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貧富差距大

Ⅰ 為什麼會有貧富差距

中國貧富差距的根源；

在這些奇跡的背後，需要完善的基礎設施支撐，政府投入了天量的基礎設施費用，本質上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務，但公共服務的任何改進，都要先以不動產升值的方式轉移給土地或房子的所有者。再加上前面說到的，中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那就是從全國老百姓收回來的錢是平均的，不像歐美直接稅為主的制度，可以針對性地向高收入群體收更多的稅。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錢是比較平均地收回來的，但花出去的地方卻不能平均。像早期改革開放的深圳，以及後來西部大開發的重慶和成都，現在的國家中心城市，都是集中力量在某個地方重點打造，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世紀第一工程港珠澳大橋的建設，連接香港、澳門和珠海，珠海因港珠澳大橋的利好（其一），主城區房價暴漲，目前三到四萬元每平方米，比一線城市廣州還貴，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不動產升值效果非常明顯。再加上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人口不斷遷入，房價越高，賣地收入不斷提高，政府就有更多的錢投入到公共服務，房價因此更高，形成正反饋。

就這樣，僅靠投資不動產就能在一代人之內完成數代人都不敢夢想的巨額財富積累，成為過去十年「中國夢」的最好注腳。但與此同時，沒有機會投資城市不動產的居民，與早期投資不動產居民的貧富差距迅速拉開。擁有不動產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財富也會自動增加；而沒有擁有不動產的居民，即使拚命工作，擁有不動產的機會也會越來越渺茫。像「打工十年都是在為房東交房租」，「賣掉北京一環的房子出國三十年賺的錢僅夠買回一套四環的房子」這類段子雖然搞笑，卻很能反映現實。

Ⅱ 造成我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有哪些

1、「先富與共富」政策的實施

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於打破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讓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這一政策沒有得到完整的落實。先富起來的人並沒有去帶動其他人實現共同富裕。從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貧富差距。

2、「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政策的執行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產力不發達，治窮是最主要的任務。鄧小平同志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因此，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由於沒能完全理解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理論受到了人們的追捧，並成為近年來我國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政策。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只要效率問題解決了，公平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正是在這一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公平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國人的重視，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就成為了必然的結果。

3、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

我國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尚沒有真正建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鑽營，非法、違法經營和權力資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貧富分化，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根據有關專家粗略計算，各種非法收入在全國范圍內大約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上升31%。

4、稅收制度的不合理

毋庸置疑，國家通過健全的稅收制度，可以有效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裡，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頻繁出現在福布斯（或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並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由於對於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導致了我國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

5、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稅收制度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同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然而，同經濟發展幅度相比，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以及社會轉移支付明顯表現出嚴重的滯後。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城鎮的退休人員、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由於得不到及時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為貧困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6、不平等競爭的存在

最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競爭也是我國貧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競爭表現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是一些個別的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益或高額利潤，而其他的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卻不能，因此最終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藉助國家特許經營的壟斷行業就獲得了「暴利」。

Ⅲ 請大家談談造成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得主要原因.

收入差距大體上集中概括了財富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等方面內容，現在比較通行的一些衡量貧富差距程度的指標，主要也是以收入水平為其核心標准。放眼看世界，不分社會制度，不分膚色人種，在全球范圍內。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部都存在著收入差距問題。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產生既有自然和歷史因素的作用，也有現實體制和政策因素的
作用。城鄉居民資源佔有不均，「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農村人口和剩餘勞動力的過度膨脹，城鄉居民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投資差距是我國城鄉貧富差距產生的根源；改革之後的市場化取向，「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政策以及城鄉改革力度的不同，對我國的城鄉貧富差距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1)自然資源的相對不足和小農化生產的羈絆。不同國家自然資源的優劣程度和數量多寡存在著天壤之別。我國土地資源的相對不足且分布不均，致使城鄉貧富差距很難在短期內得以有效扭轉，土地稀缺地區的農民僅僅依靠土地資源根本無法脫貧致富。
(2)歷史起點不同，改革力度不同，歷史上的城市傾斜戰略的政策偏袒，農村入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都是導致城鄉貧富差距的客觀原因。農業生產條件普遍落後，基礎設施普遍薄弱，勞動生產率普遍較低，這些都是自古以來我國農業的特點。
(3)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實行的按勞分配政策承認不同勞動者體能和智力上的差別，因而所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也有差別，那麼領取的報酬必然存在差別。這必然導致城鄉貧富差別。由於農村入口的文化素質相對低於城鎮人口，能夠提供的勞動多為體力勞動，技術含量低，因而同等勞動時間內獲得的報酬必然低於城鎮人口。
(4)城鄉經濟體制改革力度不同，經濟扶持力度也大不相同。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是人民收入增加的基礎。但由於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不同，城鄉居民從中受益也存在差異，城鎮居民收益明顯高於農村居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為開端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給中國農村的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極大的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釋放了被束縛己久的巨大生命力，使農民收入迅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不是永續性的。

