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主義如何在中國崛起

A. 什麼是消費主義美術

1．消費主義的概念

消費主義（consumerism）一詞通常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強調消費者權利的消費者主權運動，有時也譯為「消費者主權主義」；另一種意思是指缺乏批判意識地沉迷於消費。本文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消費主義的概念。對消費主義的含義，有多角度、多層次的不同解釋。一種認為它是一種行為實踐，是指一個物品消費日益增長的事實或實踐。另一種認為它是來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教義，即把盡可能多的佔有和消費物質產品作為其個人自我滿足和快樂的第一位要求（威斯特夫，1978）。

可以肯定地說，在本文中，消費主義是一個貶義詞，指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動人們的消費激情，刺激人的購買慾望（黃平，1997）。消費主義不在於僅僅滿足「需要」（need），而在於不斷追求難以徹底滿足的「慾望」（desire），消費主義思潮代表了一種意義的空虛狀態以及不斷膨脹的慾望。

2．消費主義的成因

縱觀人類消費史，幾千年來人類社會對節儉消費一直信奉不疑，節儉消費在消費思想史上占據著統治地位。然而僅僅在短短幾十年之內，不僅在發達國家，而且在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許多人就將之棄若敝履，轉而奉消費主義為消費之圭臬，這實在是一種發人深省的思想突變。那麼，消費主義何以會產生於發達國家，又迅速滲透擴散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呢?

筆者認為，消費主義在發達國家產生和發展並繼而在全球流行開來，可從如下方面找到原因。

（1）經濟因素。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有了迅速增長，由此使社會財富大量增加。這使許多人都以為，社會財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於是，一種主張人們可以任意佔有和消耗財富的消費主義思想便產生出來，並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產生了日益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腰包鼓了起來，這成為消費主義在中國流行開來的物質基礎。

（2）政策因素。隨著凱恩斯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鼓勵和刺激消費的經濟政策就相繼出台。有了來自國家政策的鼓勵和推動，消費主義就有了更為適宜生存發展的環境和土壤。在我國，為拉動內需，也一度有刺激消費的政策出台。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些政策被誤讀為消費主義甚至浪費的依據。

（3）哲學因素。消費主義的滋生蔓延，還與西方哲學思想有密切聯系。西方哲學在發軔之初就與東方哲學大異其趣。在西方哲學看來，人是一種真正的「理性動物」，人類的使命就是以其體力和智力了解世界，進而征服和控制世界，成為自然萬物的主宰，並使其為人類服務。這種哲學思想，不是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看作是一種和睦相處、互助互利的朋友關系，而是看作一種征服與被征服，剝奪與被剝奪的對立關系。表現在消費領域，它主張人類有權無限地佔有和揮霍物質財富，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感官需求。所以，西方哲學思想是消費主義的理論基礎。有了這一指導思想，消費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4）市場因素。銷售分析家維克特·勒博宣稱：「我們龐大而多產的經濟……要求我們使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求我們把購買和使用貨物變成宗教儀式，要求我們從中尋找我們的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我們需要消費東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燒掉、穿壞、更換或扔掉」。許多人對勒博的號召做出了反應——也可以說，是生產商和銷售商在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我們面前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數據是，2004年國內市場手機換機周期是18個月，2005年5月份的調查顯示，該周期已經縮短到1年。

（5）心態因素。暴富者心態在當前國人心態中表現地比較明顯。剛剛富起來的人們對財富還沒有樹立起正確恰當的觀念，表現欲強烈，這也為消費主義的流行提供了合適的土壤。

二、城鄉青少年中均表現出明顯的消費主義傾向

本文的核心觀點之一是，在21世紀初的中國，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的青少年中均表現出明顯的消費主義傾向。判斷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形成和出現的標准主要有二：一是青少年是否存在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高消費生活方式的普遍追求；二是對符號象徵價值的消費是否正在成為青少年的主要消費選擇。

1．青少年中的高消費現象

對於不少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人來說，兜兒里揣著張用來透支的信用卡似乎已成為很平常的事情。「花明天的錢」逐漸成為許多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零點調查公司2005年4月完成的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在職場新人群體中，人均個人支出為1180元/月，高於成熟員工群體（1082元/月）。該調查使用多階段隨機抽樣方式，對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太原、長沙、武漢、沈陽、西安9城市的3515名常住居民進行了入戶訪問，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該調查顯示，這一青年群體中對筆記本電腦的計劃購買率為28.2%，是城市居民群體（8.7%）的3倍多，還有27.5%的職場新人計劃購買數碼相機。超出自己承受的能力的高消費的消費價值觀，使他們很快成「負翁」和「月光公主」（每月收入花光的意思）。

由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完成的《中國大學生消費與生活形態研究報告2004）》顯示，當前我國大學生每年的平均消費額約為1萬元。而根據2003年國家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847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622元。大學生的年平均消費額已經遠遠高出了同期中國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該《報告》顯示，除了正常的學費等支出外，大學生的支出結構中，還包括了情感支出、培訓支出、旅遊支出、網路通訊支出、數碼支出、化妝品支出等多個種類。大學生中60%的受訪者擁有手機。我們取其一點進行分析。據2005年6月11日《重慶晚報》報道，500名大學生兩年間欠下70餘萬元話費。平均一人一年就欠下700多元。再加上兩年間交的部分話費，這些大學生一年光手機話費得多少錢？

少年兒童的消費觀念是怎樣的呢？在分析少年兒童的消費觀念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其消費狀況。有諸多研究表明，在中國城鄉的許多家庭中，少年兒童日漸成為消費的重心。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1999年在京、津、滬三大城市所做的調查表明，超過85%的家庭兒童實際平均月消費超過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一個小孩的消費超過一個大人的消費。零花錢是孩子們自主支配消費的一種重要形式。據2004年3月4日《新聞晨報》報道，根據對中日韓越四國兒童的調查顯示，零花錢中國孩子最多。而我們的人均收入怎麼能與日韓相比呢？孩子們的消費不僅成為家庭消費的重心，而且在家庭消費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然而，少年兒童消費觀念中的消費主義傾向同樣令人憂慮。1998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向孩子學習」課題組研究後得出結論：今天的孩子令人憂慮的品質之一是「缺乏適度消費的觀念」。

