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眼科是多久傳入中國

2. 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如何傳播與發展

「西學東漸」是影響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因素。醫學科學作為西方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的傳播不僅使中國衛生醫療體制發生了重大變革，還改變了國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觀念。西方醫學科學傳入中國以後，由於它與中國傳統醫學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的醫學體系，兩者之間不免產生矛盾。從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總體進程來看，西方醫學，主要是近現代醫學科學，在華傳播是比較順利的，最終為中國社會各界所普遍接受，並從20世紀初開始，取代中國本土傳統醫學，反客為主，成為中國現代醫學的主體部分。

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播由來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聶斯托里派）在華從事行醫活動。1289年，羅馬教皇派遣義大利籍傳教士孟高維諾（G. de Montecorvino）來華。孟氏在傳教同時，也以醫術為活動工具。這是歐洲傳教士把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開端。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漸多，其中著名者有義大利人利瑪竇（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穌會教士鄧玉函（J. Terrentius，）等。他們在行醫的同時，還翻譯了多部西醫書籍。其中鄧玉函翻譯的《泰西人身說概》（解剖學），經過國人畢拱辰潤色，於1643年付梓刊印，流傳民間。當然，傳播醫學並不是傳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華立足之地以宣揚教義的手段。
這一手段令西來客們獲益良多，甚至為他們打開了通往中國社會頂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醫學活動達到高峰，他們在派別上屬於天主教。當時來華傳教士，如義大利教士鮑仲義（J. Baudino）、羅懷忠（J. Casta），法國教士樊繼訓（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國教士羅德先（B. Rhodes）都先後入太醫院供職。鮑仲義和安泰充當康熙帝的隨身醫生，隨駕出巡。羅德先曾經用葯治療了康熙的心臟病，還為他做過外科手術，切除了唇上的腫瘤。
雖然西方傳教士試圖利用醫學作為傳教手段，然而事實上西方醫學傳播的社會影響遠勝於宗教。不過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醫學，還是以古代醫學為主，無論是在基礎理論還是在臨床實踐方面都沒有取得顯著成就。康熙末年，由於羅馬教廷沒有處理好基督教義與中國傳統禮俗之間的矛盾，在華傳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儲紛爭，觸怒了後來繼位的雍正帝。這使得他們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驅逐。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也因此遭遇挫折。
19世紀初，一批新教傳教士開始來華傳播醫學。此時，西方醫學已經發展到近代階段，在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臨床醫學、公共衛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步，在全球遙遙領先。正如一位西方醫學史家所指出的：「現代醫學，我簡稱為『我們的醫學』，是19世紀社會的產物。」
1800年以後來華的英、美傳教士醫生，把西方醫學的最新成果傳入中國，對於改善當地人民的醫療狀況起到了積極作用。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A.Pearson）在澳門開展了牛痘接種，並僱傭了中國人邱熺等在廣東各地推廣，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邱熺後來獨立開辦了自己的種痘診所，在當地名望頗著，得到了兩廣總督阮元的題匾贈詩嘉獎。
與此同時，西方先進的現代醫事制度也傳入中國。教會醫生在通商口岸澳門、廣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醫院。早期在華興辦醫院頗富成效的當數美國人伯駕（P. Paker）。1834年，伯駕畢業於耶魯大學，獲醫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同年來華從事醫葯傳教事業。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開辦了眼科醫局。醫局開辦後，初期雖求診者甚少，但是教會醫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質和先進的眼外科技藝，很快就吸引了眾多的病人，經常是「每天都有幾千名等得不耐煩的中國人叫嚷著要求進入擁擠的病房」。他還曾為來廣州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醫治過疝氣。林則徐對伯駕的治療深表感謝。
英國醫學碩士、皇家外科學會會員合信（B. Hobson）是當時另一位傳播西醫的傑出人物。1839年，他在廣州開設了惠愛醫館，「舍葯施醫，至者甚眾，無不應手奏效，而去求醫者幾於其門如市，戶限為穿，於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粵東人士之口」。
教會醫生在建立醫院的同時，還積極推進西醫教育，為當地培養新式醫生。麥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應該認為教會醫務人員工作的重要部分僅僅限於內外科的實施，應該對當地的開業醫師在解剖學和生理學上進行講授，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學習醫學和有關科學。」1837年，伯駕招收廣州本地學生入眼科醫局學習。合信也於1839年在廣州惠愛醫院傳授西方醫學。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此時正當西方資本主義資本擴張與商品輸出全球化時期，醫學又成為傳教士服務於本國對華通商利益的輔助工具，也就是美國在華教會協會之主張：「欲介紹基督教於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葯，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教士。醫葯是基督的先鋒，而基督教又是推銷商品的先鋒。」
總體而言，鴉片戰爭以前，在華傳教士雖然為傳播西方醫學進行了艱苦努力，但是由於清中期以後，清政府一直奉行閉關自守政策，外國人在華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傳教士醫生未能在華自由施展其影響，只能在廣州一帶活動。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對中國的影響也還是很有限的。

