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賽珍珠的中國情結
賽珍珠於1892年6月26日誕生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說來奇怪,她能出生在美國純屬偶然。她的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
stricker,1852~1 931)篤信基督,年輕時滿懷「拯救世界」的宗教熱情,剛結婚便帶著妻子凱麗(Carie Sydenstricker,1 857~1921)來中國傳教。賽珍珠的五位兄弟姐妹,全部出生在中國。其中三個,因患流行病早年天折,葬在中國。為減少喪失子女帶來的痛苦,賽兆祥和妻子於1891年回美國休假,這才把賽珍珠生在了家鄉。但出生三個月,她便被放在搖籃里,隨父母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此後賽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國上大學四年和讀碩士學位外,基本上是在中國度過的,先居住在蘇北的清江,四歲時,她父親帶著全家回到鎮江。以後,賽珍珠便是在鎮江這個長江與大運河的交匯地,度過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她去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倫道夫·梅肯女子學院上大學,畢業後又回到鎮江,一邊伺候病在床上的母親,一邊在一所教會中學里教書。她嫁給了年輕的農業經濟學家約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隨夫君在皖北土地貧瘠、經濟落後的宿州生活了兩年半。1 91 9年,賽珍珠與丈夫來到金陵大學任教,在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將近12年。在一座小洋樓的閣樓上,她完成了後來為她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幾乎全部作品。這座洋樓現仍靜靜地立在南京大學北園的西牆根下。1931年《大地》在紐約出版,引起轟動,她亦於一夜間名聲大振。1934年,賽珍珠與丈夫的關系已名存實亡,她告別南京回美國定居。次年她便與布克離婚,嫁給了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爾什。從此,她就再沒回過中國。
賽珍珠在中國不僅生活的時間長,而且有著許多獨特的經歷。她的父母為方便傳教,沒有住進與外界隔絕的租界或僑民保護區,而是在比較落後的地區與中國普通百姓毗鄰而居,相互走訪。因此,賽珍珠從小能操中英文兩種語言,同中國小孩一起玩耍,對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有著相當深入的了解,如她後來在自傳中回憶所說:「我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成長——一個屬於我父母,狹小的、白人的、清潔的、長老會的美國人的世界;另一個是廣大的、溫馨的、歡樂的、不太干凈的中國人的世界。兩者之間並不相通。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我說中國話,舉止像中國人,和他們吃一樣的東西,分享他們的思想感情。在美國人的世界,我則將兩者之間的門關上。」
她父親賽兆祥是個學者型傳教士,他不但把《聖經》譯成了中國百姓能聽懂的中文,而且還了解儒學,更專門研究過佛教。他意識到亞洲的文明早已達到了哲學和宗教的高峰,並發現東西方的哲學與信仰,有著不少相通之處,這給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很大的觸動。正如賽珍珠後來回憶道:「我父母親的觀點很不正統。他們認為,在各個方面中國人都和我們是平等的。中國的文化,包括哲學與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學習的。」他們要求賽珍珠和其他的子女,都要像對待客人、尊敬長輩一樣地對待家裡的用人。因此,賽珍珠和用人們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從小就有保姆和廚師經常給她講各種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及民風習俗。她的父母還要求子女從小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學。有一位孔姓的老秀才是賽珍珠的家庭教師,曾為她講解文學經典、孔子倫理以及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使她得益匪淺。後來,她在南京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任教期間,還專門請國學造詣很深的龍墨鄉先生輔導她學習中國小說史,閱讀大量的古典小說和現代作品,使她對中國人民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據賽珍珠回憶,她在中國也有過兩起很不愉快的經歷,從相反的方向作用於她的思想。第一次發生在1 900年「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期間。那年她才八歲,走在街上卻被路人惡狠狠地瞪眼罵做「小洋鬼子"。原先和她一起玩耍的小孩也迴避她。這一切令她既恐懼又困惑。她父親後來為她解釋說,中國人反對外來侵略是正當的。她母親則竭力為美國辯解,說美國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現在他們只是在為其他白種人在中國犯下的罪孽受過,而且,美國不同於其他列強,它將用庚子賠款來資助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如此等等。盡管賽珍珠信了她母親這番安慰的話,心裡寬舒了些,但這次經歷在她幼小的心靈上還是留下了一道濃重的陰影。
