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薛性的起源
一、姓氏源流
薛（Xuē）姓源出有三：
1、出自任姓，為黃帝之子禺陽第十二世孫奚仲之後，以國名為氏。相傳黃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分別得十二個姓，其中一支叫禺陽的，被封於任地（約今山東省濟寧），得任姓。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通志·氏族略》等所載，黃帝之子禺陽封於任，其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禹封其於薛國（今山東省薛城），後世子孫以國為氏。曾一度遷邳（今山東省微山西北）。奚仲十二世孫仲虺，在商湯時任左相，復居薛。其裔孫成，徙國於摯，更號摯國。商末，周伯季歷娶摯國之女太任為妻，生姬昌，即周文王。周武王滅商後，又封成的後裔為薛侯。春秋後期，薛國再次遷到下邳（今江蘇省邳縣西南）。薛國歷夏、商、周三朝，共六十四世，至戰國時為齊國所滅，公子登到楚國為官，因以國名為氏。
2、出自媯姓，為虞舜後裔孟嘗君（田文）之後，以封邑名為氏。據《吳錄》所載，孟嘗君是著名的「戰國四公子」之一，其父齊相田嬰被齊緡王封於薛（即任姓薛國舊地），田嬰死後，田文襲封，仍以薛為食邑。至秦滅六國，失封，子孫分散。西漢初，田文之孫田國、田陵到竹邑（今安徽省宿縣北）居住，以封邑命氏，遂為薛氏。
3、出自他姓或他族改姓而來：
① 據《魏書·官氏志》所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將鮮卑的復姓叱干氏改單姓薛。
② 出自周文王的姬姓馮氏之後裔。唐時有薛懷義，本姓馮。
③ 據《通志·氏族略》所載，遼西有薛姓。
④ 今滿、蒙、土家、朝鮮族有此姓。
得姓始祖：奚仲。薛姓出自黃帝的任姓，黃帝共有二十五子，分別得十二個姓，其中有一子名禺陽，因被封在任（今山東濟寧市）而得任姓。任姓傳到十二世孫奚仲，奚仲在夏禹時任車正，為車的創造者，居住在薛，稱為薛侯。其後人祖已的七世孫曰成，舉國遷於摯，改號為摯國。商末時，周伯季歷娶摯國女大任為妻，生子姬昌，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到武王克商，復封為薛侯。春秋時，齊桓公稱霸諸侯，惟有薛侯不從，被黜為伯爵。春秋後期，薛公子登在楚國做官，薛人遷往下邳（今江蘇邳州），楚懷王賜沛地為其食邑。薛國歷夏、商、周三代，凡六十四世，戰國時亡國，其後子孫以國為氏，稱薛姓。他們尊奚仲為薛姓的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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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遷徙分布
上文已述，薛姓發祥於今山東薛城，後又遷江蘇邳州。有資料表明，戰國時薛姓已播遷於湖北、湖南、江蘇、河南、河北省境內，如薛公子登的曾孫薛倪曾為楚令尹，薛倪之孫薛鑒，為劉邦獻策滅黥布，薛鑒五世孫薛廣德為漢御史大夫，廣德之孫薛願，因仕宦淮陽太守而落籍當地。薛願嫡孫薛漢之八世孫薛蘭為曹操所殺，其子薛永從劉備入蜀，為蜀郡太守並落籍當地，永之子薛齊在蜀亡後降魏，拜光祿大夫，遷家於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世號「蜀薛」。薛齊為河東郡的開基始祖。薛齊的長房長孫恢號「北祖」，長房次孫雕號「南祖」，長房三孫興號「西祖」。三國時，吳國竹邑人薛綜的三個兒子（瑩、孫、兼）皆為太子太傅，謂之吳國三傅，魏國薛夏為天水人，說明已有薛姓徙居今甘肅。晉永嘉之亂，河東人薛推隨中原士族南渡，數傳至薛賀，於南朝梁天監年間徙居福建晉安，是為入閩薛姓始祖。唐初，河南固始人薛使，隨其岳父陳政率軍入閩，從此定居漳州，數傳至薛一平，為漳浦東山開基祖。北宋初年，歙縣薛彥博遷居宜章南關（今湖南宜章縣），是為湘、粵薛姓始祖。其六世孫薛前儒在元時移居廣東樂昌九峰，是為樂昌九峰薛姓世祖。明初，薛姓作為洪洞大槐樹遷民姓氏之一，被分遷於江蘇、河南、陝西、山東、北京等地。明清兩代，薛姓渡海到台灣者，閩籍較眾。此後，有的又遠播海外。如今，薛姓已廣布全國，其分布以江蘇、山西、陝西、河北、福建等省為多，這幾個地區的薛姓佔到全國漢族薛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薛姓是當今中國姓氏排行第四十八位的大姓，人口眾多，約佔全國漢族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四二。
三、歷史名人
薛 舉：河東汾陰（今山西省萬榮）人，隋大業三年（公元617年）曾與其子仁果舉兵，自稱西秦霸王，據隴西之地，率眾三十萬，不久稱帝，遷都天水。後其子繼位，兵敗降唐。薛道衡：河東汾陰人，隋代著名詩人，累官至司隸大夫。其詩詞藻華艷，邊塞詩較為雄健。明人輯有《薛司隸集》。
薛 稷：蒲州汾陰人，唐朝大臣、書畫家。曾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善畫人物、鳥獸，畫鶴尤為生動，時稱一絕，他的書法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並稱「唐初四大家」。
薛 濤：字洪度（770-832），一作宏度，長安（今陝西省西安）人，唐代女詩人，姿容美艷，性敏慧，8歲能詩，洞曉音律，多才藝，聲名傾動一時。父早亡，淪為歌妓。善歌舞、工詩詞，曾創制深紅小箋寫詩，人稱薛濤箋。明人輯有《薛濤詩》。
薛 雪：字生白，吳縣（今江蘇省蘇州）人，清代醫學家，其醫術與同郡葉天士齊名，各有心得，不相上下。他的主要著作有《醫經原旨》6卷等。《濕熱論》是他對濕熱病探索研究的力作，具有真知灼見，全書不逾萬言，但對於濕熱病「感之輕重淺深，治之表裡先後，條分縷析，深切詳明」。他的《濕熱論》與葉桂的《溫熱論》，可以說是闡發濕熱、溫熱病的姊妹篇。
