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計劃內容是什麼

Ⅰ 中國古代書院對中國教育的影響

書院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始於唐朝中期，最初書院是作為官方學術機構而被使用，主要是幫助皇帝了解經史典籍，舉薦賢才和提出某些建議。經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後直至明清，逐步發展成以私人創建為主、聚書研修、講學授徒的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書院時興時廢，時盛時衰，但它作為一種制度，一種文化組織，在長期的教學實踐過程中對傳統的教育模式的繼承和發展，對我們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還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
一、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特點
1.從其性質看，書院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它繼承了官學和私學的優良傳統，但又不完全是兩者中的任何一個。
首先，書院是一種由儒家士大夫創辦並主持的文化教育機構，因此書院是面向下層社會開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學，是以官家子弟作為教育對象，主要是面向上層社會的。所以，從書院的創辦、招收對象來看來，兩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學最早產生於春秋時代，為孔子所創辦。它和書院都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向下層社會開放。但另一方面，私學一般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教育體制，而書院則是一種有組織的，結構比較完備的教育體制。
因此，書院不是官學，但有一些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借鑒了私學的某些做法。書院通過對兩者的揚棄，逐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教育制度，並貫穿於它存在和發展的各個時期和各個方面。
2.從教育體系看，書院是一種多層次的綜合性的教育體系，包含了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並使二者得到較好的銜接。
教育層次單一是中國傳統教育體系存在的一個明顯缺陷，具體表現為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嚴重脫節。歷代王朝對兩者的態度截然不同，為了發展高等教育而壓制基礎教育，在這種情況下，基礎教育多是由民間自發創辦的，其作用和影響極其有限。 然而，基礎教育在整個社會文化發展和國民素質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書院也正是順應潮流而出現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與基礎脫節的局面，形成了包括兩者在內的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教育事業的合理的發展，尤其是對基礎教育的重視，對打破學在官府的傳統教育觀念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
3.從教育職能來看，書院將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緊密相連，二者相得益彰。教學注重發展學生個性，提倡教學相長
書院一開始是圖書的收藏之所，後來由於官方的學術機構向私立學術機構的轉變，教學職能明顯增長。隨著理學的廣泛傳播，書院成為了專門的學術研究中心，以後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傳統，以教學和學術研究為中心。
書院教學的特色主要以學生的自主學習為主，教師的教授為輔，名師們根據自己的治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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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出許多讀書的原則、程序和方法，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效率。學生要做讀書日記，記錄自己學習的心得體會，並且要善於質疑，鼓勵爭辯。
同時書院實行自由講學，自由聽講，講論結合。在明代，形成了講學制度。在講會中強調平等論學，由此提高學問修養，到達互相學習提升的目的，這種師生之間互動的教學方法非常有助於學生個性的張揚與修煉，另一方面，講會制度也為學術交流提供了機會，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融各家之長，所以，胡適認為「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1]
4.從管理上，書院採取的是一種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顯了一種「人性化」的精神 首先，作為書院組織管理者的山長，通常也是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教學經驗的專家或主講教師，脫離教學的管理人員比較少，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學術之間的交流。其次，從宋代書院開始，就實行學生自理自治並參與書院的管理和教學工作。
5.從師生關繫上來看，書院的教師與學生之間相處融洽，相互促進
融洽的師生關系是古代書院教育成績斐然的一個重要原因。書院的名師宿儒，不僅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實際行動為學生樹立一種良好的學習榜樣。書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師生關系，根本原因在於古代書院大多採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書院教師言傳身教，對學生關懷備至，師生間情深意篤。這種良好的氛圍，既有利於教學活動的開展，又能夠發展學生的個性。朱熹就十分重視培養師生感情，他和學生相處融洽，生前深受學生的尊敬，謝世後，學生仍對他長久追念不忘，為了繼承師業，他的弟子們自建書院或執教於書院，廣招學生，以此繼承先生。 二、古代書院對我國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啟示 1.開展多元化主體的辦學模式
教育的任務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質，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它還需要社會、企業、團體和個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辦教育是完善的教育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發展公辦教育的同時，我們應該積極扶持民辦教育的發展，繁榮教育文化事業，為公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體的教育質量。
2.整合多層次的教育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的基礎教育注重的是升學率，而高等教育關心的是優秀人才的選拔，從而使整個教育系統脫節。古代的書院制度對我國傳統教育體系中官學和私學，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分家格局的變革，給了當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鏡。[2]從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整合多層次的教育體系,做好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銜接與平衡發展是新時期教育發展的需要，是當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前提。一是確立兩大教育系統統一的人才培養目標，二是銜接兩者的辦學理念育人觀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學地安排教育教學內容，高等教育要體現現代教育的發展規律，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關注學生的個體選擇和個性彰顯。 3.明確教學與科研之間的關系，使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高等學校是實施高等教育的組織機構，教學和科研是現代大學的兩個基本職能。但是目前中國高校普遍存在「一個不爭的事實：重科研而輕教學」[3]教學成為高等學校活動的附庸，教學作為一種很難實證和測量的隱性的東西，往往被忽視，但教學永遠是學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紐曼所言：「假如大學的宗旨是科學上的發明和哲學上的發現，那麼我不明白，大學要學生做什麼。」[4]因此，我們應從書院的模式中有所啟發，明確兩者的關系。（1）必須把教學作為高校的中心活動，同時把科研置於重要地位。（2）高校應根據教師個性、年齡、學科的不同，對教師在教學與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應建立科學的教學與科研的評價機制，以此來影響學校的辦學與教師的行為。 4.實行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
書院的教學是以學生個人讀書鑽研為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針對學生學習的難點和疑點進行
講解。在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誰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時代就形成足夠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識寶庫因為社會的迅速發展要求不斷地更新知識。[5]一個有創造性的教師應能幫助學生在自學的道路上迅速前進，教會怎樣迅速對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導和顧問，而不是機械傳遞知識的簡單工具。[6]書院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與我們今天高校的學生自身能力培養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5.發揚自由、民主、開放式精神
書院的講會制度蘊涵看一種「兼容並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要保持自身的活力與朝氣，就必須對外開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間的開放，向社會開放，向國際開放，同時還應當對教育對象開放，使更多的人能夠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講會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氣氛，對教授的教學過程也有借鑒意義。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師生關系
近年來，高校中的師生關系出現了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有的學生不夠尊敬老師，有的老師業缺乏對學生的關愛，甚至出現了「你教你的書，我上我的課」然而，教師在一所高校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學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高校應該努力建立一種新型的師生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1）師生協調一致，團體合作。（2）師生平等民主，教學相長。（3）尊師愛生，關系融洽。但是由於時間上的問題，在日常的課程教學中，師生之間互相交流的機會甚少，更談不上對每位學生的特點有所了解，發展學生的個性了。因此，一個有效的途徑就是像古代書院一樣多安排師生共處的機會，培養師生之間的感情。
7.採取一種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現行高校家長式的管理方法，嚴重地壓抑了學生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不利於學生個性的發展。作為高級人才的培養場所，高校的管理工作應該以學生自我管理為主，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實行民主管理，通過選舉推薦一小部分學生作為學生代表參與學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時參與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師也不能脫離教學實際，多融入實際的教學環節中去，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從而做出科學的決策。