賽珍珠的第二次不快經歷發生在北伐戰爭中的1927年。一支國民黨的北伐部隊進駐南京,部隊中一些士兵襲擊外國人和教堂,金陵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和其他幾位僑民被殺,神學院被燒,賽珍珠自己的家也被搶。她和親屬們在恐慌中東躲西藏,最後由於一位中國勞動婦女冒著生命危險的勇敢掩護,才未被士兵發現而「死裡逃生」。一方面她感到自己和家人受了莫大的委屈,因為她認為自己和家人都熱愛中國。另一方面,她又從那位機智勇敢的婦女身上深切體會到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並認為民族間的沖突在很大程度上緣起於缺乏了解溝通。對這兩起事件揮之不去的記憶,使她堅定了為增進東西方,特別是中美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而奮斗終生的決心。
賽珍珠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裡,曾接觸了許多目不識丁、從未見過西方人的農民,親眼看到他們如何在艱難困苦與天災人禍中掙扎拼搏,她發現這些農民「承擔著生活的重負,做得最多,掙得最少。他們與大地最親近,無論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實的」。她深為他們的純朴、善良和頑強所感動,認為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代表。她決意替這些不善言辭的中國農民說話,寫下他們生活的艱辛、理想與追求。她說:「我不喜歡那些把中國人寫得奇異而怪誕的著作,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要使這個民族在我的書中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的真實正確地出現。這就是賽珍珠創作《大地》和其他有關我國農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賽珍珠在沒有和出版商談過出版協定情況下就開始了創作的原因。
賽珍珠在她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筆觸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勞、朴實的中國農民形象,生動地描繪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小說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富有真情實感,場景與細節的描寫亦真實可信。小說越過東西方文化間的鴻溝,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一個少有神秘色彩的中國,有力地改變了不少西方作家描繪的「華人異教徒」和「不可思議的東方」的形象。
由於強國文化沙文主義作祟,在19世紀大多數歐洲與美國人的眼裡,中國只不過是世界版圖上的一塊空白——疆土遼闊但卻遙遠渺茫。至多,它也只是個「落後」、「僵固」、「充滿奇裝異俗」的國土。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來過中國,但他們短暫、浮泛的逗留所帶走的,大多是帶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國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據載,美國人在18世紀末就「習慣以輕蔑和厭惡的口氣來談論中國人」。19世紀中葉,歐美國家曾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當做「展品」在博物館陳列,或視為低等動物放在馬戲團展演。如1850年在紐約市立博物館公開展出了一個三代六口人的中國家庭,展名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1884年,一個馬戲團則把一位「中國張姓巨人」和「40頭受過訓練的大象、50籠珍貴動物」,放在一起巡迴展覽演出。當時美國的唐人街以骯臟、鴉片、妓女和黑社會著稱,由此也成了個由警察做導游的旅遊景點。
文學藝術模仿了生活。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美文藝作品中,中國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僅以美國戲劇為例,在百老匯演出的這類音樂劇就有《鴉片王國的國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後》等。1877年馬克·吐溫與布萊特.哈特還合寫了一出鬧劇《阿興!》(Ah Sin!)。盡管劇本以華人阿興為名,但阿興只是個出場不多的配角。劇情發生在加州礦區。阿興為白人礦工洗衣。他不但常挨打,還被罵成是「愚蠢而又可憐的畜生,尾巴長到了後腦勺」,「笨蛋」,「道德腫瘤」和「一個解決不了的政治問題」等等。他被視為長了副「空腦袋」,「只會像猴子般模仿」。劇中有一個場面寫阿興跟著女主人在餐廳放置餐具,女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個盤子。只知模仿的阿興,竟把自己手中的盤子也一個個地砸碎。馬克·吐溫是位嚴肅的作家,阿興可以說是他對當時西方人心目中華人形象的客觀描繪。但他沿用「Sin」(意為「罪過」)一詞作為劇中華人角色的名字,很難不讓人懷疑他的種族主義傾向。
《阿興!》在紐約上演時,正值大批中國勞工移民前往美國。1870年至1880年間,遠渡重洋前去美國西海岸的華人從10869人劇增到39579人。中國勞工吃苦耐勞,但又索求不高,為美國的西部開發和鐵路的建築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對相當大一部分從美國東部去加利福尼亞淘金的白人來說,卻成了難以對付的競爭。於是,中國人很快被看做是白人世界種種社會問題的禍根。中國人被指責是個「無法與其他民族融合」的群體,最終必定會把白人統統排擠出加利福尼亞。1879年一個名為亨利·格立姆的,發表了一出名為《中國佬必須滾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諷刺劇。劇中的中國人陰險毒辣,詭計多端,蓄意腐蝕喪失警覺的白人家庭。他們腦後甩著長辮,嘴裡叼著鴉片槍,操一口難以聽懂的洋涇浜英語,專門販賣奴隸和做色情生意,暗中還策劃著中華帝國一統天下的陰謀。這個劇本的寫作與演出,反映了19世紀後葉美國種族分子中的排華情緒,也預示了1883年將出台的「排華法案」。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歧視性的排外法案,華人首當其沖,成了美國國內問題的一隻替罪羊。
