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希之子談如何對待中國崛起

Ⅰ 分析美國是如何對待中國的快速崛起

你也知道中國的崛起是加入世貿以後的事 因為有錢了 經濟上去了 低工資的製造業和以環境為代價換來的 為什麼不敢升值人民幣就是這個道理 升值了出口東西就貴了 國外會尋找更便宜的製造商來取代 所以美國不用怎麼應對 真看不順眼了 封鎖自己就行了

Ⅱ 分析美國是如何對待中國的快速崛起,要有自己的觀點

這么多年中國快速崛起已經引起美國的警覺，他現在千方百計的打壓中國的發展。

Ⅲ 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

我認為中國民眾和西方世界都應該用客觀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 崛起。原因在於： 一、中國發展對世界的積極作用不容抹殺 「中國如果不發展，對世界來說就是一種災難」。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會長、中國前駐德國大使梅兆榮如是說。他說，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作用，國際社會作出了不同解讀和猜測，有些人歡迎，有些人驚奇，有些人擔憂，有些人誤讀中國，有些人甚至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快速發展為世人矚目，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有巨大的積極意義，中國解決了地球上約1/5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銷售市場和豐富的產品，中國的發展意味著世界和平力量的加強，有利於地區和全球穩定。中國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國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 在談到如何客觀真實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在世界的作用時，德國沃分布特赫爾佐格(Herzog August)圖書館館長赫爾維格·施密特(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也對誤讀中國的現象表達了批評之意，他指出，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傳統，有自己的文化根源，有自己的發展道路，德國100年與中國100年的進程就不一樣。世界需要了解中國，但必須帶著感情去認識中國，在認識中國的時候應該多考慮中國過去所走過的道路和人民的願望。西班牙中國政治研究所主任楊恩瑞在題為「多極世界的同路人」的演講中也說，中國與西方發展程度不同，但這不應成為雙方認識事物保持距離的理由。中國政府贊成聯合國憲章，簽署了兩個人權宣言，帶頭叫響「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一再承諾尊重人權。中國政府大力推動市場經濟發展，注重社會公正，把民主這個好東西納入社會的發展方向。 「中國決定自己的路，發展本國的經濟，並且虛心向世界其他國家學習，我就不明白：虛心的學生怎麼會得到那麼多批評呢？」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院士周弘曾經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她強調，每一個民族、國家都存在各種各樣的不足，中國也不例外，但是應該看到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改進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從來不想把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給別人，中國一直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 二、媒體不能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 近年來，有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雖然力度在不斷加大，但不可否認，的確存在片面、不客觀的現象。 有專家就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有些媒體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根據意識形態的劃分，完全是冷戰思維，片面、不客觀，甚至是憑想像歪曲、編造事實詆毀中國形象，而對中國的發展事實、中國對世界的貢獻視而不見，甚至多次宣揚中國威脅論，不僅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也不利於中西方之間的良好關系。 目前西方國家在看待中國的問題上，有一種錯誤認識，那就是以為可以去「印象」中國。歐美的一些媒體甚至認為通過報道去影響中國，進而影響中國的發展，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是由自己決定的，今後的發展道路也是由自己決定的。作為媒體的記者，首先要看清這一點。否則，就不能讓世界各國的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和中國的真相。 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有一個不良現象，即忽略信息，看重結果。作為一名記者，首先應收集信息，對信息負責，必須保證向讀者提供准確的信息，不能簡單地看到一條信息，甚至不知道信息的來源，就根據自己的印象作出判斷。然而，這種現象在西方記者關於中國的許多報道中都經常出現。 西方媒體在過去幾年中關注中國的力度明顯增大，應該承認有一些報道或節目是客觀的，是有事實根據的，並且經過了詳細調查，但確實也有一些報道或節目是片面的，甚至搞一些聳人聽聞、虛構事實的報道。真實是報道的生命，為了討好讀者，滿足一部分人的慾望，編造那些不真實、不客觀的報道，是不應該的。 三、應該辯證看待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和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首先分析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三個階段，即傳統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知識型社會。他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進入加速階段，中國正在逐步邁向知識型社會，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挑戰，對世界來說也是一個挑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公使銜教育參贊姜鋒博士認為，中國在邁向知識型社會的進程中有兩大挑戰：一是中國怎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二是中國怎樣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接下來，他從教育的角度，向與會者介紹了中國教育發展的現狀以及中國人在提高知識素養方面的努力。 德國不來梅大學尼古拉·斯帕科斯基(Nicola Spakowski)教授在演講中說，中國快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知識與技術相結合的發展，尤其是在科技領域，中國有許多精英。在中國的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那種崇尚知識、渴求知識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與中國相比，德國在這方面就有很大差距。 德國波鴻大學辜學武教授則認為，知識是一種能力，它具有隱秘性、轉換性、淘汰性和被動性四個特徵。而知識型社會這一概念應該包括：知識型經濟、學習型社會、開放共享的社會和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社會。他認為當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還沒有形成知識型社會，要邁向知識型社會，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在談到中國工業化和社會轉型問題時，分析了中國近年來發生的巨大變化，介紹了工業化、農村改革、城市化和社會結構調整的情況。而德國作家兼記者蘇珊·梅斯表(Susanne Messmer)則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自己對社會轉型期中國的印象和看法。她曾經多次來中國采風，今年她用同中國許多老年人的對話和采訪作為素材出版了一本書——《中國故事》。她認為中國的確變化很大，如果隔一段時間再來，就會找不到原來的地方。 潘家華一方面介紹了中國在減少廢氣排放、治理環境污染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呼籲世界各國要辯證地看待中國在社會轉型期存在的各種問題，在看到問題的同時，更應看到中國政府為此採取的措施。 我們真誠希望世界與中國應該加強溝通與交流，增進共識和合作。認識中國非常的不容易。她是一個多棱鏡，你看到的是五顏六色。看中國必須用望遠鏡，同時也要用顯微鏡。另外，中國第一是大國。第二是個發展中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第三，中國還很特別。所以想加深相互了解溝通的最好辦法還是進行對話、合作。通過辯論來增加我們的了解，來增進我們的共識，加強合作。