Ⅱ 中國的書院制度自唐代始

書院可以看做是先私學、後公學的代表，從唐朝開始，一直到清末，書院傳承了上千年，「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

北宋朝廷除了大力提倡科舉，成倍增加了錄取名額之外，還因勢利導，對民間書院給予賜田、賜書、賜額等多種措施，扶持書院的發展。從宋仁宗開始，北宋開始了三次興辦官學運動，分別由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領導。

而在元朝統治中原的98年之內，一共新建書院282所，修復書院124所。清代學者朱彝尊在《日下舊聞》中稱：「書院之設，莫盛於元。」

清代時的書院數量，已經達到了5000所以上。書院成為了全國最為普及的教育機構，它就不可避免的淪為了科舉的附庸。

陳舊的教學內容，已經嚴重脫離現實、脫離時代，也就被廢止了，也逐漸被學堂替代。

Ⅲ 1、中國書院的起源、發展、特點及其評價 2、簡述十七大報告中有關教育的重要內容

長江流域書院與長江文化

一長江流域書院的歷史發展概況
書院作為古代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是在唐、宋時奠基的。從書院的萌芽，到書院的形成和最終定型，其過程主要發生於長江流域一帶。
書院作為古代一種民間的文化教育組織，最初萌芽於唐中葉至五代之時。盡管這批早期書院的性質、辦學規模以及具體的制度、教學活動等尚有許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從這些最早稱名「書院」，包括它們的讀書、講學、論文、藏書、著書等與「書」有關的文化教育活動來看，毫無疑問它們是中國書院的早期形態，並且初步具備了完整書院形態的一些特點。
書院與長江流域有著不解之緣，這在書院萌芽時就已體現出來。早在唐中葉以後，中華大地就開始星星點點萌芽著一些書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最初萌芽的書院絕大部分都是分布在長江流域一帶，這與向來是文化重鎮的黃河流域形成鮮明對比。據我們從全國的地方誌中搜集的唐五代時萌芽、稱名的書院中，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的浙江（6所）、福建（6所）、江西（13所）、湖南（8所）、四川（5所）等省。
書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當宋初官學不興之時，書院在全國各地逐漸興起。不再像唐五代時期那樣，書院主要是個人讀書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講學的教育活動，北宋時期的書院基本上是一種依靠民間力量興辦起來的正規學校。這里既有專門主持教學、行政管理的山長職事，還有規制化的講堂、齋舍、祠廟、書樓，以及一定規模的藏書等等。這樣一種正規、完備的教育組織，雖主要是依靠民間力量創辦起來的，但同時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風行全國。
在北宋時期這股興辦書院的熱潮中，長江流域又走在全國的前列，成為書院初興的發祥地。相反，向來是人文文化發達的黃河流域，在北宋時期興辦書院的熱潮中，雖也有不錯的表現，但是比起長江流域來說，則仍有相當的距離。如河南是北宋時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但是北宋時期河南所創辦的書院也只有10所，這和長江流域的許多省區相比有明顯差別，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於黃河流域的其他省區創辦的書院則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東7所，陝西4所。
與此同時，北宋時期所創辦的著名書院，也大多集中在長江流域一帶。如湖南就有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其辦學規模大，影響甚顯。嶽麓書院山長周式，因此還受北宋真宗趙恆的召見，並得到賜書、賜額的待遇。石鼓書院因辦學影響大亦受到朝廷賜額。故而，湖南的嶽麓、石鼓兩書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書院。江西的著名書院亦很多，如白鹿洞書院就受到朝廷賜九經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書院之一。另外，江西還有許多著名的書院，包括南豐縣的華林書院、安義縣的雷塘書院、南城縣的盱江書院等等。有人將江西的華林書院、東佳書堂、雷塘書院稱之為江南的三所名院。此外，像江蘇的茅山書院、浙江的稽山書院，均是北宋時期著名書院。當然，北宋時期黃河流域也產生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河南嵩陽書院、睢陽書院，山東泰山書院、徂徠書院。它們或因辦學規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書院或著名書院的名錄中。但是與長江流域的著名書院相比，其興辦的規模和影響仍為遜色。
到了南宋，由於政治、軍事形勢的急劇變化，中原地區已被金兵佔領，作為民間新興的書院教育受到了嚴重的摧殘，除個別之處，中原地區再也難覓書院的弦歌之聲。相反，江南地區的書院建設則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長江流域各地紛紛創辦書院，在數量、規模上均超過北宋。尤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時期江南書院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書院教育與理學思潮的一體化。即這段時期積極創辦、主持書院者主要是活躍於當時學術思想界的理學家們。他們往往在書院中標榜自己獨立的辦學宗旨，發揮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利用書院展開學術討論。同時，在關於書院管理制度、辦學特色方面也都出現了新的風貌。應該說，到南宋時，書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並影響以後達數百年之久。
當然，南宋時期書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長江流域中。自中原淪於金兵鐵蹄之下，北方書院盪然無存。而嶽麓、白鹿、麗澤、象山四所書院則崛起於長江流域，成為「南宋之四大書院」。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大書院均有名師主持，張南軒主嶽麓，朱熹主白鹿洞，呂祖謙主麗澤，陸九淵主象山。由於他們四人是南宋理學思潮四大學派的宗師，所以這四大書院又成為當時名聲顯赫的四大理學學派的基地。
由於南宋時期江南的書院均與理學思潮結合，隨著理學思潮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宋理宗之後，理學的地位得到確認，書院則更是如雨後春筍一般地蔓延開來。整個宋代的書院建置數目表明，長江流域的書院數量已佔全國總數的74郾43%，黃河流域僅佔3郾25%。
