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歷史周期律中國如何治理腐敗

❶ 如何才能有效防禦和治理腐敗現象

腐敗是一種歷史現象。從本質上說，它是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產物。從許多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歷史看，各個朝代都有一個從興盛到衰敗的過程。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勵精圖治的皇帝、清正廉潔的官吏，但歷代統治者根本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同任何腐敗現象根本不相容的，我們有力量克服腐敗現象。一九四五年，黃炎培到延安，他問毛主席，歷代王朝往往開始很好，到後來就慢慢衰敗了。請問共產黨有何辦法跳出由盛而衰的歷史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依靠「民主」，依靠監督，我們可以防止腐敗。這個民主，當然不是西方那種議會民主，而是依靠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依靠人民對我們的監督。這個監督是很必要的。

反腐敗斗爭必須把握好以下原則：

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為推進改革、建設和發展服務。

二、突出重點。這次反腐敗，在黨政機關進行。重點放在黨政領導機關和司法部門、行政執法部門、經濟管理部門。

三、從領導幹部做起，首先從高級幹部做起，包括領導幹部身邊工作人員。

四、嚴格依法辦案。對違法違紀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實為根據，以法紀為准繩，該撤職的要撤職，該判刑的要判刑，該重判的要重判。照此去做，也有利於挽救一批人，有利於教育廣大幹部。對於嚴重干擾、阻礙查案工作的，要堅決處理。

五、不搞群眾運動，不搞人人過關。要鼓勵和支持群眾舉報。群眾舉報的問題，要由專門機關負責，依法查處。

六、懲治腐敗與扶持正氣相結合。在堅決克服腐敗現象、懲處腐敗分子的同時，要大力宣傳和表彰廉潔奉公、勇於同腐敗現象作斗爭的先進典型，弘揚勤政愛民、艱苦奮斗、樂於奉獻的新風尚。

懲治腐敗，要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抓，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持之以恆。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要通過學習和教育，提高廣大黨員和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提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提高抵制剝削階級思想侵蝕的自覺性，提高模範遵紀守法的自覺性。要抓住最容易產生腐敗問題的部位和環節，總結實踐經驗，嚴格紀律，建立和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建立和完善各項政策法規。對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要嚴格執行；對需要修改的，要抓緊修改、完善。要根據新的情況，盡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規。

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是全黨的一項重要工作。要堅持黨委主要領導同志親自動手，實行嚴格的抓黨風和廉政建設責任制。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堅持黨政一齊抓，組織協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堅決遏制腐敗現象。

反腐倡廉，既要治標，更要治本。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堅持教育、法制、監督相結合，堅持預防與懲治相結合。對絕大多數黨員和幹部主要立足於教育，著眼於防範，對極少數腐敗分子必須嚴厲懲處。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的首位，牢固構築拒腐防變的思想長城。領導幹部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響。堅持把發展民主與健全法制結合起來，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和群眾監督結合起來，並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大力推進以加強民主集中制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建設，不斷完善人、財、物等方面的管理和監督機制，完善反腐倡廉的工作機制，以利及時發現、有效防範和嚴厲懲處腐敗行為。

要依靠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來預防和治理腐敗現象。這是我們的一貫要求，也是最可靠的措施。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實現制度化、法制化。要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法制建設，繼續完善村務公開、廠務公開、政務公開、民主評議、質詢聽證等民主形式，使人民群眾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必須嚴格實行民主集中制，加強領導班子內部監督，保證領導班子成員依紀依法辦事，防止發生各種違紀違法行為，防止任何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廉政建設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要切實加強各級黨組織和紀律檢查機關對黨員幹部的監督，加強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我們黨的監督，建立健全黨內和黨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監督制度。特別要在執法部門和直接掌握人、財、物的崗位，建立有效防範以權謀私和行業不正之風的約束機制。腐敗分子危害黨和人民，不論是什麼人，都必須依照黨紀國法，堅決予以懲處。