Ⅳ 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怎麼越拉越大啊

中國社會目前尚能承受較高的收入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這給了民眾一個良好的心理預期。但這種預期要求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十年不能發生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或者失誤。 2005年1月10日，世界知名調查機構「蓋洛普」正式對外發布一項調查結果：在迅速發展並日漸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中國，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據了解，這次調查對中國3597名成年人進行了入戶調查，時間是在2004年6月、7月和11月份，調查結果的誤差率為正負2%。 蓋洛普國際調查事務部主任博克霍德(Richard Burkholder)說，中國富人和窮人的差距正在急劇拉大。 1月，北京市統計局的一個報告顯示，北京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2003年的4.7∶1。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希(Richard W. Bush)表示，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在富有階層和低收入階層之間引起了摩擦。 實際上，從中國媒體的報道，也能感受到輿論對於中國的收入差距貧富分化問題正在變得敏感。 如類似駕車撞到行人的事情都可能引發關於一個階層對另一個階層的歧視的討論，還有很多有關下崗引發民事糾紛、以及一些人被迫放棄耕地或住房被強行拆遷等的報道。 不患寡而患不公，盡管中國經濟仍然在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飛快發展，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發的後果不得不令人表示擔憂，中國 的貧富差距 還要走多遠？ 中國基尼系數的承受底線 1922年, 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提出了基尼系數，該系數被世界公認用來衡量一個國家財富分配是否平均，並以此反映一個 國家的貧富 差異狀況。 根據國際慣例，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小干0.2時為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水平；0.4—0.6之間為不平均；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往往認為超過這條警戒線，就容易產生社會的動盪。 目前，對於中國全國的基尼系數，說法各異。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為0．4左右，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數據是0．454，南開大學的研究成果是已經超過0．5。但是考慮到最高收入階層中有不少沒有經過統計的灰色收入，因此很可能事實上中國已經超過警戒線。 盡管國家統計局一再表明：中國目前 的貧富差距 總體上是合理的，不能以基尼系數的一般標准來看待中國。尤其是中國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基尼系數要放大一些才管用。但是必須看到的是，差距在不斷拉大的事實。 199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34左右，目前已經逼近0.4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口徑）；其中，1990年中國城鄉收入差系數為 2.57，2003年差距擴大為3.23；1990年行業收入差為1.76，至2003年行業收入差系數飛速擴大為4.63。 如果說，警戒線的絕對數值還值得商榷，那麼這樣快速增長的勢頭也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據了解，世界上基尼系數較高的其他國家還有：巴西為0.601，南非為0.583，巴拉圭為0.580。 當然高的基尼系數並不一定意味著問題嚴重，如香港特區的基尼系數很高，但香港有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香港政府通過稅收杠桿，能夠很好的進行收入調節和轉移支付，因此貧富差距並沒有演變為激化的社會矛盾。 但是中國目前並不具備利用稅收杠桿進行收入調節的能力和環境，那麼中國為什麼能夠承受這看似較高的基尼系數，這種繼續承受基尼系數不斷升高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中國社會目前尚能承受較高的收入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這給了民眾一個良好的心理預期。但這並不等於，可以暫時將收入差距問題放在一邊。因為這種預期要求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不能發生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或者失誤。 就業機會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證。