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霍英東的家事，從事行業
苦難的童年
霍英東原籍廣東省番禺縣，1923年5月10日，出生於香港一個水上人家。祖父霍達潮，曾擁有大風帆船，來往於省港澳之間，從事貨運生意。但當霍英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家境已相當困難，全靠父親租船駁運貨物維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艱辛，他們全家窮得連鞋都穿不上，無論寒冬酷暑，都是赤腳行走。有一次過舊歷年，他父親第一次穿雙新鞋上街，在小攤檔把鞋脫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雙腳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發現竟然沒有把鞋穿回來，因為向來沒有穿鞋的習慣。
那時沒有天氣預報，水上人家生命毫無保障。霍英東的兩個哥哥就在一次台風中沉船喪生，一個5歲，一個7歲。他的母親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風浪中翻船淹死。大約是在霍英東7歲那年，父親患病不幸去世，年僅40多歲。因為染病時間很長，天天用中草葯治療，把本來就很有限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死後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島上。
父親去世以後，霍英東一家生活更加困難了。那時，他還有一個9歲的姐姐，一個5歲的妹妹，生活的重擔全落在他母親身上。
母親是一位頑強、刻苦、勤奮的人，在那多災多難的日子裡，她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折服，而是挺直腰桿，辛苦操勞，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經營下去。這駁運生意就是與外海的貨輪接洽，代它們把貨物用小舢舨運到岸上來。當時接運的主要貨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沒有駁船，從輪船貨主那兒把生意接下來，然後分給舢舨客駁運，從中賺取微薄的傭金。因為霍英東父親在世時人緣很好，母親又豁達得體，多數的貨主和舢舨客都頗為同情這一家孤兒寡母，日子倒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自己目不識丁，但希望自己的兒女知書識墨。大約在霍英東6歲那年，便由別人背著去拜師啟蒙。接著在帆船同業義學就讀，那是免費的，他家住在船上，隨處漂泊，上課很不正常，有時放學後連船也不易尋找。到第三班時，轉入敦梅小學。這間小學是要收費的，其中有一個免費班，但僅招收30人。學生要作一篇文章應考，霍英東還是考上了，而且在錄取的名字中，第一個便是他。後來，他又轉讀皇仁書院。書院的學制是倒過來從第八班開始的，相當於初中一年級。那時，書院的第八班，共招三個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數是經過老師、家長及各種關系介紹入學的，真正通過考試錄取的不足10人。應考時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東也是第一個被錄取了。
霍英東在校讀書很是勤奮，成績總是排在前幾名。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後，偶有成績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臉紅。」在皇仁書院，零英東算是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除了完成學校規定的學業之外，他還廣泛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如《金銀島》、《魯濱遜漂流記》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當艱辛的，因為皇仁書院學費很高。為了省下一點錢，霍英東常常不坐電車，花半個鍾頭急步上學。在學校里他最喜歡的課外活動便是踢球，大概因為他當時身體比較瘦弱，想煉出一副強健的體格。不過，他不敢踢得太久，總是匆匆地踢三幾十分鍾便急著跑回家，因為要回去幫助媽媽記帳和送發票。他後來回憶說：「這種緊張生活，經常弄得我筋疲力盡，頭昏眼花，甚至神經衰弱。不過，這對於我又是一個極好的鍛煉，使我後來走出社會以後，不管生活多麼艱辛，工作多麼繁忙，自己也不怎樣畏懼，倒是能夠從容對付。」
霍英東在皇仁書院讀到第三班，算來這已是高中畢業，進入大學預科。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開始進攻香港，霍英東的學業也被迫結束了。
在香港淪陷的日子