在青少年高消費的行為前面，往往打著一個「發展」的幌子，這可能是當前青少年高消費現象的一個特點。為了讓孩子在所謂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家長們在對孩子的教育投入上不計血本。許多並不富裕的家庭為孩子購買了高檔鋼琴，並且花高價給孩子報了各種培訓班，花費了巨大的財力、物力，但投入與教育效益卻不成正比。《北京晚報》記者2005年6月對北京某中學家長的調查顯示，在高三一年家長用於孩子保健品、家教等的投入平均都在數千元。一位家長的說法或許頗有代表性：「自己再苦點，也不能讓孩子受委屈」。

2．青少年對具有符號象徵的價值消費時尚趨之若鶩

對消費主義行為和觀念進行判斷的重要標准就是消費者對符號象徵價值的消費態度。

消費已成為當代青少年自我表達與認同的主要方式。今年23歲的何萍是北京某外國語大學大四的學生，她現在正在用的手包LV櫻桃包是直接從巴黎買來的最新款式。「我男朋友給我買了很多包包。還有就是香水，我的很多同學也一樣。」她這樣說道，言語中充滿了自豪。何萍並非個案，而是一個群體的縮影。最近幾年，世界頂級品牌一下子對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市場表現出了驚人的興趣。全球奢侈品牌的流行口號是：到中國去！統計公司的調查數據給了這些頂級品牌最大的信心，根據高盛的一份統計報告，2004年中國頂級時尚品牌的消費額已佔到全球的12%。普拉達（prada）集團首席執行官Patrizio Bertelli預測，到2010年，中國消費者在頂級消費品上的花費將達到5000億元人民幣；5至10年內，中國的頂級時尚消費市場將超過日本。

據中國品牌戰略協會最新統計，目前大陸奢侈品消費人群已佔總人口的13%，約1.6億人。目前國際奢侈品品牌在中國市場的增長率超過80%，遠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10%左右的增長率。雖然頂級奢侈品的生產商盯準的都是頂尖人物，但中國的奢侈品市場的火速升溫，卻是被大批收入並不那麼頂尖的中國時尚人群哄熱的，他們對於頂級奢侈品的崇拜和不顧一切的追求，形成了頂級奢侈品大行其道的社會環境。這一群人並非富豪，但他們對頂級奢侈品的慾望卻往往超過富豪，他們平均月收入在5000至20000元之間。一項調查顯示，這群年齡在25至40歲的高學歷、高收入的人是中國奢侈品消費的大眾力量。他們經常在奢侈品打折時消費，而且熱衷於買一些頂級品牌的小配件，比如領帶、皮鞋、皮包等。女士則對化妝品、香水、時裝等更為鍾情。收入中高水平的人會靠這些品牌物品來暗示自己也有能力涉足高檔消費。

這正是消費主義傾向在中國蔓延的生動寫照。下面，我們通過多個實證研究的結果，來分析青少年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中符號象徵價值的重要性。符號象徵價值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對名牌消費的認同。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05年4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參與調查的1150名青年中，買東西時看重品牌的佔77.8%。只有1.8%的人表示不會受品牌的影響，另有20.4%的人態度模糊。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1998年9月進行的一項面對全國城市14-28歲青年的調查（有效樣本6534個）顯示，46.2%的青年「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就買名牌」，4.5%的青年要「努力多掙錢去買名牌」。該調查還顯示，一半城市青年認同或非常認同「能掙會花才是現代人」的觀點。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11月進行的「當代中國農村青年發展狀況調查」涉及全國45個縣，獲得有效樣本4099個，調查顯示，42.5%的農村青年對名牌消費的態度是「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就買」，10%的農村青年要「努力多掙錢去買」，另有超過4成（41.5%）的農村青年認同「能掙會花才是現代人」的觀點。

以上幾項調查還顯示，盡管大多數青少年名牌消費的主要動因還是出於對名牌質量的信任，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附加了更深的含義。如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05年4月完成的調查顯示，13.8%的青年認為名牌是身份的象徵。

我們知道，象徵性的品牌消費從其性質入手可以劃分為兩種符號表現形式。一是「示同」，二是「示異」。所謂「示同」，就是藉助消費來表現與自己所認同的某個社會層或小團體的相同、一致和統一。青少年時期對於同伴認同的心理需求是非常強烈的，表現在消費行為上的「示同」心態自然十分明顯。同學穿耐克鞋，我也要穿耐克鞋，別人有斯沃奇表，我也要戴斯沃奇表。示同性的時尚消費讓青少年獲得了一種「群體成員感」，就如同獲得了邁入「時髦社會圈」的入場券，從而擺脫了「落伍」的詬病。所謂「示異」，就是借消費顯示自己與別人的差異和不同。你剛用上3000元的手機，我卻早已用上5000元的甚至1萬元的，以此顯示我的與眾不同。時尚消費中的「示同」或「示異」的具體表現，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攀比性消費和炫耀性消費。對於自己達不到的消費水平不惜透支以達到，是謂「攀比」；對於消費品無休止的革新換代，總要站在時尚的潮頭，是謂「炫耀」。

消費主義傾向只在富裕階層的青少年中出現嗎？回答是否定的。經驗和以上的實證研究告訴我們，盡管不同經濟收入的家庭在消費水平和消費數量上差異很大，但他們在觀念上或在現實中所追求的消費以及追求這些消費的意義都是相似的，即不斷追求流行趨勢和豪華「享受」。陳昕1997年對京津兩地500多個案例的消費主義調查表明，不僅具有消費主義傾向的人達77.3%，而且不存在城鄉差別。