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的每年新增就業1740萬，其中新增非農就業 170萬人；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每年新增就業僅為790萬人，新增非農就業98萬人——就業機會的銳減正是因為90年代經濟出現大的波動造成的；直到2001年，經濟重新回到平穩增長，就業才重新回到80年代的水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1287萬人，其中，新增非農就業176萬人。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新宣布的數據，2005年預計新增就業崗位900萬個。 邱曉華說，縮小城鄉貧富差距，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農民收入。但是中國有9億農民，有人按照美國當前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和利潤率情況計算，認為中國的土地只需要7000-8000萬人來耕種，那麼，按每年新增2000萬人的就業機會來算（按GDP增長率為10%計算），樊綱估計，「至少還需要十年的時間。」 而十年時間，宏觀經濟發展的充滿不確定性，幾億農民要被新增長的城市經濟消化掉，並獲得不斷提高的收入，從而解決收入差距問題，這個難度可想而知。 過高的公平標准適得其反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曾指出，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平等狀況變化呈現「倒U字」態勢。假設在經濟起飛初期收入相對平等，然後經歷一個不平等擴大的階段，隨著收入的進一步提高，逐步趨於平等。 歷史上，一些國家的經驗已經支持了這一理論。 樊綱認為，對於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相比人均收入相差倍數很大（目前與最富裕國家的差距為40倍左右）、又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收入差距（以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衡量）不可避免地將走倒U字路徑（這還是假定經濟能持續增長，社會不發生危機的較好的情況），而且其過程會相當長。再加上中國的特點是經濟發展的問題與體制轉軌（從計劃到市場）同時發生，出現收入不平等甚至是非常嚴重的不平等是可能的。 那麼，什麼時候是「U」字型的轉折點呢？一般認為，應該是社會實現充分就業的時候。具體到中國的情況，樊綱認為，當中國農民完成向城鎮轉移的過程，充分就業才可能實現。 根據前面的計算，中國完成充分就業的過程需要持續至少十年的時間。這十年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直接影響社會平等的問題和矛盾：諸如農民工與城市下崗工人爭利，已經進城的農民工與准備進城的准農民工爭利。 據了解，目前已經出現所謂的「騰籠換鳥」現象，即一些城市為緩解就業壓力、解決當地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曾出台政策，要求企業不能招用農民工，甚至清退已幹了多年的農民工。 為此，國辦發出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要清理和取消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等方面的歧視性規定及不合理限制，清理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不得干涉企業自主合法使用農民工。 對於已經進城的農民工，其權益保障和待遇問題已經越來越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但是一些「良好意圖」的保障措施卻有可能正在損害農民工，尤其是等待工作機會進城的准農民工的利益，從而從長遠來看不利於盡早實現充分就業。 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樊綱曾遇到一位美國專家，後者針對有關報道中國農民工生產條件差，安全保護措施不力的情況，提出應該推行一條政策，要求僱用農民工的企業必須為從事特定工種的農民工提供一種高科技的價值不菲的防護手套。但是這位美國專家沒有想到的是，如果真的這樣做，其結果可能是企業將減少農民工的僱用，或者降低農民工的收入。 類似值得商榷的現象，還有一些城市為農民工實施的最低工資制度。2004年底，北京市下發《北京市建築施工企業勞動用工和工資支付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建築企業應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工資，且支付部分不得低於北京市最低工資標准。這樣，農民工就在保護的名義下，不得不和城市再就業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失去了以往的成本優勢。 樊綱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要防止過早採取發達國家關於收入公平分配的過高標准。一個社會的「貧困線」的劃定，是應該也必然會隨著收入整體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改變的；在收入水平還較低的歷史階段上，將公平標准與過高的收入平等水平相聯系，會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就業的擴大和收入最終趨於平等的進程。 「這是經濟學從效率原則出發對社會做出的『衷告』。」 用國有資產「均貧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新年伊始撰文指出，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過大，是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並指出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機會平等」應有期。 