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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中國應該怎麼對美國

發布時間:2022-07-02 18:41:11

① 疫情中外國對中國的污名化,中國人應該怎麼做結合跨文化溝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觀。

21世紀頻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國際信息傳播曲線從疾病信息開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全方位信息傳播。與此同時,國內對於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體的挑戰,也在傳言處置邏輯中出現若乾的翻轉。這種翻轉通過大量信息的對沖現象逐步讓事態的發展獲得受眾更多的理解與共情。

當然,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病毒傳播恐懼情緒下激發的種族主義傾向依然存在並隨著疾病的蔓延產生越來越清晰的影響。這種影響范圍雖然小,但是也是專業理性不得不反復面對的整體性挑戰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與認同


疫情提供了一個看似全新的國際傳播場域。面對這些場域,國家治理實踐與媒介信息傳播實踐總體上呈現了一個相對理性的狀態。但是在這個總體面向之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義的情緒、傳言的問題等。疫情中,國際傳播實踐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視閾,在多部門聯合實踐中,在更廣泛意義上試圖贏得世界的理解、共情與認同。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過程中,我們很難擺脫一種病態心理:試圖從外界的積極肯定中獲得某種慰藉,甚至急於從西方新聞話語中挑出積極話語,讓他者話語服從於一個康復者的心情,從而落入封閉的、不自信的狀態。中國的疫情危機應對真正開始於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此後武漢經歷了封城隔離、撤換官員、集中治療、全國支援。這使得中國在外交層面贏得了世界普遍贊譽,主要包括「犧牲精神」「負責任大國」「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總是在關系中建構的,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對話關系中進行。如果只是單向收集形象傳播的效果,我們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漸擺脫恐慌的我們唯一應該展現的形象就是開放、對話,樂於向世界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也不迴避中國抗疫的困難、矛盾和問題,直面外界對中國理解與不理解的種種維度,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的獨特性的框架下,讓中國人的遭遇和想法聯通各國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態重建全球人際互動、互惠機制、信任關系、合作互動、價值共享。


21世紀的前20年,中國暴發了兩次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盡管「傳染性疾病將會是全球未來的共同敵人」這個判斷是一個科學共識,而且疫情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體對於中國疫情和應對疫情的報道對外界形成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雖然還在持續,但是全球傳播圖景並沒有突發性轉向。17年前的記憶成為新一輪質疑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疫情問題的傳播上面對的全球難題。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發初期,由於我們1月12日就主動而積極地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合作,以及中國科學家迅速確定病毒鑒定和測序,並及時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而在全球科學界和公共衛生健康領域里贏得了支持與尊重。在以科學家、流行病專家以及病毒學家為主要采訪對象和信息來源的疫情暴發早期,中國的國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積極正向的評價較多。世衛組織的專家在其中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釋了中國在疫情信息透明公開方面與2003年的表現顯著不同,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本次疫情危機體現出了中國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與專業水準。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聞媒體進入疫情核心區域即湖北各地報道的人員有限。這就為我們帶來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全球新聞媒體通過觀察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獲得疫情發展相關的權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聞提供者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獲取疫情的信息補充,傳遞疫情全貌。在這兩個輿論戰場上,一方面考驗著我們與全球新聞媒體對話的專業主義能力與表現,另一方面也檢視著我們是否有通人性的溝通方式,能夠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將中國民眾的犧牲與苦難正常示人,獲得族群間的共情與體諒。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迅速成立專門應對小組,在全國范圍內密集部署,並配合相關國家做好人員撤離工作。這些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他看到了中國為避免傳染擴大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時向其他國家通報有兩國間流動記錄人員的確診信息。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中國日報網撰文稱:「中國醫務人員和公民為應對這個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驗了城市的醫療基礎設施的能力,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只有在戰爭中才能看到。」斯洛維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斷而系統的反應。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間的科學合作顯著加強。」當然其他的聲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學馬諾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亞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維拉(KristiGovella)分析說:「與中國有關的廣泛政治、經濟對峙和憂慮加劇了某些仇外心理,這些情緒與最近對傳染病的擔憂交互在一起成為國際輿論的表徵之一。」


2.傳播偏向與專業理性


危機時刻的全球傳播狀態是一面鏡子,各種常態與非常態都可能在這個時候清晰呈現。面對疫情不斷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的狀況,全球涉華信息的景觀也很像一個萬花筒。然而,從我們常規對所謂西方媒體的觀察實踐來看,信息依舊受到刻板印象、傳統偏見的影響,並與所謂的專業理性之間生產了足以成為經驗性材料的緊張空間。


