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市場的研判有哪些

1. 市場運行趨勢如何研判

中國碳交易市場發展趨勢研判
從7月16日上午9點30開始，首批參與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的重點排放單位、發電行業的2162家企業，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的交易系統上，採取協議轉讓（包括掛牌協議和大宗協議）、單向競價或其他符合規定的方式，在法定時段內對各自碳排放配額CEA進行市場交易，這就是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當前的基本運作方式。首批參與碳排權交易的企業，其排放總量超過40億噸二氧化碳，意味著中國的碳排權交易市場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分析其運轉邏輯與特徵可知，當前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還處於起步階段，市場的屬性還不夠完備，金融屬性尤其欠缺。對比國際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可以簡單研判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大致趨勢。
一、中國碳交易市場處於起步階段，金融屬性嚴格受限
首先，參與運作的企業主體目前限制在電力行業的2000多家企業，缺乏其他金融機構投資者。這一方面是因為電力行業企業積累的相關數據比較系統、完整，滿足市場交易的相關要求；另一方面是因為碳交易市場初步運行，各方面未知因素較多，試水階段有必要對參與主體實施特定的篩選；還因為參與運行的2000多家電力企業貢獻了全國40%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其為基礎運行碳交易市場對雙碳目標至關重要。根據設計，隨著碳市場的不斷完善，後期將會逐步覆蓋石油煉制、化工、有色金屬加工、建築材料、鋼鐵、紙漿和造紙以及航空等7個行業的大型企業。但鋼鐵和水泥等產品相對單一、高碳排放的行業尚未明確參與碳市場的時間表。
其次，交易手段嚴格受限。中國的碳市場目前只允許現貨交易，與歐美碳市場上已經發展出的現貨、期貨多種交易手段並存的情況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完善空間。
再次，碳交易的定價體系比較受限。除了市場上交易價格受到交易所設定的漲跌幅比例限定外，在基準定價方面，配額的產生是以各企業減少的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前提。政府部門在企業定期提供的排放量和經濟生產數據基礎上根據實際產量免費分配碳排放額度。企業單位排放越少，富餘配額越多，就越有能力在碳交易市場上轉讓配額，實現對單位排放降低的市場補貼。基於此，也可認為中國的碳排放交易體系的根本目標是減少單位產出的碳排量，而非直接追求總碳排量的減少。這與中國經濟社會對能源總需求的不斷攀升緊密相關，也是目前國際社會詬病中國碳排權交易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概言之，持批評意見的人認為，基於效率的碳減排，並不能有效滿足總量碳排放的減少。
此外，在碳市場的金融創新方面，目前仍處於醞釀與探索階段，影響力還比較小。過去一直推行的碳金融試點工作，由於缺乏機構投資者和多元化金融產品的參與，而被認為「不能真正體現碳配額的市場價值」。試點中探索的一些金融產品，例如北京的行業排放控制因子，廣東、上海、深圳的拍賣價格儲備機制等，均未被納入目前全國碳交易的體系之中。
因此，交易主體的嚴格受限、交易手段的單一、定價機制的單一等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目前的碳交易市場體系金融屬性極其有限。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種對降低單位碳排放企業的市場化補貼機制。