元朝的書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廣和普及，故而才有「書院之盛，莫盛於元」之說。這種推廣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源於兩個方面。首先是民間的力量。元代書院中相當多者仍保留了民間教育組織形式的這一特點。大量不願仕元的宋代遺民主要是通過在民間創辦書院以從事獨立的教學、學術研究活動。加之元朝當局對這種民間興學的熱忱並不制止，反而是鼓勵。
其次是官府對書院教育大力扶持，亦使書院能夠得到推廣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書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極書院，這表現出元政府對書院教育的承認，亦為以後的書院推廣政策開了一個先河。以後，各級地方官府紛紛效法，官員們紛紛在自己的治所建設書院。長江流域的大量書院就是由地方官員主持、地方財政創辦的。如浮梁的紹文書院、吉州的白鷺洲書院、潭州的嶽麓書院、婺源州的晦庵書院、南康的白鹿洞書院、浙江青田的石門書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復或修建的。為了保證書院教育的建設發展，元代政府還對書院的管理給予了特殊的關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書院教育的山長列為朝廷命官：凡州縣書院的山長與學正、學錄、教諭一樣，並由禮部任命；凡各省所屬書院的山長，則與所屬州縣學正、學錄、教諭一樣，並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書院的生徒也與官學的學生同等對待。這些政策，雖然導致書院官學化程度的加強，使書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確實也起到了使書院得以推廣和普及的作用。
民間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時期書院得到大力推廣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於民間士紳對書院教育的極度熱忱和嚮往，他們普遍將資助、創辦書院看做是自己的社會責任、文化使命與「兼善萬世」的歷史功業，故而往往將最大的熱情傾注在書院建設方面。另一方面，官方雖然對書院自由講學有所限制，但對書院在發揮基礎教育、精英教育及社會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傾注力量對書院加強扶持，希望藉助書院教育，以實現「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目標。在這股關於書院的推廣普及的熱潮中，長江流域一直居於全國的前列。
二長江文化的發達是長江流域書院崛起的歷史條件
唐、宋以後，長江流域書院的崛起，與當時長江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唐、宋以降，長江流域的書院教育能夠萌芽、興起、發展及全面推廣，並一直居於全國的前列，離不開唐、宋以來文化重心南移、長江文化蓬勃發展的歷史背景。這里列舉幾個主要條件，以闡述說明書院形成、發展的社會文化原因。
（1）士紳社會的發展
唐、宋以後的一千多年，士紳社會與書院教育有一種很強的互動關系：士紳社會的發展，必然通過積極地創辦書院以表達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對文化的關懷；書院教育的發達，又可以培養、再生新一代士紳。長江流域的書院之所以那麼發達，其重要的條件是唐、宋以後這個區域的士紳社會發展很快，士紳的社會力量，推動著長江流域不斷興起一個個創辦書院的熱潮。
（2）學術思想的繁榮
書院既是中國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學術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書院的盛衰與宋以後學術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唐、宋以來，中國學術史上最重大的發展，就是出現了綜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綜合性的學術形態——理學。理學思想源於中唐以後，創建於北宋之時，大盛於南宋時，其發展的進程幾乎與書院同步。唐代以前，長江流域的學術思想總是處於邊緣地位。而理學思潮出現後，情況則發生了很大變化。理學形成於北宋，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出生於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他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長江流域一帶。周敦頤所奠基的理學成為宋以後占統治地位的主流學術，標志著長江流域學術地位的崛起。特別是到了南宋，理學學術的重心完全轉移到了南方，長江流域一帶成為理學的重鎮。理學史上幾個重要的學派，如朱熹的考亭學派、陸九淵的象山學派、胡宏張栻的湖湘學派、呂祖謙的婺學派，另外，還有與理學展開學術爭鳴的浙東事功之學，包括永嘉學派與永康學派，都活躍於長江流域一帶。他們在這里研讀經史、闡談義理、會講論辯、著書出書。書院成為他們從事學術研究、傳播思想、創建學派的最好場所。
（3）佛道宗教的發達
書院作為中國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組織，一方面在於它兼具傳統私學的自由講學與官學制度的完備的雙重長處，另一方面則在於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與佛道宗教教育的特色。同時，佛道宗教亦對理學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佛道宗教的發達，又構成了書院建設及理學學術發展的重要文化條件。
佛、道二教在長江流域有廣泛而深入的傳播。由於佛教寺廟、道教宮觀林立於名山之中，而早期的書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響而創設於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論，修養方法也影響了理學學術及書院教學。故而，長江流域佛道的盛行，是書院繁榮的重要文化條件。
（4）造紙印刷的發達
書院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能夠形成、發展於唐、宋之際，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書籍的普及。書院首先要能藏書，然後圍繞著藏書能夠展開教書、讀書、著書及出書等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動。
由於長江流域的造紙業、印刷業的發達，使原本十分珍貴的書籍大大得到普及。民間普遍具有收藏書冊典籍的可能，這樣，就有可能使先秦、兩漢曾經流行的各種私學演進成書院這種更具特色的教育機構。
三長江流域書院對長江文化發展的推動
（1）文化創新功能