吳敬璉說：「在我看來，在消弭結果的不平等方面，一件眼前能夠做、也完全應該做的事情，是劃撥部分國有資產來償還國家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隱性負債。」 這一建議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決定在養老保險中引入個人賬戶制時就曾經擬議過，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吳敬璉的一席話又引來爭論無數。有輿論認為，這一方案無異於「剜肉補瘡」，而且由於國有資產法律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因此動用國有資產有難以逾越的法律問題；不僅如此，把國有資產劃撥給國有企業的職工本身可能造成對農業和農村問題的另外一種不公正。 對此爭論，樊綱認為，在對於現在業已存在的國有資產做到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的同時，應該把國有資產當作一種全民財富進行積累和價值儲蓄，根據需要進行重新配置，包括要通過國有資產的買賣、處置和使用方式的改變，補充公共建設資金和社保支出，推進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的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過去，對於國有資產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就在於：只注重了如何使現有的經營性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沒有把它真正當成全民或國家所擁有的一筆財產和資源來重新配置。盡管從企業管理角度，國有資產要保值增值，但從國有資產所有者角度，從國家角度，就要考慮國家擁有國有資產到底是為了什麼？ 樊綱認為，中國目前的貧富分化成因主要有三：農民的不充分就業、腐敗以及因資源產權不清帶來的行業收入差距。國有企業獲得了國家對其使用資源的特許權利，但是除了企業所得稅等常規稅收以外，國家並沒有因為對礦山、油田等資源的所有權獲得特許的收入，滾滾的壟斷利潤都流入企業的利潤中，因此這些行業的職工收入也較之其他行業高出許多。這種不公平是可以也應該用國有資產特許經營稅收的形式來彌補的。 因此樊綱建議，從理論上說，國有資產所有權的各種收入（如股息收入、出售收入和溢價收入等），應當全部上繳國庫，即上繳國家財政，通過國家財政來滿足全民的整體利益——這里的全民整體利益當然包括全民的社會保障，而不僅僅是某一類社會群體的利益。 如果說GDP的穩步自然增長，政府創造一個促進充分就業的良好環境是緩解當前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長遠之計，那麼調整使用國有資產和資源的功能有可能是解決貧富分化歷史遺留問題的出路。 不是收入不公，而是機會不公，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可能是一個長期的現實。 由於經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中國經濟和社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是一個二元結構，少數人已經「與國際接軌」，有了一定的財富積累， 幾億農民還只能以每年一兩千萬人的速度在今後幾十年的時間里逐步從收入較低的農業轉移為非農就業。 這一過程中，平等與公平是相當敏感而又最容易令人困惑的概念。 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如對於市場經濟來說，平均主義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公平的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大鍋飯」式的平等就沒有效率了。 樊綱認為，對於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軌國家來說，最突出的問題實際上不是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機會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公平導致的不平等，因此，首要的任務應該是如何消除特權、腐敗、壟斷、欺詐等等。 機會不平等也就是不公平因素所導致的收入的不平等，如以權謀私（腐敗，包括過渡性腐敗和因民主與法治不健全而導致的制度性腐敗）、政府行政壟斷、國有企業佔有國有資源的「資源稅」或地租收益（國企之間分配不公）、戶籍制度下的城市特權，以及在經濟發展、體制轉軌初期由於新體制還不健全而產生的由欺詐、假冒偽劣、偷稅漏稅等等行為所導致的收入不平等。 在中國社會里，一提起收入不平等，許多人首先就去討論腐敗之類的問題，實際說明人們更加關注的，其實是機會不平等的「不公平」問題，而不是一般性的、機會均等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所以樊綱認為，簡單的從分配政策上入手，去解決當前的貧富分化問題，並非對症下葯。忽視創造機會公平的環境，過早地將一個經濟增長的社會變成一個再分配的社會，社會就會停滯。 「整個社會將掉進一個再分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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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為什麼現代的中國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大