1840年以後西方醫學在華影響的擴大
西方近代醫學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並開始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先後逼迫清王朝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以此為護符，西方人在華活動獲得了諸多便利。根據條約規定，外國人有權在華行醫和開設醫館，西方醫學在華影響隨之得到迅速擴大。一方面，教會在通商口岸設立了醫院，給予中國各階層民眾以醫療上的福利；另一方面，傳教士醫生多方努力，積極推進西方醫學理論、醫療技術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1850年後，合信翻譯出版了《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等多部西醫著作。美國人嘉約翰（J. Kerr）在1859―1886年間編譯出版了以臨床醫學為主的20餘種西醫書籍。
1866年，由嘉約翰主持，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在廣州博濟醫院建立，招收中國男女學生入學醫科。該校為廣東西醫人才培養貢獻很大，造就了諸多傑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廣仁、民國國父孫中山都曾經在此求學。
1886年，由美國教會醫生倡議，在上海成立了在華教會醫學聯合會，命名為「中國博醫會」。該會創辦了《博醫會報》，報道西醫在華傳播情況和世界醫學發展動態，並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福建等地建立分會。
在華傳教士還資助一些中國青年赴外國學習。例如廣東人黃寬得到了美國教士布朗夫婦的資助，先赴美國留學，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獲學士學位。1857年，他學成回國後，在香港、廣東等地開診行醫，並在診所內培養中國學徒，是為中國人自行教授西醫之始。
西方醫學的傳播得到了中國士大夫階層中有識之士乃至開明派封疆大吏的積極響應。他們出於自強救亡的目的，在察覺到中國傳統醫學存在諸般弊端的同時，也開始重視西方醫學，期望以此作為經世救國的手段。
西方醫學理論的科學性和治療方法的有效性，獲得了晚清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認可。有士人著文感嘆道：「西醫之精妙，西葯之簡便，華人稍知西學者，無不知之。而獨斥為不足信，不可用者，則中國之醫人葯肆居多。然每見上海各處遇有疑難重症，華醫為之束手者，一延西醫，用西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勝屈。」
晚清學界頗負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吳汝綸，在致友人書信中，對西醫理論和診療方法深表佩服：「今西醫盛行，理精鑿而法簡捷，自非勞瘵痼疾，決無不瘥之事。而朋友間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為中醫所誤，不肯一試西醫，殊可悼嘆。」「令弟如系肺疾，應就西醫，……此病甚不易治，中醫不解，亦無徵效之葯；其雲可治，乃隔膜之談。若西醫用聞症筒（註：聽診器）細心審聽，決為可治，乃足信耳。」
晚清思想界著名人物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醫道》一篇中，較全面地將中西醫加以比較。他認為西方醫學在關於人體臟腑器官的認識、診斷手法、葯物炮製、外科器械等方面都勝於中醫。他對於西方的醫事制度也非常贊賞：「西國醫學設專科……皆由名師教誨……迨至學成，官為考驗，必須確有心得，給予文憑方能以醫師自命……故學問閱歷精益求精，中國之醫能如是乎？」
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著名地方督撫疆吏，在成功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後，認識到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作為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新工具。他們在主持洋務自強運動過程中，對於作為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重要組成部分的近代醫學科學，也採取了積極的接納與提倡態度。1865年，北京同文館設立醫學課程，聘請英國醫生德貞（J. Dudgeon）為教習，是為中國自設西醫教育之始。
在洋務派大吏中，以李鴻章為推進西方醫學傳播出力最多。他聘請西醫為自己家庭的私人醫生，著文大力宣揚西醫：
泰西醫學有長官、有學堂，又多世業孤學，藏真府俞悉由考驗，湯液酒醴更極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腸胃，此法久逸。而彼方於腫瘍、金瘍、折傷、潰瘍之石葯劀殺尤得其傳，且於草木金石之原則化質，一一格致微眇，務盡其實用，非僅以炮製為盡物性，則尤中土醫士所未逮者，予久偉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
