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鄭永年如何評論中國的智庫

Ⅰ 外國人怎麼評價中國一帶一路建設

中外專家對「一帶一路」建設十分關注，普遍贊譽「一帶一路」倡導的開放包容、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理念，並提出了一系列意見和建議。「一帶一路」的內涵深刻豐富，專家們從不同視角作了解讀，普遍贊譽 「一帶一路」所蘊含的開放包容、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理念。

「一帶一路」應分階段實施，近期目標重點是道路、能源管線、電信、港口等基礎設施「共建」和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標可在條件成熟國家和地區朝自由貿易區邁進，打造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與中亞國家建立自貿區，將非洲東海岸和拉美地區環太平洋國家納入合作機制；遠期目標是建成覆蓋中亞、南亞、西亞、歐洲、非洲、拉美國家的自由貿易區群，覆蓋全球100多個國家。

國外智庫和專家學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給予了高度關注，大多從中國崛起的角度解讀其內涵。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帕拉西奧在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表示，古絲綢之路成為文明溝通橋梁的代名詞，不沖突不對抗的獨立外交政策是新絲綢之路的精華所在。開羅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薩利赫認為，「一帶一路」構想與「中國夢」的理念相輔相成。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絲綢之路既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當代中國文明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復興的有效方法，是大國崛起所依託的時代精神。他還提出，絲綢之路的核心是貿易，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是經濟貿易。緬甸資深媒體人吳溫丁認為，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提出了「一帶一路」設想，這也是為了解決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的問題。但是，也有部分國外學者質疑「一帶一路」深層的地緣政治動機。俄羅斯學者、遠東研究所副所長盧賈寧認為，該構想試圖重新劃分太平洋到歐洲的經濟版圖，是遏制美國並將其趕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美元架構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學者》雜志副主編蒂耶齊刊文稱，該構想是「珍珠鏈」在新的名義下繼續發展壯大，使美國、印度等國家的戰略家感到擔憂。