Ⅳ 美國在軍事上對我國進行遏制和防範體現在哪些方面最近有沒有關於這方面的新聞

最近都有，什麼增加亞太軍力部署，幫助亞太盟友啊都是是。
應對中國崛起 戰略重點轉移

冷戰後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目標經歷了從單純應付功能性挑戰到同時應付功能性挑戰與結構性挑戰並舉的轉變。所謂功能性挑戰，是指朝鮮的核問題，它關繫到美國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的政策目標，這個問題在90年代中期以前比較突出。所謂結構性挑戰，是指中國的崛起，因為它有可能改變以美國為主導的地區經濟、政治和安全結構。這一思路在1995年美國國防部發表的東亞戰略報告中已見端倪。經過1996年的台海危機，美國戰略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加清晰和深化。嚴格說來，冷戰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調整是從這以後開始的。

1991年老布希政府提出的「地區防務戰略」和1993年柯林頓政府制訂的「靈活與選擇參與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灣危機的影響，因此美軍軍事戰略的重點是對付地區性危機和沖突。1997年柯林頓政府「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出台，提出美國要防止與美為敵的新興霸權國家的出現，防止重要地區落入與美國為敵的國家的控制之下。這時美國軍事戰略設計者的眼光已超越海灣戰爭和朝鮮半島問題，開始考慮應對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挑戰。這份報告把必須打贏兩場幾乎同時發生的大規模「地區沖突」改為「戰區戰爭」，聲稱「我們不能確切判斷下一次戰爭將在何時何地爆發，維持打贏兩場戰區性戰爭的能力，有利於美國與比伊拉克和朝鮮更為強大的對手作戰」。

這次由小布希政府推出的新的防務評估報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它將明確提出把軍事戰略重點放到亞太地區，同時正式放棄「准備打贏兩場幾乎同時發生的大規模戰區戰爭」的指標，而准備在東亞地區打一場大規模地區戰爭。在朝鮮半島形勢日趨緩和而台海局勢仍波譎雲詭的大背景下，這一調整的用意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更加關注亞太 進攻色彩明顯

在分析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動向的時候，要注意兩點。

一是有關美國戰略重點是在歐洲還是亞太的問題。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它對世界的戰略關注是不是只有一個重點，還是有幾個重點（如歐洲，中東，東亞）？如果我們姑且用「重中之重」的提法，認為在美國的全球戰略重點中，任何時候均有一個相對而言是「更重要的重點」，那麼不要忘記，即使是在美國戰略的重中之重是在歐洲的冷戰時代，美國仍然在亞洲打了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即朝戰和越戰。這就是說，不要被美國戰略重點是在歐洲還是亞太的爭論所迷惑，因為美國的戰略關注是多元的、動態的，它取決於美國對某個地區威脅與挑戰的程度與性質的判斷。當前我們面臨的現實是，美國認為亞太的問題比歐洲大，因此對亞太的戰略關注在上升。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動向，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調整。

二是關於美國的亞太戰略態勢的問題。有人認為美國的亞太戰略態勢是防禦性的。這一判斷不夠准確。如同法律上常常涉及到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問題一樣，國際政治中也一直存在著准確判斷「進攻—防禦」相互關系的問題。防禦超過一定限度便是進攻。當前美國亞太戰略也存在著防衛過當的問題。就美國對華政策而言，在某些方面已不單純是防禦的問題，而是體現出明顯的進攻性，或者說是進攻性防禦。這一點對於我們認識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至關重要。

