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特點有哪些

Ⅰ 商人的特點有哪些

浙報對北京商人的形容是「帶點官味、能言善侃」。董維濤則說北京人是「遊走於都市與市井之間的大市民」，「大氣」可說是北京人的普遍特徵。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 對於上海人，董維濤的書里說，上海人在其他中國人眼裡是文化程度較高、守規矩、低調務實、精明。書里指上海人「的確有較強的交易觀念」，這種觀念與生俱來。浙江媒體也形容上海商人「精明而自負、人人精於商戰」。因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於太精明，上海商人大多十分謹慎小心，他們會注意到太多的細節。 浙報對石獅商人的評價是，天生愛做生意、好打「僑」牌。石獅多華僑，在人口僅27萬人的石獅市，旅居東南亞、日本、歐美的華僑及港台澳同胞多達60萬人，幾乎家家都有「海外關系」。石獅屬於閩南，在閩南，有一句很流行的話：「不當老闆不算猛男。」閩南人講究「過番」、「出洋」，到外面創世界。從商人素質和商業精神的角度看，閩南人是優秀的一群。 浙報說廣東商人發財，在於「敢」和「先」；董維濤的書則形容廣東人是，「一群常常走在國人之前的人們」，一前一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廣東最有代表的廣州人而言，廣州人是中國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要發財，忙起來」。這是廣東商人們的口頭禪。 溫州商人很會「從小處著手，最善於推銷」。溫州人眼裡，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最主要。正因如此，溫州人才四處闖盪，占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領域，靜靜地富起來。溫州人人人都想當老闆，且敢冒風險。溫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場的路，他們辦起企業，也不像北京人、廣東人追求大氣派、大產品，同樣是從小處著手，填補全國小商品市場的空白點。 寧波商人的特點是「四海為家，冒險犯難」。他們沒有杭州人那麼多的家園意識。寧波人也沒有北方人的守成享福思想，他們有了錢，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業。他們寧願到外面拼搏，也不願守著舒適的家園而碌碌無為。據初步統計，移居港、澳、台地區及海外的寧波人，大約有7萬多人。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憑著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殺出了一條血路，足跡踏遍天涯。土瘠民貧、山多地少、天寒風烈的生存環境，逼著山西人背離鄉，踏上從商之路，同時也鑄就了山西人勤儉吃苦、堅韌不拔的品質。

