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晚清以來中國政局的變化

① 洋務運動和晚清政局

。「內憂外患」使清王朝處於生死存亡的境地。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晚清統治集團不能不正視現實、痛定思痛，尋求新對策。洋務派正是適應這一需要而出現的政治派別。其代表人物有在北京主持對外和談的恭親王奕欣、文祥及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主要將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他們的主張開始受到清廷的重視和支持。當然反對和不理解變革的大有人在，其中堅力量則為頑固派。這是晚清統治集團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在政治上出現的分野。清廷在當時比較堅定地支持了洋務派的主張，從而為洋務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

構成這些條件的主要因素是：

對外，不惜以最大代價盡快結束戰爭，換取暫時的和平。面對殘暴的侵略者，晚清統治集團深感無力抗衡，不得不屈從於列強的無理要求，不惜出賣大量權益進行妥協，迅速簽定《北京條約》，結束戰爭狀態。中外《北京條約》的簽定，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同時也以此為代價換取了中外關系的暫時緩和，使清王朝得到喘息。此後，列強從自身利益出發，改變對華策略，由「打」變「拉」，有的饋贈洋槍洋炮；有的願派教官幫助訓練清軍；有的甚至要主動出師幫助清廷剿殺太平軍，企圖用各種手段扶持這個搖搖欲墜的反動政權以使剛剛簽定的條約盡快兌現。清王朝則批准由奕欣代表總理衙門提出的：「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的方針，力圖「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2〕。 利用暫時和緩的國際環境加強抵禦外侮的力量。

對內，全力爭取政治局勢的穩定。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惜一切代價，集中人力、物力全力鎮壓太平軍和各地人民起義。為此，曾打破慣例，給予曾國藩等漢族官員以更大權力，企圖盡快消除心腹之害，以換取晚清政權的穩固和長久。二是，盡可能維護和加強封建君主專制體制，維系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鞏固和加強國家機器。這兩者相輔相成， 目的在於形成在晚清朝廷控制下的穩定的政治局面。 1861年在清廷內部爆發的「辛酉政變」則為實現這種局面提供了條件。

1861年夏，咸豐帝死去。他去世前，已開始在對內對外政策上實行上述轉移。不過，隨著他身體的衰朽，統治集團內部覬覦最高權力的各派政治勢力已開始暗中展開較量。咸豐皇帝去世後，五歲的幼子載淳繼位。在封建專制時代，這意味著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各派政治勢力立即展開一場無情廝殺，最終被慈禧、奕欣集團攫取了最高權力。奕欣是咸豐帝的同父異母弟，天潢貴胄，位極人臣。他在北京主持與侵略者談判過程中，開始萌發借西法以自強的思想，並積極上奏請求實行。慈禧上台之初，既無從政經驗，更無軍政實力，對奕欣備加寵信，封為議政王；對他的建議則言聽計從。因此，同治初年的政治與其說是兩宮同治，不如說是慈禧與奕欣同治，並在很大程度上向奕欣傾斜。他們為鞏固到手的權力，對政敵採取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辦法；對支持其上台和在各地各要害機構的官員則盡可能予以撫慰和利用；特別是對手握重兵活躍在鎮壓太平軍前線的漢族官員則予以更大的權力，千方百計維持統治集團的穩定；另一方面則加速對太平軍的圍剿。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恭親王奕欣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受到空前的重視與信任。他們在清廷的支持下，很快於1864年陷南京，鎮壓了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起義，穩定了晚清政局。

然而，洋務運動得以興起的根本條件，在於清廷很大程度上採納了洋務派利用時機借法自強的主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鎮壓人民起義的過程中，洋務派領教了沒有洋槍洋炮的苦頭和掌握洋槍洋炮的甜頭，並將武器裝備落後作為對外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對外戰爭一結束，他們立即主張利用「借師助剿」，鎮壓人民起義的機會開始學習使用和仿製西洋船炮。他們認為，「託名學制以剿賊，亦可不露痕跡，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制，則洋匠雖貪重值而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此又勢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軍威大振，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3〕。他們紛紛建議清廷仿製外國船炮以「自強」， 並開始在地方設局仿製。

洋務派的主張和實踐適應了晚清統治集團在戰敗局面下對西方列強還不那麼恭順，頗想禦侮自強、復仇雪恥的願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見臣下時表示：不忘此仇，主張將練兵、制械、加強海防、徐圖自強作為立國的「一件大事」〔4〕。 主持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欣則多次上疏呼籲亟籌自強之策。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他接受李鴻章等人的建議，提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的論斷。他強調說：「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即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5〕。 奕欣等人的建議立即得到清廷批准。晚清中央和地方這種大體一致的認識和舉措，顯然為洋務運動的順利興起提供了較為適宜的政治條件。洋務派遂得以沖破阻力，承擔了他們從來沒有承擔過的責任，扮演了並不熟悉的角色，倡導和推動了以「自強」、「求富」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二

洋務運動處於既要師夷、又要禦侮；既要維護封建統治、又要在諸多方面沖擊和破壞舊秩序的矛盾中。為在這種矛盾中生存和發展，它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強有力的領導和適宜的政策。這是洋務運動得以發展的基本政治條件，是關系其成敗利鈍的首要前提。晚清政局首先是在以上諸方面對洋務運動給予了比較積極的反應，使之得到相應的發展。

洋務運動初期，正值「辛酉政變」之後，統治集團空前團結，上下認識大體一致，得以沖破阻力，在機構、政策和經費諸方面進行重大調整，表現了空前的魄力。

洋務運動前，清王朝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機構及其長期執行的制度、政策，都是自然經濟的產物，都是維護和服務於自然經濟基礎，維護封建君主專制體制和封建意識形態的工具。它們與引進大機器生產並逐步發展商品生產、引進西方先進文化和培養新式人才格格不入，顯得日見落後與無能，不可能擔負起指導洋務運動的職能。新的生產力要求與之大體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晚清統治集團雖然並不明白這種道理，但卻從自身需要出發比較順利地進行了機構和政策調整。