薛 岳：中國國民黨軍軍將領。字伯陵。廣東樂昌人。早年就讀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8年，任粵軍連、營長。1921年，任孫中山總統府警衛團營長。1923年，調回粵軍，先後任團長、師參謀長。北伐戰爭期間，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1師代理師長。1927年12月，率部參加鎮壓廣州起義，旋任第四軍副軍長。1930年蔣閻馮大戰中，隨張發奎支持馮、閻反蔣，失敗後避居九龍。1933年後，歷任第五軍軍長、第六路軍總指揮等職。1934年1月，率部進犯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所部自湘尾追長征中的紅軍至黔、滇、蜀等省。抗日戰爭時期，任第一兵團總司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等職，曾率部重創日軍。1946年後，歷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國民黨政府參軍長、廣東省政府主席兼海南防衛總司令等職。1950年，所部在海南島與人民解放軍作戰失敗後，逃往台灣省。
薛道衡：隋代詩人。字玄卿（540-609），河東汾陰（今山西省萬榮）人。歷仕北齊、北周。隋朝建立後，任內史侍郎，加開府儀同三司。煬帝時，出為番州刺史，改任司隸大夫。後為煬帝所殺。薛道衡少孤，好學。13歲時，作《國僑贊》，頗有思致，見者奇之。北齊武平年間，以主客郎接待南朝陳使者傅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當時著名文人魏收說：「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他和盧思道齊名，在隋代詩人中藝術成就最高。其詩雖未擺脫六朝文學浮艷綺靡的余風，有些作品，卻具有一種剛健清新的氣息。如與楊素唱和的《從軍行》，就是較好的邊塞詩。代表作《昔昔鹽》描寫思婦孤獨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一聯，最為膾炙人口，甚至傳說是其引起隋煬帝嫉妒而被殺害的原因。小詩《人日思歸》含思委婉，也是歷來傳誦的名作。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隸集》1卷。《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錄存其詩20餘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錄存其文8篇。事跡見《隋書》、《北史》本傳。
薛大鼎：汾陰人，唐代良吏，曾擔任滄州刺史，開通無棣渠直達大海，被譽為鐺腳刺史。永徽中升任行荊大都督長史。
薛仁貴：絳州龍門（今山西省河津）人，唐朝名將，驍勇善戰，善於騎射，他東征「白衣馳敵陣」，大敗高麗；西征「三箭定江山」，鎮住突厥。對鞏固唐王朝的邊疆有很大貢獻。
薛居正：北宋史學家。字子平（912-981），浚儀（今河南省開封）人，五代後唐進士，後周時官至兵部侍郎，入宋位至司空，曾監修國史。開寶六年（973年）與盧多遜、扈蒙等撰修《舊五代史》畢，晉平章事。著有《文惠集》等。
薛紹彭：長安人，宋代書法家，工行草書，筆致精潤遒麗，頗得晉唐人法度。與米芾齊名，世稱「米薛」。
薛王宣：山西省河津人，明代著名學者、理學家，官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參豫機要。著有《讀書錄》、《從政名言》、《薛文清集》等。
薛素素：明代女畫家，名薛五，又字潤娘，一作潤卿，又字素卿，號雪素、素君，吳（江蘇省蘇州）人，萬曆（1573-1619）間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名妓，生卒年不詳。姿容艷雅，詩、書、琴、棋、簫俱精妙，而馳馬走索、射彈等尤為絕技，以「女俠」自命。為李征蠻所嬖，畫像傳入蠻峒，傾動蠻中。善書，嘗書《黃庭經》小楷，殊工。長於畫人物，兼白描大士，李日華題其所繪《花里觀音圖》有「慧女春風手，百花指端吐」之句。善山水，尤工蘭竹，下筆迅掃，韻復高勝，無不入神。中年長齋綉佛，數嫁皆不終。傳世作品有《吹簫仕女圖》軸，絹本，水墨，自題：「玉簫堪弄處，人在鳳凰樓。薛氏素君戲筆。」鈐「沈薛氏」、「第五之名」二白文印，現藏南京博物院；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作《蘭石新篁圖》扇頁圖錄於《名家藏扇集》；同年作《蘭石圖》軸藏上海博物館；二十九年（1601年）與馬守真合寫《蘭花圖》卷著錄於《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著有《南遊草》詩集。從藝活動約在萬曆年間。
薛允升：清末律學家。字克猷，號雲階，陝西省西安人。清咸豐六年（1856年）進士，居官41年中，除出任外官和禮、工、兵部侍郎總計不過10餘年外，其餘30年均在刑部任職，官至刑部尚書。為官清廉，在晚清政治黑暗、衙風腐敗的情況下，他主持刑部，有嚴格的衙規，對受賄賣法者從不寬容。執法如山，不媚權貴，甚至敢於冒犯慈禧太後。善於剖析疑難案件，任職期間平反了大量冤案，拯救無辜，為人稱頌。著有《讀例存疑》、《唐明律合編》。
薛福成：江蘇省無錫人，清外交家、改良主義者，曾作《籌洋芻議》，主張維新變法。歷任浙江寧紹台道、湖南按察使、駐英、法、比、意四國公使。稱贊西方君主立憲，主張發展中國工商業，著有《庸全集十種》。
薛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農。安徽全椒人。咸豐三年（1853年）進士。參李鴻章軍幕，授杭州知府。兼督糧道，代行布政、按察兩司事。著有《藤香館集》，附詞二種：《西湖櫓唱》、《江舟唉乃》。罷官後，主講崇文書院，從游者甚眾。光緒七年（1881年），任全椒觀察使，其時薛時雨主持重修醉翁亭，使其恢復原貌。