Ⅱ 鄭永年：用「巨變」形容中國過去十年發展，中國的發展為何能如此迅速

Ⅲ 鄭永年：西方世界為什麼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

中層官員的確如外界所認知的，正在變得比較傲慢。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一些官員在執行中央政策過程中，產生了有錢就了不起的感覺。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世界急速地改變著對中國的看法。毫無疑問，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從來就是不一致的，形形色色，各種中國威脅論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但最近的發展有兩點非常值得注意。首先，西方的中國話語呈現一種大倒退趨勢。西方的主流中國話語已經從早期的各種中國威脅論，過渡到近年來的利益相關論和中國大國責任論，甚至今年年初的中國領導作用論。 盡管各種話語背後具有非常復雜的情形，但從這些話語演進的歷史角度看，是向正面積極方向發展的。不過，最近西方世界各方面描述中國的關鍵詞，則是自信（assertiveness）、進攻性（aggressiveness） 和威脅（threat）等，這些都具有負面意義。從《經濟學家》（Economist）最近推出題為一個崛起中中國的危險（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長篇專題（共14頁）文章可見一斑。 其次，較之從前，現在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比較具有一致性。從前，西方觀點分歧比較大，有反對中國的，也有支持中國的。但這一波很不相同，除了反對中國的繼續反對外，很多從前對中國比較友好的人士（政府、智庫和大學學者）也轉變成為具有很大的批評性。 是什麼直接的原因，使得西方世界改變著對中國的看法？原因很復雜。確切地說，西方的態度是從朝鮮半島天安號之後開始的。天安號事件之後，中國沒有明確譴責朝鮮。盡管中國這樣做有其原因，但客觀的結果就是給外界一個結論，即中國是站在朝鮮背後的。實際上，在朝鮮問題上，中國和朝鮮近來的一系列高層互動，已經大大加深了外界的這個結論。 天安號開始擴大中西認知分歧 天安號之後就是南中國海問題。因為美國認為中國沒有在天安號事件上盡到責任，所以就在其它問題上來責難中國，南中國海問題就提了出來。之前，盡管一些東南亞國家也在盡力邀請美國介入南中國海問題，但美國並沒有答應。天安號事件之後，美國不僅爽快答應，而且還主動進攻。緊接著，又發生了釣魚島水域中日撞船事件，美國行政當局顯然是站在日本一邊的。而最近的朝鮮炮擊韓國島嶼事件，不僅使得東亞局勢復雜化，而且也在加速西方對中國的負面看法。 中國當然不這樣看。在很多中國人看來，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是被動地捲入進去的或者是被動回應，甚至是受害者。無論是朝鮮半島、東海、南中國海，在所有這些領域，中國的目標都是穩定。如同在國內政治，外部穩定也是中國領導人的最高利益。只是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才作出回應，並且中國回應的目標也是求得穩定。 再者，在中國看來，在幾乎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是美國因素使得問題復雜化。很多中國人很難理解西方的中國認知的變化。很顯然，中國的認知和西方的認知形成了很大的差異甚至對立。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有關方面越來越注意中國的國際形象問題。大國需要一個好的形象，或者說需要軟實力，這一點早被注意到。這些年來，中國啟動了很多龐大的公關工程（如孔子學院、媒體走出去等等），希望改變國家形象。不過，在實際層面，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形象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隨著中國崛起，外界對中國的擔憂越來越甚。自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發展照舊，而西方一蹶不振，更使得西方自信心受到負面影響。 盡管中國的發展不會因為西方的擔憂而延緩，西方的擔憂也是西方的心理調整問題，不過，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也有很大的責任來創造條件，使西方理解自己。中國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善自身形象讓西方來接受。西方的中國認知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國國際行為，和中國所塑造的中國形象之間的嚴重脫節。中國的國際行為嚴重地制約著中國的國際形象。在不改變國際行為，尤其那些對國際形象有深刻影響的國際行為，就很難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在國際行為方面，中國從中央到官僚階層（包括地方）到社會，都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經常把中國的良好願望，推向一個中國並不想要的結局。 缺乏外交高層協調機構 首先是決策層沒有一個有效的外交權力和決策機制，使得對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只能作被動反應。筆者強調過，今天中國的外交角色早就呈現出多元化趨勢，牽涉到中國的方方面面外交部、中聯部、商務部、安全部、國防部、大型國企、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等等。這些部門都有自己的立場和利益，它們對中國外交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不同的是，其它大國有高度制度化的協調機構，但中國沒有。協調機構（例如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大都是實體，不僅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和利益，也對重大國際問題有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中國盡管也有類似於國家外事領導小組的協調機制，但卻是虛體。因此，不僅對重大國際問題缺少研究和分析，更談不上有什麼預期。更為嚴重的是，一旦一個重大事件發生，不知道如何理性回應。一個現象是，對外交事務，不管大小，中國的回應總是有的，但不同的回應，或軟或硬，在大多場合，都顯得不得要領。 