Ⅱ 中國商人的演變軌跡

名字不同

Ⅲ 中國商人排名

中國歷史上十大商幫的創富秘訣
1、晉商學而優則賈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於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已發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咸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佔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庄(錢庄)兩大晉商勁旅。 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靠的是什麼?晉幫有自己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系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范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後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 點評：晉商學而優則賈理念沒有多少文字記載，而是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正因為如此，使得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從晉商的成敗，品出了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並在家族內形成重教之風。
2、 廣東商幫內涵豐富
道光十年，英國議會對曾在中國作過商業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一次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人都一致聲稱，在廣州做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傳著這么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 粵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粵商卻伴隨著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廣東商人發跡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二次大戰期間，廣東商人雖然曾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70年代後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 點評：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3 、陝西商幫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業界里，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盡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點評：雖然貴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且民風習俗與山西商幫相近，但在外人看來陝西商幫見識短淺，在各個方面都無法與晉幫相比。而對於商業資本的使用上，陝西商人採取的是土財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資手工業，這與江南地區商人積極發展手工業的情況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4 、山東商幫全民經商
山東商幫是山東人，自然具有山東人的特點：直朴單純，豪爽誠實。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規范的商業行為。同時，山東商幫裡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這也決定了山東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業資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雖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相對其他商幫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但他們的這些經驗和經營方式非常實在，生意做起來踏實。 點評：山東人經商，是好的地區的人要經商，不好的地區的人也要經商。一個省份的人，經商的動機和條件相差甚多，彷彿是中國十大商幫的綜合縮影。這在中國是僅見的。
5、 寧波商幫後來居上
寧波商幫是中國商幫中的後起之秀。從它形成之時起，便顯露出它的見識不凡和卓爾不群。 寧波商幫，是指寧波府的商人，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接而成的商業集團。是一個盛行於國內和海外的商幫。寧波商人外出經商歷史悠久，但大規模經商，並且結成商幫則為時較晚。鴉片戰爭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葯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點評：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齣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6 、福建商幫亦盜亦商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點評：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辟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7 、徽商賈而好儒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點評：大凡稱之為儒商的人，理所當然是一個睿智的人。在他們身上，既充滿優秀傳統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時代發展相適應(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質。他們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駕馭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於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經商第二的准則。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得他們處處體現著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總之，儒商是屬於有知識、有道德、有謀略、會賺錢的人。
8 、龍游商幫海納百川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僱傭關系的新生產關系。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點評：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9、 洞庭商幫善於審時度勢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 當年范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辟了買辦業、銀行業、錢庄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點評：洞庭商人十分講究具體的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看起來則非常符合現代經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場信息，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洞庭商人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於成見，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
10 、江西商幫講究賈德
江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所以，盡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點評：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朴、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Ⅳ 晉商的晉商特徵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系；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
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後、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後、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回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系，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系，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借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系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系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復。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系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歷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里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緻、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系。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因資料短缺，無具體數量統計。不過，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略有記載，《野議·鹽政議》稱：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橋梁、樓宇，當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宋應星講得是明朝萬曆時，秦、晉及徽鹽商在廣陵（揚州）獲利情況，即鹽商資本3000萬兩，每年可獲利 900萬兩，這些利潤用在輸帑（納國家稅銀）一百萬兩，無妄費（僧、道、丐、佣、橋梁、樓宇等）三百萬兩，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這就是說，明代山西、陝西和安徽鹽商，其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強封建勢力的各項事業中。入清以後，這種狀況又遠遠超過明代。 具體來說，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捐輸助餉。前已有述，這里不再贅述。這些捐輸銀兩，主要為清政府的軍餉軍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財政，維護封建政權的作用。
二、購置土地。封建社會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8）入清後，山西商人購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時，渾源、榆次二州縣富商大賈「且多置買田地」。（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有恆產之家將地畝賤價售賣，「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准折地畝取利」。（《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時，長治宋良弼經商洛陽，值歲飢，當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光緒《長治縣志》卷六《列傳》）曲沃縣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陽經商獲利幾十萬銀兩，購田置地，數年內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頃。（《罪惡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是為榨取高額利息而放貸放給他人使用的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歉收，「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康熙時，全國有當鋪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當鋪4695家，佔全國當鋪家數的21%。高利貸資本對小生產者敲骨吸髓的剝削，使眾多的手工業者資金積累不足，無法擴大再生產。所以說，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是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明人謝肇制說：「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入清後，山西「民家多有儲蓄」。山西平陽府亢氏，「家巨富，倉廩多至數千」。清後期，山西富商窖藏多為銀兩。如山西祁縣富商渠源禎，人稱「旺財主」，資產三四百萬兩，他認為獲取高額利潤後，再投資不如窖藏保險，竟從其辦的票號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來，估計藏銀達百萬兩以上。辛亥革命後，閻錫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銀」30萬兩。
五、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如定襄縣邢大緒，服賈漠北，致富後即志在行善，「族中舊無祠堂，公偕眾建立；村西舊無文昌閣、財神閣，公偕眾修之」。（定襄《邢氏族譜》卷二）盂縣張芝，販帽致富，嘗出金建「崔府君祠……縣治西關帝廟」。盂縣張熾昌，貿易關東，「一時儕輩推為巨擘」，「平生性氣慷慨，迎輝門外關帝廟張氏所創也」。（盂陽《續修張氏族譜》）祁縣人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乾隆十二年（1747），於井陘縣捐己資，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橋14孔，車馬通行，臨終又命其孫補修，並建河神廟等等。（乾隆《祁縣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於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一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台，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里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後家日落」。（光緒《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傭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後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一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
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著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徵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准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准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後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准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缺，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鍾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准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於無法振作。

