能在城市購買房子，而已經發家致富的農民，即使在城市買了房子，仍然不具有合法的城市居住權；更有一些處境較差者成為無戶口、無家可歸的「盲流」，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戶籍制度阻礙了人口和資源的流動和相對集聚，從而阻礙城市化。

要實現城市化，必須先實現人口的集聚，只有實現一定的人口集聚，才能實現城市化。但人口集聚有一個前提條件，人口和資源必須能夠自由流動。但中國現有的制度是制約人口和資源的自由流動的。其中的現行戶籍制度是人口流動的最大障礙。盡管近年來政策規定上有所放鬆，但是這種松動也是極其有限的。如2000年度,廣東、遼寧、四川、河南、陝西、江蘇、天津等省市在全省(市)或部分城區放開小城鎮戶口,允許農民到城鎮置業落戶。但附有條件是：入戶的農民「在小城鎮有合法的固定的住所,合法穩定的職業或者生活來源,實際住在小城鎮」。這種松動根本無法與農村居民的進城要求相適應，況且執行過程也是一個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吸引農民工最多的是大城市，但大城市仍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並沒有向農民開放。

土地制度。除了戶籍制度，現行土地產權制度也限制了農村人口和資源的流動，從而民工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是所有權歸集體，經營權歸家庭，所有權不能轉讓，承包經營權轉讓很不方便。這種制度使農村人口無法將自己擁有的最大資源——土地變現為現金或其他可轉移的資產，從而使進城生活或創業少了一大部分資產，這樣大部分農民因為缺少資金或其他的資源而被迫放棄更好城市發展機會和子女受更好教育的機會。如果承包經營權能夠很方便地轉讓，不但使進城農民有了一筆資金，而且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會得到提高。當然，由於鄉土觀念，有部分民工，也可能不願轉讓土地，但是這不是根本性的，經濟利益的力量遠遠大於觀念的力量。據浙江省的一份調查資料表明，有75％的農民願意進城生活，其中的25％不願進城的，有51.3％是因為城市生活費用太高，缺乏經濟實力。因此，一旦制度性因素消除，中國農民進城的步伐就會加快，就會克服對土地的依戀，畢竟對大多數中國農民來講，城市的繁華和富裕是夢想中的天堂。

教育和就業制度。現有高考制度是按高分錄取，並適當照顧少數民族。但並無照顧農家子弟。農村本身教育資源就比較缺乏，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子女並不是在一條起跑線上的，往往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優質教育資源，而農村的教育資源相對貧乏，也就是農村的教育存在先天不足，而一到高考時，卻要求農家子弟與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樣照高考分數來錄取，並無考慮這種差異的存在。

同時，經過幾年的大學教育後，到了就業時刻，又面臨著一次不公平：大多數畢業生滯留在大中城市，也希望在大中城市找個好工作，但大中城市就業崗位有限，僧多粥少，一個好的崗位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競爭者，最後的定奪中，父母親的社會關系就起到很大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說要回到統分統配的就業時期（統分統配同樣存在社會關系問題），但現在的「市場」主導的就業政策夾進了太多的關系因素。農家子弟大學畢業等於失業的現象，使在農村的父母對培養子女的預期收益降低，6年義務教育一完成，半大不小的孩子就飄盪在城鄉之間，成為民工潮中的一員。

就因為教育與就業方面城鄉居民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所以許多的農村居民為了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有著舉家遷移的打算，但進城之後，子女的教育更成問題，如果要進城市的學校，就要交不菲的借讀費（民工子弟學校的出現就是一個例證），再加上進城的種種限制，使計劃延期或擱淺。而如果教育制度安排適當向農村傾斜，同時民工子女能在城市中的學校順利入學，那麼就有更多的農家子弟受到高等教育，就能提高總體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如果進城能夠順利解決子女教育問題，「隨子女遷移」就會出現，這樣也有利於人口的聚集。

醫療保障制度。現有醫療制度的中心內容是確立社會統籌（或共濟帳戶）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障模式，城市在職職工享有基本醫療保障，而農村中的絕大多數農民沒有醫療保障可言。據衛生部統計，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776億元，其中政府衛生投入587.2億元，用於農村的只有92.5億元，僅占政府投入的15.9%。而新華社2002年2月5日公布的一份工作數據表明，目前約佔中國總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用著2/3的醫療衛生保障服務。而約佔85%的農村人口卻只能享用不到1/3的醫療保障服務。據世界衛生組織2001年公布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國在衛生費用負擔的公平性方面，排在191個成員國的第188位；中國衛生系統的總體績效評估居144位（朱曉超，2002）。在這種醫療保障制度下，在城市經商和打工的農民，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障制度，即使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旦有病，大多數人也只能自掏腰包。醫療保障機制方面的不健全，使解決民工問題難上加難。如果3億民工轉化為城市居民，對我國的城市保障壓力是極大的。類似的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存在，如城市中存在將民工邊緣化文化的繼續擴展，使民工的生存環境繼續惡化。

