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多少國家捐了物資

『壹』 中國國際救援隊援助過哪些國家

新中國對外援助究竟有多少？
——我國外交檔案解密透露1960年底以前的實情

多年以前，作為我國外交的重要內容之一，「對外援助」這個「關鍵詞」頻頻出現在報紙上、廣播里。對於上點歲數的中國人來說，「外援」一詞並不生疏。但是，有關我國「外援」的具體情況及統計數據，恐怕很少有人說得清楚。

隨著外交檔案不斷解密，新中國的「對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眾開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檔案中，記者發現含有「對外援助」字樣的標題竟有200多個。

1 蒙古國最早請求支援勞動力

新中國剛成立，國外請求援助的信函便紛至沓來。

「越南請求中國援助大米事」，「關於寮國要求我國提供經濟援助問題」，「關於葉門要求援助事」，「幾內亞高官要求我經濟援助等談話記錄」，「印尼要求我援建紡織廠事及印尼工業部長為此擬訪華事」……外交檔案顯示，某某國「要求中國提供」、「請求中國援助」、「請求我給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紀50年代我國一些駐外大使館來電及外交部上送報告中的常見字句。

向中國要錢要糧要物或援建工廠的要求，不少是國家元首親口提出的，他們或找我駐外大使，或直接專門致函我國領導人，還有的以國家政府或外交部給我國發照會的方式，商談和辦理「援外」事務；在當時我國外交部和外貿部等政府部門、駐相關國家大使館的工作中，這一項佔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國首任駐蒙古國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總理喬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幫助解決勞動力的問題」。這大概是向我國最早提出的外援請求。當時，中方的答復是：「因為國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動員工人出國是有困難的，這個問題容後考慮。」

周恩來總理記住了對蒙古國的這一承諾。1954年11月，烏蘭夫副總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臨行前，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電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團去蒙，除參加蒙黨代大會外，並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勞動力方面有何困難，以及我國可能給予何種幫助的問題。」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電告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我們當在可能范圍內盡量滿足你們的要求。」1個月後，蒙古國向我駐蒙使館提交了總計12250名工人的清單，包括粗細木匠、泥瓦匠、制磚瓦、燒石灰、穀物蔬菜樹木花卉種植、傢具製造、廚師、裁縫、制靴、印染、桶匠、捕魚等近40個工種，蒙方同時要求工人自帶工具。

對此，外交部給使館的回電中頗顯為難：「此次蒙古所提出的工人種類繁多，要求去蒙的時間又急，並且所涉及的問題甚廣……進行動員是有困難的。」「又如去漁工，蒙方有無漁船、漁工？」後來，根據中方建議，雙方就此組團商談。1955年4月底，相關部門在東北三省開始了赴蒙工人的組織工作。當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國提出援助的時間也很早。在標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開門見山：「我們正處在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因此，懇切要求你們再幫助我們一千五百噸至二千噸大米，以渡過此難關。」顯然，在此之前，我國已支援過越南糧食了。

2 援越物資表裡有葡萄乾和酒

記者粗略統計，到1960年底，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還有：朝鮮、柬埔寨、尼泊爾、緬甸、馬里、烏干達、剛果、喀麥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國。

我國幫助蒙古國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修橋造路，解決燕麥種子，供應木材，修復古廟等，援建紡織廠的設備國內提供不了，我們就用稀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在《中國和越南關於中國1955年援助越南的議定書》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貨物表裡，有30000噸大米、300噸麵粉、5000公斤葡萄乾、180根皮帶、1130箱酒及粉條、香煙、中成葯、醫療器械等；援建鐵路的物資表裡，有電爐、輪船、電話機、卡尺、燈泡等物；農業援助項目從農作物栽培、選種、育種、病蟲害防治，到建獸醫院、家畜防疫葯劑製造廠等，還有10個碾米廠、2個汽油庫、火柴廠、加固水壩等等。這其中的30000噸大米，是在議定書簽訂之前5個月，越南勞動黨中央致中共中央絕密函中提出的，當時中共中央回電：「雖然國內大米供應也較緊張，但為著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國家，同意照撥。」那時大多數中國人也難以享用葡萄乾和高檔酒。

在柬埔寨，我們除了援建水泥、紡織、木板、造紙、鋼鐵等各種廠子外，還幫他們建藝術學校、電台，勘探鐵礦煤礦。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橋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運送鋼纜的船傾斜進水，29歲的中國工長、共產黨員陳國平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個為我國的援外事業獻出了生命。為報告國內這一不幸事件及善後，使館先後發回3個篇幅很長的電報。