Ⅳ 漢唐對外貿易的商路各有什麼特點

1.特點
漢代，商路主要是北方的絲綢之路，經長安出新疆到中亞、西亞地區
唐代，擁有北方的陸上交通線（絲綢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兩條商路，
宋代，商路主要集中在海路

原因
從經濟中心上來講：在晉以前，經濟重心在北方，而且佔有絕對優勢，所以商路在北方，魏晉南北朝我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唐末進一步難以，但北方依然是主體，所以唐代商路有兩條，宋代我國經濟重心南移完成，所以商路主要是南方的水路
從科技發展上來講，唐朝的造船技術有了較大發展，比如分艙技術（比西方早1000多年），沙船等，宋代造船技術更為發達，各項技術在當時都處於領先地位，指南針運用於航海。
從主要外貿商品上來講，漢代運往西方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漆器，鐵器，唐代運往西方的的商品主要是

Ⅵ 職場文化中國商人有哪些特徵

職場文化當中，中國的商人一般情況下都是附庸風雅，有的沒得的，還有就是信佛信佛信宗教

Ⅶ 中國商人地位提高的影響有哪些

商朝，商人出現
春秋，私商繁盛期
戰國商鞅變法實行重農抑商；
漢武帝時期實行工商食官等政策，打壓商人，私商無法再與工商抗衡
到唐中期時候重農的抑商政策有所放鬆，好像實行」工商分利「政策，商人地位有所提升，（唐朝時時尚業的第二個繁盛期啊）
明朝的時候雖然也有抑商政策，但是那個時候商品經濟特發達，所以那時候的私商是很厲害的，比如說出現了大型的商幫：徽商，晉商。
因為古代的商人有官商，私商之分，所以總的來說，是在明中後期時，私商才取代官商的主導地位的。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Ⅷ 什麼是經商之本

遵守諾言、老老實實、講真話、不虛飾、辦實事、不撒謊、守信用、不食言，永遠是一個商人最優秀的品質。

李嘉誠憑借誠信發家

總說無奸不商，在普通人眼裡商人都是奸詐的，缺乏誠肯。實際，這是對商人的誤解。商人也有誠懇的一面，不誠懇是無論如何不能成功的。李嘉誠就是典型。李嘉誠是華人首富，關於他的成功之道，已有無數人探研過，關於他經商之道的書更是成百上千。其實他的核心成功秘訣只有一個字：誠。「坦誠第一，以誠待人」就是他堅持的商業原則，他說：「我絕不同意為了成功而不擇手段，如果這樣，即使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長久。」

李嘉誠馳騁商界，是從生產塑膠花開始的。當初，曾有一位外商希望大量訂貨。為確證李嘉誠有供貨能力，外商提出須有一家實力雄厚的廠家作擔保。李嘉誠白手起家，沒有背景，他跑了幾天，磨破了嘴皮子，也沒人願意為他擔保，無奈之下，李嘉誠只得對外商如實相告。

李嘉誠的誠實感動了對方，外商對他說：「從你坦白之言中可以看出，你是一個誠實的人。誠信乃做人之道，亦是經營之本，不必用其他廠商擔保了，現在我們就簽合約吧。」這真是天上掉餡餅，沒想到李嘉誠卻拒絕了對方的好意，他對外商說：「先生，能受到如此信任，我不勝榮幸之至!可是，因為資金有限得很，一時無法按時生產完成您這么多的訂貨，我還是很遺憾地不能與你簽約。」