中國國家龐大，內部事務繁多，領導層大多必須把精力放在內部事務。這也可以理解。問題在於，中國的發展是通過全球化取得，已經是世界少數幾個貿易大國。中國是世界經濟體的內在部分，並且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地緣政治、大國關系等所有方面也正變得越來越復雜。這要求中國必須具有一個非常重量級的最高權力結構和決策結構來協調外事。沒有這樣一個機制，不僅中國外交崛起純屬空想，而且外在環境也會每況愈下。 高層缺乏有效的外交權力機構，外事的很多議程就落到了中層官僚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層扮演了其它國家高層所應扮演的角色。在這個層次已經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首先是中層官員的確如外界所認知的，正在變得比較傲慢。中層官員，無論是中央部委還是地方政府，是政策執行者，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一些官員在執行中央政策過程中，產生了有錢就了不起的感覺。中層官員有太多的自主權力，政策執行工具似乎變成了決策者。中國的錢是花出去了，但花的方式有太多的問題，結果導致了很多負面的效應。 外交事務政出多門 其次是中間層外交聲音繁雜。在一些重大領域，正式的外交系統少有聲音，但其它部門的聲音則很宏亮。例如，最近這段時間，在很多問題上，軍方一些人的聲音過高，過強硬。中國實行黨指揮槍，軍方聲音大，外交系統聲音小，給外界造成錯覺，似乎是軍事替代了外交。地方政府也是這樣。地方政府，尤其是邊疆的一些省份，要發展經濟，和境外國家交往，這完全可以理解。但各方面所使用的術語則大多是戰略性的，加上一些類似於地方土皇帝的行為，給周邊國家造成不好的影響。 中間層也往往缺乏理性的考量，例如在南中國海問題的表述上。盡管南中國海對中國的重要性如何表述都不會過頭，但因為涉及到那麼多國家，表述必須具有總體外交考量。一些官員沒有這樣的考量，隨意地不分場合表述自己的意見。今天，盡管中國並沒有官方的文件，公開說南中國海屬於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但是一些亞細安國家和美國的確是這么理解的。 再次，中間層也很難從國家的整體利益來看待和處理問題，結果往往是該強硬的地方強硬不起來，如朝鮮問題；而不該強硬的地方則顯得無限的強硬，例如人民幣升值問題。在朝鮮問題上，盡管中國的心願是好的，即為了半島的穩定，但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盡管總是站在朝鮮背後，但總不想真正有效地來制約朝鮮，這樣一步一步地被拖著走，最終釀成危機。在人民幣問題上，盡管升值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戰略問題，但中美兩國的巨額貿易逆差，的確是必須正視的。不解決這個問題，雙方各自的經濟難以持續，並且會給整個世界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而這個方面，中國又顯現出無限的強硬。這並不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貿易平衡問題既可以通過人民幣升值來達到，也可以通過提高中國勞動者工資來達成。在這兩個領域，中國都有空間，但就是不能執行下去。當然，這里不能忽視中層的既得利益問題。如果中層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那麼國家的總體利益必然受到損害。 民族主義情緒讓外界擔憂 社會層面的變化也對中國的國家形象不利。這些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一些智庫研究機構、大學等研究人員開始呈現出過分自信的態度，普遍彌漫著一種對外強硬情緒。例如在和美國的關繫上，從前大家強調合作多，現在中美對立、沖突論在很多方面有成為主導話語的趨勢。 這里最讓西方擔心的是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民間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還是非常簡單，主要體現為喜、怒、哀、樂的情緒表達。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對國家的認同感，這非常有必要。但對這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也應當作反思。很顯然，如果不能確立理性民族主義，民間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不僅有損國家形象，也會給中國本身的外交帶來無窮的壓力。 應當指出的是，在這場持續的愛國教育主義運動中，一些商業性報紙找到無限的市場，它們把民族主義情緒推至極限。社會上的一些人被各種方式訓練成只會作簡單的愛國思維，作簡單的愛國反應。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表現為義和團主義和民粹主義。而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強硬者總是可以以愛國主義自居的，而理性一些的人則往往被罵，被譴責。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已經形成了愛國主義的兩難：被訓練來作出本能的愛國反應，但在實際層面則有效損害著國家利益。 從前中國弱小的時候，民族主義可以理解，因為民族主義是弱者的武器。但現在已經崛起了，民族主義就失去了方向，顯現出極大的非理性。再者，民族主義的對外性質，更使得情況變得復雜。中國通過融入世界體系而崛起，既受惠於體系，也正在為體系作出自己的貢獻。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應當反思本能式的民族主義了。在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還會生存下去，但需要的是理性民族主義。 在所有這些因素影響下，不難理解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變化。但很顯然，這種氣氛如果不能改變，對中國的國際環境非常不利。如果中國不能有效改變西方的這種認知，不僅中國和西方的關系難以為繼，而且這種認知也會影響到中國和眾多鄰居，甚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西方的認知也不是不可以改變，因為這種認知並不反映中國外交的真實面。如何向國際社會呈現中國外交的真實面，則是中國的責任。作者是國大東亞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看法

