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西葯是從什麼時期進入中國的
我國早期著名實業家、出色的西葯經營者和生產者——顧松泉先生是我國最早在西葯生產經營中使用商標的人。顧先生在一百多年前不僅大膽放棄在洋人醫院的優越工作．改為從事西葯銷售、西葯生產，還在西葯生產領域第一次使用由中國人設計的西葯產品商標——「中西」牌。而「中西」商標。在經歷了一百多年後。至今仍然為上海中西制葯廠(前身為顧松泉創立的中西大葯房)使用。
一、清末我國西葯行業經營與領松泉先攮創業概況，
19世紀80年代，上海這座對外貿易口岸．外國商人大量湧入。隨著洋人居住的增多，而清一色由洋人開設的主要為洋人提供服務的西式醫院、西式葯房，也由此應運而生．並迅速發展起來。據近代醫葯工商史料介紹：從1843至1887年間，即巾西大葯房創立前夕．在上海一地經營西葯批發、零售的各國葯商，就有20多戶。這些葯房，營業興旺，獲利豐厚，並逐漸引起國人經營西葯的興趣。但由於當時國人如想從事西葯經營活動．必須具有外語、西葯知識、調配葯劑技能以及新的一套西葯經營管理方式。因此，當時國人幾乎無法染指。
1877年，20歲的顧松泉由於英文基礎較好，英語筆譯、口語俱佳，這使他很順利地考入由英商創辦的上海大英醫院，並在該醫院葯房從事葯品配方工作。由於顧松泉勤奮好學，刻苦鑽研．一段時間後．他便迅速掌握了西葯的調配技能、日常劑量和經營方式等有關知識。
由於西葯見效較快．病情能迅速緩解，使得早期國人原先對西葯所持的懷疑態度，逐漸有了較大轉變，並了解到它的科學作用。但由於當時一般國人普遍缺乏相應的西葯知識．經營西葯商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一直成為外商的一種特殊「專利」。這使已經具有相當西葯知識的顧松泉決心要在中國人的土地上，自己經營西葯商品，並以此為國人服務。
B. 西醫是什麼時候進入中國的
西醫是在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
明末清初的時候，來到中國的一些傳教士在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把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一起帶到了中國。
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很淺薄的一些生理解剖只是，而且西方醫學在當時的臨床治療技術方便並沒有領先於中醫，所以對中國的影響不是很大。
西方醫學真正開始影響中醫發展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當時牛痘接種的方法和西醫外科還是對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的傳入不斷擴大，從而為西方醫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C. 西醫到中國多少年了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醫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鴉片戰爭前，東印度公司的醫生郭雷樞、李文斯敦等在廣州、澳門一帶向華人行醫，將西醫傳入中國。1835年，伯駕在廣州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此後，教會醫療事業不斷拓展。1876年，新教在華所辦教會醫院有16所、診所24所，1905年分別達到166所和241所。同時，傳教士還翻譯出版西醫書籍，創辦一系列教會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洋務運動開始後，中國人也開始興辦近代醫療事業，但起步晚、進展慢。晚清時期，也有少數中國人因出國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因接觸通商口岸的外國私人醫生而認識和接受了西醫。相比之下，教會醫療事業是晚清影響最大的西醫事業，它與其他因素一同影響了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
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過程
關於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指出：中國人接受西醫經歷了「疑忌－接觸－試用－對比－信服」五個環節。這無疑是對晚清中國人接受西醫的總體態勢的精闢概括，但就不同地區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首先是不同階層在接受西醫時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一般而言，在接觸西醫之初，下層社會往往走在前列。由於西醫具有較強的實用性，下層社會生活貧窮，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們進入教會醫院時顧忌較少，較早接受了西醫治療。伯駕在第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就說，「除極少數之外，病人都表達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層人士則不同，他們一般都有較優越的生活條件，可以聘請名中醫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優越感，促使他們對「夷人」的醫學嗤之以鼻，有些人則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醫。但是，下層社會求西醫治療的靈驗，久而久之對中上層社會也產生影響，特別是在中醫治療同種疾病無效時，西醫治療就成為可能。1840年前後，在大量下層群眾求伯駕治病的影響下，不少官紳也常請伯駕治病。
