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多久在中國盛行

Ⅰ 佛教的興盛時期是

佛教在中國經過四、五個世紀的流傳，到隋唐後，達到了鼎盛時期，這時南北政治統一，國家經濟發達，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隨著異說求同求通的趨勢，表現為出現中國化佛教——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唯識宗、律宗、華嚴宗、密宗、凈土宗、禪宗等並傳播到日本、朝鮮，並在那裡又產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國化完成，提出頓悟成佛的禪宗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的主要標志。

印度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

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

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凈土宗。

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

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風格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風格。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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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起來說，隋唐佛學有四種特性：一是統一性；二是國際性；三是自主性或獨立性；四是系統性。若欲知道這四性性質及其演變，便也須知道佛學在這一時期之前與以後的趨勢。

一、先說統一性。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能夠在各方面得以統一。扼要說來，佛學本身包含理論和宗教兩方面。理論便是所謂哲理，用佛學名詞說是智慧；同時佛教本為宗教，有種種儀式信仰的對象，像其它宗教所供奉的神，以及有各種工夫如坐禪等等。所以佛教既非純粹哲學，也非普通宗教。

中國佛教對於這兩方面，南北各有所偏，又本來未見融合，可是到了隋唐，所有這兩方面的成分俱行統一。從歷史上看，漢朝的佛教勢力很小，到了魏晉南北朝雖然日趨興盛，但是南北漸趨分化。

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晉以來的玄學最占優勢；北方則仍多承襲漢朝陰陽、讖緯的學問。玄學本比漢代思想超拔進步，所以南方比較新，北方比較舊。佛學當時在南北兩方，因受所在地文化環境的影響，也表現同樣的情形。北方佛教重行為、修行、坐禪、造像。

北方因為重行為信仰，所以北方佛教的中心勢力在平民。北方人不相信佛教者，其態度也不同，多是直接反對，在行為上表現出來。當時北方五胡很盛，可是他們卻漸崇中國固有文化，所以雖然不是出於民族意識，也嚴峻地排斥佛教。

南方佛教則不如此，著重它的玄理，表現在清談上，中心勢力在士大夫中，其反對佛學不過是理論上的討論，不像北方的殺和尚、毀廟宇那樣激烈，並且南方人的文化意識和民族意識也不如北方那樣的強，對外來學問取容納同化態度，認佛教學理和固有的玄學理論並沒有根本不同之處。

換言之，南方佛學乃士大夫所能欣賞者，而北方的佛學則深入民間，著重儀式，所以其重心為宗教信仰。

二、再說國際性。隋唐時代，中國佛學的地位雖不及印度，但確只次於印度。並且當時中國乃亞洲中心，從國際上看，中國的佛教或比印度尤為重要。當時所謂佛教有已經中國化的，有仍保持印度原來精神的。但無論如何，主要僧人已經多為中國人，與在南北朝時最大的和尚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全不相同。

南朝末年的法朗是中國人，他的傳法弟子明法師是中國人，但是他最重要的弟子吉藏是安息人，為隋朝一代大師。隋唐天台智者大師是中國人，其弟子中有波若，乃是高麗人。唐法相宗大師玄奘是中國人，其弟子分二派：一派首領是窺基，於闐人；另一派首領是圓測，新羅人。華嚴智儼系出天水趙氏。弟子一為法藏，康居人，乃華嚴宗的最大大師；一為義湘，新羅人。

凡此俱表示當時佛教已變成中國出產，不僅大師是中國人，思想也是中國化。至若外國人求法，往往來華，不一定去印度，如此唐朝西域多處的佛經有從中國翻譯過去的，西藏雖接近印度，而其地佛教也受當時中國影響。

朝鮮、新羅完全把中國天台、華嚴、法相、禪宗搬了去。日本所謂古京六宗，是唐代中國的宗派。而其最早的兩個名僧，一是傳教大師最澄，一是弘法大師空海，其所傳所弘的都是中國佛教。所以到了隋唐，佛教已為中國的，有別開生面的中國理論，求佛法者都到中國來。