四、郡望堂號
1、郡望
河東郡：秦初所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相當於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東晉時移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地域縮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新蔡郡是晉時所設置，治所在今河南新蔡縣，轄地有今河南新蔡、息縣、淮濱及安徽臨泉等縣地。
新蔡郡：即今河南省新蔡。蔡國自蔡遷此，故名。晉惠帝從汝陰郡分出置新蔡郡，即治新蔡（治所在今河南省新蔡）。北齊改廣寧郡。
沛 郡：為漢高帝時設立，其范圍約為今安徽省淮河以北、西淝河以東，河南夏邑、永城及江蘇豐、沛等地。
高平郡：晉時以山陽郡改置，治所在昌邑（今山東省巨野南），相當於今山東金鄉、巨野、鄒縣等地。南朝宋移治高平（今山東省微山縣西北），北齊移治任城（今山東省濟寧市）。
2、堂號
忠諫堂：漢朝時候，沛人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敢於直諫。元帝要做樓船供自己玩樂，廣德脫帽子諫阻，如果元帝不聽，他打算光著頭向皇帝車輪上碰。結果皇帝採納了他的諫議。
此外，薛姓的主要堂號還有：「崇禮堂」、「慎德堂」、「三鳳堂」、「河東堂」、「新蔡堂」、「沛國堂」、「高平堂」等。
五、宗族特徵
1、薛姓的故事廣為流傳，使薛姓在老百姓心中成為一個婦孺皆知的姓氏。諸如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乃至薛家媳婦樊梨花移山倒海的神通等等。
2、薛姓字行輩份排列有序。如遼寧錦縣薛姓一支字行為：「繼致順積美，大中其允從。」又如河南新蔡牛灣薛姓的輩份序列為：「孝靈兆慶，守善光宗，恩培世蔭，一道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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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通用對聯】
〖薛姓宗祠四言通用聯〗
鼎鐺重望；
竹邑名公。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唐代良吏薛大鼎，字重臣，汾陰人。嘗為滄州刺史，浚無棣渠通海，商賈流行，民食其利，被譽 為鐺腳刺史。永徽中遷行荊大都督長史卒謚恭。下聯典指三國吳太子少傅薛綜，字敬文，竹邑人。善辭令，擅詩賦雜論，凡數萬言。
三鳳媲美；
五雋齊名。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唐代汾陰人薛無敬，少年時與叔父薛收及族兄薛德音齊名，當時號稱「河東三鳳」。武德年間官天策府記室參軍，秦王李世民為皇太子時，任他為舍人。下聯典指東晉竹邑人薛兼，字令長，清廉樸素，器宇軒昂，少年時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稱「五雋」。入洛陽，任比陽相，後官太子少傅，明帝時，加散騎常侍。
仲虺世澤；
三鳳家聲。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仲虺為黃帝時奚仲之後，商湯時為左相，奚仲居於薛，子孫以為氏。下聯典指唐代薛元敬、薛收、薛德音，並稱「河東三鳳」。
大義首創；
天爵自高。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後魏·薛孝通，平蕭寶夤，首創大義，封藍田縣子。下聯典指後魏·薛聰太，為治書侍御史，文帝欲進其位，聰太固辭。文帝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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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五言通用聯〗
翔河東之鳳；
尊關西之師。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唐代天策府記室參軍薛收，字伯褒，河東汾陰人。十二歲能寫文章，與兩個侄子薛德音、薛元敬並稱「河東三鳳」。歷官秦王府主簿、天策府記室參軍，隨秦王李世民平定劉黑闥有功，封汾陽縣男。曾上書諫阻秦王攻獵。武德中卒。年三十三歲。王哭之慟。下聯典指隋代名官薛道衡，字玄卿，薛收的父親，河東汾陰人。先後在北齊、北周做官。入隋，官至司隸大夫，司台灣省。後被煬帝殺害。其詩詞不達意藻華艷，少數邊塞詩較為雄健。專精好學，素著才名，有詩文集七十卷。
三箭定天下；
一箋傳古今。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唐代名將薛仁貴（614-683），名禮，絳州龍門人。農民出身，善騎射。太宗時，應募一從軍，屢立戰功，升為右領軍中郎將。後又率軍大敗九姓突劂於天山，軍中有「將軍三箭定天下」的贊歌。後參與進攻高麗的戰爭，留任右威衛大將軍兼安東都護，封平陽郡公。下聯典指唐代女詩人薛濤，字洪度，長安（今陝西省西安）人。父薛鄭官蜀早亡，母孀居貧困，遂淪為歌妓。善歌舞，工詩詞，名士韋皋、元鎮、白居易、杜牧等，均曾與之唱和。居浣花溪，創制深紅小箋寫詩，酬獻名人，人稱薛濤箋。今其地有薛濤井，相傳乃薛濤制箋汲水處。所作情調感傷。明人輯有《薛濤詩》。
懸車宗廣德；
講學紹文清。
——薛時雨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此聯為清代杭州知府薛時雨自題聯。薛時雨（1818-1885），字慰農，又字澍生，號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清咸豐進士，做過嘉興、嘉善知縣和杭州知府。後主講杭州崇文書院、江寧尊經書院和惜陰書院。著有《藤香館詩刪》等，楹聯多收於《藤香館小品》、《掃葉山房叢鈔》中。