根據筆者對家鄉（山西南部農村）青年婚姻消費10多年的觀察，發現在這一青年人生重要關口的消費10年來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出了明顯的消費主義傾向。具體來說，上世紀90年代初期，當地農村青年娶媳婦的總共花銷平均約為8000至10000元，主要包括彩禮，傢具、電器置辦，酒席等費用，而最近兩年，這一數額竟然漲到了35000至45000元。問題是，10年來，當地農民的人均收入並沒有明顯的增長。所以，娶媳婦、成家立業現在是橫亘在許多農村青年面前的一道人生難題。但是，他們並沒有質疑這種現象的根源。一位20歲的男青年說：「我也知道結婚時買齊冰箱、摩托不一定有用，但大家都那樣，我要不辦齊了會被別人看不起的。」

三、消費主義思潮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影響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核心是使青少年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消費主義思潮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是由青少年的特徵和消費主義的特徵共同決定的。

1．消費行為是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途徑，消費主義為主導的大眾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越來越大

人的思想是其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交換行為或者說消費行為成為人們最基本的行為。今天的青少年從其孩提時代起，就生活在商品的汪洋大海中。消費對於青少年發展而言，不僅是單純地滿足吃、穿、用等基本的生活需要，更包含了他們在消費活動中進行的學習和道德塑造，以及通過自身的消費形成價值觀的作用。

時尚消費行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更大的影響。這是因為越是保守的人，越不願意追趕時尚，而在代際群體中，年輕的群體，由於更趨開放，更傾向趕時髦、講時尚。而年老的群體，則相對更保守，不容易為時尚所動。

消費本質上就是文化，因為消費及消費品均是表達意義的符號體系和象徵體系。消費主義在青少年中的擴散表明，支持這種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正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取得文化主導權地位。富裕從來不是奢靡的立法者，尤其不是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直接原因。只有文化才能為一種生活方式提供價值、觀念、知識以及道德上的合法性（陳昕，2003）。

在當今的新形勢下，大眾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設問：20世紀發生的大事很多。那麼，人類登上月球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哪一個對人類生活有更大的意義呢？前者是一件歷史性的大事，而後者卻是我們的生活點滴。只要想一想，當今世界上有數以十億計的青少年正在通過電視、電影、MTV、互聯網以及網路游戲等來認識生活，在其中形成有關美醜對錯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思考和確認自己與這個社會的關系，那麼，大眾文化與人類登月哪個更有意義不是不言自明嗎？但是，我們必須明確，大眾文化具有一種赤裸裸的商品性，它是消費主義思潮的絕好載體。大眾文化通過能夠大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的消費，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根本目標。這樣，傳統文化與經濟的界限模糊了，這使得大眾文化比起傳統文化形式，更容易走進普通大眾尤其是喜歡標新立異的青少年的生活中，從而對青少年實施深刻的影響。這就是消費主義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中作用日益加大的根本原因。

2．消費主義思潮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的危害

消費主義思潮的蔓延對新形勢下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具有多方面的危害。

消費主義思潮與我國的國情和主導道德觀嚴重不符。

消費主義導致人們在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的競相攀比、競爭和模仿，「大量生產」、「大量消費」使我國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環境和資源承受了巨大壓力。消費主義對時尚的無節制的追求導致了產品社會壽命的大大縮短，導致了大量能源的浪費和廢棄物的增加。面對一個半年內換了3部手機的時尚青年，你能說什麼呢？消費主義者注重包裝，導致商品包裝過度而實質降低，真成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市場上這樣的商品還少嗎？據有關部門統計，單是北京市場每年產生的近300萬噸垃圾中，各種商品的包裝物就約有83萬噸，其中60萬噸為可減少的過度包裝物。在全國每年的城市固體廢物中，包裝物佔到了30%。全國每年平均生產襯衫12億件，包裝盒用紙量就達到24萬噸，相當於砍掉了168萬棵碗口粗的樹。過度包裝對環保構成巨大威脅，同時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消費主義思潮導致的大量浪費與我國的國情嚴重不符。統計表明，我國人均佔有資源非常匱乏：我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21%，但石油儲量僅佔世界1.8%，天然氣儲量僅佔世界0.7%，鋁土礦諸量不足2%，銅礦儲量不足5%，我國人均淡水資源排在世界第88位，在我國44種最重要的礦產資源中20年內耗竭的有14種。把我國稱為一個「貧血」的國家，實在是恰當的。更為可怕的是，我國生產生活中的能耗大，浪費驚人。胡錦濤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人口多、人均資源佔有量少的國情不會改變，非再生性資源儲量和可用量不斷減少的趨勢不會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制約作用越來越大」，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節約資源的觀念。因為自然資源只有節約才能持久利用。要在全社會樹立節約資源的觀念，培育人人節約資源的社會風尚。而在真正達到節約資源，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除了必要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思想道德建設的加強，尤其是在青少年中加強節約教育，抵制消費主義思潮的侵襲。

在我國，起根本作用的主導價值觀是《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大力提倡的「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在這些道德規范中，「勤儉自強」佔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對於處在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更是如此。而要做到勤儉自強，除要加強學習，提高個人各方面的能力外，就是要堅決地抵制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弄清楚消費主義思潮對個人修養的危害，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在遵守公民基本行為准則的基礎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很明顯，消費主義思潮與我們社會所推崇的主導道德觀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

第二，消費主義思潮阻礙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

消費行為和消費意識的教育是一種生存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做人的教育。青少年中蔓延的消費主義傾向，已經帶來了一系列的消極反應，如貪圖享受，不能吃苦；講排場、愛慕虛榮；依賴性強、獨立性差等。這對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人格是非常不利的。