三、佛教到隋唐最盛。佛教的勢力所寄託，到此時也有轉變。因此接著談到它的自主性或獨立性。主要的是，這時佛學已不是中國文化的附屬分子，它已能自立門戶，不再仰仗他力。漢代看佛學不過是九十六種道術之一；佛學在當時所以能夠流行，正因為它的性質近於道術。

到了魏晉，佛學則倚傍著玄學傳播流行，雖則它給玄學不少的影響，可是它在當時能夠存在是靠著玄學，它只不過是玄學的附庸。漢朝的皇帝因信道術而信佛教，桓帝便是如此。晉及南朝的人則因欣賞玄學才信仰佛教。迨至隋唐，佛教已不必借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能繼續流行。

佛教的組織，自己成為一個體系。佛教的勢力集中於寺院里的和尚，和尚此時成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至於唐朝的皇帝，卻有的不信佛教。高祖僅僅因某種關系而中止毀滅佛教。唐太宗也不信佛教，雖然他非常敬愛玄奘，但曾勸過玄奘還俗。玄奘歸國後，著手翻譯佛經，要求太宗組織一個翻譯團體，太宗便拿官話搪塞玄奘，意思是你梵文很好，何須他人幫忙。

據此，足見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如何了。玄宗雖信佛教，可是信的是密宗，密宗似道教，實際上信道教才信佛教。唐朝士大夫信佛教的也不多，即有信者也對於佛學理論極少造詣。士大夫排斥佛教的漸多，且多為有力的分子。加以道教的成立，使陰陽五行的學者另組集團來反對佛教。儒教則因表現在政治上，和佛教無有很大關系。

因之佛教倒能脫離其它聯系，而自己獨立起來。另一方面，佛教這種不靠皇帝、士大夫，而成獨立的文化系統、自主的教會組織，也正為它的衰落的原因。即說佛教的中心僅集中於廟里的和尚，則其影響外界便受限制。和尚們講的理論，當時士大夫對之不像魏晉玄學之熱衷；平民信仰佛教的雖多，然朝廷上下則每奉儒教，不以事佛為主要大事，這些實在都是盛極必衰的因子。

本來佛學在中國的表現，一為理論，二為解除生死問題，三為表現詩文方面的佛教思想。可是到了向下衰落的時候，理論因其精微便行之不遠，只能關在廟里；而生死問題的解決也變為迷信。這時只有在文學方面尚可資以作為詩文的材料，韓昌黎雖然排佛不遺餘力，倒嘗採取佛學材料作些詩文贈給和尚。

四、最後談到系統化。印度佛教理論，本來有派別的不同，而其傳到中國的經典，到唐代已甚多，其中理論亦復各異。為著要整理這些復雜不同的理論，唐代的佛學大師乃用判教的方法。這種辦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別、互異的經典得到系統的組織，各給一個相當地位。

因此在隋唐才有大宗派成立。過去在南北朝只有學說上的學派(Sect)。例如六朝時稱信《成實論》者名成實師，稱信《涅盤》者名涅盤師。而唐朝則成立各宗，如天台、禪宗等等，每宗有自己的廟、自己的禁律，對於佛學理論有其自己的看法。

此外每一宗派且各有自己的歷史，如禪宗尊達摩為祖宗，代代相傳，像《燈錄》里所記載的。這也表明每派不僅有其理論上的特點，而且還有濃厚的宗派意識，各認自己一派為正宗。此種宗派意識，使唐朝佛教系統化，不僅學術上如此，簡直普及到一切方面。

華嚴、天台、法相三宗，是唐朝最重要的派別。另一為禪宗，勢力極大。天台、華嚴不僅各有一套學理，並且各有一個全國性的教會組織，各有自己的譜系。華嚴、天台、法相三宗發達最早。華嚴上溯至北朝，天台成於隋。它們原來大體上可說是北統佛教的繼承者。

禪宗則為南方佛學的表現，和魏晉玄學有密切關系，到中唐以後，才漸漸盛行起來。原來唐朝佛學的種種系統，雖具統一性，但是南北的分別，仍然有其象跡。唐朝前期佛學富北方的風味，後期則富南方風氣。