在機構方面，首要的是設立了總理衙門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總理衙門（簡稱「總署」或「譯署」）成立於1861年，是總管外交、外貿和一切與外人打交道的臨時機構。它仿照軍機處的建置，以恭親王奕欣、大學士文祥及戶部侍郎寶鋆等主持其事。奕欣等人同時兼任軍機大臣，主持樞務，遂使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形成兩個機構一個實體的局面，從而提高了總理衙門的地位。由於興辦工業要引進機器設備、聘任外國技術人員乃至在諸多方面與外國打交道，總理衙門遂責無旁貸成為早期籌劃、指導洋務運動的中心。此外，清廷還逐漸將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遇事與總理衙門咨商；放手讓沿江沿海將軍、督撫講求洋務，從而使清廷上下有了雖非專門但卻有一定規模和權勢的機構推進洋務運動。

在政策方面，為適應創辦和發展軍事工業的需要，清廷在沿用舊式官辦手工業辦法的基礎上，逐步摸索改進，形成了一套容納大機器生產的作法。主要是：一、所有軍事工業一律官辦。即由封建政府出資興辦，委任官員管理。這既沿用了已往官辦手工業的辦法，又允許引進、仿製和使用新式機器設備，使之服從於加強晚清封建統治集團軍事、政治的需要。二、所有產品不是商品。不過在政府調撥過程中，有時為了彌補軍事企業經費，相互之間要計值補償。三、為解決人才匱乏，除積極搜尋了解西方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外，主要是允許以高薪聘用外國技術人才、管理人才和翻譯人才。聘用辦法，一般採用合同制，嚴格規定聘用時間、任務和獎懲條件，使企業不致大權旁落又使被聘洋人得到合理約束。四、允許創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式人才；允許向國外派遣留學生。這顯然是在傳統的科舉制度外另闢一條培養為機器工業所急需的新式人才的道路。以上諸項舉措，為軍事工業的創辦、西學的引進和新式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條件，並為此後發展民用工業所汲取。

由於政局穩定、上下一致、機構得力、政策適宜，使滬、閩、寧、津四大軍事骨幹企業和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新式學堂得以迅速開辦，並能夠頂住頑固派的種種責難與反對，包括擊潰同治五年（1866年）間頑固派掀起的反對在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的狂瀾，洋務運動呈現出少有的生氣。

然而，封建統治集團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們的所謂團結和穩定只能是暫時的和表面的。慈禧作為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一心追求的是建立個人獨裁。她絕不允許他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更不會長期聽人擺布，一旦稍有實力和經驗便開始排斥奕欣。同治四年（1865年），她借蔡壽祺彈劾奕欣之機小試其鋒，雖未遂其願，但削掉了奕欣的「議政王」稱號。此事使奕欣及各地與之聲息相通的洋務派官員受到重大觸動，使之上疏建言益發小心謹慎，不能不影響洋務運動的進程。同治十一年（1872年），宋晉等人認為福州船政局造船糜費、無效上疏發難，企圖終止剛剛發展起來的船舶製造業。這次反對派的聲勢和規模雖然遠不如第一次同文館之爭，但奕欣等洋務派還是謹慎從事，利用徵求沿海沿江官員意見的方式展開反擊，有的則乘機提出將船舶製造與興辦輪船運輸業相結合的主張。奕欣遂代表總理衙門在總結這次辯論的奏疏中予以支持，使之得到清廷肯定。這一番努力，遂使第一個民用企業——上海輪船招商局得以創辦。此後，洋務運動遂進入軍事與民用工業並舉，「自強」與「求富」並行的階段。

創辦民用工業面臨的困難遠比軍事工業為重，清廷對它的重視卻遠不如軍事工業，致使一直沒有專門指導民用工業的機構而只能由總理衙門和地方官員兼管。不過，在各地洋務派的努力下，還是為沖破阻力建立企業摸索出一些政策，並得到清廷的認可。這些政策主要是：一、允許採用「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方式創辦民用企業。官督商辦固然使這些新式工業隸屬於封建政府之下，並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它巧取豪奪，但在中國民用工業起步之際有利於抵制外資企業的競爭和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阻撓、反對。二、允許採用股份制，廣泛向民間募集資本。這在當時顯然是移植西方企業制度的大膽舉動。它不僅有利於清王朝解決創辦民用工業的資金，而且使股東對企業有了相當多的支配權。不少企業成立股東會或董事會，制定辦事章程，強調投資者的利益和權力並得到官方批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投資者的積極性。三、允許企業「照買賣常規」經營，擴大商品市場，增加企業盈利。這里最重要的是，不少企業通過推行這一規定，力圖摒棄封建官府的干預和官場腐朽風習的浸染，使企業按價值規律經營，以利於生存和發展。四、鼓勵與洋商競爭。曾對一些由洋務派頭面人物控制的大企業先後給予過墊借官款、獨享生產某種產品或經營某種事業的權力、減少關稅等措施，便於其與洋商競爭。五、在一定領域允許商辦機器工業存在。幾乎在官方倡辦官督商辦企業的同時，民間興辦的機器繅絲、糧油加工、火柴、印刷等商辦企業開始出現。這顯然是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企業。清廷在不觸犯自身權益的前提下大體採取了默認態度，但對有些企業的興辦則一再阻止，如內河輪船航運業。此外，興辦各類學校、培育新式人才、聘用外國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仍在延續和發展。這一系列舉措，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民用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應當指出的是，由於清廷內部矛盾的增長和摩擦的加劇，上述措施遠不如軍事工業得力。更為重要的是，對於發展民用工業乃至洋務運動的一些重大提議則長期不置可否。例如，同治末年海防之議時，一些有遠見的官員已經將創辦海軍、修築鐵路、改革科舉等重大舉措提到議事日程，然而清廷權衡利弊除支持沿海各地分散創辦海軍外，其它均擱置不辦，嚴重阻礙著近代化進程。