Ⅳ 面對現實，政改 怎麼辦

近期，中國國家領導人密集論述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表明推動政改的立場。改革進入深水區，由於在社會政策和體制層面缺乏有力推進，中國改革已有陷入停滯之憂，社會矛盾也因此累積，一些問題變的積重難返;對於現在存在的問題，應該如何省思，改革的步驟和方式應該怎樣進行?中國青年報專訪新加坡國立政治大學教授鄭永年，他對中國改革給出了個人建議;以下為此次專訪鄭永年的觀點全文：
社會改革有三個功能

梳理中國改革的邏輯，當然要從鄧小平開始。我覺得鄧小平真正把中國改革思路想清楚的，還是他的南巡談話。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僅總結了中國自身80年代的經驗，還總結了蘇聯、東歐的經驗。東歐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謂「BigBang」(大爆炸)，這種經濟和政治改革一起來的方式馬上導致了諸多問題。而鄧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鄧小平說過，中國到下世紀(現在看就是本世紀了)中期要實現民主。在這之前，中國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改革的內容，共同富裕就是社會改革的內容。在這些基礎上，本世紀中期實現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國改革的每一個階段，只有一種主體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輔助性的改革。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輔助性的，社會改革也有，也是輔助性的。這個過程非常好解釋。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長大了，就出現私有產權的問題。所以開始修改憲法，承認多種所有制，承認私有產權，到2007年出台了《物權法》。政治上的調整主要是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這個是了不起的變化，使得共產黨從以往的革命黨開始轉向執政黨。革命黨依賴的是工人、農民，不是一個包容性的政黨，是階級性的政黨;現在開始向各個社會階層開放，所有優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產黨，這是一種開放性的政黨。我覺得，未來的歷史看今天，這是共產黨內部一個大的轉型，即向執政黨轉型的開始。所以總的來說，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訓，政治改革配合經濟改革，配合得很好。

經過90年代的改革，經濟上基本的市場制度確立起來了。比如說1994年的稅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銀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國市場經濟基本雛形已經建立。也就是說，經濟改革作為主體性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紀初以來就開始進行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就變得非常重要。

社會改革有三個功能。第一個功能就是要還債。前面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產生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國有企業體制變化，從大鍋飯到流動性勞動力市場，從前依附於國有制企業上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住房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條件，而經濟改革本身又沒能確立這些方面的社會制度。社會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損害。還有對環境的破壞……這些都需要還債。第二，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深化經濟改革，說得更學術一點，通過社會改革找到新的經濟增長的根源。經濟怎麼增長?現在提出來要建立消費社會。實際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就提出了，但那個時候只是政策意向，還沒有國際條件。因為那時只是亞洲金融危機，西方沒有金融危機，還沒有產生足夠的壓力，使中國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這幾年不一樣了，中國和美國、中國和歐洲的貿易糾紛越來越多，一直積累到2008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出現了世界性結構失衡的問題。各國都要對自身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來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對於中國來說，調整就是要把出口導向的經濟轉向內需消費。

Ⅳ 鄭永年說中國要警惕什麼風險

鄭永年：中國要警惕社會失序的風險。

路徑

如何實現「強政府、強社會」的目標？一條有效的途徑是把行政體制和社會改革結合起來。

政府向社會分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里有幾個重大問題需要釐清：政府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什麼權應當留在政府、什麼權應當下放給社會？從各國經驗看，有一些事情必須由政府來做，例如外交、法律、司法、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暴力壟斷，等等。但在其他很多領域，尤其是社會經濟文化等諸領域的權力可以下放給社會。盡管這些領域政府也可以自己來做，但還是下放給社會更有效。

必須指出，向社會分權的過程中，不能把社會過於理想化。很多人因為對政府行為不滿，往往把社會過度理想化，相信一旦分權給社會，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這樣的想法也不符合實踐。如同政府會犯錯那樣，社會也同樣會犯錯。同時也應當意識到，政府向社會分權並不意味著政府和社會完全不相關了。恰恰相反，政府一方面從直接控制和管理社會退出，另一方面也必須對社會力量和社會組織進行規制，實行法治。

除了向社會分權，另一個重要的層面就是建設大社會。這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內容：一是培植新的社會組織；二是改革現存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共青團、婦聯和工會等，使其成為真正能夠溝通黨及其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中介組織，而不是簡單地依附於前者）；三是實現社會對政府事務的參與。

社會的參與不僅僅是要實現公民的參政權，而且也是要解決黨及其政府官員和社會的脫節問題。現在社會上的怨氣，很多是社會經濟的轉型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不確定性；也有很多怨氣是沖著政府官員來了，是管理不當引起的。很多地方實行的是「城堡政治」，黨政幹部把自己關在「城堡」裡面，擁有各種特殊的供應管道，不關心「城堡」外面所發生的事情。

怎麼辦？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我們黨現在有8200多萬黨員（註：現在是8900萬），比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口還多。人們不禁要問，這些基層黨員在干什麼？很顯然，沒有有效的機制來發揮他們的作用。黨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他們也不清楚到底該去做什麼，感覺被邊緣化了。如果這8000多萬黨員都能成為黨聯系社會的橋梁，執政黨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執政黨要打開「城門」，走出去，沉下去，和群眾打成一片。