解決民工問題的兩難處境

從各國城市化的歷史過程來看，也是一個由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轉化過程，很顯然民工問題的出現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只不過打上了中國的制度烙印。廢除這種制度，給民工一個城市居民戶口，是否就等於解決了民工問題了呢？是否就能夠城市化了呢？未必。

大規模的農民進城，也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城市失業、居民的居住環境、城市擴容問題、犯罪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而且，過快過度城市化會引起「城市病」，尤其是對於人口已經飽和或接近飽和的城市，更容易暴發「城市病」。

如果不給民工戶口及相應的保障，他們會對自己生存環境產生不滿，疑惑於自己身份的不確定，從而產生在社會等級上被邊緣化的焦慮，這會給社會安定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比如他們的管理問題、犯罪問題等。在現有制度的影響下，形成了城市居民與在城市中生存的民工之間巨大的區別。

民工並不享有與城市人同樣的工作機會，從而構成了兩種城市勞動力市場：首屬勞動力市場與次屬勞動力市場。一般來講，首屬勞動力市場為城市居民所佔有；次屬勞動力市場則主要是一些臨時工種，絕大部分工種為臟活、重活、險活，這些工作較易為民工所佔有。民工做著重力活、苦力活，卻只佔有極少數的城市資源。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極為窘迫。就住宿條件而言，他們一般是幾個人、十幾個人甚至幾十人合住一個房間，以降低生活成本。

從文化方面來看，城市裡普遍存在著排斥民工的文化現象，認定民工就低人一等。在有關惡性事件的新聞報導中，經常出現民工的字眼。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民工與匪徒聯系或者乾脆說等同起來。

由於民工大量湧向城市，城市居民特別是下崗工人，面臨著的就業壓力同樣巨大，在某些崗位進城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歷史造成的心理優勢所體現出來的對民工的歧視與現實的生存壓力所造成的對民工的戒備，使民工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化。

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民工，生存條件也極其惡劣：工時過長,勞動條件差,隨意拖欠和剋扣工資，外來民工在城市裡有自我僱傭式的生產經營活動時常受到種種干擾，基本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子女受教育困難,以及城市用工政策的制度性排外等。有的學者認為,城市對農民工的「集體排他」制度應該修改,應讓農民工中的精英群體有上升的渠道（李強，2000）。

幾點建議

從新中國的成長歷史來看，中國農民為我國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工農剪刀差等策略的採用）。現在的城市化過程中，民工又為城市的建設出汗出血，該是考慮農民利益的時候了。在這一點上我國的政策已經有所體現：第一，放低進入城市的門檻。在我國的許多城市，都在切實地為進城農民創造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生活空間、生活環境和生存機會。這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對立；第二，提高農村自身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許多發達地區大量出現的鄉鎮企業，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的就業壓力，吸納了部分的過剩勞動力。這樣一來也促進了農村的城鎮化，緩解了農民進城所造成的城市就業壓力。

但是，問題依然存在，並且還很大。面對現階段我國出現的民工階層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艱巨任務，我們提出如下的應對措施：

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由於歷史的原因,現階段我國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明顯滯後,與世界上經濟水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也至少低了10個百分點。城市化滯後發展,不但對我國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擴大產生了不利影響,而且對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都存在著明顯的約束。按照世界發達國家的經驗,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時,將進入加速城市化階段。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30%,非農化水平明顯高於城市化水平,主要農產品和絕大多數工業品普遍出現了供過於求的局面,表明我國加速城市化進程條件完全具備。因此讓民工成為城市居民，成為第一批「農轉非」居民，不會對我國的城市發展造成很大的沖擊。因為我國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相比顯得非常落後,因此在吸納農村人口和農業剩餘勞動力上仍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消除制度障礙。要改革戶籍制度，盡快實行按居住地和就業原則確定身份的戶籍制度。要採取更加靈活的承包地政策。為了降低進城農民的風險,應允許進城落戶的農民在一定時期內保留原承包地的使用權或將使用權進行有償轉讓。通過戶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制度安排,轉變滯後的城市化格局,著力建設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城鄉勞動力二元結構的存在,必然降低經濟運行效率,損害收入公平分配原則,延緩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必須將城鄉勞動力配置的二元結構轉換為一元結構。各級政府應清理整頓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業,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繼續分割的制度和政策。在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同時,應按照同步城市化的思路,改革戶籍制度,促使長期流動的農民工能夠在城市安家落戶,提高城市化水平。

應當允許、鼓勵農民在自願基礎上將承包期內的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有償轉讓、轉包、轉租、入股,甚至抵押與拍賣。而且應採取立法或行政干預辦法,讓已經進城時間較長、有固定就業崗位和穩定收入的「離鄉」農民放棄土地。這樣,一方面可以使土地向種田能手、家庭農場和村辦農場集中,使農業生產向規模化經營方向發展,提高機械化水平,促進科學技術推廣,早日實現農業現代化。另一方面,可以使「離鄉」農民再「離土」,實現他們向城市的完全轉移,讓他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到非農產業上,促進城市經濟和非農產業發展。