非洲國家是從1958年底才開始陸續與我國建交的，對他們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幾個月開始。我們援建他們中小型工業項目和農場，幫助他們找水打井。糧食是這些國家最希望從我國得到的東西，1959年到1960年，我國糧食連續兩年減產，但對於非洲國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們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還宣布「向剛果提供5000噸至10000噸小麥或大米」。

此時，新中國政府面對的是多年戰爭後民國政府留下的爛攤子，百廢待興，國力有限，但我國人民仍節衣縮食，克服重重困難，一一滿足各國的要求。而且，我們的援助從不附帶任何條件。

3 受援國家的要求往往過大、過多、過急

雖說是我國提供外援，我們給人家東西，但與受援國就外援的談判並不容易，執行中也出現過一些問題。

1955年2月16日，中蒙雙方為中國援助蒙古勞動力問題開始談判。「至4月7日正式簽字，共進行了14次會談。」為什麼要談判這么多次？原來，蒙方提出，中國去的工人「希攜家屬來蒙，居留期間愈長愈好」，工期「不少於五年」，與蒙古員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資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國內」。我談判代表團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談判中我們的許多意見都經過多次解釋才被接受，如我們提出工人的工期為三年，派遣中國幹部帶隊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務處，准許工人兌回工資百分之三十的現款養家及把餘款存入蒙古銀行，列入非貿易賬戶匯款等問題，均經過多次反復磋商。」

這樣的問題似乎不只發生在對個別國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檔案中說：「從幾年來的實際情況看，受援國家提出要求我國幫助建設的不少項目，往往超出他們國內的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他們提出要求援助的項目往往過大、過多、過急。同時，按照我國的實際情況，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於受援國的要求往往過急，「以致有些項目的建成時間和設備交付時間規定得比較緊迫，給執行協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1958年底，一份總結外援工作的檔案列舉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援蒙的「個別項目規模過大、標准偏高」，「磚瓦廠由於原協定限期太緊，國內的設計和設備製造工作無法如期完成，推遲半年才完工」，「據估計蔬菜農場生產的蔬菜比當地的肉價還要貴。」按協議，1958年我國應向朝鮮供應6萬紗錠紡織機械設備，但「由於目前優質鋼缺乏，不能盡早滿足朝方要求」。

因此，當時外貿部等一些部門提出：「對兄弟國家提供援助……是為了幫助和推動他們自力更生，促進他們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外援要「貫徹執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細水長流的方針，做到因地制宜，中小為主，多快好省」。

4 11年外援總額：40.28億元人民幣

「從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國同某些兄弟國家和亞非民族主義國家達成協議由我國提供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兄弟國家35.39億元(無償援助25.79億元，貸款9.60億元)，援助民族主義國家4.89億元(無償援助2.38億元，貸款2.51億元)。在援助總額中，用於提供成套設備的為9.86億元，其中對兄弟國家9.62億元；對民族主義國家2470萬元。」

這是1960年7月1日，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李強向全國外事會議報告的統計數據。他的發言稿題為「幾年來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上面標有「絕密材料會後收回」8個字。46年後，這個發言稿加上了印有檔號的封面，向公眾亮相。在當時我國的經濟總量中，40.28億元的外援總額佔有多大比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這個數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國家基建投資計劃427.4億元的1/10。

當時，我們的「兄弟國家」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快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東歐及越南、朝鮮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據外交檔案記載，在歐洲的「兄弟國家」中，11年間我國僅少量援助過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因此，援助「兄弟國家」的35.39億元款項，絕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鮮三個國家分享。而接受我們援助的「民族主義國家」，則主要是柬埔寨、葉門、尼泊爾、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

李強還介紹，我國對外提供成套設備的援助從1955年開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國同九個國家簽訂的經濟技術協定和議定書的規定，援外的成套項目為182項，其中對『兄弟國家』165項(朝鮮8項，越南100項，蒙古53項，阿爾巴尼亞3項，捷克1項)。」在其餘援助「亞非民族主義國家」的17項中，剛與我國建交兩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項。「共派出工程技術人員7558人次，建築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養了外國實習生2864名。」

5 中國還積極參與了人道主義援助

翻閱半個世紀前的援外檔案，我們不能不想到當時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直到1960年底，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僅38個，其中10個還是1958年7月以後才建交的。新中國愛好和平，希望創造有利於國內建設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希望不斷擴大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不少檔案都提到：「認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外援』擴大了我國的影響，對發展我國同各國的友好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正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我國還積極參與了國際上的人道主義救援活動。一次次救援款物的辦理經過，也都詳細記載在了外交檔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個主婦會致毛主席信，說當地發生嚴重地震和海嘯，居民受災嚴重請求援助，中國紅十字會立即電匯過去2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1955年7月，在聯合國駐阿富汗的技術援助專家名單中，就有我國兩位養蠶專家和他們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國也迅速提供了救濟。