這主要體現在宋元明清時期學術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長江流域書院與理學緊密結合，從而導致了理學的蓬勃發展和學術地位的確立。元、明、清時期，長江流域的學術能夠繼續獲得蓬勃發展，同樣與這段時期的書院在學術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聯系。明中葉以後，長江流域的心學思潮得以蓬勃發展，這是由於明中葉的書院教育與當時的心學思潮的結合有關。代表明代心學思潮有兩大學派：王學與湛學。王學是指王陽明及其後學所形成的學派。王陽明因在長江流域的諸書院中講學，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等，這些王門弟子又是在長江流域創辦或主持書院講學的主力軍。湛學則是指湛若水創建的學派。湛若水師從陳獻章，後獨立門戶，到處建書院講學，黃宗羲稱其「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游者殆遍天下。」至明、清之際，學術思潮發生了一系列的重要變化。最初，以「實學」相標榜的一代學者活躍於當時的學術思想界，他們同樣利用書院研究學術。如無錫的東林書院就是晚明時期影響甚巨的著名書院，清初的浙東學派也以甬上證人書院為基地研究學術。清乾嘉以後，以詁經考史為特色的漢學思潮興起，他們同樣利用了書院，浙江杭州的詁經精舍就是這些書院中影響最大的一所。
（2）書院的文化積累功能
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是著述。著述是書院實現文化積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學術大師在主持書院工作的時候，同時也從事學術著述，他們的許多代表著作也是在書院中完成的。同時，他們常常將各種講義、經說整理成書，供學生研究參考。許多書院生徒將自己對老師質疑問難的對話記錄下來，編成「語錄」、「答問」之類的書。另外，許多生徒在學習的過程中，撰述論文或著作。這樣，書院在它的長期辦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文化。從宋代朱熹的《朱子語類》、張栻的《南軒孟子說》、呂祖謙的《麗澤講義》，到清代的《紫陽書院課藝》、《尊經書院初集》、《詁經精舍文集》等，均是長江流域書院所積累起來的學術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書出版。書院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刻書出版功能。其刻書的范圍，除了積累自己的文化學術成果，如刊刻書院主持者的著作、講義以及語錄、課藝、書院志、同門錄外，還刊刻能服務書院教學、研究、交流的經史子集各類圖書。這樣，書院又在事實上成為各個地方的刻書出版中心。在古代出版業中，出現了因校勘嚴謹、質地精良而著稱的「書院本」圖書，而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書院，均大量刊刻了這種「書院本」的書籍。明、清以來，書院刊刻書籍的數量越來越大，故而有的書院還設有刊刻圖書的書局，承擔地方上刊刻出版書籍的任務。
其三是藏書。藏書是書院的三大規制之一，故而是書院的重要組成要件。所以，遍布長江流域中的大大小小的書院，均通過收藏、借閱典籍圖書的活動，將各種類型的圖書典籍集中起來，並通過捐贈、刊刻、購置等手段不斷豐富藏書，使書院的藏書成為地方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書院的藏書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圖書收藏中是少有的。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書院的規制。書院在千年辦學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統，除了祭祀至聖先師孔子外，祭祀對象還包括與本書院尊崇學統的相關人物、地方的名儒鄉賢、創建書院的有功之士等。這樣書院的祭祀就有很濃厚的承傳學統、彰顯地方文化的文化積累功能。長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學術傳統和地域文化，如蜀學和巴蜀文化、湘學及湖湘文化、徽學及徽文化、贛學和贛文化、浙學和浙文化等，這種地方學術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書院辦學過程中的學術思想積淀的結果。而各地的書院祭祀，對保存及強化這種地方學術、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如四川的書院祭祀三蘇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書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國、胡宏、張栻等，江西的書院祭祀朱熹、陸九淵等，浙江的書院祭祀呂祖謙、陳亮等。
（3）文化傳播的功能
書院是一種多功能的文化組織，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點就是傳播文化。因此，長江流域蓬勃興起的書院群，極大地促進了這個地域的文化傳播。
書院在文化傳播方面所以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書院這種教育組織的特色是分不開的。首先，書院將精英化的高等教育與普及化的基礎教育結合起來。在中國古代，一般情況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學系統承擔高等教育的職能；而基礎教育則沒有納入正規的教育體制，主要由家族、民間社會來承擔。而宋以後建立的書院體制，則承擔了上述兩方面的教育職能。一方面，各地書院尤其是那些名書院，大多是古代的高等程度的教育機構，主講者為國內名流大師，來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學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們之間傳播的內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學」。另一方面，大量建於鄉村、城鎮、家族的書院均屬那種基礎教育程度的書院，它們在發展地方基礎教育、促進文化發展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書院能將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結合起來。書院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種學校教育，以補充或取代官學教育的不足。
其三，書院能夠將經史教育與各種專科教育結合起來。在中國傳統教學內容體系中，經學、文史等一直是教學的主體，書院的教學內容也是以此為主。但是，書院畢竟是一種相對自由靈活的教育體制，故而也產生出了許多專科方面的教育，包括專習官話的正音書院、專習武事的肄武書院、專講醫學的醫科書院等。晚清時期，各地還建立了許多專講西學西藝的書院。
綜上所述，長江流域書院對長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事實上，書院既充分發揮了促進長江文化發展的作用，同時也是長江文化發達的一個重要標志。