青少年要適應現代社會，必須具有健康的人格，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品質有能吃苦、務實、獨立等。經驗和研究都一再表明，在物質條件過分優裕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嬌氣、缺乏毅力，吃不了苦。因此，教育者尤其是父母應有意讓孩子吃點苦，再富也要苦苦孩子，是一種先進教育理念的表現。消費主義傾向容易使青少年形成愛慕虛榮的人格特徵，這與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實事求是、務實求真的精神是不相符的。愛慕虛榮的孩子往往不受同伴的歡迎，而且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比如現在假名牌泛濫就是虛榮心態的表現。沒有錢穿名牌，又愛面子，只能買件假的充門面。經濟條件好而又不知控制的家庭容易使青少年在高消費的環境下失去對金錢的准確感知，遇到問題和挫折時往往過多地依賴金錢去解決，從而缺少鍛煉自己獨立解決問題能力的機會。這些都不利於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消費主義不僅傷害沉溺其中的青少年自身，也會對同齡人造成傷害。比如大學里的貧困學生沒有錢參加同學的聚會和各種高消費的活動，就只能選擇主動和同學疏遠，這種現象叫做「自我排斥」，因為他們的消費水平沒有辦法達到社會平衡的要求。

第三，費主義思潮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消極腐朽思想滋生的溫床。

關於起源：http://www.gmw.cn/02blqs/2004-07/07/content_109338.htm

B. 消費主義最初定義

消費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普遍流行的一種社會道德現象，是指導和調節人們在消費方面的行動和關系的原則、思想、願望、情緒及相應的實踐的總稱。其社會大多數人的多數行為是追求體面的消費，渴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和消遣，並把這些當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價值。但其原則和方式仍只是消費主義大概念中的一個細分。消費主義是當今西方資產階級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領域中，因知識傳統對消費主義有不同的定義與詮釋，如綠色消費主義、消費者保護、消費者運動、消費者權益等等。消費主義對發展中國家有很大影響
消費主義來源
消費主義在發達國家產生和發展並繼而在全球流行開來，可從如下方面找到原因。
經濟因素
二次大戰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有了迅速增長，由此使社會財富大量增加。這使許多人都以為，社會財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於是，一種主張人們可以任意佔有和消耗財富的消費主義思想便產生出來，並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產生了日益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腰包鼓了起來，這成為消費主義在中國流行開來的物質基礎。
政策因素
隨著凱恩斯主義成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鼓勵和刺激消費的經濟政策就相繼出台。有了來自國家政策的鼓勵和推動，消費主義就有了更為適宜生存發展的環境和土壤。在我國，為拉動內需，也一度有刺激消費的政策出台。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有些政策被誤讀為消費主義甚至浪費的依據。
哲學因素
消費主義的滋生蔓延，還與西方哲學思想有密切聯系。西方哲學在發軔之初就與東方哲學大異其趣。在西方哲學看來，人是一種真正的「理性動物」，人類的使命就是以其體力和智力了解世界，進而征服和控制世界，成為自然萬物的主宰，並使其為人類服務。這種哲學思想，不是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看作是一種和睦相處、互助互利的朋友關系，而是看作一種征服與被征服，剝奪與被剝奪的對立關系。表現在消費領域，它主張人類有權無限地佔有和揮霍物質財富，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感官需求。所以，西方哲學思想是消費主義的理論基礎。有了這一指導思想，消費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市場因素
銷售分析家維克特·勒博宣稱：「我們龐大而多產的經濟……要求我們使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求我們把購買和使用貨物變成宗教儀式，要求我們從中尋找我們的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我們需要消費東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燒掉、穿壞、更換或扔掉」。許多人對勒博的號召做出了反應——也可以說，是生產商和銷售商在為消費主義推波助瀾。我們面前一個可以說明問題的數據是，2004年國內市場手機換機周期是18個月，2005年5月份的調查顯示，該周期已經縮短到1年。
心態因素
暴富者心態在當前國人心態中表現地比較明顯。剛剛富起來的人們對財富還沒有樹立起正確恰當的觀念，表現欲強烈，這也為消費主義的流行提供了合適的土壤。

C. 如何深入理解消費主義

現在這個社會上，有這么一種流行又愚蠢的論調，這種論調廣泛的分布於各種網路大V的雞湯文中，營銷號的洗腦文中。看起來說的很有道理，其實害人之極。而那些被這種論調洗腦的人，我深深地為他們感到可悲。

這種論調長什麼樣呢？你一定不陌生，隨便舉個例子：

寧願省半年的錢，買雙2000的鞋子，也不要每個月在淘寶買2雙200的鞋。買你承受范圍內最好的東西，而不是性價比最高的東西。---------摘自和菜頭的《寫給應屆畢業生的99條人生箴言》

首先讓我吐槽一下：哎喲，好牛逼的人生箴言啊，真是把老夫的卵子都笑飛了，這些所謂的人生箴言是和菜頭邊摳腳丫邊用屁股想出來的嗎？

好吧，我就是個窮逼學生狗。假如我為了裝逼強上了一台iphone7，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看了我的iphone7，的確可能會覺得這個人應該經濟條件還不錯，客觀上的確起到了看起來更有錢的裝逼效果。

可是，如果是了解我的人呢，假設是我室友，他肯定會嘲諷我:「哎喲，還買iphone呢？欠為父的錢什麼時候還?」

那麼這時候裝逼就起到了反作用了，所以我覺得正負相抵，裝逼功能起不到什麼作用。

所以說，如果你沒什麼錢的話，你為了裝逼而買貴的其實真沒什麼卵用。君不見我發小拿著2000多塊的工資，iphone、ipad、索尼大法的VR和PS4都配齊了呢？你確定他買這么多真的能裝逼嗎？假如我有個1000平米帶游泳池的別墅，我這時候揣著個499的紅米4A見朋友，你猜他們會怎麼覺得?是不是會覺得我是從不炫耀的低調土豪呢？

所以說啊，真的別為了裝逼強行超預算買貴的，買適合自己消費水平的就好了。有些人可能會反駁我了:貴的東西品質更好啊！用著更爽啊！為什麼我就不能買貴的呢？

我會這么回答:第一，你可以買貴的，只要你的能力能匹配這么貴的東西就行了。

第二，一般來講，貴的的確品質更好(oppo r9s一巴掌就把我臉打腫了)。

但因為邊際遞減效應的存在，對於多出來的那麼多錢來講，貴的比便宜的東西多的那點品質，是遠遠不值的。就比如說，紅米4九百塊，華為p10四千塊，你確定華為p10的品質要比紅米多3100塊嗎？(講道理，其中一批偷工減料p10快閃記憶體讀寫還和紅米4差不多)。