日軍佔領香港時，霍英東母親和人合夥購置的「興和」小火輪給日軍徵用了，生活沒著落，他也失學了。和當時許多人一樣，初時靠擺賣家裡的衣服雜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著他到輪船上去做火夫。輪船是燒煤的，他做鏟煤工，這是他的第一個職業，那時他才18歲。
霍英東幹得非常吃力，回到家裡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幹了9個月，在老闆裁員時給解僱了。
不久，霍英東花了10元日本舊軍票，託人介紹到太古船塢掄大錘打鐵。霍英東雖然當過火夫，但還是幹不了這種要求極嚴的重活。接著又有人叫他轉到風炮鉚釘處，霍英東掄起那吧吧直叫的風炮，震得雙手一直打抖。於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軍隊擴建啟德機場，徵集大量勞工，霍英東經在機場里做事的朋友介紹，進了機場當苦力。工錢是每天七毫半，因糧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給六兩米，扣去二毫，實得五毫半。機場在九龍，早上七點半上班，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兩小時，每天都幹得筋疲力盡。
那時，他很想學一門技術，有了一技之長，就不用這樣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學什麼呢？有一次，他提著50加侖重的汽油桶，因為力氣不足，壓傷了指頭。有一個好心的主管見他身體瘦弱，勸他不如干別的工作，霍英東便趁機提出學開汽車，主管竟然答應了。
霍英東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學到技術可以返內地開汽車，離開淪陷的香港了。但那時的人很保守，不願教。學師的照例要先干一兩年雜務，然後才學技藝。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師傅如何操作，這叫做「偷師」。每當師傅察覺到，便立刻借故支開他，叫他拆電池。當時轎車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貨車，晚上停放在機場上。一天，下午5時多了，車已停好，霍英東洗車時，看見有輛車的車匙仍留在那裡。他便爬上去，把火打著試開汽車。但剛巧停車時車輪歪斜著，汽車啟動撞到另一部車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頓，這份工也丟了。
不久，霍英東進了太古糖廠，在化驗室工作。他做慣粗工，笨手笨腳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學點技術，常常弄出點事。一次，和另一學師仔用硫酸學制氫氣，並用火點燃，氫氣將空氣中的氧氣混合，轟隆一聲巨響炸開了，他滿臉玻璃碎片。糖廠的人以為是炸彈爆炸，結果又被廠方辭退了。
日本佔領香港時，全港實行米糧配給，他又到倉庫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環貨倉處上班。初時以為秤大米不難，干起來卻不是那麼回事。他在這邊過磅，倉庫在那邊驗收，還要趕火車運往新界。一批苦力扛著米包排長龍，等著過磅，要稱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倉庫又不肯收，手腳稍為慢些，排隊等候的苦力就緊催，這份差事也難幹下去。
1942年，母親傾其所有，連金鏈也賣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灣仔鵝頸街開了間雜貨店，取名叫「有如」。其實本意名為「有和」，但登記辦證時寫得太潦草，誤寫為「有如」，也就將錯就錯。
這家雜貨店由霍英東管理，每天早上六時多開店，洗漱剛畢，顧客便陸續蜂擁而來。有時一下子來十多人，都要招呼妥當，站在路邊兜攬住，免得顧客跑到別檔去。一個顧客往往要買幾樣以至十多樣，什麼蒜頭、豆豉、鹹菜、咸魚等等。他拿著秤，手勢要快、要靚，不然，顧客便不滿意，說給少了。在機場幹活雖然吃力，但不必動腦，在雜貨店裡卻整天要料理這樣那樣。就是吃頓飯也不得安寧，得站著吃，隨時准備招呼顧客。
到了晚上10時，伙計紛紛放工逛街，霍英東還得留在店裡煮醬料、添甜醋，調制醬油。日軍佔領時期，樣樣都缺，都得自己製作。深夜12時了，還要封蓋好一切雜物。店內老鼠橫行，什麼都咬，蚝豉、發菜……樣樣都要收拾好，才能離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個小時也偷閑不得。
在這段日子裡，霍英東起早貪黑，奔波勞碌，但「那是經營生意的好訓練。」由於他細心精明的經營，雜貨店的生意日漸興隆。這段生活，對霍英東是很好的磨煉，他從中獲得經營管理的良好訓練，培養了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處事方法。
重操父輩的駁運舊業