❷ 如何有效處理當今腐敗問題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後，就對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一直高度警惕，並在實踐中堅持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縱觀黨的反腐敗斗爭歷程，大致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1、我們黨執政以前的反腐敗斗爭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黨雖然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內建立了政權，有了局部執政的經驗，但總的來說，還處在被壓迫，被圍剿的無權狀態，不具備權錢交易大規模發生的客觀條件，再加上我們黨在主觀上注重從嚴治黨，堅持反對腐敗，所以腐敗現象並不嚴重，廉政建設的任務比較輕，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顯著，建設起了與國統區的腐敗政治形成鮮明對照的解放區廉潔政府。極大地爭取了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一時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過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增強黨員、幹部對腐敗現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風即是這方面的範例。（2）注重法規建設，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紀律檢查機關——中央監察委員會。1926年8月4日，又發布了我黨最早的有關反腐敗的文件——《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布了《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1939年，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貪污數目在500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領導廉潔自律。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廣大黨員幹部，艱苦樸素，為政清廉，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
2、建國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們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和和平建設的環境，一方面為我們黨提供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同時也便於我們黨面臨脫離群眾乃至腐化變質的危險。為經受住執政考驗，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我們黨實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強反腐敗法規建設。1952年3月，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制定了《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決定》和《關於追繳貪污分子贓物的規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並公布了《懲治貪污條例》，這一專項懲貪法規在以後多年的反腐敗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2）開展整風，整黨。1950年下半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運動，重點是解決各級幹部的作風問題。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黨，解決了包括貪污腐敗在內的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各種問題。（3）開展「三反」運動。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共查處了有貪污行為的幹部120多萬人，其中貪污一千元以上的10萬多人。受到刑事處分的腐敗分子有4萬多人。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被處決。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國初期腐敗現象滋長的勢頭，基本上實現了廉潔政治，從而使五十年代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成為黨的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3、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反腐倡廉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們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鞏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同這種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個別黨員，幹部的以權謀私現象和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為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克服消極腐敗現象。黨中央採取了以下措施：（1）整黨整風，這一時期為克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先後進行了四次大的整黨整風，包括1957年的整風，1958年開展的整黨整社，1961年的農村整風和「四清」運動中的整黨。（2）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60年在農村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斗爭，處理了農村部分幹部中存在的貪污等違法亂紀的問題。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貪污和行為」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20％之多。有擴大化傾向。1963年2月，中央又決定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開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礎上，決定在農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來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實質上變成了一場遍及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誤傷了不少幹部。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得出了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結論。
（3）建立幹部定期參加生產勞動制度。1958年2月，中央發出了《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出現了幹部下放勞動的熱潮，密切了干群關系，但也開始出現形式主義和極端化的做法，從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們黨是重視反腐敗斗爭的，並把反腐敗斗爭做為一件大事來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敗現象的滋長，但由於缺乏經驗，仍然簡單沿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的老路子，並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認識和處理黨內的消極腐敗現象，因而存在反腐敗擴大化的傾向。
4、「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澤東的主觀設想來說，是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顯的克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願望。毛澤東希望通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揭露黨內的陰暗面，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理論，並過於誇大了陰暗面，採取了「大民主」式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廉政建設不得不陷入誤區。其基本失誤是：（1）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估計過於嚴重。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農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工廠企業里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領導權不在工人群眾手裡，黨內已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對黨內形勢的嚴重估計，必然會使反腐敗斗爭擴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對消極腐敗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認為以前那種由黨委領導群眾運動的方式已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黨委領導的群眾運動。用這種不要黨委領導的「大民主」方式反腐敗，只會助長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的錯誤，不能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窮，搞「窮廉法」。腐敗現象的產生有思想、政治、經濟、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對腐敗，除了加強思想教育外，還要處理好廉政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大力發展生產力，鏟除腐敗現象滋長的物質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窮。並認為富則修，把富裕當作是腐化的物質基礎，使反腐敗帶有嚴重的禁慾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極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做法極端化，把它變成了造反派排擠打擊異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來意義。總之，「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內亂，而且作為一場反腐敗的實踐也是失敗的。盡管由於擴大化的階級斗爭的高溫高壓的作用，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形式的腐敗現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後門」為主要特徵的不正之風和組織人事上的不正之風，卻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普遍蔓延。
