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有多少文學流派以及各派的代表人物
中國古代文學流派
田園詩派——東晉詩人陶淵明，唐代詩人王維、孟浩然。
邊塞詩派——唐代詩人高適、岑參、李頎。
江西詩派——宋代黃庭堅、楊萬里。
豪放派——宋代詞人蘇軾、辛棄疾、陸游、岳飛。
婉約派——宋代詞人柳永、秦觀、李清照、歐陽修、晏殊、張先、賀鑄、周邦彥。
雅正派——宋代詞人姜夔、史達祖、吳文英。
閑逸派——宋代詞人僧仲殊、朱敦儒、黃裳、周紫芝。
竹林七賢——（魏晉）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
八大駢文家——（清代）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吳錫麒、曾燠、洪亮吉、孔廣森、 孔星衍。
香山九老——（唐代）白居易、胡臬、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李元爽、如滿。
鴛鴦蝴蝶派——
明代十才子——（明代）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鄰、陳沂、 鄭善夫、康海、王九思
唐宋派——明代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
竟陵派——明代後期鍾惺、潭元春
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康熙時方苞開創,代表人物有方苞、劉大魁、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
陽湖派——清桐城派的一個支流，以惲敬、張惠言等為代表。
湘鄉派——清代散文流派。以曾國藩為代表。
同光體——活動於清末和辛亥革命後一個詩派。代表作家陳三立、陳衍、沈曾植等。
南社———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團體。由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發起。
九州——《呂氏春秋·有始覽》：冀、兗、青、徐、揚、荊、豫、幽、雍。
中國現當代文學流派
荷花澱派——孫犁,劉紹棠,從維熙,韓映山
山葯蛋派——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
傷痕文學
反思文學
改革文學
尋根文學
戰後派
新興藝術派
白樺派
新感覺派
新思潮派
青春偶像派大多數都由網上創作開始。(梁望峰和深雪除外)梁望峰、深雪、痞子蔡、何江波、韓寒等等
2. 中國古代那些學術流派除了儒家還有哪些
中國傳統學術流派分類
1. 司馬遷《史記》引述了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學術流派的見解，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學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儒家： 四書，五經，十三經
道家： 老子 《道德經》 《南華經》
法家： 《商君書》 《韓非子》
墨家： 《墨子》
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對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一種簡略考察
「分」、」「別」等觀念，是原始社會後期人類在生產活動中逐漸產生的，是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而自然產生的重要觀念。按照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分，別也。從八刀。」分，指分別。而「八」的原義，指「別」。[1]這是中國古代對「分」之理解。在「學在官府」、「學術專守」的殷周時代，中國已經出現了明確的學術分工與學科分類。作為「古代道術之總匯」的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既是當時流行的六種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職掌的六種專門知識門類。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為六種學術門類的「六藝」外，在春秋時期還出現了為後世儒家所稱道的「孔門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門四科」到清代「儒學四門」的演變，可以窺出中國固有學術門類演化的具體情景。
《論語·八佾》曰：「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這是先秦較早出現「科」名的文字。關於「孔門四科」之內容，有兩種說法，一是《論語·述而》載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後世有人遂認為孔門四科指「文、行、忠、信」四個方面；二是更多的後世學者將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視為「孔門四科」，其基本依據，便是《論語·先進》上有這樣的記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說，孔門弟子根據其學業特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先秦時期除了作為最早學術分類的「六藝」外，似乎還存在著「孔門四科」這樣的分科性學術門類。
除了《論語》上所載的孔門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外，《孔子家語》也盡列孔門弟子，並將通六藝之七十弟子以專長分為四科，從中旁證孔子確有「四科」設教之事。如以德行聞名的有顏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還有閔損、冉耕、冉雍等；以言語科聞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此外還有子貢等；以政事科聞名的子有：「有才藝，以政事著名」，此外還有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以文學科聞名的有言偃（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卜商（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2]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孔門四科也作了詳細記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3]將孔門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進行類分，反映了孔門四種學術科目的狀況。司馬遷的這段記載，是對「孔門四科」最有權威的闡釋。
對於「孔門四科」間的關系，近代學者錢穆曰：「孔子門下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言語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屬政治科，文學則如今人在書本上傳授知識。但孔門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學科，孔子教之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則治文學科者，仍必上通於德行。子路長治軍，冉有擅理財，公西華熟嫻外交禮節，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專一業。但冉有為季孫氏家宰，為之理財，使季孫氏富於周公，此已違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們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孫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財，若要用冉有來幫他弒君，冉有也不為。所以冉有還得算是孔門之徒，還得列於政事科。至於德行一科，尤是孔門之最高科。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了滿身本領，若使違離於道，寧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門教義中，道義遠重於職業。」[4]因此，如果說《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藝」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六種典籍的話，那麼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門徒的四種學術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孔門四科」被清儒引申為後來的義理、經濟、考據和詞章四科之學，但在先秦及秦漢時代，它並未引起儒者的過分重視。只是到了隋唐時代，有人開始注意到「孔門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教，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意，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5]
從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發掘並重視「孔門四科」，顯然是由於佛、道興起，為了與佛法及佛經義例對抗而引發的。同時，白氏受佛教啟發，將「孔門四科」及孔門弟子與佛家經典及門徒相類比，其主旨在於說明儒、釋「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
