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什麼時候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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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簡介

《中國大歷史》是200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黃仁宇。該書是歷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㈡ 中國大歷史的介紹

《中國大歷史》是200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黃仁宇。該書是歷史學家黃仁宇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專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內容，分析中國歷朝發展的問題，從歐洲的歷史，以至經濟學都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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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黃仁宇的人物生平

黃仁宇1918年生於湖南長沙，父親黃震白曾加入同盟會當基金成員，但並不是核心人物。
黃仁宇早年在家鄉生活，在長沙市第一中學畢業後，1936年入讀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1936年～1938年)。 他自十四五歲起就開始向當地報紙投稿，寫作熱忱自此從未間斷，當時的《湖南日報》副刊，連續登載他寫的世界名人傳記，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畫像；18歲考上天津南開大學；抗戰開始，他投筆從戎；戰後負笈美國，以34歲的「高齡」從大學三年級讀起，先念新聞系，後轉至歷史系，1954年大學畢業，其後又在該校繼續上研究所，分別於1957年和1964年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因多年沒有新著問世，在62歲時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從正教授的職位上解聘。具有戲劇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後的第二年，他的屢屢碰壁的《萬曆十五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印行，並由當時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New Yorker雜志撰寫書評推薦，1982和1983年該書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Awards）歷史類好書兩次提名。翌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從此黃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幾乎每本都受到熱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從早期的英文論著，到後期的中文論著，都有不少學者撰寫書評評介，以致一時黃書走紅，有人開始籌辦黃學研究會，並申請創辦《黃學研究》學術叢刊。
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出版了《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㈤ 《中國大歷史》的作者是

《中國大歷史》是200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黃仁宇。

㈥ 中國大歷史的作者是

中國大歷史的作者是黃仁宇，別名李尉昂，美籍華人，教授、學者。

㈦ 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是什麼時候寫的，什麼時候譯的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
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
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僱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
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
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佣者。宏觀與
微觀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
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倒確經過一
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
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
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
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
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
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
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
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
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
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
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
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
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
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
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
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
他書刊里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
主張綜合；他堅持以20年為研究的范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
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
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39種，內中無
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准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
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
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
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麵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
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
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干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
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
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
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里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
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
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
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
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里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
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
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
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
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
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
「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
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
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
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
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
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
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
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
系。《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
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
值。《資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
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
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
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
度檢討歷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
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關系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
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
標准，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
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已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
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
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
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
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
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
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
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
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
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亘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
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復，我在
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
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
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
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
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
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
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末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
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
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
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
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
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書評者在報刊里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談及古今中
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松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
「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現，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
里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
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
《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
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里出現。這種
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
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
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
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
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
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
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
國歷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
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斗。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
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
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
『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杜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
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
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
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
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
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4次，親歷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
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
耐煩了。
黃 仁 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

㈧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出生在哪

黃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戰爭爆發後，時僅就讀大學一年級的黃仁宇決定輟學，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期間結識田漢、范長江等人。後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憑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的取錄，攻讀新聞系，1954年獲學士，1957年獲碩士，其後轉攻歷史系，並於1964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與《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臟病發逝世於紐約。他的著作近年來在海峽兩岸頗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與批判其觀點。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暢銷書。
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天津南開大學肄業(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一九四零)，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零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黃仁宇的成名作是《萬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寫的，198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印行，當時為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紐約客》（New Yorker）雜志撰寫書評推薦，該書並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歷史類好書兩次提名。翌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題箋，印在封面。後來陶希聖先生很欣賞這本書，就在其主持的食貨出版社印行台灣版，並為之寫讀後記附於書後。自此黃仁宇在台灣成為知名度很高的歷史學者，經常在各報刊發表文章，並集結成多本專書，銷路都不錯，可謂史學界之異數。究其原因，與其文筆風格有密切關系：黃仁宇的論著多有大的歷史架構，以個人人生經歷（國民黨的下級軍官親身經歷對日抗戰而體會到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問題，以及在美國生活多年對西方文明的認知與反思）對照歷史記載，發展出一套對中、西方歷史文化的解讀。不拘泥於現代論文的寫作格式，以較為通俗易懂的方式，將歷史似小說般的呈現，故較能吸引廣大的閱讀群。他主張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條件重新檢討歷史，常探討的問題包括：中國何以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中國何以不能變農業社會為商業社會？中國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樣理性化？而他以「潛水艇三明治」形容傳統中國—上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官僚體系，底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廣大農民，此種說法膾炙人口，常為人津津樂道。

㈨ 【歷史】

1，這些話出在 《馬可·波羅行紀》(又稱《東方見聞錄》)。作者馬可波羅，義大利人。
2，此城指的是元 大都，即今北京。在當時世界地位顯赫無比，元當時除本部帝國，還有西部四大汗國，一度勢力北起北冰洋，南達印度洋，東至太平洋，西部到達德國東部。整個俄羅斯被滅國，黑海裏海沿岸。印度被滅國，整個中亞文明被消滅殆盡，蒙古喜歡屠城。元帝國在當時世界地位可想而知。

（1）頂上之瓦皆紅黃藍諸色,上塗以釉,光澤燦爛。（2）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
此段文字出自《馬可·波羅行紀》(又稱《東方見聞錄》)。第二卷第94章，文中記述的是元大都的貿易發達和人口繁盛狀況。
應知汗八里城（即元大都）內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門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口較之城內更眾。郭中所居者，有各地來往之外國人，或來入貢方物，或來售貨宮中。所以城內外皆有華屋巨室，而數眾之顯貴邸舍尚未計焉……
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蓋各人自各地攜物而至，或以獻君主，或以獻宮廷，或以供此廣大之城市，或以獻眾多之男爵騎尉，或以供屯駐附近之大軍。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用此絲製作不少金錦綢絹，及其他數種物品。……
此汗八里城之周圍，約有城市二百，位置遠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蓋此城為商業繁盛之城也。

材料二 問題都沒有說完，不知道你要問什麼？ 黃仁宇是美國知名的歷史學家，其學術造詣罕有出其右者，其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在上述材料中，可以知道，在局外人和經濟學觀點來看，歲貢 顯然比流血沖突和戰爭要來的實惠經濟的多，但是作者也提到了感受，。……可是這種看法必須全部放棄當事人的觀感……他們無法承認這種妥協為之理所當然。因為作為天朝上國，給異邦俯首稱臣無異於做亡國奴，所以當事人才覺得是奇恥大辱，中華民族的恥辱感使得這種經濟變得毫無意義。

中國歷史上不同民族政權是不是屬於中華民族的內部戰爭還是民族戰爭 還是反侵略戰爭，目前學術界和民間都有很多不同聲音，尤其是對元 和 清的歷史認識。
許多東西 越讀越覺得不一樣。希望你熱愛歷史，發現歷史，撥開歷史的疑雲，品味歷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