1952年，印度發生災荒，我國先後以紅十字會、全國總工會等4個群眾團體的名義，兩次各捐款20億人民幣。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濫成災，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建議中央，我國援助印度10.5億元人民幣，當毛澤東主席了解到蘇聯捐贈了25萬盧布(約合人民幣17億)時，批示「款數似應增加至十五億或廿億人民幣」，相關部門最後定為15億元。與當時美國給印度捐1萬美元、200萬磅奶粉，英國捐500英鎊，南非捐100鎊相比，我們援助的15億元也是不少的。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鄧小平告訴1976年訪華的李資政：中國援出了200億美元，基本上屬於無償性質的。

據中國軍事科學院專家曲愛國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黃文歡的回憶錄：在越南抗法戰爭期間(後來才有抗美階段)，中國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在武器、裝備和後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給多少」的指示辦。毛澤東是這么告訴過胡志明的：「我們是一家子。要人給人，要物給物……」

據李光耀估計，20世紀80年代中國援了10億美元。

1、援助阿爾巴尼亞：

中國為阿爾巴尼亞援建了大量的企業，後來基本處在停產、半停產的狀態，設備早成為了廢鐵；幫助阿國建設的備戰用的堡壘，他們開始用它喂雞了……

當時的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透露，1964-1970年代末，中國給了阿國90億元人民幣！(有學者根據貨幣含金量、購買力測算，它相當於現在的上千億！它還相當於給當時人口規模為200萬的阿國人每人發了4000多元的紅包！)

伍修權將軍的文章《回憶與懷念》說，阿爾巴尼亞獨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里講敘了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馬外交官敘說此事時，沒有忘記留下一句溢美之詞。伍將軍心痛地補充了一句：中國人慷慨呀！

2、越南：

對於越南，中國除了經濟援助，更多的是無償的作戰和勞務援助。中國軍人除了在一線作戰之外，還在承擔通信、後勤、築路、掃雪，甚至還承擔了為他們的農民挖溝、種地等事情。

另外，中國還援助了槍11.6萬支，大炮4630門，工兵、通訊器材、衣物、大米、葯品、汽油、機車……

越南人1978年發起的對華戰爭中，他們用中國人送去的槍炮作武器，用中國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槍的架子和掩體的材料，來射殺中國的軍人！……

3、朝鮮：

為朝鮮，中國付出了幾十萬中華兒女的生命(沒有可供引用的、公認的精確數字)，支出了63億元的戰爭費用，560萬噸作戰物資……

1996年5月，援朝2萬噸糧食；1999年6月，援助15萬噸糧食，40萬噸煉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慶紅到訪時對我國「提供無償援助表示感謝」。給的什麼，給了多少，不詳；2001年9月，朱邦造答記者時說，在中國元首訪朝之際，要給朝方提供「糧食及物資援助」，數量不詳。……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說：中國對朝提供的實質援助，要比公眾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給朝鮮50萬噸糧食，100萬噸石油，250萬噸煤炭。

4、「非洲兄弟」：

1967年，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拉贊助，他在盛贊毛澤東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後，又說了「中國的工作使世界變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詞，毛現場辦公，拍了板：「這條鐵路不過投資一億英鎊，沒什麼了不起」。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國官員都不敢出聲。中國負責修路工程的官員對鐵路的評估結論是：1800多公里長度，近20億人民幣的投入。最後到底花費了多少，沒有資料。不單單是錢的付出，也不單單是10年的艱苦施工。同胞兄弟有78人為此獻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僅26歲。

『貳』 中國給哪些國捐款

國際機構及各國政府救災愛心榜
沙特 6000萬美元 日本 5億日元 英國 100萬英鎊 韓國 100萬美元
德國 首筆50萬歐元 美國 50萬美元 法國 25萬歐元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30萬美元
波蘭 10萬美元 義大利 醫院、物資、並繼續援助 俄羅斯 四批物資 已運送兩批 挪威 2000萬挪威克朗
西班牙 100萬歐元 比利時 65萬歐元 希臘 20萬歐元 愛沙尼亞 50萬愛沙尼亞克朗
越南 20萬美元 莫三比克 4萬元人民幣 聯合國難民署 5萬美元 愛爾蘭 100萬歐元