黨的開放政策也會有助於平衡好政府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現在世界的一個趨勢是政府根據民調（民意調查）來治理社會，結果都造成了弱政府的現象。如果政府跟著民意走，肯定要迷失方向。民意的崛起在中國也已經成為現實，互聯網、微博等已經成為表達民意的有效途徑。中國的官員也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面對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決策，不敢負責任。

實際上，如毛澤東所說，幹部官員「既不要當人民大老爺，也不要當人民的尾巴」。

怎麼辦？這個問題也可以通過社會的參與來解決。政府實行開門政策，公開透明地傾聽各方面的意見，明了什麼是短期利益，什麼是長遠利益。也就是說，民意不是單方面的。政府必須積極參與民意的形成過程。這樣，一個符合社會長遠利益的決策一旦形成，即使會影響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導致他們的不滿，政府也要努力執行下去。政府決策不能光是迎合社會的短期利益。

只有開放，政府才能接觸社會；只有開放，社會才能監督政府。社會對政治的參與不僅僅是強社會的體現，而且更是強政府的體現。只有一個得到社會支持的政府才會是強政府；一個只有能夠考量社會利益的政府才會是好政府。

Ⅵ 如何評價鄭永年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失去文化傳統的文明

中國數千年保持的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的農業文明傳統，從鴉片戰爭後開始，開始了近現代，也就開始了工業化，工業革命，從而走上了工業文明。鄭老師的觀點有合理性。

Ⅶ 鄭永年：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什麼

一提到中國模式，人們首先想起的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人那裡，「改革開放」和「中國模式」這兩個概念，幾乎是可以交換使用的同義詞。而「改革開 放」又和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理論聯系在一起。人們甚至認為，「中國模式」的特點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不然。中國的確是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來 進行「改革開放」的，但這並沒有回答中國模式是什麼的問題。光強調「摸著石頭過河」而不講方向是極其危險的。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中國模式，帶給人們的只是疑惑。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人們並沒有很好地理解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的含義。中國的改革是有目標的。目標就是「過河」，就是要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個方向非常明確。但 要怎麼樣走向市場經濟呢？這就要「摸著石頭」了，方法是「摸著石頭」，目標是「過河」。政治上也是這樣的，鄧小平也強調過，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但社會主義民主是 怎樣的一個東西呢？又如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呢？這同樣要依靠「摸著石頭」的方式。 從歷史理解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更需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們感覺到光看30年改革開放看中國模式不清楚。講中國模式還需要講改革開放前的30年。有人甚至說，這60年也看不清楚，需要再往前推30年。的 確如此，如果不從大歷史來看中國模式，就既不知道有無中國模式，更不知道中國模式是什麼。說中國模式，強調的是「中國的」，是中國文明的當代體現。如果光從改革開放後而產生的一 些新的制度因素來看中國模式，就會不得要領。相反，認識中國模式就是要考察中國文明是如何容納和接受新的制度因素的。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就不難發現這個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內涵。盡管中國模式表現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模式，這兩方面互相關聯，互相強化。中國的 成就是因為這個模式，而這個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導致模式的危機和衰落。 在經濟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里，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政府與市場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機就會接踵而至。世界上哪裡也找不到像中國那樣的一個經濟模 式，在那麼長的歷史時期里，總有一個很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經濟領域起著直接的作用。國有部門承擔著國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付隨時發生的各種各樣的 危機、平衡市場的力量等等。這些在漢代的《鹽鐵論》裡面講得很清楚，歷朝歷代也都實踐著這些理論。國家的這種經濟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總把國有部門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 濟聯系起來，這不是大歷史的看法。毛澤東只是把歷史上早就存在的國家的作用推向了極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經濟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麼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 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正是因為中國有個強大的國有部門，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 一直是存在著的，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 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能在承認這個常態的前提下去尋找。 但混合經濟經常失去均衡。經常的現象是，當國有部門和政府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時，非國有部門和市場空間受擠壓，發揮不了正常作用的時候，危機就會產生。和中國比較，西方的經濟 危機，則發生在當看不見的手完全主導了經濟活動，而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不能有效規制市場的時候。 在經濟上討論中國模式還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領域，就變得非常困難，也非常敏感。實際上，如果不看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模式是 中國政治模式的產物。但討論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個禁區。西方很多人專注於批評中國政治，而中國學者本身也往往對自身的政治體制信心不足。 中國政治的特有傳統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講的是多黨制，三權分立。中國政治在發生變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納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發生變化。但不管怎 樣變化，中國沒有也不會變到西方那樣的模式。 那麼，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裡？從大歷史看，也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自近代和西方接觸以來，中國也曾經嘗試西方式的制度，但失敗了。之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和革命過程 中，傳統的皇權慢慢地轉型到了具有現代性的黨權。不難發現，傳統皇權和現代黨權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皇權和黨權都是中國社會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國大一統文化的政治表現，都是賢人 政治（meritocracy）的制度承載。但是，黨權具有現代因素，傳統皇權則沒有。皇權只可邊緣化，不可民主化；黨權則不然。黨權既是現代中央集權制度的基礎，但也可以實現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的存在；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傳統的皇權還是現代黨權，都是通過開放政治過程，把外部問題內部 化來求得問題的解決。黨權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不理解黨權，就很難理解中國政治。 歷史地看，這兩種模式，每一個模式都有它的優勢，也有它的劣勢。在西方，以多黨政治為核心的民主，是經過數百年之久才演變成為今天的樣子。在社會經濟發展平衡的國家，西方式 民主能夠運作良好。盡管是多黨輪流執政，但從政策層面看，往往呈現一黨的特徵。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到這個中產階級的利益。 人們常說，西方的政黨整合了社會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產階級整合了西方的政黨，是中產階級制約著政黨政治的極端化。如果從發展中社會看多黨政治的分化功能，這一點 尤其明顯。在發展中社會，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分化嚴重，中產階級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實行多黨政治，政黨就變成為了分化社會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到處 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 在傳統中國，政治過程也是相當開放的。盡管皇權屬於皇帝，但治權（或者相權）是向社會開放的，並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歷史表明，治權越開放，國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 ，當治權不夠開放，皇權與治權的關系又處理不好的時候，就要發生政治危機。黨權也具有這個特徵。有效的治理取決於黨權的有效開放，向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利益的開放。同時，治權的 有效性，取決於制度化和專業化。 和其他任何模式一樣，中國模式也在演進和演變過程中。在全球化時代，模式的變革動力更為強大。因為成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模式和其他模式的互動更為頻繁，或者主動地向其 它模式學習，或者被動地受其它模式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各種模式有趨同的趨勢。但是趨同不會變成同一。中國模式在受其它各種模式影響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特色，並且是通過變化 而保持自身的本體。其它模式也是一樣。