遏制中國戰略 美國推行不易

美國提高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把中國作為主要的防範對象，增強對華政策中的遏製成分，無疑會使中國面臨的戰略壓力大大上升。但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調整也不會一帆風順，它將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

首先，目前亞太地區不存在遏制中國的國際環境。布希政府加大對華遏制力度並不反映亞太地區多數國家的願望，而只是反映了美國單方面的考慮。雖然有些國家對中國力量的上升懷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慮，但整體而言，大多數地區成員希望看到中美關系的穩定，認為健康的中美日三邊關系是亞太地區繁榮與穩定的關鍵。

其次，日本到底能為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作出多大貢獻？日本的右翼勢力當然希望美國對華政策趨向強硬，但日本是否做好了准備要跟美國一同遏制中國，大有疑問。布希政府把美日同盟的作用捧得很高，對日本寄予厚望，但日本在經濟不景氣、政治上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人、國內對日本走向存有種種分歧的情況下，不大可能發揮美國所期待的那種「戰略馬前卒」的作用。

再者，華爾街的共和黨人會怎麼看布希的新亞太戰略？中美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已經達到新的高度，布希政府如何能保證在執行強硬的對華政治與安全政策的同時又不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美國是一個集團利益多元化的國家，布希政府光考慮軍火商的利益而不顧及其他利益集團的做法會遇到很多麻煩。

鑒於以上種種因素，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調整能走多遠，還是一個問號

Ⅳ 《環球時報》2009年01月16日第7版《「巧實力」外交欲改變美國》誰能夠找到全文嗎

巧實力外交欲改變美國 對中國可能產生大影響

CCTV.com 2009年01月20日 14:59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環球時報
專題: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職典禮

「巧實力」如今成了美國的熱門詞彙，因為即將上任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13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13次提到這個詞。一時間，美國各界為之轟動。有人稱，希拉里此舉不過是為了博一個「滿堂彩」。但也有分析認為，美國外交最大的問題是「非軟即硬」，而美國最主要的幾個對手恰恰軟硬不吃，「巧實力」的提出具有戰略風向標的意義。從歷史上看，二戰結束後，美國對外基本以簡單的遏制戰略為主。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就沒有形成新的外交大戰略。「巧實力」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大戰略的延續和發展，它強調恐怖主義並非美國唯一重大威脅。那麼，美國是否會重新將戰略目光集中到中國身上，中國應該如何面對「更聰明」的美國？這些都是令人關注的話題。希拉里在聽證會的發言中數次提到中國，從立意到行文與美國戰略與國際中心（CSIS）2007年出台的「巧實力報告」極其相似。由此可見，只有了解「巧實力」戰略的前世今生，才能預見到美國全新戰略的發展發向，才能捕捉到中美關系的變化趨勢。

「巧實力」———學者、智庫、議員、將軍「熱捧」的新戰略

「巧實力」一詞最早由安全與和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蘇珊尼·諾瑟提出。蘇珊尼曾於1999年至2001年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霍爾布魯克的助理。2004年，蘇珊尼在《外交》雜志上發表題為「巧實力」的論文。文章稱，「9·11」事件之後，保守主義者打著自由國際主義的旗號，實行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戰略，宣稱要擴展人權和民主。但是布希政府採取的軍事危險政策同他們聲稱的理念根本不符。「必須實行這樣一種外交政策，不僅能更有效地反擊恐怖主義，而且能走得更遠，通過靈巧地運用各種力量，在一個穩定的盟友、機構和框架中促進美國利益。」

蘇珊尼認為「巧實力」戰略是威爾遜、羅斯福、杜魯門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理論的延伸。由於這一戰略的提出切中時弊，為陷於伊拉克苦戰的美國提出了全新解決方案，因此迅速得到了美國政界和專家的贊許。2006年1月，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在《外交》雜志上發表題為「重新思考軟實力」的文章，文章稱「單獨依靠硬實力或軟實力都是錯誤的。將它們有效結合起來可以稱作巧實力。」同年，美國戰略與國際中心專門成立常設機構「巧實力委員會」，致力於宣傳這一理論。參加委員會的有來自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參眾議員，有CSIS各戰略研究部門學者，有其他智庫的專家，還有企業家、非政府組織等等。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約瑟夫·奈擔任委員會共同主席。2007年11月，CSIS發表了題為「一個更靈巧、更安全的美國」的最終報告，全面闡釋「巧實力」戰略。該戰略認為，雖然恐怖主義威脅美國和全球安全，但並非全球范圍內唯一重大的威脅，美國應該從更廣泛的意義上重新對安全觀念做出界定。除了恐怖主義，還有很多重大的全球性問題需要應對。

