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政策試點多久

① 國務院33項措施穩經濟，這些措施會如何實施與部署

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開局。與此同時，新冠肺炎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和挑戰增加。中國經濟發展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和不確定性增加。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面臨新挑戰。防疫情、穩經濟、保發展是黨中央的明確要求。近日，國務院出台一攬子穩定經濟政策措施(以下簡稱「政策措施」)，從財政、貨幣金融、穩投資促消費、保障糧食和能源安全、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障基本民生等六個方面提出33條措施，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統籌發展和保障，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期目標。

保障基本民生

做好失業保障、低保和困難群眾救助等工作。視情及時啟動社會救助和保障標准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總的看，此次會議部署的一攬子措施，著眼於穩定供給、擴大需求、穩定預期。這些政策不僅在宏觀層面推動經濟穩定，更在微觀層面著力保市場主體、保就業、保特定困難群體，政策有力度且針對性強，將推動國民經濟加快恢復。」羅志恆說。

② 建國以來中國推行的經濟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改革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緩解困難地區財政運轉壓力，決不讓基本民生保障出問題。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就業優先政策要全面發力。既保障城鎮勞動力就業，也為農業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留出空間。只要就業穩、收入增，我們就更有底氣。

要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中國經濟政策試點多久擴展閱讀：

經濟政策的影響

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著基礎性的作用。與計劃體制相比較，市場機制無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場機制並非萬能的，它還存在著許多缺陷，而這些缺陷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在宏觀上表現為一個盲目、自發的過程，一方面，單個市場主體對於信息的獲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市場主體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當價格信號顯示出某種產品的生產有利可圖時，生產者會蜂擁而至，趨之若鶩；一旦該產品生產過剩、相對價格水平自動降低時，商品生產者明白過來已為時晚矣。

③ 中國一項經濟政策試點一般持續多久

你好
目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從媒體報道的一些部委擬出台的政策或措施以及一些學者發表的文章來看，對於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一個似乎明晰的解決思路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並輔之以社會的慈善捐款。也就是說，把希望寄託於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

不能說政府通過稅收、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方式，或者通過企業家捐款給窮人，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一點作用也沒有，但筆者認為，指望它來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是不太現實的。看一看中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就會發現，現階段更多更大的分配不公，其實不在二次分配或者三次分配中，而是在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更為基礎性的分配關系，它要解決的，主要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不僅數額大，而且涉及面廣；而二次分配的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會的宏觀性調節，它要解決的，是社會意義上的不公平。可以說，只有在初次分配中關注公平，才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利於貨幣資本擁有者創造更高價值的利潤。所以，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決，指望用財政、稅收等再分配杠桿來調節初次分配中分配秩序混亂、分配不公的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接受的一套觀念是，初次分配關注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由政府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相對於計劃經濟倡導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將市場機制引入初次分配領域，本是中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一大突破。然而，或許是矯枉過正的原因，我們過於迷信市場的作用，以致長時間內，至少在分配領域，市場機製成為「放任自流」的代名詞。建立市場機制，必須通過一系列制度來規范初次分配的行為，否則，初次分配市場中調節機制的缺失，會導致分配秩序混亂，從而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現實情況正是如此。

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有三個指標：一是分配率，二是每小時勞工成本中的福利開支，三是社會保障稅與個人所得稅占政府稅收收入的比重。所謂分配率，指的是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佔GDP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同樣，每小時勞工成本中的福利開支越高，或社會保障稅與個人所得稅占政府稅收收入的比重越高，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上述三項指標各自所佔比重都很高。

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我們的問題是，目前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財政收入大幅增長伴隨勞動所得持續下降的局面。以後者為例，根據《中國統計摘要（2006）》有關數據測算，2005年，我國GDP實現18萬億元，全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8萬億元，但職工工資總額只有1.9萬億元，只佔GDP的11%，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0%。另有2.9萬億元（約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通過非工資渠道分掉了。除此外，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為15.3%，1996年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時，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持續擴大。

所以，類似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這樣的觀念，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它既不符合當代市場經濟國家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事實，也不適應我國基本社會關系重大變化的現實，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造成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社會關系緊張、利益沖突加劇的根源。當然，強調初次分配的公平不是要否定效率，否定市場機制。鑒於發展還是我們的第一要務，正確的國民收入分配觀念和做法應該是：平衡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為輔，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

總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礎，而勞資關系又是市場經濟國家最根本的社會關系，只有通過初次分配平衡了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才能從全局平衡社會總體利益格局，進而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