5、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幫」後，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的反腐倡廉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遏制腐敗現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會從體制上堵塞腐敗現象滋生的漏洞，因此，從總體上說，改革開放有利於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難以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政策上和法規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使得反腐倡廉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比以前更為艱巨、復雜。在新的時期，我們黨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繼承發展過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時，摒棄以前的群眾運動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開放條件下廉政建設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強紀律檢查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重新恢復，並成立了各級行政監察機構，對廉政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2）完善反腐敗立法，1982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是一部懲腐的專項法律。1987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關於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規定》，標志著我國肅貪法律的完善化。（3）實行「從嚴治黨」的方針，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強自身建設的條例和規定，如《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等等。（4）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82年4月，國務院作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後，開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集中打擊和解決幹部索賄受賄，投機倒把，套匯、走私等問題，取得了較大成績。198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出《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額內自首坦白的公告》，監察部也發出了《關於有貪污受賄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人員限期主動交代問題的通告》。這兩個《通告》發出後也開展了一場專項反腐斗爭。
（二）
總結我們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到，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主要遵循的是這樣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法制建設懲腐。這實際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項大思路，應該說，這三項大思路，仍然是我們今天反腐倡廉應該遵循和借鑒的。但我們在遵循和借鑒時，應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加以揚棄。
第一、不再搞運動，但要發動群眾造聲勢。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在反腐敗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要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但在發動群眾的方式問題上，毛澤東簡單沿用了在革命戰爭時期十分有效的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事實證明，這種方式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把群眾迅速發動起來，造成一種強大的聲勢，從而對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產生明顯的震懾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會主義時期，頻繁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會帶來一系列消極後果，如助長無政府主義思想，削弱黨的領導，混淆政策界限，挫傷群眾積極性等，造成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歷史經驗證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反腐敗，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明確提出，當經濟建設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敗現象干擾時，「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麼政治運動」但反腐敗時不再搞群眾運動，並不等於不要發動群眾參與。作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動員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造成一定聲勢，以達到徹底揭露和打擊一切腐敗現象，教育全體黨員和人民的目的。這就需要運用宣傳教育和嚴格執法等多種手段，啟發群眾的覺悟，把群眾動員起來，造成全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大環境，使腐敗現象無法隱藏，都能得到應有的懲處。
第二，既要從嚴治黨，更要有制度保證。我們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重視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示範帶頭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正是由於我們黨從嚴治黨，高級幹部在廉潔自律方面以身作則，大大推進了黨的廉政建設。現在和今後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需要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從嚴治黨，需要高級幹部的以身示範。但歷史經驗表明，單靠用懲治手段從嚴治黨，從嚴要求高級幹部，雖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範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黨和政府的反腐防變問題，也不能使黨和政府長久地保持清正廉潔形象。要從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敗現象。關鍵是要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許多情況表明，有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反腐敗斗爭就能夠有章可循；領導者以身作則以及人民群眾對領導人的監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證，因此，反腐敗斗爭必須逐步向法制化軌道：既治標更治本。這就要求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權力約束和監督機制，使憲法監督、司法監督，黨紀監督、行政監督有足夠的權威和效能，每時每刻地發揮作用，對各種腐敗現象予以鐵面無私的查處。
第三，既要重視思想教育，也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將治貪與治窮相結合。通過整風、整黨等形式加強黨員幹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牢固地樹立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既是抵禦腐朽思想侵蝕的堅固防線，又是保持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時候，加強思想教育防腐的優良傳統都不能丟。但要使反腐敗斗爭取得成效，還必須消除腐敗現象賴以滋生的物質匱乏的經濟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而不能幹擾它，沖擊它，因此，新時期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使反腐敗斗爭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並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使反腐敗斗爭不斷向前推進。
第四，既要重視專項斗爭，也要重視經常性工作，努力把階段性戰役和長期斗爭結合起來，縱觀歷史上的反腐敗斗爭，可以看出反腐敗斗爭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即經過一段時間腐敗現象有所滋長後，即開展一次階段性戰役，打擊腐敗現象，過一段時間後再開展一次，這說明，腐敗現象具有頑固性的特點，不是一兩個階段性戰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因此，反腐敗斗爭既要有緊迫感，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不斷抓出階段性成果，又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注重經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間斷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氣，等到腐敗現象嚴重後再來開展反腐敗斗爭。尤其是在日前新舊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某種無序狀態會造成腐敗現象的多發性，為了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更要把階段性戰役與長期斗爭結合起來，掌握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
第五，要把反腐敗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結合起來，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效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反腐倡廉的實踐表明，在新舊體制過渡時期，由於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行政權力，計劃權力對資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開始時不完善，漏洞較多，這就使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名搞權錢交易腐敗分子有機可乘。一項新的改革措施出後，可能誘發出一些新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如價格雙軌制下出現「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後土地審批部門出現的大量問題，以及金融、房地產、期貨市場上的一些經濟犯罪現象，表明腐敗發生的熱點部位和表現形式會隨改革進程不斷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時，要根據腐敗現象的動態性特點，同時考慮廉政建設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對策，制止那些打著改革的旗號搞權錢交易的現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重效果。
當前，我們黨正在深入持久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我們相信，只要認真吸取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並依據新時期的歷史條件探討和提出反腐敗和對策，並持之以恆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極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斷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勝利。