我們常常說的，一分錢一分貨，兩毛錢兩分貨就是這個道理。貴的的確比便宜的好，但是好的程度，是值不得多出來的價格的。

好了，分析了一通，最後讓我們總結一下:

1.消費主義是愚蠢的思想。

2.不要買超過你的消費水平的東西。沒錢就好好工作去掙錢了賣好的，別沒點本事還整天想著裝逼。

3.便宜不一定沒好貨，貴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4.商品具有邊際遞減效應，除了我提出的價格的邊際遞減效應，還有就是數量的邊際遞減效應。比如說我買兩個水杯，第二個給我帶來的幸福感提升，要遠遠比買第一個的時候帶給我的幸福感提升要小。

這里是逆鱗，一個夢想改變世界的鍵盤俠，來自心底的革命吶喊，只為驚醒少數人。微信公眾號：鍵盤俠改變世界

D. 消費主義是否適合中國

很適合，中國是一個出口大國，造了商品只能賣到外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國的老百姓有錢往銀行里存，不拿出來花，如果中國國內能將這一部分商品消化在國內，就有更多的商品去出口，這樣拉動國內經濟的兩個巨大的火車頭——內需和出口就能開足馬力的往前奔，一旦內需和出口開動起來，國家經濟就會飛速發展，巨大商品市場會吸收現在國內的剩餘勞動力，失業將會大為減少，勞動力的增加也帶來了居民收入水品的增加，這樣又反過來增加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同時，內需的增加將使得國家經濟的抗國際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加，比如這次的金融危機，由於現階段國家過度依賴出口，使得中國受到很大的影響。

呵呵，不過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假設，只有國家將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到老百姓不怕傷病了，不怕子女上學了，不怕房價高到買不起了，這些才能實現