「巧實力委員會」長達兩年的調研和宣傳起到了效果，得到越來越多專家的支持。蘭德公司、「9·11」委員會、美國全球接觸中心等智庫發表的報告中都相繼把「巧實力」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2008年3月，保守主義思想的堡壘卡托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泰德·卡彭特發表著作《巧實力：美國的務實外交政策》，表明保守勢力開始向「巧實力」戰略低頭。「巧實力」戰略還得到了美國兩黨的超黨派支持，並在美國軍政界產生重要影響。2008年3月，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將軍津尼和退役海軍上將史密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其證詞題目就是「巧實力：一個更好、更安全的世界」。兩名將軍說，他們代表了50多位退役將軍，他們前來作證是出於對美國未來和有效領導能力的擔心。他們呼籲，下屆美國總統應當抓住時機，果斷行動，復興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他們還指出，美國戰後不乏「巧實力」政策的痕跡，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政策等都是典範。

「巧實力」戰略倡導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福利」

美國著名記者艾瑟利奇近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題為「軟實力如何變得靈巧」。文章稱，「巧實力」是在約瑟夫·奈創造的「軟實力」概念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前，絕大多數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人士雖然認同「軟實力」概念，但非常「痛恨」那個「軟」字，因其聽起來軟弱不堪，不像個戰略名詞。美國保守派學者迪索薩稱，真正讓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感到其文化和信仰根源受到威脅的，正是美國的大眾文化，是以無神論、墮胎、同性戀、個人自由、物質享受為特徵的美國生活方式。在極端分子看來，美國正在發動一場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文化戰爭，從而激發了其對美國的恐懼和仇恨，加上卡特和柯林頓對恐怖主義的「軟弱反應」，導致恐怖國家和「基地」等恐怖組織不斷壯大。因此有人說，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推行「軟實力」，為「文明沖突」埋下了禍根。

然而，使美國陷入困境的是其外交戰略從「過軟」直接跳到了「過硬」。2006年5月，約瑟夫·奈發表「拉姆斯菲爾德與巧實力」一文，稱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過度重視使用軍事力量的硬實力，忽略了軟實力；但是，歐洲國家過於重視軟實力、忽視硬實力的趨勢同樣不夠正確。朝鮮和塔利班掌權下的阿富汗，根本不吃美國軟實力這一套。因此，美國唯有同時構築軟實力與硬實力，才能創造出「巧實力」戰略。

「巧實力」戰略在軟硬之間尋找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平衡。其主張，美國新政府應果斷改變以反恐戰爭為絕對核心的全球戰略，為美國未來的全球戰略尋找到一個新的支點和主線。而這個支點和主線就是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福利」。也就是說，美國要帶頭「為各國政府和民眾提供那些他們想要獲得、但沒有美國的幫助根本無法得到的東西」。「巧實力」戰略提出美國要重點發展五大領域：第一是重振傳統盟友體系和國際機制的活力，推進各國在重大問題上的戰略協調，更好地應對21世紀的挑戰。第二是提升外交中的援助發展水平，將美國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願望統一起來。第三是強化公共外交，通過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年輕人的交往獲取民心。第四是推進全球經濟一體化，並關注那些被邊緣化的人群。第五是技術和革新，美國應在全球能源安全和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發揮領導作用，並尋找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奧巴馬、希拉里深受「巧實力」戰略影響

從各種線索來看，奧巴馬和希拉里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深受「巧實力」戰略影響。美國《國家》雜志稱，從奧巴馬在初選、大選和選後的演講來看，可以發現他的外交政策正在演變、發展。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巧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從外交、軍事到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來維護美國利益。有報道稱，奧巴馬可能任命約瑟夫·奈出任美國駐日本大使。

克雷格·科恩（Craig Cohen）是CSIS研究及項目部副總裁，也是「巧實力委員會」主任。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希拉里為了顯示與布希政府戰略上的不同，提出了「巧實力」戰略。因為希拉里將作為國務卿領導國務院，國務院以往在人們的眼中沒有多少硬實力，所以她提出這種軟硬兼施的戰略，讓人產生國務院能文能武的印象。此外，從政治上來看，「軟實力」給人以弱者的感覺，而「巧實力」讓人覺得新穎、聰慧。

科恩說，「巧實力」的系統理論出自CSIS，智庫總裁何慕理對這一理論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何慕理認為，美國的形象和實體在世界上受到損傷和弱化，今天的美國過於依賴軍事力量，表明美國不自信、缺乏自尊，尤其體現在伊拉克戰爭上。在當今世界，軍事力量能發揮巨大作用，但不像二戰等戰爭年代那樣占統治地位，所以美國需要「巧實力」。對於奧巴馬內閣的執政風格，科恩說，切合實際的、以解決問題為重的體系和作風將占上風。現在評價奧巴馬內閣還為時尚早，有一點需要強調，那就是「巧實力」戰略並不意味著美國外交向以往的炮艦政策說再見，只是說美國不再將軍事作為第一工具和策略。

