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進入中國多少年

❶ 西葯是從什麼時期進入中國的

西醫是如何進入中國的，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取代中醫顯赫地位的
現如今西醫成為人們日常行醫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醫的顯赫地位，然而在它出場之時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人們更多的是對它的好奇，西學是以古希臘羅馬醫學為基礎，並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西醫作為一門科學，16世紀以後就大規模進入了中國。
進入中國的初期，西醫並不是以醫道的傳播，而是以介紹西醫基礎生理學知識為主。明朝末期，關於這些方面的知識首先零散地出現在一些傳教士的著作中。1569年，主教加內羅在澳門設立的醫院，可謂是近代西醫傳入中國的鼻祖，康熙年間，康熙帝因為身體欠佳，中醫又一直沒有效果，因此對西醫產生了興趣，他對傳教士白晉等人講述的西醫中的病因知識和相關的心理學很是好奇，特別是17世紀法國解剖學家福爾納的著作更加感興趣。於是下令一個最好的畫家專畫人體解剖圖像，並將中醫中的銅人模型做對比，發現銅人模型也有靜脈，但無動脈和血管。
1698年，法國傳教士巴多明參加最先進的西醫理論，用了近5年的時間將白凈的人體講稿整理存放，還編程了《人體解剖學》康熙帝對此也很關注，但為了維護封建禮教，並沒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書在丹麥的皇家圖書館被發現。

西醫進入我國以後，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些學者對西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嘗試著對照西醫採取治療，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醫的醫學家。他集中反映了自己所受西醫的影響，並創作了一些書籍。乾隆時期的王清任也是相信西醫的學者，常常因為沒有看到人體臟腑而感到遺憾。後來瘟疫流行，小孩死的很多，王清仁趁機查看了小孩死者的臟腑，多達30幾人，才弄清楚中國古代醫學所繪制的臟腑與實際的不符，後來就寫了一本《醫林改錯》記述腦髓說。
排斥西醫的人也很多，西醫學在人體結構和身體功能認識及醫療體制上比中醫更有所長，就引起了人們對獵的關注，但未對中醫引起沖擊和震盪，直到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在數日內去世，頑固的太醫院開始反省，太醫院作為舊時代傳統中醫的象徵，從此就消失了，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權時期，西醫被納入到國家行政部門，這就表明西醫已經正式進入中國，占據中國一灘的首要地位。而西葯也是在西醫傳入中國後才有的概念，是伴隨著西醫的傳入而相應傳入的，西醫所用的葯物被稱之為西葯，中國的傳統葯物則稱之為中葯。

❷ 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多久

近200年的歷史。

關於現今中國人所說的西醫學，它的完整名稱是「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體系」。它起源於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它是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的學者在否定並摒棄了古希臘醫學之後，所發展出來的一門以解剖生理學、組織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作為基礎學科的全新的醫學體系；

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體系中的診斷技術更多的是藉助先進的醫療儀器設備和實驗室做出對疾病准確的診斷。醫生利用自己的感覺器官通過視診、觸診、叩診、聽診、嗅診等方法或藉助聽診器、叩診錘、血壓計、體溫表等簡單的工具對病人進行全面、系統的檢查來診斷患者的疾病。

由於它起源於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因此我們習慣的稱為西醫。現代西醫在近代時期的中國被稱為新醫，與舊醫（中醫）相對立。而19世紀中葉，這是世界近代史階段基本到來的歷史時刻，距今已有近200年的歷史。

(2)西醫進入中國多少年擴展閱讀：

傳入中國時期：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

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❸ 中國醫學有多少年歷史

早在夏商周時期（約公元前22世紀末——前256年），中國就已出現葯酒及湯液。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的《詩經》是中國現存文獻中最早記載有葯物的書籍。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典籍《內經》提出了"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臟苦欲補瀉"等學說，為中葯基本理論奠定了基礎。
大家一般認為：
中醫是經驗醫學，不是某個人發明的。中醫有五千年歷史，也就是說從中國有人類開始就有中醫了