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多數西方人仍認為歐美之外的民族都是蠻族。西方的風俗習慣,哪怕荒誕不經,也被看做是通行全球的行為准則。許多在中國的傳教士,在家信中都把中國人說成是個「古怪的民族」,自詡為老牌「中國通」的美國記者羅德尼.傑爾伯特,在他的《中國的毛病出在哪兒》(What Wrong with China)一書中,公開聲稱「中國是個劣等民族」。30年代早期美國羅伯特·羅普利創作曾先後被各種報刊雜志轉載的漫畫《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更以西方文化為中心來看待中國的一切。其中一則漫畫的花邊上寫道「支那人會吹口哨嗎?」另一條花邊題為「華人異教徒的怪異之處」,譏笑中國人用白色而不是黑色表示哀悼;小孩生下來便是一歲;蓋屋先造屋頂後砌牆;漢字中的「家』』是屋頂下的一口豬;男人進門不脫帽反而脫鞋。羅普利正是用這些文化習俗上的差異,來取悅一些視野狹隘的西方讀者,強化西方文化優越感。
20世紀初在美國和歐洲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有關華人的文學作品,要數英國人羅姆創作的傅滿洲系列小說。第一部發表予1913年,取名為《險惡的傅滿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書中的傅滿洲是個精明險惡的華人頭目,領著一幫「惡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著「整個東方民族的一切殘暴狡猾」,是個「很可怕的人」,是「黃禍的化身」。這十多部對中國人民充滿敵意的小說,總銷量達數百萬冊之多,還被改編成電影、廣播劇和電視劇,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中成了家喻戶曉之作。
即使有些不懷敵意的作品,對中國的描寫,也總帶有濃重的離奇色彩,正如一位中國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總有當官的大人,千篇一律地成天板著臉……偶然添進了幾個儒生……還必須添上外國人,如美國商人、中國通、灰心喪氣的傳教士以及尋歡作樂的水手……盡管人物出入的場景污穢不堪,但千萬不能少了出自中國人之口的古代箴言。」中國似乎就存在於這種僵化的概念和陳詞濫調這中,與中國的實際相去甚遠。
正是在西方這種普遍蔑視中華民族和把中國文化神秘化、離奇化的創作氛圍中,賽珍珠以其長期在中國社會的不同階層中生活的親身經歷和對中國傳統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蘊,與眾不同地把中國人「不是放在與西方人,而是放在與其他中國人的相互關系中加以描述」,經過多年的勤奮努力,賽珍珠創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動、較客觀地反映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的文學作品。《東風·西風》、《大地》三部曲、《母親》以及收錄在本選集中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取得了成功,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這些作品影響了歐美整整兩代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是賽珍珠和她的作品「為數以百萬計的歐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關於中國農村家庭和社會生活的長卷」。其實,在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如英國、荷蘭、日本、澳大利亞、以色列、埃及等,那裡也有不少學者和普通百姓都因小時候讀了賽珍珠的小說,才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才關注起中國人民的生活與命運。我國人民的朋友海倫·斯諾夫人說她就是讀了《大地》後才來到中國。
賽珍珠不但在小說中描寫中國,她還用其他形式向西方人民大力介紹中國人民與中國文化。如1924年在康奈爾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學位時,她曾先後在全國性的雜志《民族》與《論壇》上發表了《中國學生的心理》和《中國的美》。她還花了多年的時間和心血,把她特別喜愛的《水滸傳》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在許多國家流傳。更為突出的例子,要數她在1 938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作的演講。在題為《中國小說》的長篇演說中,她首先向濟濟一堂的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雖然我生來是美國人……我屬於美國,但恰恰是中國小說而不是美國小說決定了我在寫作上的成就。」她說:「今天不承認這點,在我說來是忘恩負義。」但她指出,她選擇這個演講題目不完全出於個人的原因,而是她認為「中國小說對西方小說和西方小說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演講中,賽珍珠如數家珍地闡述了中國小說的起源與發展演變及其特徵,中國小說與中國所謂的文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關系等等。她還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小說的名作《水滸傳》、《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她聲稱:「想不出西方文學中有任何作品可以與它們相提並論。』』她還向聽眾介紹了《西遊記》、《封神演義》、《儒林外史》、《鏡花緣》、《西廂記》和《金瓶梅》。演講中,賽珍珠提到了《四庫全書》、《教坊記》、《會真記》等等經典。她不厭其煩地向西方聽眾講述了中國小說的大眾性和通俗性的特徵,說明中國小說歷來強調作品的社會意義。她說:「在美國,一些最現代的文學青年最近才發現『社會意義』這個詞,但中國的舊文人一千年以前就已經知道,並主張小說必須有社會意義才能被承認是一種藝術。」賽珍珠在斯德哥爾摩的這番演說,自然得到了西方媒介的廣泛報道。如果說中國高雅的古典詩歌和深邃的哲學經典早為一部分西方文人所知,那麼,通過賽珍珠在這一特殊場合的熱情介紹,使得我國光輝燦爛但又鮮為西方所知的小說傳統,又第一次得以昂首展現在西方文化精英們的面前,並通過媒體的傳播,為更多的西方民眾所了解。