光緒繼位後，晚清政局出現新的變化。思想守舊、對慈禧愚忠的光緒帝生父奕譞的地位日見提高；與洋務派長期有歧異的清流派作用日見增大；湘淮系之間的矛盾往往被清廷利用作為搞政治平衡的砝碼。奕欣及長期依附他的洋務派官員進一步受到壓抑。各派政治勢力的明爭暗鬥日益加劇。中法戰爭中，慈禧遂借前線失利之機，一舉罷黜軍機處全部大臣、改組總理衙門，將奕欣等人逐出政壇。第二年（1885年）增設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或「海署」）。這次機構調整打破了以往由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共同指導洋務運動的舊格局，使清廷在指導洋務運動的機構上一分為三：以禮親王世鐸領銜、由醇親王奕譞參與機要的軍機處為中樞，統籌全局；以醇親王奕譞為首並由奕劻和李鴻章等組成的海軍衙門承擔海防近代化及修築鐵路、冶煉鋼鐵等事務；以慶郡王奕劻為首的總理衙門仍擔負原職。不過，由於奕劻不是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地位與權勢已明顯下降。奕劻曾在當時上疏，力陳軍機大臣不兼總署之弊，列舉「上下之情易隔」；「中外之隙易生」；「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膜」；「署臣辦洋務必至曠官」；「衙門之體制頓改」；「章京之鼓勵倍難」六大弊端〔6〕， 但慈禧不為所動，並傳旨申飭。海軍衙門的設立自然是為加強海防，但該衙門大臣的任命則是這次政爭的結果。不過，經過實際參政的磨練、特別是中法戰爭的刺激，奕譞的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為了光緒帝和大清國的前途，他力主加強海防、大練海軍，並很快將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吸引到他一邊。海軍衙門設立初期仰仗慈禧的信任顯示了空前的魄力，確定了以發展北洋海軍為重點的海防政策，並在組織領導、財力、物力諸方面予以保證，又制定出《北洋海軍章程》，使北洋海軍迅速成軍。不久，它又成功地擊潰了頑固派長期以來反對、阻撓修築鐵路的猖狂進攻，使清廷終於肯定了修路之舉；還以很大的魄力支持籌辦大型鋼鐵企業。這一時期的洋務運動則明顯表現出以海防建設為中心，使海軍及與之有關的鐵路、礦山、鋼鐵等門類有了較大發展，對其它方面的指導則相對不足。1891年，奕譞去世，以海軍建設為中心的洋務運動也跌入低谷。1894年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戰敗。不久，海軍衙門也被裁撤。

從以上簡要記述可以明顯看出，晚清統治集團在機構設置、人員安排和政策的制定、執行方面還是為洋務運動的發展、近代化事業的開辦提供了一個雖非理想但又能得到一定發展的政治環境。對此，值得重視與探討。但是，更要看到這個環境又是極不充分、極其有限的，隨著政治局面的惡化，越來越阻礙乃至窒息它的發展。

三

晚清統治集團終歸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政權。盡管社會朝野越來越多的官紳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寄希望於清政權推進改革、學習西方、借法自強，但是它卻不能隨著近代化的發展始終站在前沿實施有力的指導。近三十餘年政局變化的結果，越來越不利於洋務運動。它表現在對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和海防近代化建設作了三次較大推動之後都相繼跌入低谷，無力推動它們持續發展而日趨衰朽，最終斷送了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也斷送了清王朝自身。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從晚清統治集團本身來講，主要是它素質低下、內爭不已和日趨腐敗。

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權的代表，晚清統治集團缺乏高瞻遠矚、奮起自強、力求擺脫半殖民地國家地位的氣魄和識力，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政策、措施。對外，它雖然表示要通過執行「外敦信睦」、「隱示羈縻」〔7〕的方針，利用暫時緩和的國際環境實現自強， 也講過一些要報仇雪恥的話並有過一些舉措，但實際上一貫對列強唯唯諾諾，缺乏自信心，患有軟骨病。對內，並沒有真正將洋務運動作為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沒有作為長期、穩定的國策傾注全國之智力、物力和財力拚死力爭，而是將洋務運動作為了權宜之計。在軍事工業和國防建設方面，缺乏明確的目標，甚至對日本的迅速崛起也視而不見，不能採取相應措施迎頭趕上，而是列強打來了就重視，不打就放鬆。呈現不打不動，甚至打也難動的局面。在民用工業方面缺乏應有重視，一直沒有形成從整體上扶持和獎勵其發展的政策，也沒有一個專門的指導結構，而往往將民用工業作為軍事工業的附庸或成為官方榨取資金的對象。在改變人們知識結構、培養新式人才方面，一直受舊意識形態和科舉制度的束縛。對此，清廷則無意改變。這種狀況，充分反映了晚清統治集團素質低下，缺乏民族責任感和時代緊迫感，根本不具備領導近代化的能力。

晚清政局變化的趨勢是，逐步建立了以慈禧為中心的專制體制。慈禧文化素質不高，充其量初通文墨，根本不知近代化為何物。自辛酉政變上台後，她最關心、傾注最大精力的是建立個人專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她挖空心思、不擇手段施展權術，千方百計培植羽翼，排斥異己，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內耗不斷，政爭不已。在中央，她為了削弱、排斥奕欣勢力，相繼於同治四年、十三年和光緒十年一次又一次掀起政潮，最終將奕欣趕下政壇。對各派政治勢力，包括洋務派、頑固派乃至洋務派內的湘淮系官員，則極力搞平衡，恩威並施，防範與利用並舉，防止某一方權勢過大，以成尾大不掉之勢。在這種政治局面下，各級官員長期處於相互猜忌、對立乃至爭斗之中。晚清統治集團的主要精力和時間用於「內戰」、耗於「內戰」，洋務運動只能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慈禧是最高決策者。在洋務運動時期，沒有見她提出過一件推動近代化的方案；對臣下方案批准與否又往往和宮廷斗爭糾纏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斗爭的需要，致使對洋務運動發展有重大作用的一些建議，往往一再遭到阻難而被擱置。在總署、海署等中央機構及各地主持洋務的官員，雖然對推進洋務運動有一定積極性，但處於這種政治漩渦中，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受到重重阻抑，時時事事要看慈禧的臉色行事。只要清廷不點頭，他們不會輕舉妄動，甚至閉口不言。忠君高於近代化。這是他們混跡官場爭取高官顯貴的基本信條。敢於在下邊發發牢騷已屬膽大妄為。這種布滿荊棘與陷阱，令人窒息的政治環境，造成一般官員都膽小怕事，使洋務運動缺乏了必要的活力。