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代以後，「科」並未成為學術「類名」被廣泛使用，而是作為官吏考試的科目加以運用。所以，與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不同，中國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試的科目。為了弄清中西學術對「分科」概念的差異，有必要對作為中國考試制度意義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統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開始出現，到秦漢時代，「科」之概念作為「類名」已經普遍使用。但此時所謂的「科」，主要指考試制度上的「科目」。《漢書·儒林傳》曰：漢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此處所謂「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選拔官吏的科目。班固《兩都賦》言：「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賢注曰：「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6]此處所謂「甲乙之科」，也是指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說明漢代已經有了設「科」選官之制。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將「孝廉科」變為常科。隨後，又陸續開設茂才、明經等常科及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童子舉等眾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認為，漢武帝開始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7]，逐漸建立了科舉制度。所謂科舉制度，是指採取分科考試辦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過考試來選取人才、選拔官吏的制度。西漢時舉士以舉孝廉，東漢時更多採用察舉。據《後漢書》載，東漢順帝時，「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8]。因此，中國分科觀念主要不是在學術分類上使用，而是運用在科舉考試中，特指考試科目。換言之，「分科」一詞聯用，是指考試門類的分門別類，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漢代考試制度實行後確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經、明法等眾多科目，無論是常科還是特科，均非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分科」之概念沒有在學術分類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試制度中得到發揮。
近人陳熾指出：「科目之興，一千有餘歲矣。」[9]科舉制度源於漢代，到隋唐時代基本確立。開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無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10]隨後又「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恰」等四科舉人。據《舊唐書·薛登傳》載：大業3年（607年），「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唐代科目設置承襲了漢代察舉制的科目體系，均設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皆歲舉之常任也，」[11]在這12科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為重要。唐開制舉科目竟達63科，分為文、武、吏治、長才、不遇、儒學、賢良忠直等7類[12]，表明其時科舉考試「科目」分類之細密。
宋代科舉，略仿如唐制，分進士、明經等科。據載：「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13]宋代科舉分常科與特科，常科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通禮科）。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進士科為最重要的科目，九經、五經等明經諸科地位較低。宋仁宗天聖7年（1029年）2月，盛度上書設置「天聖十科」：「賢良方正能吉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藝待京朝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制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制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14]後去掉書判拔萃科，為天聖九科。
司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後，提出「十科舉士」建議：「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無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15]這種「分科取士」之法，特別為晚清學界推崇，成為中國學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設學」觀念的基礎。
由此可見，孔門雖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但在很長時間內並沒有成為類分學術的標准，而僅僅是官吏科舉考試的科目。據筆者考證，「分科」一詞聯用，見於《宋史》：「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如十三年之制。內第一場大小經義各減一道，如治《二禮》文義優長，許侵用諸經分數，時號為四科。」[16]北宋時，隨著書院制度的興起，私人講學之風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學者重視，並加以效仿，出現了「分科授學」的現象。因此，「分科」一詞，多數情況下是指分設考試科目，但宋元以後也指書院教學的科目門類。關於這一點，通過分析宋代胡瑗分齋教學情況可略約而知。據史料記載：胡氏教授門徒，採取了分科教學的方法，分經義與治事兩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實之講明《六經》。」治事齋專門培養治術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或專或兼，各因其所長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門已經分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等所謂「四科」，那麼這種學術分科難道在後來就沒有得到發展嗎？筆者認為，先秦時期已經蘊含的以學科為類分標準的學術分科，盡管始終沒有能夠發展為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分科性質的學術在中國沒有得到發展。從「孔門四科」演化到「儒學四門」，便證明中國學術門類也是隨著中國學術的發展而逐步演化的。筆者認為，隨著學術的演化和分類的細密，到明清時代，開始由考試科目或書院講授科目，逐漸向近代意義上的學科演化，逐漸形成了所謂「儒學四門」——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與經世之學。
在西漢經學研究中，開始出現經學的三個分支科目：章句、義理和訓詁。所謂章句，即章節和句讀，此種學問在先秦時期萌芽，到漢代成學。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18]章句之學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經籍過程中興起的。《新唐書》曰：「自六藝焚於秦，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書》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所謂訓詁，即是解釋字詞的本意。許慎《說文解字·序》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郭璞《爾雅·序》言：「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因此，在經學研究中，逐漸發展為包括研究字體、音韻、訓義在內的訓詁學，稱「小學」（附屬於經學）。劉歆在《七略》中的六藝略，專門列有「小學」類目，說明它在西漢時已經成學。班固《漢志》也將「小學」列為經學中的一個類目，並收錄10家45部典籍。
所謂「義理」，是指經籍包含的意義和道理。《禮記·禮器》曰：「義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注重探索經籍的「微言大義」，形成後世「公羊學」；漢代古文經學雖注重訓詁考據，但並未忽視六經的「義理」。據《漢書·劉歆傳》載：「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傳》，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20]這說明到劉歆時，經學研究的三種學問基本成形。