❹ 在國內學醫學專業，一般需要學幾年才可以當醫生

過去兩年的疫情使很多學生和家長對醫學產生了興趣，大學學知識不僅僅是口頭上的。特別是學醫更需要心理准備。不久前，元老師因為個人原因與醫生接觸了一段時間，並向參與監管培訓的研究生了解了一下他們的實際情況。

家庭條件相同的學生必須做好准備，我們要做的是努力學習成績更好，獲得更多獎學金，盡可能不要依賴家裡。因為研究生和博士生國家都有一定的資金支持。孩子的分數不是很理想，但如果想學醫學，元老師建議選擇醫學檢查類、護理類、康復類的專業。學醫的周期到底有多長？本科五年制只是小事，碩士也去地球工作了要說臨床醫學的是，學生不能上本科，不能做執業醫生，基本上可以說是白大學。因此，對想學醫的學生來說，一定要做好持久戰的准備。學醫很值得尊敬。

❺ 國內醫學專業從本科開始到博士畢業（不間斷）一般得多長時間最快幾年能完成（不包括本博連讀）

一般醫學專業本科需要5年(當然,也有4年的),碩士最快需要2年(這個要導師同意畢業才可以,當然了也有念碩士2年半或著3年的),博士最快需要3年(很少有2年博士畢業的.最多的博士念6年,如果6年還畢不了業,學校就做退學處理了).所以,按你說的從本科到博士畢業最快的是9年(本科念4年學制的)或者10年(本科是5年學制的).

❻ 西醫到中國多少年了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❼ 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如何傳播與發展

「西學東漸」是影響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因素。醫學科學作為西方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的傳播不僅使中國衛生醫療體制發生了重大變革，還改變了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觀念。西方醫學科學傳入中國以後，由於它與中國傳統醫學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的醫學體系，兩者之間不免產生矛盾。從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總體進程來看，西方醫學，主要是近現代醫學科學，在華傳播是比較順利的，最終為中國社會各界所普遍接受，並從20世紀初開始，取代中國本土傳統醫學，反客為主，成為中國現代醫學的主體部分。