二、對比國際碳交易市場，中國碳交易市場的金融屬性必將會越來越突出
國際上，目前歐洲碳交易市場運行機制相對完善，國際影響較大，走在行業的前列。對比中國碳市場，歐洲碳市場有幾個突出特點：
一是減排覆蓋范圍逐步拓展。首個履約周期納入了電力與能源密集型工業（石油冶煉業、鋼鐵行業、水泥行業、玻璃行業等），此後，航空行業，道路運輸和建築業、海運行業等隨後依次被納入，覆蓋范圍不斷拓展。
二是碳排量的配額分配方式動態調整，市場化交易比例不斷上升。歐盟碳市場最初約95%的配額為免費發放，後來逐漸下降至90%左右；交易方式上，除了供求雙方通過碳市場自動成交外，拍賣佔比逐年上升，從最初的不足5%升至目前的40%，成為最主要的碳配額分配方式。
三是建立了嚴厲的違約懲罰機制。歐盟針對碳排放違約的企業，做出的處罰不斷加大，罰款額從最初占配額比重的70%上升至目前的150%。
四是充分保障市場在碳價格調整和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歐盟碳價格主要受供需影響，政府較少直接干預。針對由於需求的異常波動如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影響等導致的碳價格大幅跳水現象，歐盟一方面通過削減碳配額、延遲碳交易等技術性手段提振市場信心，另一方面創建了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SR），向需求方傳遞出配額遞減與稀缺的信號，對微觀企業參與碳交易形成倒逼，同時製造出碳價上漲的預期。
五是交易主體與金融手段異常豐富。參與歐洲碳市場的交易主體，除了相關行業的企業外，專業投資機構、基金公司等，均可參與交易。在交易手段方面，除了企業間直接交易、拍賣交易外，還允許專業機構開展碳期貨交易、碳融資業務等。根據歐盟發布的《歐洲綠色協議投資計劃》，未來10年內將動員至少1萬億歐元的可持續投資進入碳中和和綠色經濟領域。
對標歐洲碳市場，中國的碳市場顯然在市場化和金融化方面還存在長足的發展空間。
三、預測未來中國碳市場發展的3個趨勢
一是在擴大行業覆蓋的同時有選擇地擴大參與主體，符合一定條件的專業服務機構、金融機構將會被允許進入。考慮到綠色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國際合作和博弈的重要場域，我國或許會在碳市場的對外開放方面超出預期，首先是已經納入碳交易市場的行業中的外資企業，其次是著名的跨國碳服務機構、綠色基金等，將會在符合條件的基礎上被允許參與碳市場交易。
二是碳市場價格體系將會不斷得到完善，但將表現為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的特徵，基本不會實現完全市場化、自由化。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現代碳交易市場體系，包括充分發揮市場對碳價格的發現機制，仍將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學界、業界和政府需要大力探索的內容。
三是圍繞碳產品、業務、服務的金融化產品會逐漸增多，但出於脫虛向實的考慮，勢必會有較多的發展限制。綠色債券、基金、碳資產託管、碳信貸等業務均將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制度、監管、人才、觀念方面的不足，將成為重要的制約因素。風險防控顯得尤其關鍵。
專家介紹
苗中泉，博士，國網能源院能源互聯網研究所研究員。目前主要從事能源地緣政治經濟、國際能源治理、能源電力改革、電量數據經濟政策價值挖掘等領域研究。近年來負責和參與「十二五」國家重大專項《我國油氣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修昔底德陷阱研究》、國家能源局委託課題《重大突發地緣政治事件對我國能源安全影響研究》《東北亞能源合作》以及多項國家電網公司科技項目、戰略課題。公開發表核心期刊學術論文多篇。