Ⅳ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

書院作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種獨具特色的制度，萌芽於唐，興盛於宋，延續於元，全面普及於明清。
書院的產生
書院產生於唐代，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其起源有官民兩途。民間書院源出於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
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其主要職責《唐六典》記作：「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的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
官府書院有著將千百年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章學術的經驗傳輸給新生書院組織的橋梁作用。書院起源於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時擁有了民辦和官辦的傳統。從此以後，書院就在民間和官府這兩大體系的交相影響之下，開始了更加輝煌的發展歷程。
唐五代書院概況
唐五代時期，見諸文獻記載的書院只有70所，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還只能算作起始階段。盡管如此，分別從民間讀書人的書齋和朝廷整理經史典籍的官衙中脫胎出來的書院，帶著官民兩種傳統，並在兩者的關愛和影響下，已然發育成長起來，具有了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後世書院幾乎所有的活動都能在這里找到源頭。讀書人在其中藏書讀書，校勘典籍，問學講書，游宴會友，吟詩作文，交流學術，教學授受，討論政治，關心時局，探究經史，研究著述等，承擔起改造、更新、傳遞華夏文明的重擔。從此，中國社會就多了一種嶄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
據鄧洪波《唐代民間書院研究》、《唐代官府書院研究》統計，唐代書院見於地方誌的有40所，見於唐詩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麗正書院、5所集賢書院，去掉重復，總共有57所，其中48所書院可以確定其院址。這48所書院的分布成點狀，散布於今日全國的12個省區，其中今陝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東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廣東2所、貴州1所、四川（含重慶）6所。
又據鄧洪波《五代十國時期書院述略》統計，五代十國半個多世紀（公元907－906年），民間書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興復唐代書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區，南達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書院分布的范圍之內，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廣東1所、河南2所、北京1所。
書院制度的形成
兩宋時代，那些從門閥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讀書人，挾開拓萬古心胸之豪氣，憑藉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繁榮，依靠印刷技術進步帶來的豐富藏書，縱貫古今，橫論百家，將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事業推進到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黃金時期。其間，書院受到大家重視，創建711所。
南北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範作用。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形成魅力無限的文化人格特徵，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宋代是書院獲取顯赫聲名、得到大發展並形成為制度的時期。北宋初年，無力興學，只得擴大科舉名額，並利用唐代以來出現的書院，通過賜書、賜額、賜田、召見山長等方式進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嶽麓、白鹿 洞、石鼓、嵩陽、應天府、茅山等書院，都是因為其教學有功獲得「御賜」而揚名的。經此一期，書院的教育教學功能得到強化，其聲名也彰顯天下。
南宋書院的發達與興盛是公認的，其標志有二，一是它與理學的一體化，二是書院制度的形成與完全確立。書院制度不僅吸取了官學與私學的經驗教訓，而且採納了佛教尤其禪宗叢林、精舍，以及道家宮觀傳法講學的經驗。正因為這樣，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長處而又與之相區別的特色。書院制度的形成，標志著中國教育事業進入了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的時代。需要指出的是，書院制度是一種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釋三家文化融合的結果，又為這種新文化的發展服務，其教書育人功能為這種「服務」所派生，屬於傳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兩宋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宋代創建書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國18個省區，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蘇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廣東39所、廣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慶）31所、貴州1所、陝西1所、香港1所。
宋代書院分布特點有三：一是分布范圍比唐五代明顯擴大，廣西、海南、香港都有了書院。二是數量猛增，書院分布由點狀變為片狀，出現了幾大密集區，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發展極不平衡，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書院，僅占總數的2.67%，文化重心明顯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為教育與學術的中心。
書院的北移
當宋理宗為朱熹平反，頒行《白鹿洞書院學規》於天下，扶植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的時候，元朝統治者也於窩闊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間（1239－1240年），創辦太極書院於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頤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選刻周氏遺書，禮聘江南大儒趙復在那裡講學。史稱「北方知有程朱理學，自趙氏講學太極書院始」。在元朝統一全國的前後，忽必烈曾多次頒布法令保護書院和廟學，後來又將書院等視為官學，書院山長也定為學官。因此，元代書院不僅在南方得到繼續發展，而且以強勁之勢向北方推進。《日下舊聞》講，「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絕於金戈鐵馬下的元代，理學之傳於北方，主要的功勞應當歸於書院。
元代雖然為金戈鐵馬的蒙古貴族統治時期，但對儒家文化有著應有的尊重。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度結合之後，被正式確立為官方正統。與理學一體化的書院等視為官學，受到重視，書院建設者之中，既有漢人、南人，也有蒙古與色目人，因此而有「書院之設，莫盛於元」的說法。
據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加上修復的唐宋舊院部分，書院總數達到408所。在書院的發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貢獻是，彌補遼金時代的缺憾，將書院和理學一起推廣到北方地區，縮短了新形勢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元代書院概況
據鄧洪波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元代創建書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國19個省區，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東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蘇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廣東9所、廣西1所、四川（含重慶）5所、貴州3所、雲南1所、陝西7所。江西、浙江、山東、湖南列前4位。
盡管總的情況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則成明顯的北移勢態。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魯、豫、晉、陝六省區創建了書院，比宋代多了兩個省區，並且山東後來居上，超過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書院上升到67所，絕對數比宋代多3.5倍以上。第三，北方書院佔全國總數的比例，由宋代的2.67%上升到22.63%，進步神速。
書院的推廣與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程朱理學長期處於官方學說地位，失去了往日的進取而流於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這種僵化。於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間，以王守仁、湛若水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書院為陣地，發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遠近景從，講會相連，書院再度輝煌，推廣到邊遠地區，形成鼎盛之勢。據統計，明代共建有書院1699所，遠遠超過唐宋元三朝的總和，而大多數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的。
在這里，我們再一次看到學術思想與書院一體化的情形及其顯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從永樂年間開始，中國書院東植朝鮮半島，形成了幾乎與李朝相始終的朝鮮書院制度。如同在中國本土一樣，它與學術思想連為一體，造就了其立國的文化基礎，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學，而東土則推崇朱子學。後來，書院還移植於日本、東南亞，甚至歐美地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與橋梁。
明代書院概況
在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承前啟後，地位十分重要。雖然前期有過將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學說重新結合以後，帶著沖破長久壓抑的力量，書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數量增加，總數達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創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書院的分布總體上是由先進發達地區向邊遠落後地區推進，讀書種子已經撒向神州邊陲和發達省份的窮野之地，這標志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推廣階段。
更有甚者，乘學術輝煌之勢的讀書人，不僅涉足地方文化建設，在民間規范百姓，移風易俗，使書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評人物，諷議朝政，使書院又具有了社團化的傾向。當然，書院輸出到朝鮮，更是這個時期的亮點。
據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統計，明代創建書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國25個省區，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遼寧7所、河南112所、山東69所、安徽99所、江蘇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廣東156所、廣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慶）63所、貴州27所、雲南66所、陝西28所、甘肅8所、青海1所、寧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廣東、河南位居前4位。
從以上數據，我們可知明代書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東北地區推進，甘肅、青海、寧夏、遼寧等邊遠地區第一次出現了書院。二是各地書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區的雲貴川三省，成效明顯。
另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

Ⅳ 評述我國古代的書院教育制度

一、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中國古代著名的書院既是教育教學中心，又是學術研究基地，是著名學者進行學術活動的中心。書院的主持人多為名師宿儒，既熱衷於從事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工作，又積極從事學術理論的研究與傳播，承擔著教學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職責，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歷代書院的主持人(山長)幾乎都是學壇巨子，學有專長，不少人在學術上自成流派。他們在書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學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傳達給學生，這樣就把教學和學術研究結合了起來。如宋明兩代書院的勃興與宋明理學的高度發展有關。由於學術大師們充分利用書院來宣傳與發展學術，這就使得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關系空前緊密，並且使學術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廣泛的傳播。
因此，凡主要學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別的產生，無一不是與書院的教學活動緊密相聯的。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與近七十所書院有關聯，其重要的理論著作，如《太極圖說解》、《大學章句》、《倫語精義》、《易學啟蒙》等等，都是他在福州創建的三所書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書院的授徒著述活動中，朱熹的理學思想逐漸成熟，同時培養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數眾多的考亭學派。其門徒又以書院作為陣地，宣傳和普及理學，在幾代人的學術傳承中，理學影響後世幾百年。同樣，明中後期理學革新運動中產生的陽明學派，其形成和發展與書院講學直接相關。陽明心學體系的三大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書院講學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嘉靖四年（1525年），王陽明弟子在紹興創建陽明書院，作為傳播心學的大本營。王在二十多年的書院講學實踐中，將書院作為傳授心學的陣地。他死後，弟子和再傳弟子們在各地紛紛建立書院、開講會，使陽明之學「流傳愈百年」。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
反觀現在我們的教學與研究，很多人的教與研相互脫節。學生難以學到高深的學問，老師難以做出高深的學問。我們的中等教育圍繞高考指揮棒，本科教育圍繞考研指揮棒，教材是全國通用的教材。而古代書院將教育活動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的教學方式，體現了書院教育的獨立精神，這種獨立包括獨立組織、獨立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對於當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二、尊重學術自由開放教學