黑潭千載潔；
玉泉一堆香。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此聯為雲南昆明黑龍潭畔明代學者薛爾望祠聯。薛爾望不願稱臣於清，率妻兒七人，投黑龍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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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七言通用聯〗
六代江山縱臨洮；
一門鸑鷟起人文。
——薛時雨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此聯為清代進士薛時雨自題聯。薛時雨，字慰農，全椒人。知嘉興，有政績。參李鴻章軍幕，授杭州知府。罷官後，主講崇文書院，從游者甚眾。
花箋名碗香千里；
雲影波光活一縷。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此聯為成都市薛濤井聯。薛濤井位於望江樓公園建築群內，「薛濤井」三字系康熙三年成都知府冀應熊手書，乾隆六十年翰林院編修周厚轅手書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及己作《薛濤井》詩各一首，刻於石牌旁。望江樓公園座落在成都錦江河畔的一片茂林修竹中，面積170畝，園內岸柳石欄、 波光樓影、翠竹夾道、亭閣相映，是紀念唐代女詩人薛濤的古跡和游覽勝地。園內的崇麗閣、濯錦樓、吟詩樓枕江而立，五雲仙館、泉香榭、枇杷門巷、清婉室、浣箋亭等紀念性建築群，布局精巧，匾聯碑刻頗多。薛濤一生愛竹，為紀念薛濤，後人在園內遍種各類佳竹，薈萃了國內外150餘種竹子。人們把這幽深如海、 清趣無窮的園林，譽為「竹的公園」。
魏宮人神針妙技；
蜀秘書錦箋樂詩。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三國魏·薛靈芸，下聯典指唐·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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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聯〗
理學名臣，敬軒重望；
龍門良將，仁貴英風。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明代名人薛宣的事典。下聯典指唐代名將薛仁貴（614-683），名禮，絳州龍門人。農民出身，善騎射。
論道有靈異，文武雙全成名早；
生白具奇才，詩書並美信譽高。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上聯典指明代散曲家薛論道，定興（今屬河北）人。少年時一隻腳殘廢，八歲能文，喜談軍事，後從軍三十餘年，官至指揮僉事。下聯典指清代醫學家、詩書畫家薛雪，字生白，號一瓢，蘇州人。以醫名。詩書畫亦精妙。嘗自題雲：「我自濡毫寫楚詞，如何人喚作蘭枝。風時雨露君看遍，一筆何嘗是畫師。」有《醫經原旨》等著述。
生意此時多，正光轉綠萍、氣催黃鳥；
詩懷何處寄，是人歸雁後、思發花前。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此聯為薛氏宗祠聯。全聯典指隋代詩人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陽（今山西省萬榮）人。歷仕北齊、北周，入隋官至司隸大夫。後為煬帝所殺。少孤，好學。北齊武平年間即有詩名。和盧思道齊名，在隋詩人中藝術成就最高。其詩雖未擺脫六朝余風，有些作品卻剛健清新，如邊塞詩《從軍行》。代表作《昔昔鹽》描寫思婦的孤獨寂寞，其中「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一聯，最為膾炙人口。小詩《人日思歸》含思委婉，也很著名。有集30卷，已佚。今存《薛司隸集》1卷。《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錄存其詩20餘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錄存其文8篇。
吾先人由西蜀來茲，啟十七世門楣，只耕讀相傳，敢遠引皇族奚仲；
予小子自古杭罷郡，承五百年堂構，欲本支勿替，常勉為善士居州。
——佚名撰薛姓宗祠通用聯
此聯為安徽省全椒縣復興鎮薛氏宗祠聯
薛姓家譜介紹
家乘譜牒，即記錄氏族世系的書，簡言之即家譜，又稱族譜、宗譜、家牒、家乘、世譜，一般多指用來記載宗族世系事跡的歷史典籍或圖表，舉凡姓氏源流、家族遷徙、人口興衰、人物掌故、風土人情都可以入譜，可以說是宗族的發展史。由於家族不同，反映在譜中的內容也各有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家譜的續修、重修，家譜的形制越來越完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於是便相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譜文化。
薛姓宗族雖然歷史悠久、譜系綿長，但由於歷史上的種種原因，其家族修撰家譜始於何時，今已無從考證。不過從北朝薛安都家族事跡來看，當不晚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這與當時盛行的門閥譜系之學有關。目前保存最早的薛氏族譜為唐代人林寶的《元和姓纂》，是書於中唐以前姓氏族望，記載頗詳。其論得姓受氏，多源於《世本》、《風俗通義》、《三輔決錄》及《姓苑》。這些書後世頗多失傳，賴《元和姓纂》之徵引，後世學者方得以了解姓氏梗概。北宋歐陽修等人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時，參考了《元和姓纂》，其《薛姓世系表》較為系統地記述了薛姓二大主支——任姓薛氏、媯姓薛氏的源流始末。