但雜貨店的工作畢竟是太繁雜、太勞累了。1945年戰爭結束，萬物更新，各行各業逐漸活躍起來，運輸業自然急需發展。霍英東和他母親都看準了這個時機，毅然把雜貨店頂給別人，得了7000元，決心重操父輩的駁運舊業。
那時擺在霍英東面前的，有兩條出路：一是平平穩穩的路，也有過這樣的機會。他曾申請到太古洋行，當個文員，已被復信接納，月薪300港元，這在當時還過得去。文員生涯，「朝九晚五」養妻育兒，只要不出大差錯，論資升職，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條是坎坷的路：暫時幫母親搞運輸，再尋求別的機遇。這雖前途叵測，但他不甘平淡，終於選擇了後者。
幫母親做駁運生意，霍英東管帳，沒有工資，但一家人的生活費用母親全包起。家庭環境仍很艱難，但總算比過去好一些了。要強好勝的霍英東自然不以此滿足。他認為，看準和抓住時機找到出路是極其重要的。當時的香港只有一種生意好做，就是處理戰後大量物資和沉船。他非常注意憲報上關於戰後物資拍賣的消息，及時標購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價的舢板、海軍的機器等，然後迅速轉賣出去。由於他缺乏資金，難以放手大幹。有一次，他看準一批海軍機器，並且以18000元中標。他興高采烈回家請母親湊錢交款。想不到母親斷然拒絕。霍英東借貸無門，眼看到手的一筆大買賣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東找到一位工廠老闆，商量租借其倉庫存放機器，老闆看了機器，同意租倉；霍英東看老闆對機器很欣賞，提出可以賣給老闆，老闆開口願出4萬元，霍英東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間，霍英東凈賺22000元。這是他在拍賣剩餘物資的數年內賺的一筆大數。回憶這段往事，他不無感慨地說，這確是很好的機遇，如果那時我有足夠的資金，就可多賺幾大筆了。
東沙島冒險
1948年，霍英東25歲，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歲月。有一天，他聽人說：東沙島一帶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製造胃葯的原料，何賢在澳門有間公司收購，每磅1美元。霍英東聽了，很想試一試。但未出過遠海，又缺乏航海知識，母親也極力反對，他卻下定決心，與別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剛投標購進的機帆船入股，折價3萬元，加上其他人投資，籌得10萬元。他在香港長洲招了漁民80人，給了些安家費，連同船員，共90餘人出發。
那時東沙島屬廣東省管轄，出海執照須由廣東省建設廳簽發。由於未辦好出海手續，船到三門關，被海關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錨、救生艇等，海關說是貨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滯留了10天，帶去的鹹肉，咸魚都吃光了。後來轉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風浪。所招漁民，多是海陸豐人，汕尾是他們的老家，許多人不告而別，紛紛散走。霍英東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經過一番周折，才終於啟航出海。
他們終於到達了東沙島。船一靠岸，顧不得遠航疲勞，霍英東立刻帶領船員搬運物資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貯存海人草的倉庫。能夠順利到達東沙，這對霍英東來說當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他們登上的不是什麼「金山」。而是「地獄」。
打撈海人草，不像在陸地割草那麼輕松。這種海藻生長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叢中，他們缺少必要的潛水工具，只自製了潛水眼鏡，在水底能看見海人草，每個人吸上一口氣潛下去，沒採到多少海藻就急著浮上水面，靠著船舷喘氣了。有時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會被割破，還得隨時防備鯊魚的攻擊呢！這樣浮上潛下的，翻騰撲登了一天，一個人也采不了半筐海人草。
當地天氣酷熱，太陽從早上5點鍾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氣溫高達40℃以上，島上沒遮沒擋，火辣辣的陽光烤得人的皮膚發疼。海灘被陽光曬得銀白一片，眼睛也難以睜開。每人只有戴著黑色眼鏡才能活動。在海上采撈海人草時，連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曬。每人只穿著一條三角褲，不出幾天，就曬脫了皮。