英國《衛報》在希拉里出席聽證會前曾撰文，題目是「希拉里引領美國軟實力外交，保守派黯然讓步」。文章稱，美國外交在冷戰結束後一度陷入定位缺失，催生了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解構主義等各種思潮。「9·11」事件促使新保守主義上台，而布希8年的外交失敗則可以看作新保守主義的衰亡。如果接受蘇珊尼·諾瑟關於「巧實力」與自由國際主義同屬一脈的論斷，那麼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看作是新時期下自由主義的回歸。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兩年前「巧實力」研究項目立項時，目標就是為下屆總統服務的。項目發起人阿米蒂奇、約瑟夫·奈都是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前高官和著名戰略家，在美國外交界地位很高。因此，此報告出來後，就得到很大的關注，影響非常大。雖有一些反對聲音，但該報告對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影響很深。一是因為項目研究單位美國戰略與國際中心是一個超黨派、中立的著名智庫。二是研究成果採取了許多折中的做法。比如，阿米蒂奇一直主張加強美日同盟，但「巧實力」項目結果則主張中美日三國合作、對話。可見，「巧實力」跳出了一些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主張美國採取一些比較平衡的外交政策。第三，「巧實力」之所以對希拉里主政的美國國務院影響很大，還與其助理國務卿、原CSIS副總裁坎貝爾有關。當初，坎貝爾為希拉里助選，放棄了CSIS的高位，專心構造希拉里成功當選總統後的美國大戰略。這個大戰略與「巧實力」有許多共同之處。現在希拉里當了國務卿，任命坎貝爾為重要助手，外交政策自然少不了坎貝爾和「巧實力」的影子。

中國應對「巧實力」保持警惕

袁鵬認為，「巧實力」的提出是美國精英考慮歷史和現實因素的綜合結果。二戰結束後，美國對外基本以簡單的遏制戰略為主，以意識形態劃分兩大陣營，以遏制蘇聯為目標。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就沒有形成新的大戰略。老布希任總統時，雖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理念，但沒有等他完整地實施，就敗選下台了。柯林頓執政後，以拼經濟為目標，缺乏明確的外交戰略，被眾人批評為「沒有戰略的總統」。小布希曾經雄心勃勃，開啟了一定的外交大戰略，但是，太過於看重硬實力，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不太符合美國的實力地位，也不適應世界真正的情況。因此，奧巴馬政府吸取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希望結合軟硬實力的各方優勢，締造全新的美國外交戰略。從國際現實看，「巧實力」的提出，也是美國結合了歐洲、中國過去8年成功外交戰略的經驗，希望以此應對全球新形勢。

關於「巧實力」的影響，袁鵬說，「巧實力」並不是要改變美國的實力，而是改變美國的戰略方式。實力是美國戰略之根。「巧實力」主要是要改變美國片面強調軍事力量、單邊主義的政策，但並不是放棄美國的軍事優勢，而是更會側重於美國其他方面的優勢，比如軟實力。第二，運用「巧實力」的美國雖然不會追求絕對霸權，但還是希望當「世界領導」，即所謂的「平等中的第一」。在亞洲政策上，「巧實力」政策主張中美日三邊互動，共撐亞太格局，呼籲美國盡快從伊拉克撤軍，注重美國的國際形象，這些都與民主黨一貫的政策主張吻合。

袁鵬認為，「巧實力」思維大的方面是好的，但對於中國來說，也需要有警惕之處。一方面，「巧實力」思維將美日同盟和美中關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服務於美國的不同戰略目標。美日同盟服務於美國價值觀、東亞安全體系和應對中國崛起；而美中關系則致力於亞洲新秩序。從當前形勢看，中美日三邊對話會越來越多。這當然有助於中國在東亞和世界上的國際地位，也有助於中美關系的穩定。但是，另一方面，「巧實力」是美國全新戰略的開始。美國精英常說，21世紀美國面臨全新的挑戰，即同時面對非傳統安全（如恐怖主義）和傳統安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崛起）的挑戰。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面對兩者的同時挑戰。相比之下，中國崛起的挑戰更大。一些美國人則一直批評小布希政府忽視了中國崛起的挑戰。由此看來，一旦美國人變得「巧」、變「聰明」了，從短期看對世界和東亞是有利的，但是，長期看，中國不得不學會應對一個「聰明」的美國。▲

Ⅵ 如何理解和看待當前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是歷年來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一個夢想，即中國夢。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時間了，這在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但中國卻發生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總量上了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上了一個大台階，已經出人意料地提前實現了鄧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設想」的前兩個設想。這一設想就是旨在現代中國崛起的大戰略。