E. 誰知道中國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許紀霖 原創| 2013-02-22 10:32 | 投票編輯推薦標簽： 中國 文明的崛起 文明國家 文化多元主義 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為全球最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GDP總量今年將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驚呼「中國世紀」的到來。.資深外交家吳建民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這一新變化世界沒有準備好，中國自己也沒有準備好」。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意義上的崛起？崛起後的中國還缺少什麼，她將走向何方？這些問題令西方人迷惑，中國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國崛起的歡呼聲中，我們需要的只是冷靜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還是富強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當然已經是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的崛起與文明有關嗎，抑或僅僅是一種「富強的崛起」？「富強的崛起」只是以GDP為核心的一組統計數據，所謂民富國強，是綜合國力的展現；而「文明的崛起」則是一種普世價值與制度體系，是人類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的誕生。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文明大國，按照雅斯貝爾斯的觀點，儒家文明與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響至今的人類軸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價值典範在於：法家追求的富國強兵並非正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際、群己之際的和諧，國計民生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終極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在於成德成仁，統治者施行仁政，民眾安貧樂道，維持身心平衡的禮治秩序。最後實現天下歸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過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在東亞地區曾經建立過長達千年的統治，那的確是一種以天下主義為核心的文明霸權。中國文明在18世紀到達巔峰，以至於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將1400－1800年的現代化早期視為「亞洲時代」， 在歐洲工業革命興起之前，已經出現了全球經濟體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中國與印度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進入19世紀之後，隨著歐洲的強勁崛起，中國文明逐漸衰敗。老大帝國先是敗於歐洲列強，然後不敵過去的學生、因「脫亞入歐」而變得強盛的近鄰日本。中國人痛定思痛，放下重義輕利的儒家文明，開始追求西洋式的強國崛起。 早在晚清，嚴復、梁啟超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發現，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後，隱藏著兩個秘密，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富強是軀體，文明是靈魂。富強與文明，哪個目標更重要呢？在落後就要挨打的亡國滅種危機面前，文明的目標、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較起富強，顯然可以緩一步進行，當務所急乃是盡快實現富國強兵，以自己的實力爭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追尋強國夢之中，富強壓倒文明始終是中國的主旋律。從晚清到民國，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文明夢的內涵與時俱變，但富強的目標始終一以貫之。即使在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掛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打造社會主義強國，依然是繼續革命的中心目標，毛澤東求強心切，發動「趕超英美」的大躍進，試圖以非現代的方式建立現代強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鄧小平先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隨後認定「發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國家強盛，成為社會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標，發展主義成為超越各種主義紛爭的國家主導思想，而消費主義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發展主義的國家戰略與消費主義的民眾意識上下合流，其背後共享的世俗目標，便是與價值、倫理與文明無關的富強。以尋求富強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崛起。 富強與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兩大秘密，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當中，暫時舍棄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強，不惜一切代價學西方，追求「富強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為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所作的序言中不無感慨地指出，嚴復站在尚未經歷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立場，一下子就發現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識到的19世紀歐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敘述的背後，讀出了「集體的能力」這一西方得以富強的主題。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幾代中國人追尋強國夢，在何種文明問題上，幾度搖擺――最初英美，又是法蘭西，隨後蘇俄，最後回到英美――至今爭論不休，但在富強這一關節點，卻前赴後繼，綱舉目張。富強這門課是殘酷的，學生先是被老師棒喝毆打，打醒之後一招一式模仿老師。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苦煉，終於到了學生可以向老師叫板、師生平起平坐的時刻。假如像雅克所預言的那樣，2050年真的實現了「東風壓倒西風」，這究竟是中國的勝利，還是西方富強精神的勝利？西方人屆時會否像當年被滿清征服的漢人那樣驕傲地回答：是的，是輪到你們東方人再次成為世界的統治者，不過這次你們卻在精神上墮入了我們西方精神的俘虜。是我們讓你們從野蠻走向了文明，哦不，從你們東方文明的視角來看，應該是從文明走向了野蠻！ 一個可欲的現代性既包含物質文明（富強），也內涵精神文明（價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現代化歷史，也是道德與生存、啟蒙價值與國家理性內在沖突、相互斗爭的過程。在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在西方歷史內部曾經出現過物質主義與國家理性攜手、走向全球野蠻擴張的文明歧路。這種以富強為核心的現代性，也預設了對人性的獨特理解，不過那僅僅是霍布斯意義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這種失去宗教與道德價值約束的現代性，無異是一種野蠻的現代性，或者說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沒有文明法則的制衡，聽憑現代性內部富強的單向膨脹，往往會墮於腐敗、冷酷與野蠻。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與文明內部的這種殘缺性有關。今日的中國人，比這個時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紀的西方人，表現出歐洲早期工業化時代慾望強烈、生機勃勃、冷酷無情與迷信物質力的布爾喬亞精神。當世之國人，與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較，在精神上恍若異種。在富強這張臉譜上，中國已經步入「現代」，而「現代」的代價卻是「中國」的失落――不是國家主權意義上、而是文明主體意義上的中國。 現代性內部的野蠻性
富強與文明都是現代性的內在要素。所謂富強，包含三個層面，首先是器物的現代化，其次是國民精神的提升，第三個旨在實現韋伯意義上的社會－經濟機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則是一種特定的價值目標和烏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這些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富強是世俗的訴求，而文明是內涵倫理、道德的價值理想。 在歐洲的現代性歷史過程之中，富強與文明是一個同時展開的兩面，富強為現代性提供了物質生產與制度合理化的基礎，使得人類在短短的幾個世紀之內能夠創造出比過去所有歷史的總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質財富，文明則為現代性提供了精神與制度的價值與意義，並以此發展出現代的心靈秩序與政治秩序。缺乏富強的現代性是一種虛弱的、貧乏的宗教/道德烏托邦，而沒有文明的現代性則是可怕的、具有內在破壞力的蠻力。富強與文明，是現代性不可缺少的兩面，它們滿足了人性深處世俗慾望與精神超越兩個矛盾性的追求，是心靈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會秩序中的現實展現。 雖然每個時代都有其野蠻性，並非自現代性而始，然而，現代性一方面是物質和科技的進步登峰造極，另一面卻是野蠻的空前（未必）絕後。文明提供的技術手段使得暴力和殺人更加科學化和理性化，電影《阿凡達》中最令人震撼的鏡頭，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與武裝到牙齒的現代人的對抗。現代性承認了人性的世俗慾望無限膨脹的正當性，當今世界各種利益政治的斗爭，最終乃是人性中的慾望沖突。霍布斯對現代人性的認識雖然冷酷，卻是一針見血：貪婪和虛妄。人類的虛妄發展到現代，莫過於此。當各種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學）崩潰之後，各種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識形態充斥人間，並且都以某種貌似崇高的名義施行暴力。現代性的內在野蠻性不是一種外在之物，而是內在於現代人的心靈之中，它成為現代烏托邦的內在一部分。暴力不僅施行於人的肉體，而且摧殘人的靈魂，前者比較容易察覺，而柔性的強制性力量――通常表現為流行的意識形態話語――作為福科所說的話語權力卻無所不在。現代文明的野蠻，說到底，乃是一種心魔。與野蠻的搏鬥，是現代文明內部的戰斗，是一場人性的自我搏殺。無論歷史如何進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與心魔的斗爭，是一場人類永恆的戰爭。 當代中國的發展，創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跡，但現代性的負面景觀都在中國集中地體現。如今這個全球化的現代性非常短視，非常自私，現代人為現世享樂主義激勵，不相信來世，不恐懼地獄，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見的慾望滿足。古代人、中世紀人對自然與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節制。現代人活得太囂張，肆無忌憚。地球總有一天會毀於人類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經心的偶然失誤。古老的瑪雅文明曾經預言2012年是世界與人類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後的審判也好，抑或彌賽亞時刻也好，都有一個對現世有所制約的神聖（或恐怖）的終端，讓人懂得審慎、畏懼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現代人，特別缺乏信仰的中國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無論是體現國家意志的奧運會、世博會倒計時，還是個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買車、買房、晉升的幸福倒計時，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時刻」，一旦來臨，即陷入虛無。人們在縱欲與虛無之間無限循環，生死輪回，永無盡頭。這，難道就是現代人的宿命嗎？ 現代性靠什麼與內在的野蠻性作戰？現代性一方面滋生著不斷變種的野蠻流感，同時也不斷生產著對它們的抗體，從現代性的歷史來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種價值以及相應的社會政治建制，還有人類幾千年的人文與宗教傳統，都是制約現代性負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給我們希望，啟蒙之所以沒有死亡，乃是建立在這種現代性抗體的自我生產機制之上的。按照歷史的辯證法，野蠻的流感讓文明產生抗體，但同時也不斷對抗體做出反應，產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繆所說，鼠疫是不可能終極地戰勝的，因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偉大，乃是有一種西西弗斯的精神，與之不斷的抗爭。對於人類文明的前景，我們應該抱有一種審慎的樂觀或有節制的悲觀態度。 「好的」與「我們的」：需要什麼樣的價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斷言到2050年中國將以文明霸主的姿態統治全世界。他追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路，將中國視為一個文明共同體，認為近代以來的中國「似乎像民族國家，但骨子裡是文明國家」。雅克這一前設性的理據在歷史與現實層面能夠證成嗎？傳統中國誠然是一個以儒家文明為認同核心的中華帝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然而，晚清之後歷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軸心目標是打造一個像西方那樣的現代民族國家。隨著中華帝國的傾覆，儒家文明也隨之崩盤，處於一波又一波的解體之中。文明國家以獨特的文化認同為基礎，而現代民族國家則以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主權認同為前提。自上個世紀初中國文明解體之後，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賴以存在的價值符號與文化獨特性變得曖昧不清，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文明」，這些最基本的自我認同至今如同在廬山雲霧之中。當代中國人不得不藉助民族國家的現代概念，通過對國家主權的不斷重申以及對國際關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區隔，而獲得國家與國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題或許倒過來說更為恰當：當代中國表面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國家，骨子裡卻是一個國家主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現代中國的重建，是滿足於民族國家的建構，還是恢復文明國家的風采？對於一般國家而言，它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使命只是實現民族國家的建構。但中國不一樣，作為曾經的軸心文明，一旦進入世界舞台，註定要扮演大國的角色。在國際政治之中，經濟實力當然很重要，卻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在討論全球歷史中的霸權演變時，提出要區別兩種不同的權力：支配權與霸權。支配權（domination）是一種通過強力（force）的權力，而霸權（hegemony），則是一種通過合意（consent）的權力。按照葛蘭西的經典定義，霸權的核心在於其意識形態的本質。霸權不僅建立在強力基礎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優勢（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權力體系。霸權的真正內涵在於知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即所謂的話語權。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個國家假如只有經濟實力，只是一個GDP大國，它可以擁有支配權，但未必有讓其他國家心悅誠服的道德權威。唯有文明大國，擁有話語領導權或文明競爭力的大國，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業史可以清晰地證明這一點。最早利用航海術進行全球探險與殖民擴張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們之所以曇花一現，不能成為穩定的世界霸主，個中原因乃是它們徒有擴張實力，而缺乏典範性的現代文明，最終難免被取代。英國在19世紀稱霸全球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這個日不落帝國除了工業革命提供的強大經濟力，最重要的乃擁有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及一整套社會經濟政治建制。