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教會醫療事業在向其他地方推進時，並沒有發生因中國人疑忌西醫而發生的教案，這表明中國人一開始並不反對西醫。1860年以後，教會醫療事業向內地拓展時，開始與頻繁發生的教案發生聯系。雖然西醫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國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惡意宣傳往往是引發教案的主因。不過經過一段時間，西醫很快為當地一般民眾接受，接著中上層開始接受。可見，內地和沿海在接受西醫時均表現出「下層社會在先，中上階層在後」的情形。如在19世紀末的蘇州，「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就個人而言，李鴻章可謂典型。他在19世紀60年代初就接觸到西醫；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醫均束手無策，後經傳教士馬根濟和郝維德治癒，至此他才接受西醫。
其次是不同地區在接受西醫方面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很明顯，最早接受西醫的地方是最先舉辦教會醫院的通商口岸。接著，由於西醫的靈驗得到體現，加上人員往來、信息流通，周邊地方一些對西醫素無所知的人也主動前往接觸西醫。如雒魏林在上海行醫之初，蘇州、松江等周邊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後，教會醫療事業開始向內地滲透，影響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流動性也日趨增強，信息傳播的速度、范圍超過以前。在此背景下，西醫信息傳播到了許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稱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據郭嵩燾日記載，當年長沙中醫夏洛林向他索要西醫書，他將《內科新說》、《西葯略釋》等四本醫書送給夏氏。在封閉的四川，19世紀80年代成都的羅定昌就很想獲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1886年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後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可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中國人通過信息傳播對西醫已有所認識和接受。
在內地已有人對西醫感興趣時，西醫在沿海地區並未被普遍接受。據《教會新報》載：19世紀70年代初，在廣州、上海、寧波、福州等地的西醫院，有病接受治療的人「實多佩服，惟不敢就醫者亦很多」。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仁濟醫院、格致書院都很難找到合適的中國人學西醫，《格致匯編》答復杭州讀者說：華人開設公病院還太早，因為中國人不明醫理，「西醫之法眾人不信」。因此，在19世紀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醫，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區對西醫的認識和接受還處在起步階段。到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西醫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開放，通商口岸華人對西醫的認識在實用和學理上均有很大的進步，這時西醫也開始為當地人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西醫逐漸為內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認西醫，西醫在中國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國人對西醫認識的變化
接受西醫並不等於說完全認識了西醫，晚清中國人在長期接觸的過程中逐漸正確地認識了西醫。
起初，大多數中國人對西醫缺乏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們信奉西醫的一個原因就是「喜西醫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在沒有科學地認識西醫之前，很多中國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張。一些人根本不遵醫囑，有人經常把開的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轉後就不再繼續治療，很多人不敢接受西醫麻醉手術。
在學理上，中國人起初對於西醫的理解是相當片面的。較早從學理上對西醫進行評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體新論·弁語》中說：《全體新論》有所創見，但與《靈樞》、《素問》有不同之處，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對西方的解剖學也存有懷疑，認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實情況。開始時，中國人往往從表象出發，認為西醫長於外科，內科不精，對一些外科手術也感到奇異。至於西葯，很多人認為它比中葯「猛烈」。隨著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醫學著作的流傳、醫學教育的開展，中國人對於西醫的認識逐漸加深。1884年《全體通考》出版時，中國人對西方解剖學的認識就與以往大不相同了。當時為之作序的有廣壽、榮祿、陳蘭彬、張斯桂等人。廣壽評曰：「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葯不爽毫釐。此書之功豈不大哉。」同時，中國人對西醫內、外科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俞樾在《中西內症玄機·序》指出：「吾華之爭羨西醫也，莫不稱其精於外科，而不知其內科尤精」；西醫之所以精於內科就是因為它對生理解剖有準確的了解。中國人對西葯的認識也不斷加深，不僅認識到中、西葯的不同，還認識到西醫用葯的內在差別。
可見，晚清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淺到全面精到的過程。
晚清中國人的中西醫觀
在接受和認識西醫的過程中，晚清中國人產生了四種不同的中西醫觀。