❸ 如何防止腐敗

隨著腐敗現象和頻度地不斷上升，黨和國家對預防和懲治腐敗的力度也越來越大，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則有利於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在當前反腐敗斗爭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塑造從政者的廉政世界觀，是控制腐敗的一項治本之舉。正確認識、理解和掌握思想道德建設發展的本質及其規律，是新時期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核心。一、遵循道德發展的物質規律，認識腐敗現象的根源。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具有能動性。掌握了物質與意識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統一這一基本原理，我們就可以科學地揭示道德發展與消除腐敗現象的本質所在。在物質世界中，道德的發展是不能脫離物質因素而獨善其身的。道德作為調節社會倫理關系的一種方式，發揮著廣泛的社會作用，維護著一定的社會秩序，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價值。其真理性與指導性存在於社會政治生活的復雜矛盾之中，時刻接受經濟社會生活實踐的不斷檢驗。道德的穩步與發展無時不受到物質的作用而產生影響，同時物質社會有序健康地發展也時刻受到道德因素的反作用力。因此，道德實踐的全部使命不僅在於道德本身，而在於為其賴以產生與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是維持社會政治經濟健康發展，構成社會先進生產力關系中的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之一。道德不僅僅是屬於精神的，更是屬於生產力的。我們應以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和方法來揭示傳統道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馬克思物質決定論認為，道德是經濟階級等具體的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充分證明了道德因素在物質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這一哲理中不難理解和發現，兩者的緊密聯系具有「同步性」。所以，在科學把握物質關系與道德意識發展相聯系的過程中，脫離了物質規律去談道德的發展與進步，或脫離了道德因素去談物質關系的發展，是一種脫離了聯系與發展的關系，既物質與意識的根本統一性，都不是真正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於傳統的道德與價值觀的發展長期以來僅僅局限於道德價值本身的發展，從根本上得不到物質力量的根本性轉換，所以，不能為人們的道德理想、信念、意志和情感提供真正科學的指導方法，導致了傳統道德的發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虛幻性。道德的發展具有物質性，物質具有「兩重性」。物質因素是道德發展的生命和源泉，是促進道德穩步發展的根本；而物質因素又會誘導道德異變，是產生腐敗現象的根源。以新加坡為例：為有效遏制國家公務員滋生腐敗現象，新加坡政府採取「高薪養廉」的辦法來調整人們的行為取向，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但這一做法缺乏足夠的科學根據，因為它不能正確揭示物質與道德價值發展規律的根本性問題，即道德發展的這種價值與物質性的最高形式的統一。它只僅僅建立於為防止非道德產生與發展，盡力滿足於公務員的物質需求，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時間可能行之有效，具有遏制腐敗現象的作用，但它不是真正的科學。它脫離了物質與意識聯系與統一的根本性問題，犯了一種片面的、孤立的方法錯誤，在科學面前是站不住腳的，必然會受到違背這一規律的無情打擊和報復。如何認識道德與價值觀的科學意義呢？筆者認為，這種道德與價值觀應遵循「同步性」的基本規律，即實現物質與意識轉換的高度統一。正確認識和把握道德發展的物質規律，是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發展的最高形式的反映，這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根本所在。二、遵循道德發展的等級化規律，認識腐敗現象的特殊性。