Ⅷ 鄭永年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任何社會形態的意識形態，都是與該形態社會的本質規定性相適應的，並決定於這種本質規定性。所以，從抽象意義上把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從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規定性出發。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社會主義社會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為基礎形成的，它反對資本主義社會，但不否定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超越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確立與發展的歷史前提是人的自主與獨立發展。為此，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體系。力圖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前提，相反，要力圖使人的自主與獨立發展獲得更具實質性的意義，即實現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的同時，實現人在經濟與社會上的自由、平等與自主發展。所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觀念批判，並不是要否定這些觀念本身，而是要賦予這些觀念以實質性的價值與意義。

資本主義社會所創造出來的、以實現人的自主與獨立為取向的核心價值觀，本質上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可以由不同形態的社會所共享，並由不同形態社會來充實和實現。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來看，社會主義社會依然處在由資本主義社會所開啟的現代社會的歷史范疇，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前提，並沒有超越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歷史前提，即人的政治解放。只不過社會主義的現實追求要高於資本主義，即在人的政治解放基礎上，追求人在經濟與社會領域的解放、獨立與自由。社會主義社會所處的歷史方位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完全可以與資本主義社會共享現代社會形成過程中所創造的最基本的核心價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等。社會主義社會所要做的就是賦予這些核心價值以更加真實而豐富的內涵。

針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合理性，社會主義社會最核心價值就是要使得創造財富的人享有財富，從而從根本上結束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財富的創造與財富的佔有之間的分離。從勞動出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強調民主、自由與平等是勞動者的民主、自由與平等，因而，是大眾的民主、大眾的自由與大眾的平等。但是，這種核心價值並不否定個體自主與獨立的意義，相反，強調這個個體自主與獨立應該充分落實於創造財富的勞動者身上。

綜合以上分析，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應該從勞動者的立場出發，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積極吸收現代意識形態發展的成果，在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的平衡框架內，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從而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