諾貝爾文學獎獎勵了賽珍珠,同時也宣揚了中國、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諾貝爾文學獎使得賽珍珠成了國際名人,也使得勤勞純朴的中國農民形象走進了西方的千家萬戶。這是個毋庸置疑的事實。賽[珍珠在她的小說中對中國農村和鄉鎮生活所作的生動而又真切的描寫,對中國勞苦民眾的朴實情感和不拔毅力所表示的敬意,以及她在其他非虛構文學體裁中和在公共演說場合里對中國文學與文化傳統所作的頌揚,客觀上都是對西方在這之前對中國人所作的歪曲醜化的有力的批駁。
諾貝爾文學獎改變了賽珍珠的一生。她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將近50年後,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才獲此殊榮),這給賽珍珠帶來了極大的榮譽和實惠,但同時也招來了相當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忌、不滿,甚至敵意的嘲諷。賽珍珠因而成了美國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作家之一。
賽珍珠獲諾貝爾獎消息公布後,《紐約時報周刊》上曾發表人物專訪,高度贊揚賽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評論家范多倫亦撰文稱頌她的小說「數量眾多,質量上乘」。但在美國文學圈內的反應,否定的居多。大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如果她(賽珍珠)都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那麼每個人得獎都不應該成為問題。」另一位後來也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則更為尖刻,說他情願不拿諾貝爾文學獎,也不願意同「賽中國通夫人」為伍。
賽珍珠獲巨獎後在美國文學界遭此貶損,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一則因為她在中國度過了將近40年的歲月,在美國文學圈子中,她是個陌生的局外人。她的獲獎作品在中國創作,寫的全是發生在中國的事情,遠遠游離於美國主流文學的題材之外。瑞典皇家學院的評委們,在眾多有成就的美國作家中,偏偏選賽珍珠得獎,難免使包括福克納和弗羅斯特在內的美國主流作家感到驚訝、難堪,甚至憤怒。再則,因受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賽珍珠的作品常用章回體,而不是為西方文壇稱道的復式結構。她愛用句式簡單的白描手法敘述故事,而缺少為西方現代文學所看重的「意識流」式的心理刻畫。賽珍珠的創作對象是包括家庭婦女在內的廣大群眾,而不是少數文化精英。大地》三部曲一出版也確實成了暢銷書。這在當時主宰文學時尚的批評家眼裡是犯了大忌。在他們看來,文學與暢銷絕對不可兼得。再者,賽珍珠重作品的主題寓意和社會功能而輕作品形式上的創新和作者個人情感的宣洩,這一切使得她的作品與當時美國主流作家的「純文學」創作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但是,賽珍珠獲獎後受到攻擊的另一個難以擺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別。在她之前只有兩位美國男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位是1934年獲獎的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獲獎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應該說,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國男性作家,都暗暗盯著這份舉世矚目的榮譽和巨額獎金。瑞典皇家學院把此殊榮授予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婦女作家,必然在這批輕視婦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們無論在感情上還是理智上,都難以接受。
賽珍珠文學創作的成功,在中國本土和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後來又有一場不小的爭論,這些對賽珍珠在中國的被接受都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賽珍珠的小說大部分都有中譯本,有些作品還有幾種不同的譯本。《大地》原著在美國出版不久,中國《東方》雜志便開始連載。後來幾年中,上海、北平和重慶等地的八個不同的書局出版了八種不同的中譯本。其中上海商務印書館自1933年至1949年就印刷了12次。一個外國現代作家的小說,得到如此多譯者的青睞和如此規模的發行,這在中國的出版史上並不多見。
中國的評論界對這位生活在他們中間的美國女作家,也同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1930年發表第一篇評論《東風·西風》的文章起,到1934年賽珍珠離開中國回美國定居時止,中國的報刊、雜志和譯本的序、跋、後記上,至少發表了50篇介紹和批評賽珍珠及其小說的文章。如果我們把這些文章大致分成基本肯定、褒貶參半和基本否定這樣三類的話,那麼這50篇中的多數屬於第一類,如庄心在的文章稱賽珍珠為我們「民族的友人」。作者認為,一個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贊頌,文學藝術起著重要的作用。一個國家的文學是「無形而有力的戰鬥武器」,它能不必流血犧牲,而「免除別一個國家愚妄或自私的誤解和仇恨」。他進而指出,在通達另一個國家人民的內心與靈魂方面,一個偉大的小說家、詩人或畫家能做的,要遠比一個政治家或外交家所能期待達到的多得多,這便是如果必須作出選擇的話,英國寧可損失全印度,也不願意失去莎士比亞」的緣故。