新中國的管理體制是千百年來管理模式的延續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古代有「做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七品芝麻官，時至今日依然做官是權利的象徵，現代社會是需要局時俱進的法律以及政府的服務職能的進步，在古代做官就是榮華富貴，現在依然是權錢的象徵，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綠林好漢，都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帶來的，關鍵是這種財富是跟權利相關之後，會帶來極大的民憤，這才是社會隱患。要想改變這種局面就是由社會管理職能向社會服務職能的轉變。

Ⅵ 現階段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決對策是什麼

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1、根本原因

我國現階段所處的客觀歷史條件。我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國最大的國情。這個最基本的國情決定了我國在今後將長期堅持的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自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確立國民經濟的初始分配由市場來調節來完成，再分配則要由政府來調節、執行的分配製度。這種配製度打破了計劃經濟年代長期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體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政策使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資本、技術、治理能力等生產要素能夠直接分享生產成果，使得一部分能利用制度與政策優勢、把握機遇的人率先致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收益也更多地流向生產要素的所有者。

2、農村貧困問題
(1)貧困農民高度依賴種植業。
數據分析發現，農村貧困人口的收入來源結構比較單一，對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的依賴程度遠遠高於其他農村人口。盡管農村貧困人口的人均種植業收入遠遠低於全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種植業收入水平，但種植業卻是貧困人口的主要收入來源，而就全國農村居民的平均情況看，種植業收入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2005年已經降到34%，這一情況表明，多數農村貧困人口過度依靠農業、種植業，而他們的種植業生產率和收入又特別低，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
(2)市場參與程度低，但受市場波動影響大。
農村貧困人口不僅向非農業轉移的程度低，而且他們的市場參與程度也相當低，特別是在糧食、油料、蔬菜這些基本農產品方面。由於產出水平低，貧困人口的這些產品大部分都只能用於自身消費。農民過度依賴農業，而且農業的商品化程度又低，農產品的市場供求和價格波動就會對貧困人口的生活造成放大的影響，使之處在非常不穩定和缺乏保障的狀態。在農產品比價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會隨時陷入絕對貧困的狀態。這說明接近農村貧困線的低收入人口的生存條件任然是相當脆弱的。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政策的扭曲發展
只重效率不重公平。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但事實上，改革30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經濟建設是「只惟效率,鮮顧公平」，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導致了「贏家通吃」的景象，加劇兩極分化，更加增添了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生產力不發達，發展經濟成為首要任務。因此，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由於沒能完全理解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理論受到了人們的追捧，並成為近年來我國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政策。該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只要效率問題解決了，公平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正是在這一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公平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國人的重視，國民貧富差距過大就成為了必然的結果。

4、法律制度仍不健全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導致一些人會去鑽法律的空子，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在我國市場化過程中, 由於權力介入並與資本結盟, 參與市場利益分配, 從而導致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偷稅走私等非法收入成為暴富途徑。很多人通過這些非法手段，大量侵吞公有財產，在短時間內暴富，使中國在短短的20年內產生了很大的貧富差距。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闆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5、稅收制度不健全，稅收嚴重流失
我國稅收法律制度在實際運行中存在著許多問題：第一，稅收法律沒有協調好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第二，企業所得稅不合理；第三，稅種和稅目設置不科學；第四，稅收政策不能有效調節起點公平與結果公平。
毋庸置疑，國家通過健全的稅收制度，可以有效地緩解貧富差距的問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裡，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頻繁出現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並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由於對於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導致了我國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根據學者的研究, 近年來全國平均每年流失的各類稅收為5700億至6800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7.6%至9.1%，由此可見，稅收流失問題不容忽視。

6、中國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然躍居世界第二，但對國家而言，我國是一個較為富裕的國家，落實到每個人身上，中國又陷入了一個國富民窮的尷尬境地。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中國必須要藏富於民，不能很好的藏富於民必然帶來國富民窮的窘境，也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故而，在中國，大部分的人處於較為貧窮的地位，與此同時，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又不能很好的配套建立，故而，中低收入者不能很好的共享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中國的貧富差距也一直沒有一個安全閥機制來加以保障，且國家的大部分收入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只有很少的部分用於轉移支付給較貧困人口，從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上、中、下三層人群的貧富差距被無形拉大了。

貧富差距過大的對策：
1.大力發展經濟，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貧富差距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縮小貧富差距就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努力發展經濟，把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把蛋糕分好，才能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更有能力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

2、加快農村發展的步伐
（1）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在保證城鎮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時，確保農民收入的較快增長。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下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業人口太多，要增加農民收入就必須減少農民人口，增加農民的就業。加快城市化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戰略選擇。城市化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越是經濟增長快的地方，吸收的人口就越多。因此，要加快城市化步伐，大力增加非農業人口的比重，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使之不再成為妨礙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壁壘，為農村勞動力公平競爭提供均等的機會，逐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形成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機制，徹底打破城鄉分割體制，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城鄉關系。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幫助農村採取工業化的方式來生產，實施「特色農業、高效農業、綠色農業」，通過農業集約化、機械化發展，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增加農民的收入。
（2）增加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為農村居民接受教育創造機會，以增加他們的就業和競爭能力。
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是農民要具備基本的發展能力，因此要從教育和培訓抓起，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要公平教育機會，全面落實義務教育。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和加強對農民農業科技培訓，增強他們就業能力，增強法律意識，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