李嘉誠的這番實話實說使外商內心大受震動，他沒想到，在「無商不奸，無奸不商」的說法為人們廣泛接受時，竟然還有這樣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誠實商人，於是，外商決定，即使冒再大的風險，他也要與這位品德誠實的人合作一次，李嘉誠值得他破一次例，外商對李嘉誠說：「你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可信賴的人。我相信你能完成訂單，我願意幫組你。為此，我預付貨款，以便為你擴大生產提供資金。」

外商的鼎力相助，使得李嘉誠既擴大了生產規模，又拓寬了銷路，李嘉誠由此為起點發展成為塑膠花大王。

誠信兩個字，幫助李嘉誠奠定了事業基礎，也造就了今日事業輝煌的李嘉誠。

同樣，對於「誠信」二字，溫州人也絕不含糊，他們深知這是中華民族信奉了幾千年的做人真理。其中的奧妙只有真正做到誠信的人才之道。在生意場上，溫州人從來不欺詐別人，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溫州商人用他們的誠信經營為自己贏得了良好的商業信譽。

父輩欠債兒孫還

誠信是為人處世立身之本，是做人的基本准則。對於商人來說，誠信二字更顯得特別的重要。因為誠信不僅能夠折射出一個商人的最本質性格特點，更是商人的立足之本，發展之源。如果一個商人或一個企業失去了誠信，那麼在今後的商業活動中將會寸步難行。

一個山西商人因為經營不善而破產，沒有能力的他，償還欠下了一個英國人的債務。商人臨死前，把兒子叫到床前說：「我們家還欠一位英國老闆的錢，我現在是沒辦法還了，但你要記住，你一定要盡全力還上；如果你沒能力還，一定要叫你的下一代還上。不管多少代，一定要將錢還給人家，一分都不能少。」

結果，商人的兒子在有生之年沒能完成父親的遺願，於是就叮囑自己的兒子，一定要替爺爺將欠英國人的債務償還，如果不行就讓他的兒子接著還。孫子艱苦創業，幾十年後成了一個大商人，於是就主動聯系那個英國人的後代，並將錢連本帶息的還給了他們。因此這個英國人逢人就贊揚：「想不到中國商人也像猶太人一樣講信用!」

在中國古代十大商幫之中，晉商為什麼能雄踞徽商、浙商、粵商等商幫之上，成為商幫之首呢?就是晉商以信譽為命根，堅持信譽第一，寧肯自己傾家盪產，也不欠別人一分錢。晉商代表人物喬致庸把經商之道排列為首的是守信，其次是講義，最後才是取利。可以說就是山西商人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對晉商乃至整個中國商界都有著至深至遠的影響。

作為新時期商幫的領軍人物——溫州商人，同樣也有著取義舍利的故事。當選為「溫州改革開放十大風雲人物」之一的葉康松，有一次因為在飛機上受涼感冒，到洛杉磯後就出現背部疼痛、咳嗽出血等症狀，半個多月不愈。醫院拍胸片又經CT檢查後的結論是「惡性腫瘤」，且已到中晚期，最多隻有三到六個月的生存時間。

這個噩耗使整個家庭都陷入了極度的悲哀之中，而人生已是所剩無幾的葉康松想的卻是如何將債務償還。一天晚飯後，他把兒女、妻子叫到一起交代後事，並特別地叮囑說：「我一生最遺憾的事就是欠打火機廠商的錢還沒還清。我走後你們即使當牛做馬也要把這些錢給還清，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死不瞑目……」

雖然這是一場虛驚，原因是醫院的誤診。但溫州人的誠信品質由此可見一斑。誠信終有好報，也許上天也被他的誠信感動，之前多次失敗的葉康松在此之後，經營得非常順利，債務當然也償還清了。

南存輝以「誠信」贏得財富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南存輝成功的一個關鍵就是「誠信經營」。其實這是熟悉南存輝的人們都知道的事情。南存輝從創業那一刻起，就是以「誠信」贏得人們的認可的。