晚清政局變化的又一趨勢是，日益嚴重、不可遏制的腐敗。這是斷送近代化、使民族無以自強的重大因素。官場黑暗、吏治敗壞本是封建專制時代的固疾宿弊。連綿不斷的人民起義、特別是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人民起義雖然空前掃盪了這些污泥濁水，但是封建統治集團在鎮壓了這些起義之後，立即故態復萌，因循苟且、爭名逐利、追求享受之風愈演愈盛。盡管列強環伺，壓迫日甚；社會矛盾相當激化，但封建統治集團卻日趨陷入醉生夢死之中，大難將臨而不知醒悟。即以慈禧而言，湘軍剛剛攻陷南京，她就認為大功告成，從此日趨講求享受。她曾多次縱容和支持同治帝在財務非常窘迫的情況下不惜耗費巨資大興土木，以使其頤養天年。搞近代化可以因沒錢而停滯，為享受修園林則千方百計大肆搜刮，以至引起重臣群起反對而不顧。她自己雖然沒有提出過一件推動近代化的方案，但卻一次又一次親自審查和描繪重修宮廷園林的藍圖。最高統治者尚且置國事於不顧，以國事服從一己之私慾，不能不使忠心謀國者為之心寒，有遠見卓識者聞而緘口，其政風則每況愈下。不少官員視官場如市場，結黨營私、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他們不是將興辦洋務企業、事業作為自強禦侮的根基，而是作為淘金、市榮、陞官、邀寵的階梯。例如，不少企業管理機構如同政府衙門，懂技術精管理的人才不多，投機鑽營、掛名分肥者不少，在采購、生產、銷售各個環節上營私舞弊，造成產品成本高昂、質量低下，致使不少企業難以維持。在這種腐朽政風下，想建立強大海軍和國防，建立先進的工業體系，只能是痴人說夢。李鴻章晚年曾形象地評價洋務運動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露，不可收拾」〔8〕。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主將。 他的言論不排除有推卸責任之嫌，但究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腐朽的晚清政局對洋務運動的侵蝕與破壞。

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瘋狂東侵的時代，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面臨兩種歷史選擇：一種是奮起「自強」，積極創造條件擺脫半殖民地處境，使民族得以獨立富強，如日本近代所走過的道路；另一種是在列強侵略、欺侮下，日益軟弱，呈現出聽之任之、無可奈何的狀態，最終淪為殖民地，印度即為一例。中國晚清統治集團在這兩種選擇中，雖然具有爭取第一種前途的願望，上上下下搞了近三十年洋務運動，但卻由於自身軟弱、腐朽與無能而無法達到自強，最終陷入半殖民地深淵。這是一條沉痛的教訓。