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由來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聶斯托里派）在華從事行醫活動。1289年，羅馬教皇派遣義大利籍傳教士孟高維諾（G. de Montecorvino）來華。孟氏在傳教同時，也以醫術為活動工具。這是歐洲傳教士把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開端。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漸多，其中著名者有義大利人利瑪竇（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穌會教士鄧玉函（J. Terrentius，）等。他們在行醫的同時，還翻譯了多部西醫書籍。其中鄧玉函翻譯的《泰西人身說概》（解剖學），經過國人畢拱辰潤色，於1643年付梓刊印，流傳民間。當然，傳播醫學並不是傳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華立足之地以宣揚教義的手段。
這一手段令西來客們獲益良多，甚至為他們打開了通往中國社會頂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醫學活動達到高峰，他們在派別上屬於天主教。當時來華傳教士，如義大利教士鮑仲義（J. Baudino）、羅懷忠（J. Casta），法國教士樊繼訓（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國教士羅德先（B. Rhodes）都先後入太醫院供職。鮑仲義和安泰充當康熙帝的隨身醫生，隨駕出巡。羅德先曾經用葯治療了康熙的心臟病，還為他做過外科手術，切除了唇上的腫瘤。
雖然西方傳教士試圖利用醫學作為傳教手段，然而事實上西方醫學傳播的社會影響遠勝於宗教。不過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醫學，還是以古代醫學為主，無論是在基礎理論還是在臨床實踐方面都沒有取得顯著成就。康熙末年，由於羅馬教廷沒有處理好基督教義與中國傳統禮俗之間的矛盾，在華傳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儲紛爭，觸怒了後來繼位的雍正帝。這使得他們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驅逐。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紀初，一批新教傳教士開始來華傳播醫學。此時，西方醫學已經發展到近代階段，在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臨床醫學、公共衛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步，在全球遙遙領先。正如一位西方醫學史家所指出的：「現代醫學，我簡稱為『我們的醫學』，是19世紀社會的產物。」
1800年以後來華的英、美傳教士醫生，把西方醫學的最新成果傳入中國，對於改善當地人民的醫療狀況起到了積極作用。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A.Pearson）在澳門開展了牛痘接種，並僱傭了中國人邱熺等在廣東各地推廣，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邱熺後來獨立開辦了自己的種痘診所，在當地名望頗著，得到了兩廣總督阮元的題匾贈詩嘉獎。
與此同時，西方先進的現代醫事制度也傳入中國。教會醫生在通商口岸澳門、廣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醫院。早期在華興辦醫院頗富成效的當數美國人伯駕（P. Paker）。1834年，伯駕畢業於耶魯大學，獲醫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同年來華從事醫葯傳教事業。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開辦了眼科醫局。醫局開辦後，初期雖求診者甚少，但是教會醫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質和先進的眼外科技藝，很快就吸引了眾多的病人，經常是「每天都有幾千名等得不耐煩的中國人叫嚷著要求進入擁擠的病房」。他還曾為來廣州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醫治過疝氣。林則徐對伯駕的治療深表感謝。
英國醫學碩士、皇家外科學會會員合信（B. Hobson）是當時另一位傳播西醫的傑出人物。1839年，他在廣州開設了惠愛醫館，「舍葯施醫，至者甚眾，無不應手奏效，而去求醫者幾於其門如市，戶限為穿，於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粵東人士之口」。
教會醫生在建立醫院的同時，還積極推進西醫教育，為當地培養新式醫生。麥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應該認為教會醫務人員工作的重要部分僅僅限於內外科的實施，應該對當地的開業醫師在解剖學和生理學上進行講授，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學習醫學和有關科學。」1837年，伯駕招收廣州本地學生入眼科醫局學習。合信也於1839年在廣州惠愛醫院傳授西方醫學。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此時正當西方資本主義資本擴張與商品輸出全球化時期，醫學又成為傳教士服務於本國對華通商利益的輔助工具，也就是美國在華教會協會之主張：「欲介紹基督教於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葯，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教士。醫葯是基督的先鋒，而基督教又是推銷商品的先鋒。」
總體而言，鴉片戰爭以前，在華傳教士雖然為傳播西方醫學進行了艱苦努力，但是由於清中期以後，清政府一直奉行閉關自守政策，外國人在華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傳教士醫生未能在華自由施展其影響，只能在廣州一帶活動。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對中國的影響也還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後西方醫學在華影響的擴大
西方近代醫學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並開始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先後逼迫清王朝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以此為護符，西方人在華活動獲得了諸多便利。根據條約規定，外國人有權在華行醫和開設醫館，西方醫學在華影響隨之得到迅速擴大。一方面，教會在通商口岸設立了醫院，給予中國各階層民眾以醫療上的福利；另一方面，傳教士醫生多方努力，積極推進西方醫學理論、醫療技術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1850年後，合信翻譯出版了《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等多部西醫著作。美國人嘉約翰（J. Kerr）在1859―1886年間編譯出版了以臨床醫學為主的20餘種西醫書籍。
1866年，由嘉約翰主持，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在廣州博濟醫院建立，招收中國男女學生入學醫科。該校為廣東西醫人才培養貢獻很大，造就了諸多傑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廣仁、民國國父孫中山都曾經在此求學。
1886年，由美國教會醫生倡議，在上海成立了在華教會醫學聯合會，命名為「中國博醫會」。該會創辦了《博醫會報》，報道西醫在華傳播情況和世界醫學發展動態，並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福建等地建立分會。