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形成一種寬松的學術氛圍。書院盛行的「講會」活動始於南宋，在明代得到很大發展，一直延續到清代，並逐步制度化、組織化。歷史上一些影響較大的書院都有關於講會制度的規定。如「白鹿洞書院續規」規定了明確的會講之期，且規定即非公講之日也可隨時研討。
會講實為師生的平等討論。書院主持人主講時，每講一題，一般都講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邊聽講，邊質疑問難，師生互相切磋交流，將教學與研究合二為一。東林書院的「東林會約」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每會推一人為主講，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等等。書院史上最著名的講會要數朱熹和張式在嶽麓書院的「朱張會講」了。《新修嶽麓書院志》說：「這次會講『學徒千餘，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由此可見當時講會場面的宏大壯觀。這次「朱張會講」持續了大概有三個月，他們就很多哲學和人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這次講會，更有意義的是它秉持的自由講學之風，彼此雙方能切實從學術角度出發相互切磋，互有裨益。《宋記》記載，張式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朱熹也在一封信里提到，張式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
書院的講會制度鼓勵不同學派共同講學、平等論學，以探究一個學派精義之處或辨析不同學派主張之異同。講會以學問為重，推崇辯論爭鳴、取長補短的學風。書院的會講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而博採眾家之長，學術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例如，朱子主持白鹿洞書院，甚至邀請論敵陸象山前往講學，雙方都顯示出兼容並包的學術胸襟。不僅不同學派間求同存異，即使同一學派內部也允許有不同主張，師生間互為學友，自由切磋，學生被鼓勵提出新的學術觀點和見解。而且，學生可自由聽講，不受地域、學派的限制，允許學生中途易師。
可以說，書院的「講會制度」為不同學派爭鳴論辯搭建了廣闊的平台，體現了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自由精神和兼容並蓄精神。這種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給我們在今天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教學如何更大程度地追求學術的「兼容並蓄」和開放辦學以有益的啟示。

三、注重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養

書院多提倡自學精神。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提高，講究教學方法的靈活性。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在自學中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教師詢問，或者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以為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錄在「功課程簿」上，由山長定期親自抽查。
書院的教學模式，注意啟發學生思維，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朱熹指出：「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這就要學生除了必須具備牢固的基礎知識，還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具有批判質疑的能力，富有開拓創新的思維。
這種以學生自我鑽研、體悟為主的教學方法，不僅有助於養成學生獨立性、批判性的思維方式，而且有利於學生個性的發展，人格的完善。而我們現代的教育教學過程中，最欠缺的就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乃至中小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和創造力。它不利於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於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於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教學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論辯，使學生受到啟發，從而促進其個性的發展、人格的完善。這又是書院教育對現代教育的巨大啟示作用，對當前的教育意義重大。

四、重視師生關系的和諧構建

中國古代教育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但這個傳統卻並非在官學而在書院﹐因為官學的師生許多時候以利害關系為主﹐故關系容易流於冷漠疏遠﹐不及書院的師生往往有著純粹而真摯的師生關系。
一方面，由於生徒是擇師而從的，他們未入門時已對老師的學問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門後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及人格感召，故對老師更加尊崇。例如，理學家陸象山，當他客死他鄉時，他的學生千餘人，一路浩浩盪盪將其靈柩送歸故里，此情此意，震撼人心。另一方面，老師教導學生，並不重在傳授知識，而著重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則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對學生十分愛護和關懷。這樣師生之間以道義相守、以誠相待，時間長了自然感情深厚、關系融洽。
而現代教育注重技能知識的傳授，師生缺乏交流，相對來說卻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與人之間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許多時候不能有互相的關懷和感通，造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疏離和隔膜。這種師生關系勢必會影響教育效果。被稱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說過「要辦教育便須與學生成為極親近的朋友而後始能有一種了解，始能對他有一些指導。」這就是強調教育要重視學生心理、生理上的健康，要和學生心靈相同，方能取得最佳的教育效力。因此，書院這種和諧的、融洽的師生關系是當前教育尤其是高度教育應該汲取的經驗，這也是書院教學的名師為我們提供的寶貴的啟示。

Ⅵ 古代書院教書 學生會學習哪些內容

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
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
明代書院發展到一千兩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一些私立書院自由講學，抨擊時弊，成為思想輿論和政治活動場所。
清代書院達2000餘所，但官學化也達到了極點，大部分書院與官學無異，如張之洞在武昌建立的兩湖書院、廣州越秀書院等等。
當代中國書院紛紛舉起，大多是國學培育、書畫交流之所。規劃較大且設施、內容較完善的書院有安徽西廬書院。——常識教育篇。

Ⅶ 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是怎麼樣的

古代書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長」，多稱「山長」、「洞主」。這是因為古代書院多建在環境優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歡與道觀、寺廟為鄰。宋代以後，書院成了古代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學術聖地。而成就書院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辦學理念。

書院與官學的辦學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設門戶，完全開放，講學自由。學生的培養目標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學術精英。書院刻意與官學保持一定的距離，教授保持獨立的學術品德，學生尊崇獨立的自學精神。

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相當於如今的大學校長，雖然沒有行政級別，但山長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既是書院最高行政領導，也是首席教學主管和「學術帶頭人」。

山長始終把教學放在第一位，參與一線教學工作。如程顥、程頤、司馬光、范仲淹、朱熹、張栻等名儒大師，在主持書院日常教學時都是親自進課堂給學生授課。

日常教學中，山長授課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書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課試，從出題到評閱，均由山長負責。興辦於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即規定：「每旬山長入堂，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簽講、覆講如規，三、八講經，一、六講史，並書於講簿。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當年在應天書院執教時就曾「勤勞恭謹，以身先之」，據《範文正公集·言行拾遺事錄》記載，范仲淹「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為法」。

給學生出試題作文，自己先做一篇，這樣能不受學生歡迎嗎？范仲淹由此名氣遠播，「四方從學者輻輳」。

書院招生不設門檻無戶籍限制

明代文昌書院學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
古代書院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懷，即便如元明清時期好多書院改為「官辦」，這種情懷也沒有改變。

書院從誕生那天起，便向社會下層和民間士子開放。書院招生不設門檻，入學無戶籍限制，只要有志於學業的，不分貧富，不論地域，均可入學，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無類」。如四川文昌書院的「招生簡章」（文昌書院記）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凡越雋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按月觀課。捐廉獎賞，作育人材，大公無類。」