北統傳下來的華嚴、天台，是中國佛學的表現；法相宗是印度的理論，其學說繁復，含義精密，為普通人所不易明了。南方的禪宗，則簡易直截，明心見性，重在覺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賞而加以模擬。所以天台、華嚴那種中國化的佛教行不通，而來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禪宗可以流行下去。

禪宗不僅合於中國的理論，而且合乎中國的習慣。當初禪宗本須坐禪，到後來連坐禪也免去了。由此也可見，凡是印度性質多的佛教終必衰落，而中國性質多的佛教漸趨興盛。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隋唐佛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佛教史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佛教的中國化

Ⅱ 佛教是什麼時候在中國廣泛流傳的

佛教發源於距今約2553年前的古印度。佛教的創始人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是北印度人，就是現在的尼泊爾，它在印度的北方，西藏的南部。佛教從印度傳人中國，受到了中國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的抵制，受到儒、道兩家猛烈攻擊，歷經多次劫難。

漢代以後，由於絲綢之路的開辟，佛教開始從印度來到中國。剛到中國，佛教沒有漢文佛經為依據，更沒有華人僧徒做內援，力量非常弱小，只得依靠黃老道術以圖立足，於是便把佛陀釋迦牟尼的神跡全都放在老子頭上，產生了老子化胡說。

由於佛門對這一說法沒有提出過任何異議，所以人們對此也未介意，只是糊里糊塗地將二者視為一體共同祭祀。至此，佛教廣泛流傳，勢力膨脹，西晉末年與道教產生矛盾。道教又提出了老子化胡說，佛教已經羽翼豐滿，不再承認這一說法。於是道土王浮根據以往傳說，作成《老子化胡經》貶斥佛教。《化胡經》使佛教在道教面前大為難堪，引得僧人群起而爭論，紛紛指責此書，並竭力證明佛在道先。從此，《化胡經》的真偽成了歷代僧道長期爭執的焦點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明晨問於群臣。太史傅毅答說：西方大聖人，其名曰佛；陛下所夢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將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蔡愔等於西域遇竺法蘭，攝摩騰兩人，並得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著共還洛陽。帝特為建立精舍給他們居住，稱做白馬寺。於是摩騰與竺法蘭在寺里譯出《四十二章經》。這幾乎是漢地佛教初傳的普遍說法，也為我國歷史教科書所採用。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到了後漢末葉桓靈二帝的時代（147—189年），記載才逐漸翔實，史料也逐漸豐富。其時西域的佛教學者相繼來到中國，如安世高、安玄從安息來，支婁迦讖、支曜從月氏來，竺佛朔從天竺來，康孟詳從康居來。由此譯事漸盛，法事也漸興。

由於佛教的學說經義，常令人五體投地，深信不疑。特別是那些貪戀富貴的帝王們，很容易成為佛門說教的信徒，南朝梁武帝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梁武帝蕭衍，是十足的佛教迷，他曾親自註解佛經，撰寫論文，參加佛事，甚至還先後三次捨身佛門。

佛教在隋朝奠定復興的基礎，唐高祖統一全國後，由於帝王對佛教的護持，使得中國佛教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各宗爭鳴，百花齊放，高僧輩出，隨著國家的威勢，將佛法傳播到東亞各地區。世稱貞觀之治時期，太宗護持佛教，崇敬三寶，歷代罕見，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碩學輩出，譯經事業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畫推陳出新，諸宗並弘，文物燦然大備，為中國佛教最輝煌的黃金時代。佛教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成熟期，呈現完全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文學上都有很深的影響與成就。

在歷代信奉佛教皇帝的支持下，僧尼寺院開始泛濫，直接危害國家財政，威脅王權統治，加之道教從中作梗，於是便發生了幾次大規模以政權力量直接打擊佛教的滅佛活動。「三武一宗之難」就是佛門的極大災難。

所謂「三武一宗之難」，即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後周世宗柴榮四人採取措施打擊佛教的活動。

佛教在沉浮興衰和儒道圍攻的漫長過程中逐漸變得圓滑變通，開始與儒道溝通以改造自身學說，以求更力口適應中國統治者的要求。佛教吸取他家之長，逐漸中國化，逐漸儒學化，從而也就在中國文化中深深紮根，進而形成了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中國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