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司馬遷是哪裡人權威解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我國西漢時期史學家,著《史記》,被近人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恆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浩浩盪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後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戰敗被俘,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解釋的話,觸怒了漢武帝,把他投下監獄,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2. 司馬遷是哪裡的人呢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1],字子長,生於龍門(西漢夏陽、即今陝西省韓城市,另說今山西省河津市),[2][3][4][5][6][7][8]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太初四年[9][10],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3. 中國歷史學家司馬遷是哪裡人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1] 。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4. 司馬遷是那裡的人
司馬遷(前145—前87年後),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著有《史記》,又稱《太史公記》,他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
5. 司馬遷是哪個朝代的人
西漢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散文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
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5)司馬遷是中國哪裡人擴展閱讀:
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討論文學之時曾說過:「我聽董生說:『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害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採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准,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
而縱觀《史記》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學對司馬遷的影響主要為:其一,公羊家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成為《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基礎;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成為《史記》貫串全書的主要觀念;其三,公羊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道德標准。
6. 司馬遷是那朝人
司馬遷(約前145—前87年),字子長,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漢武帝時任郎中、太史令、中書令,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採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為「二十六史」之首。
7. 司馬遷是哪裡人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約前[1]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也是一位思想家。 司馬遷
8. 司馬遷是哪國人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我國西漢時期史學家,著《史記》,被近人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籠統地說司馬遷是中國人。。。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韓城人
9. 司馬遷是什麼國家的人
司馬遷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於公元前90年,55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補注1:關於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採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於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於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後的事,那麼,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餘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後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游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若司馬遷生於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
補注2:司馬遷出生於何地?
《太史公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陝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陝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後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後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並列陝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
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託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准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
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1、力求真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葯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准。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馬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贊賞。他當年游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吊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跡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里,贊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贊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游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隻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贊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跡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丑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里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後,與趙禹一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此治罪。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通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於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後,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3、史家絕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一個歷史事件或一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一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著。於是,一千多頭牛帶著熊熊火焰,像怪獸一樣沖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著武器沖向了敵人,還有一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著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布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著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一幅圖畫一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巨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沉掉所有的船隻,並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沉舟、與秦軍決一死戰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一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斗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一個人敢抬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通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復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決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一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里。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一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一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麼假王呢?"這里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採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迴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一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一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復而簡潔,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為人物特徵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一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一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跡,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績咸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么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麼悲觀消沉,要麼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古史雜識之 不可鄙薄司馬遷
葛劍雄先生《貨殖何罪》(《讀書》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縱橫恣肆,古今事例信手點化,可謂文理俱佳,令人獲益匪淺。但說「深感太史公的遠見卓識,不僅在一般學者之上,也比當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擬不當的意味。司馬遷何止比現在某些史家高明。關於為史一道,司馬遷無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識。再往寬泛處看,司馬遷身後還沒有任何學人能在對歷史、社會、人事諸多方面的綜合把握上可與之比肩,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這一點應該說也做到了。恕筆者孤陋,似乎還沒看到什麼人對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自許說三道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應該算是完成了聖人般的事業。既然司馬遷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過哪怕片刻,如同孔聖人般的社會崇敬呢?答案是,從來沒有。於是,司馬遷又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沉重的命題:為何寫出過「聖人級」專著的作者,得不到聖人級的待遇?之所以要這樣說,是因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絕不會轉換成「才深感孔夫子的遠見卓識……也比當代的某些……高明」。而且從古至今,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轉換句式。
其實,司馬遷留下的這個命題,他自己已先行破解過,他說:「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報任安書》)原來大質已虧的刑餘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資格。所以,司馬遷又說:「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看來司馬遷椎心疾首還不僅僅是因為塵世間的屈辱以腐刑為最,更重要的是經此一創,其人其書再也不會被後人視為聖人聖物。果不其然,不僅後世學人每每發出「史遷不察」之類的詞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覺地將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馬遷這桿大秤掂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的偉大不僅在於能打理前史,也在於其能預見其身後之事。當人們為司馬遷驚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噓不已的同時,又免不了墮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後仍延綿不去的世俗觀念中去,從而不會以虔誠的崇敬面對司馬遷。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司馬遷已先行預見了兩千年之後的世態,但也無法料定自己的命運。或許會有人說,司馬遷受宮刑是咎由自取。這種認識無疑是指責司馬遷燒糊過洗腳水,完全是厚顏無恥地替統治者的殘暴張目。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漢代也是尋常之事,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衛將軍驃騎列傳》里就記有一個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聞失侯奪爵。所以對司馬遷的受刑原由還應當遵從他本人的說法,即「上以為仆沮貳師」,也就是蒙受了莫須有的腹誹罪。因此,可以斷言,兩千年前司馬遷蒙受的冤屈,是.的罪過。
當然,葛先生絲毫沒有認為司馬遷是罪有應得。這可以從文章處處表現出來的對.統治的厭惡及對司馬遷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結論。但葛先生的無意識還是受了世俗觀念的影響,以至於他把自己不以為然的人和現象與司馬遷扯到了一起。須知,不論對什麼人來說,只要能與司馬遷放在一處較高下,都是一種抬舉,而不是相反。另外,有關貨殖問題,胡適先生曾有過與葛先生類似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