② 清朝政治制度的沿革

參見詞條：八旗制度 努爾哈赤建立起後金國以後，實行的是軍民合一的八旗制度，政治權力集中於王公貴族，重大決策由貴族共同討論決定。
當時滿族處於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之際，尚存有濃厚的奴隸主貴族軍事民主的習俗。後金的軍國大事，都由諸貝勒等人共議裁決。諸貝勒大都是努爾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貴族。
努爾哈赤以後金國汗的身份也制訂和頒行了相應的法律。他設立了理國政聽訟大臣五員，都堂十員。對於各旗上交而來的案件，先由都堂審理，次達五大臣鞫問，再達諸王貝勒，對一些重大的案件，還要由努爾哈赤親自聽訟判決。努爾哈赤既是後金國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執法官。 參見詞條：議政王大臣會議 努爾哈赤去世後，其第八子皇太極繼承汗位。皇太極在位期間，積極仿效明朝政治制度，極力擴大後金國的封建統治基礎，積極促進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一再打擊八旗貴族分權勢力，確立和鞏固了王權。
天聰三年（1629年）農歷四月，皇太極設立文館，命儒臣記注滿洲政事。
天聰五年（1631年）農歷七月，仿明朝制度設立六部（吏、戶、禮、兵、刑、工 ），各部長官稱尚書，副長官稱侍郎，試圖逐漸削弱滿洲貴族權力。
天聰十年（1636年）農歷三月，改文館為內國史、內秘書、內弘文三院（簡稱內三院），各置大學生、承政、理事官等員。
當時雖然還保留著由諸貝勒兼領部務的規定，但各部之下設的承政、參政、啟心郎等職官，卻已經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別由滿、漢、蒙的官員充任了。到崇德元年（公元1636 年）建立都察院的時候，就沒有再沿用由貝勒兼管的辦法。都察院是管監察事務的，其監察的范圍不但包括文武百宮，還包括貝勒大臣驕肆慢上者。明文規定並保障職司監察的部門和官員有權奏彈貝勒等高級貴族，這在滿族政治史上是首見的。從各方面壓抑和約束滿洲權貴，因都察院的設置而進一步制度化了。
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極將原來的旗主貝勒封王，並令除八旗固山額真繼續兼議政大臣外﹐每旗另設議政大臣三員，在清代歷史上正式出現了「議政大臣」的職名。皇太極有意識地抑裁大貝勒們的權力，並逐步提高議政大臣們的地位。此後，清王朝宗室貴族中的王與八旗固山額真﹑議政大臣共同議政的形式，即稱為「議政王大臣會議」。「議政」是一種正式的職銜，代表著一定的權力和地位，必須經過皇帝的任命。同樣，在必要時，皇帝也可以撤銷某一貴族及大臣的「議政」資格。
崇德三年（1638 年），皇太極在原蒙古衙門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理藩院，專門負責管理蒙古及其他藩屬事務。
在集中軍政權力的同時，皇太極還陸續仿照明朝的模式，創建了一系列封建型的國家機關，進一步吸收和採用明朝的法律，開科舉，重用漢官和漢族知識分子。 參見詞條：愛新覺羅·福臨 清朝皇帝試圖實行中央集權的努力主要集中於清朝前期。
清朝的六部尚書，在順治繼位前均由滿族人擔任，順治元年（1644年）規定尚書及侍郎滿、漢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並立的中央行政機構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國子監、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內務府、都察院。清朝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別，不在十八級以內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別上附於從九品。
順治七年（1650年），順治皇帝對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由自己親自掌握正黃、鑲黃、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變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時加強上三旗的實力，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有所削弱。
順治十五年（1658 年）農歷七月，清朝將內三院更名內閣，軍國機要，綜歸內閣。規定內閣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等組成，其成員多由新建立的翰林院官員兼充，大學士分兼殿閣銜（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到乾隆時除去中和殿，增補體仁閣，以三殿三閣為大學士銜，遂為定製），還可兼任六部的尚書或侍郎，其工作內容和辦事程序，大體上仿照明朝的制度。
清朝的內閣一直只能辦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雖然工作量也是很大的），從來沒有掌管過重大的機密重務。因為，清王朝一直就設置有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機要辦事部門和內閣同時存在，不容內閣插手。清初的機要事件都由議政王大臣議奏，內閣大學士不擔任議政大臣的根本無法與聞。 參見詞條：南書房、密折制度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設立南書房，又名南齋，抽調一些翰林官到南書房辦事，重要的諭旨都直接命南書房撰擬，南書房實際上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
從康熙開始，清朝推行了一種密折制度。密議奏摺是一種與由內閣、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徑遞送上來的題本、奏本並行，但在內容上和處理程序上特別注意保密的文件。康熙諭令全國的重要大臣，如領侍衛大臣、內閣大學士、尚書、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統、總兵、總督、巡撫等人，要求他們把職務內外，所知所聞，凡有關政治和社會經濟、民間輿論、官員動態等等都寫成密件報來，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宮門遞進，也可以送到南書房，有時也由南書房將批件發回。 參見詞條：軍機處 雍正七年（1729年），清軍在西北與蒙古族部落准噶爾激戰，雍正皇帝為及時處理軍報，由戶部設立軍需房，在宮內的隆宗門內辦公，在內閣挑選謹密可靠的中書、筆帖式等參加工作，以密辦軍需。
雍正十年（1732 年），頒發辦理軍機處鈐封印信，正式宣布此一重要輔政機關的存在，軍需房改稱軍機處。自此以後，軍機處便成為輔佐清朝皇帝工作的主要辦事部門，一直存在到清末改設內閣總理大臣時止，共存在了約180 年。
軍機大臣以內閣大學士及各部尚書、侍郎在軍機處行走，而逐漸吸收了內閣或部院的職權，其職掌范圍日益擴大，它不僅掌戎略，舉凡軍國大計，莫不總攬，於是逐漸取代了內閣的職權，國家威命所寄，不在內閣，而在軍機處。軍機大臣差不多每天都要朝見皇帝，報告和請示工作，諸如呈交遵照皇帝意圖起草的各種上諭草稿和轉達皇帝指示的廷案草稿、提出人事任免名單以及回答皇帝詢問的各種問題等等。這是當時清王朝中央最重要的領導工作方式之一。
自從雍正年間設立軍機處後，內閣權力雖然漸為軍機處所奪，但內閣承辦國家刑名錢谷等政務的工作，並未輕減。雖然建立了軍機處，正式奏章還是由內閣上報下達的，因為有內閣來處理極其大量的公開性的政務，才能保證軍機處不陷於一般公務中，可以更有效地輔佐皇帝處理好有關的機要性工作。
雍正在位期間，清朝開始在地方每省設巡撫（有的一省或幾省還設總督）。總督、巡撫的權力很大，掌握一省或幾省的軍政大權，但是由於清代有嚴密的監察體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權力雖大，但是一直效忠中央。
乾隆皇帝即位後服孝，安排數位「總理事務王大臣」進入軍機處，所以將軍機改名總理事務處。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復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製，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 乾隆執政晚期到嘉慶執政時期，清朝陸續爆發民變。嘉慶皇帝即位之初，湘黔苗民起義的烽火正旺，川楚陝三省白蓮教大起義的戰火又起。
嘉慶在位期間，內部戰亂頻仍，外部危機已現，清朝進入中衰時期。與內外社會矛盾激化相呼應的是清王朝國家統治能力的衰退。由於中央集權過度的發展制約了官吏的主動性，清朝舊有的政治機制在清朝中期進入衰退的過程，表現為官僚政治的極端腐敗，國家財政支付能力的喪失和軍備的極端廢弛。
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高度加強，嚴重影響到封建政治活動的有效開展，更衍生出政治權力的畸形轉移，就是大量地位低下而擁有巨大實際權力的胥吏書役階層的出現。真正應該管理行政活動的各級官員卻成了可有可無的擺設，也根本無法有所作為。
與此同時，濃厚的奴僕觀念也對封建士人的心靈產生重要的消極影響。清政權是從農奴制社會階段建立起來的，君臣之間、官吏上下級之間的主僕觀念被長期保留下來。盡管清初的最高統治階級並沒有在禮儀方面要求漢人官吏接受他們的奴僕觀念，但由於滿族貴族在權力上處於支配地位，因而在實際上，漢族官僚是服從這一觀念的。流行於各衙門的跪拜禮儀，在漢人題本和奏摺中「奴才」一詞的逐漸流行，都是這方面的體現。如乾隆嘉慶之際吏、禮等部，屬吏見官長就是由長揖而改為半跪禮儀的，因而禮部員外郎汪德鉞上書要求恢復舊制，認為它關系著士大夫的廉恥、氣節，甚而關系社稷是否鞏固，隨後才恢復舊制。
隨著清王朝的盛極而衰，吏治腐敗問題表現得更加突出。不僅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貪污問題呈現出普遍化、規模化、集團化等特點，而且整個封建官僚階層對國家政務活動的冷漠和麻木，一味追取安逸的生活，從而導致封建政治的極端廢弛，循疲沓作風形成。標志著清朝封建社會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全面腐朽。 清朝政治制度以鴉片戰爭為界限，呈現出了前後性質不同的大變化特點。
清朝前期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屬封建性；清朝後期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的封建統治者雖然在形式上照舊維持著清王朝的統治，但實質上已經喪失了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中國的工具，清政府的地位和性質開始改變，封建的政治制度已經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制度。
清朝後期，隨著社會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發生的急劇變化，新生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政治舞台，「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外來的近代政治斗爭目標開始深刻地沖擊原有政治制度，通過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改革和革命運動，西方的一些行政、法律、財政、軍事、教育、學校等新制度逐步地被引入到中國，使原有古老的封建政治制度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新變化。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後鎮壓了維新派的戊戌變法之後，很快引發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的暴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在國難加深的險境下，慈禧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和清王朝的世代威權，不得不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重新開啟變法，推行新政。清末在經濟、政治、軍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新政歷經10年多。
政治方面的變化，主要是改革官制，裁減冗員，整頓吏治，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而不觸動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例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年決定今後永遠停止「捐納實官」，即不許捐款交錢買官位，力求做到精兵簡政。同年設「督辦政務處」，作為推行新政的總指揮機關。隨即對政府各部門進行調整，陸續新設外務部、商部、巡警部、學部等。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對各部又進行大調整，分為留、改、並、增四類：保留的有軍機處、吏部、禮部、學部、外務部等；改名的有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改戶部為度支部，改兵部為陸軍部等；合並的有將太常寺（管宗廟社稷禮儀）、光祿寺（管祭祀所需物品）、鴻臚寺（鴻臚寺管接待賓客）歸並於禮部，將太僕寺（管車馬）、練兵處歸並於陸軍部；增設的有海軍部、郵傳部、資政院、審計院等。規定各部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即一個部長，兩個副部長）。地方官制也進行改革，各省督撫的軍權和財權都收歸中央政府，這種改革實際上是更加強了中央集權。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先後回國復命，痛陳利害懇請立憲。清廷遂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9月頒發上諭，宣布「仿行憲政。」晚清的政治體制終於發生現代性的變革。
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廢止。同年清朝滅亡。
晚清政治體制的變革，是中國社會發展和世界環境影響的產物，它既帶有其他後發現代化國家所共有的外發型特徵，更映現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歷史內涵與深厚底蘊；它不僅構成了中國早期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一環，更對此後數十年間中國政治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③ 晚清前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總結