有一次，霍英東他們從海上運海人草回來，突然狂風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壞了，掌舵的也不敢駕駛，霍英東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風浪漂泊。從白天到黑夜，風沒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見遠方電筒亮了一下，霍英東知道那裡就是東沙島，真是喜出望外。於是，他和船員把正船舵，向著小島駛去。這時風浪已經減弱，他們才脫離了險境。原來那燈光是一位伙計拿著手電筒到海邊察看停泊著的小船被狂風颳走了沒有。霍英東後來回憶說：「如果沒有那一閃的救人之光，我們早就沉到海里喂鯊魚了。」
島上食用也非常困難，來時帶的咸魚、鹹菜不多，原以為可以釣魚，以魚作餚，但海上全是大魚，不到兩天，釣絲全給咬斷了。每天只吃白飯，飯量特別大。但帶去的糧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後，就處於半飢餓狀態。捱上一個月，許多人臉浮腳腫。
全島能供飲用的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咸半淡，平時水深僅半尺。除了用來煮飯和飲用，只能用少許洗臉嗽口。誰想沖個涼，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極少。從海上采撈回來，個個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沒有淡水沖洗，實在難耐。更苦煙源斷絕，船員們煙癮發作，只好到垃圾堆里尋找那些早已漚得發霉發臭的煙頭，撿來用水泡浸、曬干，再放到鍋里炒一下，用紙一卷，聊勝於無。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月，也沒見大陸的補給船到來。船員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終於散夥了。
霍英東後來只好僱用一批台灣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們也能捱得下去。最終靠著這一群特別能夠吃苦的人，繼續支撐了。霍英東在這個荒島整整熬了六個月。
經管後勤事務的人，只列進帳，沒有出帳，海人草陸續賣掉以後，說是僅夠各種開支，一分錢也沒有賺到。苦熬半年一場空，霍英東那時心情懊惱，但他認為這段艱苦的生活，磨煉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對他以後的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東沙島的日日夜夜，不管處於怎樣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決心和勇氣去克服。
開拓房地產業新天地
香港光復時，人口才50萬，以後陸續增加到100萬。人口劇增，住房嚴重不足，加上工商業勃興，形成對土地和樓宇的龐大需求。霍英東審時度勢，認定香港房地產業勢必大有發展。早在1953年初，他已開始經營房產業，成立立信置業有限公司。
那時英國、美國、加拿大及香港地產商都是整幢房屋出售的，由一個公司擁有整幢地產樓宇，非有巨額資金，很難購買，因而房屋不易脫手。過去美國華僑喜歡在九龍深水bu一帶購置物業，作為祖業傳給子孫收租。從買地、規劃、建樓，以至收租，資金周轉期很長。霍英東當時是向銀行貸款建樓的，要付一分多利息，如果建成了才賣，人家不買，利息承擔不起，自己只好「跳樓」。他於是一改過去的作法，將房地產工業化，興建住宅、寫字樓、商場綜合大廈，分層、分單元出售，預售「樓花」，並提倡分期付款。這分層預售「樓花」和分期付款的經營方式在當時確是個大突破，此法大受買家歡迎。
當時引導買主察看樓宇的人都是有名的「負氣佬」，他們對賣主很不耐煩，因為反復帶人上高層樓宇介紹房舍情況，一天不知上下多少次，又往往十居其九生意斟不成，徒勞往返。霍英東有鑒於此，編印了小冊子，對樓宇情況以及有關出售樓宇新措施廣為宣傳，便於買家了解，這在當時也是創舉，收到良好效果。
霍英東精打細算，他算過一筆帳：那時租樓要交頂手費，一般一個單元7000元。一座樓如果以六層計，位置高，價錢可便宜些，一個單元才賣1．4萬元，登廣告預售，第一期交費7000元，餘下7000元，每月繳交不到300元，兩年可還清，與租屋無異。但買方卻獲得一個單元住房，是很合算的。所以廣告一出，樓花很快便賣光了，其實樓房尚未開工。從建樓來說，比如建築費需100萬元，首期預付10％，只須先付10萬元，以後在施工中分期付一定款數。樓房可賣二三百萬元，凈賺一二百萬元。先收售價一半，這建樓費用早就解決了，資金周轉很快。他收足定款後才動工，是萬無一失的。但買方仍覺便宜，還是搶著買。往往認購之後，轉手賣出，也有利可圖。有人早上購個鋪位，下午轉手賣出便賺了錢。這說明房地產業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把人們手上的錢都吸引到房地產業上來。
他首先買入使館大廈，賣了280萬元，賺得不少。以後陸續興建的樓宇，他帶頭「賣樓花」，一時地產商紛紛效尤，成為香港房地產市場的一大經營特色。「賣樓花」加速樓宇的銷售，加快資金回收，地產商易於籌措資金。那時一哄而起，全港都瘋狂了似的，許多人卷進房地產業的旋風里。從1955年到1965年10年間，香港地產業蓬勃發展。