在馬克思論述人類社會發展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然性規律的啟示中，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的道德發展也是從一種由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這種從低級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同樣具有等級性規律。道德等級化概念的產生與發展，同我國在農業領域產生與發展一樣。如：普通農工、農藝工以初級形式向高級農藝師形式的發展過程，它們既有形式上的趨同，也有本質上的區別。道德在人性意識發展的過程中有著更加發達，更加豐富的智力資源，道德的等級化發展規律更具有思想性、普遍性和權威性，對促進道德的穩步發展更具有科學意義。道德等級化發展一方面是遵循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過程的基本概念，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道德發展規律為主體的道德發展體系；另一方面是遵循一般性的以階梯式的道德發展規律為主體的道德發展體系，即共產主義道德，這是由社會主義道德所引伸的道德發展體系。道德發展的根本任務和目標不單是道德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核心問題是揭示道德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道德發展的相對性，這是道德產生與發展的全部意義所在，是實現道德穩步發展最高形式的統一。1、道德等級化發展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道德的發展具有廣義性，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同的道德領域所產生的道德矛盾也有所不同。所謂的特殊性是指道德發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即給社會倫理道德和倫理經濟秩序和諧、健康發展構成嚴重威脅的行為和現象。如在經濟領域涉及的拜金主義、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等；在作風領域涉及的官僚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其次是社會上讓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偷、搶、詐、騙等違法現象，這些矛盾是道德等級化發展的必然歸宿，這是道德等級化發展的特殊性，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來加以解決。由於人們對事物認識的立場、方法和觀點的不同，所引伸的道德矛盾，並不會給社會倫理道德和倫理經濟秩序的和諧、健康發展構成較大作用，這是道德等級化發展的一般性，只須依靠社會輿論的力量，依靠人們的信念、習慣、傳統教育的力量來維持即可實現。2、道德等級化發展的監測功能。組織有關部門和人員建立道德等級化監測機構，通過對道德與非道德發生、發展的監測，以獲得人民群眾對道德發展與反腐敗斗爭的支持提供對策建議，為黨和國家從戰略上謀劃道德發展與反腐敗具體決策建立有效機制而提供智力支持。3、道德等級化發展的升級與改造功能。道德等級化發展的升級與改造功能其主要目的：一是為人們道德理想、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樹立科學意義上的發展方向和價值取向，引導人們自覺的溶入到道德等級化的發展過程中；另一方面對整個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實際水平作出科學判斷和決策，以便及時調整在社會主義初級道德等級化向高級道德升華的成功轉型而提供科學的方法論。三、遵循道德發展的時間規律，認識反腐敗斗爭的艱巨性。道德的穩步發展和消除腐敗現象無不與時間有緊密的聯系，道德的發展過程無時不受時間因素的作用而產生影響。當某種道德的產生與發展的時間較短，此時道德發展空間就小，則作用力也小，消極因素也少。反之，各種消極因素會隨之增大。因而，道德的穩步發展過程具有時空性。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人們的道德發展一開始是不會，也不容易產生較大的道德異變。腐敗現象的產生與發展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這個時期人們對道德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人生態度和道德精神的追求，並能自覺的遵守和堅持道德這一朴實的倫理觀，有抵制非道德的侵蝕的能力，是道德發展最具有可靠性和穩定性的時期。