李鴻章提出了匯通中西醫的觀點，指出：「倘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於至精極微之境，與醫學豈曰小補!」他出資贊助英國教會醫生馬根濟（J. Mackenzie）在天津開辦了一所英文名為「Viceroy』 Hospital」（總督醫院）的新式醫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官辦正規近代化西醫院校——北洋醫學堂。北洋醫學堂聘請外國醫生主持教學。學校堂規稱：「西醫學堂原為珍重生命而設，諸生來堂肄業於醫學諸書，宜視為利己濟人之要務，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終怠。將來造詣有成，資送各兵船及各營所當差，不獨資給薪資，兼可活人無算，良醫良相事異功同。」
當時的新聞傳媒對西醫也進行正面宣傳報道。1872年，很具影響力的《申報》刊文評價西醫道：今夫治疾之法，至於西醫可謂詳且備矣。其於人之一身，內而心肝五臟，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陰陽等竅，無不詳辨其形，細察其隱，以觀其受病之處，以究其得病之原。較之中國醫書之所載與夫中國醫士之所知，奚啻詳細千百倍哉。
盡管鴉片戰爭之後各國列強在華的侵略行徑引起了國人的敵視與仇恨，西方文化在華傳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醫學以其拯救生命、維護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進的科學理論與治療技術，逐漸贏得了中國社會各界的認可與接受。當時有人記載道，「自中國通商以來，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葯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富貴貧賤，皆有喜西葯之簡便與西葯之奇異者，而就醫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西方醫學在維新運動中地位的提升
19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危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維新運動蓬勃興起，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也隨之而入新境。
維新派思想家認為救國首先必須強民。他們強調要從身心兩方面提高國民的素質，提出了醫學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指出：「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身軀。」
嚴復也積極提倡醫學救國，他在其名著《原強》一文中論道：「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
維新志士肯定了西方醫學所取得的長足進步，深信引進西醫有助於救國保種。康廣仁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特辟西醫專欄，宣傳醫學維新論。劉楨麟在該報發表「富強始於衛生論」，稱：「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日駸駸乎進於道矣。」
梁啟超認為發展醫學是變革圖強、追求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求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法，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生，而講免疫」。
維新派引進西醫的救國主張，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研究西醫者不斷增多，各種學習西醫的民間組織和報刊雜志，在許多地方紛紛出現。社會各界對於學習西醫的熱情也顯著高漲起來。一次，梁啟超在集會宣講醫學救國論時，忽有人當眾涕淚長跪而言曰，「此舉若昌，某願粉身碎骨相贊助」；「願悉所有以其半養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
這一主張也得到了統治階級開明派的採納。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諭中稱：「醫學一門關系至重，極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即使是維新派的政敵榮祿，在接受了德貞為他施行手術治療後，重病痊癒，不禁稱贊他醫術「精妙絕倫」，「不特為華醫所未見，亦華人所未聞，藉非目睹，其誰信之」。
百日維新雖然因清王朝統治階級內極端保守勢力的反對而失敗，但是維新改革勢力依然日益強大。學習西醫已成為中國社會改革勢力奮斗之重要方向，西醫大潮從此在神州洪波涌現。