狹義來看,疫情的發生往往涉及兩方面的傳播實踐,一個是危機傳播,一個是科學/健康傳播。而一次規模如此廣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的實踐場域,是檢驗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傳播沒有國界,世界各國都被捲入了這場大考,而無法做到對他者隔岸觀火。疫情發展至今,對疫情中的中國報道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國向全球揭示疫情發生至武漢宣布封城;第二個階段:從武漢宣布封城開始至李文亮醫生去世;第三個階段:日本、韓國、義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發現首例社區人傳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個階段里,西方媒體尚能接受科學界對科學的不確定性的認知邏輯,對疫情的報道相對集中在對病情發展的追蹤,媒體報道框架多在傳染病報道的健康傳播框架內,「病毒測序」「疫苗」「有效葯」等方面的討論成為主要話題。


在第二個階段,即封城之後,由於採取了傳染病防控的圍堵措施,西方媒體僅有少數記者能進入疫情核心區域進行報道,而且一旦離開湖北地區記者又被迫居家隔離,因此與疫情相關的現場報道基本消失。西方媒體成為國內媒體報道的觀察員以及中國社會化媒體內容的「搬運工」。由於封城行為史無前例,且缺少直接觀察者,西方媒體在這一階段的報道由於缺少歷史經驗判斷與比照對象而較為謹慎。然而,自武漢中心醫院發布李文亮醫生死訊,及其生前被訓誡的事實被報道之後,西方媒體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報道中國的政治框架與話語——極權主義國家。關於疫情的報道轉向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討論以及極權國家言論自由問題的尖銳批評。在這個轉向下,中國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轉,「中國的數據不可信,中國人不可信」作為一種集體形象,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的主流。


第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膠著狀態。此時對中國的疫情報道正逐步讓位給其他新暴發疫情國家。在此階段,中國往往被作為一個對照國家進行比較分析。這一階段的中國形象是否能夠翻轉還未可知。從對2003年非典新聞報道的分析來看,前幾個階段的報道框架將基本決定這個階段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學者對西方媒體中對中國和越南在非典期間的報道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由於前期疫情信息不公開,造成對中國的報道負面形象顯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這次的西方媒體報道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國疫情報道依然沒有偏離一些固有的模式,如沖突模式(偏向於呈現疫情中的社會沖突)、平衡呈現模式(在場地呈現中國抗疫的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比較模式(與歷史事件比較、與新興民主國家的社會治理方式比較)、異端模式(如視社會主義體制為異端)等。但中國主流媒體習慣性地選擇報道西方媒體的積極話語來表達中國形象,我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製造了西方傳媒正面報道中國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現的「要面子」心態也很難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現中西對話姿態的方式應該是,以西方的專業理念來解讀西方媒體的報道,弄清楚西方新聞話語是否為某種偏見所主導,在何種程度上脫離了新聞專業主義軌道。


然而,我們也應關注西方媒體對種族主義偏見的反思,並由此尋找對話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也都報道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發的反華情緒。相比之下,路透社的報道更有氣度,它援引人類學家的觀點揭示反華情緒的根源,「東方主義假設、政治不信任和健康問題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組合」,警示人們不要對中國人抱有歧視(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徵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經歷與感受,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呈現出他們對疫情的看法,有人在開學在即無法成行;有人被房東要求趕快退房;有人飛往東南亞逃難;也有人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應對已非常有力(《紐約時報》,2020年3月1日)。


從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看,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為這次疫情發生巨大的改變——仍然是真實與偏見並存。誠如一位在倫敦求學的華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體總是以一種狹隘的視角報道中國。這種敘事來自冷戰時期,把每個非民主國家都視為威脅。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也陷入了這種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責中國信息不公開、言論不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如《紐約時報》一直在批評中國的宣傳控制。在經濟方面,唱衰中國的聲音同樣不絕於耳。如《紐約時報》2月11日發表題為《「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認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


3.種族主義與污名化


與其他的全球性危機不同,病毒因為其可能的與飲食、族群、生物之間的關聯,而使得其帶有流行病學意義上的溯源的需求。實際上,這一話題在科學層面始終無法研究和闡述清楚所帶來的一種連鎖反應是,個別政治人物利用其現存的模糊性,煽動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情緒,進而引發了針對疫情最早暴發地中國的「污名化」問題。由此人們期待,大家能夠在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打破傳統意義上的族群分歧。這種期待是理想主義的,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次重大疫情發生,首發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對污名化的威脅,如艾滋病的全球傳播造成人們對非洲人的歧視。正如中國台灣人類學家劉紹華所預測的,這次疫情的發展必然帶來「COVID-19=武漢=中國=中國人=華人=亞洲人」的國際反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伊始,就已經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呼籲警惕因疫情帶來的針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的種族歧視與騷擾。一些研究也顯示,由於此次新冠肺炎暴發於武漢,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推特在#武漢肺炎#標簽下的內容多為恐慌性謠言和視頻,含有大量負面虛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狀病毒#標簽下多為客觀中立的報道。正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在疫情面前,「種族主義妄想」的作用顯著。


