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有多少有骨氣的文人
泰戈爾見到甘地的時候，泰戈爾說：「你們不要毀滅藝術。」甘地說：「藝術不要毀滅我們。」 泰戈爾與甘地的對話，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千古難解的話題。自從藝術產生以來，人們就在思考著這個問題：藝術家特別是文學家跟政治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其實，泰戈爾是幸運的，他見到的不是秦始皇、朱元璋，也不是康乾大帝，而中國的文人呢？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命運又如何？事實證明，自從「文以載道」成為文學正統以後，中國的政治家是十分「關照」文人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都是專門為文人而設。而當「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成為一種傳統時，中國文人的命運便悲慘起來，於是便有了隱士、異端和所謂的幫閑。三種文人中，幫閑文人選擇了投降，隱士選擇了逃亡，而異端則選擇了反抗。然而，有了反抗便有了屠殺。作家李國文說過：「文人越位的結果，無非兩道，一是春秋戰國屈原跳進汨羅江的自殺，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式的坑殺。」在這兩種非正常死亡方式中，自殺是有骨氣的文人在抗爭無望時選擇的一種解脫方式，以屈原為始，途經李贄，文革時像老舍、鄧拓、傅雷這樣的文人，也踏上了自殺這條不歸之路。然而，自殺並不是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因素，政治家『焚書坑儒』式的他殺，才是文人悲慘命運的主要因素。回想中國的二千年歷史中，有多少文人為捍衛自己的獨立人格而被政治家所虐殺。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靈帝發動黨錮之禍、司馬昭殺名士、朱元璋專殺讀書人、康乾發動文字獄等等這些罪行累累的慘劇，手無寸鐵的文人怎麼逃得過呢？一批又一批很有才華的文人就這樣地從歷史的天空中消失了，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本來可以在文壇上叱吒風雲的人物遭遇那麼悲慘的命運呢？原因很多，「文以載道」是其中一個。中國的文人向來有關注社會現實的傳統，所謂「學而優則士」，讀書是為了做官，是為了建功立業。那時，文人由於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做官是他們的唯一出路。所以中國歷史很自然地出現了文學與政治不分，文學依附於政治的現象。曾經有一位偉人就說過：「中國的文人與政治家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系。」然而，文藝畢竟跟政治是有歧途的，當有些文人看清了政治的黑暗現實後，中國的文人分化成了兩派。一派選擇了逃離甚至批判政治；一派選擇了貪戀功名，依權附勢。魏晉時「竹林七賢」的分化便是個典例，他們曾經攜手逍遙於林間濮上，詩酒酣暢，琴嘯相諧，傲睨世俗，過著非常詩意化的生活。但在人生抉擇的十字路口前，他們最終選擇了分道揚鑣——剛腸疾惡的嵇康走上了誓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抗爭之路；抑鬱苦悶的阮籍走上了口不臧否人物，縱酒自痹的無奈之路；而貪戀功名的山濤、向秀則走上了飛黃騰達、平步青雲的出仕之路。竹林七賢的異途，宛如歷史長河中的一盞啟航燈，昭示著千古文人的命運。像嵇康這樣狂放不羈、性直剛毅的文人，最終是逃不脫被屠戮命運的；而那些為貪戀功名而失去文人氣節，甚至是狼狽為奸做幫閑的文人呢？他們同樣也逃不脫悲慘的命運，何晏、潘岳、陸機的被戮就是此類文人下場的印征。
中國的政治家們向來是很重視文藝的作用了。他們中雖然沒有多少人真正看得起文人（像劉邦、朱元璋這些人都視文人如草芥），但他們卻很重視文人的裝點門面和思想傳道作用，所以，他們手下通常都有一大批效犬馬之勞的幫閑文人，來為他們的愚民政策進行巧妙的宣傳。使人們以為，「道」既是「道」，統治者的「道」。不載他們的「道」，便不是載道，要自取滅亡的。當大部分人都在載同一個「道」時，載其它「道」或者不載「道」的便成了異端。關於異端，魯迅先生曾經有過精彩的描述：「異端大抵有點個人自大的，他們的個性正如，覺得自己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是「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但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真理的大多數的國度，是向來就沒有善待異端的傳統。於是，中國少數真正掌握真理的異端，便隨之成為了政治家們找著借口殘酷迫害的對象。