現代中國迅速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也引起全球各國的極大關注。國際上大體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中國機遇論或中國貢獻論，大多數人認為中國崛起為各國發展提供了機遇，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對世界發展做出愈來愈重要的貢獻；二是中國威脅論或中國風險論，有些人聲稱中國的發展壯大會構成某種威脅。無論如何，人口規模巨大的、經濟迅速崛起的中國將是21世紀人類發展最重大的事件。我們認為，中國崛起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難以估計的發展機會，中國崛起必然伴隨著極不確定的難以解決的重大發展挑戰。可以說，中國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規模太大，崛起環境太復雜，不僅中國自己沒有來得及准備好，世界各國也沒有預想到更沒有對此做好准備。中國發展的成功就是世界發展的成功；反之，中國發展的失敗就是世界發展的失敗。

中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濟社會，中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之大、矛盾之多、問題之復雜，是不易認識的，也不是朝夕之間就能解決的。中國崛起首先涉及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中國能否崛起或繼續崛起？二是能否改變原有的發展模式，以新的發展模式崛起？討論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國內的發展態勢，二是國際環境。提高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獲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是每個國家都期望的，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夠如願實現的。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與自身的綜合國力高度一致的。國力強大，就會享有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尊重；相反，國力衰微，就會被國際社會所遺忘，甚至落入「落後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國在過去幾千年，特別是最近二百年中的歷史發展軌跡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中國要想和平崛起於世界強國之林，就必須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沒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談不上崛起，更談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國在謀求和平崛起時，首先要敦實崛起的國內基礎。
經濟全球化是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徵。縱觀全球化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段，幾乎在全球化浪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總有一些後進經濟體能夠通過恰當的貿易與投資戰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發展機遇，積極推動本國產業分工的升級和深化，全面發揮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進而創造出競爭優勢，最終實現在經濟總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的趕超，成為全球市場中處於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經濟體。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探索新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標志著中國實現真正的經濟追趕的過程。

在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互動過程中，中國經歷並將經歷不同的四大發展時期：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400～1800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820～1950年）、經濟追趕期（1952～2020年）與經濟強國期（2020～2050年）。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互動關系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全球經濟的參與程度和影響力。在世界經濟的中心期，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和全球貿易的主導者。在經濟大國的衰落期，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與全球貿易中所處的地位發生了顯著逆轉。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開始發動工業化和現代化，也開始了經濟追趕過程。從對世界經濟參與的程度來看，這一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子階段：第一階段是封閉經濟條件下的追趕階段（1950～1978年），這基本上是一個有所成效的經濟追趕的「計劃經濟實驗」，當時脫離了以分工與貿易為基礎的一體化發展的軌道。第二階段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追趕（1978年至今），這是一個引入新的歷史轉型階段，存在明顯不平衡性而又充滿巨大發展潛力。在經濟追趕期與大國復興期，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比重的顯著變化將呈現「∪」字型曲線軌跡變動。

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工業化追趕與競爭的歷史。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演進歷史來看，在現代化過程中有許多國家「後來居上」，實現了工業化追趕或超過現代化先行國，先後出現了4次後進國追趕現代化先行國的成功典範。美國是第一個成功追趕的典範。美國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經濟開始起飛，花了43年的時間追趕上英國。日本是第二個成功追趕的典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開始崛起，人均GDP 花了40年的時間趕上美國，被視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趕國家。亞洲「四小龍」是第三個成功追趕的典範。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四小龍」花了30年的時間追趕上西歐國家。中國將是第四個成功追趕的範例。中國經濟從1978年開始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加速追趕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逐步縮小與這些國家間的發展差距，1978～1995年西歐12個國家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7%，中國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5%，GDP 年平均增長速度是西歐12個國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國人均GDP 相當於西歐12個國家人均GDP 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為1995年的19.0%.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化後來者，發動工業化時間晚，進入工業化時代大為滯後。如果從1750年算起的話，歐洲和北美陸續開始工業化，而中國發動工業化的時間滯後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國才開始正式發動工業化。中國不僅發動工業化的時間晚，而且工業化水平起點極其低下。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最新研究，1820年中國人均GDP 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90%，1950年已經降至21%，到2001年又上升為59%；中國與美國的人均GDP 相對差距，1820年為2倍，1950年擴大為22倍，2001年又縮小為8倍。中國GDP 佔世界總量比重，1820年為33%，1950年降至為5%，2001年上升為12%（見表1）（註：Angns Maddison，"Mensuringand Interpreting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 ：1500-2001"，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2004-9-28.）。綜上所述，中國是一個後進國追趕現代化先行國的成功範例，其經濟增長率都不同程度高於前三次後進國追趕先行國的經濟增長率。
通過考察中國的發展軌跡，我們認為1950～1980年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准備階段，它的基本任務就是建立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2020年是中國現代經濟高增長或經濟起飛階段，將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過渡，工業化進程開始加速，經濟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社會進行全面深刻的變革，儲蓄率、積累率保持較高增長成為經濟增長基本動力。從2020年後中國可以進入現代經濟穩定增長階段。那麼有哪些因素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我們認為主要面臨四大挑戰：人口繼續膨脹與迅速老化，就業負擔沉重；自然資源日益緊張，接近資源承載極限；環境污染迅速蔓延與自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迅速擴張與糧食增產舉步維艱。由於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中國選擇新的現代化模式，不同於歐美式的高資源消費、高污染排放（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消費為特徵的傳統現代化道路。這一非傳統現代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實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使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經濟體系；保證社會效益與社會公平的社會體系；不斷創新，充分吸收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的適用技術體系；促進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系的，更加開放的貿易與非貿易的國際經濟體系；合理開發利用資源，防止污染，保護生態平衡。該發展模式的資源消耗和生活消費特點是，在本世紀內和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均各類主要資源消費水平大體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並在上述消費數量的約束下調整結構，提高質量。在積累與消費水平的長期選擇上，應保持較高的積累和適度的消費。

