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西方傳教士來華歷程及其對中國影響
明清之際,我國和歐洲的文化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這次交流中,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充當了橋梁和紐帶。一方面,為了傳教的需要,他們將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傳入中國,使中國知識界對「西學」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傳遞書信和翻譯中國典籍等方式,把中國悠久燦爛的文化介紹給歐洲,使歐洲出現了「中國熱」。東西
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對於各自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起著不小的作用。
一、這次中西文化交流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從1582 年(明朝萬曆十年) 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入華傳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禎十七年) 明朝覆滅止,為第一階段,是中西文化交流興起並得到初步發展的階段。
首先,天主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播有了初步的開展。利瑪竇憑借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狀況的理解和認識,制定並推行了天主教儒學化以及科學傳教的方針,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傳教士們所帶來的西方科學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紳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在中國內地得以立足,從而奠定了其在華傳教事業的基礎。其次,作為傳教士傳教手段的介紹西方科學文化活動有了一定規模的開展,西方的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地理學和醫學等全面傳入中國。一批諸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遠西奇器圖說》、《火攻挈要》等書的翻譯以及世界地圖的傳入,打開了明朝知識界認識和了解「西學」的窗口,沖擊了明代崇尚空談的學風,促進了我國傳統科學的發展。而《崇禎歷書》的編撰和西洋火槍的仿造,則是西方科技在中國成功的應用。所有這些都開啟了西學東傳的大門,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准備了條件。
清初的順治、康熙時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階段,即發展和繁盛時期。
清政府採取寬容政策,天主教在華傳播有了較快的發展。清朝建立伊始,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尚不完備,清政府主要致力於平定內亂,完成統一,尚無暇對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嚴密的控制;同時,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族,雖居統治地位,但「華夏中心」的思想還不濃厚,其文化政策尚較開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於仍遵循利瑪竇方針進行傳教,且能幫助清朝修訂歷法,製造火槍的天主教傳教士,清政府採取了接納和寬容的政策。雖然到1692 年(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才公開允許天主教在華傳教,但是在順康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內,天主教的傳教活動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許。這就使天主教的傳播在明朝後期的基礎上得到較為迅速的發展。
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向縱深發展,呈現出繁盛局面。這首先表現在西學的應用更具成效,產生了一些水平高、影響大的成果。《西洋歷法新書》的頒行及康熙《皇輿圖》的繪制,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崇禎歷書》雖然在明朝末年已經修成,但當時並未頒行。清朝順治初年,耶穌會士湯若望將歷書整理後呈獻給清政府,並獲准頒行,稱為《時憲歷》。從此,中國通用西歷。這對中國傳統天文學向近代天文學的轉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康熙時期,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學者通力合作,進行大規模的全國地圖的測繪,採用了經緯圖法、梯形投影等先進方法,製成了《皇輿圖》。它是當時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圖製作。其次,中國學者對西學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匯通中西」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明朝後期,中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等人進行了大量的西學引進工作。這是西學初傳階段所必需的。然而由於當時明朝處於危急時期,尚無時間和條件對西學展開深入的研究。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錫闡和明安圖等中國學者努力研習西學,並結合中國傳統學術,「匯通中西」。
『貳』 晚晴時期有哪些西方的傳教士到中國來
1807年來中國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1835年到上海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833年來華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後來當了美國駐華公使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