目前存世的家譜多為修譜盛行時期的明清兩代家譜。這些家譜大多有固定的體例和格式，包括譜名、譜序、凡例、譜論、遺像、恩榮錄、先世考、族規家法、禮堂、五服圖、世系、傳記、族產、契據文約、墳塋、字輩譜、續後譜、領譜字型大小等內容，其中譜名、譜序、遺像、先世考、世系、傳記等都是常見的內容，也是各種家譜的中心。
⑵ 馮友蘭人生經歷
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學者馮友蘭的彩照[1]
《中國哲學簡史》享譽全國，《人生的境界》《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被編入中學教材。1915年畢業後考上北京大學，畢業後，在開封一個中等學校教書，不久考入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國後，在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曾出其手。曾長期任教清華大學，歷任清華及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清華校務委員主席，對現代中國哲學研究有重要貢獻。一生為了治學，收藏有中外圖書數萬冊，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圖書。尤對中外哲學史料的收藏較為系統，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親屬遵照先生遺願，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收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有《馮友蘭文庫》。文庫主要收藏馮友蘭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資料，現有7 000餘冊圖書。著《新理學》、《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論文集》、《四十年的回顧》、《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中國現代哲學史》等數十種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祖籍山西高平縣，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馮泰來河南唐河祁儀鎮經商，遂定居於此，百餘年間，繁衍為當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聖征，一生無意於功名，善作詩，有《梅村詩稿》。父親馮台異，字樹侯， 號復齋。生於清同治5年（1866年），光緒15年（1889年）中舉人，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試位居三甲榜尾，賜同進士出身，至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幫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後任湖北崇陽縣知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
馮友蘭的早年教育與大多數中國讀書人並無兩樣。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從頭至尾，反復吟誦。因其父公務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擔就自然落在粗識文字的馮母吳清芝身上。好在當時兒童重記憶、輕理解，如此他又勉強讀完了《書經》、《易經》和《左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馮家專門聘請了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較正規地開設了古文、算術、寫字、作文等功課。因課程較為輕松，馮友蘭在閑暇時還常閱讀一些他父親所藏的新書籍、新刊物，開始初步接觸一些世界知識。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台異因病猝逝，他遂跟隨其母遷回老家唐河，並繼續延聘教師授學。在這期間，他開始閱讀諸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書籍。兩年後，遵其母囑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第五中學。1912年冬，馮友蘭再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第二中學的高中預科班。當時的上海第二中學，所有課程都採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師還將一本耶芳斯的《邏輯學綱要》當作英文讀本。正因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由此而引起了對哲學的興趣。