然而，中國卻仍然誕生了一批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異端，也是這些異端，給本來呆板無彩的中國歷史註上了一絲活力。他們是時代的背叛者，是未來的先驅者；是最具有思辨色彩的思考者，但最終卻得不到固守舊道的大多數的認可，於是，他們變成了瘋子和酒鬼。他們只能夠生長在思想沒有凝固的社會里，例如魏晉、晚明。在魏晉、晚明這樣的傳統禮教破壞無遺的時代里，誕生了一大批蔑視傳統、熱愛自由的異端文人。例如母喪仍吃肉，能嘯善琴的阮籍；「非湯武而薄周孔」，酷愛打鐵的嵇康；「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服」，愛酒如命的劉伶；還有那個非聖無法，以異端自居的李贄。在這些人中，最能體現叛逆思想的要數嵇康了。嵇康雖然是曹家的親女婿，但他從沒有想過要登上仕途，飛黃騰達。他本來嚮往手揮五弦、對酒放歌的生活，然而，他那剛腸疾惡，輕肆直言的性格，卻使他走上了反抗黑暗的不歸之路。他看透了官場的黑暗，不與司馬集團合作，他甚至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跟薦他做官的好朋友山濤絕交。他說話的風格，更是口無遮攔，桀驁不遜，即無阮籍的隱約其辭，又無山濤的平穩老練，一派天真單純的話語。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最有文人骨氣的異端，最終還是被殺了。殺他的當時的大政治家司馬昭，以及那個見到魏文帝汗不敢出的鼠輩幫閑鍾會。在公元二二六年夏天的一個日子裡，中國文化史上最具文人骨氣的嵇康，跟著他的《廣陵散》所發出的樂音，一齊在天空中煙消雲散了。從此以後，政治家跟幫閑文人勾結起來，一起迫害正直的文人的傳統便正式發揚開來了。
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政治家要殺死一個文人其實是很容易的，他們可以隨時找一個理由將一個無辜的文人給害死。嵇康的被殺，其理由僅僅是因為他是「不孝者的同黨」；李贄的被抓，其理由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然而「敢倡亂道，惑世誣民」是對統治者來說的，他所說的道是他們的道，不倡他們的道，就是亂道。這種罪由就像所謂的「反革命」「叛國」等罪由一樣，是一種道理。自古以來，政治家們都在用這些冠冕堂皇的罪行來殺戮那些不滿於現實的人們，包括文人。然而，帝王之所以殺文人，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文人相輕。李國文說過：「古往今來的文字獄，殺文人者必為帝王，但操刀者，則常是文人同行。」回想幾千年來，多少正直的天才文人死於利用權力的幫閑文人之手。鍾會之所以進讒言勸司馬昭殺嵇康，文人間妒忌心理未免不是原因。嵇康那吟詩善琴，巧書能畫的才華橫溢是鍾會學不來，鍾會當初帶著一群能士，打著大排場去拜他羨慕的嵇康，誰知嵇康仍然揚錘不斷，繼續打鐵旁若無人，久久不跟鍾會說話，直到鍾會覺得沒面子要離去時，嵇康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從此，鍾會便由仰慕變成了嫉妒，最終至於獻讒言，害死嵇康。
嵇康等一批文人志士的慘死說明了，在中國要做個有骨氣的文人是很難的，因為這種類型的文藝家，大抵都是直陳丑惡，不滿於現實的。這正揭觸到了處於統治地位的政治家的痛處。政治家是要維持現狀，滿足於現實的，所以，那些不見的人的東西大概是要掩飾起來不讓別人知道，而長舌的文藝家卻是喜歡揭人老底。於是他們便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釘，命運自然不好。然而，到了下一個比先前先進的朝代，這種文藝家的命運便好了嗎？事實並不見得，魯迅便說過：「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滿意，又非被排扎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原來所有在位的政治家都一樣，都是要維持現狀，所以不滿足於現實，講良心的文藝家總是逃不脫被屠戮的命運。
跟做有良心的文人一樣，做狗一樣的幫閑文人也是很難的。秦朝的李斯，在秦始皇當權的時候，官至丞相，於文壇也是獨居鰲頭，占盡風流。因為所有文人中除了他外，其他的都讓秦始皇給坑死了。然而，到了秦始皇撒手西去，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李斯終於失去了權勢的蔭護，終至於被腰斬於咸陽，落個悲慘的下場。李斯的被戮，大概還有點政治勾心鬥角的因。因為他並不算是個純文學家，他還是個政治家。而到了文革的時候，則出現了一大批專搞文學的文痞。文痞這個詞按余秋雨的說法，就是經常地運用文化手段對大量無辜者進行故意的深度傷害的文化流氓。文革時，四人幫手下的御用寫作班子「梁效」「石一歌」就是這樣的一群文化流氓。他們利用手中被給予的權力，對手無寸鐵的無辜者進行隨心所欲的迫害。他們的作文風格也屬於見到主人就擺尾，見到路人便狂吠的狗一類。然而，等到四人幫倒台之後，他們還有在文壇立足的餘地嗎？答案是否定的，只有一個詞才能形容他們的窘態——作鳥獸散。
中國文藝最大的悲哀，就是文藝總逃不了做政治附庸品的命運。歷史用事實向我們證實：中國文人從形成的那天起，就很難脫離政治家而存在。作為時代的神經，他們能夠敏銳地感受，卻不能有效反饋；作為社會的喉舌，他們只能歌功頌德，卻不能搖旗吶喊；作為歷史的先知，他們連作出判斷的權利都沒有。在這種政治高壓的環境下，我們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夠獨立思考，不違心地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呢？想到這里，我倒記起北大的教授錢理群先生的座右銘來——不做權勢的幫忙和幫閑；不做金錢的幫忙和幫閑；不做大眾的幫忙和幫閑。這正是中國當代文人最其缺乏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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