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和尉禮賢（Richard Wilhelm）。
明恩溥（Arthur H.Smith）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72年來華以後在山東等地傳教30多年；
丁韙良（William A. P.Martin）、傅蘭雅（John Fryer），長期在清政府文教機構中工作。
『叄』 基督什麼時候傳到中國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要追溯到唐朝的大泰景教。公元635年（唐貞觀九年），傳教士敘利亞人阿羅本沿著絲綢之路來到唐朝首都長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齡親往郊外迎接，請進宮中詳細詢問教義，阿羅本呈上聖經、聖像，並說明傳教目的，為了進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讓他到皇家藏書樓去翻譯經典。三年後，太宗下詔准許景教在中國傳播，命人在長安建造一座教堂，用於安頓景教教士。
『肆』 外國傳教士是什麼時候離開中國的
一直沒有離開。在49——83年暫時消失。
直到現在，北京上海地區還有一些天主教傳教士，當然，被嚴密監視（防間諜）
『伍』 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是
傳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堅定地信仰宗教，並且遠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們傳播宗教的修道者。雖然有些宗教，很少到處傳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傳教士來擴散它的影響。雖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傳教士，一般傳教士這個詞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師。
最早到中國的基督教宣教師：
使徒多馬的傳說：當使徒保羅啟程將福音帶給西方，做 「外邦人的使徒」的時候，使徒多馬則向東方進發，將福音帶到中國、印度等地，後於歸途中在東印度殉道。
使徒巴多羅買的傳說：一同來東方傳福音的有多馬和巴多羅買二人，多馬去了印度，而巴多羅買則來到中國。
初期教會逃難來華的傳說：公元65年，羅馬皇帝尼祿迫害基督徒，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四散逃難的基督徒當中，有部份來到東方，僑居中國。
以上三種傳說都指同一時期，即公元65－70年，是東漢明帝永平年間的事。這期間的基督徒多為猶太人，福音主要靠口傳，新約聖經尚未誕生，至於舊約聖經被帶來中國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另有敘利亞教士的傳說：東漢時代，有敘利亞教士二人，藉學習養蠶治絲，來到中國傳教。
到現在為止，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的確切記載是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敘利亞人阿羅本到達長安，受到唐太宗的接見，並被官方允許在長安傳教。阿羅本帶來的是基督教的一個當時被西方教會認為是異端的獨特派別（現在已經不被當作異端），來華後被稱為景教（聶斯托利派）。
明朝洪武年間在江西廬陵掘得大鐵十字架，上鑄赤烏年月（即三國孫吳時代，由公元238－250年）。鐵十架上的對聯可解作對基督的頌贊：「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字；萬民懷大澤，金爐香篆藹千秋」。如果這個鐵十架真是基督教遺物，那麼可以推測基督教至少在公元三世紀就已經傳至中國。
2009年，徐州驚現漢代銅鏡上有基督教十八字福音，此發現填補了基督教傳入中國有文字記載的空白。此鏡的製作年代可能為東漢後期，下限不應晚出曹魏，也就是公元200-300年間，也就是公元三世紀。
『陸』 第一個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最先在什麼地傳教
傳入中國最早的確切記載是唐太宗貞觀九年（ 635年 ），敘利亞基督教阿羅本到達長安 。
『柒』 傳教士是怎樣來到中國的
自從葡萄牙殖民者來到東方，西方傳教士也接踵東來。其中最著名的是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利瑪竇於萬曆十年（1582年）抵澳門，後在廣東及南京、南昌、蘇州等地傳教。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他同另一耶穌會士龐迪我，由南京來到北京，向皇帝獻上天主像、聖母像、聖經、十字架、萬國地圖、自鳴鍾、西洋琴等諸方物。明神宗大喜，即留利瑪竇住在北京，於宣武門內賜給房屋，並允許設堂傳教，生活所需皆由朝廷供給。此後，利瑪竇遂寄居北京幾十年，至萬曆三十八年病死，年五十九歲。明神宗賜葬地於北京阜城門外滕公柵欄，以後這里又建教堂，成為北京傳教士公墓。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根據中國情況，開創新的傳教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傳教方式，主要有三條。第一，走上層路線，與官僚士大夫交接，結識公卿及大儒學者等，並且爭取皇帝的支持，因而得以在中國立足。第二，隨從中國風尚，以減少傳教的阻力。如學習中國語言，讀儒家書籍，改穿儒服，又以儒家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義，力圖說明基督教教義與儒家思想相通，甚至不惜修改教規，允許教徒祭天、祭祖、拜孔等。第三，介紹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以此作為傳教的門徑，由於這些科學知識有益於實用，可補中國之不足，因而得以取信於士大夫，見重於當局，徐徐引人入教。
除利瑪竇外，明末來中國的著名傳教士還有義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湯若望，瑞士人鄧玉函，西班牙人龐迪我等。這些傳教士大都遵循利瑪竇所開創的方法，在中國各地傳教。至明朝末年，全國各重要地方幾乎莫不有教堂，教徒已不下數萬人。到了清初，教徒更增至十五萬人。