「大公無類」一直是書院的辦學准則，也是「有教無類」辦學理念的升華。雖然招生不設門檻，但入學要求還是有的，名氣較大的書院，因為報名的人多，「招生標准」也很嚴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都相對較高。考核包括學業在內的綜合素質測試，光學習好還不行。如白鹿洞書院，一度要求入學者是舉人，朱熹的《招舉人入書院狀》可以為證。

古代書院的招生指標由各書院依辦學實力自定，人數從幾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測試成績優異的「正課生」，還會錄取稍次一些的「附課生」。附課生也寫作「副課生」。如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的聚星書院，每年招生名額（學額）為生員正課20名，副課20名。

在招生上，老師說了算。如白鹿洞《洞學榜》擇生徒上即有這樣的規定，「自今凡奉公移來者，慎於所選，從游之後，洞師驗與可拒者則拒之，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

從中可見，如今天的官方推薦生、拿著領導人介紹信的照顧生是不受書院歡迎的。即便入學了，如果主管老師（洞師）測試後覺得不行，仍會將其辭退，領導（上司）不能幹涉。

書院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田」

元代明道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5貫「膏火錢」

古代辦書院的辦學經費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間集資、捐獻和書院創收、自籌，其中「學田」收入是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每個書院都會盡可能地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很多時候，學生在書院讀書，不僅不要學費，而且「食宿費全包」。如文昌書院，學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另外該書院「更欲立書舍，給膏火，招徠來學，以廣栽培」。

所謂「膏火」，就是學生學習期間的花費，古人俗稱「養士費」。「膏火」原本為資助困難學生的，實際使用時已普遍散發，生徒都有份。或給錢兩，或給糧谷，或錢糧兼給。

「膏火錢」補助的高低歷代不一，不同書院之間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為例，在元代至正年間，此時已改為官辦的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零花錢5貫錢。5貫即5000文，當時書院的勤雜工每月工資才300文，做學生比打工還來錢呢。另外，每名學生每天還有口糧「米2升半」。

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聚星書院的正課生每名每月膏火錢1200文，副課生500文；童生正課1000文，副課500文。正副課生住院肄業者，每名每月另給小麥3斗。

有的書院因辦學經費有限，學生食宿費無法全包下來，也盡可能給學生提供免費伙食。一般來說，古代書院是沒有「考試費」、「材料費」等現代學校常見的學雜費的。

成績優秀可獲「獎賞錢」、「花紅錢」

清代蘄州書院考試前4名每人獎「膏火制錢二串文」

古代書院大多希望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才，所以對學生的要求極嚴。以作息時間來說，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時頭鼓，五時半二鼓，六時三鼓上課。

為了使學生都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書院還設有獎勵制度。獎勵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勵，更有物質刺激，如月課獎賞，積分升級。還有相當於現代獎學金的所謂「獎賞錢」、「花紅錢」。

月課獎賞是依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來定的，於考試之後兌現。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陳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書院模式建造的延平書院，便設「獎賞錢」，書院規定每月三課，上中下旬分課本經、論、策不同內容，「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對學生予以獎賞，在清代的書院中似乎規定得最清楚，標准也較高，可能與清代書院「官學化」有直接關系，書院將膏火錢改成「獎金」發放，憑「獎票」領取。

清《蘄州志·學校》記載，同治年間湖北蘄州書院的獎勵標準是這樣的：生員參加相當於今教育局或考試院組織的考試（官課），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錢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二百文。文童則每課取上卷8名，膏火制錢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文。

除了書院應給膏火、花紅外，教育主管部門也會「酌給花紅」，以示鼓勵。

清代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在湖北武昌所設的經心書院將考試時的優秀作文結集刊出，先後出版了《經心書院集》和《經心書院續集》。這種「榮譽獎勵」，比獎金帶給學生的刺激還大，還管用。

嶽麓書院內朱熹

書寫的「忠孝廉節」

獎懲分明試卷憑「浮票」領取

清代丹陽書院「抄寫雷同」「罰停膏火一月」

獎懲分明，是古代書院的基本學規之一。學生在書院不認真學習，不約束言行，也會受到嚴厲的懲處。清代湖北歸州丹陽書院規定：「學長稽查在院肄業生童，有不勤學勵行者，正言規勸；如其不從，稟明山長，加以懲罰」。

清代蘄州書院的學規中也明確要求：如果在山長課期生員超等曠課一次，扣錢六百文；特等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文童上卷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中卷曠課一次扣錢三百文，再曠遂加錄成文或雷同全數扣除。

學生在書院學習時的學業等級是動態的，實行「積分制」，有「升降級」。即使錄取時的優秀學生，即所謂「正課生」，如果曠課，平時考試成績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為「附課生」。

清代均州南陽書院規定，以缺考的次數和考試的等級來確定升降，內課生如有一次不應課者，停止發放一月膏火；兩次不應課者，降作附課。正課一連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課以內，附課連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補為正課。降級的同時，其膏火錢也會降低標准發放，甚至不發。

古代書院考試紀律很嚴格，試卷憑「浮票」領取，並設編號。學生考試時出現作弊、抄襲等不誠信行為，都會受到懲罰。清代歸州丹陽書院規定：「抄寫雷同及不在院作文，並次日交卷者不列榜 ，初次不列榜，罰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課,冒名頂替者逐出住院。」

與現代教育理念一脈相承的是，古代書院同樣「德育」先於「智育」，當然，由於封建社會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節」等內容。如果「缺德」，後果很嚴重，輕者重罰，重者開除。

Ⅷ 書院中國的項目活動

自2012年成立以來，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陸續開展的公益項目包括公益書院項目、傳承人資助項目以及雅樂資助項目項目。 公益書院項目借鑒了古代書院模式，在具有濃厚傳統文化氣息的場所（書院）內，開展傳統文化公益活動，內容涉及茶道、花道、香道、古琴、書法、繪畫、吟誦、崑曲、手工藝、節日雅聚等領域，並設有專門的書院儀軌（包括更衣、凈手、焚香、吟誦學規、敬茶等），為大眾提供更多接觸、體驗傳統文化的機會。
北京市已與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開展合作的公益書院有惠量書院、然也書院、度一書院以及德泮書院。 基於傳統技藝在當今社會傳承的困境，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選擇對當下社會具有積極意義的傳統文化項目，對傳統手工技藝傳承人進行終生資助，助其與當下社會銜接，使傳統技藝繼續得以傳承。
2013年6月27日，積文齋筆墨傳承人資助項目開始實施，對山西運城絳筆、絳墨傳承人張永福之女張喜婷、女婿王壯升進行資助；2013年11月26日，古法造紙傳承人資助項目開始實施，對陝西西安楮皮紙造紙傳承人張逢學之子張建昌進行資助。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除對傳承人提供經濟上的資助之外，還將對其進行品牌形象宣傳、產品包裝等幫助。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設立雅樂資助項目，支持中國音樂學院雅樂研究中心雅樂團進行雅樂文化的研究及演出等活動，以期在大陸建立自己的雅樂團，復興禮樂文明。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希望通過資源整合，在雅樂中注入有影響力的新元素（如作曲、編舞、吟誦），使禮樂文化融入當下中國社會，恢復雅樂的國樂地位，成為國家禮樂範本。2013年10月，中國音樂學院雅樂團參加了第五屆北京傳統音樂節的開閉幕式演出，邁出禮樂重建第一步。