但世上沒有「永恆」的道德存在，任何道德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在經濟政治生活的復雜矛盾中，人們通過不斷的學習、借鑒、吸收和再認識過程，並伴隨著密切的物質利益關系和時空因素的變化而變化，並在思變中獲取新的道德價值取向。因此，任何道德與非道德的形成與發展，總是需要通過一定時間的實踐認識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起作用。道德產生與發展的時間過程越長，道德思想發展的空間與不確定因素必然增大，就容易產生異變而失去根基，越發變得空洞無力。這時再先進的道德理論、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也難以有效調節和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難以為人們、以及個體的道德生存提供有效的意義和指導。而異變引伸出的各種錯誤觀念便會滋生蔓延，對精神文明及其健康的倫理道德構成嚴重的破壞，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從歷史上產生腐敗的根源可以看出，政治權力作為一種社會性公共管理職能，它既支配著大量錢、權、物的管理權，又把持著對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宣傳和傳播，始終處於復雜的倫理政治道德和倫理經濟秩序之中。由於政治權力與政治道德擁有著特殊的道德自由地位和道德自由空間，不同於其他的倫理道德關系，因此具有較強的隱蔽性、風險性和破壞性。政治權力是導致政治道德異變的重要因素，它無時不給政治道德發展空間帶來壓力。由於歷代的政權建設無法解決這種自身存在的道德發展矛盾，更無法科學揭示和掌握傳統道德發展與時空性的根本關系，因而導致各歷史時期的人民對腐敗政權深惡痛絕。為了解決和消除這種陳舊落後的政治權力與政治道德的發展矛盾，人類歷史上不斷演繹出新政權推翻舊政權，而新的政治權力因無法掌握「時空性」不穩定性、可異變性、短時效性的科學規律，因而歷代王朝無法逃脫覆滅的周期性規律。正確把握和運用道德發展的時間規律，是科學揭示傳統道德與非道德產生周期性惡性循環的關鍵，對真正實現道德的穩步與發展，從而消除腐敗現象具有積極的決定性作用。道德發展的物質規律是本質，等級化規律是核心，時間規律是關鍵。三者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相互統一。它是促進人們正確認識道德發展，揭示道德內部矛盾的有效途徑。只要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就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❹ 如何治理腐敗現象

1、科學理論：引領反腐倡廉深入開展的燈塔

堅持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貫穿反腐倡廉建設始終。我國社會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時期，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特點體現在方方面面，反腐倡廉建設的形勢也在時刻變化之中。

2、科學制度：編織無縫隙的「權力籠子」

依靠科學制度推進發展、優化管理，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設，是黨在新時期反腐倡廉建設基本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黨執政條件下有效防治腐敗的必然要求。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治理腐敗是一個過程，需要等待時間和時機

如果腐敗的嚴重程度和工業化城市化速度之間的相關性命題被證實，如果人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減少腐敗的長效葯，如果懲治腐敗的社會共識有賴於重大突發事件，如果消除腐敗的成本在一定歷史時期高於腐敗減少帶來的收益；

那麼腐敗治理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便轉換成耐心、甚至容忍問題。從經濟學上講，理想的狀態是讓治理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在邊際上相等，而非徹底鏟除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