除了傳教以外，耶穌會士還傳入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主要有天文歷法、數學、地理學、物理學、火器製造等。這些科學知識的輸入，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於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可惜這些科學知識僅能為少數人所認識和接受，如象徐光啟、李之藻等近代科學的先驅者；而未能在廣大社會上引起反響，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轉自：簡明中國古代史（第二版）
『捌』 傳教士到中國來最早是在什麼時候
利瑪竇
明萬曆年間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
1584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贊：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里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和《聖母贊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仙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編輯本段]第二站：韶州
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幾何原本》內利瑪竇和徐光啟的插圖。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籍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編輯本段]第三站：南昌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在南昌，利瑪竇知遇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棱鏡、西國記數法和鍾，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里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等等。
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高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准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編輯本段]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系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利瑪竇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編輯本段]永住北京
利瑪竇像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准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鍾、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逝世前指定龍華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會中職務。
『玖』 第一個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是：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英國人馬禮遜
馬禮遜在1807年5月12日搭乘美國貨船「三叉戟號」，從紐約啟程，經爪哇、澳門，經過近四個月的海上顛簸，於同年9月8日到達廣州。
在華27年，在許多方面都有首創之功。他在中國境內首次把《聖經》全譯為中文並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經典得以完整地介紹到中國；編纂第一部《華英字典》，成為以後漢英字典編撰之圭臬；他創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國報刊發展史上位居首尊；他開辦「英華書院」，開傳教士創辦教會學校之先河；他又和東印度公司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館，首創醫葯傳教的方式。
另一種說法是荷蘭人干治士
1627年，干治士抵達台灣，成為首位進入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和殖民者貪婪本性的不同，作為基督使徒的干治士一到台灣，就關注起了當地人的靈魂得救問題。他不滿足於牧養殖民者，而是到新港社，為台灣原住民宣教做准備。他潛心學習當地語言，深入了解民俗風情，並於1629年完成《台灣紀略》一書。為了宣教需要，干治士還用拉丁字母為當地人創造了土著文字，使原住民首次有了文字。
做好充分准備後，干治士開始向原住民宣教。他深入各村社，披荊斬棘，艱苦可以想而知，辛勤工作一年半後，大約有一百二十名原住民接受了主耶穌，只是對於真理認識尚淺，未曾受洗。1629年，荷蘭宣教士尤紐斯(Robert Junius)來台，協助干治士，二人同心，同工，同勞，福音事工發展迅速，信徒不斷增加，台灣也成為歸正會在亞洲重要的宣教地區。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馬禮遜並非新教來華第一人。將馬禮遜視為新教首位傳教士始於英美傳教士，1907年，在華基督新教差會舉行第三次傳教士大會，大會定馬禮遜為新教來華的開端，並舉行紀念活動。英美宣教士的作法，首先來源於特殊的歷史時代，由於甲午戰爭戰敗，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在當時，台灣被日寇占據，自然在英美傳教士的觀念中中國領土只包括大陸，而把台灣去除，在觀察歷史時肯定會只關注在大陸所發生的事件。其次，因此次大會以英美宣教士為主，而馬禮遜是英美差會最早來華的宣教士，在英美差會的宣教士眼中，馬禮遜有著崇高的歷史地位，因而他們視馬禮遜為來華第一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拾』 西方傳教士第一次進入中國內地是在多久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就是1860年。簽訂的北京南京條約規定西方傳教士可以進內地游歷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