Ⅸ 20．什麼叫書院書院教學有何特色對中國古代教育有什麼影響

書院——封建社會後期一種重要的教育機構。

①、中央官府設立，用於收藏、校勘和整理圖書的機構。

②、民間設立，供個人讀書治學的地方。從宋朝開始，書院作為一種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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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完備與宋，廢止於清，前後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北宋時，以講學為主的書院日漸增多。南宋時隨理學的發展，書院逐漸成為學派活動的場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書院大多是自籌經費，建造校舍。教學採取自學、共同講習和教師指導相結合的形式進行，以自學為主。它的特點就是為了教育、培養人的學問和德性，而不是為了應試獲取功名。
明代書院發展到一千兩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辦書院。一些私立書院自由講學，抨擊時弊，成為思想輿論和政治活動場所。最著名的有江蘇無錫東林書院。明朝統制階級曾先後4次毀禁書院，然而書院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多次毀而不絕，在嚴酷的政治壓迫下，書院師生寧死不屈。東林書院的對聯寫到：「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清代書院達2000餘所，但官學化也達到了極點，大部分書院與官學無異。到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至此書院退出了歷史舞台。

古時的書院與赫曦台

馮雁軍

古時著名的四大書院為:應天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始於五代後周的僧人辦學。宋太祖開寶九年(976)正式創立，清末相繼改為學堂、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歷經千年而弦歌不絕。朱熹、王陽明等眾多名家在這里傳道授業，學制變革時期涌現了譚嗣同、梁啟超、陳寶箴一大批著名師長，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風雲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學，青年毛澤東數次寓居嶽麓書院半學齋，從事革命活動，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故世稱「千年學府」。
今天，千年學府的教育體制已經發生變遷，而書院原址則作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來，頭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古建築互相連接，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書院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而愛晚亭、自卑亭、風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園林建築與人文景觀，在展示其書院文化博大精深之餘，更渲染了它閑情逸致的士人風格。這些古建築中，赫曦台是個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從建築的形式上來講，屬於湖南地方戲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開闊。前部單檐歇山與後部三間單層弓形硬山結合，青瓦頂，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頗具地方特色。台柱和牆壁上有《老子出關》等戲曲故事的對聯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內壁上一丈余高，走筆如龍的「福」「壽」二字。
這兩個字里有個傳說。早在唐代，鄉舉考試後，州縣長官要宴請中了舉子的人。宴會上要唱《詩經·小雅·鹿鳴》，跳魁星舞，所以這個宴會也稱之為「鹿鳴宴」。如果參加過鹿鳴宴的考生在60年後再次赴宴與新科舉人同樂，那就叫重赴鹿鳴宴。清嘉慶十二年(1807)羅典重赴鹿鳴宴這天，嶽麓書院特別熱鬧，名門望族、達官顯貴及門下高徒都來道賀，吟詩歌賦，暢古言今，盡顯自己的才華。大家正玩在興頭上，一位鶴發童顏、腳蹬草履的道者前來湊趣。眾人見是無名老道，紛紛輕薄戲謔，要他寫幾個字看看。老道看出這兒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卻被人拉住:「斯文之地，豈能容你願來就來，想去就去。」此時，道人反而不氣了，操起大掃把，伸入黃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牆，「刷刷」兩下，沒等眾人反應過來，寫下了一個丈余高的「壽」字，然後揚長而去。一個個被驚得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再看那字，健筆如龍，力透骨肌，非凡人所為，於是傳為仙跡。此後，羅典曾託人四處尋訪仙蹤，但不知下落，為了彌補過失，也為了對稱，羅典親自在對面的壁上補寫了一個「福」字，但這個福字的筆力就大不如壽字了。
赫曦台從初建時起，就與休閑娛樂結下不解之緣。清代，這里則成為學子們最重要的課外活動場所，還經常演出戲劇，進行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展示過各種文化的祥和與輝煌。
由此看來，古時的高等學府里，人們的讀書求學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讀。

Ⅹ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幫忙

公元907年唐朝覆滅，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國古人講求詩禮傳家，無論哪朝哪代，都把讀書看作一等一的大事，於是在千百年的歷史流轉中，承載著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四大書院」也應運而生。

書院的興起受到了禪宗叢林的影響。首先，從功能上看，書院和寺院性質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為特徵，以傳道授「業」為目的，是具有自發性的教育組織。叢林為禪宗佛教徒潛心求道之所，而書院在理學家的精心經營下，也成為傳承儒家「道統」的場所。

其次，書院的產生與晚唐五代士子讀書寺院之風具有直接關系。士子在幽靜偏遠之寺院靜心讀書已經形成傳統，這對書院選址很有啟發，宋代書院便多建於風景秀麗之名山。

再次，許多書院是在寺院的舊址上擴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嶽麓山寺廟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嶽麓書院便肇始於此。因此之故，書院建築也多仿自叢林。

1998年初，據說國家郵政局准備發行「四大書院」郵票時，曾事先到石鼓書院實地考察，但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之後改選河南登封嵩陽書院。

1998年4月29日，國家郵政局在商丘市睢陽區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儀式，郵票所選書院為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

朝廷賜額

五代後晉時（936年），宋州虞城縣（今河南商丘）通儒楊愨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在宋州宋城縣創辦睢陽學舍，聚眾講學。楊愨去世後，他的學生兼妹夫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戚同文病逝後，學校曾一度關閉。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應天府宋城縣（今河南商丘）富豪曹誠，在戚同文舊學之地出資三百萬金，造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廣招學生，並於次年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院，以曹誠為助教，重新建立了書院。

「博延眾生，講習甚盛」，願以學舍入官，真宗皇帝大為嘉嘆，「面可其奏」，下詔表彰，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其榜」，賜名「應天府書院」，應天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