走向21世紀的中國正處於重大轉型時期，這包括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社會轉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體制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經濟起飛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從資本存量和資本來源看，中國保持著較高的投資率和儲蓄率，利用外資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和開辟了新的渠道；第二，從工業基礎看，中國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第三，從社會基礎設施看，中國的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城市公用事業有了相當的改觀；第四，從國內市場條件看，市場巨大無疑是中國的重要優勢；第五，從人力資源看，中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以上因素決定了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起飛不同於其他國家，它將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大國（註：胡鞍鋼。胡鞍鋼集——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十大關系[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中國的崛起對世界具有深刻影響。中國的起飛意味著世界1/5的人口進入現代社會，中國的起飛將影響和改變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並對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傢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註：胡鞍鋼。胡鞍鋼集——中國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十大關系[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244-247）。具體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明顯高於先進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以承載世界人口1/5的大國規模，打破了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後進國家中經濟增長相對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的記錄；中國的經濟結構指標變動率快於先進國的速度，經濟快速增長不僅為整個國家帶來變化，而且引起了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加速增長會促進勞動力向更高的生產力部門轉移，而結構變化又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中國從改革前的極端閉關自守發展到趕上世界大國標準的水平，參與經濟一體化的速度明顯加快，體現出開放的重大效應；同時，中國市場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紀末的3/4，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經濟運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之上（註：胡鞍鋼等。大國戰略——國家利益與使命[M].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242-249.）。

中國崛起有兩種不同的追趕戰略（見表2），一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追趕戰略，包括20世紀50年代的「趕英超美」戰略構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戰略構想；二是轉軌時期的追趕戰略，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三步構想」，這一戰略比較符合中國國情，加速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大大縮小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但是，這一戰略仍然以物為中心，追求經濟高增長為最重要、最優先的目標，是以資本高投入、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為代價的，也出現了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地區間發展差距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21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應吸取新的原則和思想，立足於中國國情，基於本地區實際情況創新性地提出新的發展思路，這就是「以人為本」，促進人類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共同富裕為主題（見表2）。根據我們對大國綜合國力的比較研究表明，中國過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卻是不平衡崛起、不協調崛起、不匹配崛起。具體地說：中國已經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綜合國力國家，與美國的相對差距迅速縮小，由1980年的5倍減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國今後的長期發展目標之一就是使綜合國力再上一個大台階，進一步縮小與美國在綜合國力和各類戰略性資源方面的相對差距。
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宏大的發展任務，也是世界現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從1950年算起到2050年中國只花100年的時間使15～16億人口達到中等發達水平，就開創了人類發展的「奇跡」。當前，中國正處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的中間點。中國崛起不僅是經濟總量、貿易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的探索、創新和展示，這對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傢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作用和示範作用。它將證明一個現代化的後來者仍然有可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追趕發達國家，快速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中國之路」將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極其重要的借鑒，對推動整個人類發展進程產生積極的重大影響。