『叄』 至2022年三月15日我國抗疫援助了多少國家

中國政府已向巴基斯坦、寮國、泰國、伊朗、韓國、日本等國和非盟交付了醫療防護物資援助，向世衛組織提供2000萬美元捐款，已宣布對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希臘、塞爾維亞、歐盟、柬埔寨、菲律賓、埃及、南非、伊拉克、衣索比亞、哈薩克、白俄羅斯、古巴、智利等幾十個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物資援助，並支持友好國家在中國市場采購醫療物資。除中央政府層面外，中國地方政府、企業、民間機構也行動起來，積極向有關國家提供捐贈。
耿爽說，此外，中方還通過向伊朗、伊拉克、義大利等國派遣醫療專家組、同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舉行視頻會議等方式，對外分享中方診療和防控經驗。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國際社會對中國提供的政治支持，以及79個國家和10個國際組織為中國人民提供的抗疫物資捐助。」耿爽說。

『肆』 最全！全球各國疫情對中國捐助與受捐匯總

全球疫情背景下，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互助合作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自2019年疫情爆發以來，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對中國提供援助，同時，在疫情逐漸穩定後，中國也轉向成為援助方，向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分享抗疫經驗，捐贈醫療物資，派遣醫護人員。

據統計，自疫情爆發以來，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對中國進行了援助，其中包括亞洲、北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也向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醫療物資援助。

在亞洲，日本、韓國、巴基斯坦、朝鮮、印度、泰國、越南、柬埔寨、蒙古、伊朗、馬來西亞、緬甸、寮國、新加坡、哈薩克、菲律賓、斯里蘭卡、烏茲別克、孟加拉國、吉爾吉斯斯坦和尼泊爾等國家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

在北美洲，美國、加拿大和古巴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在南美洲，巴西、厄瓜多、委內瑞拉、智利和哥倫比亞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

在歐洲，俄羅斯、塞爾維亞、義大利、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北馬其頓、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比利時和波蘭等國家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在非洲，非盟、南非、迦納、埃及、肯亞、阿爾及利亞、赤道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納米比亞、莫三比克、辛巴威、剛果（布）、剛果（金）、甘比亞、馬拉維和葛摩聯盟等國家和國際組織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

在大洋洲，澳大利亞、紐西蘭、薩摩亞等國家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國際組織方面，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工發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駐華機構、國際移民組織、國際竹藤組織和歐盟等機構對中國進行了援助，並接受了來自中國的援助。

面對疫情這一共同的挑戰，全球各國展現了相互支持、攜手合作的精神。通過互助合作，共同抗擊疫情，展現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讓我們攜手共進，為戰勝疫情而努力。

『伍』 抗戰中國受到多少國家慷慨援助，這里有份名單不應該被忘記

1945年中國8年抗戰取得勝利，在這期間，有不少國家給了中國極大援助。

中蘇在抗戰期間簽訂了3筆共2.5億美元的援華貸款。此外，中國還從蘇聯那兒得到985架飛機，1300多門大炮，14000多挺機關槍和2050輛卡車及其他物資裝備。

1938年至1940年11月，美國援華貸款總計達1.7億美元。1941年美國援助了中國4500萬美元的軍需物資，接著又對華貸款5000萬美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援華貸款5億美元，並與國民政府簽訂了8.7億美元的中美租借協定。1941年8月，美國將陳納德創立的美國義勇航空隊（飛虎隊）正式編入正規軍，參加中國戰場的戰斗。

英國日本佔領華南、華中後，英國感到在華利益受到嚴重侵犯，先後對華援助貸款約2400萬英鎊。英國民眾成立了許多反日援華團體，向中國的抗日前線捐錢捐物。

德國在二戰之前，德國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截止到1936年，德在華投資達1.364億美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德國兩次向中國提供價值上千萬馬克的作戰物資，借給中國的款額高達10億馬克。在德國的幫助下，30年代中國兵器工業發展較快，一些武器性能已趕上西方。

此外，法國、加拿大、丹麥、菲律賓等國在抗戰期間都對中國有不同數目的借款援助。

『陸』 我國向遭受疫情的國家提供了哪些幫助

提供食品、現金。

根據從外交渠道掌握的信息，截至2020年3月2日，共有62個國家和7個國際組織承諾向中國捐助疫情防控物資。

其中，46個國家和6個國際組織的相關物資已經運抵中國，16個國家和1個國際組織宣布提供防控物資，12個國家和2個國際組織已經向我提供或宣布提供食品、現金等其他形式的物資支持。

(6)中國向多少國家捐了物資擴展閱讀：

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

1、在抗擊疫情中，舉國上下齊發動、齊動員。

我國在抗擊疫情中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幫助，我們也向疫情擴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基礎上的，凸顯了中國道德力量的巨大魅力。

2、在這次抗擊疫情中，我們還看到了我國制度優勢中法治力量所起的保障作用、科學技術力量所起的支撐作用。

法治體現和反映防疫抗疫中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意志，科學技術展示和顯現防疫抗疫中我國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巨大威力。此外，毋庸諱言，在這次抗擊疫情中，也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