與大多數成功者一樣，南存輝的童年和少年都生活在貧困之中，歷盡艱辛和磨難。南存輝的父親是溫州柳市鎮人人皆知的老鞋匠。南存輝初中畢業那年，父親工作中受傷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兩年，拉扯弟妹、養家糊口的重擔就落在了他與母親的身上。從此，13歲的南存輝就放棄學業，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小鞋匠，他每天挑著工具箱早出晚歸，修了3年皮鞋，貼補家用。

南存輝做事勤勤懇懇，過了十幾年之後回憶往事時，他還自豪地說，人們喜歡舍近求遠到他這里來修鞋，不僅僅因為他的技術精湛，還有他溫和的態度和周到的服務。重質守信的經營信念，為南存輝打下了最初的「牌子」。

南存輝後來回憶說：「修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比同行多，憑得使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精細，質量可靠，修過的鞋不會返修。修鞋3年，雖沒賺到多少錢，但我卻從實踐中深刻體會到了誠實做人的道理，我就明白了很多人經商多年才明白的道理：有質量便有市場，守信就有希望。」

當年南存輝從修鞋中認識到誠實的重要性，如今，又把它貫徹到企業的發展中。關於他的誠信經營，有這樣一個故事值得一提。

在一次商務談判中，面對來自中亞的三位客商，他如往常一樣介紹自己的企業：「『正泰』是一個民營企業，2001年資產22個億……」這個時候，對方的翻譯突然打斷他的話說：「他們都不懂中文，為體現你的實力，完全可以把企業的規模誇大一點兒，我再翻譯過來，他們會相信的。」

其實，翻譯也是一番好心，希望他能接下訂單，因為這批訂單是價值一個億的大訂單，而當時正泰的規模小，又是民營企業，這樣的風險比較大。

南存輝笑了笑說「沒必要，是多大就是多大。生意做不成是小事，丟了誠信是大事。我們寧願少做一筆生意，也不能騙人家!」雖然三位中亞的商人並不知道這個談判中的插曲。但正是這個插曲，表現出了南存輝的誠信經營的態度。翻譯也被南存輝的誠懇品質感動。

溫州人當年的教訓依然是刻骨銘心、令人警醒的，但是誠懇最終回歸溫州，而且已經植根他們心中。當誠信作為品牌的一部分進入消費者的心目中的時候，它就贏得了最大的市場資源。南存輝將品牌和誠信結合起來，用最簡單的最有效的辦法取得了成功。

鳳翔改改的故事

誠信終究是不會吃虧的，因為遵守諾言、老老實實、講真話、不虛飾、辦實事、不撒謊、守信用、不食言等等，永遠是一個商人最優秀的品質。假如商人具備了這些品質，就為成功奠立了最好的基礎，成功是遲早的事情。即使，騙子以一幅信誓旦旦的樣子說自己是老實人，早晚都要露出本來面目。而真正的老實人不需要任何偽裝，始終是受歡迎的。

中國的西北地區有個俚詞：「風翔改改」，廣泛流傳在陝西鳳翔、岐山、麟游一帶民間，意思是很笨很傻的人。詞的歷史並不悠久，來源也很清楚，卻是一個鳳翔農婦的真實故事。

20世紀70年代，在鳳翔縣馬家坡村，有一個名叫張改改的農村婦女，由於生性老實憨厚，加之小時候家境貧寒沒上過學，所以說話辦事便十分愚笨甚至有些傻氣。1973年，改改的丈夫離世，留下張改改一人孤苦無依。好在馬家坡村雖小，但陝甘交通大動脈——陝甘公路從村口經過，公路上車輛行人川流不息，改改為維持生計，便在村口公路邊擺了一個賣水攤謀生。

可是改改不認識錢，於是她就找來一枚2分錢硬幣，一杯水只賣2分錢，每賣一杯水，她就把別人給的錢和自己手中的2分硬幣比照一下，小了不行，大了也不行，紙幣更不行。她雷打不動賣水的辦法遭到了許多人的嘲笑，但不管他人怎樣說三道四，張改改依然如故，數年如一日地堅持按自己的辦法賣水。