在華傳教士還資助一些中國青年赴外國學習。例如廣東人黃寬得到了美國教士布朗夫婦的資助，先赴美國留學，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獲學士學位。1857年，他學成回國後，在香港、廣東等地開診行醫，並在診所內培養中國學徒，是為中國人自行教授西醫之始。
西方醫學的傳播得到了中國士大夫階層中有識之士乃至開明派封疆大吏的積極響應。他們出於自強救亡的目的，在察覺到中國傳統醫學存在諸般弊端的同時，也開始重視西方醫學，期望以此作為經世救國的手段。
西方醫學理論的科學性和治療方法的有效性，獲得了晚清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認可。有士人著文感嘆道：「西醫之精妙，西葯之簡便，華人稍知西學者，無不知之。而獨斥為不足信，不可用者，則中國之醫人葯肆居多。然每見上海各處遇有疑難重症，華醫為之束手者，一延西醫，用西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勝屈。」
晚清學界頗負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吳汝綸，在致友人書信中，對西醫理論和診療方法深表佩服：「今西醫盛行，理精鑿而法簡捷，自非勞瘵痼疾，決無不瘥之事。而朋友間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為中醫所誤，不肯一試西醫，殊可悼嘆。」「令弟如系肺疾，應就西醫，……此病甚不易治，中醫不解，亦無徵效之葯；其雲可治，乃隔膜之談。若西醫用聞症筒（註：聽診器）細心審聽，決為可治，乃足信耳。」
晚清思想界著名人物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醫道》一篇中，較全面地將中西醫加以比較。他認為西方醫學在關於人體臟腑器官的認識、診斷手法、葯物炮製、外科器械等方面都勝於中醫。他對於西方的醫事制度也非常贊賞：「西國醫學設專科……皆由名師教誨……迨至學成，官為考驗，必須確有心得，給予文憑方能以醫師自命……故學問閱歷精益求精，中國之醫能如是乎？」
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著名地方督撫疆吏，在成功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後，認識到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作為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新工具。他們在主持洋務自強運動過程中，對於作為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重要組成部分的近代醫學科學，也採取了積極的接納與提倡態度。1865年，北京同文館設立醫學課程，聘請英國醫生德貞（J. Dudgeon）為教習，是為中國自設西醫教育之始。
在洋務派大吏中，以李鴻章為推進西方醫學傳播出力最多。他聘請西醫為自己家庭的私人醫生，著文大力宣揚西醫：
泰西醫學有長官、有學堂，又多世業孤學，藏真府俞悉由考驗，湯液酒醴更極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腸胃，此法久逸。而彼方於腫瘍、金瘍、折傷、潰瘍之石葯劀殺尤得其傳，且於草木金石之原則化質，一一格致微眇，務盡其實用，非僅以炮製為盡物性，則尤中土醫士所未逮者，予久偉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鴻章提出了匯通中西醫的觀點，指出：「倘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於至精極微之境，與醫學豈曰小補!」他出資贊助英國教會醫生馬根濟（J. Mackenzie）在天津開辦了一所英文名為「Viceroy』 Hospital」（總督醫院）的新式醫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官辦正規近代化西醫院校——北洋醫學堂。北洋醫學堂聘請外國醫生主持教學。學校堂規稱：「西醫學堂原為珍重生命而設，諸生來堂肄業於醫學諸書，宜視為利己濟人之要務，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終怠。將來造詣有成，資送各兵船及各營所當差，不獨資給薪資，兼可活人無算，良醫良相事異功同。」
當時的新聞傳媒對西醫也進行正面宣傳報道。1872年，很具影響力的《申報》刊文評價西醫道：今夫治疾之法，至於西醫可謂詳且備矣。其於人之一身，內而心肝五臟，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陰陽等竅，無不詳辨其形，細察其隱，以觀其受病之處，以究其得病之原。較之中國醫書之所載與夫中國醫士之所知，奚啻詳細千百倍哉。
盡管鴉片戰爭之後各國列強在華的侵略行徑引起了國人的敵視與仇恨，西方文化在華傳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醫學以其拯救生命、維護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進的科學理論與治療技術，逐漸贏得了中國社會各界的認可與接受。當時有人記載道，「自中國通商以來，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葯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富貴貧賤，皆有喜西葯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者，而就醫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醫學在維新運動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危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維新運動蓬勃興起，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也隨之而入新境。
維新派思想家認為救國首先必須強民。他們強調要從身心兩方面提高國民的素質，提出了醫學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指出：「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身軀。」
嚴復也積極提倡醫學救國，他在其名著《原強》一文中論道：「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
維新志士肯定了西方醫學所取得的長足進步，深信引進西醫有助於救國保種。康廣仁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特辟西醫專欄，宣傳醫學維新論。劉楨麟在該報發表「富強始於衛生論」，稱：「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日駸駸乎進於道矣。」
梁啟超認為發展醫學是變革圖強、追求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法，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生，而講免疫」。
維新派引進西醫的救國主張，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研究西醫者不斷增多，各種學習西醫的民間組織和報刊雜志，在許多地方紛紛出現。社會各界對於學習西醫的熱情也顯著高漲起來。一次，梁啟超在集會宣講醫學救國論時，忽有人當眾涕淚長跪而言曰，「此舉若昌，某願粉身碎骨相贊助」；「願悉所有以其半養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這一主張也得到了統治階級開明派的採納。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諭中稱：「醫學一門關系至重，極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即使是維新派的政敵榮祿，在接受了德貞為他施行手術治療後，重病痊癒，不禁稱贊他醫術「精妙絕倫」，「不特為華醫所未見，亦華人所未聞，藉非目睹，其誰信之」。
百日維新雖然因清王朝統治階級內極端保守勢力的反對而失敗，但是維新改革勢力依然日益強大。學習西醫已成為中國社會改革勢力奮斗之重要方向，西醫大潮從此在神州洪波涌現。

