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階層有哪些變化

1. 新中國成立後，使中國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的事件有哪些

1.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農民獲得土地.地主失去土地,並被改造成勞動者.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仍維持封建土地制度,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們憑借佔有的土地,殘酷剝削和壓迫農民.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雇農和中農,卻只佔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們終年辛勤勞動,受盡剝削,生活不得溫飽.這種封建土地制度嚴重阻礙農村經濟和中國社會的發展.他們十分悲慘,新中國成立後,佔全國三億多人口的新解放區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廣大農民迫切要求進行土地改革,獲得土地!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全國解放後的新情況,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它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同時也分給地主應得的一份,讓他們自己耕種,自食其力,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2.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革.分為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種不同的政策.對官僚資本實行沒收,對民族資本進行贖買和公私合營的方法進行..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當時的政策是：1.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民族工商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第二十九條 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並給以優待.第三十條 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第三十一條 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和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全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 2.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都屬於人民.3.沒收官僚資本.4.對民族資本採取贖買和公私合營的方式進行改造.
3.西藏百萬農奴獲得解放.
4.變化：.廣大的農民、工人和民族資產階級、農奴（西藏）成為國家的主人,獲得充分的民主與自由.而地主特別是土豪劣紳和官僚資產階級、奴隸主（西藏）成了被統治階級,失去了昔日的特權。

2. 當今中國社會階層的改變有哪些

20世紀初：清朝在走下坡路，因為西化沒有成功。全國各地武裝擁兵自重，革命此起彼伏，各大勢力與清政府對抗；後來，中華民國與各大軍閥、滿清遺留勢力發生戰爭。在那段時間，軍人成為最重要的人員，年輕人一批又一批的從軍，這是社會階層的最主要的變化。

3. 試述中國近代社會階級構成和階級關系的變動

伴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近代社會的階級構成和階級關系也開始了新的變動。
（1）舊的封建統治即地主階級繼續擁有著大量的土地，掌握著國家政權的同時對人民實行專制統治，但自身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的地主開始投資於新式工商業，成為資本家。但是，大部分地主仍依靠地租剝削為生，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矛盾十分尖銳。
（2）舊的被統治階級即農民階級，仍是近代中國社會人數最多的被剝削階級。由於土地兼並嚴重，不少自耕農失去土地，向貧農或雇農轉化。破產或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作的後備軍。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3）資產階級是近代中國新產生的階級。它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影響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買辦、商人、地主、官僚投資新式企業轉化而來。中國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的力量較小，又與本國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兩面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
（4）近代中國誕生的被壓迫階級是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比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一些，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一些。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在廣州、上海等地經營近代工商業，其中產生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19世紀70年代以後，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中國產業工人隊伍又一次得以擴充。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社會中最先進、最革命、最有力量的階級。

4.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階級起了哪些變化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都發生很大變化。從經濟結構來看，在自然經濟之外又出現了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近代後期又出現了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經濟。從階級關系來看則出現了無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因此，近代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也復雜化了。在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之外又出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及民族資產階級與大地主大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只是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矛盾中的一部分。因此，用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來表述，就無法涵蓋近代中國社會的國內矛盾
鴉片戰爭前中國只有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國門大開，由西方的商人資本家來中國興辦工廠，中國的工人階級最早就產生在西方商人在華投資的工廠中；同時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人開始自己興辦實業，產生了民族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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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代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動

舊的封建統治階級即地主階級繼續佔有大量土地，掌握著國家政權，對人民實行專制統治。
地主階層發生的變動：
有些地主從鄉村遷往城市成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將土地剝削獲得的貨幣用於投資，轉化為資本家，大多數地主任靠地租剝削生活。

舊的被統治階級即農民階級，仍是近代中國社會人數最多的被剝削階級。
農民階級的變動：
由於土地兼並加劇，不少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貧農或雇農，有些農民破產或失去土地後流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的後備軍。

新產生的階級變動：
近代中國誕生的新興的被壓迫的階級即工人階級，來源主要是城鄉破產失業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
中國資產階級也是近代中國新產生的階級，主要由一些買辦，商人，地主，官僚投資新式企業轉化而來。

6. 從階層分化到階層結構化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有哪些新變化

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經歷了兩次重大歷史變遷，一次發生在建國初期，當1956年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原來的四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變成了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階層）。這一時期的特點：一是變遷的動力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二是政治因素成為社會分層的主導因素；三是制度因素中的身份制、戶籍制、單位制對社會成員的分層影響很大；四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基本上處於停滯和不變狀態。第二次大變遷發生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表現為：農民的比例明顯下降，內部分化迅速；工人階級隊伍明顯壯大，不少工人群眾的工作崗位發生變化；以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為代表，恢復和新產生了一些階層和群體；許多人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他們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頻繁流動，使現階段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仍處在不穩定狀態，這種流動性、不穩定性和界限的模糊，在體制轉軌時期，顯然是一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象徵。