因此，當地人將她視為愚蠢呆傻的代名詞，如果有人要罵人笨蛋，就說「笨得和改改一樣」。久而久之，這句話竟成了當地人的口頭禪。

但奇怪的是，像改改這樣笨的人，雖然做的是小生意，生意卻越來越好，很多人在她的水攤前駐足觀看，有人為了喝上一杯改改「2分錢」的水，專門從大老遠趕來。

在「聰明」人眼裡，改改是個傻瓜，但這些「聰明」人可能沒有想過，一個連錢都不認識的弱女子，能夠在幾十年時間里，特別是在賣幾個雞蛋都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裡，靠做小生意，不僅養活了自己，還養活了家人，這是為什麼？看來，改改與嘲笑她的人，還真難以判斷誰是真正的傻瓜呢!

誠信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是做人最起碼的准則與要求，它不是凡夫俗子觀念中的傻瓜。溫州人在他們的商海生涯中，向來是有板有眼，言行一致，信守誠諾的。溫州人深刻地理解到：誠信對於人格來講，是窗戶縫里吹喇叭——名聲在外。誠信是金玉，誠信終究不吃虧。

老實人不吃虧

抱朴守拙，向來是中國哲學中的最高智慧。誠信有好報，傻人有傻福，很多表面上看起來無法況清的事，其實背後都是有著清晰的邏輯關系的。

1980年，溫州蒼南縣一家生產編織袋的鄉鎮企業，派幾個推銷員出去推銷產品。老實巴交的農民李正被選上了。李正「出身不好」，不但文化水平低，而且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他說話老實，什麼叫「口才」，什麼叫「推銷技巧」，什麼叫「人際關系」，他祖宗三代都沒聽說過。

李正來到某公司供銷科，科長剛剛問道：「你是——」。李正就慌手慌腳地把編織袋樣品擺到桌上，一邊結結巴巴地用帶溫州口音的普通話做了一番富有特色的自我介紹：「我是蒼南縣湖前鎮的農民，家庭出身富農，大隊信任我，派我出來推銷產品……」

看到李正滿臉誠懇，聽到他老老實實的交代，在場的人全愣住了，甚至有人在竊笑。這哪像在做生意，簡直就是開斗爭會時的坦白交待。科長聽完，手一擺，不置可否地說：「那好吧，樣品留在這里，你過兩天再來聽迴音吧。」科長的態度讓李正心涼了半節。

李正拖著沉重的腳步離開了這家公司，他心中十分懊悔：你李正是來做生意的，人家沒問，你主動談什麼「家庭出身」呢？他自己都覺得他太傻，太實在！那時雖然上面政策已撥亂反正，但下面還有不少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富農」二字還是使人們心有餘悸啊!

第三天，李正還是一早就到了供銷科。剛進門，科長便遞給他一份電報，他一看，臉色馬上變得鐵青。這份電報是蒼南縣一位匿名者打來的，告訴該公司，李正是富農成分，叫他們不要與他做生意。李正心想沒有機會了，他把電報還給科長，二話沒說，拎起編織袋樣品，轉身就走。

供銷科長卻一把拽住他，笑眯眯地說：「正因為來了電報，情況跟你說的一樣，我們覺得你老實可靠，所以，願意與你做生意。」就這樣，李正以「老實與誠實」取勝，打開了業務的大門，先後推銷了價值100多萬元的編織袋。

成功，往往與誠信結伴而行。誠實是一個優秀商人最基本的人格要素，也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誠實是成功的基石，也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指尋燈。溫州人正是憑借誠信，老實做人，踏實做事，把自己推向成功的頂峰。