清末民初西方醫學在中國醫療體系中主體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國傳統醫學式微、西方醫學科學轉為主流之局已現端倪。著名開明派重臣張之洞與張百熙在當年制訂的「癸卯學制」中，將醫科大學作為新學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醫學仍列29門醫學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門科目皆屬西醫范疇。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病死後，作為舊時代中醫政治象徵的太醫院也岌岌可危。在時代改革大潮中，中西醫的社會地位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醫學界的變革深受近代日本醫學思潮的影響。自唐以來，日本醫學界本來是追隨中國傳統醫學亦步亦趨。然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積極推進近代化進程，力圖擠進世界強國陣營，謀求「脫亞入歐」。在醫學領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謂「文明開化」施政方針，於日本醫界大興「滅漢興洋」之風，在醫政管理、醫學教育、醫療設施、葯品生產等方面推行廢除漢醫、全盤西化。而就中國方面來看，清末自戊戌變法，特別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老牌強國俄羅斯帝國以後，日本模式已經成為中國改革勢力最重要的模仿範本。同時由於「路近費省」的緣故，大批中國學子赴日本學習。他們學成歸國後，也把日本的醫學理念帶回中國，成為傳播西醫，廢棄中醫的骨幹力量。
民元以後，民國政府摒棄中國傳統醫學於新式醫療制度之外，以西方醫療衛生體制為範本，重構國家醫療衛生制度。中醫也不再列入國家醫學教育內容。1915年，由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伍連德發起的全國性中華醫學會建立。該會所有組成人員都是西醫背景，並以「促進醫學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喚起民眾對於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興趣」為宗旨。中西醫主次易位態勢，至此昭然。西方醫學科學在中國現代醫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基本確立。
此後，西方醫學科學在全國得到深入推廣，中國傳統醫學則迅速萎縮，被斥為「不科學」，貶為「舊醫」。1916年余雲岫著《靈素商兌》，以西方現代自然科學理論全面批判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廢除中醫之論一時甚囂塵上，並得到了民國政府汪精衛、褚民誼等有留學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張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提出廢止中醫案。1929年，在南京民國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余雲岫等人再次提出廢止中醫案，會議通過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至此中國傳統醫學不僅被西醫反客為主，更有被趕盡殺絕之勢。雖然經中醫界極力反對，多方運動，此案未得切實實施。但是，隨著西方醫學科學在中國醫療衛生體系中主體地位的日漸根深蒂固，中國本土傳統醫學也日趨邊緣化。此局面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醫結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觀。
綜觀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之歷史進程，雖有波折，而終於得到國人之廣泛接受，取代中國本土傳統醫學之主體地位，對於推進中國科技現代化，維護中國人民健康起到了積極作用。

❽ 西醫是何時傳入中國的

1805年5月27日，東印度公司檔案卷宗，廣州商館檔案簿上，「今天皮爾遜先生以痘苗開始接種。」這一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給華人接種牛痘，此事件被認為是西醫輸入中國的正式開端，也成為中國近代醫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