這篇刊登在《矛盾月刊》上的文章進而指出,中國民族因為人種、語言、地理和習慣等等與西方的差異,向來是被誤會,被誣蔑的。「神秘之國」簡直成了「萬惡之藪」,西方人寫游記,寫小說,畫畫,演電影,只要有中國人,「便把許多卑賤齷齪、奸險等壞習慣點綴成一種類型,總是拖發辮(不消說女的是纏小腳),掛鼻涕,傴僂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總離不開竊盜、強奸、暗殺、毒計等等,看了叫人毛骨凜凜的舉動……一種不易泯滅的民族的誤解,處處阻止了親善合作的同情」。作者認為,要消除這種錯誤觀念,有賴於中國的文藝作家作出長期不懈的努力,來「一改荒謬錯誤的舊觀」,但這不是旦夕間輕易就能奏效的。因此,「如果有異國的作家誠能以真切的態度,為描寫中國的現實相,那便是中國民族的友人」。文章指出,賽珍珠以其居住中國多年的歷史,以及對於中國事物的熱愛,對中國的論述,都「每中肯要」,尤其是她對於中國民族的尊重以及對於孔子思想及中國文化上的理解,更使她對中國有進一步深切的認識。「雖然有時也不免有誇張失真之處,但大體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到以誠懇客觀的態度把中國的情形給予西方以較正確的姿態,這一點,在復興民族過程中的中國人,是應當感謝的。」。
不少文章還為賽珍珠取得的文學成就感到驕傲。他們認為,是中國和中國文化撫育了這位暢銷作家。如有文章指出,盡管賽珍珠的「肉體出自阿美利加的雙親,而她的精神則是我們中國所賦予的」。
第二類褒貶參半的文章的典型例子,是我國著名出版家和文學批評家趙家璧先生的《布克夫人與王龍》。文章一開頭便指出,受馬可·波羅游記的啟發,「洋人對於中國故事的興趣,跟了政治和經濟勢力的侵入,而繼續增高」。為了適應這種需求,西洋人寫的中國小說,都是「那種封面上畫了怪誕束裝的『支那人』,橫七豎八畫了半個中國字的書」。這些小說的作者都是「憑了有限的經歷,加上豐富的幻想力,滲入了濃厚的民族自尊心,才寫出了這些看了要使人發笑的書」。趙先生指出,賽珍珠的《大地》的出版大大地改變了這種狀況。它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贊美,因為它不但「畫得了中國人的外形」,而且還「抓到了中國人一部分的靈魂」。文章贊揚賽珍珠所寫中國小說的特點是,「除了敘寫的工具以外,全書滿罩著濃厚的中國風,這不但是從故事的內容和人物的描寫上可以看出,文學的格調,也有這一種特點。尤其是《大地》,大體上講,簡直不像出之於西洋人的手筆」。
然而,趙家璧先生對小說中他所認為存在的問題,也毫不含糊。首先,他對把王龍這樣比較落後的農民,作為主人公加以描寫並向西方介紹,很不以為然。他指出,盡管賽珍珠對王龍和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那頭腦簡單,帶原始性的人物王龍正好符合西方人把中國人看做是個文化落後的民族的口味,它只會加深西方人對中國人所抱有的種族偏見。另外,趙先生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造成精神匱乏,使不少人倡導起返璞歸真,回歸原始。頓時,美國的小說、電影、游記等出現了許多描寫非洲原始生活的題材的作品,即所謂的逃避主義通俗文學,趙先生認為《大地》就屬於此列,只是讓居高臨下的西方讀者換換口味而已。
胡風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國》一文中指出:「大體上,作者對於中國農村底生活是很熟悉的,從描寫或敘述里看得出來她的感覺底纖細和觀察底銳利。」胡風認為賽珍珠的筆端上「凝滿著同情地」寫出了「農民底靈魂底幾個側畫」,因此讀者在離奇的故事裡面也能夠感受到「從活人底心靈上流出的悲欣」,但是,胡風在文章的後半部分強調指出,盡管賽珍珠相當熟悉中國農村的人情風俗,她受到了「只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基督教徒這個主觀觀點上的限制」,因而她「並沒有懂得中國農村以至中國社會」。
第三類文章從根本上否定了賽珍珠小說的認識價值和藝術品質。第一個激烈批評賽珍珠的中國評論家,恰恰也是《大地》(譯為《福地》)一書最早的中文譯者之一的伍蠡甫先生。在1932年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的《福地》譯本之前,伍先生加上了長達28頁的《譯者序》,「簡略地批評"了賽珍珠的這篇成名作。《譯者序》認為,《大地》所描繪的世界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擁有土地,女人只是絕對服從。穿插於故事之間的,是接連不斷的災荒、農民的愚昧、兵匪與強盜的騷擾等等。《譯者序》進而問道:這難道是中國的真實情況嗎?在作這些描寫時,作者難道沒有一點白人優越感?難道沒有要通過侵略來拯救中國的意思嗎?難道小說不是要把中國表現成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表明「黃禍」即將來臨嗎?《譯者序》在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經濟關系後指出,是封建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勾結才阻礙了中國農業的發展,而這正是外國人不願意看到,或看到了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㈡ 塞珍珠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在宣傳新思想、宣傳革命、抗日救亡諸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在藝術上也有不少好的成果。但是前已言及,與古近代中國的所取得輝煌的藝術成就的偉大著作相比,與現代世界文化發達的國家相比,除魯迅等少數傑出者之外,在藝術上建樹不足。20世紀中國文學之所以在整體上與世界一流水平有頗大距離,丟棄傳統、全盤西化,無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為新文藝工作者所鄙視、否定的書畫藝術和戲曲藝術,在20世紀上半期則依舊處於世界前列的崇高地位,建國後至「文革」前,還得到繼續發展,關鍵還在於創作者尊重傳統、繼承傳統。在弘揚和繼承傳統優秀文化的基礎上,努力學習西方和一切優秀的外來文化,並使之融合、達到創新。這才是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道路。
五、賽珍珠向西方熱情揄揚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卓特貢獻
賽珍珠在西方弘揚中國文化和文學共用四種方法:理論文章,講演,翻譯《水滸傳》,幫助中國作家在美國創作和發表作品。
諾貝爾獎的《授獎詞》開首就介紹、強調和贊揚:「賽珍珠曾經講過,她如何發現了她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本質與存在這一使命。」{32}賽珍珠向西方介紹的「中國的本質」,主要指的是中國文化的優秀性、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和婦女的優秀品質。