大學時期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並且深受影響。在臨近畢業的最後一年，適逢胡適和梁漱溟二人先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健將，並專以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為旗幟，大肆鼓吹全盤西化論；一個是一踏進武昌中華學校即宣稱「我此來除替釋迦牟尼、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的東方文化派砥柱，專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職志。二位先生年輕氣盛，才姿英發，各據講壇，展開了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幸逢其會，受益匪淺，對其以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關系啟迪甚深。
婚姻生活
馮友蘭北大畢業後回到開封，第一件事是結婚成家，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馮友蘭的婚姻同這位哲學家的哲學創作一樣，都帶有近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時，經同學介紹，與他的同鄉河南新蔡人任坤訂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婦女解放，並先後將包括任坤在內的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與任坤訂婚時，正是任坤在女子師范讀書的時候，於是兩家相約：在任坤畢業後方能結婚。1918年夏天，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恰好任坤也讀完了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二人雙雙拿到了兩所高等學府的畢業文憑，並一同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
馮友蘭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頭腦中經常思考的是社會、人生和哲學。而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馮友蘭的成就與這位賢妻良母式的女性實在不能分割。正因有這樣一位賢妻良母，才使馮友蘭「不相累以庶務」，專心從事創作。在「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抄家，備受欺凌，又多虧任載坤的多方護佑方使得馮友蘭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幫」倒台，馮友蘭又遭批判之際，任載坤因患肺癌醫治無效而溘然長逝，她帶著千般無奈和萬般凄涼離開了人世。從1918年夏至1977年秋，這對真正可以稱得上同甘苦共患難的夫妻共同走過了五十九年的漫長道路。五十九年前，馮友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有如此結局的。因為對於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樣，雖然都有一個過程，但其本質是穩定的。在馮友蘭這位哲學家心目中，「愛的本體」，生活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在一處而成為一種永恆，那還會有什麼牽掛呢！二人生女兒作家宗璞。
創辦刊物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波及全國。馮友蘭雖未及親臨，卻積極響應，並同幾位好友創辦一名為《心聲》的刊物。在他起草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三松堂自序》）。《心聲》成為當時河南省宣傳新文化運動之獨一無二的刊物。引五四運動時期是中國近現代中西文化沖突、交戰最激烈的時期之一。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經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傳、介紹而廣為傳播；而杜威、羅素等人的訪華講學，再加上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實用主義、馬赫主義、新實在論的影響擴大，成為一時顯學。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亦紛紛湧入。面對如潮水般湧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舊派亦樹起復古的旗幟，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來思想。一時之間，風雲際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流派之間展開了正面的交鋒、沖突，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場全面的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被提出來，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生當此時的馮友蘭，對此類問題也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我從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華學校當學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六十多年間，寫了幾部書和不少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籠統一點說，就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文化問題。我生在一個文化的矛盾和斗爭的時期，怎樣理解這個矛盾，怎樣處理這個斗爭，以及我在這個斗爭中何以自處，這一類的問題，是我所正面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自序）縱觀馮友蘭一生的哲學史研究及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莫不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這一中心來展開的。