Ⅶ 如何理解中國崛起作文

中國崛起

今天，我們從這里出發，讓我們以11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及5000年來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普世情懷，作為我們中國崛起的追求！
三十年前，在那條小路上，有一個老人踽踽獨行，他目光深邃，心情抑鬱，社會主義已經走了二三十年，為什麼依舊長期不前？人民生活長久窘困？他問？雲不語，草萋萋，鳥兒無憂無慮……小路上他留下一行行腳印。終於一個聲音響徹大地——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這樣，中國崛起從這里出發，在風風雨雨中，看！神舟飛船與嫦娥衛星翩躚起舞縱相躍入浩瀚星空！聽！奸-20戰機在頭頂呼嘯而過！那不正是我們的科研工作者發揚自主創新，艱苦奮斗精神的結果嗎？用一顆對中國崛起充滿希望的心，去探索宇宙中的精彩！甘願為科研的「儒子牛」！從這里出發，讓中國崛起不再是夢想，讓中國崛起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生活中我們常說機遇與挑戰並存，我也曾仰望星空看中國崛起有沒有挑戰？路邊的野花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好像在告訴我答案：「是的，挑戰永遠存在，人人頭上都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我低下頭，想了想，是的！那中國崛起頭上的那把是什麼？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我們「被」承擔了更多的「責任」。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然而我們的崛起真的是西方大國所說的那樣嗎？
不是的！中國崛起之路還依舊荊棘叢生，古語雲：「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崛起的那後十里路，更艱辛，還會有更多的挑戰！這就靠我們這新一代青年，從生活里出發，以天下為己任，以謙卑的心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
「舳艫千里，荊旗蔽空」好似中國崛起的義氣風發！中國士人為中國崛起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孟二冬北大中文系的一個教授，為中國教育事業的崛起獻出了青春，更獻出了生命！病魔纏身時，他說：「組織上交代的任務完不成就回去，就是逃兵！」彰顯了中國教育工作者為中國教育事業的崛起奉獻力量的決心和勇氣！在生命的盡頭他還在對學生說：「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我現在就是棵病樹，但我這顆病樹有信心和你們這些參天大樹一起去迎接春天，擁抱春天！」這怎能不說是中國教育的崛起？是中國的崛起！
讓我們從這里出發，以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普世情懷作為我們人生的追求！作為中國崛起的追求！作為中學生，作為中國士人的我們，要有孟二冬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讓中國崛起成為時代的最強音！響徹神州大地！充盈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Ⅷ 20年後的中國，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嗎看看普京是怎麼回答的

被譽為「鐵腕總統」的普京，曾被美國《時代》《福布斯》雜志評選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普京不僅在俄羅斯內有很高地位，乃至全世界對於這樣一個對國家內外政策偏強硬的總統都敬畏。中美俄在全球的地位也是享譽很高，俄羅斯一直被公認為全球能與美國抗衡的大佬，加上中國現代的崛起，如今中美俄形成三國鼎立的一時代。

在國家領導的統治下，中國也在越變越好，我們如今國家對於人口生育也是放開了政策，這代表著未來會有更多新生命來臨。祖國的強大來源於人民內心的力量，而不是僅僅外在的科技。所以未來中國不僅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人口經濟軍事等等，都會越來越強。

Ⅸ 如何看待當今中國的強勢崛起

其實國際格局的重組變化、國際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各主要大國綜合國力的興衰交替，歸根結底在於哪個國家能擁有good governance capacity，即良善治理的能力，能實現good governance，即良善的治理。近四十年中國的迅速崛起，最主要的就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要了解這個命題，需要從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幾個大的范疇去論述。
主要分三個部分吧，第一部分，中國崛起的依據是什麼。第二部分，中國崛起的原因為何？第三部分，中國繼續崛起的挑戰是什麼。第一部分一帶而過，重點談第二、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國迅速崛起的依據是什麼。直接上數據。

綠色曲線代表中國，曲線的斜率代表國力增長的速度。從2001年以後，中國的斜率是最大的，增長是最快的，2009年輕松超越日本，把印度越落越遠，但和美國仍有一定差距。（美帝確實厲害，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保持了一個非常穩定的增速。九十年代後，美帝在發展程度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經濟增速仍然能秒殺日本，且在次貸危機後迅速恢復，率先走出了經濟衰退。）

上圖是按照購買力計算的經濟體量，按照這個標准，中國在2015年已經超越了美帝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僅供參考）

上圖是不同時期世界上主要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佔比重。如圖所示，紅色代表中國，可以看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都能達到25%以上，明朝與清朝後中國的經濟總量最高佔到世界的35%，此後在1940年代迅速下滑至5%不到，之後又從1970年代起逐步恢復到今天的15%。用短短40年的時間使得自己國家在世界經濟的比重從不到5%迅速上升到15%，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其他的指標，諸如貿易總量、人均期望壽命、科技創新能力、工業生產能力、對外投資總量等數據均有了質的飛躍。這些指標，加上中國在國際社會與日俱增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一並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好注腳。因這一過程是在短短幾十年內發生的，所以我們說中國的崛起是快速的崛起。

第二部分：中國崛起的原因為何？主要談三個原因，內在因素（體制因素）、外在因素（國際環境），歷史因素（數千年綿延不斷的偉大文明和一以貫之的強大治理能力）

1.內在因素：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選擇了合適的政治治理體制，形成了一個有力、開明、且學習能力強的領導核心。這一核心顯著的加快了崛起的速度，充分發揮了發展中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過程中的後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