2. 中國市場經濟形勢有哪些新變化，對企業帶來哪些新挑戰

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和國內經濟環境的低迷，給中國企業發展帶來了一下新的挑戰：
首先引起沖擊的是中國的金融環境，我們都記得08年各大銀行大力促銷信用卡的情形，可是金融環境的變化會導致一系列政策的調整，一年後，這種行為的惡果出現了，全國信用卡壞賬達到數十億元。盡管中國人民銀行09年又投放了數千億貸款規模，但是各大專業銀行從其自身利益考慮，總是喜歡把錢借給運營良好的企業或是政府，對於許多嗷嗷待哺乳的中小企業敬而遠之。換句話說，中國市場宏觀環境發生變化，這使得所有的企業都會受到了影響。
第二，消費市場發生變化。當消費市場不旺盛的時候，對所有的企業都有影響。
第三，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發生變化，受大環境影響，中國人固有的保守心理開始發生作用，越是經濟不好，需要消費拉動的時候，他們就越是捂住錢袋子，一個子兒也不出。
第四，對企業生產鏈的影響。當某個運行良好企業的上下游企業受到經濟危機的波及，一樣會影響到這個企業的運作，只要產業價值鏈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企業都難以獨善其身，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關鍵時刻掉鏈子。
第五，直接對出口企業造成影響，國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人民幣的升值，受到沖擊最大的將是在中國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中小型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企業，很明顯，很多南方中小企業的訂單大量減少，企業出現運轉困難，難以支撐。