赴美考察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於當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一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麼，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麼，即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共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干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學成回國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1923年，馮友蘭考察回國。
1925年講授中國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松堂自序》），他的這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並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准備。
出席哲學會議
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被捕審訊
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創制新理學體系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制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馮友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系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凄涼。在暫避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嶽耳，江山半壁太凄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馮友蘭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憶說：「文為餘三十年前舊作。以今觀之，此文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於唐宋之古文。余中年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則其選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有蘊於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讀，感慨系之矣。」
著書立說
他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赴美考察
1946年，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考察期間，馮友蘭深深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里的陳列品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里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回了祖國。
當選院士
1948年秋天，馮友蘭回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並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沖。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解放後三階段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來回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系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馮友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
第二階段：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斗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里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對解放後事態紛紜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郁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志，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只寫「自己在現有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卻了一大心願。
「學海無涯生有涯」。馮友蘭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世事遷變，人世滄桑之後，終於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盡頭。1990年11月26日，在95歲華誕的前夕，這位現代中國的一代大哲安然地離開了這個紛攘多變的世界。
馮友蘭一生勤勉，著述宏富。畢生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宏揚儒家哲學思想為己任。如果說，馮氏前期（抗戰以前）的治學旨趣在於整理研究中國傳統哲學，而直可稱其為哲學史家的話，那麼，他後期（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抗戰期間）的為學進路則重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運用西方新實在論哲學重新詮釋、闡發儒家思想，以作為復興中華民族之理論基礎。這一時期寫成的以《新理學》為核心的「貞元六書」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它既是馮氏哲學思想成熟的標志，也是他一生治學的最高成就，並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成為一位繼往開來，具有國際聲譽的一代哲人。
編輯本段哲學貢獻1923年夏，馮友蘭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為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結合起來。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學術行年簡譜（1895年--1990年）
⑶ 樊姓的起源
樊姓在大陸和台灣都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樊姓出於姬姓。周太王有後代叫作仲山甫的因為作戰有功被分封到樊地(今河南濟源縣西南，一說現河南源市)，他的後代以國號為姓，世代以樊作為姓氏。而樊姓最早的起源其實可以追溯到商湯時代。上古湯王建立了商朝，湯王的後代十分興盛，後來漸漸分離成了七的大族，其中就有一族為樊姓。後來商朝被周武王打敗，周朝平定天下以後，周成王的叔叔康叔管轄商朝的遺民，他將這七大王族遷到山東山西一帶，讓他們在此定居。所以樊姓的名門望族亦大多出於山東山西一帶。在古代，樊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上黨。 樊姓有兩個分支。一支源出於子姓：西周初年，周成王的小叔叔康叔管轄商朝遺民。遺民有七族，其中有一族是樊姓；樊姓另一支出於姬姓：周太王的二兒子虞仲有個後代名叫仲山甫，因立下了不少戰功，被封為樊（今河南濟源縣西南）侯，他的子孫稱樊氏。 樊噲，漢初將領，沛縣人。楚漢戰爭時，項羽的謀士范增打算在鴻門宴上謀殺劉邦，樊噲持盾闖入，斥責項羽，使劉邦得以脫身。 皮氏與樊姓關系密切 皮也是一個發源於我國北方的古老姓氏，他們的始祖，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輔佐周宣王中興的名臣仲山甫。他是魯獻公的第二個兒子，仕周為卿士，後來因功被周天子封在樊國，爵位為侯，在當時的諸侯之間，地位十分崇高和尊貴。他的後代子孫，後來也按照當時的習俗，紛紛以國為氏，而我國就開始有了「樊」這個姓氏。 那麼，這位仲山甫既然是樊姓的始祖，他又怎麼會跟後世的皮氏扯上關系呢？原來根據《姓纂》的記載，皮氏是「周卿士樊仲皮之後」，這位樊仲皮，正是建立樊國的仲山甫的後裔，曾經繼承祖業，擔任過周天子的卿士，如此一來，皮姓之分自樊姓，就十分顯然了。 樊仲皮的後代，又為什麼不以原來的樊為姓，而要改以王父字的「皮」為氏呢？其中，也是有緣故的。據後世的考證，這位樊仲皮，在當時樊家的排行是老二，所以沒有成為樊國的繼承人，而在周代所實施的分封制度之下，被封在現在山西省的河津縣一帶，號為「皮氏邑」，結果，他的子孫也就此以王父字為氏，統統姓了皮。這就是我國皮氏的最初來源。 皮氏系出樊氏，當年的樊國，又稱為陽樊，位於周天子的王畿之內，也就是現在河南省的濟源縣。換言之，最初皮氏所居的皮氏邑，雖然是在今山西省的境內，但是他們的最早發源地，實際上還可以推溯到河南的濟源地方，當然，後世皮、樊兩個姓氏的誼屬兄弟，更不待言。 到了漢、晉、南北朝之時，皮姓已嶄露頭角，出了不少歷史上知名的傑出人物，譬如，後漢有著名的諫議大夫皮究，以及官任上計掾、撰《秦嘉集》的皮仲固；三國時期有受劉備和曹操同聲贊揚的皮容；南北朝時北魏的名將皮豹子，北齊時以善於騎射見稱的皮景和，以及曾著《春秋意》15卷的學者皮元等。 古代名家之 樊圻 明萬曆四十四年至清康熙三十三年後(1616-1694後) 清畫家。字會公，江寧（今江蘇南京）人。擅畫山水、花卉、人物。為「金陵八家」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柳溪漁樂圖 （28.6x167.8cm） 樊宗師 字紹述，河中人。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中，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絳二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未拜，卒。詩七百六十九篇。今存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