7. 分析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特點和趨勢

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所有制結構的變動，改革後我國出現了一個佔有一定生產資料的個體私營主階層；
第二，深刻的職業分化使得原有的同一階級內部出現了具有不同經濟地位和利益特點的社會階層，原來相對重合的收入、地位、聲望三個社會序列發生了分離；
第三，產業結構的變動使那些與現代經濟相聯系的職業群體無論在人數比重上還是在社會影響力方面都大為增強；
第四，社會成員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並且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
第五，新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正確認識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的變化，正確認識各個社會階層的地位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發展趨勢，正確認識各個社會階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從中得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階層結構的科學結論，有利於加深我們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有利於我們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政策。現階段對社會階層結構的研究，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共同目標，安排協調好社會各階層的地們和關系，維護社會穩定，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健康有序地發展，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

8. 我國社會階級關系發生了哪些根本變化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伴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我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已經被清除出中國大陸；官僚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內地被消滅；原來的地主和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資產階級分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組成。目前全國私營企業450萬家，投資人1100萬，自由職業者大約1000萬人左右。他們作為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呈現快速增加的態勢，在我國經濟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變化原因：

第一，基本經濟制度的變化。我國從過去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經濟領域的制度創新給我國新的社會階層的產生提供了制度基礎。不少人陸續脫離原來的工作崗位，轉而從事非公有制經濟，或「下海」經商，自我創業，或進入民營科技企業、外資企業等經濟組織，或成為自由職業人員。

第二，經濟體制的變化。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社會的勞動分工日益精細，為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提供了從業條件。例如，市場經濟正常有序的運轉，離不開以服務、溝通、監督、協調為主要職能的各種中介組織，提供就業、廣告、公關、信息、咨詢、家政、勞務、房地產等服務的服務性中介組織便是其中的一種類型。中介組織從業人員這一新的社會階層遂應運而生。

第三，產業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長足發展，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產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佔的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促成就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例如，由於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大批被分流出來的農民紛紛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其中一些農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摸索出發家致富之路，成為私營企業主、個體戶等。

9. 當今中國的社會階層是怎樣演變形成的

第一，現階段中國社會已分化為由十個社會階層組成的社會階層結構：（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2）經理人員階層；（3）私營企業主階層；（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5）辦事人員階層；（6）個體工商戶階層；（7）商業服務人員階層；（8）產業工人階層；（9）農業勞動者階層；（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上述劃分是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根據的。在這個問題上，由於研究者所持的劃分標准不同，所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第二，中國已經形成了現代社會的階層結構，但還只是一個雛形，還處於發展變化之中。中國現代社會階層結構中社會階層位序已經確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有的社會階層的規模還會繼續擴大，有的社會階層的規模將繼續縮小（如農民階層），但基本構成成分不會有大的改變。

第三，現代社會的流動機制正在形成，正在逐漸代替傳統社會的流動機制。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身份、政治分層，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下，農民轉變為工人、轉變為城市居民，工人轉變為幹部幾乎是不可能的。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先賦性因素還在繼續發生影響， 但後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並將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當今中國社會流動機會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是開放的，雖然還有一些制度性限制和障礙，但是，每個人只要自己努力，可以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獲得向上流動改變自己原來社會地位的機會。

第四，現階段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自發形成的，並且還在繼續演變。現在的社會階層結構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及其要求還不相適應。從世界范疇看，現代化國家的社會階層結構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形態。所謂中間大， 指社會已發育、培育成一個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他們擁有相當多的各種社會資源；所謂兩頭小，指擁有較多資源，因而社會地位最高和較高的階層規模較小；只有較少資源或幾乎沒有資源，因而社會地位較低和最低的階層規模也比較小。比較而言，中國現階段的社會階層結構離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有很大距離。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形態還是一個中低階層過大、上中階層還沒有壯大，最上層和底層都較小的洋蔥頭形結構。這種結構形態有諸多的不合理處。就社會階層的規模而言，就是該縮小的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沒有相應地小下去，而該擴大的由若干個社會階層組成的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還沒有相應地壯大起來。社會中間階層規模過小，意味著社會結構的不穩定，這是當前中國諸多經濟社會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第五，在促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成長方面，迄今還沒有像宏觀調控經濟的經濟政策那樣明確而自覺的社會政策。應改革的一些社會體制、社會機制（如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沒有適時進行改革和調整；該出台的社會政策（如社會保障制度、社會分配政策）沒有適時出台； 沒有投入一定的力量來制定相應社會政策以引導培育一個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第六，中國社會階層結構未來20年的發展十分關鍵。借鑒國際上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實施社會政策的經驗和教訓，結合我國發展很不平衡的國情，到2020年有六個社會方面的指標是應該得到重視和實現的：（1）城市化率從2001年的37.7％增長到58％左右；（2 ）農業勞動力從占就業結構的50％降至30％以下；（3）通過二次分配抑高調低，使基尼系數降到0.4以下；（4）將現在5～6∶1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降低到1.5∶1的水平上；（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由2003年的17％提高到35％左右；（6）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從2003年占整個社會結構的19％擴大到38％～40％的水平。

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體制發生巨大變遷的過程中，社會學理論工作者應該在這個關鍵時期對社會結構變遷和社會發展進行實證分析和理論闡釋，並提出對策建議。在此，我們請金文朝和金鍾吉、王春光、陳光金等社會學專家學者分別就信息社會數字鴻溝、 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群體的變動以及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形成等問題進行解讀和釋析，以期在不斷的對話中求得共識。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學術研究之目的，也是我們對21世紀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