其中用地名來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現象是疾病報道中首先要警惕並盡力去除的。世衛組織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為族群帶來的污名化後果,很快採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狀病毒,並在全球推廣。國際媒體基本上迅速進行了採用。但是在華語社區,以台灣地區為例,台灣疾控中心依然稱新型冠狀肺炎為「武漢肺炎」。這一稱謂依然被華人的自媒體刻意使用,可見疾病的傳播確實會增強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與偏見。


齊澤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他道出了這些疫情危機中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文化偏見問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以自我為中心,建構對於他者的想像,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間之隔離與沖突蓋與此有著密切的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別,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勢,方能化解文明之沖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前副議長、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會長翁詩傑(ONG TEE KEAT)說得好:「零和思維的政客們長期以來一直痴迷於遏制中國的戰略,以維護自己國家的霸權地位。但現在面對這樣一種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標應該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國家和人民。在這方面,常識和人道主義意識必須占上風。」


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協助。在這次危機中,我們也看到很多積極的現象,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捐贈抗疫物資上的詩詞最近刷屏、刷圈,讓很多國人對日平添好感。在東京街頭許多店鋪的廣告牌都寫著「武漢加油」的字樣;韓國總統文在寅公開表示:「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這些感人的事,註定將會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樣載入歷史。同樣,由40位知名法國音樂劇演員共同演繹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個國家50位外國音樂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網路上熱播,傳遞了愛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傳播景觀與地方化傳播景觀相互呈現,種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國家利益優先等現象日益凸顯。一個心裡裝著「敵對勢力」的人是走不出狹隘的傳播空間的,相對而言,我比較認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2月6日新聞發布會上具有對話性的演講,他表示近來關於疫情的相關情況受到了包括英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許多媒體都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報道,高度贊揚了中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給出了合理的建議。但他同時提到,仍有部分媒體報道存有偏見、惡意和不實信息,而這一切都被他置於可溝通性的話語中加以討論,即:「謠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決心才能戰勝疫情。」


事實上,疫情發展到後來,兩百多個國家遭遇新冠病毒襲擊,人們終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務,而是人類的共同任務,只能共同面對。在共同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世界將會形象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民心相通與跨文化合作,面向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傳播圖景。

② 1、武漢疫情爆發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作法如何結果如何

美國最先撤走在漢各類美國人,並封往來中國大陸航班,開一個億的空頭援助。

③ 當美國誣陷新冠疫情是由中國傳到美國時中國人應該說什麼

美帝國主義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現極不負責任!我們奉勸特離普、蓬佩奧、布朗巴克們停止借疫情操弄政治議題。停止誣蔑抹黑中國、破壞中美抗疫合作。而應該把...

④ 疫情時中國怎麼做美國怎麼做一千字

不會因為一次傷害而不是自己想像一一一一回復你就行、這里沒有誰

⑤ 請問現在中國人在疫情期間回美國還需要什麼手續嗎

請問現在中國人在疫情期間回美國,我還需要什麼手續?中國人疫情期間,美國是不會讓回去的,中國也不會讓美國人過來的

⑥ 疫情之下,美國還要去應對什麼問題

美國的戰略規劃還是比較大的,可能這兩個月我們都被美國國內的疫情和大選給吸引了視線,其實美國在全球的戰略並沒有因為國內的糟事給耽擱,在歐洲在亞洲的很多軍演及其背後的目的,美國都時刻進行著,敘利亞戰場上美國還想入場“打牌”,白俄羅斯國內選舉上美國也想橫插一腳。

在聯合國上,美國現在一意孤行想要延長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協定,但是他的盟友們要麼反對要麼就是中立,美國孤掌難鳴;而伊朗在10月份“解凍”之後國力可能大增,這對美國來說是很危險的,可能最近幾個月對美國來說最為緊迫的事,除了國內大選,就是伊朗問題了,不將這個問題解決好,中東整塊地盤美國勢力將會受到巨大打擊。