經學研究出現章句、義理和訓詁三門分支學科，是中國學術發展的反映，但漢代時並沒有將這三種學問與「孔門四科」聯系起來。到北宋時，逐漸出現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的分野。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學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他所謂的訓詁之學，即是漢代經學；文章之學，即是唐代文學，儒者之學即是宋代「義理之學」。因此，程氏又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討六經之大「道」的學問，即「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的名稱，出自《資治通鑒長編》：「今歲南省所取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機為美事。」[22]張載亦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23]這是宋代學者著作中較早提及「義理之學」者。義理之學主要是從治學方法上立名，偏重於從總體上探究儒家經典的內容和精神實質；訓詁之學注重對經典字句進行解釋和考訂；性理之學關注經典的道德性命。「經濟之學」在宋代也成為一門與經史之學相應的學術門類。清人陸心源在《臨川集書後》說：「三代而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章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時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蓋學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能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者，代不數人，荊國王文公其一焉。」[24]這里雖不敢斷定宋代已經分為經濟之學、經術之學、文章之學三門，但至少可以證明到清初時，「經濟之學」作為一門學問已為學者認可。
明清以後，作為經學研究的四種分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濟之學與文章之學的名稱，逐漸為學者通用。戴震、章學誠等人均將中國學術門類分為三種，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際「經濟之學」驟然興起，與義理、考據、詞章之學一起，構成了所謂「儒學四門」。姚鼐的侄孫姚瑩認為：學問「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26]明確在中國學術門類中增加了「經濟之學」。
阮元在界定考證之學與「經濟之學」時說：「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27]此處所謂「稽古之學」，就是考據學；所謂「政事之學」，即經世之學。
到了道、咸之際，「經濟之學」與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並列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四大門類。明確將「孔門四科」與「儒學四門」聯系起來的，是晚清大儒曾國藩。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28]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經將「經濟之學」視為中國重要的學術門類了。
正因如此，在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時，曾國藩按照這種學術分科來看待歷代學術大師。他說：「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29]在曾氏看來，孔門德行之科，極為後來的義理之學，宋儒周、程、張、朱之學，即為義理之學；孔門言語之科，即為後來詞章之學，唐宋時代的韓、柳、歐、曾、李、杜、蘇所謂八大家者，屬於詞章之學；孔門文學之科，即後來的考據之學，漢代以後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等大家，屬於考據之學。
這樣，「孔門四科」發展到清代，已經形成「儒學四門」，並且得到了晚清學人的普遍認同。康有為在《長興學記》中，將所傳授的學問也分為四種：一曰義理之學，二曰經世之學，三曰考據之學，四曰詞章之學，並認為中國學術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見，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表明中國傳統學術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著。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學四門」仍然不是以研究對象為標准劃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及研究門徑進行分類的，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嚴格意義上說，「儒學四門」是指研究學問的四種途徑，非指近代意義上的學科。近人郭嵩燾曰：「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為實事求是之學。其間專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31]
此處所謂「考據者又約有三途」，將「儒學四門」的性質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簡介】左玉河（1964年——），男，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許慎撰、段玉裁註：《說文解字注》，第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語·七十弟子》，《百子全書》刊印本，嶽麓書社1993年版。 [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4] 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國史新論》，第224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論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 [6] 《漢書·班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7] 《漢書·儒林傳贊》，中華書局標點本。 [8] 《後漢書·儒林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9] 《陳熾集》，第79頁，中華書局1997年版。 [10] 《隋書·高祖紀》，中華書局標點本。 [11] 《新唐書·選舉志上》，中華書局標點本。 [12] 《唐會要》卷七十六《制科舉》。 [13] 《資治通鑒長編》，真宗咸平5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上疏。 [14] 《宋史·選舉志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舉士札子》。 [16] 《宋史·選舉二》，中華書局標點本。 [17] 黃宗羲：《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華書局標點本。 [18] 范曄：《後漢書·徐防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19] 《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標點本。 [20] 《漢書·楚元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21]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22] 《資治通鑒長編》卷243,熙寧六年三月庚戍條。 [23] 張載：《經學理窟》，《張載集》，第273頁，中華書局1978年版。 [24] 陸心源：《臨川集書後》，《儀顧堂集》卷十一。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軒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閣重刊本。 [26] 姚瑩：《與吳岳卿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輯。 [27] 阮元：《漢讀考周禮六卷序》，《研經室集》上冊，第241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28]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2頁，嶽麓書社1994年版。 [29]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詩文集·文集》，上海啟智書局1934年版。 [30] 康有為：《長興學記》，第35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郭嵩燾詩文集》，第28頁，嶽麓書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