香港樓房過去一般不超過四五層。1955年香港政府修訂建築條例，准許建高層，房地產業發展更加迅速。當時香港政府一個星期拍賣12幅地，連續拍賣3年。在這期間，霍英東建起了全港第一座最高的17層大廈，隨後幾年，大廈遍布港九。在他名下的60多間公司，大都經營房地產生意。他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該會擁有會員300多名，經營香港7成以上房地產生意。目前香港許多富豪，大都是經營房地產發跡的。他的革新措施把香港房地產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就在當時他已預見到房地產業將有更大發展，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目標，目前在香港，這個目標已逐步實現了。他現在仍擔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永久名譽會長。
房地產業的啟動，推動了香港工業的發展。那時紗廠、搪瓷廠、水泥廠、船廠受經濟不景氣影響，難以支持。但工廠在市區都佔地不少，有的紗廠佔地幾十萬尺。這些工廠遷廠賣地建樓，一下子賺了大筆錢，工廠起死回生，又可擴大生意了。拆船廠無船可拆，貨倉存貨不足，都可賣地轉搞房地產。這些重大變化都發生在1955年以後那幾年間。高樓大廈一建，其他有關工業便帶動起來。1959年香港的紗廠總共才38萬錠，但到1967年就擁有90萬錠了，原因在於房地產市場好。南洋紗廠搬到荃灣，一搬就發了。原來廠址所在地段繁榮了，建了樓房便賺大錢。
那時大家都爭地盤。霍英東拆建利園山舊樓，收購了部分渣甸倉，牛奶公司貨倉；海軍船塢開投，他也投了標，這都是為了找地盤，建樓房。香港政府還開山填海賣地，他也承辦開山填海工程。
房地產業不但推動了工業發展，也推動了旅遊、商業、飲食業，還推動了金融業的發展，使整個香港繁榮起來。
50年代以前，銀行是不輕易貸款的，不收存款。匯豐銀行早期就不收存款，要經有名望的人介紹才能開戶。許多人士的產業，不是早已存足樓款的，而是把所購樓宇按搗（抵押）給銀行，向銀行貸款購買。樓宇按揭貸款當時便成為銀行的主要業務。香港金融也隨之日益活躍。
現在回頭看來，霍英東當時採取的經營房地產業的新措施，在香港經濟發展中確是重大突破。它不但推動房地產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工業和金融業的發展。
從挖海沙到承包工程
房地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建築材料業，目光遠大的霍英東，早已放眼於海底沙。掏沙能填海造地，挖深海床，又能取得建築業所需大量海沙。但掏沙費工多，沙價又賤，盈利少，當時很多人都不願經營。
挖海沙，初時干這行確也相當艱苦。用手工操作，鏟沙很吃力，費工又多。每逢煤炭船到，挖沙的工人都運煤去了，就找不到工人。及後每年招標，由幾十隻帆船承包，3元多一立方碼。船主先借一年工錢，往往一次扣不完，尚有餘欠，他又要求再借，預支款總還不清。明年招標，又不能不再包給他，因此獲利不多。
過了一段時間，不願守舊的霍英東試圖改革，他花7000元港幣從海軍船塢買來挖沙機器，用機械操作，效率大大提高。及後進一步改用機船掏沙，派人到歐洲重金訂購了一批先進的掏沙機船，以後又親自到泰國，向泰國政府港監，以港幣130多萬元購買了一艘大挖沙船，載重2890噸，每20分鍾可挖取海沙2000噸，自動卸入船艙。此外，他還捷足先登，通過投標，承包海沙供應，自此掏沙業迅速發展，開創了挖海沙的新局面。
為了擴充設備，增強實力，他收購了美國人的太平島船廠。從前只有外資吞並中國人的產業，這回卻是全港最早由中國人收購外國公司的產業。他還收購了荷蘭治港公司的大批工具，從事填海造地，承包國際性的招標工程。
過去香港的大建築工程都是給外國公司承包的，香港建機場，法國公司中標承建。1947年到1948年興建中國銀行，也是英國建築公司承辦。初時霍英東承辦建築工程，有人說，你們不是工程師，又未學會計，肯定辦不好。但他卻成功地承建了不少工程，從未遭受失敗，有的還是難度很大的重大工程，開創了中國建築公司承辦重大工程的先例。
最艱巨的工程，是承建世界上第一次設計的海灣水庫淡水湖第二期工程。
淡水湖的第一期工程是由法國公司承包的。
由於虧蝕，承辦了第一期，就甩手不幹了。霍英東承建的是水庫第二期工程，為水壩加高，那是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國際性招標工程。開投時，日本十多家公司合投一票，但計價比霍英東高出一倍。
這項工程技術要求甚高。水庫工程已不簡單，何況是在海灣建水庫，每項工程要求都很嚴格。先攔壩抽干海水，壩外面為石，石上要鋪五尺厚的沙，由於是斜面，沙鋪放時容易沖歪，如何鋪好，技術上難度很大，但他終於成功了。在承建許多工程後，霍英東對此更有信心了。
除此之外，他承包過上百個項目。做過填海工程，也建過碼頭、避風港，鋪過海底煤氣管道以及海底排污管道。