Ⅸ 清朝買辦有什麼特點

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徵。
半殖民地特徵指的是買辦一般都是作為外國侵略勢力的代表出現的；半封建是指的這些買辦的廚神一般都是地主階級士紳，但是他們的思想行為等是資產階級性質的。

Ⅹ 中西方商務談判風格有何特點與不同

1.先談原則與先談細節

中國商人喜歡在處理細節問題之前先就雙方關系的一般原則取得一致意見， 把具體問題安排到以後的談判中去解決， 即「先談原則，後談細節」。而西方商人如美國人則往往是「先談細節，避免討論原則」。西方人認為細節是問題的本質，細節不清楚，問題實際上就沒有得到解決，原則只不過是一些儀式性的聲明而已。所以，他們比較願意在細節上多動腦筋，對於原則性的討論比較鬆懈。然而由於中西方對談判原則的重視程度不同，事實表明先談原則必然會對後面的細節討論產生制約作用。這種差異常常導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難。美國一些外交官曾感受到中國人所具有的談判作風對西方人的制約。專門研究中國談判作風的美國學者查爾斯·弗里曼告誡西方外交界，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應「堅持先談具體而特定的細節， 避免關於一般原則的討論。」中國人重視「先談原則， 再談細節」的原因在於：第一，先談原則可確立細節談判的基調，使它成為控制談判范圍的框架。第二，可以利用先就一般原則交換意見的機會來估計和試探對方，看看對方可能有哪些弱點，創造出一些有利於自己的機會。第三，可以很快地把原則性協議轉變成目標性協議。第四，先談原則可以贏得邏輯上或道德上的優勢。第五，通常原則問題的討論可以在與對方的上層人物的談判中確立下來，從而既避免了與實質性談判中的下層人員（這些人對具體問題很精明）可能的摩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們的舉動。應當指出，先談原則的談判作風雖然有對於具體細節談判的某種制約作用，但是在協議的執行過程中，如果對方對於自己的違約站定腳跟對中國的批評不理，那麼這種手法就不會特別有效，因為畢竟依照原則精神來談細節與依照原則精神來執行協議是兩碼事。

2.重集體與重個體

中西方在談判中都是既重集體又重個體。但西方人比較強調集體的權力，即「分權」；強調個體的責任。中國人比較強調集體的責任；強調個體的權力，即「集權」。

3.重立場與重利益

中國人比較重立場，而西方比較重利益。中國人由於自己的國民性把「面子」看得極重， 在談判中對於立場特別敏感。 美國談判學家雷法指出：「如果談判者在立場上爭執時，他們會使自己更加陷入該立場中。你越澄清你的立場，越抵抗別人對它做的攻擊， 你就越會執著於它； 你越設法叫別人相信你不可能改變立場，你越難做到這一點。於是，你的『自我』變得與你的立場混為一體。你現在有了『保住面子』這項新利益——把未來的行動與過去的立場聯系起來——也就越不可能達成一項調和雙方最初利益的明智的協議。在立場上投入的注意力越多，越不會注意如何調和雙方利益。任何達成的協議，都只不過是機械式地消除雙方在最後立場上的歧見，而不是精心擬出符合雙方合法利益的解決方案。這種協議不可以使雙方都滿意。」立場爭執往往會使談判陷入僵局，導致彼此的尖銳對立。多年的合作夥伴，會因此而分道揚鑣；朋友從此會視同陌生人。

西方人對利益看得比立場更為重要。無論對任何人，評價其工作績效的標準是看其談判成果。一個在談判中「勤懇穩重」有餘而低效無利的談判者，在西方人看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苦勞」的西方人眼睛裡不可能被記入「功勞」賬上。因此，一個在談判中過分堅持立場而不能獲得利益或放棄了應得利益的人在西方是不可能被重用提拔的。由於西方的談判者重效果而輕動機，他們對立場問題往往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在談判中努力追逐利益。他們對待事物的態度，取決於其是否能為自己帶來好處，是否會損害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