加大教育投入，建立各種無償的或半無償的培訓機構。我國教育事業的狀況並不十分令人滿意,高校數量少、師資力量不足,每年招生數量有限。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每年能考入國家正規院校的學生比例很小。而這些「落榜」的學生大多成為流動人口。因此,我們應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尤其是農村的教育事業,適當降低高校在農村的錄取分數,給更多的農村的學生進入高校深造的機會。這樣,必將會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同時民工也要享受城市失業者一樣的保障制度，參加各種下崗培訓，而只要農民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沒有相應提高，城市化恐怕只能流於形式。建立各種無償的或半收費的培訓機制是當前比較迫切的任務。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針對民工普遍文化素質較低的現實，積極發展第三產業，逐步提高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並形成合理的規模和結構。這對於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提高民工的生存質量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這是因為，首先，第三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低，與第二產業相比，在同等數額的投資下，可以安排更多的勞動力。其次，第三產業的一些部門對勞動力的文化、技能素質要求相對來說不像第二產業那麼高，使農村勞動力有施展的舞台。

完善勞動力市場，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合理有序地流動。勞動力市場是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要堅持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方向，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真正做到市場調節供求，農民自主擇業，並健全就業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加強政府宏觀調控，逐步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最終實現農村剩餘勞動力跨地區、跨國界的合理有序的流動。

E. 曾經超流行的「打工潮」為何現在都不見了

四十年前，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出現了「工作潮」。許多出生在農村地區的人離開了他們的家鄉，去了他們夢想開花的城市。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面朝黃土顛倒」的命運發生了變化。在城市工作的農民釋放了剩餘的農村勞動力。與此同時，在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的背景下，進城務工的農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家庭勞動力資源，理順了家庭分工，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農村普通家庭的命運提供了可能性和條件。工作的浪潮一直持續到新千年開始，近年來，重返工作崗位的浪潮也在上升。農民工的流動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F.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國人打工熱潮是怎樣形成的

時光如梭，短短的幾十年彈指間便匆匆走過，在這幾十年的改革中，我國發生了滄桑巨變，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到處呈現出和諧美好，生機勃勃的景象，特別是農村，通過這幾年國家對「三農」的幫助後，農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收入也在迅速的增加。所以很多農民是一邊外出打著工，一邊趁著休息時間回來家種地，因為只有這樣，生活才能過得有滋有味。

現在這個社會，要的就是技術人才，先學藝，再賺錢也不遲！擁有一技之長的農民，也不用擔心被社會所淘汰了。比如說農村的貼瓷片的。說簡單點，就是在地面圖上水泥，貼上瓷片就行，但是，實際上這是一種技術性工作，沒有常年累積的工作經驗是做不來的，新手貼的不是空隙大，就是地面空。筆者所在的農村，有一位貼瓷片的老師傅，在農村幹了幾年，如今車也買了，房也蓋了，兒子的婚事也辦了。如今他的孩子也走著它的路。

G. 民工潮是人口遷移嗎

民工潮是人口遷移。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遷入城鎮的「農轉非」，務工經商的「下海潮」和「打工潮」已成為中國目前人口遷移的主要傾向。

「民工潮」是農民紛紛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每年農歷正月前後，浩浩盪盪的民工大軍南下北上，東奔西跑，鐵路、公路車流如水，交織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運潮」。過去人們總說農村是個大海綿，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湧出來，拍打著城市的門戶。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大潮沖擊著每一個角落，也強烈震撼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7)中國的打工潮還要持續多久擴展閱讀

民工流動的優點：

任何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經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規模更具深遠意義。

目前，中國各地外出打工的農民超過了5000萬。民工的大量流動，特別是各地有組織有序的流動，有效地調整了中國各地區勞動力的餘缺，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許多外來民工承擔了城市建築、環衛、商業、飲食業、服務業等工作，對城市的發展和繁榮起了積極作用。民工的勞務收入，文化技術水平的提高，對改善農村經濟，促進鄉鎮企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H. 過去10年，我國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為何能吸引這些人

過去的十年之中，人口大量向大城市聚集，為什麼要向大城市聚集？大城市到底有什麼好處？小縣城怎麼就不好了呢？自己現在慢慢也明白了，人們為什麼都想去大城市？因為資源不一樣，這是沒有辦法通過個人努力去完成跨越的。

因為回了老家什麼都沒有，自己讀書讀20年終於離開了那個小城市，離開了鄉村，現在因為消費水平低自己就回去了，那自己讀書讀這么多年的意義呢？自己讀書已經很艱難了，為什麼很艱難？因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勻，大城市可能只要考500分就夠了，在很多偏遠縣城可能得考550乃至更多。自己已經這么辛苦了才走出原來的地方，還要自己的孩子這么辛苦，重新走一遍自己的路嗎？這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啊，這個是現實啊。

I. 中國農民外出務工的狂潮最先是什麼時候

97年農村開始興起外出打工的，大規模開始是2000年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