他也建造過水翼船。收購太平島船廠後，他買了一隻瑞士制的水翼船，並按其設計製造。燒焊時須將船體翻轉，才利於操作。船體很大，如何翻轉，很多工程師都感到為難。他們卻有土辦法，給船體安裝上大木輪，即可翻轉。
雄心勃勃的霍英東還把填海開港的事業向東南亞各國開拓，汶萊開港，檳城填海等工程也是他承包的。他開辦的「有榮公司」連續在不少港口城市興業，與國際上20多家公司競爭，往往穩操勝券。
把目光轉向大陸
70年代在霍英東的生活歷程中，是個重大轉折。他的經濟事業已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時便把目光轉向大陸。他一向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堅信中國人的才智甚高，勤奮有為，足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渴望祖國繁榮富強，並願為振興中華盡力。但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談不上經濟建設，他只好從體育事業著手，支持祖國盡早恢復在國際體育組織的合法地位，使中國體育健兒能登上世界體壇，一顯身手，藉此振奮民心，推動祖國體育事業發展。
這與他從小愛好體育、特別是愛好足球運動有關。霍英東說：「孩童時，我便戀上了足球，在五光十色的夢幻中最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馳騁球場，受到萬眾歡呼擁戴的球星。」入皇仁書院讀書時他愛踢小足球，但功課很緊，練腳時間不多。日軍侵佔香港，根本沒有機會打球。光復後生活迫人，體育鍛煉基本停止。從東沙島回來，身體很糟。1954年開始從事房地產業，工作更緊張，每天僅睡三四小時，只剩102鎊。這時他才警覺到要認真鍛煉體魄，決意每天定時參加舉重、游泳、網球、足球等項活動。
60年代前期，霍英東經常下場參加足球比賽。他組織的有榮小足球隊和卓然隊，在港澳地區是支勁旅，每年比賽近300場，連續10年風雨不改。他自己就是這支球隊的中鋒，而且頗有名氣，因此香港足球團體都擁他為「大哥」。他經常身先士卒，帶領年輕隊友沖鋒陷陣；在他43歲時第一次參加甲組聯賽，首場比賽中他竟打進三球，一時傳為佳話。他的足球隊，每年活動經費都在100萬港元以上，他也樂於支付。同時，他十分愛護球隊的每一個球員。他打網球也相當出色，1972年至1977年間，曾六度獲得香港網球公開賽雙打冠軍。他還參加過在英國溫布爾登的老將雙打比賽，雖然未獲勝利，但卻是第一個在溫布爾登參加元老網球比賽的中國人。
正因為與體育有這樣的淵源，70年代霍英東的愛國心就傾注於協助祖國體育事業沖向世界。他認為在國際競技場上奪取金牌至關重要，是國家威力的體現。爭取恢復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從而參與各項賽事，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個緊迫問題。但當時外有反華勢力作梗，內有「左」的干擾，要解決這一緊迫問題，曲折頗多，阻力甚大。1974年霍英東曾邀請國際足聯會長和秘書長到北京，官方竟無人出面接待。晚上9時，外賓抵達北京飯店宴會廳，大廳冷冷清清，僅霍英東與其長子震霆迎接。住房也安排在一般外賓住的中樓，不安排到貴賓住的東樓。霍英東處此尷尬境地，既迷惑不解，又無可奈何，只好多方解釋。
盡管遭受這番挫折，霍英東仍然滿腔熱情，繼續抓緊一切機會為中國體育走向世界而奔走。同年，當他以香港足協負責人的身份，赴伊朗德黑蘭參加亞洲足協會議時，便立意先從亞洲足球協會打開缺口，爭取我國加入這一組織。
當時聯合國雖然已經恢復我國的合法席位，但國際奧委會及許多國際體育組織仍保留了台灣代表席位，我國仍被排斥在外。那時候，東西德、南北朝鮮都分別同時參加國際體育組織，也都分別參與國際體育比賽。而我國情況不同，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因而均以地區參加，台灣改個名稱作為地區參加還是可以的。這樣辦，許多國家的代表比較容易接受。
關於恢復中國在亞洲足協中合法會籍的議題，照章應在60天前提出，大會前一天足協執委經已決定，本次會議不討論我國入會的問題。我國家體委也認為不可能在這次會議上解決問題了。盡管如此，霍英東仍抱一線希望，積極爭取。他想，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兩年後才再召開會議，又得拖後兩年了。但按照章程議程之外的問題，均不予討論，除非有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人數支持，作為緊急事項，提出臨時動議，才能列入議程。當天午飯時，霍英東再三考慮，決定四齣活動，通過這唯一途徑，爭取列入議程。這次首先由伊朗代表在會上提出，應讓中國入會。主持會議的會長是馬來西亞的東姑拉曼。此事在會上經過約一個鍾頭的辯論，支持動議一方所持的理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亞洲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