土地制度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存在三種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國家（清皇朝）佔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和自耕農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絕對支配的地位，從而構成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這一基本特點，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封建土地關系不僅繼續得以保存，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日益結合起來。中國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個顯著特點是，除了封建官僚、軍閥兼並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貸者也參與了土地的兼並。一些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並者，他們當中不少原來就是由地主商人轉化而來的。他們在投資近代工業同時，也熱衷於對土地的投資。[23]
自然經濟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也是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的基礎。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從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一個時期，中國的自然經濟結構曾對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進行過頑強的抵抗。但是，這種抵抗只能延緩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在中國傾銷的增長和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特權，同時，由於東西海上交通條件的變化及產業革命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完成等，都加強了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對中國自然經濟的競爭力，從而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的進程。這種解體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外國機制棉紡織商品的傾銷，導致城鄉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而與農業分離；另一方面是外國資本加強對中國原料的掠奪，使中國農村商品生產迅速發展。

④ 談談19世紀60年代,清朝政局有哪些變動

最主要的嘛，咸豐皇帝駕崩，同治帝登基。咸豐帝臨終前安排八大臣輔政，慈禧太後連同恭親王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慈禧太後將近半個世紀的統治開始了。
同樣是在在19世紀60年代，由於外國列強的入侵，國內掀起了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漢族官僚走上了政治舞台。
總起來說，19世紀60年代算是中國激烈變盪的年代吧。

⑤ 清朝前後政治是怎樣變化的

清朝前:

1644年，中國有三個皇帝

公元1644年，也就是——
大明朝崇禎十七年
大清朝順治元年
大順朝永昌元年

紫禁城的黃昏

時間：1644年、大明崇禎十七年，元旦
地點：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這一年的元旦，皇帝朱由檢比平時更早就上朝了，除了近身侍衛和太監外，御座旁只有一個手執金吾的禮官站班，皇帝詫異地看了他一眼。

「啟奏萬歲，群臣因為沒聽到鍾鼓聲，以為聖駕還沒有出來，所以遲到了。」執金吾者躬身啟奏。

「那就立刻鳴鍾，開啟東西門讓他們馬上進來!」皇帝不悅地宣諭。

執金吾者下去傳旨，鍾聲響徹了紫禁城，文東武西列班進入的兩扇門也敞開了。但是等了一會，文武百官仍然不見一個進來。皇帝有點焦躁地對身邊的司禮太監說：「那就先去謁太廟，然後再回來受朝賀吧!」這是年年元旦例行的禮儀。

司禮監去到長安門外傳旨時，發現御駕外出所需的鑾輿駕馬和儀仗隊的一百多匹馬都還在御廄中，沒准備好。但是皇帝已經傳下諭旨要先去謁太廟，金口一出，怎能等待，於是，只好把長安門外文武朝臣所騎來的馬一齊驅趕到端午門里，打算暫時用以代替循馬。沒想到這些馬各有其主，而且完全沒受到訓練，嘶喊雜沓，跳躍不受羈勒。司禮監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回稟，為了皇上的安全，還是等一等吧!

這樣的情況是從來沒發生過的，既然如此，皇帝只好無奈地又改變了他的旨意——還是先受朝賀再謁太廟。他端坐在太和殿正中的御座上，第一次親眼目睹冠帶煌然的文武百官，在持續不斷的鍾聲中，從東西二門梭巡而入，倉皇跪拜，亂作一團。這是他繼承皇位十七年來所僅見的。

經過一番折騰，皇帝對於這看不出有絲毫喜氣的元旦日朝賀大典已經完全失去了耐心；接著，一陣突然而起的大風狂卷而來，黃沙撲面，天色昏暗，對面不見人，於是決定連太廟也不去了，宣諭退朝。滿懷心事，鬱郁不樂地在風沙中摸索著回到寢宮去。

他屏退了妃子和太監們，依照近年來每遇到拂逆時的慣例，沐浴更衣，焚香祝禱，虔誠地請求天上神佛降臨乩壇指示國事。

這就是1644年，大明崇禎十七年甲申，皇帝朱由檢所度過一生中最後一個元旦日的早晨。

從上面所說的經過，看起來似乎很不成體統，不像一個已經立國二百多年的王朝所應出現的狀況。但是，比起隔不到一百天後的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順軍前兒鋒已破京師外城時，皇帝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親手撞鍾而文武百官不見一人到來，要好多了。

相對的，再過三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大順王李自成攻佔北京，進駐紫禁城，崇禎皇帝朱由檢已在煤山自縊。同樣的這些文武百官，從前一晚就露立在長安門外，天色甫明，不待鍾響就爭先推擠蜂擁而前，要爭得首先朝賀新君的頭籌。由於人數太多，爭先恐後太過猴急，這一群侯王將相還被守門的闖王兵卒亂棍撲打。