3. 2012中國A股市場春節前後的走勢進行研判（文章）

你要做股票，還是相信自己的好，在股市裡，沒有自己的主意，你永遠不會贏的。
你要寫論文，網上有很多

4. 怎樣從戰略全局研判中國經濟新常態

面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應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

中國經濟增長新階段促成經濟新常態
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其最基本的特徵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轉換，這標志著我國經濟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體現了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的客觀趨勢。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經濟增長速度進行「換擋」，要求經濟增長目標向合理區間進行「收斂」。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外部需求出現常態萎縮。支撐我國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為走的是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但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呈現出「總量需求增長緩慢、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特徵，使得我國的外部需求出現常態性萎縮。美歐等經濟強國相繼提出「再工業化」「2020戰略」「重生戰略」等措施，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而發展中國家都在努力調整發展模式，加快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需環境已不復存在。
二是創新驅動競爭更為激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滯後。當前，第三次工業革命正迎面走來，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加快新興產業，力圖搶占未來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這些新挑戰倒逼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向創新驅動型轉換。但我國過度行政化的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導致科技資源浪費嚴重，很多產業競爭力不強、核心技術受制於他人，仍然是不爭的事實，需要我們主動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為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騰出空間、留出時間。
三是傳統人口紅利逐漸減少，資源環境約束正在加強。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目前，東部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更加明顯，「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帶動外向型經濟的傳統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弱。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過度依靠投資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使得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提高，生態環境壓力在不斷加大，要素的邊際供給增量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這也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一個新的平穩增長區間。
四是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改革紅利有待強力釋放。201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6000美元，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當前正處於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歷史階段，今後必須逐步調整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改革與發展紅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態經濟是全方位轉型升級的經濟
整體上看，新常態經濟包含著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動力變化、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經濟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轉型升級在內的豐富內涵和特徵。
一是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從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國經濟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回落到一位數增長，而2012年和2013年進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長率。根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4%，經濟增速進一步呈現出回穩態勢。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的普遍規律，二戰後的日本、德國、韓國等一些成功追趕型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高速之後，無一例外都出現了增速的回落。我們必須理性對待經濟速度的「換擋期」，用「平常心」對待中高速增長新常態。
二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主要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比較利益較低。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攀升至46.6%，這是非常好的結構優化跡象。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已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為加快實現健康中國、養老中國、寬頻中國等目標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後，通過大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等產業的發展，優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化解產能過剩風險等舉措，將進一步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打造「中國效益」。
三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過去30多年我國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發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面對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新一輪浪潮，面對企業主動轉型、創新意願的明顯加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逐步發生轉換。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這是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國經濟正逐步轉換增長動力，逐漸轉入創新驅動型的新常態經濟，打造「中國質量」，真正實現增長速度「下台階」，增長質量「上台階」。
四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體現了我們黨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一次質的升華。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政府不搞強刺激、大調整，主要通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減稅讓利等途徑，將資源配置的決定許可權交給市場，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動力，並通過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方式來彌補「市場失靈」。
五是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近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由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區域增長格局與協調發展正發生重大而可喜的變化。新常態下，經濟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將是長期趨勢。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形成新常態
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新常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的，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奮斗才有可能實現。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積極適應新常態，既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穩妥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帶來的沖擊，又要在戰術上主動作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這「三大規律」，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包容性發展，積極釋放「中國紅利」，促進經濟進入7.5%左右的平穩增長期。
第一，大力實施簡政放權，實現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新常態。新常態下，一是要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積極建立第三方評估長效機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審批事項徹底放給市場和企業；二是要強化政府服務管理職能，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不斷創新監管和服務方式，逐步轉變服務管理方式、提高服務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縣政府機構改革，推進機構編制結構優化；四是要繼續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逐步建立政府購買服務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社會化、市場化。
第二，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新常態經濟下，經濟增速是「換擋」而不是「失速」，經濟發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長速度，因為發展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2014年上半年的經濟數據顯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下行壓力，面臨較大經濟運行風險，對此，一是要推進需求結構改革，尤其要積極尋求新的消費熱點和增長點；二是推進城鄉結構改革，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構建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三是推進區域結構改革，穩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規模，避免經濟出現「失速」；四是推進產業結構改革，構建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機制；五是推動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實現創新驅動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經濟是創新驅動型的經濟，我們必須將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應用轉化能力放在促進形成新常態經濟的核心位置。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積極培育壯大新產品、新業態。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要完善知識創新體系，強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要積極化解各種經濟運行風險，走創新驅動和內生增長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創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財政金融改革，支撐產業邁向中高端新常態。新常態經濟是產業結構處於中高端的經濟，這要求有健全的財稅金融體製做支撐。從財稅體制改革層面看，要加快「營改增」改革，進一步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財稅支持力度。從金融體制改革層面看，要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拓寬金融機構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范圍，使金融產品真正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要逐步穩步推進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城鄉人民共享改革紅利新常態。要加強農村地權制度的建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體制、衛生醫療體制、養老服務體制等改革的力度，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進一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從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要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要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和加快發展服務業，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力爭就業增速穩中有進、就業質量穩中提高。