除了上已言及的揄揚中國古代小說的言論,賽珍珠還長期熱情地揄揚中國文化。賽珍珠是在20世紀前期西方鄙視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時候揄揚中國和中國人民,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受到鄙視和難以進入西方的最困難時刻,在美國和西方大力正面宣傳和弘揚中國文化。她認為:「中國人在各個方面和我們是平等的,包括哲學和宗教在內的中國文明值得我們尊重。」「在亞洲,人類文明很早之前就在哲學思想和宗教教義方面登峰造極。」{33}她強調:「中國的文化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更淵遠流長。」「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的國家。」{34}賽珍珠斷言:「即使在那時,我也能看出,中國將來註定要成為舉足輕重的國家的。中國一向是文化的發源地,只有印度可以與它媲美,盡管印度與中國全然不同。」{35}賽珍珠認為:「盡管孔夫子是個哲學家,不是牧師,但實際上正是他為中國社會、為他的子孫創立了一整套與宗教、與道德作用相同的倫理綱常。恐怕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中國人才會重新認識孔夫子這個最偉大的人物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有多大。」{36}
其次,是對積淀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潛能的把握,是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背後的文化本質的認識。賽珍珠認為中國人的社會,是一個古老而穩定的社會。她認為,盡管對她這樣一個洋生土長的人來說,中國是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但中國以擁有悠久的歷史和廣闊而深邃的智慧而顯得美麗。「對我來說,中國人似乎一生下來就具有一種世代相傳的智慧,一種天生的哲學觀,他們大智若愚……即使跟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談話,你也會聽到既精闢又幽默的哲理。」{37}
賽珍珠對中國的古典哲學評價極高。她在回國多年後表達「時常想念中國」的原因時說:「那是因為我在這里找不到一點哲學。我們的民族有自己的教義和思想,也不乏偏見和信條,只是沒有哲學。或許,哲學只能為一個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民族所擁有。」{38}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也像不少西方學者一樣,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認為只有西方才有哲學,美國的哲學非常發達。而賽珍珠竟然相反,她認為只有擁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擁有哲學,美國沒有哲學。美國沒有哲學,她也許講得有些極端,但是歷史較短的美國的確沒有獨創而領先於世界的一流哲學成就,遠不及歐洲的古希臘和德國的古典哲學,甚至不及法國現代有存在主義等影響巨大的哲學流派和成果。而中國的儒道佛三家的高明哲學的確擁有眾多領先於世界的偉大成果,至今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賽珍珠對中國古典美有著深入和切實的感悟。她自稱在中國「我發現了世上罕見的美。」「她(指古老的中國)的美是那些體現了最崇高的思想,體現了歷代貴族的藝術追求的古董、古跡……」{39}她認為:「英國的公務員考試,是參考了中國的第試(按:即科舉制度)而制定的,而美國的公務員制度又是建立在英國的公務員制度之上的。」{40}
查爾斯�6�1W�6�1海福德在《〈大地〉�6�1革命和美國在華特殊階層》(奚兆炎譯)一文中贊揚:歸根結底,賽珍珠「抵制了(或者說不理會)那種根深蒂固的把中國傳統文化與封建主義等量齊觀的種族主義簡單化的做法,因此理應受到人們高度的尊敬」{41}。
賽珍珠是唯一公開表示從中國小說學習並因此而取得自己的創作成就的外裔作家。
賽珍珠對中國、中國人民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肯定,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以致在她去世20年後的20世紀90年代,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女作家托尼�6�1莫里森在回顧她早先閱讀賽珍珠小說的情形時,曾深情地用反語手法說道:「她誤導了我,使我以為所有的作家都是以同情、有力、誠實和坦率的態度來描寫其他文化的。
㈢ 賽珍珠有什麼中國情結
賽珍珠是很多中國人熟悉的一個名字,但是人們並不知道她的原名是什麼,其實這是美國女作家Pearl Buck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她的一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她出生在弗吉尼亞州西部,父母是傳教士,自幼就隨父母來到中國。她非常喜愛中國傳統文化,17歲回美國進弗吉尼亞州倫道夫·梅肯女子學院攻讀心理學,畢業後又來中國。
她一直旅居中國,1935年才回到美國定居,然而一直到死,賽珍珠也無法將中國忘懷。對她來說,中國的許多地方都讓她有家的感覺,而在美國她卻有種離家的感覺。
在西方人的眼中,賽珍珠被奉為中國問題的「唯一權威」和「中國人的第一位美國朋友」。但作為一個作家,賽珍珠的雙重身份是很尷尬的,身為一個美國人,所寫的卻大都是中國的人和事。她不但長期被中美兩國的文學史排斥在外,甚至在中國相當長的時間里受到的都是惡毒的待遇。
在中國國民黨那裡,賽珍珠得到的待遇並不好。她贊揚過蔣介石,但對國民黨政府她有自己的看法。1938年,她在哥本哈根接受記者采訪,當有記者問到中國的前途時,「她指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和平的唯一希望,但蔣介石因無視農民而失去了他的機會。」這是她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評價。由於她的言論,中國國民黨的代表拒絕參加她的諾貝爾授獎儀式。