到20世紀美國替代英國稱霸世界，也是同樣如此：領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範性的美國價值。這些文明典範伴隨著帝國的全球擴張，輸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民族國家是個別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國家是普世的，無論它用什麼樣的力（軍事力、金融力或經濟力）領導世界，在實力背後還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語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著屬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或本質，而文化（Kultur）則強調民族之間的差異和族群特徵。文明的表現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質、技術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學，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態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價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創造的價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僅僅適合某個特定民族、國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個別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適合全人類的普世性價值，從軸心文明到現代文明的世界各種宗教與哲學，無不具有這種普世特徵。 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麼是好的」，而文化關注的則是「什麼是我們的」？ 文化只是為了將「我們」與「他者」區別開來，實現對「我們」的認同，解決自我的文化與歷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但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超越的視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歷史――回答「什麼是好的」，這個「好」不僅對「我們」是好的，而且對「他們」也同樣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值。 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而是重建一個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那麼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就必須以普世文明為出發點，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世文明的獨特理解。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中國的主權，不容別人來說三道四」這類慣常語自我辯護，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准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當代中國的一些國家主義者在乎的只是「我們」與「他者」的區別、只是一門心思考慮如何用「中國的」價值代替「好的」價值，以為只要是「中國的」，在價值上就一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區別敵我論」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價值正當性，因為「我們的」價值無論在邏輯還是歷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好的」和「可欲的」價值。中國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於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值的文明。對中國「好的」價值，特別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價值，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僅對「我們」而言是「好的」，而且對「他者」來說同樣也是有價值的。中國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皈依。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天下主義如何轉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這是一個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 在文明與文化的關繫上，當代中國思想界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是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普世價值論」，認為中國的未來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現代化道路。另一種是國家主義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對論」，認為各個民族與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由於國情與文化不同，各有其價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間不可通約，不存在一個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原教旨自由主義視西方為文明的普世模式，這種黑格爾式的文明發展一元論將導致科耶夫所批評的並非美妙的「同質化的普遍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樣性與豐富性將被這種同質化的一元文明所徹底摧毀。普世文明的確存在，但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兩種對普世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統與現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相互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當思想界還沉睡在冷戰思維和現代化模式之中時，西方中心主義的確主宰過中國人天真的心靈。近十年來，隨著「反思的現代性」思維崛起，普世文明的內涵發生了內在的轉變。西方與東方一樣，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種，所謂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種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類得以和平共處與健康發展的基本價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組固定不變的靜態要素，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內涵也處於不斷的再建構過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動態的、歷史的，又並非邊界模糊、可任意解釋與發揮。當上帝和天命等各種超越世界解體之後，普世文明便擁有了深刻的啟蒙印記，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制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扞衛。這些已經被寫入聯合國一系列基本公約、並為大多數國家所簽訂認可的，已經成為人類的核心價值。 這種意義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種以文化多元主義為基礎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主義者所堅持的文化相對主義有著非常重要的差別。文化多元主義承認不同的文化之間雖然有質的不同，但彼此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並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上，有可能獲得共約性，比如自由、平等、博愛、公正、和諧等，在當代社會便成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價值。只是在這些價值之間何為優先，什麼最重要，不同的民族與國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選擇。但是文化相對主義就不同了，它頑固地堅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獨特的價值標准，文化之間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價值，「我們的」價值就是「好的」價值。文化多元主義可以與普世文明並存，但文化相對主義只能導致封閉的、狹隘的「中國特殊論」。中國文化的確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樣，但中國文化畢竟是偉大的軸心文明，特殊之中蘊涵著豐富的普遍性，蘊涵著可以與人類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中國特殊論」貌似政治正確，卻將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層次，大大矮化了中國文明，實非中國之福音也。 富強背後的國家理性
當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堅持「中國特殊論」，拒絕在文明價值上與其他文明相互比較和參照，而試圖走中國式的另類現代性道路的時候，他們所謂現代性的公共標准只剩下一個，那就是所謂的國家富強：各個國家的現代性在文明價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國家實力上現代性才具有了某種量化的可比較性：誰有實力，誰能武力稱霸，誰的現代化就最成功。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的國家主義是一種徹底的價值虛無主義，是中國走向「文明的崛起」過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國家的富強重要，還是文明的建設更重要？這個問題，從晚清的梁啟超、嚴復、楊度、孫中山，一直到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爭論。在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兩種理性的沖撞。在歐洲現代性的歷史過程之中，發展出兩種不同的理性傳統：啟蒙理性和國家理性，啟蒙理性的道德價值落實在個人的自由與解放。而國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從馬基雅維利開始，國家作為一個有機的個體，它像人一樣具有自身的生存發展的理由，為了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國家理性預設了國家主權的自主性，近代的國家主權因為超越了古希臘羅馬的德性倫理和中世紀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憑借的是啟蒙理性的自然法傳統，到19世紀德國歷史主義狂潮興起，普世的自然法傳統被判為虛妄，國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倫理羈絆，權勢成為其唯一的目的，國家成為超道德的利維坦。國家理性的正當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學，而是所謂的國家與國民的同一性。國家掙脫了來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規則，它成為它自身，其正當性來自人民的授權，這種授權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選舉授權。國家自身有其存在、發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國家一旦獲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權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規范，其內在的權勢如同惡魔一樣便自我繁殖，向外擴張。 梅尼克在《馬基雅維利主義》一書注意到，霍布斯的國傢具有自我解體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義和利己主義，無論多麼理性，都無法產生一種將自利的、分散的個人凝聚起來的社會紐帶。某種更高的道德與思想價值必須添加到國家理性之中，於是德國的黑格爾主義，以歷史主義目的論的論證，賦予國家以最高的善。 歐洲有兩種國家理論：第一，從斯多葛學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體系，塑造了理性主義的國家，在17世紀，自然法的價值不再來自於自然與天國，開始從人的自然權利解釋國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馬基雅維利主義開始的現實主義國家，國家本身是一個集體人格，並非個人利益的總和，國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義的國家與現實主義國家（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種解決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義的。到盧梭那裡，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讓國家獲得現代的神學政治形式，而試圖將二者最後調和起來的，是黑格爾。英國的功利主義政治來到德國，演化為帶有神秘主義性質的神學政治。黑格爾的世界精神需要在歷史中逐步展現，它需要一個像國家那樣的權勢作為主宰人類生活的載體。但手段成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國家權勢的道德表述。國家理性獲得了一種偉大的道德尊嚴。這種自我道德正當化的國家理性，比較起霍布斯世俗主義的國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壞性，這也是德國可以從國民國家一體化的國家主義走向民粹運動的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義一定需要國家的自我魔化。 糾纏梅尼克一生的問題便是國家理性中的道德與權勢之爭。近代德國的一部思想史，從最初的浪漫主義、歷史主義，走向價值虛無的國家主義，最後生出法西斯主義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寫《德國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國家理性內部的權勢擴張。作為一個歷史主義的大家，他沒有回到普世的啟蒙理性，而是從18世紀德國早期現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義（康德、歌德、席勒與赫爾德）那裡尋求德意志民族獨特的道德價值， 用今天的說法，如何為國家建構奠定一個文明基礎？ 從歐洲近代思想、特別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觀當下，我們會發現當下中國與19、20世紀之交的德國具有某種相似性，那就是富強崛起之後向何處去？現代德國的悲劇性歷史留給人類的重大教訓，乃是提醒我們：假如國家理性缺乏啟蒙理性的導航和制約，任其自身發展，將會把民族拖下無底的深淵。國家理性與啟蒙理性都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國家理性與啟蒙理性各有其內在價值，並非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國家理性借文明的名義擴張其權勢。問題在於：我們要的是什麼樣的國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擴張性的國家理性，還是審慎的、有道德原則的國家理性？國家理性的正當性何在？是虛幻的國家/國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權，還是自由憲政體制所形成的國家意志？國家理性當然也可以是中國特色的，但在中國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義傳統，也有法家的窮兵黷武傳統，你的國家理性與誰調情，雖然打的都是「中國特色」牌，結局大不一樣。 任何一種理性或主義，本身具有內在的多歧性。真正的歷史罪孽是一種化學反應，單個主義很難說好壞，就看與誰聯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陽提出要「通三統」，這個提法本身不錯，問題在於過於籠統，「三統」中無論是中國文化傳統，還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傳統、西方的現代性傳統，都是內涵非常復雜、具有豐富兩歧性的傳統，就看如何個「通法」。現代的國家理性，究竟是與現代的啟蒙價值、儒家的人文傳統相結合，還是與毛澤東的集權體制或者法家的富國強兵同流合污？與其籠統地談「通三統」，不如深入一個層面，仔細地梳理「三統」之中不同的歷史遺產，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組合方案，為中國文明的重建展開一場思想的大論戰。 如何從富強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國要的是什麼樣的文明國家？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應該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