清末民初西方醫學在中國醫療體系中主體地位的形成
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國傳統醫學式微、西方醫學科學轉為主流之局已現端倪。著名開明派重臣張之洞與張百熙在當年制訂的「癸卯學制」中，將醫科大學作為新學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醫學仍列29門醫學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門科目皆屬西醫范疇。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病死後，作為舊時代中醫政治象徵的太醫院也岌岌可危。在時代改革大潮中，中西醫的社會地位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醫學界的變革深受近代日本醫學思潮的影響。自唐以來，日本醫學界本來是追隨中國傳統醫學亦步亦趨。然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積極推進近代化進程，力圖擠進世界強國陣營，謀求「脫亞入歐」。在醫學領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謂「文明開化」施政方針，於日本醫界大興「滅漢興洋」之風，在醫政管理、醫學教育、醫療設施、葯品生產等方面推行廢除漢醫、全盤西化。而就中國方面來看，清末自戊戌變法，特別是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老牌強國俄羅斯帝國以後，日本模式已經成為中國改革勢力最重要的模仿範本。同時由於「路近費省」的緣故，大批中國學子赴日本學習。他們學成歸國後，也把日本的醫學理念帶回中國，成為傳播西醫，廢棄中醫的骨幹力量。
民元以後，民國政府摒棄中國傳統醫學於新式醫療制度之外，以西方醫療衛生體制為範本，重構國家醫療衛生制度。中醫也不再列入國家醫學教育內容。1915年，由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伍連德發起的全國性中華醫學會建立。該會所有組成人員都是西醫背景，並以「促進醫學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喚起民眾對於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興趣」為宗旨。中西醫主次易位態勢，至此昭然。西方醫學科學在中國現代醫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基本確立。
此後，西方醫學科學在全國得到深入推廣，中國傳統醫學則迅速萎縮，被斥為「不科學」，貶為「舊醫」。1916年余雲岫著《靈素商兌》，以西方現代自然科學理論全面批判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廢除中醫之論一時甚囂塵上，並得到了民國政府汪精衛、褚民誼等有留學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張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提出廢止中醫案。1929年，在南京民國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余雲岫等人再次提出廢止中醫案，會議通過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至此中國傳統醫學不僅被西醫反客為主，更有被趕盡殺絕之勢。雖然經中醫界極力反對，多方運動，此案未得切實實施。但是，隨著西方醫學科學在中國醫療衛生體系中主體地位的日漸根深蒂固，中國本土傳統醫學也日趨邊緣化。此局面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醫結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觀。
綜觀西方醫學在華傳播之歷史進程，雖有波折，而終於得到國人之廣泛接受，取代中國本土傳統醫學之主體地位，對於推進中國科技現代化，維護中國人民健康起到了積極作用。

3. 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多久

近200年的歷史。

關於現今中國人所說的西醫學，它的完整名稱是「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體系」。它起源於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它是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的學者在否定並摒棄了古希臘醫學之後，所發展出來的一門以解剖生理學、組織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作為基礎學科的全新的醫學體系；

現代西方國家的醫學體系中的診斷技術更多的是藉助先進的醫療儀器設備和實驗室做出對疾病准確的診斷。醫生利用自己的感覺器官通過視診、觸診、叩診、聽診、嗅診等方法或藉助聽診器、叩診錘、血壓計、體溫表等簡單的工具對病人進行全面、系統的檢查來診斷患者的疾病。

由於它起源於近代時期的西方國家，因此我們習慣的稱為西醫。現代西醫在近代時期的中國被稱為新醫，與舊醫（中醫）相對立。而19世紀中葉，這是世界近代史階段基本到來的歷史時刻，距今已有近200年的歷史。

(3)西方眼科是多久傳入中國擴展閱讀：

傳入中國時期：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

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