⑦ 美國這次疫情用中國的美債買單,中國應該怎麼辦

美國的國債大部分是自己的國民持有,他要是敢賴,就會引發信用危機,導致大量的人開始兌換國債,一旦發生擠兌,美國也得破產。而且以後誰還敢買他的國債。

⑧ 美國,印度,俄羅斯等國疫情並沒有好轉,我國應如何面對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美國,俄羅斯,印度疫情嚴重,截至目前美國累計病例數已經突破了148萬人大關,死亡人數達到了88000多人,直逼十萬人大關。而俄羅斯情況也是非常糟糕,累計已經達到了26萬多人,而作為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印度,更加牽動著全世界人民的心,畢竟印度人口多,貧窮,醫療水品低下,一旦疫情爆發將無法控制,印度一直被稱作“王炸”的存在,隨時爆發。

⑨ 面對世界范圍內疫情加劇,中國應如何看待,如何應對

第一,加快電子、汽車等外向型產業恢復生產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探索在「抗疫」過程中確保物流、人流等不中斷、促進外向型企業的持續生產,是下一步我們面臨的緊迫課題。有必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比如中日韓自貿區協議、RCEP甚至積極加入CPTPP等,以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與加工製造能力,確保中國在區域產業鏈中的地位。

第二,大力扶持、挽救對穩定就業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民營企業,努力做到防疫與生產兩不誤。在人類共同的災害面前,世界各國應在發揮自身制度優勢的過程中相互借鑒經驗,中國應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給受到疫病影響嚴重的群體、小微企業等精準發放財政「補貼」,等等。

第三,拉動消費應成為今後中國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投資的重心也不再是經濟增速,而是促進消費,我同意劉世錦的一個提法,「新基建」的核心應該是超大城市群的建設,這里不僅僅涉及到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更有包括農民工安置、戶口等所有相關制度的調整、改革,也就說,通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擴張內需的過程。

第四,通過與世界各國增進合作尤其是疫情通報、信息交流與全球公共衛生體制的強化等合作,繼續降低「貿易戰」程度,更重要的是要開展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盡力降低疫情對各國與世界經濟的危害。大疫之下的全球經濟協調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已遠遠超出相互間的分歧,全球主要國家必須通力合作,共度難關。

第五,絕對不做任何可能「對沖」美國貨幣政策或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事情。按照如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美國的「救市」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世界經濟的挽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穩定是有利的。現在,某些學者提出要主動拋售美國國債打擊美國,這不僅有違常識,更是反全球化的。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不過1萬億美元左右,大約佔美國國債的7%左右,對已經做出超級QE的FRB而言這點國債不過是小case,如此作為打擊的恐怕不是美國,而是自己同美國經濟的全面脫鉤。要知道,FRB實行負利率的可能性很低,在其他主要國家均已實行負利率的條件下,要確保各類資金迴流至國債市場與股市,維護「美元體系」是重中之重,因而FEB通過購買商業票據、購買股票(如ETF)等方式繼續進行「放水」的可能性較大,這是維護美元信用與迴流的核心所在。近來,美國有些個別人和一些媒體鼓噪讓中國對新冠疫情暴發和流行承擔責任,進而用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予以彌補的提法,值得警惕。但我認為,這些事情鼓噪一下可以,但美國政府實施的可能性幾乎沒有,除非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因為一旦如此,二百多年來美國政府累積起來的信譽將毀於一旦,那將是「美元體系」崩潰的開啟,無論如何是美國承受不起的。我預計,大疫之後面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混亂,區域化貨幣金融合作將重新開啟動。這對中國是個重大機遇,因而加強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合作非常重要。

第六,堅決落實去年7月中央政府進一步擴大金融業開放的方針,通過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吸納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時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因為金融業的開放與發展與製造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它對制度環境的依賴更高,對產權保護、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與水平的高低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所以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不僅僅是吸引外資、拉住外資的問題,對中國今後的現代化發展同樣有利。實際上,無論是金融開放還是產業鏈重構,都需要中國在制度現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這是今後中國的道路選擇與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進程較大的不同之處。

最後,歸納起來講,全球化不是簡單地逆轉了,而是分裂了,即世界上兩個主要大國之間關於什麼是全球化的共識破裂了。這種分裂剛剛開始,疫情將發揮怎樣的影響?我們期望它會發揮彌補作用。但遺憾的是,按照迄今為止的情況來看,疫情將在很大程度上加劇這一進程。拋開對手的錯誤或攻擊不說,現在中國恰恰需要理性、冷靜思考的是,努力彌合這種分裂對我們有利,還是擴大這種分裂、往業已擴大的傷口上撒鹽有利?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我們已經不能再用四十多年前期望「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那種心態去認識這個世界、處理同這個世界主要國家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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