她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即使是新中國成立後,文藝界的極左人士仍稱她為「美國反動文人」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兩個月後,賽珍珠也向新聞媒體宣布自己即將訪華,但遭到拒絕。沒人知道賽珍珠的確切感受。
此後不到10個月,賽珍珠就與世長辭了。
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後,中國人才對賽珍珠有了比較公允的評價。
㈣ 賽珍珠在中國,怎樣呢
在眾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賽珍珠是極其特殊的一位。
她的特殊在於,幾乎每一位作家都是因獲得此獎項而受到國家尊重,她卻因為諾貝爾獎和作品而遭到來自她兩個母國(中國和美國)的不待見。
讓賽珍珠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是她的中國題材作品《大地三部曲》等系列,諾貝爾頒獎委員會當時給她的評語是:“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傑出作品”。
賽珍珠的父母是美國傳教士,也是基於此,她才會被帶到中國。
㈤ 林語堂因賽珍珠而成名,作家賽珍珠究竟是誰
賽珍珠原名為珀爾·巴克,是一位從小在中國長大的美國作家,並且對中國也有著深厚的感情,在1938年憑借長篇小說《大地》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大地》這部小說就是敘述中國農民生活的小說,從這可見她對中國的了解。賽珍珠的寫作題材也多為中國發生的事,而也因為中國她才受到中國人與西方人的關注,甚至會有人把她與中國聯想在一起。賽珍珠在中國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並在金陵大學任教,結識了許多文學人士,其中就包括了林語堂,而林語堂可以說是因為賽珍珠才能夠成名。
賽珍珠究竟算是一位怎樣的人呢?她是位有名且熱愛中國的作家,可是她也會因為金錢欺騙朋友,最後變成了一位商人。
㈥ 賽珍珠是中國人嗎﹖
賽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譯珀爾·巴克,美國作家。1932年借其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獲得普利策小說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唯一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在現今的南京大學校園里,還有賽珍珠故居。
賽珍珠是以中文為母語之一的著名美國作家,中國南京大學著名校友。本名珀爾·布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賽珍珠以中文姓氏為姓(其父即名賽兆祥),取pearl中文意思珍珠,合成自己的姓氏。賽珍珠出生於弗吉尼亞州西部,4個月後,隨傳教士父母賽兆祥和卡洛琳來到中國。先後在淮安(清江浦)、鎮江、蘇州、南京、廬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鎮江生活了18年,她在鎮江經歷了她人生的早期歲月,因此她稱鎮江是她的「中國故鄉」。她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在那裡度過,首先學會了漢語和習慣了中國風俗,然後她母親才教她英語。值得一提的是,從幼年起,她就在鼓勵聲中開始寫作。
賽珍珠17歲回美國進弗吉尼亞州倫道夫·梅康女子學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攻讀心理學,畢業後又來中國。1917年與傳教士約翰·洛辛·布克結婚,從事傳教工作。婚後隨丈夫遷居安徽北部的宿縣(今安徽省宿州市),在此期間的生活經歷成為日後聞名世界的《大地》的素材。1921年秋她的母親去世後,全家遷至南京。1927年北伐軍進入南京,她離開中國。自1921年至1935年,她與布克(J. L. Buck) 長期居住在所執教的金陵大學(1952年並入南京大學)分配給他們的小洋樓里,這所民國建築仍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今為賽珍珠故居,在這里她寫出了於193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大地 》(The Good Earth) 三部曲等小說,並最早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1934年與布克離婚;1935年與約翰·戴公司總經理、《亞細亞》雜志主編理查·沃爾什結婚,因而進入約翰·戴公司任編輯。以後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農莊裡從事寫作。 賽珍珠1934年由於中國條件較差以及為了親近她的女兒以及Richard Walsh,賽珍珠告別了中國,回國定居。回國後她筆耕不綴,還積極參與美國人權和女權活動。1942年夫婦創辦「東西方聯合會」(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於亞洲與西方的文化理解與交流。1949年出於對當時收養政策歧視亞裔和混血裔兒童的義憤,她還創立了國際化的收養機構「Welcome House」,在後來的50年,這個機構幫助了超過5000名兒童。1964年為了幫助不合收養條件的兒童,她還成立了「賽珍珠基金會」(Pearl S. Buck Foundation)。
賽珍珠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她主動支持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專題「重新看中國」節目,並積極申請訪華。但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氛圍,她的訪華申請遭到了拒絕。1973年3月6日她抑鬱中去世於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Vermont),葬於賓西法尼亞州普凱西的綠山農場。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她熱愛的中國大地。她病逝後,按其遺願,墓碑上只鐫刻「賽珍珠」三個漢字。