5. 如何研判當今中國的戰略處境

面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應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

中國經濟增長新階段促成經濟新常態
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其最基本的特徵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轉換，這標志著我國經濟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體現了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的客觀趨勢。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當前，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經濟增長速度進行「換擋」，要求經濟增長目標向合理區間進行「收斂」。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外部需求出現常態萎縮。支撐我國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為走的是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但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呈現出「總量需求增長緩慢、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特徵，使得我國的外部需求出現常態性萎縮。美歐等經濟強國相繼提出「再工業化」「2020戰略」「重生戰略」等措施，貿易保護主義紛紛抬頭，而發展中國家都在努力調整發展模式，加快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需環境已不復存在。
二是創新驅動競爭更為激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滯後。當前，第三次工業革命正迎面走來，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加快新興產業，力圖搶占未來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這些新挑戰倒逼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要加快向創新驅動型轉換。但我國過度行政化的科技資源配置方式，導致科技資源浪費嚴重，很多產業競爭力不強、核心技術受制於他人，仍然是不爭的事實，需要我們主動放慢經濟增長速度，為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騰出空間、留出時間。
三是傳統人口紅利逐漸減少，資源環境約束正在加強。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目前，東部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供給短缺情況更加明顯，「劉易斯拐點」正在到來，帶動外向型經濟的傳統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弱。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過度依靠和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已使得能源、資源、環境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提高，生態環境壓力在不斷加大，要素的邊際供給增量已難以支撐傳統的經濟高速發展路子，這也在客觀上促使中國經濟逐步回落到一個新的平穩增長區間。
四是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改革紅利有待強力釋放。201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6000美元，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當前正處於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歷史階段，今後必須逐步調整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改革與發展紅利的全民共享。
新常態經濟是全方位轉型升級的經濟
整體上看，新常態經濟包含著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動力變化、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經濟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轉型升級在內的豐富內涵和特徵。
一是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從近十年看，2003年到2007年，我國經濟連續五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回落到一位數增長，而2012年和2013年進一步回落到7.7%的年增長率。根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2014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4%，經濟增速進一步呈現出回穩態勢。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的普遍規律，二戰後的日本、德國、韓國等一些成功追趕型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高速之後，無一例外都出現了增速的回落。我們必須理性對待經濟速度的「換擋期」，用「平常心」對待中高速增長新常態。
二是產業結構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主要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比較利益較低。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攀升至46.6%，這是非常好的結構優化跡象。新一屆成立以來已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為加快實現健康中國、養老中國、寬頻中國等目標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今後，通過大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等產業的發展，優先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化解產能過剩風險等舉措，將進一步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打造「中國效益」。
三是增長動力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過去30多年我國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發展路子，目前依靠要素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面對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新一輪浪潮，面對主動轉型、創新意願的明顯加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正逐步發生轉換。統計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這是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國經濟正逐步轉換增長動力，逐漸轉入創新驅動型的新常態經濟，打造「中國質量」，真正實現增長速度「下台階」，增長質量「上台階」。
四是資源配置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向起決定性作用轉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體現了我們黨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一次質的升華。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不搞強刺激、大調整，主要通過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減稅讓利等途徑，將資源配置的決定許可權交給市場，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動力，並通過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方式來彌補「市場失靈」。
五是經濟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轉換。近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態勢開始顯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取得新的進展。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由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正在加快形成。此外，區域增長格局與協調發展正發生重大而可喜的變化。新常態下，經濟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將是長期趨勢。
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中國經濟形成新常態
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新常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的，必須經過艱苦的努力奮斗才有可能實現。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積極適應新常態，既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穩妥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帶來的沖擊，又要在戰術上主動作為。要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遵循好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這「三大規律」，實現經濟的科學發展，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包容性發展，積極釋放「中國紅利」，促進經濟進入7.5%左右的平穩增長期。
第一，大力實施簡政放權，實現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新常態。新常態下，一是要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積極建立第三方評估長效機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審批事項徹底放給市場和；二是要強化服務管理職能，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不斷創新監管和服務方式，逐步轉變服務管理方式、提高服務管理效能；三是要基本完成省市縣改革，推進編制結構優化；四是要繼續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逐步建立購買服務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社會化、市場化。
第二，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新常態。新常態經濟下，經濟增速是「換擋」而不是「失速」，經濟發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長速度，因為發展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2014年上半年的經濟數據顯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下行壓力，面臨較大經濟運行風險，對此，一是要推進需求結構改革，尤其要積極尋求新的消費熱點和增長點；二是推進城鄉結構改革，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構建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三是推進區域結構改革，穩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規模，避免經濟出現「失速」；四是推進產業結構改革，構建創新驅動產業升級機制；五是推動收入分配結構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實現創新驅動經濟新常態。新常態經濟是創新驅動型的經濟，我們必須將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應用轉化能力放在促進形成新常態經濟的核心位置。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積極培育壯大新產品、新業態。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著力構建以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要完善知識創新體系，強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要積極化解各種經濟運行風險，走創新驅動和內生增長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創新」的新局面。
第四，深化財政金融改革，支撐產業邁向中高端新常態。新常態經濟是產業結構處於中高端的經濟，這要求有健全的財稅金融體製做支撐。從財稅體制改革層面看，要加快「營改增」改革，進一步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財稅支持力度。從金融體制改革層面看，要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拓寬金融負債產品市場化定價范圍，使金融產品真正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要逐步穩步推進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的改革。
第五，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城鄉人民共享改革紅利新常態。要加強農村地權制度的建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體制、衛生醫療體制、養老服務體制等改革的力度，積極穩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進一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從城鄉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轉換；要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要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和加快發展服務業，支持小微發展，力爭就業增速穩中有進、就業質量穩中提高。

6. 市場調研在中國市場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哪些

1、國內一般企業不重視也不懂，想做不願意花錢，決策全部靠領導拍腦袋，外企完全相反，所以我們目前的客戶全部是外資多。
2、調研一線，造假情況嚴重，將來就是拼質量的時代。

7. 馬雲對現在的中國市場，有何獨到的見解

馬雲對於市場的發展方向一直很敏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理念核心就是創新與時代。

馬雲給對於年輕的創業者也指明了未來市場的發展方向，比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辦的青年企業家峰會上馬雲就曾這樣說過：現在就是最好的創業時機，所謂的成功企業都不是今天做出來的，都是20或者30年前甚至更早的對於未來作出判斷，所以才決定了今天，馬雲又提出了一個擲地有聲的觀點，他說當今的中國市場是創業是最好的時機。

綜上所述，馬雲對於中國市場的判斷一直是別有深意，認為這是最好的創業環境，看似低迷的經濟環境下往往蘊含著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