短短不到一百天，紫禁城的皇宮中，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人物，出現如此不同的演出，這就是所謂的「改朝換代」。

東北方的一顆彗星

時間：1644年、大清順治元年，元旦
地點：大清國新建的都城沈陽皇宮崇政殿
天還沒亮，才剛滿六歲的小皇帝福臨還在半睡半醒之間，就被母親孝庄皇太後給叫起來，在宮女的圍繞下梳洗和更衣。雖然福臨在三個月之前就已經被擁戴為大清國的第二代皇帝，但今天是他當皇帝後的第一個元旦，有十分繁復而隆重的禮儀在等著他主持。

大清王朝的開國皇帝皇太極，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日晚「無疾而終」(以今天的說法應該是腦溢血或心肌梗塞)，在經過一番宮廷內的斗爭後，皇太極的第九個兒子福臨當上了皇帝，他的兩位叔叔多爾袞和濟爾哈朗成為輔政王。事實上，能征慣戰、實際掌控大部分兵權的「九王爺」多爾袞才是名副其實的「攝政王」。

元旦的早晨，小皇帝福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堂子」里去祭天和拜祖先。「詣堂子」是女真族特有的風俗，凡是出征或凱旋以及逢年節大事，都要由大汗(後金時稱謂)或皇帝(大清時稱謂)率領諸王、貝勒、大臣等到「堂子」行禮祭天。

經過一番折騰，小皇帝已經完全清醒了，他一邊穿戴，一邊聽著母親的仔細叮嚀，等一切都妥當了，才在叔父多爾袞和侍衛們的族擁下，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去「堂子」拜天和祭祀祖宗。接下來就是接受諸王大臣和外藩使節(也不過是蒙古與朝鮮而已)的朝賀。至於一年一度的上表祝賀和進獻貢物都免了，連例行的集體筵宴也停辦了。

今年清朝的元旦如此冷清和明朝的凄涼完全不同。明朝是因為李自成的大軍已愈來愈逼近京城，情勢日益危殆；而清朝則是由於開國之君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甫於三個多月前駕崩，朝野思念之情猶深，哀戚之情未減所致。皇太極繼父親努爾哈赤之後更開新局，把一個小小的後金汗國擴展成為一個和大明王朝分庭抗禮的大清王朝，再加上朝鮮受降，蒙古來歸，臨終前松錦一戰更掃除了入關征明的障礙。這一切，都給人們留有濃郁的去思，自然不可能在新喪之際為了元旦而大肆鋪張。
過去的一年多里，明清之間的戰斗略有進退，但總的來說，卻是清的贏面多。一場決定性的「松錦之戰」，不但把明朝在萬難中悉索幣賦的十餘萬大軍和數十百萬糧餉全部搞光，連總督洪承疇、大將祖大壽等僅有的能臣勇將都投降了大清王朝(這些降將後來隨清軍入關南下，在定鼎中原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錦州、松山、塔山和杏山四個軍事重鎮，全為清軍所破，明朝在關外的遼闊土地上，只剩下了距山海關不過二百里的寧遠一座孤城了。

前幾年，被稱為「流寇」的李自成、張獻忠等反明民間武力還在國內腹地四處流竄時，大明朝廷里從皇帝到群臣都以為不過是癬疥之疾，要集中全力對付的是東北關外已經立國稱帝，而且多次闖入關內燒殺搶擄威脅京城的大清國。因此在戰略上採取的是「先攘外然後安內」。沒想到「攘外」既連番挫敗，而內部被稱為「流寇」的民間反抗武力則日益壯大，攻城掠地，已有烽火燎原之勢。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下，政策急轉彎，決定「攘外必先安內」。

明朝的君臣們以為清國去年八月剛有大喪，內部又有皇位之爭，短時期不致對明朝有大動作；而李自成則從去年正月連續攻佔湖北的襄陽、荊州、懷安等地，然後北上河南，破洛陽，入潼關，取道陝西商洛地區，在十一月十一日佔領了古都西安。明朝可以用來對付所謂「流寇」的惟一王牌陝西總督孫傳庭所統率的精銳全數被殲。整個情勢已經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於是決定改用對清採取守勢，爭取和議；對「流寇」則全力圍剿的「攘外必先安內」對策。

因此，崇禎皇帝頒下詔旨，命令吳三桂立即率領所屬軍馬以及寧遠的百姓全部撤到山海關以內。易言之，也就是整個放棄關外這一大片土地。

由於清朝對於關內明朝廷與「流寇」之間互動情勢的急劇變化未能掌握，既不知道李自成等反明武力的動態和發展，也沒有體察到明朝的外境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因此在「入關伐明」的這一大戰略上還沒有具體的規劃，更沒有想到一粒熟透的果實已經快掉到自己的嘴裡來了!

這就是為什麼大清順治元年的元旦竟然如此平靜、冷清的緣故。

西北刮來的狂風沙

時間：1644年、大順朝永昌元年，元旦
地點：西安古都秦王府
當前一年的十月，李自成佔領了古都西安後，在持續的攻擊中，輕易地取得了大明江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大明王朝明顯呈現了土崩瓦解之勢；李自成當仁不讓想取而代之。

這一年元旦，李自成正式在西安成立他的新政權，建國大順，改元永昌，自己也改名為李自「晟」，並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為新順王府，發動大量民夫修整長安城，把城牆加高加厚，壕塹加深加寬，比原來更加壯麗。這時，按照軍冊所載，大順皇帝李自成已擁有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的確有實力可以立國稱帝，與大明和大清分庭抗禮，鼎足而立了。

李自成是在1630年離開家鄉米脂縣，參加所謂「流寇」的反明武力。經過十四年的時間，當他再回到故鄉時，已是與大明王朝分庭抗禮的大順國王。古人曾說過：

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

李自成也未能免谷。但他有更深刻的感受。

兩年前，大明朝廷將他的祖塋掘毀，為的是傳說他家的祖墳埋在「龍脈」上，將要取代大明江山。因此他在戎馬倥傯中一定要回來了解究竟，以便修復原狀。於是他召集當地父老集議，精選工役，完全按照原來的地形、地貌和地脈形勢，甚至坡坎樹木，一切都要恢復原狀，不能有半點差錯。墓地竣工後，舉行了一次隆重的祀典，才返回延安，並且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

這一年的正月里，北京城還發生了一件怪事。

帝都北京，每年都要熱熱鬧鬧地過元宵節。從正月初八開始燃燈，一直要鬧到十八日止，一共十天，九門不閉，燈火通明，金鼓震天，遊人如織。

每天從外地進城的民眾以千百計，都說是進京城來「鬧元宵」的。三五天後有守門的官兵感到奇怪，為什麼每天進城那麼多人而第二天卻沒幾個出城的?