美國新聞名人海爾德·艾賽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傑作《我們里的烙印》一書講到,他曾深入采訪過的五十年代的美國政府、新聞、商界等要人們,都深受賽珍珠筆下刻畫的中國人物的影響。尤其神奇的是,盡管經歷過抗美援朝、越南戰爭和「文革」,美國百姓對中國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不得不歸功於這位超前女性對中國的傑出貢獻。
賽珍珠於1922年在廬山牯嶺開始嘗試寫作,1931年發表長篇小說《大地》,立即印成為暢銷書,由於賽珍珠「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豐富的,以及她傳記方面的傑作」, 193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她的一生中,賽珍珠創作了超過100部文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地》。她作品的題材包括小說,小故事,劇本和兒童故事。她的作品和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她試圖向她的讀者證明:只要願意接受,人類是存在著廣泛的共性的。她的作品主題涵養了女性、情感(廣義的)、亞洲、移民、領養和人生際遇。
賽珍珠還為林語堂的成名作《吾國與吾民》作序。
㈦ 賽珍珠把中國視為故鄉,靠寫中國農民獲得諾貝爾獎,為何卻不受魯迅待見
說起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就是莫言。實際上當年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國籍依然還是中國,說他是第一個也沒有毛病。除此之外美國還有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她卻自稱是「中國人」,她就是賽珍珠。
能夠把中國的事情寫得這樣深刻,並被全世界大多數人所認可,賽珍珠做到了中國作家沒有做到的事情。然而中國作家卻並不待見她,比如說魯迅就曾批評她浮於表面,但賽珍珠並並不在乎這些批評。新中國成立之後,賽珍珠的書因為都和中國息息相關,竟被美國政府列為「禁書」!賽珍珠回到美國後無比想念中國,但卻因為兩國關系緊張根本無法回中國。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賽珍珠請求美國政府,讓她回到中國看看,但遭到了拒絕。第二年賽珍珠在美國病逝,到死也沒能再回到自己的故鄉。
㈧ 為什麼賽珍珠不是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賽珍珠是美國人,只是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
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譯珀爾·巴克,美國作家、人權和女權活動家。 出生4個月後即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在鎮江度過了童年、少年,進入到青年時代,前後長達18年之久。賽珍珠在中國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稱為「第一語言」,把鎮江稱為「中國故鄉」。
1932年憑借其小說 ,獲得普利策小說獎,並在1938年以此獲得美國歷史上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她也是唯一一個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也是目前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
賽珍珠獲得1938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是中國題材的《大地三部曲》、《異邦客》和《東風·西風》。
㈨ 1938年美國女作家獲諾貝爾獎,曾當場預言中國將崛起,後來怎樣
數學界有菲爾茲獎這個獎項,代表著這個人在數學界是擁有著頂尖的實力的。「菲爾茲」獎是被稱為被人們稱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那麼,這個諾貝爾獎究竟是何方聖物呢?其實這個諾貝爾獎是化學家諾貝爾所設的一個的獎項,它代表著這個人在這個領域最高的成就,而諾貝爾獎與菲爾茲獎不同的是,諾貝爾獎橫跨了很多領域,如經濟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文學等等。我國就只有一個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女醫生獲得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我們國家至今為止就只獲得兩個諾貝爾獎,由此可以看出諾貝爾獎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了。而今天我們所要講的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個女作家,她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發表感言說中國以後會崛起,成為一個強國,但是當時她的這番言論非但沒有得到支持,反而受到很多的諷刺。讓我們走進,去看看當年發生了什麼吧。
㈩ 她在中國生活40年,斬獲諾貝爾獎之後,卻為何遭到魯迅批判呢
眾所周知,諾貝爾文學獎是世界文學領域的重要獎項,斬獲諾貝爾文學獎,既是文人終極之夢,也是一個國家的榮耀,然而在上世紀30年代,一個“中國女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卻遭到魯迅、巴金、矛盾等頂尖文人的猛烈炮轟,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中,《一個中國女子的話》講述的是一對異族青年男女的羅曼故事,賽珍珠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甚至小說中男主角最後死於空難的情形,與徐志摩死因一致。因此,有學者指出“這些都是影射她與徐志摩之間的戀情”。
賽珍珠閨蜜寫的《賽珍珠傳》中,也提到賽珍珠有個“中國拜倫”的情人,這個人就是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