3、推進機會平等，在機會平等中改善公平
機會平等被看作是實現社會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徑，機會平等關鍵要有有效的市場機制和合理的政策機制。在機會平等中改善公平，關鍵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場機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機制。即使是市場機制運行良好，它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說是正確、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場競爭機制本身有加劇貧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政策機制對過大的收入差距進行補救，如對弱者的援助、對壟斷的遏制、對收入的調節等，從而改善公平。這就要求將效率和公平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發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但不能像過去為了公平把富人打入地獄，而是將窮人領入天堂。注重統籌兼顧，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4、加強法制建設，打擊非法收入
一方面, 要保護合法收入，鼓勵勞動致富；另一方面，要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非法收入是法制觀念薄弱和違法亂紀的典型表現，消除非法收入，就必須運用法律手段，集中力量全面整治，對侵吞公有財產、偷稅逃稅、走私販私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要嚴厲打擊，堅決依法懲處，以法律的威懾力來對付非法收入，維護經濟秩序，為公平分配創造條件。
對偷稅、漏稅、貪污受賄、偷盜等行為，必須加大執法力度，堅決取締各種非法收入。必須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至合理的水平，從而可以減少社會保障壓力，更好地滿足低收入者的發展要求，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

5、進一步完善稅收體制，加強稅收征管，採取有效措施調節過高收入
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通過稅收形式進行調節。縮小國內貧富差距，就要加強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應該對富人增加賦稅，對低收入者減輕稅負。從高收入富裕階層抽取一定的數量，來轉移給保障低收入社會成員的生活需要。稅務部門可以對個人統一納稅編號，實行個人財產登記制和個人金融資產實名制，加強稅收的累進徵收，提高個稅啟征起點。

6、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運用收入再分配手段為勞動者提供物質幫助和社會服務的制度。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註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Ⅶ 中國為什麼南北，東西貧富差距那麼大

一是歷史發展的不均衡性，從宋代以來，中國經濟就有北不如南，西不如東。
二是地理環境，氣候溫暖濕潤，靠近海洋，交通發達，地勢較低，具有地利優勢。
三是人文環境，便於接受外來先進思想的便利條件。

Ⅷ 論我國貧富差距的原因及對策

中國為什麼貧富差距這么大？其原因多種多樣.但有一條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那就是官職越大家人就越富裕.如果平民百姓想成為富豪那比中6+1體彩還要難.在中國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都是哪些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你是平民百姓想開個店辦個廠.那些蓋章與執照讓你跑斷腿還不一定能成.可你如有背景朝庭有人那這種事情小兒科一樣，本人曾親身體會在中國那權力的威力.當時真感慨中國為什麼會出現二極化狀況.原來奧妙在此.現在才知道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愛權力.它不僅能發號施令而是權力越大家中的財富越多.所以說在中國貧富差距大沒什麼大驚小怪.

Ⅸ 為什麼中國貧富差距那麼大。

1 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如農民的子女生就務農，就業機會少，收入來源必然受到局限，而城市居民的子女生長環境、就業空間大，出現了工人比農民富，城市比農村富的差距。 二個人努力。同樣條件、同樣機會下，有的人由於個人能力強，勇於吃苦，敢於冒險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獲取了不同程度的財富；而有的人好吃懶做，不願付出，自然不會擁有財富。 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在提倡共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向「窮人」傾斜的政策將會使貧富差距逐步縮小。到那裡你可能就是老闆了 2 因為每個人的文化水平都不一樣，所以每個人的想法與思維就不同，當然做出來的事就更不同了。 當然性格也有很大的關系，性格決定命運。 這就是差距亞！

Ⅹ 為何貧富差距如此之大

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巨大的真正原因，中國可以通過很多手段（比如稅收）來調整社會貧富差距，但是中國的反映如此遲緩，那是因為，中國一旦削弱了社會貧富差距，讓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大大的削弱中國招商引資的能力。許多國際企業會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而把工廠搬到勞動力更低廉的地方（比如東南亞）。中國的經濟也將會失去巨大的動力。可能有人會說，不是還有出口嗎？事實上，中國的出口雖然保持著巨大的貿易順差，但80%的出口，都是國外企業在中國當地生產，而運送到國外獲得利潤的。也就是說，中國僅僅是一個加工廠，一旦國外企業的撤離，中國的出口也會大幅下降。中國經濟增速將大幅放緩。因此，消除貧富差距，中國政府不是不想為，而是不敢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