等過了三個月，當李自城大軍兵臨北京城下時，不但守城的官兵大多不加抵抗，城內且有數千百人鼓噪開城接應。原來正月鬧元宵進城的那些人正是大順軍的前鋒，他們帶了不少的金銀，入城以後，大量收買守城將士。因此，官兵不但不盤查他們，更掩護他們在大順軍攻城時作內應。三月十九日北京城如此輕易失守，這也是原因之一。

這就是——
公元1644年
也就是——
大明朝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六年的最末一年
大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大順朝建立的一年，也是滅亡的一年

雖然大明朝連續出了三個爛皇帝，政治、軍事、經濟都連續爛了六七十年；

雖然長城外的女真族在遼東地區連續擾攘了近三十年；

雖然大順軍在廣大中原和西北地區已經竄擾了十幾年；

但是，直到這一年——1644年，才真正到了決定性的關鍵時刻。

這一年頭一百天里，大順軍兵不血刃攻下了大明朝帝都——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身亡。大清軍得到明朝驍將吳三桂邀請，在山海關一戰後，把登基才一天的大順朝皇帝李自成趕出北京城；六歲的小皇帝福臨輕而易舉登上了紫禁城中元、明兩代二十四個皇帝坐過的寶座，開創了歷時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

這就是1644年，一個天翻地覆的年代

清朝後:

1911年10月（宣統三年八月）武昌起義爆發，漢陽、漢口相繼被革命軍攻佔。載灃被迫重新啟用袁世凱，於10月27日任欽差大臣，節制湖北前線陸海軍。11月1日又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指揮北洋軍攻佔漢口後，即進京組閣，並迫使攝政王載灃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軍政大權。他又命令北洋軍攻佔漢陽，迫使革命黨人接受了停戰議和的建議。12月，派唐紹儀南下與革命黨人談判。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堅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凱宣誓效忠共和，作為選他當大總統的先決條件。於是，袁世凱借革命黨人的聲勢，逼迫宣統帝於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臨時政府保證：「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1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辭職，參議院一致選舉袁世凱繼任，並議決請他到南京就職。但他以北京發生「兵變」為由，拒絕南下。參議院不得不允許他在北京就職。
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並試圖組織政黨內閣，以對袁的權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國民黨視為實行集權的最大障礙，策動北洋軍警干涉政治，逼迫國民黨人退出內閣，裁減南方各省的革命軍隊，派人刺殺國民黨的領導人宋教仁（刺宋史學界尚有爭議）。同時，拉攏以梁啟超為首的清末立憲派，資助他們組成進步黨，以此來與國民黨人對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國的有力支持，從五國銀行團獲得兩千五百萬英鎊借款。經過一系列的准備，袁世凱於1913年7月派北洋軍南下，鎮壓了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勢力伸向長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凱派軍警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並取得列強的正式承認。接著，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另行召集政治會議和約法會議，作為獨裁統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廢除《臨時約法》；撤銷國務院，成立政事堂和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通過這次改組，迫使支持過他的進步黨人退出政府，剝奪了段祺瑞等人的軍權，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他不僅可以終身連任總統，還可以指定繼承人。
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建立中華帝國，並改元洪憲。但是，袁世凱的稱帝舉措並沒有得到廣泛支持。不僅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堅決反對帝制，北洋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等也深為不滿。帝國主義列強亦不斷對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貴州、廣西相繼響應。北洋派內部危機四伏。袁世凱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年號，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支持他繼續擔任大總統。但起義各省不承認他有再做總統的資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軍政實權。廣東、浙江、陝西、湖南、四川紛紛通電宣告獨立或與袁世凱個人斷絕關系。5月下旬憂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卒於舉國聲討聲中，時年57歲。同年8月24日正式歸葬於河南安陽。

⑥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哪些變革

網路：
晚清（1840年—1912年），是清朝統治的晚期，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年）開啟了晚清時期，清朝統治力量開始衰落，西方列強迫使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武力獲得在華利益。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得清朝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
晚清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入侵進一步深化，封建統治者賴以統治的農村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同時伴隨著列強在華設廠和洋務運動的發展，中國出現了民族資本主義。面臨國內外的雙重壓力，清朝統治之下的各階級開始了反抗和探索，農民階級發起了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嚴重打擊了清王朝和西方列強的勢力。同時，晚清時期的文化可發生了轉變，開始沖破封建主義的束縛，向西方學習的一步步探索。
清朝在抵抗外侮與內憂的同時，也一直處於改革派與守舊派拉鋸的局面。在列強入侵的同時西方科學與文化亦引入中國，讓清朝發起一連串的改革與革命，如洋務運動，促使中國文化的成長與革新。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擊，並使列強瓜分中國。而維新運動隨守舊派的抵制而告終。在義和團排外失敗、引來八國聯軍後，清廷也推動清末新政，雖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內容讓許多知識分子失望，轉而支持革命，近300年江山氣數殆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風暴席捲全國，清朝統治迅速崩潰，次年2月12日宣統帝溥儀被迫頒布退位詔書，結束了清政府自1644年入關以來268年的統治。

⑦ 近代中國政府的變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建立中華民國，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一次實踐。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定都南京，以五色旗為國旗。
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宣布退位詔書，清朝覆滅。同年3月，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
1919年，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五四運動爆發，是一次徹底反帝反封的革命運動，也大大促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馬克思研究專號》，隨後一批先進中國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周恩來也在其中。他們開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並建立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後轉移到嘉興南湖。大會通過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書記。
1923年，中共三大通過國共合作的決定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主持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標志國共兩黨合作形成。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18日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與汪精衛任主席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7月15日，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1921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第一槍……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選舉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5年1月，遵義會議肯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主張；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