F. 如今人們消費的價值變化巨大，我們是如何從精緻窮變成消費主義逆行者的

這個時代是最好的時代，每個人都能夠通過網路了解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通過金錢便能獲得自己喜歡的東西。這個時代是最壞的時代，將想法和生活分割，讓消費跟不上錢包。

“精緻窮”這個詞一度成為熱議的話題，昂貴的物品讓普通人獲得滿足感和歸屬感，就像前幾年大火的lo裙，漢服等圈層文化，讓大家看到由於經濟的進步，人們文化思想開始逐於多元化，而“消費主義逆行者”也應運而生。

“消費主義逆行者”是和精緻窮完全相反的兩個概念，“消費主義逆行者”即強調斷舍離，讓物品價值最大化，只買最合適的東西。

多方面提高生活質量

大學生在“精緻窮”這個群體中佔大的比例，有些女孩子為了漂亮，為了虛榮寧可每天吃榨菜饅頭，而有些男孩子為了潮牌，為了酷，寧可欠下大筆貸款。

從一方面來說，他們滿足了自己生活一方面的需求，但是生活其他方面卻是千瘡百孔。而“消費主義逆行者”懂得從多方面來提高生活質量，並不會刻意來節省錢，而是將錢的作用最大化，例如：明明擁有了防曬霜，也不會聽信其他人的讒言去購買其他品牌的防曬霜產生浪費。

從精緻窮到消費主義逆行者相較於行為上的變化，更大的是思想上的變化。