（一）信奉西醫而排斥中醫。晚清出身教會醫學教育的西醫大都持這種觀點，轉而信奉西醫的人中也有持此觀點者。如吳汝綸在信奉西醫後對中醫即大加排斥，說《靈樞》、《素問》、《本草綱目》等醫書都不足據；西醫解剖學相當准確，葯品又多由化學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認為中醫遠不如西醫，宋以後的一些醫書「盡可付之一炬」。吳氏的看法過分誇大西醫，完全否定中醫，是一種極端的看法。
（二）主張中西醫會通。一些信奉西醫的人比較中西醫，認為西醫可補中醫之不足，形成以下兩種中西醫會通主張。一是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主張二者會通。李鴻章在《萬國葯方·序》中說：中國醫學和醫葯均有不足之處，西醫的長處在於醫學教育、醫葯、解剖學上。他還認為西醫解剖學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傳統醫書有相合之處。鄭觀應認為中西醫各有短長，「棄短取長，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此外，李經邦、陳熾、鍾天緯、許克勤等人均持此種觀點。朱沛文等近代名中醫也持這種主張。另外，教會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醫生也有人持這種主張，蘇州醫學傳教士柏樂文的學生顧福如就是例證。二是認為中西醫可以互補，但西醫有許多不足，會通應以中醫為主。這以唐宗海為代表，他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中提出「集靈、素諸經，兼中西義解之，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於一是。」但他又說，西醫在葯物、用葯、解剖學、外科治療等方面遠不及中醫。
（三）有限地肯定西醫，實際上反對或不接受西醫。這以朱一新和陳虯等人為代表。朱氏在《無邪堂答問》中說：「醫學則中國針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同時，他還從體質差異和醫理不同來反對西醫。陳虯雖承認西醫的疫病來源於病菌之說，卻又說「其實中國古籍皆已引而不發」，事實上他並沒有接受西醫。這種觀點反映了對待西學上的「西學中源」。
（四）堅持中醫排斥西醫。在反對西醫的中國人中，有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來反對西醫的，有的是出於利益考慮而反對西醫。如19世紀七八十年代東北、浙江的一些中醫和官紳為了自身利益，製造謠言煽動群眾來反對西醫。葉德輝在《西醫論》一文中則說基督教在利用醫學傳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備，並從生理解剖、華夷之辨、醫理和醫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對西醫的五個理由，最後提出要振興中醫。
綜上所述，晚清中國人西醫觀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西醫的沖擊之下，中醫一統的局面被打破，從而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醫葯觀的多元化格局。這對近代中國醫學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D. 西葯是從什麼時期進入中國的
西醫是如何進入中國的，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取代中醫顯赫地位的
現如今西醫成為人們日常行醫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醫的顯赫地位，然而在它出場之時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人們更多的是對它的好奇，西學是以古希臘羅馬醫學為基礎，並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西醫作為一門科學，16世紀以後就大規模進入了中國。
進入中國的初期，西醫並不是以醫道的傳播，而是以介紹西醫基礎生理學知識為主。明朝末期，關於這些方面的知識首先零散地出現在一些傳教士的著作中。1569年，主教加內羅在澳門設立的醫院，可謂是近代西醫傳入中國的鼻祖，康熙年間，康熙帝因為身體欠佳，中醫又一直沒有效果，因此對西醫產生了興趣，他對傳教士白晉等人講述的西醫中的病因知識和相關的心理學很是好奇，特別是17世紀法國解剖學家福爾納的著作更加感興趣。於是下令一個最好的畫家專畫人體解剖圖像，並將中醫中的銅人模型做對比，發現銅人模型也有靜脈，但無動脈和血管。
1698年，法國傳教士巴多明參加最先進的西醫理論，用了近5年的時間將白凈的人體講稿整理存放，還編程了《人體解剖學》康熙帝對此也很關注，但為了維護封建禮教，並沒有花太多精力去研究，此書在丹麥的皇家圖書館被發現。
西醫進入我國以後，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些學者對西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嘗試著對照西醫採取治療，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醫的醫學家。他集中反映了自己所受西醫的影響，並創作了一些書籍。乾隆時期的王清任也是相信西醫的學者，常常因為沒有看到人體臟腑而感到遺憾。後來瘟疫流行，小孩死的很多，王清仁趁機查看了小孩死者的臟腑，多達30幾人，才弄清楚中國古代醫學所繪制的臟腑與實際的不符，後來就寫了一本《醫林改錯》記述腦髓說。
排斥西醫的人也很多，西醫學在人體結構和身體功能認識及醫療體制上比中醫更有所長，就引起了人們對獵的關注，但未對中醫引起沖擊和震盪，直到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在數日內去世，頑固的太醫院開始反省，太醫院作為舊時代傳統中醫的象徵，從此就消失了，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權時期，西醫被納入到國家行政部門，這就表明西醫已經正式進入中國，占據中國一灘的首要地位。而西葯也是在西醫傳入中國後才有的概念，是伴隨著西醫的傳入而相應傳入的，西醫所用的葯物被稱之為西葯，中國的傳統葯物則稱之為中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